第一篇：根據人口統計數據,科學制定計劃生育政策

200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中：

“今后十幾年，人口慣性增長勢頭依然強勁，總人口每年仍將凈增800－1000萬人”

而看近5年統計局數據，人口每年實際增長600多萬人，并且總的趨勢是在不斷減少。中國計劃生育下一步需要考慮的問題：

一、男女比例失調。

隨著歷年人口數據以及第六次人口普查統計數據的出爐，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出生人口男女比例的形勢非常嚴峻，已經連續7年在6：5左右。將來隨著這批人的成長，進入婚育高峰期，則會有大量男性無法找到自己的配偶成家立業。

城市中不會顯現太嚴重的后果，但在貧困地區，將造成大量光棍村，沒有家庭依托，形成嚴重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二、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

隨著醫療手段提高，人的壽命不斷延長，我國65歲以上人口的數量不斷增加，看近兩年（2010、2011年）數據，每年增長400—500萬人，并且數量趨勢是不斷增加的。

老齡化的嚴峻，將給我國的養老、社保等造成巨大的壓力。

三、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已達到高點。

未來幾年，1996、1997、1998年出生的人群將逐漸達到16歲勞動年齡，而死亡、老齡化造成的勞動人口喪失每年也有1000萬以上，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將趨穩并逐漸進入下行軌道。

以后影響人口增長的因素：

一、育齡婦女人數和生育率決定出生孩子數量。

近幾年每年出生人口還穩定在1600萬左右，是因為2005年之后出現20-29歲生育旺盛期婦女高峰，但20-29歲年齡段的婦女在下一個十年數量將快速減少，會直接造成出生率下降。

二、中國的高速發展將抑制生育意愿。

據說馬寅初先生曾對毛澤東主席說，“中國農村人口太多是因為晚上沒電。”這確非戲言，隨著經濟發展，教育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生孩子的機會成本增大，人們的生育意愿自然就掉了下來。現階段，城市居民生育率極低，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發達城市居民不愿生孩子，生育率達到1以下。

三、死亡率將逐步提升。

1949年建國以后，50、60年代以及70年代初，都有生育高峰，從現在開始，19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口已逐步進入老年。隨著這批人達到70—80歲（預計10年后中國的平均壽命增長到80歲），中國每年的死亡人口將激增。

隨著經濟發展，中國的人口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人口政策多年未有足夠的應對措施。希望中國人大等立法機構、國務院等行政部門能盡快根據新的發展形勢，制定出適應“十二五”、“十三五”的好政策。

2011性知識手冊

2012年3月7日星期三

第二篇：人口和計劃生育相關政策

阿左旗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

人口和計劃生育相關政策匯編

一、?阿左旗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關于上報2006年整村推進扶貧工程實施方案的通知?（阿左扶辦發?2006?38號）整村推進扶貧工程中重點考慮獨生子女戶、雙女戶等計劃生育貧困家庭的生產生活，要保證扶貧資金的10％以上用于扶持計劃生育獨生子女戶、雙女戶家庭，使每人平均收益農區1300元、牧區1800元，基本解決被扶持的極端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提高低收入貧困人口的收入水平。

二、?阿左旗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關于引發?阿左旗2006年農牧區勞動力扶貧轉移培訓實施方案?的通知?（阿左扶辦發?2006?38號）

在貧困地區勞動力轉移培訓工程中優先培訓轉移獨生子女戶、雙女戶家庭勞動力，使其占到培訓總人數的20％以上，每人補助培訓費300元，力爭80％以上實現轉移就業。

三、?中共阿拉善左旗委員會辦公室、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印發?旗直單位開展“11232”結對幫扶工程的實施方案?的通知?（阿左黨辦發?2006?70號）

盟、旗行政機關、事業單位、群團組織、條管部門和駐軍部隊、企業、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結對幫扶貧困計劃生育農牧戶，使幫扶對象人均收入提高到2000元以上，具備穩定發展的生產基礎和生活條件。

第三篇：2002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主要統計數據

《2002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主要統計數據》

（2003年第1號）

現將2002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主要統計數據公布如下：

2002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主要統計數據

---―――――――指標數值時點或時期數據來源 ―――――――---人口增長指標

年末總人口（萬人）1284532002年國家統計局出生人數（萬人）16472002年國家統計局出生率（‰）12.862002年國家統計局死亡人數（萬人）8212001年國家統計局死亡率（‰）6.412002年國家統計局

生育節育指標

計劃生育率（％）80左右2002年國家計生委

出生性別比116.9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

農業人口

一孩103.1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二孩158.5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多孩166.2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

非農業人口

一孩108.9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二孩171.6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多孩183.3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

育齡婦女人數（億）3.572002年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推算已婚育齡婦女人數（億）3.102002年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推算已婚育齡婦女綜合避孕率（％）86.92001年2002年全國計劃生育/生殖健康調查

本施行計劃生育手術例數（萬例）1549.84822002計劃生育統計報表男性絕育（萬例）37.522002計劃生育統計報表女性絕育（萬例）221.52002計劃生育統計報表放置宮內節育器（萬例）925.52002計劃生育統計報表取出宮內節育器（萬例）200.72002計劃生育統計報表皮下埋植（萬例）30.92002計劃生育統計報表人工流產（萬例）133.72002計劃生育統計報表

總和生育率1.82002年國家計生委

人均計劃生育財政投入（元）6.502001年國家計生委-----------------注：“”指上年10月1日到本年9月30日。2003年6月2日

(國家人口計生委計財司）

第四篇：人口與計劃生育政策

人口與計劃生育政策

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嚴禁不符合法定條件者生育。按照《浙江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2007年修訂版）第十九條規定，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夫妻，經批準，可以生育第二個子女。

（一）雙方均為獨生子女，已生育一個子女的；

（二）雙方均為農村居民（農業人口，下同），已生育一個女孩的，但一方為機關、團體、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職工或一方從事工商業一年以上以及雙方與企業建立勞動關系一年以上的除外；

（三）雙方均為農村居民，一方兩代以上均為獨生子女，已生育一個子女的；

（四）雙方均為農村居民，女方父母只生育一個或兩個女兒，男到女家落戶，并贍養女方父母，已生育一個子女的（只適用于姐妹中一人）；

（五）雙方均為少數民族，已生育一個子女的；

（六）雙方均為農村居民，一方是少數民族并具有本省兩代以上戶籍，已生育一個子女的；

（七）一方為烈士的獨生子女，已生育一個子女的；

（八）一方未生育過，另一方再婚前已生育一個子女的；

（九）一方未生育過，另一方再婚前喪偶并已生育兩個子女的；

（十）已生育一個子女，經設區的市以上病殘兒童鑒定機構確診為非遺傳性殘疾，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的；

（十一）一方連續從事礦井井下作業五年以上，已生育一個女孩，并繼續從事井下作業的。

申請特殊情況生育的夫妻必須同時符合以下條件：

（一）、夫妻雙方提出生育申請；

（二）、無違反生育政策多生育子女；

（三）、家庭環境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長；

（四）、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1、夫妻依法收養一個子女后又懷孕的；

2、再婚前一方已生育過兩個子女，另一方未生育過，身邊無子女的夫妻；

3、再婚前雙方各生育各一個子女，現家庭無子女的夫妻；

4、再婚前雙方各生育過一個子女，其中一方喪偶，現家庭只有一個子女的夫妻；

5、再婚前雙方曾生育子女合計為兩個，現家庭只有一個子女的夫妻

家庭無子女，是指夫妻新組合的家庭無未成年子女，再婚前所生的未成年子女依法院判決或離婚協議隨前配偶生活。

《浙江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二十四條 嚴禁棄嬰、溺嬰、非法收養子女。棄嬰、溺嬰、非法收養子女的，不再安排生育。

《浙江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 第二十五條 嚴禁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或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選擇性別人工終止妊娠的，原生育安排失效，并不再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

第五篇：計劃生育政策制定的依據

二、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制定的依據

（一）整體政策的依據

一般說來，人口發展狀況、原有人口政策、整體的制度安排與結構、經濟發展及其戰略和人口、資源與環境所形成的人地關系構成人口政策環境，并成為所有參與人的共同信息。依據共同信息，參與人形成有關人口均衡發展的不同戰略，在反復出現的博弈中，各種決策規則被參與人不斷嘗試，進而從眾多的決策規則中分離出一種參與人都認可、都相信的共同知識，在供給方形成條文化、客觀化的政府規制，并在各參與人處得到實施，從而凝結成共有信念。在各種影響因素當中，一定時期的人口發展狀況是人口政策形成的重要依據。原有人口政策以路徑依賴的方式影響以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演變。整體性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也成為選擇人口政策的重要環境。由于制度結構中各種制度安排的相互關聯，某個特定制度安排的變遷，可能引起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務需求，導致嚴重的制度非均衡。經濟發展及其戰略、人口與資源環境等形成的人地關系內生不同的人口需求，誘發新的規則。

總體來說可以歸類為以下三個依據：

1.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和毛澤東、鄧小平人口思想是我國制定人口生育政策的思想理論依據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論指導下進行的。有什么樣的思想認識路線,就會制定出什么樣的政策來。我國的人口生育政策就是在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和毛澤東、鄧小平人口思想的指導下制定出來的。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和毛澤東、鄧小平人口思想不是就人口談人口,而是運用唯物論的方法,把人口現象、人口運動及其整個過程放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加以考察,從而既科學地闡明了人口自身的發展規律,也闡明了人口與經濟、人口與社會的發展規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兩種生產”理論、人多也好也壞的兩點理論、人口非控制不行的理論、中國是大國也是小國的理論、人均是主要尺度的理論,為我們認識和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為我們制定出一個符合中國實際需要的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思想理論基礎;同時,也為我們在人口問題上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認識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武器。

2.我國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現狀及其交互作用后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是制定我國人口生育政策的客觀國情依據。

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生育政策,都是從自己的國情及其需要出發而制定出來的。我國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人口基數大、素質偏低;經濟較為落后,底子薄,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各種社會設施和社會福利的人均水平處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各種資源總量可觀,但是總的人均水平則歸于世界上最低行列;自然環境雖然空間較大,但是適宜于人類生存的環境相對緊張,環境的人口承載力已接近飽和。我們的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已經承受了來自人口的巨大壓力,我們不能再繼續加壓了。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承認現實,在已有國情的條件下尋求快速發展的路子。在人口方面,要盡量減少出生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在經濟方面,在充分利用和發揮勞動力資源優勢的同時,大力采用最新技術,以盡快提高社會平均勞動力生產率水平；在社會方面,改善社會設施,增進福利水平,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在資源方面,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率,在開發新資源的同時轉變經濟的增長方式,提高單位資源的貢獻率；在環境方面,合理人口分布,減少污染或破壞,大力發展環保產業,使生態得以平衡,并處于良性循環狀態。以上國情諸多要素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依賴,其中特別是人口要素,既與經濟有著密切的關系,又與社會有著密切的關系,既與資源有著關系,又與環境有著關系,人口的數量過多和素質偏低的現狀正在通過許多途徑給經濟、資源、環境以不良的影響。我國國情的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以及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都要求我們制定一個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的人口政策。

3.絕大多數人的生育觀念定勢及其可塑性是制定我國人口生育政策的社會心理依據。

生育觀念是人們生育需求的反映。生育需求即生育動機,有經濟的、社會的、精神的、宗族的、夫妻之間的等等多個方面。由歷史和現實諸多因素形成的人們生育觀的定勢,雖然是我們制定人口政策的出發點,但不是我們制定人口政策的決定點和最后臨界點。人們生育觀的可塑性和生育極限性才是我們制定人口政策的決定點和最后臨界點。從出發點到最后臨界點的人們生育觀的可塑性是有較大幅度的。我們決定人口政策內容及其量點究竟在較大幅度的哪一點上？對此,我們認為,在控制人口過速增長方向已定的條件下,主要就決定于經過努力工作后人們心理的承受能力了。能承受得了,我們的人口生育政策最終就能落實,也會有很好的政策效果。承受不了,就會造成諸多矛盾,出現各種阻力,人口生育政策就不能完全落實,政策效果也不會是理想的。因此,我們在制定人口政策時,要認真考慮人們生育觀的可塑性和人們的不斷變化著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執行人口政策時,要從育齡群眾現實需要出發,采取多種措施,急人所急,幫人所需,不斷加大人們生育觀的可塑性,提高他們對人口生育政策在心理上的承受能力。只有這樣,我們的人口生育政策才是從實際出發的,才會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擁護,也才能順利地得到貫徹執行。

（二）各個階段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據

1、現實與要求：計劃生育提出的起點（1949—1953）（1）毛澤東《歷史唯心觀的破產》一文之潛在影響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但由于意識形態的分歧，新生的人民政權處于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包圍之中。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前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曾大肆散布：“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吃飯的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一件事情。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針對這種否定、懷疑中國革命的謬論，1949年9月16日，毛澤東發表著名的《歷史唯心觀的破產》一文，嚴正批駁艾奇遜的人口觀，鮮明地闡述了自己的人口觀。毛澤東指出：“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情，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象馬爾薩斯之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批駁得干干凈凈，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世間一切事務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多、物產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毛澤東對人民的熱情洋溢的贊揚，有力的批判了人口決定論和人口悲觀論者，駁斥了帝國主義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攻擊。在那時候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是針對艾奇遜認為中國不能解決吃飯問題的觀點來說的，強調的是革命加生產便能解決吃飯問題，并不是回答新中國成立后要不要控制人口的問題。加之那時候戰爭還未結束的情況下，控制人口問題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所以我們不能撇開當時的歷史背景，而用今天的計劃生育的觀點來看待毛澤東的這種論述。

但同時我們不得不承認，毛澤東在強調人的創造性、批駁人口悲觀論的同時，也潛在著忽視人口發展規律和趨勢的因素，使中國人民在認識人口問題的道路上多了一些曲折。后來，其中的部分論述被一些人所誤用，據以反對節制人口的正確主張，導致片面的、錯誤的人口理論曾盛行一時，使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放松了對急劇增長的人口的控制，直接、間接地影響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造成了較為嚴重的消極后果。

（2）經驗不足與盲目照搬

新中國成立之初，各項事業百廢待興，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不可能立即充分認識到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尖銳矛盾，沒對人口問題引起足夠的重視。由于缺乏準確的資料，對全國的人口總數還沒有摸清底細，連起碼的人口總數，也是沿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4.75億人。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幾次講話中，都說我國人口是4.7億。統計資料的模糊，制約了國家對人口問題的認識，包括人口結構、人口分布、發展越勢和發展規律等。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戰爭，更是難以讓人超越戰爭環境而去提倡計劃生育。直到1953年，“人多是好事，人多不是壞事”的觀點，成為當時人口問題的主導思想。在此思想指導下，1950—1952年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我國政府有關部門制定了一些限制節育、鼓勵多生的社會經濟政策。主要表現為：

在醫療衛生方面，對絕育手術和人工流產采取嚴格限制的方針。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衛生部發布《機關部隊干部婦女打胎限制的辦法》。規定：為保障母體安全和下一代的生命．禁止非法打胎。并規定了可施行打胎的6種情形。打胎以前，必須經本人丈夫同意并簽字。打胎者，或經公立醫院婦產科醫生證明，申請批準，或經機關首長批準。屬中央所屬單位的。須經李德全部長審核批準。軍事范圍的由傅連暲部長審核批準。凡未經批準而打胎者，對其本人及執行打胎者，分別予以處分。1951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批復了衛生部《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及《婚前健康檢查試行辦法》二草案，規定施行絕育手術的條件為：①婦女有重癥癆病、心臟病、。腎臟病、惡性貧血或其他足以影響生命之疾病者：②婦女因骨盆狹窄、畸形，難產或其他原因剖腹生產二次以上者；③已婚婦女年逾35歲，有親生子女6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一人年逾10歲，如再生育將嚴重影響其健康以至危害其生命者。施行人工流產手術的條件為：①孕婦患肺結核、心臟病、腎臟病、惡性貧血或其他重病，繼續妊娠將危害母體生命或對母體健康有重大損害者：②發生流產現象，實施安胎無效者；③因骨盆狹窄、畸形或其他原因剖腹生產二次以上者。施行絕育及人工流產手術的批準手續有一些具體規定，在實行絕育手術及人工流產手術之前，必須夫妻雙方同意，并經組織批準，違反者以非法墮胎論罪。此外．草案還規定：藥房出售節育藥具，須向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呈報批準等。1953年1月12日，衛生部通知海關：“查避孕藥和用具與國家政策不符，應禁止進口”。14日，衛生部批復華東軍政委員會衛生部并抄送全國衛生機關及中國醫藥公司，重申對節育用具的制造銷售應予登記，嚴加管理。

2、計劃生育呼之欲出（1）人口激增的社會現實

為進一步摸清人口底數，掌握我國的基本國情，以適應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從1953年5月開始，我國進行了1949年以來的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普查的標準時間為1953年6月30日24時。普查的項目有：總人口(其中分男、女、育齡婦女)，總戶口數，各年齡組人口(其中分0—6歲、7-14歲、勞動年齡人口、男60女55歲以上人口)，市、鎮縣人口。這次普查，全國共動員了250萬統計員、記錄員、調查員和監察員等，以個人常住所為計算基礎，獲得了1953年人口總數、性別、年齡、民族構成和城鄉人口分布情況等項目的情況，準確度是較高的。1954年11月1日，普查結果公布：全國人口總數(包括臺灣、港澳、國外華僑和留學生在內)為601938035人，其中大陸人口達58060萬人，占世界人1：3的1／4：少數民族人人口數為3532萬；城市人口占13．26％，農村人口占86．74％。1949—1953后的短短4年中，全國凈增人口4600多萬．人口自然增長率高達23‰。經過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使人們看到了中國6億人口的現實，摸清了全國人口的底碼，人口增長過快的勢頭明朗化。在進行全國人口普查的同時，我國內務部還進行了人口動態統計分析。分析結果表明，我國人口已出現高出生率和較低死亡率及高自然增長率的發展趨勢。人口基數之大，增長速度之快，使人口問題不容忽視。人口無計劃地盲目增長同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矛盾開始顯露出來。人們日常生活中已感到城市住房有些緊張，青少年升學受到校舍的限制，育齡人群的避孕要求也變得強烈起來。正如周恩來在《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務》中所言：中國老百姓“對生兒育女的事情是很高興的，喜歡多生幾個孩子。但是，這樣一個增長率的供應問題，卻是我們一個大負擔”。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和人口動態統計分析的結果，使人們看到了我國人口基數大、增長快的社會事實，為計劃生育的提出提供了現實依據。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開始意識到控制人口盲目增長的必要性，并從政策上、技術上為開展節制生育作了很多準備工作。

（2）群眾普遍的節育要求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丁《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規定“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我國廣大婦女翻身得到了解放，成為國家的主人。她們得到了戀愛自由、婚姻自主和男女平等的權利。人身解放與政治自由的獲得，使廣大婦女釋放出巨大的熱情。隨著建設事業的發展和婦女就業人數的迅速增加，生育子女過多過密，必然影響她們的工作、學習、生活和對子女的教養。許多已婚婦女既要參加工作、學習，又要兼顧家務勞動、照料孩子。早婚多育與工作、學習、生活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出來。為擺脫家庭羈絆和多子女的拖累，她們迫切希望晚結婚、少生育。少數農村婦女也迫切希望少生育，更好地參加生產勞動，但她們多數不知如何避孕，又羞于啟口詢問，更沒有避孕節育的措施，私下墮胎的現象也經常發生。

在此期間。我國政府對群眾的節育要求有所覺察。1954年5月27日，鄧穎超(時任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寫信給鄧小平(時任政務院副總理)，提到“關于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難以及避孕的問題。……確是帶普遍性的。”“有不少已婚男女干部為了避孕，由于得不到指導及適宜的藥物工具等而被迫自行盲目解決，采用了一些有損身體健康或引起疾病以致造成不良后果，倘主管及有關方面不及時注意，采取主動的方針和適宜可行的步驟，任其自流，則會使許多干部因缺乏避孕的醫藥衛生常識而造成不良的后果，將影響干部的身體健康，也影響家庭幸福及女干部的工作與學習。”鄧穎超的信真實地反映了廣大育齡婦女要求少育、節育的強烈愿望和急切心情，也反映了中央領導對避孕節育問題的重視和關切。收到鄧穎超來信的第二天，鄧小平即在信上作了批示：“我認為避孕是完全有必要的和有益的，……應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劉少奇也意識到農民的節育要求，“現在鄉下人也在叫苦，他們不知道如何節育，也不知道可不可以不生孩子，溺嬰的很多，特別在貧困農民中更多。可見農民中也不是沒有人要求節育。做婦女工作的同志就應該采取適當辦法，告訴他們如何節育。”在現實與要求面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開始考慮計劃生育的政策制定和技術服務，計劃生育事業呼之欲出。

2、政策與宣傳：計劃生育起步的雙翼（1954—1957）（1）宣傳活動的展開

這一時期由嚴禁節育到逐步主張節制生育階段。此時的避孕宣傳工作由過去的口頭的、不公開的宣傳變為登報的、公開的宣傳活動，如1956年6月15日，《健康報》發表題為《進行避孕知識的宣傳和指導》的社論，6月20日，《光明日報》載李德全(時任衛生部長)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的發言《人民保健事業新任務》，6月26日，《光明日報》以《要做好節育問題的宣傳和指導》為題載邵力子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的發言。8月6日，衛生部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和形勢發展需要，發出《關于避孕工作的指示》。同年，全國各地報刊如《浙江日報》、《新湖南報》、《解放日報》、《文匯報》等都宣傳報道了大量有關節育、避孕的新聞，浙江、上海《新知識》、人民衛生等出版社還出版許多相關書籍。

在人口政策較為寬松的環境里，人口研究之風也日漸興盛。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倡導下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許多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醫學家紛紛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參加座談討論，闡述控制人口增長、實行計劃生育的必要性，提出解決中國人口問題、推行避孕節育的途徑和建議。如羅青（北京勞動干部學校校長）的就出生率的降低提出了兩個關鍵性的問題：節制生育和提倡晚婚，并進行了比較詳細的分析。，在眾多研究論文中最其代表性、影響最為深遠的要當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馬寅初利用他擔任人大代表、人大常委

職務之便，每到一地都深入工廠、農村，間工人農民干部座談人口問題。7月5日，《人民日報》刊載馬寅初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題為《新人口論》的書面發言。在《新人口論》中，馬寅初根據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客觀地估量了中國人口發展的態勢，分析了人口增長過快與資金積累、輕工業原料生產、糧食生產以及科學研究之間的一系列矛盾，對人口盲目增長作了探討，提出了控制人口數量和提高入口質量的主張，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人口觀點，受到國內外人士的廣泛關注。

（2）計劃生育的初步開展

1957年3月28日，商業部、衛生部和供銷合作總社發出聯合通知，決定擴大供應避孕藥具并全面降價，實行全國統一價格。5月15日，衛生部發出修改人工流產及絕育手術的通知，簡化了人工流產及絕育手術手續。10月10—31日，衛生部、化工部、商業部聯合舉辦避孕工作展覽會，并介紹了正在研究、試制中的避孕方法及藥具。3月31日，中華醫學總會節育技術指導委員會成立。馬寅初應邀與會并發言，他說：“我們的經濟是計劃經濟，生育也必須耍有計劃。”“控制人口必須要由政府來做，這件事只有我們這個政府做得到”。避孕藥具的供應和質量檢查的加強，避孕指導門診點和避孕藥具銷售點的擴大，人工流產和“結扎”手術手續的簡化，節育技術指導委員會和分會的建立及節育技術人員的培訓，都大大方便了有計劃生育要求的人民群眾。

針對中國人口快速增長勢頭和群眾較為普遍的節育要求，中國政府適時地提出實行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并在宣傳教育、技術指導和藥具生產供應等方面都做了一些實際工作，使得我國人口從1952年開始的第一次生育高峰增速趨緩。但由于各項工作的開展還僅限于在個別大、中城鎮以及個別省、縣展開，而且很快即告中斷，對于全局的控制人口增長沒有多大變化。計劃生育要走上正軌，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

3、爭論與批判：計劃生育發展的歧路（1958—1961）

計劃生育指導思想的反復。1958年“大躍進”運動開始后，整個文化教育界迅速受到反右斗爭擴大化的沖擊，計劃生育指導思想出現反復，剛剛起步的計劃生育工作遭受挫折。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在人口問題上的矛盾心理，誤導了對計劃生育問題的爭論，挑起了對人口研究的錯誤批判，計劃生育認識的誤區導致了計劃生育航向的迷失與發展的歧路。計劃生育成為政治運動的殉葬品。1958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人多好，還是人少好？我說現在還是人多好，恐怕還要發展一點。你現在要人家節育，但我們一是工具不夠，二是宣傳不夠。農民字都不認識，還有早婚的習慣。你強迫他節育，又不行，他又不能控制自己……我看要搞到七億人口，就會緊張起來……但是我并不是說不要做宣傳，不要制造工具。要做宣傳，要盡可能做宣傳。我是贊成節育的，并且贊成有計劃地節育的。一方面講節育，一方面要節省，要成為風氣。”5月5日，劉少奇在八屆二中全會的工作報告中說：“一些學者認定農業生產的速度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他們只看到人是消費者，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產者，人多就有可能生產得更多，積累得更多………”。“左”傾錯誤的影響，造成對工農業生產盲目樂觀、不切實際的估計，片面強調人多是好事的一面，忽視人多有困難的一面，形成對計劃生育必要性的挑戰。

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升高，自然增長率降低，人口增長陷于停滯。大陸總人口由1958年年底的65994萬人反而減至1961年年底的65859萬人，1960年更是出現1949年以后的首次人口負增長。1949年以來第一次人口發展低谷，迷惑了一部分人的眼睛，他們認為無需提倡計劃生育，也很少有人再愿過問。計劃生育工作被擱置下來，廣大群眾的生育又回復到自發狀態。

4、計劃生育的再起與停頓（1962—1970）（1）計劃生育的再度興起（1962—1965）

從1962年起，我國結婚生育人數大幅度上升，初婚婦女數由1959年339.2萬猛增至

1962年的577.4萬和1963年的507.9萬，增福分別達70.2％和49.7％。與此同時，大量已婚育齡婦女開始進行補償性生育。受此影響，我國人口發展迅速走出低谷，并開始猛增，人口出生洪峰接踵而來。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文件明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的狀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既定的政策。”1963年2月1日，周恩來在華東農業先進集體代表會議上說：在這里我先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晚婚和節育。1962年2月7日。周恩來在《克服目前困難的主要辦法》一文中指出：“從長遠來看，我們不僅要減現在的城鎮人口，減現在的職工，還要控制人口的增長。在人口多的城市，在人口密的地區，應該提倡節制生育、計劃生育。”1963年9月18日，徐運北（時任衛生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第二次城市工{乍會議上發言，就開展計劃生育的步驟和要求提出了明確的方案。1965年2月21日至3月16日，周恩來在對衛生工作指示中強調：“計劃生育工作應先搞城市，農村要有重點地結合社教工作來搞，避免強迫命令，要求太急。技術指導，培訓干部，衛生部要抓，也要定幾條。計劃生育是一件大事，要有規劃。”

1963年，全國部分省、市已經設立了計劃生育機構，配置了少量專職工作人員，有些較大的縣也設立了專門機構。1964年1月15日，國務院召集有關部委、群眾團體、解放軍總政治部開會，研究成立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會后成立，委員會下設辦公室。

（2）計劃生育陷于停頓（1966—1970）

在此期間，計劃生育在口頭上是“要注意計劃生育”，但在實際上卻是陷于停頓狀態。1966—1970年間，盡管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沒有放棄人口控制的方針。計劃生育的政策也沒肖大的改變，但社會環境處于無政府狀態，地方計劃生育機構或被“革命委員會”取消，或名存實亡，計劃生育領導干部靠邊站，工作人員包括小分隊無法開展工作，計劃生育工作實際上陷于停頓狀態。1968年8月，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衛生部，由栗秀真任辦公室主任，有關計劃生育工作由衛生部軍管會業務組統一領導，但實際上只是一種擺設，投有發揮作用。在“左”的思想影響下，周恩來提倡計劃生育的建議，大多難以付諸實踐，全國人口又處于盲目發展的狀態。計劃生育工作的受阻，使1962年開始的全國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居高不下，并呈現出峰值高、峰期長、慣性大的特點。

5、計劃生育的勃興與普及（1971—1978）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展，我國人口在無政府狀態下急劇膨脹，人口與經濟的比例關系嚴重失調。人口與經濟的相背運動，使國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不得不用于新增人口德生活需要，資金積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市場供應、往房、交通、教育、醫療以及勞動就業等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更加嚴重。全園人均耕地面積由1965年的2.14畝減至1970年的1.84畝。1970年，人均糧食產量只有293公斤，比1957年還少13公廳。控制人口過快增長越來越成為國家的當務之急。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在毛澤東的倡導下，頂住“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克服重重困難，重申實行計劃生育的政策，并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表明了國家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的決心。中共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計劃生育工作，進一步從戰略高度明確了實行計劃生育的思想，統一了全黨全民的認識。在1971-1978年間．國家加強了對計劃生育藥具的生產和管理，全國各地組織機構相繼恢復，計劃生育政策初步形成，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認識到人口控制勢在必行，廣大城市和農村普遍大力開展了計劃生育，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漸入正軌。

1978年2越24日，國務院批轉《關于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的報告》，提出力爭在三年內把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10‰以下，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做出更大的貢獻。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轉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關于國務院各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報

告》（中發第69號文件），進一步明確了“晚、稀、少”的內涵，即“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生育間隔三年以上。”這樣，我國以“晚、稀、少”（后來發展為“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具體表述為“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為主要內容的計劃生育政策基本形成。

6、計劃生育的限制人口增殖政策在生育數量上的進一步收緊（1980—1984）鄧小平指出，“人口多、耕地少和底子薄是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看到的兩個重要特點。”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問題在一段時間內也仍然存在。”。人口眾多，使我國在生產還不夠發展的條件下，吃飯、教育和就業就都成為嚴重的問題。因此，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大力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爭取到1985年把人口增長率降到10‰以下，降不到這個水平不行，國家負擔不起。”“中國是個大國，又是個小國。所謂大國就是人口多，土地面積大。所謂小國就是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還比較窮。中國是名副其實的小國，但又可以說中國是名副其實的大國。”基于上述考慮，鄧小平反復提到計劃生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國務院在1980年9月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正式宣布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指出:“國務院經過認真研究，認為在今后二、三十年內，必須在人口問題上采取一個堅決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長率盡快控制，爭取全國總人口在本世紀末不超過十二億”。同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號召黨團員帶頭執行新的計劃生育政策。1982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具體規定：國家干部和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經過批準者外，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要求生二胎的，經過審批可以有計劃地安排。不論哪一種情況都不能生三胎；對于少數民族，也要提倡計劃生育，在要求上，可適當放寬一些。計劃生育工作要繼續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既要控制人口數量，又要提高人口素質。

同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紀要》時指出，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們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至此，我國限制人口增殖的生育政策在內容上有所擴展和充實，在生育數量上又進一步收緊。晚婚、晚育沒有變化，少生從允許生二孩調整為基本只準生一孩，稀是就生育間隔而言的，只生一孩，就不存在間隔了，稀被取消了，增加了一個優生，即提高人口素質的內容，而且第一次把計劃生育提高到基本國策高度來認識。

7、計劃生育政策的進一步調整和穩定（1985—1991）

在這一階段，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得到了逐步的完善。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制定的。它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并寫入我國的憲法。”在堅定不移地實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大前提下，從中央7號文件出發，根據各地的不同情況，分類指導，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生育政策，使我國生育政策逐步建立在堅實可行的基礎上，保證了生育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1985年10月和11月，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先后在山東省榮成縣和陜西省勉縣召開南片和北片試點縣經驗交流會。1986年4月12日，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提出了我國主要生育政策為：各地區、各部門要繼續把計劃生育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大力抓緊抓好。計劃生育部門要根據各地不同情況，進行分類指導；繼續提倡晚婚晚育和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農村中有實際困難的夫婦，可以按計劃生育兩個孩子；少數民族夫婦，一般可以生育兩個孩子，個別可以生三個孩子。5月9日，中共中央批轉《關于“六五”期間計劃生育工作情況和“七五”期間工作意見的報告》。在批語中說，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的關鍵，是從實際出發，制定出經過教育、絕大多數群眾能夠接受的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12月1日至5日，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強調，計劃生育一定要繼續抓緊，不要動搖。

1988年3月31日，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第18次會議強調，把計劃生育政策建立在既堅定而又可行的基礎上是中央的決定。“農村應該有個長期、穩定、得到多數農民支持的計劃生育政策，除了過去規定的一些特殊情況可以生兩個孩子以外，要求生第二胎的獨女戶，間隔幾年以后可允許生二胎。”1989年2月27日，李鵬在全國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會議上坐重要講話，“我們現在的人口政策總的要求是，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基本的政策是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58次會議認為，計劃生育是我國的基本國策，計劃生育政策必須穩定；政策的波動會引起多生、搶生，因此既不能再放寬，也不能再收緊。1991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于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要求堅決貫徹落實現行政策，依法管理計劃生育。總之，“中國計劃生育工作的基本經驗，其中首要一條是必須制定一個既堅定又可行的計劃生育政策，這個政策必須穩定，并且要把計劃生育工作逐步納入法制軌道。”

在這一時期，組織機構日益健全，事業機構如計劃生育服務站的廣泛建立，計劃生育相關科技攻關碩果累累等。

8、計劃生育的新形勢與新探索（1992—2013）

1992年以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逐步建立起來。但“計劃生育作為基本國策，不會因為經濟運行機制的轉變而改變。”計劃生育政策的穩定，主要體現在一些重要會議、重要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中。早在1992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172次會議認為，“目前計劃生育工作絕不能有絲毫松懈，計劃生育政策必須堅持不變，已經統一的控制人口增長的計劃指標也不能隨意改變。”1993年3月21日，李鵬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第三次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上說：“在計劃生育中有諸多經驗，其中有一條是：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不變。政策上不能搖擺。”

調整后的現行計劃生育政策 ,具有三點新意。其一為控制生育二胎的條件有所放寬,原先定的十幾種情況加上獨女戶,農村政策生育率約為1.76 孩，大大緩解了生育政策與生育需要之間的矛盾；其二為嚴格禁止計劃外生育，特別是計劃外三胎生育；其三為對少數民族計劃生育的要求進一步明確起來，人口在1000萬以上的少數民族，原則上與漢族同樣要求，1000 萬以下的，根據人口密度等情況，允許一對夫婦生育二胎，個別的可以生育三胎，但不準生育四胎。調整后的現行生育政策，受到絕大部分城鄉群眾和育齡夫婦的歡迎和支持，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因而需要穩定，以充分發揮生育政策對人們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的導向作用。

隨著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近年來也給社會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影響。

一是人口性別結構問題。資料統計我國近幾年新生人口男女比例117:100，國際公認比例107:100。男性比例過高造成：婚姻壓力大、加劇性犯罪、賣淫嫖娼、拐賣婦女兒童等現象，社會不穩定因素加大。

二是人口老齡化。我國進入“未富先老”困境。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快，老年人絕對數量大、區域差異明顯，人口老化與綜合國力不相適應，即進入“未富先老”的困境。

三是勞動力就業問題。勞動年齡人口供應跟不上經濟發展需求，靠人力實現增長的中國經濟面臨持續衰退。預測表明中國勞動適齡人口將從2013-2015年減少。未來10年內，20-40歲年齡段減少1億以上。

四是是對家庭規模結構的影響。421家庭結構導致獨生子女老年父母“老難所養”和“老無所依”。

五是獨生子女的性格健康問題。社會學家研究發現，大多數獨生子女在人格特征方面缺乏合作、共享和寬容精神。與老一代相比，抗挫折能力和心理素質差，不及父輩勤儉節約，由此可能引發其他社會問題。

所以基于上述原因，在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外發布，其中提到“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

[1].楊魁孚、梁濟民、張凡：《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大事要覽》，中國人口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頁。

[2].彭珮云：《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