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塌橋調查罕公布是制度性“爛尾”

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塌橋調查罕公布是制度性“爛尾”近年來，我國橋梁垮塌事故頻發，但專家組所能出具的事故調查報告、橋梁質量調查報告卻很少被公之于世。通常，時間會平息聚焦式的輿論關注，轟動一時的橋梁事故就會被漸漸遺忘。（《法治周末》9月12日）

也許可以這樣理解，頻發的塌橋事故使得輿論熱點迅速轉移，這為官方拒絕公布相關的事故調查報告爭取了時間和空間。而另一方面，由于官方的調查報告遲遲不能出爐，對事故原因的分析和對真相的追問從此再無下文，既無對責任人員的有力問責，又起不到應有的警示意義，從而為下一次事故的發生創造了“條件”。

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這就是著名的“海恩法則”。以此觀之，我們不難發現，其實每一起橋梁垮塌事故本質上都是安全防范體系的“垮塌”。從充滿潛規則的工程轉包，到日常護理的不到位；從令人擔憂的施工質量，到綿軟無力的事故處理和問責，幾乎每一個環節都遍布引發事故發生的“導火索”。如果說橋梁垮塌是一種不幸的話，那么更加不幸的是，這種純屬人為造成的災難喚不醒有關部門的職能倫理，也換不來多少經驗和教訓，以至于我們不停地犯著相同的錯誤，不停地交著“學費”，不停地以生命為代價為整個管理體制的冷漠和麻木埋單。從人的角度看，事故調查報告“罕公布”，是為了逃避問責。好端端的一座大橋突然垮塌，必然會引發民眾的猜測和質疑，而這種猜測和質疑一旦坐實，對相關責任人員的問責將不可避免。然而，只要調查報告不公布，真相就會無限期地施延下去，沒有真相就沒有問責依據，畢竟輿論問責并不對官員構成真正的壓力。

從制度的角度看，事故調查報告“罕公布”則昭示了這樣一個現實：無論是公共安全事故的處理流程，還是對官員的問責，都明顯缺乏強制性和規范性，這就造成什么時候公布事故調查報告，乃至公不公布，成了相關部門的“自選動作”，原本剛性的制度問責變成了有彈性的“良心”問責。可想而知，最后的結果只能是不了了之。

由此可見，橋梁垮塌事故調查報告“罕公布”，本質上是一種制度性的“爛尾”。這個缺口需盡快補上，不要老是拿制度的缺陷去考驗官員的良知。事實已經證明，在利益面前，良知是靠不住的，這是人性的弱點。

第二篇：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如何拯救官員“塌方式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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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如何拯救官員“塌方式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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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因涉嫌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日前被提起公訴。現年60歲的倪發科，被當地人評價有兩個突出特點：“有能力、有魄力”和“愛玉成癡”。但當能力、權力與欲望掛鉤，引發的便是“塌方式腐敗”。

近年來，我國防腐敗斗陣成績顯著，一些地區和部門更是集中發生了腐敗窩案。石油系統、發改委、山西呂梁、廣東茂名、湖南衡陽、安徽蕭縣等地，均發生了系統性、塌方式腐敗，對地方政治生態帶來了嚴重沖擊破壞，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一系列負面效應，影響極其惡劣。官員“塌方式腐敗”固然令人痛恨，但是如何拯救官員腐敗卻是令人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塌方式腐敗”之所以不斷發生原因主要就在于對官員缺乏有效監管。一個部門或者一個系統能夠發生涉及數人甚至數十上百人的腐敗窩案，通常都源于權利和金錢相互勾結，很多時候都組成了“官商勾結”的“利益共同體”，甚至相互“掩護”，讓組織監管和群眾監督難以順利進行。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的尷尬還在各地廣泛存在，然而遼寧公務員 | 國家公務員 | 事業單位 | 政法干警 | 公安招警 | 村官三支一扶 | 黨政公選 | 醫學考試 | 教師招聘 | 銀行招聘信用社 | 選調生 | 軍轉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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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卻要求我們不斷加強對官員的監管，只有強化監管，才能在當前法制尚不健全、權力運行機制尚不完善的環境下，減少官員腐敗的發生。

“塌方式腐敗”中的官員往往主動參與，他們遇事不找組織，而是找“關系”、找“兄弟”，找自己的“利益集團”。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了當前部分地區和單位政治生態不夠健康，部分人組成事實上的團團伙伙、幫幫派派，希望自己能夠得到“兄弟”的照顧，從而“平步青云”。今年6月30日，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加強黨的建設，必須營造一個良好從政環境，也就是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日前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實現依法治國、依法行政、依法執政，就必須“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把權力關在法治的籠子里，才能最大限度減少體制缺陷和制度漏洞，最大限度地防范權力濫用，規范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要形成用制度規范從政行為、按制度辦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機制，讓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不必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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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8年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恢復“托兒所”制度是當務之急

2018年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恢復“托兒所”制度是當務

之急

近日，“幼托難題”持續引發社會關注，曾經享受著福利性托兒服務長大的一代人，如今卻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尷尬的現實：幼托機構遠遠不能滿足需求，托管孩子成為職場父母的一大難題。(11月20日《解放日報》)所謂“托兒所”，就是保育嬰孩的地方，主要任務是幫助家長，尤其是幫助職業女性看護孩子。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恐怕都有過上“托兒所”的經歷。那時候，孩子的出生率比較高，女工、農婦及職業婦女要顧到工作便顧不到小孩，顧到小孩便顧不到工作。唯一的辦法是多設工廠托兒所、農村托兒所和一般的托兒所。當時幾乎每個單位、每個生產隊都有“托兒所”。有小孩子的工人上班時或者農民上工時，只要把孩子送到“托兒所”，然后由專人看管和照顧，下班或放工時把小孩接回家就行了。據《人民日報》報道，到1980年，全國22個省、市、自治區，共有各類托兒所、幼兒園98.8萬多個，入托兒童3400多萬人。

然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隨著我國開始實施“獨生子女”政策，孩子的出生率明顯下降，再加上農村打破了“大鍋飯”開始實行包產到戶，同時由于工業企業越來越多，企業越來越講究生產效益，追求利潤，這種“托兒所”模式逐漸被打破。特別是隨著幼兒園的不斷增加，“托兒所”漸漸地減少。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國企改制等政策的推行，企業附屬托兒所紛紛關閉，舊有的農村、街道托兒所也大都不復存在。

現在，隨著國家“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新出生嬰兒誰來帶已成了問題。孩子從出生到上幼兒園有三年的空白期，這三年空白期如何填補確實是個大問題。孩子父母不可能不去上班在家帶三年孩子吧，請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帶，這些老人也有可能還在工作，而且存在著帶孩子理念等不同的問題。如何提高年輕人生育“二孩”的積極性，如何把一些老年人解放出來，如何讓剛生育了孩子的父母不要有過多的負擔，能夠安心工作，盡快把已經消失多年的“托兒所”恢復起來，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最好辦法。

一些機關、企業辦“托兒所”表面上看可能會增加單位的負擔，畢竟辦“托兒所”要提供場地和必要的設備，還要有專人負責照料。但這種投入不是太高，就算增加了單位管理成本，但員工安心工作了，就可以為單位創造更多的效益，同樣也使員工感受到單位的人性化，凝聚起員工愛單位愛崗位的熱情，這是無法用金錢買回來的。

所以，政府有關部門應該出臺政策，對機關企事業單位辦“托兒所”有一個明確的標準，規定凡單位有多少育齡婦女就必須辦“托兒所”，同時在社區等地也應興辦“托兒所”。并對“托兒所”使用場地、設備等要有明確的標準，定期舉辦“托兒所”保育員培訓，建立一

真正得到實施。

文/胡建兵

套“托兒所”規范管理制度。只有盡快讓“托兒所”恢復起來，才能助推“全面二孩政策”

第四篇：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登報檢查”是濫用職權

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登報檢查”是濫用職權

貴陽某報經常刊登相近內容的檢查或道歉信，一律600元一則，內容涉及出租車司機不系安全帶，企業對國家法規學習不夠等。律師稱行政管理部門要求相關違法違章人員“登報檢查”沒有法律依據。而貴陽市客管局稽查科工作人員表示，此舉是“上級領導的決定”。（9月11日《東方早報》）

執法部門讓受罰者登報寫檢查，并非貴陽市的“專利”。盡管貴陽多個職能部門在處罰當事人、企業后，讓他們公開登報檢查看似有著“教育警示”作用和有“上級指示”的充分理由，但顯然沒有法律依據。

要知道，行政機關行使處罰權，只能根據法律法規的明確規定來履行職能，不能突破公權的邊界和法律的紅線。即對公權來說，法無明文授權則不可為。讓受罰者登報寫檢查、道歉，不能因為有警示意義，就可以擴大處罰權，并以“上級決定”的理由執法違法。

事實上，《行政處罰法》已經明確規定了行政處罰的種類，只有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責令停產停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執照、行政拘留和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罰7種情形。但登報檢查不在這7種處罰種類之內。同時，該法還規定：對當事人的同一個違法行為，不得給予兩次以上罰款的行政處罰。而貴陽多個職能部門讓受罰者登報寫檢查，雖然并不是由職能部門收取600元登報費，但卻是由公權驅使，面對新的處罰，受罰者只能被動服從。筆者以為，這顯然就是一種變相的“一事二罰”。

毋庸諱言，在其他行政處罰行為之外，違法違章的企業和個人還要支付登報的600元費用，不僅加重了企業和個人的負擔，而且，有關執法單位在執法過程中創設這種行政處罰的種類，明顯嚴重違法。

公權越界和嚴重違法，并以理直氣壯的口吻來應對解釋，一方面說明公權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另一方面，說明相關的監督機制成為“旁觀者”。像今年7月10日，貴州省政府法制辦明確，對偷逃通行費車輛采取登報檢查和收取登報費用的行為確無法律依據，要求糾正此類違法行為。然而，直到9月7日的當地晚報上，貴陽環城高速公路營運公司還在責成偷逃通行費的駕駛員登報道歉。可見，當監督缺席，公權越界的沖動就仍會延續下去。

當然，不僅存在法制部門監督的缺席，還有自下而上的監督缺席。譬如，《公務員法》中就有公務員不得執行有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但貴陽有關部門和人員執行“上級領導的決定”，顯然是典型的法盲執法，更背離了公務員職業操守，也暴露出法律規定下級可監督上級的軟肋。

其實，近年來屢屢出現的“游街示眾”、罰款指標、城管打人、土地違法、民生資金成為唐僧肉等公權越界和嚴重違法行為，無不是公權監督缺席的產物，同時，公權越界后付出的違法成本極低，幾乎為零，成為公權沖動的主要誘因，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也是監督公權的部門需要反思的。

第五篇：2018年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80歲的橋堅強,是工匠精神的豐碑

2018年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80歲的橋堅強，是工匠精

神的豐碑

導語：中公時事政治頻道更新國內國際時事政治熱點，并提供時事政治熱點、時事政治模擬題、時事政治政策解讀、大事記以及時事政治匯總等，今天我們關注——-時政熱點：80歲的橋堅強，是工匠精神的豐碑。

9月26日是錢塘江大橋建成80周年的紀念日。這一天，在紐約時代廣場的大屏幕上，一部《紀念錢塘江大橋建成通車80周年》的紀錄片，正在滾動播出。從錢塘江到紐約曼哈頓，毫不夸張地說，錢塘江大橋就是一座國運之橋，代表了中華民族實干興邦，努力奮進，在絕望中產生希望的心路歷程。

這是一座與民族命運息息相關的一座橋。1937年9月26日，錢塘江大橋正式建成通車，結束了中國大地上“非洋人不能造鐵橋”的慣例，開創了中國人自己設計和主持建造現代大型橋梁的歷史，也培養了包括日后武漢長江大橋、南京長江大橋的設計者和建造者，主持建造工作的茅以升被稱為中國橋梁之父，實至名歸。錢塘江大橋，也被稱為中國現代橋梁的搖籃。

遺憾的是，彼時的中國，正處于日軍全面侵華的風雨飄零之中，侵略者正步步逼近，要搶奪這一重要戰略設施。人們還來不及慶祝和回味這一喜悅，又要匆匆忙忙將其炸毀。茅以升在日記中悲痛地記錄下當時的心情：“就像一個母親要親手掐死自己剛剛出生的孩子。”在短暫的89天里，錢塘江大橋發揮了重要的戰略作用，轉移了60萬軍隊和上百萬民眾以及大量的物資，為長期抗戰保存了實力。

當日軍逼近北岸橋頭的時候，茅老親自下令炸橋，他立下誓言，“抗戰必勝，此橋必復!”共和國成立后，茅老先生終于實現了自己的夙愿，重新修復了大橋，從此，一橋飛架南北，錢塘江大橋作為浙贛鐵路的樞紐，就一直發揮著交通運輸大動脈的功能。在維護保養團隊的精心工作下，原本設計壽命50年的大橋，在80歲的耄耋之年，依然發揮著主要的交通功能，每天通行超過150列火車和數以萬計的汽車，令人肅然起敬。

超期服役的錢塘江大橋提醒我們，建筑是百年大計，必須精益求精，從細節出發，以報效國家和造福人民的精神，孜孜以求建筑質量。遺憾的是，這些年，因建筑質量問題引發的事故屢屢見諸報端，給人們生命財產造成極大傷害，也嚴重影響到中國建筑的聲譽。要知道，我們所處的時代，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達程度以及科學技術的發達程度，都已經遠遠超過了茅以升所處的時代，卻依然阻止不了問題建筑的出現，部分原因恐怕在于，有關人員和機構，缺少了茅老那樣的愛國奉獻精神和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不是憑空而來。在茅老那個時代，中國的基礎設施和工業水平極其薄弱，不要說缺乏配套齊全的工業體系，就連一根火柴都要從國外進口。茅老正是憑著實業報國的決心，以“一定要造出中國自己的鐵橋”的決心和信念，以及對國家民族高度的責任感，精心組織勘察，不崇洋只崇實，以更加合理的設計，推倒了原本由美國人華德爾所作的設計，這才有了今天這座上下雙層，美觀大氣，橋基堅固的鐵橋，造價還比美國人的設計省了200多萬銀元。

今天，中國的超級工程、尤其是超級橋梁已經令世人矚目。世界上最長的橋、跨度最大的橋、最高的橋、最大的跨海大橋??這些偉大的橋梁，代表了從錢塘江鐵橋開始的中國橋梁工程的最新成就。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在我們取得今天成就的同時，不要忘了我們為什么出發，更不要忘記，只有秉持工匠精神，才會有品質的發展。應當把工匠精神，滲透到我們各行各業的血脈之中。我想，這才是紀念錢塘江大橋通車80周年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