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人力資源發展史趣談

中國封建時期人力資源產業發展史趣談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中華民族在5000年的文明史中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對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不能不歸功于中華民族的勤勞和智慧。而在這其中，歷朝歷代的教育事業，或者說中國封建時期的人力資源產業，可謂功莫大焉。

所謂人力資源產業，是近些年才有的說法，本文并非是學術討論，只想對中國古圣先賢從事人力資源教育事業的歷史做一管窺，冀能對今日的人力資源產業發展有所啟發。

一、中國封建時期人力資源產業綜述

中國封建時期的人力資源產業，大體上可分為官學與私學兩類，擁有豐富的發展歷史與發展經驗。歷朝歷代，有按行政區設置教育體系、多渠道、多層次辦學，有自學成材、自學考試，有博士制度，唐宋以后出現了科舉考試制度、書院制度以及社會教育、家庭教育，上述這些均在當時的世界上居于領先地位，且其內容與形式也多有獨到之處，于今日的人力資源產業發展不無借鑒意義。

中國的學校最早誕生于奴隸制國家。《孟子》中載：“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癢，學則三代共之。”此時的教育尚未分化獨立，其特點為“官守學業”、“官師合一”，學校由官府控制，官吏同時擔任教師的職責。

至漢代，教育事業分為中央與地方官學，除官學外還有民間辦的大量私學，教育事業開始分化獨立。

從漢代起，教育事業就劃歸到朝廷掌“禮”的部門，于是有“禮教”之稱。漢代掌禮的長官稱“太常”，兼管太學的重大事宜。地方學校則由地方當局操辦。漢代的官學基本上奠定了以后歷朝歷代官學的基礎。西晉時期，在太學之外另立國子學。隋時在中央設立國子寺，后改稱國子監。其后唐、宋（遼、金）、元、明、清各朝代基本沿襲了中央與地方分立的官學制度，且名稱大同小異。

二、中國封建時期私學分析

因官學為政府投資的教育事業，故不作為本文分析的重點。下文將重點分析一下封建時期的私學。

（一）發展歷程

所謂私學，是指私人或民間團體出資興辦并管理的人力資源教育機構。我國的私學源遠流長，在2000年的時間里不斷興衰交替。

中國的私學發軔于春秋中葉，勃興于戰國中期。其間因官學日漸衰微，無法滿足社會各階層出于政治斗爭對人才的需要，私人養士之風盛行；至戰國中期，諸侯爭雄，養士之風更盛，私學大興。

秦代“焚書坑儒”，廢諸子百家而獨重法家，私學受挫。漢初實行“休養生息”，政府倡導私學，私學開始復興，針對兒童初級階段教育的蒙學也已出現。魏晉南北朝，由于社會動蕩等原因，官學時興時廢，其間佛、道、玄學盛行，文學、史學、自然科學發達，儒學勢微，退居次要地位。佛道玄三家私學規模巨大，為戰國之后私學的再度繁盛。

唐宋時期，高、中級私學的發展受到抑制，但層次較低的蒙學獲得發展。南宋的蒙學開始細分為村學、義學、族塾、冬學等各種形式。宋代書院制度發展至鼎盛時期。到元代，私學繼續得以發展，出現了社學、廟學等特殊形式的私學。

明清時期的私學除蒙學之外，高級私學的發展也呈興旺之勢。只在清朝初年，因當時朝廷出于穩固統治的考慮，高級私學的發展受到明顯壓制。

（二）主要形態

中國封建時期的私學，歷朝歷代均有其不同的特點，堪稱百花齊放，尤以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宋代的書院制度和蒙學為突出代表。而在“諸子百家”中又以孔墨為主要代表。

1、孔墨

春秋戰國時期是私學的誕生和發展初期，百家爭鳴促成了眾多的學派以及私學的出現，其中，以儒家和墨家最為著名，“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基本上代表了這一時期人力資源教育發展的水平。

在有史以來的記載中，中國最早從事人力資源產業的大家當推孔子。孔子一生從事教育事業，相傳有弟子三千，遍布春秋時代的魯、齊、楚、衛、晉、秦、陳、吳、宋等國，其中賢者七十二人。墨子在與公輸盤辯論攻宋的戰術時，曾說：“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墨家私學規模于此可見一斑。

春秋戰國時代除儒家外，還有其他的“諸子百家”，也可算是中國最早的人力資源企業。可以說，以儒家為代表的“諸子百家”培養了一大批精英人才，對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國政治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2、書院制度

書院肇始于唐代，興旺于宋代，歷經元、明、清，直至清末改為學堂。書院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人力資源教育組織形式。它以私人創辦和組織為主，是相對獨立于官學之外的民間性人力資源教育機構。

在宋初書院中，最為著名的有六所：

1.白鹿洞書院 2.岳麓書院 3.應天府書院(又名睢陽書院)4.嵩陽書院 5.石鼓書院 6.茅山書院

兩宋書院總數大體約在200到400所之間。其中，北宋和南宋的書院數量比例大致為2：8左右。此后，書院延至元代而不廢。岳麓書院在朱熹任職時學生人數多達千余人，時諺號稱“道林三百眾，書院一千徒。”其規模遠遠超過了北宋時期。

宋代書院有幾個特點：

一、書院的教育經費來源多樣化，既有官府的資助，也依靠民間自己籌集，主要靠學田供給。第二，書院實行山長負責制，管理體制日趨完備。第三、書院實行開放式的教學和研究。求學者不受地域、學派的限制均可前來聽講、求教。第四、書院的教學注重啟發引導，提倡切磋討論，講究身心涵養。

綜上所述，書院可以說是現代意義上“官助民辦”和“官民合營”型的大型人力資源教育機構。宋代的書院管理已經形成了類似現代企業的董事會制度，前期董事會主要負責管理支撐書院運營的學田，后來也包括了房租甚至錢莊，即主要負責書院的經營，后期又管“山長”，即學校校長，因此實際上是書院的業務和財務均歸屬董事會統一管理。

書院的產生，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書院擴大了中國古代學校教育的類型，彌補了官學的不足，開辟了新的學風，實行專業化管理，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一種重要的人力資源產業化運營的模式。

筆者曾參觀過位于湖南長沙的岳麓書院，其山門有一副對聯，上書“唯楚有才，于斯為盛”，口氣之大，天下無二。然參觀過后，亦不得不嘆服。毛澤東先生年輕時曾于此求學。清朝中期咸豐、同治年間所謂的“中興”功臣，基本上都出自于岳麓書院。徜徉于其間，我看到的當年學生名字有哲學大師王夫之、理財大師陶澍、啟蒙思想家魏源、軍事家左宗棠、學者政治家曾國藩、外交家郭嵩燾、維新運動領袖唐才常、沈藎，以及教育家楊昌濟??

3、蒙養教育

蒙養教育，即兒童初級階段的教育。在中國古代，官方辦學的重點放在高等層次的精英選拔型教育上，蒙養教育主要是由家庭教育來承擔，而私學則為那些沒有能力或沒有精力進行家庭教育的人家提供蒙養教育的機會。

蒙學其實在漢代已有，到宋代已相當發達，到明清時期，蒙學已遍布城鄉，教育水平也有進一步提高。

民間舉辦的蒙學統稱為私塾。私塾的辦學一般有三種形式：一是由富裕人家聘請教師前來設立的“家館”，專教自家子弟及親友子弟。二是由一村一族集資建立的村學或族學，延請教師教其子弟。三是塾師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廟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設館，招收附近學童就讀，這一類才是嚴格意義上的私塾，在蒙學教育中最具有代表性。蒙學教材流行最廣泛的就是 “

三、百、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和《千字文》。

三、中國封建時期的對外人力資源交流

中國對外的人力資源交流自漢代便開始了。早在漢代，就有周邊地區（如匈奴）派遣子弟來中國留學。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有很大發展，中國的文字、《論語》、《五經》、《千字文》等被傳到日本、朝鮮等周邊國家，對它們的文化教育與社

會進步產生了重大影響。隋唐時期，長安成了亞洲文化教育與人力資源交流中心，吸引了大批留學生。至貞觀年間達到盛時。

四、中國封建時期的人力資源產業的主要特點：

1、產業發展的主體為政府投資的官學，屬于精英型教育，其目的在于為朝廷培養各級管理干部。

2、在民間投資方面，以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宋代以后的書院制度和明清時期為代表的蒙學教育為主要表現形式。“諸子百家”和蒙學教育都是“一人控股公司”，書院則為“官助民辦”或“官商合營”。

3、除蒙學教育外，無論是“諸子百家”、書院，還是官學，其實都屬于精英教育，培養目的在于使人才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基本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即使是蒙學教育的私塾，塾師也多為落魄士人，不過為求個人的溫飽。

4、在中國封建時期，無論何種形式的人力資源教育，均非常注重品德教育，強調個人修養。民間投資的各種私學相較于官學而言，更注重素質教育。

五、中國封建時期人力資源產業的核心理念

從中國封建時期人力資源產業發展的歷史看，無論官學還是私學，皆秉持了一以貫之的核心理念，總結如下：

一是系統工程論。古人認為，教育問題實質上是社會問題，必須把它置于整個社會系統中加以考察和解決。而教育問題的解決，又必然促進整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如孔子所說，“國之本在家”。《學記》中載：“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即人力資源產業的社會功能應涵蓋兩個基本方面：一是培養國家需要的人才，二是形成社會良好的道德風尚。

二是德智統一論。古人強調把德育放在首先，同時重視知識教育。如孔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但同時孔子也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董仲舒說“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智而不為也。”德育與智育是辨證統一的關系。

三是內在心性論。古人強調啟發人的內心自覺，追求心性的內在道德功能，追求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實現“修齊治平”的入世理想。

世界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說：

“中國發展的核心問題，是要培養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者不同于技術和資本，不可能依賴進口。即便引進管理者也只是權宜之計，而且引進的人數也將是寥寥無幾。他們應該是中國自己培養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國

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國的文化、社會和環境當中。只有中國人才能建設中國。”

時值泰德人才港啟動之際，衷心祝福泰德人才港能夠效法古圣先賢，如德魯克先生所言，致力于培養中國自己的管理者。如此，則泰德幸甚，國家、民族幸甚。

第二篇：人力資源發展史

一、人力資源管理在西方的發展

人力資源管理在西方的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早期人事管理活動階段、人事管理階段、人際關系運動階段、人力資源管理階段。

（1）早期人事管理活動階段。這個階段指工業革命以前的時期。在奴隸社會，奴隸主把奴隸看成會說話的工具，當做牲口一樣管理，不考慮人的思維能力和獨立人格；在封建社會，經濟活動的主要形式是家庭手工作坊，各個行會負責管理相關行業的生產方法和產品質量，制定加人行會的條件，開始出現了針對工人的一些淺層次的管理，但沒有完整理論的支持。因此，這一階段被稱為早期人事管理活動階段。

（2）人事管理階段。對人事管理的理論和實踐影響比較大的學科或管理思潮是工業革命、科學管理運動和早期工業心理學。在這些學科或管理思潮中，萌發了人事管理的思想或實踐。首先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導致了勞動專業化的提高和產量的巨增。由于出現勞動分工，節省了學習所需的時間，減少了原材料的耗費，節省了從一道工序轉移到下道工序的時間，也使工人對所用工具更熟悉，這種熟悉反過來激發了工人在使用工具中的創造性。通過合理安排工人的工作，節約了開支，使生產率大大提高，也因此產生了以技能為基礎的工資等級。在這一時期，還產生了羅伯特·歐文創建的可以說是最早的工作績效評價系統，歐文也由于第一個較為系統地研究工作中的人的管理問題而被稱為“人事管理之父”。其次是科學管理活動。泰勒所開創的科學管理活動，使管理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再次是早期工業心理學。德國心理學家雨果·芒斯特伯格第一個將心理學運用到工業領域，成為工業心理學的鼻祖。當時的工業心理學關注的主要是職業選拔和職業培訓問題。芒斯特伯格在1912年出版的《心理學與工業生產率》一書中，論述了用心理測驗方法選拔合格工人等問題。此外，他也研究疲勞、勞動合理化問題。總之，早期工業心理學主要是

解決人適應機器的問題，但實質上這些研究已經開始涉及人力資源的管理問題。

（3）人際關系運動階段。20世紀二三十年代，人們開始試圖將人的因素融入科學管理中，通過發現工人的實際需求，采用合適的方法對工作進行管理。1924年，美國芝加哥西方電器公司進行了霍桑實驗，目的是根據科學管理原理，探討工作環境對生產率的影響，研究心理和社會因素對工人勞動過程的影響。這些研究形成的理論為管理思想開辟了新的領域，也為管理方法的變革指明了方向。當時的研究強調了以下5點：一是強調管理者要改變對工作的態度和監督方式；二是提倡下級參與企業的各類決策，鼓勵上下級之間交流意見，以改善上下級之間的關系；三是建立面談和調解制度，以消除不滿和爭端；四是重視管理人員的人際關系能力；五是重視非正式組織，重視生活環境，建立相關的生活、福利設施。上述研究表

明，這些思想和措施已經構成了后來人事管理中保持和激勵職能的基本內容。

繼“霍桑實驗”后，仍有許多學者致力于從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對勞動生產率進行研究，形成人際關系——行為科學學說。行為科學是以心理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為理論基礎的研究人類行為規律的一個學科群，其中包括工業或組織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組織理論、組織行為學和社會學等相

關學科，為人力資源管理的理論和實踐做出了貢獻。

（4）人力資源管理階段。20世紀下半葉，西方國家的產業結構做了很大調整，許多經濟因素迅速改變，競爭由國內轉向國際，企業間競爭達到白熱化，人事管理已逐漸成為企業管理的一個支持體系。最初的人事管理主要內容就是人員招聘、上崗培訓、工作記錄、報酬支付體系、在崗培訓及人事檔案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到20世紀50年代，人事管理又增加了諸如工資管理、基礎培訓和勞資關系咨詢等內容，但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批酬勞與福利專家、勞工關系專家和培訓與發展專家的出現，進一步強化了人事管理的職能。80年代以來，人力資源管理興起，逐漸取代了人事管理，并賦予了人力資源以全新的概念和內容，這些概念和相關理論在社會生活各領域中得到廣泛實踐和推廣運用，同時也在不斷推動人力資源管理理論的發展和完善。電子通信技術、網絡和其他高科技技術的廣泛運用，以及經

濟的全球化和知識化，使人力資源管理發展呈現出新的趨勢：

第一、認為人是企業最寶貴的財富和資源。人是能動的，只要發揮人的潛能和積極性，就能創造出巨大的財富。同時，高級人事經理越來越多地參與討論企業戰略層的決策問題，對人事工作者的資歷要求

也越來越高，其工資待遇也大幅上升，人力資源管理專家已經成為企業最高職位的有力競爭者。第二、教育和培訓得到進一步重視。21世紀，經濟領域競爭越來越激烈，競爭的核心是科學技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人才則是需要通過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和各種具有計劃性、系統性、先進

性的培訓產生的，人力資源管理者必然更為重視人才教育和培訓。

第三、將人力資源管理放到了戰略的高度。現代組織應是具有高度凝聚力和長期高成長能力的組織，組織中的各部門應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從不同的角度實現組織的共同目標。人力資源管理通過所管理的人與其他管理職能進行互動，在實現組織整體目標的進程中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人力資源管理也正在更高的層次上得到不斷強化，更趨于強調戰略問題，強調如何使人力資源為實現組織目標做出更大的貢獻。

第四、人力資源管理實行專業化。近幾年，專門為企業提供人員招聘、培訓和績效考核的人力資源管理服務型公司（如培訓公司、獵頭公司）大量涌現，表明人力資源管理正向專業化、服務型邁進。也就是說，將組織內的人力資源管理活動委托給組織外的公司承擔，其內容主要包括招聘、培訓、薪酬和福利等方面的方案設計及具體實施。這種做法主要是組織內部的投資結構和工作量經常變化，專業化的服務將

減輕這類組織的管理負擔。

第五、更加注重企業文化、價值觀念和道德修養。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人力資源流動趨向國際化，組織內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和種族的員工一起工作已司空見慣。所有這些都會形成組織內文化的多元性，導致不同價值觀的沖突與對立。但是，知識型管理和全球網絡化經營需要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的整合與共享。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對這些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的沖突不斷進行主動協調，使來自各個國家、地區、民族的員工能愉快相處，共同努力實現組織目標，顯得尤為重要。

二、人力資源管理在我國的發展

我國人力資源管理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近代勞動人事管理、建國后勞動人事管理和改革

開放后的勞動人事管理。

（1）近代勞動人事管理。中國近代企業基本是由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本家興建的，在勞動人事管理方面具有以下兩個特點：其一是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在許多企業實行包工制度，由包工頭與企業簽訂承包合同，領取全部包工費用，并招收工人，組織生產，發放工資，處分和解雇工人，帶有濃厚的家族企業色彩。其二是引進了一些資本主義管理手段和方法。如1914年，民族資本家穆藕韌翻譯出版了泰勒的《科學管理原理》一書；一些企業派人出國留學，帶回了科學管理的制度和方法。一些規模較大的企業封建色彩逐漸淡化，資本主義色彩漸濃。有的任用外國人擔任管理職務，改造原有的管理制度；有的起用工程技術人員管理企業，廢除了包工制；有的建立了職能管理機構，制定規章制度，并在員工選取用上實行標準化、制度化的考核制；有的甚至制定了一套企業文化培訓制度，從精神上教育和激勵員工，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企業的凝聚力，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2）建國后的勞動人事管理。這一時期的勞動人事管理與我國政治、經濟形勢同步，經歷了“兩上兩下”的過程。一是建國初到50年代中期。這是企業勞動人事管理健康發展的時期。在此期間徹底廢除了封建包工制，工人在企業當家作主；實行“低工資，高就業”政策；1952年、1956年兩次進行工資改革；以蘇聯經濟為模式，在企業建立了一整套社會主義勞動人事管理制度，在當時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二是從1958年開始的“大跨進”時期。這一時期使勞動人事管理受到很大沖擊。在此期間企業增員過多，使勞動計劃和定員定額制度失效；取消了計件工資和獎勵制度，平均主義泛濫，按勞分配受到沖擊。三是1961—1966為第二個健康發展時期。1961年，“大躍進”時期“左”的錯誤得到糾正，勞動人事管理制度又得到恢復和發展，企業壓縮了非生產人員，精簡了大批富余職工，恢復了計件工資制度并健全了獎勵制度，使勞動生產

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四是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時期。這一時期使勞動人事管理遭到嚴重破壞，各項

合理的規章制度遭到全盤否定，企業人員猛增，分配中的平均主義愈演愈烈。

（3）改革開放后的勞動人事管理。“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我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勞動人事管理再次納入正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勞動人事管理在改革、轉軌中迅速發展，標志有以下五個方面：一是企業擴大了用工自主權，用工形式多樣化，實行“企業勞動合同制”。二是實行“先培養，后就業”，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優先招收各類職業技術學校的畢業生，加強成人教育、繼續教育，提高勞動者素質。三是實施管理方法標準化，制定了勞動定額管理、定編定員管理、人員培訓、技術職稱評聘、崗位責任制等勞動人事管理制度。四是工資、獎金管理逐步合理化，企事業單位普遍實行工資總額隨單位總體效益和績效浮動，工資模式走向結構化，實行崗位技能工資和其他結構性工資相結合，增強了工資的激勵作用。五是變就業保障為失業保障，勞動力走向市場，實行平等競爭，允許企業倒閉和解雇員工，社會保障已由“就

業保障”向“失業保障”逐步過渡。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的勞動人事管理經過恢復、調整、改革，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尚在改制階段，作為企業管理的一個組成部分的勞動人事管理也不可能擺脫歷史的局限性。目前國有企業的勞動人事管理尚未完全擺脫計劃經濟的影響，特別是在觀念上。有專家指出：我國企業界對人力資源的認識尚屬起步階段，設立人力資源部的企業還不到1%，很多企業還是沿襲舊的人事處、勞資科的傳統事務型功能，而沒有真正實現人力資源的管理功能，許多企業人

力資源部長沒有合適的人選。

目前，國內企業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水平及人力資源素質可分為四個層面：第一層面是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水平最高、人才素質也最好的外商獨資企業；第二層面是頂尖的民營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它們已經有一套較完善的用人機制，不斷吸引重量級人才加盟；第三層面是優秀的國有企業和經營較好的民營

企業；第四層面是一般國有企業，人力資源狀況日益惡化，面臨著優秀人才的大量流失。

第三篇：中國酒文化趣談(一)

中 國 酒 文 化 趣 談

（一）中國是酒的故鄉，五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飄散著酒香的酒文化史！中國是飲酒人的樂土，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飲酒之風，經千年而不衰！中國還是酒文化的極盛地，飲酒之義遠不止口腹之樂，它表示的是一種禮儀、一種氛圍、一種心境??

◆酒在社會生活中

酒被上升為一種文化來解讀已經有些年頭了，到底文化在哪里？是酒的文化，還是喝酒的文化？對于西方人來說，酒是文化！對于中國人來說，喝酒才是文化！中國人的性格矜持不外向，不似老外一見如故一見鐘情，不喝酒也是豪情滿懷！中國人不喝酒的時候，心靈的門雖設而常關，大都趣味淡淡，談鋒平平，連笑容也是一絲絲的牽強，酒過三巡，那三巡之酒，血脈陣陣推波助瀾，心靈之門沒做嚴防死守就完全敞開，想說就說，再也不像喝酒之前，要把一句話的語法修辭邏輯都想明白了才姍姍開口，那三巡之酒，讓不是朋友的成了朋友，土燒與茅臺齊飛，花雕與洋酒一色！

酒宴上，千言萬語，無非歸結一個字“喝”！酒宴上，觥籌交錯，無非歸結一個字“醉”！

有量之人：“東風吹，戰鼓擂，今天喝酒誰怕誰！”；無量之人：“鋤禾曰當午，汗滴禾下土，連干三杯酒，你說苦不苦?”；豪氣之人：“客人喝酒就得醉，要不主人多慚愧！”；含蓄之人：“萬水千山總是情，少喝一杯行不行??”！人們喝醉了，神馬都是浮云??

《禮記》上說：“酒食者，所以合歡也”。吃飯喝酒是中國人凝聚人際關系、增加感情交流的一個重要手段。飲酒的“哲學”就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寬。筷子一舉，可以可以??”，酒!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酒是萬萬不能的！古往今來，上至宮廷，下至市井，高貴者，卑賤者，都喝酒,金元殿里的天子賜宴，三家村里的老翁對酌，雖然檔次不同，氣派迥異，但把佳釀或舊醅喝下肚子，并品味那個美妙的過程，則是一樣的。飲酒之樂，恰在無拘無束！妙在高朋滿座！獨酌者固然有，畢竟冷清、乏味了些！

◆酒在政治計謀中 如同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須出現政治一樣，酒的社會化就必然導致酒的政治化，古代把飲酒當成天子、諸侯的專利，以酒來維護特權，鞏固統治。很多帝王和政治家都在酒的掩護下不自覺地把酒當成了政治斗爭的工具和手段，直接給酒貼上了政治的標簽，成了赤裸裸的“酒政治”或“政治酒”，演出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政治悲喜劇。

草根酒局的核心在于酒！精英酒局的核心在于局！酒在中國承擔了太多的功能，很多時候，酒局已不是單純的酒局，而是聯系著錯綜復雜的關系網和利益鏈。在殘酷的政治斗爭中，酒，若運用得好則勝，反之則敗。楚漢之爭時，楚霸王項羽于鴻門擺下酒宴，意在嚴懲先入關中的沛公劉邦，劉邦不得已而赴宴，誠惶誠恐，謙恭之至。項羽卻婦人之仁，不忍立下毒手，終使得劉邦安然脫險，引出“項莊舞劍，意在濟公”的千古名句！“鴻門宴”上杯盞交錯中的謀殺，成了后代文人創作的絕好題材和政治家學習的絕好范本，毛主席也有感“鴻門宴”的經驗教訓，于1949年解放南京時寫下了“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霸王”的千秋佳句。

作為一種政治斗爭的手段，酒還有鞏固政權之作用。北宋趙匡胤“黃袍加身”后，總感政權不穩固，有“尾大”之患。他從五代的更替中總結出一個規律：兵權過多的掌握在武將手中，皇帝失去了對軍隊的控制，便極易導致政權的解體和叛亂的發生。為防止“黃袍加身”的事件在自己的武將身上重演，他決心收回軍權，便借酒演出了歷史上有名的“杯酒釋兵權”一戲。有人說在中國政治史上，趙匡胤是最善于借酒這一工具解決棘手的政治、軍事問題的“酒政治”專家。如果說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還有其積極意義的話，那么朱元璋的“火燒慶功樓”則是最高統治者“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自私殘忍本色的一次爆光。朱元璋當皇帝后，總擔心過去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戰功卓著的將領們會危及他的皇權，就以設酒宴慶功行賞為名，把所有有名望的將領和功臣都招進京城赴宴，然后將慶功的大樓一把火燒成灰燼??手段之殘忍，計謀之陰險，亙古未有！作為一種用兵之計，飲酒詐醉，誘敵上當常被廣泛應用，《水滸傳》中吳用智取生辰綱，誘敵飲酒，乘敵酒醉而攻之的絕妙用兵之計。顯示了梁山好漢的膽識與智慧，酒在這里是成就事業的第一塊基石,若沒有酒，還真想不到在當時還能有什么更“科學”的手段。《三國演義》中蜀國猛將張飛，性格豪爽，特別喜愛喝酒，劉備時常為他擔憂嘆息：“吾弟向來飯酒失事。”然而正是這位猛將張飛，在瓦口隘一戰中，假裝痛飲醉酒，引魏將張郃下山迎戰，最后一舉奪取了瓦口隘，贏得了后人“粗中有細”的美譽。自古以來，在嚴酷的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往往是收到了奇效！中國酒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文人雅士離不開酒, 千年的悠久歷史，留給世人的不僅僅是四大發明、萬里長城、絲綢之路和漢唐盛世，更多的是點點滴滴的酒文化！

第四篇：中國小說發展史

淺談中國小說的發展史

淺談中國小說的發展

我們把先秦兩漢看作是中國小說的萌芽時期，這一時期的神話、寓言、史傳、“野史”等，都孕育著小說藝術的因素。而唐人小說是一次質的飛躍。小說發展到宋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也就是話本的產生。文言小說逐漸轉為以白話為主流的小說史；同時文言短篇小說沿著它的軌跡發展。這樣中國小說史至此由文言、白話兩條線索交互發展。金元時的小說沒有超過宋代，但也出現了一些較有影響的集子。到了明代，文言短篇小說在文言小說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白話小說蓬勃發展的時代。明末清初，出現了擬話本創作熱潮。《紅樓夢》之后，小說創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說才又繁榮起來。

明清時期出現了現代化趨勢，翻譯文學繁榮；“小說界革命”和小說創作的繁榮；話劇萌芽產生。“五四”前后一批留學歸來的學子和更多的人們，較之以前的小說作家，創作了大量有西洋、東洋、蘇俄風格的小說，史無前例地影響和改變著中國的小說風格。建立了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密切關系，而五四形成的現代作家隊伍是以后半個多世紀的文學創作的主體力量。30年代小說發展成熟，50年代中期以后，長篇小說創作豐收，這一時期代表時代主流特征而包容著復雜性，臺灣出現武俠小說，在香港通俗文學中，歷史小說和科幻小說是兩支勁旅。1978年以來中國小說界，萬象紛呈多元化。“尋根文學”、“意識流小說”、“反思文學”和“新寫實小說”出現。此后，小說發展到大眾化、娛樂化，“80”后的作家也在文壇上有一定的影響。

中國傳統主流小說是“說”出來的，歐美傳統經典小說是“寫”出來的。中國小說創作不宜全盤西化。

中國古代小說起于何時？源于何書？較之詩歌、散文要求卻更多更高，非一時所能形成，更非一書所能標志。我們把先秦兩漢看作是中國小說的萌芽時期，這一時期的神話、寓言、史傳等，都孕育著小說藝術的因素，為小說形成準備了條件，不過中國古代早期小說與歷史傳記難以截然分開來。

一、上古神話傳說、先秦寓言故事影響小說。女媧造人造萬物，大禹治水，精衛填海，先秦寓言故事都影響小說。

二、先秦兩漢歷史散文影響小說。

《史記》這一偉大的歷史著作，對后世小說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史記》中許多故事在古代廣為流傳，成為后代小說取材的對象。我國最早的古小說，即魏晉志人志怪小說，《世說新語》和《搜神記》。

三、唐傳奇的興盛和發展。

“小說亦如詩，至唐而一變”。從中國小說發展史的角度來審視，唐人小說是一次質的飛躍。唐人小說僅《太平廣記》一書收錄的單篇就有40余篇，專輯40余部，約在千篇之數，大體分為兩類：一為傳奇，一為志怪。唐人小說繁榮發展的原因，除對童年小說創作經驗的繼承發展外，與當時的政治昌明、文化發達以及科舉“行卷”、“溫卷”之風有直接關系。

唐代城市經濟的繁榮，促進了市民階級的發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說書和其他講唱藝術相應地發展起來。“說話”人講故事用的底本叫“話本”，為我國古代白話小說的開始。

四、小說發展到宋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就是話本的產生。

以文言短篇小說為主流的宋以前小說史，從宋代開始，逐漸轉為以白話小說為主流的小說史；同時文言短篇小說沿著它的軌跡發展。這樣中國小說史自此由文言、白話兩條線索交互發展，它們既有各自的特點，又相互吸收、相互滲透，千姿百態，美不勝收，高潮迭起，在中國文學史上小說所占的分量越來越重，地位也越來越高。

文言短篇小說發展是這一條線，至宋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傳奇體；二是筆記體短篇小說；三是志怪體。宋人傳奇小說的成就遠不如唐人。北宋初期，多記唐五代事；北宋中后期，多記本朝事；宋代的志怪小說，其成就還不如記歷史瑣聞的筆記。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說的成就雖不甚高，然數量與種類繁多，在小說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五、金元時期文言短篇小說，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未超過宋代水平。

這一時期小說的發展線索未斷，且有一些較有影響的作品，如元好問的《續夷堅志》、劉祁的《歸潛志》等。

六、明代是白話小說蓬勃發展的時代。

明人從三個方面做出了貢獻：一是加工潤色宋、元、明三代藝術上有缺陷、忍氣吐聲的話本；二是搜集整理話本小說集；三是創作了大量的擬話本。明代白話小說最繁榮的時期是萬歷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經濟發達。最有代表性的是馮夢龍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它們同時是最早的擬話本集，凌濛初的思想不及馮夢龍進步，但在藝術上“抒情寫景，如在耳目”。

《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相繼問世，標志著中國小說又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從此，中國小說史以短篇小說為主轉而進到了以長篇小說為主的新時期。“四大奇書”在所屬各類題材中獨占鰲頭：《三國演義》既是歷史上第一部全面描寫農民起義的巨著，也是一部寫英雄傳奇的典范；《西游記》既是第一部長篇神魔小說，也是一部神魔小說典范；《金瓶梅》是一部寫世情的長篇小說，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成功的長篇小說。“四大奇書”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響著長篇小說的創作，以至形成了長篇小說的這四個系列，也影響著整個社會，影響著文化思想，影響著人們的精神生活。這種巨大的潛移默化的力量是難以估量的。

七、清初至清末的小說。

（一）《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兩部長篇巨制問世，《儒林外史》 在“四大奇書”之外，另辟了一條蹊徑。它不僅直接影響了晚清譴責小說的創作，也影響著后來魯迅的雜文。至于《紅樓夢》的成就和影響就毋庸多言了，無論其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是中國小說史和文學史上的巔峰，也是世界文學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視為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現實主義創作藝術的輝煌總結。《紅樓夢》的讀與講，早在士大夫中成為了一種習尚和時髦。兩百多年來，評論者比肩接踵，早已形成了一種學派——“紅學”。而今它已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這是中國人的驕傲。

（二）《隋唐演義》是清朝前期出現的一部歷史演義小說，是集隋、唐故事之大成的世代累積型小說。《聊齋志異》的出現，成為中國古代最為卓越的文言小說集，它奠定了蒲松齡在中國文言小說史上尤其是傳奇小說史上的崇高地位。

八、“五四”以來的小說。

晚清形成了文學觀念的變化與現代性的格局。而“五四”張揚理性，追求個性，創作方法呈現多樣化探索。

（一）問題小說代表作家：葉紹鈞、許地山、冰心、王統照、廬隱等。魯迅是中國現代小說的奠基人，在小說創作方法上取得很高成就。代表作《吶喊》、《彷徨》兩部短篇小說集，《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篇白話小說，《阿Q正傳》是最早被介紹到世界上的中國現代小說。

（二）30年代小說題材空間拓展，長篇小說的成熟，小說流派的涌現，普羅小說、左聯青年作家群、社會剖析小說等相繼出現。其中，社會剖析小說成為當時重要的小說流派。老舍創作了俗白、凝練、純凈、生動而又風趣幽默的京味兒小說；茅盾的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以及《蝕》也是30年代小說的重要作品；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以及老舍的《駱駝祥子》、茅盾的《子夜》等，他們以各自卓異的藝術風格標志著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成熟。

（三）到了40年代，張恨水是中國現代通俗小說界的集大成者，趙樹理在解放區小說創作中最具代表性，《小二黑結婚》對中國傳統的評書體形式加以改造，創造了一種新的評書體小說形式，推進了中國現代小說的民族化。九、五六十年代的小說。

主要作品有：趙樹理的《三里灣》，曲波的《林海雪原》，梁斌的《紅旗譜》，楊沫的《青春之歌》，姚雪垠的《李自成》等，另外也有“干預現實”的小說，主要有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宗璞的《紅豆》、豐村的《美麗》等作品。

（一）本時期臺灣文學。賴和的小說把現實主義與時代精神、本土環境相結合，為臺灣新文學樹起了第一面反帝反封建的旗幟，開創并確立了臺灣現實主義與鄉土文學的傳統；在臺灣言情文學大潮中，瓊瑤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主要作品有《幾度夕陽紅》、《在水一方》等；與上述作家相比，古龍的成就更高，影響更大，位居臺灣武俠小說家之首；高陽的歷史小說取得了驕人成績；梁羽生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代表作品是《白發魔女》。

（二）在香港通俗文學中，歷史小說和科幻小說是兩支勁旅，科幻小說以衛斯理最為著名。而金庸，成為香港最著名的文化人，以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一舉成名。此后，寫下了不少武俠經典，如《射雕英雄傳》、《天龍八部》、《俠客行》、《鹿鼎記》等等。

十、1978年以來的中國小說，呈現出多元化的特色。

（一）“反思文學”體現了當代作家理性精神的復蘇。

（二）“尋根文學”的主要作家及作品如下：韓少功《爸爸爸》、阿城《棋王》、張承志《黑駿馬》等。尋根文學對新時期文學的美學質地的整理性超越是一次質的飛躍。

（三）“意識流小說”出現在新時期文學之初，成為一個轟動文壇的事件。王蒙創作了《春之聲》、《海的夢》、《夜之眠》，還有宗璞的《我是誰》等一批小說對西方現代主義小說技巧的借鑒和運用，引起了文壇的關注。

（四）80年代后期最為引人注目的文學現象，是新寫實小說思潮的崛起。創作方法雖然仍以寫實為主，但注重對現實生活“原生態”的還原；主題上，更多的表現現實的荒誕、丑惡、灰暗與無奈；大多采用客觀化的敘述態度，有意采用一種缺乏價值判斷的冷漠敘述等，代表作家及作品有劉震云的《一地雞毛》、《官場》，池莉的《煩惱人生》，方方的《風景》等。

十一、九十年代小說文學。

隨著市場經濟中心的確立，人們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發生了轉變，文學的人文主義精神價值正被淡化，文學的非意識形態化特征得到了強化。

劉震云是新寫實小說重要的代表作家，新寫實主義小說表現出強烈的現實參與意識，它以河北“三駕馬車”——談歌、何申、關仁山的崛起為標志。這一時期出現了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紅高粱》，劉震云的《故鄉天下黃花》等作品在當時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十二、新世紀中國小說大眾化娛樂化。

新世紀的中國小說界，是一個多元化的世界。生產方式的變化導致了小說本身的變化，也使文體數量激增。網絡寫作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小說寫作的類型化趨勢，當時的作家很多都是以此為生。

十三、80后文學的創作潮流。

“80”后的作者有專門的創作網站，在當下的圖書市場上，他們和所有的前輩們是平分秋色的。“80”后是依賴于網絡的，他們中的代表作家有相當一批是出自“新概念”，比如韓寒、郭敬明等人，他們的作品也進入了“產品—銷售 —利潤”的快車道，成為巨大的利潤符合。“80”后迅速地連接市場，平步青云，在文壇上嶄露頭角。

綜上所述，可以知道：中國傳統的主流小說是人民群眾智慧的結晶，是在聽說互動的過程中完善的。外國傳統經典小說是寫出來的，便于閱讀；而我國的傳統主流小說，既適于閱讀，更適合說書。我國小說的發展從文言到白話，從歷史故事到網絡的轉變，繼承并發展著我國燦爛輝煌的文化。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感到無比地自豪和驕傲。

以上就是我對中國小說創作發展的一些觀點，有不到之處，請老師多多批評、指導。謝謝！

第五篇：中國科技發展史

緒論：我了解的最重要的事件是活字印刷術，在11世紀上半葉快要結束的宋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平民畢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這是一種用陶土燒成的活字。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版是與宋代的文化繁榮有關的。宋朝繼承了唐的科舉制和學校制度，而且放寬了對學生出身門第的要求，一般人的子弟亦可進入太學，并且新增了畫學學校和武學學校。和唐人相比，宋代的知識分子不但寫詩，還寫大量的詞，畫更多的山水花鳥人物畫。北宋的徽宗皇帝也是有名的書畫家。另外，在史學，地方志的編寫方面也比唐代規模更加宏大，記述的內容更加豐富。除此之外，宋朝和金朝還開始流行化話本小說，這是明代章回小說的前身。如此繁榮的社會文化生活，對印刷業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北宋的開封和南宋的臨安（杭州）和成都，都有雕版印刷業的中心。活字印刷術發明之后，逐漸顯示了它技術上的優越性——印刷匠可以用許多活字在印刷板上排版，而且這些活字還可以重復使用，因而免去了印一次刻一次版的麻煩。到了南宋末期的1241—1251年前后，在蒙古方面做官的理學信徒姚樞（1203—1280）教他的弟子楊古用活字版印刷出朱熹的《小學》、《近思錄》和呂祖謙的《東萊經史論說》。前兩部書的作者朱熹是南宋最有名的理學家，也是中國最早的私人書院——白鹿洞書院的創辦者。朱的書首先被印出來說明南宋時私人教育事業相對于朝廷辦的官學有了相當的獨立性，學在官府的局面已經不復存在。呂祖謙是和朱熹齊名的理學家，曾任國史院編修，在學術上很活躍，開浙東學派之先聲，還曾邀集朱熹和陸九淵兩派學者1175年在江西信州鵝湖寺辯論哲學。朱，呂二人的書既不是宗教典籍，也非科學著作，但卻是中國知識分子大量需要的東西。

在唐代發明雕版印刷，宋代發明活字印刷的時候，曾經迅速把造紙術引入并傳到西方的阿拉伯世界卻沒有積極地通過西域和海路接受中國的印刷術，并將它傳入西方。這是因為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大概認為印刷《古蘭經》是對先知的不尊重。到橫跨歐亞的蒙古大帝國建立起來時，印刷術才迅速向歐洲傳播。同時，元代的王禎又創制了木活字，接著朝鮮的印刷巧匠們又創造了銅活字。隨著元朝時東西方的交往，歐洲人很快便利用了活字印刷術。在歐洲的幾支語言文字中，最基本的字母只有二十幾個，活字印刷就顯得格外方便。在1455年，古騰堡用鉛活字印出了《圣經》，《圣經》的機械化生產大批平民知識分子有了直接閱讀這本原來由教會壟斷了解釋權的書。

第一章：古人生活在距今4萬～25萬年的時代，地質時代屬更新世中期或晚期，考古時代屬舊石器中期。在歐洲和亞洲都有發現。

中國的古人有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以及馬壩人，長陽人，丁村人，柳江人，資陽人，山頂洞人，河套人，峙峪人??這一時期的文化遺物主要發現于山西丁村和周口店。

遠古的科技：主要是石器，有厚尖狀器、砍砸器、刮削小尖狀器和石球等，其用途較為明確。這一時代周口店“山頂洞人”的石器比北京猿人的石器先進多了。

第三章：《詩經·小雅·大田》說：“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稺。田祖有神，秉界炎火。”《毛傳》云：“食心日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因此將作物害蟲分為螟、螣、蟊、賊四類。

第六章：在外力的作用下，地球的自轉軸在空間的指向并不保持固定的方向，而是不斷發生變化。其中地軸的長期運動稱為歲差。中國晉代天文學家虞喜，根據對冬至日恒星的中天觀測，獨立地發現了歲差。據《宋史?律歷志》記載：“虞喜云：'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余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歲差這個名詞即由此而來。祖沖之首先將歲差用于歷法。

第八章：沈括首次推出冬至日晝夜“百刻有余”，夏至日“不及百刻”的結果。他還設計了“一彈丸，以粉涂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夢溪筆談》卷七）的演示實驗，證明了“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耳”，以及月相變的道理。對歷代歷法的積弊改進，推行了比較合理的“奉元歷”，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更科學的“十二氣歷”設想：即以節氣定月份，大小月相間的純陽歷。對指南針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把“方家以磁石磨針鋒”而得的人工磁化針用來作試驗，提出四種裝置方法（水浮法，碗沿法，指甲法和單絲懸掛法）并分別評論，指出懸絲法“最善”及具體辦法（“獨絲、”“粘蠟”），還記載與驗證了磁針“常微偏東、不全南也”的磁偏角現象。在光學方面，沈括對小孔成像、凹鏡成像等成倒影（像）的諸種現象進行比較，得出“礙”（焦點）的概念（參見“中國古代對光的認識”），并具體描述了焦點處“大如麻菽著物則火發”的現象，他稱光通過“孔”“礙”成象為“本末相格”之術。他親自查看了虹的成因而得出“虹兩頭都垂洞中”的記錄，并說當時“自西望東則見”。通過“紅光驗尸”記錄了民間利用新赤油傘濾光驗出尸身上的青紫傷痕的方法。對透光鏡將背面花紋字跡透現在鏡面上的原因也從鑄造工藝作了考察：“鑄時薄處先冷，唯背文（紋）上差厚（厚度有差別），后冷而銅縮多，文雖在背，而鑒面隱然有跡”。在聲學上沈括用紙人來放大琴弦上的共振，以便形象地觀察，還記錄了兵土用皮革箭袋作枕時“虛能納聲”的空穴效應，并深入分析了各種樂器制作、制鐘等音樂聲學問題。在《夢溪筆談》中，他還記錄了許多寶貴科技資料如《木經》（喻皓）、活字印刷（畢異），水利施工（合龍方法）等等。沈括在政治、軍事、外交上亦展示了才能。沈括十分重視調查、觀察、實測、實驗，并且要“原其理”，“以理推之”。他倡導“見簡即用，見繁即變，不膠一法”，這也是他取得天文、物理等方面獨創性成就的原因之一，并且到過許多地方，廣聞博見，知識豐富。他的科學思想受儒、道、元氣說等的影響，同時注意核查他人在實測中的數據。例如在天文學方面，他詳細觀察五星運行軌跡（“如柳葉邊緣”）和隕石墜落時的情景；為測量北極星與北天極的真實距離設計了窺管，每夜3次，連續三月，得200余圖，得出當時極星“離天極三度有余”的粗測結論；作晷漏實驗十余年，首次推出冬至日晝夜“百刻有余”，夏至日“不及百刻”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