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歷史三調》讀書筆記

《歷史三調》讀書報告

《歷史三調》的讀書報告是我大學第一學期里唯一的文科作業，讀完此書時，概括來我得到了對“義和團”運動的大致了解和對“歷史”本身的所思所想以及幾點對學習歷史的啟示，收獲不小。

關于義和團

義和團運動，在讀此書之前，我和很多同學一樣知之甚少。什么是義和團?它是干什么的？為什么它值得我們去了解和回顧?......簡要概括，義和團運動就是在封建階級的統治下，下層勞苦人民的生活質量連年下降，導致群眾自發的組建自衛組織，其后來的發展又歷史性的遇到了西方文明在中國的傳播。由于當時人們的無知，義和團仇視一切與洋人有關的東西，有用洋物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無知的”拳民“們甚至殘忍殺害了無數信教的中國同胞。如果說這種極端情緒只是在民間的話，那還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煩。不過很不幸的，這股力量卷入了一場更加巨大的政治斗爭之中并被迅速催生成更為可怕的政治運動。義和團的極端行為引來了帝國主義列強的聯合打壓。這場運動最終以辛丑條約的簽訂告終，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每人為義和團陪一兩銀子，同時俄國還趁機占領了東北。

我認為“義和團”運動本身有一定的必然性，它發生在一個特殊時期，西方文明和古老的東方文明交匯的時期。也許出乎其參與者意料的，它同時也改變了中國的歷史。又由于種種原因，至今“義和團“運動仍被冠以“反帝愛國運動”的美名，只是這樣的美名未免太過牽強。他們真的在“反帝“嗎？他們分明是在非黑即白的“排外“，他們真的”愛國“嗎？光是被他們殺害的同胞數目就遠在洋人之上，還”順帶“讓中國又多一次恥辱。這讓很多不了解真相的人們曲解了這段歷史，失去了從義和團運動中反思的機會。

關于歷史

柯文教授的這本專著不同于大部分的歷史專著，他在向我們揭開義和團的面紗之前煞費苦心的撰寫了一些文字，其中辯證的向讀者說明了歷史學家筆下的歷史和真實的歷史之間有著比表面上更復雜，細膩的關系。這些文字對我來說比這本書的主題“義和團”更有意義，它讓我認識到，同一段歷史，用不同的眼光去回顧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結論。歷史事件的真相被淹沒在錯綜復雜、含混不清的實際經歷和被神話化的各種碎片中。歷史學家的工作就是客觀、有條理地盡可能地還原歷史事件的真相，但是經歷和神話包含著人類的情感，對歷史學家而言它們是很強的干擾和很重要的影響。人類的歷史不可能離開人類的情感和而獨立存在，我想，沒必要把歷史的真相和實際經歷，后世的神話化剝離開，因為正是后者的存在才能讓現在的我們從中反思，總結，不犯相同的錯誤。

解讀歷史，柯文和他的《歷史三調》為我們展示了的另一種方式。

第二篇：《歷史三調》的讀后感

《歷史三調》這本書，雖然其主題是義和團運動，副標題就是-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周禎偉：柯文《歷史三調》讀后感。在讀完全書之后發現，這本書講的就是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歷史，用這三個維度來理解。柯文在書中所提到的作為事件的歷史指的就是歷史學家研究所得到的歷史。作為經歷的歷史指的就是歷史事件直接參與者的歷史。作為神話的歷史指的就是被政治、感情等利用而為現實服務的歷史。

一

作為事件的歷史是指歷史學家研究所得到的歷史，歷史學家的工作顧名思義是解釋和理解歷史，但是歷史學家的解釋和理解是有要求的。“歷史學家最重視的是根據知識層面的確當性而非感覺層面的確當性來勾勒歷史畫卷。…但是作為歷史學家，我們在理解和解釋歷史時，必須有意識地遵奉(在實踐中從未完全實現過)社會公認的關于確當性和真實性的強制性標準。”[1]其實這就是章學誠所指出的史德的觀念即著書者的心術，這是歷史學家的一個職業標志。同時“歷史學家是在已經知道結果的情況下從事研究工作的，這是歷史學家的另外一個職業標志。”[2]于是柯文就提醒歷史學家，必須十分小心，“(知道結果)可使歷史學家賦予在此之前的歷史事件一些意義，一些在事件發生的當時并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可能為事件的發起者和參與者所知的意義。”[3]這也就是歷史學家解釋的歷史在一些重要方面會完全不同于歷史事件的直接參與者。因此歷史學家不要用后見之明來對待歷史和闡述歷史。

還有，柯文指出：“歷史學家在重塑歷史的過程中雖然比直接參與者擁有更多(和更全面)的證據，但還遠遠不夠，因為歷史上'發生的許多事情都已不為人們所知了'。”[4]因而對于歷史研究中史料即證據的運用和掌握也是歷史學家所要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在王家范老師的一次講座中，對于李伯重所認為江南在明清時期已經是前工業化或者之類的說法批評時，王老師說，我手上有很多資料，我可以拿出很多來證明李伯重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同時我也可以拿出很多的材料，而且是完完全全意見相左的史料。通過這句話，可見歷史學家在敘述自己的歷史時，很容易用可以證明自己觀點的證據和史料，而對于其他的會進行一定的過濾，也可以說是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鏡。

但是是不是在如此多甚至可以說是致命性的難題和困難面前，歷史學家的努力都可以被否定了呢?柯文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們不要求歷史學家提供他們無法提供的東西-原原本本的歷史，如果我們承認歷史學家能夠提供的對歷史的理解和解釋是有價值的-至少因為它們與歷史的直接創造者的理解和解釋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一切的努力都不是沒有意義的。”而歷史本身的不可知性或者說其不確定性、不完整性和短暫性，正是其不斷吸引歷史學家去研究它的魅力所在。[5]在筆者看來，如果歷史的所有真相都原原本本地擺在那里，那還要歷史學家干什么?歷史也就只是那些死氣成成的檔案和文件了。

二

而作為經歷的歷史是指歷史事件直接參與者的歷史，可是“直接經歷者在以后的歲月中會不斷地復述過去發生之事，會根據社會環境的變化不斷地'改造'他們過去的親身經歷，以便保持個人經歷的完整性和連貫性。”[6]這也讓我們會對經歷者所留下的所謂原始史料抱有一定的警惕。比如諸多名人的日記，翁同和、胡適等等，他們或者是要回避一些在他們或者后人看來見不得人或者不可輕易見人的東西，甚至會大量刪改，或者向胡適很早就認為自己的日記是會被人看的，所以在寫的過程中肯定會有回避的內容。但是柯文指出：“我們雖不能按照生活在當時的人們的理解和認知恢復過去的本來面目，但我們能談論過去，描述過去的某些方面，以大體上接近事實的語言講清楚歷史真相與神話化的歷史和故事化的歷史之間的不同之處，讀后感《周禎偉：柯文《歷史三調》讀后感》。”[7]

同時柯文指出：“參與'歷史事件'的個人事先對整個事件的發展進程并無清晰的預見。”[8]“而實際的歷史經歷使真實的歷史截然不同于復述的歷史和神話化的歷史。這個特點與親歷者的動機意識有關。歷史學家的目的是了解和解釋歷史，神話制造者則從歷史中吸取能量，為現實政治或宣傳目的服務，為深層次的心理基礎造勢。與這兩種人的想法不同，歷史事件的直接參與者的意識包含著人的所有感情和目的。直接參與者也許會做些努力，試著理解他們正在經歷的事情，而他們很可能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把親歷之事加以神話化。但是與主要的目的(如享樂、求生存…)比起來，這些都是次要的、輔助性的。促使人們采取行動并在形成人們生活經歷的過程中常常其重要作用動機是多種多樣、千差萬別的。這些動機常常被曲解，神話制造者尤其如此，而歷史學家也不遑多讓，他們也許保持著警惕，但他們總是把歷史的動機意識強行地導入多少有點合理性的闡釋體系-'發生于其后必是其結果'的分析模式。”所以對于經歷的歷史也要抱有一種警惕。

三

神話的歷史是指被政治、感情等利用而為現實服務的歷史。首先神話一詞是指“人為虛構”或“不真實”的事情。但是在文中其所要表達的意思遠非如此，作為歷史而言，作為歷史學家而言，是在于追求歷史的真相，可是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柯文提到“關于某件往事的明確結論一旦深深印進人們的腦海里(和心中)，人們就會相信自己認可的真相，即使這一真相與過去真正發生的事情完全不同。至少這樣的結論與人們'相信'的真相是相符的，因而準能在人們的歷史觀念中占據最重要的位置。”[9]就像本書中的例子義和團運動，由于人們在長期的宣傳和教育之后，對于義和團運動作為中國近代史上反帝愛國運動的高潮，是亞洲革命風暴的組成部分的這樣一種結論被我們當作真相而記在心中，而忘記了其是否與過去的發生的真相相符。在這個過程中，義和團運動已經被神話化繼而被我們接受了。這就是作為神話的存在了。

可是神話是如何來的呢?其實一言以蔽之，神話的歷史就是人們以自己需要而對于歷史進行不同的解釋和神化。舉例說明，書中第七章開始就對中國歷史上各個時期對于義和團神話的構建進行分析。神話的歷史，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魯迅對于義和團的神話化，即不以義和團為歷史的陳跡，而是隨時都可能出現的幽靈。將之視為中國大眾普遍的落后性，新文化中的干將們試圖革新中國的文化，因而其對于舊的、落后的事物必須進行反對。因而義和團被作為落后、盲目排外的象征而遭受批斗。他們為了革新的需要而找到義和團作為落后象征的靶子，供其攻擊。

而且當過去被當作神話的時候，其內涵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對現實問題的關注。等到在新文化運動之后中國反對的帝國主義的斗爭開始如火如荼的開展了，由于反帝的需要，義和團又被美化了。這一時期由文化層面上的對于義和團的神話轉為以政治目的，帶政治色彩的神話。

在第三個階段，在文革中義和團再次被神話化，其被政治利用的痕跡更為明顯。最初作為打倒對于《清宮秘史》中的政治傾向進行分析界定來找到可以打倒劉的證據(劉曾贊許過該劇)。還有江青為了抬高自己，打擊以前的競爭對手，而對于紅燈照大加發揮。種種均是赤裸裸的一政治為目的的對歷史的利用。從這些神話化的過程可見，在具體情況下，人們對義和團進行神話化，主要取決于當時中國的社會潮流。

小結

對于這三個維度進行理解之后，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柯文筆下所展現的三種不同的歷史，它們都是確實存在，這也就是羅生門在歷史中的反映。既然凡是存在都有其合乎道理的一面，但是作為歷史工作者來說，神話的歷史似乎是要斷然否定的，但是歷史學者的無意“神話”有該怎么辦呢?我有時候很迷惑，因為從結果來看，有意造偽和無意造偽是一樣的，都不能原諒，但是經驗告訴我，歷史原原本本的真相是找不到的。我的導師路老師老是說，史學家應該抱有“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的理想，加上史家本身的操守，憑著良心做事了。

第三篇：歷史讀書筆記

歷史讀書筆記—司馬遷與《史記》

司馬遷在寫完《史記.孔子世家》時，最后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這八個字現在樹碑仁壽縣城高峰天街公園中心位置。司馬遷為了寫《史記》，二十來歲游歷沅湘蘇浙齊魯，尋跡歷史風云人物故里，如劉邦豐沛故里、宿遷項羽故里、淮陰侯韓信故里、薛城孟嘗君故里、曲阜孔子故里。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自曝了自己行跡，說“曾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這次他是因公出差，大致沿今日西安成都昆明高速公路一線，跋山涉水，游覽過成都都江堰，最遠到達昆明（今日大理麗江地域）。我有時想，僅憑這一點，司馬遷不僅應該樹為中國大歷史學家，也應該樹為中國大旅行家。漢武帝時代，張騫九死一生，鑿空西域，這是中國人第一次主動走出國門，向西方開放。據說今日葡萄、胡蘿卜等可以溯源到張騫。張騫是中國第一位國際外交家和國際旅行家。更有價值的是他在阿富汗等地發現了蜀布和邛竹杖，證實南方絲綢之路這條民間商貿物流通道早就存在。前不久西南交通大學召開“中國高鐵走出去高峰論壇”，主題就是高鐵外交，我看著眼點就是張騫發現的南方絲綢之路和親歷的北方絲綢之路的高鐵化。我夢想有朝一日乘坐高鐵從成都出發，經過西昌、麗江、騰沖、密支那，直達印度新德里、伊朗德黑蘭、埃及開羅。這條南方絲綢之路沿線風土人情旅游價值感覺也許要比北方絲綢之路豐富多彩一些。司馬遷是大歷史學家、大文學家、大旅行家、大天文學家、大百科全書家。我看他不僅是中國漢朝史壇冠軍，也是漢朝文壇冠軍。西漢文章兩司馬。司馬相如的賦在過去曾為漢代文學標桿，今日漢賦已經淡化老死，只有司馬遷的《史記》古文常讀常新。司馬遷的文筆真是神出鬼沒，有如李白謫仙詩筆。司馬遷寫歷史人物片言口語，如項羽的“彼可取而代也”、劉邦的“大丈夫當如此也”，李斯的“吾欲與若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韓信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帝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等等，一字一句就見歷史人物風度神韻，摹寫刻畫太精當了，聽來品來太過癮了。以寫小說的筆法寫歷史著作，司馬遷可以說是第一人，也是做得最為成功的，這是《史記》幾千年魔力密碼所在。

司馬遷《史記》本紀十二篇，我看只有《今上本紀》寫得最差，這肯定不是司馬遷原筆，學術性沒有《五帝本紀》《夏本紀》《商本紀》《周本紀》《秦本紀》強，文字沒有《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好。按理秦始皇為離開他最近的著名皇帝。千古一帝，奠定了中華腹地核心生存區域（遼河海河黃河長江珠江流域）和度量衡與文字一統格局。今上漢武帝就活在他眼前，耳濡目染。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現中華文化和民族心理統一。后世沒有那個封建帝王的格局、規模、氣度比得上他倆。毛澤東說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今日秦始皇沒有留存詩文，只知道他喜愛韓非文章，見到李斯一篇“諫逐客書”，就從諫如流。漢武帝倚重司馬相如、司馬遷，本人留有“秋風辭”等，我感覺他們二位還是有文化底蘊，識得文字好壞的皇帝。司馬遷有文人傲骨，沒有拍當權者馬屁。這兩個皇帝確也兇暴獨裁。秦始皇長相蜂目豺聲，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欲行仁義，司馬遷這樣寫，確實要有非凡的勇氣。漢朝接續秦朝，漢朝人把秦朝說得壞，以便證明本朝才是最好，這是自然的。司馬遷寫本朝開國皇帝劉邦，雖然夸他“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又說他“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好酒及色”，寫他在逃生關頭連老婆孩子都不要，要推下車去。項羽要烹劉太公，他小子倒好，說“分我一杯羹。”寫絕了劉邦的流氓無賴不孝本性。這樣寫，換到唐朝、宋朝、明朝和清朝，司馬遷肯定腦袋早就搬家了，哪里允許他選擇宮刑，還能繼續呆在漢武帝身邊擔當中書令。雖然司馬遷自認是“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流俗之所輕也。”我感覺漢武帝內心還是很欣賞司馬遷的文才、史才的。《今上本紀》真本估計被漢武帝及其子孫利用皇權毀尸滅跡了，后世歷史學家考證說現本《史記.孝武本紀》是把《封禪書》稍微改動一下充數。《史記》中十篇有錄無書。秦始皇、漢武帝乞求長生不老，干下不少哈兒事情，上了徐福、欒大等江湖術士的當。這種期望不死的心理可以理解，普通老百姓乞求平平安安活到百歲，只有皇帝才敢期望活到萬歲、長生不死。后世李世民、嘉靖、雍正都是聰明之主，不也照樣相信術士的甜言蜜語，乞求長壽，反促早死。可惜司馬遷寫的《今上本紀》原本不在，班固寫的漢武帝本紀，功力也比司馬遷寫的秦始皇本紀差些。

司馬遷創立列傳體史書的五體格局（12紀、10表、8書、30世家、70列傳），我看司馬遷這個創造最為偉大，后世中國歷史學家都逃不出司馬遷的五體牢籠。正史都是紀志表傳，只是把世家降為列傳。為什么《史記》各體篇目數這樣，后世研究有多種解說，說司馬遷本是天文家數，有意拿一紀12星次，一年 12月，一月30天來天人合一，我個人感到這樣解釋有點牽強附會，或許這種篇目數只是一種巧合而已。一些歷史學家深挖《史記》五體格局和130篇目取名的微言大義，諸如項羽本紀、呂太后本紀該不該列？西漢開國三杰為什么降韓信為淮陰侯列傳，陳涉為什么要列入世家？封建史家對司馬遷和《史記》有點吹毛求疵了，班固等雖然贊譽司馬遷的《史記》為實錄，又批評他“是非頗謬于圣人。”更嚴重的王允說《史記》是謗書。今日想來，我倍感司馬遷人格偉大，學術自由，精神獨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五體格局比四體格局更具有等級層次性，對于歷史人物的歷史貢獻權衡度量顯得更為靈活精準些。項羽、呂后實際主宰天下，該列本紀。孔子、陳涉都是一種文化學術事業、一種改朝換代功業的開創者，兩千年來綿綿不絕，與西漢開國元勛蕭何、曹參、張良、陳平、周勃等并列世家，我都感覺顯得低了一點。

《史記》共130篇，我最為喜歡的篇章是秦始皇、項羽、高祖三本紀和李斯、張良、蕭何、韓信、陳平、周勃等世家列傳，他們都是秦漢相交楚漢爭雄時代的歷史風云人物，我覺得這幾篇是《史記》的精華所在，司馬遷文筆的精妙所在，看來司馬遷不是平均使用力量。如果換一個人來寫，我看寫不出司馬遷這種活色生香的文字，諸如李斯列傳的兩次感嘆老鼠，諸如蕭相國世家和淮陰侯列傳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故事，諸如項羽本紀中“破釜沉舟、鴻門宴、霸王別姬”三大場面。我覺得《史記》全書寫得最好、最為頂尖的篇章就是《項羽本紀》，誠為一代英雄絕唱。項羽雖然只活了31歲，主宰天下才5年。楚漢相爭劉邦最后贏得天下，執政了8年，劉姓王朝還一直延續到三國蜀漢劉備劉禪。司馬遷的天才文筆讓項羽這個失敗了的真英雄一直活到了現在，讓劉邦這個真皇帝一直陪伴他到了現在。我真想不出一代英雄人物，這些細節，這些語言，司馬遷是如何曉得的。他以小說筆法來寫正史，寫得來還讓后人覺得沒有出格，真實的歷史內情似乎就是這樣。司馬遷寫《史記》刻畫歷史人物群像須毛生動，后世難有史家企及，司馬光寫《資治通鑒》都沒有司馬遷這種文字魔力。我感覺司馬遷是有意這樣對立典型描寫，所謂互見法，不僅文字互見，史實互見，更重要的是人格互見，人品互見。同是皇帝，項羽、劉邦是這樣寫。同是宰相，李斯、蕭何是這樣寫。同是大將，曹參、韓信是這樣寫，李廣、衛青是這樣寫。看司馬遷的《史記》，必須交換互看，才能看到文字的背后，才能知道劉邦底細，才能明白韓信冤枉。司馬遷本是奇人一個。他是有點好奇，喜歡為奇人、奇事、奇功、奇跡列傳。對于權位人物，即使在劉邦開國分封功臣表中位列前

十、爵位一品的大員，他也不是面面俱到，有的僅僅在表中列名而已。這時才能真正感覺司馬遷創建史表記錄格式的妙處。春秋十二諸侯年表、戰國六國年表等實現了異地同時、同地異時的王、國縱橫相處。我感覺寫歷史最難的也許不是寫本紀、寫列傳、寫書志，我覺得最難的最顯史家功力的也許是寫史表，可惜現在不少出版商為了節約篇幅，把《史記》的史表刪除了。想到司馬遷時代還是以竹簡木簡為主要書寫材料，他整出來的史表，如三代世表、春秋十二諸侯年表、戰國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等10表，后世怕只有感謝他舉重若輕、舉輕若重的非凡毅力和細心精心。

司馬遷寫《史記》，用130篇、52萬多字的篇幅就拿下黃帝以來中華三千余年歷史，而班固寫《漢書》，西漢只有二百三十年，還用了100篇、80萬字，漢武帝以前的歷史還是多數抄襲《史記》文字。班固寫《漢書》還是班彪、班固、班昭、馬續父子兄妹等四人接力，司馬遷寫《史記》最多司馬談、司馬遷父子二人合力，司馬談也許只是列出一個大綱。看完司馬遷《史記》的表和志，再看新唐書、舊唐書、宋史、明史、清史等各個正史的表和志，讓人更加佩服司馬遷的嚴謹和精心，他的大手筆學不來，他的小精心更是學不來的。司馬遷生于天文史官軍事經濟文化世家，我看他生下來就有超強的自信力，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所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所謂“小子意在斯乎。”他是把自己作為周公、孔子文史道統的繼承者來自認的。面對漢武帝讓他選擇自殺還是自宮時，他為了《史記》寧愿忍辱求生。只要看看漢武帝一朝多少宰相都被漢武帝逼得自殺，所謂士可殺不可辱，漢人比較有血性，更加彰顯司馬遷這個選擇的不容易。司馬遷活著為《史記》，死也為《史記》。司馬遷的《史記》第130篇太史公自序，加上報任安書，就是司馬遷自己為自己作的列傳。班固很聰明，寫《漢書》時直接采錄。

一時強弱在于力，千秋勝負在于理。再有權力的帝王都是一時的。漢武帝執政長達54年，今日看來司馬遷的歷史影響力已經超出漢武帝，未來更是無期。話也要說轉來，我們還要感謝漢武帝時代，有給予文人自殺、被殺或自宮選項的機會，沒有出現后世班固自殺、范曄被殺等歷史慘劇；感謝漢武帝時代有允許私人撰修國史的制度，沒有唐代以后只能官修的限制。司馬遷，成也漢武帝，毀也漢武帝。惺惺惜惺惺，偉大人物遭遇了偉大王朝，才有司馬遷這種史學文學雙料巨擘出現。“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遇到司馬遷和《史記》，我只有五體投地的選項。

第四篇：歷史讀書筆記

讀《近代新疆史事論述》《龜茲古國》有感

王振楠

學號2009061620

*** 我去圖書館的時候，老師推薦的很多關于新疆歷史的書都被一掃而光了，而且其他書也不多了，覺得挺遺憾的，就順便借了幾本，還讀了同學借的幾本，就是覺得《宗教論》挺好的，還有一些關于西藏的事情。

我們所處的民族不一樣，信仰也會有所差別，宗教在世界有很多，在中國也分很多類，那是人們希望的寄托和輿論約束的動力。

對于之前新疆發生的事情我不做評價了，就說說新疆的近代歷史吧！

新疆稱西域，位于我國西北邊疆，西域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的領土，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這一名稱出現于清代）

在這里居住的各族人民，自古以來就同祖國內地發生著密切聯系。遠在兩千多年以前的西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60年），中央王朝就在西域地區設立了西域都護府等行政機構，進行統治管轄，西域正式統一于中國版圖。

清朝時期，清政府平定西域準噶爾部叛亂（乾隆二十年，即1755年），對新疆實行大規模移民，主要是守邊屯田，后把西域改稱新疆（1884年建立新疆省，文見《新疆一詞的由來》），在惠遠(今霍城縣)設伊犁將軍府，統轄整個新疆的軍事、行政事務。此時，漢人成為移民新疆的主要人員構成，居住于巴里坤、木壘、古城（今奇臺）、昌吉、迪化（今烏魯木齊）、伊犁等地，后因屯墾需要，漢人從上述地區遷往塔里木盆地四緣的喀喇沙爾（今焉耆）、吐魯番、和闐（今和田）等地。光緒元年（1875），左宋棠任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此時，湘軍入疆，不少人定居，袁大化任新疆巡撫時，來

了不少河南人，楊增新任新疆省長時，許多云南人到疆落戶。另外，清代遺迭的犯人來疆每年不下六七百人。

特別是在清政府腐敗之后簽訂的種種條約，真讓人心疼。

（近代新疆的第一次危機：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爆發了維吾爾族及回族等族人民的反清武裝起事）

抗戰時期，由于新疆不像內地那樣戰亂那樣，局勢相對穩定，內地（陜甘等地）許多人遷來新疆。

解放后，1949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新疆，隨后，很多解放軍官兵（絕大多數是漢族）就地轉業，分布于新疆各地，組建為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10余個師和100多個農牧團場，這是解放后首次大批漢族人遷入新疆。

1952年，兵團從上海、湖南、湖北、山東等地招調女兵并派有干部及其家屬進疆，1958年到1959年，山東、安徽、江蘇支邊青年來新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內地大批漢族人自流來疆，1964年至1965年又有大批上海、天津、四川支邊青年來疆，1966年有大批河南人來疆。

改革開放時期。上世紀80年代后，國家實行改革開放和西部大開發，新疆的發展呈現大跨步發展，商業、流通業、科技業等促進了內地人才來新疆發展，主要分布于城市和兵團及地方的團場鄉村，從事科技、工農業和流通業以及邊貿等。

有資料顯示：截止2004年，漢族的人口有780余萬人，占全疆總人數的39.75%。讀后感之烏魯木齊

新疆日報有文說：

“60年來，烏魯木齊人民確實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建設這座美麗的城市。”蔡美權說。幾十年前，烏魯木齊舊城外都是一片戈壁，如今綠地點綴在城市的各個街區，幾座美麗的人工湖出現在原先的荒山之間，特別是最近十年，烏魯木齊的綠化面積擴大了5倍，這反映在地圖上即是越來越多的綠色。“是我們讓紅山變綠了。”，位于烏魯木齊市中心區域的紅山，曾因裸露出紫紅色的巖石而得名。上世紀80年代初，數萬青年學生與解放軍戰士用書包、臉盆把黃土運到山上，“包住”了這座寸草不生的荒山，這才有了種樹的條件。現在，紅山早已變成“綠山”，上面建起了公園，成為眾多烏魯木齊市民休閑晨練的場所。

對比2009年與1977年、1947年的城區地圖，除了綠色，代表水域的藍色也越來越多。蔡美權指給記者看，位于市區南面的“水上樂園”可謂是荒山出平湖，“1966年到1970年，我們烏魯木齊各族人民出動70萬勞動力，搬運了30萬立方米土，在山嶺之間筑起大壩，攔截成這樣一個大湖。”

蔡美權說，這個原先用于為市區供水的湖，隨著用水不再緊缺，在1984年到1986年改建成了一個水上樂園。“像這樣靠人工形成的湖在烏魯木齊很多，讓這座世界上離海洋最遠的城市有了足夠濕潤的氣息。” 從毛驢到汽車飛機，佳話代代延續

1941年，1947年，1977年，2009年，四幅圖覆蓋的區域越來越大，道路也越來越密、越來越多。

解放初期，烏魯木齊好走的路很少，也很窄，騎毛驢要比坐汽車方便。”蔡美權回憶，通火車是1960年以后的事。當年庫爾班大叔要騎著毛驢去北京見毛主席，就是“行路難”這一歷史事實的真實寫照。

火車站、飛機場、昆侖賓館、八一劇場……這些城市建設的地標都在1977年的《烏魯木齊市街區圖》上留下了歷史印跡，而“反帝路”“反修路”等路名也留下了那個年代獨有的味道。此時的烏魯木齊，路網已經初成規模，公路、鐵路，組成了烏魯木齊市內外一條條交通動脈，市民出行、物資運輸的條件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翻開2009年的地圖，烏魯木齊的路網規模又比1977年擴大了數倍，密如蛛網的道路能容納下如今數十萬輛的汽車保有量，繞城的外環路和一批不斷拓寬的主干道大大緩解了交通擁堵，“行路難”徹底成為歷史。

“街衢不見寸草生，濯濯童山環孤城。”這是清代詩人紀曉嵐1768年被乾隆皇帝發配新疆后，在烏魯木齊留下的詩句。而如今，烏魯木齊早已換了人間，天山也已是滿目青蔥。自漢代以來，中國的西北邊陲從來都是多事之地，部落戰爭、民族糾紛、宗教沖突從未間斷，放在歷史的視野中，1949年之后的新疆，算得上穩定和繁華，對外沒有了邊境戰爭，對內沒有了少數民族政權與中央政權的大規模對抗。

然而2009年的夏天，注定將寫入中國的邊疆史。7月5日這一天，一場突如其來的暴力活動襲擊了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1700多人受傷，近200人死亡，這樣的傷亡數字超過了過去10年新疆民族沖突中傷亡人數的總和。

“7·5”事件之后半個月，來到新疆，國際大巴扎上，荷槍實彈的武裝警察、叫賣和田玉、英吉沙小刀和吐魯番干果的商人與來自全球各地的游客比肩而過。這是今日新疆最典型的鏡像：一面是開放而通達的新疆，擴建中的機場直通中西亞各國，27個對外口岸繁忙如昔；一面是緊張而脆弱的新疆，互聯網斷網，手機短信屏蔽，缺乏安全感的人們對武警的依賴前所未有。

復雜的西北邊疆

7月底，來到新疆最西北的哈巴河和布爾津等地時，當地不論是官員還是普通百姓，最為熱衷的話題是開礦、旅游、以及如何賣東西給哈薩克人、蒙古人和俄國人。

今天的新疆早已不是那個漢族人生活在兵團、機關，而少數民族則居住在鄉村、市井，二者相對隔離的時代。民族間的交往越來越頻繁，已經深入日常生活，傳統的諸如和田玉、英吉沙小刀這些維族人的營生，漢族人也開始經營起來，在國際大巴扎、二道橋等烏魯木齊傳統的旅游商業圈里，漢族人和維族人比鄰做生意的情形早已成為日常景象，甚至維漢通婚的現象也開始出現。

頻繁而不可避免的交往、競爭中有著不同語言、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民族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幾乎不可避免。在人口高度流動的今天，誕生于計劃經濟時代非流動社會的諸多傳統的治邊之策和自治操作模式，在今天這個工業化、城市化、商業化、全球化的時代顯出了適應力不足的現實問題。今日中國西北邊疆早已不再僅僅是政治、軍事的問題，也不只是貿易的問題，而更多的是多民族高度雜居社會里的民生問題。“7·5”之痛

盡管分裂主義運動是否真的是新疆社會的頭號問題，學界尚有爭論，但近年來，出現在公共視野中的新疆卻往往與暴力和恐怖相伴，“7·5”事件更是將此印象推向了極致。在烏魯木齊最為繁華的二道橋、國際大巴扎等公共場所，一夜之間，暴徒殺死了近200人，行兇者大多來自維吾爾族聚居的南疆喀什、和田等地，而受害者則多為漢族平民。自1949年建國以來，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框架下，中國社會還沒有哪個城市出現過如此慘烈的種族仇殺。

半個月后，當地的電視臺、報紙等各類媒體播報的幾乎只有兩件事，一是對“7·5”事件暴徒的追擊令，二是民族團結的動人故事。官方在追擊歹徒的同時，也在盡一切辦法希望彌補事件造成的不同民族間的裂痕。在漫長的中華歷史上，對于邊疆的統治總是在懷柔與高壓之間徘徊。1949年之后，也曾經出現過類似的搖擺。建國初期，經過大規模的剿匪之后，新疆出現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穩定，但“文革”的到來，使得整個國家秩序大亂，新疆也不例外，正常的宗教活動都受到了破壞。“文革”結束之后，作為撥亂反正的一部分，198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對民族自治政策做了相當大的調整，大批的漢族干部紛紛撤回內地，甚至連工程技術人員都撤了不少，但隨后的巴仁鄉**和1986年因司馬義·艾買提上調中央而引起的新疆大學生靜坐示威，讓這些短暫的改革都被中止了。

1990年代以來，新疆跟整個國家一樣，轉而開始經濟建設。“7·5”之后的烏魯木齊就是新疆矛盾與希望的交匯點，一邊是蓬勃的經濟發展，在追求現代化的道路上，這是一個有著宏偉志向的城市，新疆資源豐富、疆土遼闊，且處于亞洲地理中心，鄰國眾多，四通八達，完全有實力成為整個中亞的中心城市，但另一邊，卻在民族糾葛的泥潭里難以自拔。暴力事件留下的陰影，仍將籠罩這個充滿希望的城市。覺得這段比較好，就謄到這上面來了。

新疆的未來

事實上，民族矛盾不獨中國有，在世界范圍內，很多國家無論政體，為了消化民族矛盾，都進行過不同形式的民族同化政策。所謂的民族同化就是少數民族向主要民族靠近，但迄今為止并沒有幾個成功的例子，相反，經常導致更加劇烈的民族沖突。

中國的內陸邊疆，沒有哪個地方像新疆這樣，擁有如此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廣闊的邊境線，而且，比鄰的都是擁有豐富資源、遼闊疆土的發展中國家，與中國的經濟有著極強的互補性。與遠赴非洲做生意的風險和艱辛相比，跟中亞鄰國的生意顯然更加便利，這些都將為中國的經濟轉型提供足夠的緩沖。

新疆對于中國而言，不再僅僅是國防前線，更是開放前沿和持續發展的戰略要地，幾乎所有的戰略觀察家都預言，未來15年，新疆在中國乃至整個亞洲腹地的地位將得到極大的提升。也因此，如果讓恐怖與反恐成為新疆的主要議題，這不僅是對新疆的損害，更是對整個國家的傷害。

“7·5”事件之后半個月，中央政府迅速調撥了40億元，用于南疆三地州改善民生項目的建設，據新疆發改委透露，40億主要用于南疆三地州抗震安居工程、行政村及社區文化室、興邊富民工程、貧困鄉村生產基礎設施、廣播電視基礎設施、鄉鎮干部周轉用房等7個造福南疆三地州各族群眾的專項規劃。此次暴力事件的歹徒大多來自于南疆各地，一直以來南疆三地州都是新疆相對貧窮落后的地方。

但在哈德斯看來，安撫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新疆蘊藏著豐富的石油、煤炭、黃金等自然資源，近年來，資源開發如火如荼。但是資源開發如何惠及當地民生卻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這些資源都在新疆境內，應該先讓新疆人享受到開發的好處，礦區所在地的就業、教育等等方面都應該得到財政上的優先照顧。”哈德斯說，但在照顧原住民利益過程中，絕不能按照民族來區分，不管是漢族、維族、哈薩克族，所有的族群都應該被一視同仁，而不是誰鬧得兇就給誰更多的好處。

“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治理思路，在西北邊疆內部緊張局面的緩和上，依然有著不可替代的功效，但是顯然靠此一招已經不夠用。追求怎樣的發展？發展如何真正惠及民眾，這個中國社會在現代化轉型中遭遇的命題，在西北邊疆顯得尤為緊迫。從某種程度上講，新疆的問題是民族問題與中國社會發展轉型問題的交織，能否在民族問題劇烈爆發前，完成現代化的轉型，這關乎新疆的未來，也關乎國家的未來。

作為哈薩克族人的領導者，哈德斯曾不止一次前往鄰國哈薩克斯坦訪問，在他看來，獨立后的哈薩克斯坦取得了長足進步，但與中國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無論是工業、交通等基礎設施，服裝、食品等生活用品的供應，還是科學、教育的發展，哈薩克斯坦都與中國差距巨大，但是，他們也有比我國做得好的，那就是社會保障程度，在哈薩克斯坦，每一個國民，即使是農民，只要到了退休年齡，都會得到國家豐厚的養老金，而且，讀書、看病都是免費的。”

自古以來，中央政權的穩定和強大，都是消除邊患最大的保障。今天也不例外，強大而開放的中國保障了西北邊疆的穩定。相較于中亞各個鄰國，中國工業化、商業化的高度發達，讓中國的西北邊境到目前仍然處于一種相對的優勢地位。這些因素注定了新疆的分裂主義難成氣候，但邊疆地區的社會矛盾也已經到了必須認真求解的時候，否則，隨著鄰國的強大和崛起，內外因素將使西北邊疆再次陷入復雜的局面。

西藏的歷史與變化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藏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千百年來為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西藏遭到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

---從1949年初起，隨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中共中央對解決西藏問題的考慮和籌劃逐漸明晰和具體，并擺上了重要工作日程。1949年2月，毛澤東在河北平山西柏坡與來訪的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談到解放西藏的問題。他指出：“西藏問題也并不難解決”。在新中國即將成立前夕，為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完成祖國領土和主權的統一，中共中央作出解放西藏的戰略決策，命令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建設西藏。1949年8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第一野戰軍，在進軍西北時，要為解決西藏問題作準備。隨后，又根據實際情況，將進軍西藏的戰略任務主要賦予中共中央西南局和第二野戰軍。9月26日,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作出三項莊嚴的保證，其中第一項就是保證解放包括西藏、臺灣在內的全部領土，完成祖國統一大業。1950年10月,進軍西藏的人民解放軍解放昌都，粉碎了帝國主義和西藏地方分裂勢力企圖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陰謀，打開了進軍西藏的大門。

-----中共中央在決定進軍西藏的同時，采取一系列舉措，爭取同西藏地方政府談判，和平解放西藏。因為，西藏如果能夠實現和平解放，對于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保持西藏社會的穩定是十分有利的。為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都大力做爭取工作。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團抵達北京。經過一個月的談判，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簽訂，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平解放使西藏擺脫了帝國主義勢力的侵略和羈絆，維護了國家主權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實現了藏族與全國各民族的平等、團結，為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和民族區域自治奠定了基礎。5月28日，《人民日報》用藏漢兩種文字對外公布了協議的全文，并報道了和平談判的經過。《十七條協議》一經公布，立即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和歡迎。同日，**大師及**堪布會議廳全體人員發表聲明，擁護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6月1日，**致電毛主席，表示真誠擁護協議，為實現協議，為西藏民族永遠地脫離帝國主義的羈絆、獲得解放和發展而努力。10月24日，**喇嘛致電毛主席，擁護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根據協議規定，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克服重重艱難險阻，分別從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地向西藏進軍。1951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駐藏代表抵達拉薩。9月9日是藏族的“雪頓節”，這一天，人民解放軍進藏先遣支隊進入拉薩市區，并舉行了先遣支隊入城儀式。10月24日，中共西藏工委、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進駐拉薩郊區。2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薩舉行隆重的歡迎儀式，歡迎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歡迎儀式在軍樂隊高奏國歌聲中開始。西藏地方政府官員向進藏解放軍致敬，獻哈達。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在五星紅旗和毛澤東、朱德畫像引導下，以軍樂隊、紅旗隊為前導，在《解放軍進行曲》的樂曲聲中，舉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威武雄壯地進入拉薩城區。西藏地方政府各級官員、三大寺的**、堪布、藏軍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眾兩萬多人夾道熱烈歡迎。拉薩全城紅旗招展，鼓號齊鳴，哈達紛飛，人山人海，人們爭相目睹這一盛大的歷史場面。

實行民主改革，既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西藏社會進步和發展的必然趨勢，《十七條協議》明確規定在西藏地區要進行民主改革。西藏民主改革的范圍則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項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風俗習慣的改革”。

西藏和平解放時，中共中央考慮到西藏的實際情況，《十七條協議》規定：“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1956年9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于西藏民主改革問題的指示》，指出：“西藏地區的民主改革，必須是和平改革”，“西藏的民主改革，必須在充分做好準備工作，上層真正愿意改革的時候再去改，并且在改革中要堅決做到少出亂子和不出亂子，否則寧可暫緩進行，而不要勉強進行。”同時，中央作出西藏六年內不實行民主改革的方針。

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在帝國主義和敵視中國的外國反動勢力的唆使和支持下，采取陽奉陰違的手段。他們一面對中央虛與應付，表示擁護中央的決定，一面暗中與國外反華勢力相勾結，加緊策劃分裂祖國的活動，在西藏各地不時挑起局部武裝叛亂，并加強其內部的統治和控制，極力鞏固其罪惡的農奴制度。到1958年前后,西藏的局部叛亂逐步升級，嚴重威脅到西藏各族人民和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生產、生活和生命安全。對此，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和駐藏人民解放軍一再采取克制和忍讓態度，并寄希望于西藏地方政府擔負起平息事態、制止叛亂的責任。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及上層反動集團卻反其道而行之，由暗中支持武裝叛亂逐步演變為公開支持并親自組織武裝叛亂。

1959年3月10日，以**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在西藏發動了旨在分裂祖國、維護封建農奴制度的全面武裝叛亂。3月20日，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奉命進行平叛作戰。3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在西藏平息叛亂中實現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問題的指示》，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已經撕毀了十七條協議，背叛祖國，發動西藏的全面叛亂。中央原來決定的六年不改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繼續執行下去。”“在這次平息叛亂的戰爭中，必須同時堅決地放手發動群眾，實行民主改革，以便徹底解放藏族人民群眾，引導西藏地區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從根本上消除叛國分裂活動的根源。”3月28日，國務院發布命令，決定立即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職權。

到1960年底，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徹底摧毀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廢除了舊西藏嚴重的封建等級制度、人身依附關系和各種野蠻刑罰，百萬農奴和奴隸獲得翻身解放，成為國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平息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叛亂和民主改革的偉大勝利，推動了西藏社會的巨大進步，給各階層特別是勞動群眾、百萬農奴帶來了巨大利益。百萬翻身農奴更加熱愛共產黨、更加熱愛社會主義祖國。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的武裝叛亂以失敗而告終，他們妄圖永遠保持封建農奴制的丑惡面目則暴露無遺。

1961年，西藏各地開始實行普選，翻身農奴和奴隸第一次獲得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選舉產生了各級人民政權，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標志著西藏全面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西藏人民從此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區事務的權利，與全國人民一道走上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區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決定，將3月28日定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

關于龜茲我就不多說了，它位于今新疆庫車縣境內。

這是我寫的讀后感，感覺自己收獲不少，雖然是理科生在中學很少接觸歷史，不過以后加強對這方面的知識。

2010-4-6

我輕輕的唱有一點吵,看著哥們兒你冰冷的身體在燃燒,多想陪你飛可我卻做不到,聼我為你祈禱這一秒下,Isee you soul,你一直在我左右,仿佛當初,跟你說no你卻說wo,but I feel you,dog,在跟我握握手,因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沒有你存 感覺得到你的愛,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來,沒有我的愛,怕你看不清未來 期待的色彩卻是蒼白,無論我身在何處你都在我身邊,深信你是我的守護天使落入凡間,當愛變成習慣你卻已經不在,犯錯的到底是誰,我們都太傻,純真的愛卻在受罰,開門的瞬間期待的撲鬧,卻只剩下一陣酸楚無奈的苦笑,甚至開始懷念懷念混亂的一切,都伴著音符在心里隨處飄飄,我要我們在一起,一起散步,一起啃排骨,像老虎卻膽小如鼠,但為我你愿意全部付出,只要一個微笑就可以止哭,沒有你存在,感覺得到

你的愛

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來,沒有我的愛,怕你看不清未來,期待的色彩卻是蒼白 角落是否太暗,寶貝是否害怕有個地方叫天堂,那里從來沒有傷害,生命沒有排

序,my best friend 相信有一天我們還能再相聚,剩下自私的空間,原來只是孤寂一片,最忠誠的你消

失不見

看到太多虛偽的臉,純真的一面慢慢毀滅,i'm sorry,這就是你所信賴的世界 baby dont go,let me know,何時才是盡頭sit wow,握手,你總是那么優秀,吐吐舌

頭

just let it go,oh my bestfriend you 沒有你存在感覺得到你的愛 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來

沒有我的愛 怕你看不清未來 期待的色彩卻是蒼白 沒有你存在 感覺得到你的愛 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來

沒有我的愛 怕你看不清未來 期待的色彩卻是蒼白

沒有你存在 感覺得到你的愛 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來

沒有我的愛 怕你看不清未來 期待的色彩卻是蒼白

周杰倫-七里香 專輯:七里香 作詞:方文山 作曲:周杰倫

演唱:周杰倫 ★白色之楓 制作

窗外的麻雀在電線桿上多嘴 你說這一句 很有夏天的感覺 手中的鉛筆 在紙上來來回回 我用幾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誰 秋刀魚的滋味 貓跟你都想了解 初戀的香味就這樣被我們尋回 那溫暖的陽光

象剛摘的鮮艷草莓 你說你舍不得吃掉這一種感覺 雨下整夜 我的愛溢出就象雨水

院子落葉 跟我的思念厚厚一疊 幾句是非 也無法將我的熱情冷卻 你出現在我詩的每一頁 窗臺蝴蝶 象詩里紛飛的美麗章節 我接著寫 把永遠愛你寫進詩的結尾 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

那飽滿的稻穗 幸福了這個季節 而你的臉頰象田里熟透的蕃茄

你突然對我說 七里香的名字很美 我此刻卻只想親吻你倔強的嘴整夜 我的愛溢出就象雨水

第五篇：歷史讀書筆記

從甲午戰爭中得到的外交啟示

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將魔爪伸向朝鮮，威脅到了中國在朝鮮唯一宗主國的地位。清政府認識到自己的實力與日本有較大的差距，沒有勝算，所以極力避免與日本的直接沖突。清政府極力催促朝鮮向西方開放，以打擊日本在朝鮮的勢力。另一方面，在與日本的外交斡旋中，清政府寄希望借西方的介入來取得自身的談判優勢。但是他們得如意算盤沒有打響，反而，他們的妥協和對帝國主義抱有的幻想使之失去了寶貴的備戰時間，為戰爭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也許西方各國是想利用日本再次打開中國國門，以便坐收漁翁之利。在甲午戰爭爆發前，帝國主義已經幾次試圖打開朝鮮國門。但是，李鴻章沒有認識到西方國家和日本相同的侵略本質，妄想“以夷制夷”，這是對外交形勢的錯誤估計。與此同時，日本倒是極好地分析出了中國、西方對日本在朝鮮利益的影響。他們想方設法地鼓動中國削弱西方國家在朝鮮的影響，緩解混亂的朝鮮局勢，為其掃清障礙。以便日后只需面對中國，減輕占領朝鮮的壓力。

對比之下，我們得出：利用第三方牽制敵人只能是一種手段，而不是法寶。我們不能只寄希望于別國替我們解決問題。因為在任何時候，國家利益都是本國對外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別國不可能不惜代價援助我們。唯有認清國際形勢，積極提高自身的力量，才能保護自己。當前，我國面臨著風云變幻的世界局勢的考驗。一方面，我們要繼續重視與相關國家的戰略伙伴關系，另一方面，我們要積極尋找出口和應對辦法，采取強硬的外交態度維護國家利益。

同時，甲午海戰也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敗本質。

不少用于軍事建設的費用被官員拿來揮霍，而李鴻章卻沒有去阻止，其中一點原因便是不少官員都是他的親戚。這些人借助他的官職搜刮利益，浪費了很大財力，也是甲午海戰失敗的之一。首先，清政府獨斷專制，割裂政府與百姓的聯系，百姓自然沒有渠道和權利去監督政府。而且在自然經濟的影響下，百姓自給自足，民族意識自然就欠缺。當今中國社會雖然已經建立了較為規范的民主監督制度，民眾民主意識提高，但是官官相護，“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等貪污腐敗現象依然明顯。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應該繼續加大對腐敗行為的打擊，促進政府依法行政；提高人民的政治素養，拓寬民意反映渠道，促進政府決策透明度的提高，降低政府腐敗對社會的危害。

中日甲午戰爭不僅體現了兩國國力的較量，也反映了兩國國民的精神狀態。明治維新使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民主道路，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權利，民族意識大大提高，他們將自己與國家聯系起來，積極投身國家建設。而中國的封建制度割裂了政府與人民的關系，因此人民對國家的政策一無所知。所以在甲午海戰中，日本是“全民族參戰”，而中國只是北洋艦隊出戰，力量對比就更加懸殊了。

聯想到現代，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國民民族意識的培養，因為團結的民族才是有力量的民族。想起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韓國國民自發將隨身貴重金屬物品捐獻出來以緩解國家經濟壓力，韓民族的民族精神幫助他們順利度過了一輪財政危機。面對釣魚島危機，中國國民有組織有紀律的大規模游行引起了國際的關注，也展示了我國人民堅定的保島決心。這些事實啟示我們，一個國家國民的精神狀態，足以影響一個國家經濟、政治的走向。

中華民族遭受過的屈辱警示我們：弱國無外交。只有大力發展經濟，增強自身實力，才能提高國際地位，占據外交的主動。我們應該把自身與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努力提高個人素質，提升國家形象，向世界展示中華民族的剛健有力。我們的行為雖不能足到讓對手畏懼，但至少可以證明我們不是隨便給人家欺負的。我們要努力成為中國外交強大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