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基本原則
中公教育·中公網2008公務員考試備考資料
..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基本原則
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基本原則是整個制度的總體精神和總的要求。
一、競爭原則：競爭在國家公務員制度中是公開、平等的。所有考試、考核、錄用等程序都是公開進行的，并且所有參加報考的人員不受性別、家庭出身、民族、宗教等限制，并逐步打破地域、身份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通過競爭進入到公務員隊伍中來。
二、功績原則：功績是國家公務員在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中的工作實績。公務員的職務升降、考核、任免、獎勵等，都以其在工作中的功績為主要依據。
三、法制原則：國家公務按照國家公務員法律規定。
四、黨管干部原則：公務員制度不是削弱黨對干部的領導，導。通過把黨的組織路線、方針、依此對政府機關工作人員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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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課程總結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程小結
目前概論課普遍存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陳舊的現象，枯燥、乏味、沒有新鮮感的教學過程影響著教學效果。所以，在備課的過程中，針對藝術類學生的特點，我花了大量的時間研究案例教學。在案例教學的實踐中，雖然經歷過幾次小小的挫折，但在學生們的鼓勵下，我堅持了下來，受益匪淺。
總結經驗如下：
1、教學中盲目堆積案例。為了活躍課堂氣氛，吸引學生聽課，在《社會基本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授課過程中穿插了很多案例，而每個案例都講不透徹。最后下課后，學生只記得講了什么有趣案例，而沒有記住授課的內容，以致本末倒置。這樣使用案例，表面上熱熱鬧鬧，實際上空空如也，達不到教學目的。
2、沒有真正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在案例教學的授課過程中，我作為教師仍處于傳授者的地位，從案例的介紹、問題的提出、分析的展開、結論的得出、所涉理論知識的深淺以及時間的把握等方面，均處于主導。真正讓學生來思考、分析、討論的情形并不多，反省一下，多為舉例教學。在這種情形下的課堂，學生仍是看熱鬧的外人，而沒有真正深入到案例中去。沒有積極的思考，當然就不可能有深切的體會和收獲。
基于個人對于案例教學的思考，形成了一篇名為《探析獨立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案例選擇與解釋——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為例》的論文，并獲得“六屆遼寧省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理論研討會征文比賽”二等獎。
僅此論文，作為總結的一部分，向領導匯報。
（一）原理教學引入案例教學法的必要性
1.可聽性：案例導入使抽象概念生動鮮活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通過對具體知識的概括、總結與再思考的方式，達到對世界本質和一般規律的把握。靜態的基本原理是枯燥的，它們的具體作用體現在應用的過程中。為此，《原理》課必須以案例為鋪墊，使其生動化。比如在“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一節講授中，教學案例是“南街村模式與華西村模式”的比較，不僅使學生看到中國新農村的美好前景，而且使學生能夠領悟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能照搬別國的模式，不能一刀切，要允許多種經濟形式、多種管理方式、多種運行機制共同發展。又比如在“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問題上，選用關云長敗走麥城的典故。關羽并沒有真正接受諸葛亮的勸誡，他把孫權看成是同曹操一樣可惡的“碧眼小兒”；同時打擊曹、魏兩家，主次不分，全線出擊，最終醞成地失人亡的悲劇。這些案例的分析，學生聽得津津有味，增強了學習興趣。
2.通俗性：案例介紹加深學生對深奧理論的理解
學生不是專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者，有些基本原理教師覺得容易理解，學生就是想不明白，這主要與他們的生活閱歷與思維方式有關。“案例教學法”能使抽象理論具體化、通俗化，減少學生的畏懼心理和死記硬背的習慣。比如“哲學”中所講的“屬人世界”，學生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理工科學生，他們所認
為的世界就是基本粒子與場，不自覺地停留在機械唯物主義的層次上。授課中可以通過對“費爾巴哈生平”的分析，講清這位偉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為什么不能沖破歷史唯心主義牢籠。經過討論，使學生對機械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有個比較清晰的區分，從而帶動一系列難點的解決。又比如，學生對“認識來源于實踐”感受不深，覺得很多成功來源于靈感和偶然。教學中選用摩爾根纂寫《古代社會》一書的案例，向同學說明，為什么生活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摩爾根能寫出研究原始社會的一部杰作？這離不開他的親身實踐，他除了對歐、美許多未開化的原始部落進行調查、考察、分析外，還在印第安易洛魁部落居住了40年之久，對原始部落的經濟、社會組織、婚姻、家庭、習俗、宗教各方面都有了透徹的了解，掌握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而靈感和機遇的捕獲，往往是多次實踐的結果。這些都能引起學生思考與探究的興趣，從而有效克服了機械的思維模式。3.實用性：案例教學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理論必須要滿足學生探索社會問題的需要、追求事業成功和日后人生幸福的需要，才能提高學生對它的認同感。如在講“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問題時，列舉人們對SARS、對甲型H1N1流感等的不斷認識，通過討論，使學生認識到人類始終處于追求真理的路上，學習是無止境的。在此過程中，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得到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也隨之增強。
有部分同學盡管對美國侵占伊拉克表示憤慨，但又認為美國在人權保護方面做得不錯。針對這一情況，在“人的本質與價值”這一章節的教學中，可以著重介紹阿布格萊布監獄美軍虐囚事件、美國政府在世界各地秘密設立的監獄以及美國國內的人權問題的大量案例，讓學生了解人權是基于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享有的和應當享有的各種基本權利。通過案例分析，深刻地揭露了美國人權政治雙重標準以及人權外交的實質。
對于學生希望成才的渴望，可以在“意識”相關章節的講授中，列舉通過主觀努力取得成功的偉人，如居里夫人等；也可以在人民群眾與杰出人物有關章節的講授中，列舉毛澤東、羅斯福等歷史人物，回答“什么是人才？如何成才？為什么人人都可以成才”的基本道理，受到同學的歡迎。
（二）案例選擇的基本原則 培養學生學習的興趣，對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時效性起著重大作用。因此，在教學中應當把思想政治理論課中案例的典型性與新穎性、知識性與趣味性、相關性與輻射性相結合。這不僅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任務的艱巨性、嚴肅性和教學過程的復雜性所決定的，更是由獨立學院學生生理、心理發展的特點決定的。
1.典型性與新穎性
典型性是案例選取最基本的原則，是指要以講授的知識為中心來選擇案例，使案例服務于講授的知識，而且被選案例要有舉一反
三、觸類旁通的作用。比如在講到“整個世界是一個相互聯系的統一整體”時，可以運用“六度空間理論”加以闡釋；在講授“事物的發展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選擇詹姆士·琴納推廣種牛痘遇到的困難做作為案例。這類案例具有典型性，容易說明問題，案
例的分析和討論能夠有助于學生掌握基本的原理、處理事情的方法和原則等。但有些典型案例比較陳舊，過于“正統”，如，用塞翁失馬詮釋對立統一規律，用田忌賽馬詮釋質量互變規律，雖然典型，但這些故事學生們早就耳熟能詳。這個時候，就必須舉一些具有新穎性的例子。
什么是新穎性？一是新近的。對于那些新近發生在國內國際的新聞時事，那些最近發生在校園里和學生身邊的事情，大家都會關注。二是別人沒聽過的。教師的知識面一般來說比學生要寬，掌握的教學資源也比較多，應當發揮自己的特長，多舉一些學生不熟悉的新奇案例。
典型案例很能說明問題，但有時候不容易引起學生的興趣。新穎的案例能夠彌補典型案例的不足，為大家喜聞樂見，但未必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所以，應將二者結合起來。在案例的總體分配中，典型性案例和新穎性案例都應當占有一定的比例，二者不可有所偏廢。
2.知識性與趣味性
在案例的選擇和運用上，要將知識性與趣味性結合起來。首先，要注重知識性。只有讓學生在聽課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了解更多知識，他們才會對課程和教師有較強的認同感。例如，在講“貨幣的本質”時就給學生舉世界文學史上“四大吝嗇鬼”（夏洛克、阿巴貢、潑留希金、葛朗臺）的例子，往往這個時候，學生都在做筆記。
其次，趣味性非常重要。選擇趣味性較強的案例，并以幽默詼諧的語言演繹出來，往往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種案例不一定要求很長，但一定要貼切。例如，在講授“資本”一節內容時，需要講清資本的本質屬性(資本是一種特殊的價值)、表現形式(資本表現為不同的物質形式)和基本特點(資本的運動性、增值性和返還性)。如果就理論講理論就顯得比較抽象，學生不易理解，記憶也不深刻。可以列舉孫悟空七十二變的故事，孫悟空雖然可以有不同的變化，但它本身是孫猴子，以此來比喻資本雖然可以在不同運動階段采取不同的物質形式，但它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價值。為了說明資本循環過程中的增值性，可以列舉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回娘家》里的一段歌詞，指出資本在循環運動中帶回的雖然不是“胖娃娃”，卻也帶回了“金娃娃”。通過講述案例，增強了趣味性，使學生對“資本”這個知識點能有比較形象的理解。
在知識性和趣味性結合的過程中，如果二者發生沖突，知識性為先。學生自然希望案例越有趣越好，但教師有自己的責任，而且案例過多，會沖淡課本知識，出現“喧賓奪主”的后果。
3.相關性與輻射性
所謂相關性，要求案例選取要與學生專業相關、與學生就業相關、與學生生活相關，即以選擇最貼近學生的事例為原則。如在講人生價值時，引入“北大才子賣肉”、“廣州碩士賣豬肉”和“大學生做村官”等事件，由于這一系列事件和大學生就業以及人生價值的實現有密切聯系，在學生中間獲得強烈反響，課堂討論的氣氛也十分活躍。
除了相關性之外，課堂教學所采用的案例一定要能夠給學生留有較大的思維空間，要有較強的輻射性，要能夠培養學生發散和創新的思維，從而提高他們的思維素質。如，在講授經濟和政治關系時，可以采用美國霸權主義的推行在世界范圍內帶來的后果，如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等??引導學生要正確認識霸權主義。同學們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進行激烈的爭論，提出許多很有見地的觀點，使學生和教師均受益非淺。
（三）案例解釋時應注意把握以下三對關系 1.教師講授和學生討論相結合以加強互動性
在傳統教學中，教師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學生是教學的客體，處于被動和服從地位。在案例教學法中，學生是教學的中心，強調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主體地位，鼓勵學生以主角的身份積極參與到教學活動中。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創造良好的自由討論的氣氛和環境，簡要介紹案例的相關背景，在討論過程中對學生進行引導，使案例討論緊緊圍繞主題展開。
需要注意的是，學生們思想道德水平、認識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參差不齊，尤其是許多學生往往受現實陰暗面的影響較深，看問題往往具有較強的片面性和偏激性。他們過分關注社會腐敗的一面，懷疑和否定社會積極的一面。因此，教師在引導學生進行課堂討論和進行總結時，要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學生提出的觀點進行論證或批判，以平等的態度與學生共同探討，堅持正面教育，以理服人，使學生能夠真正受到啟發，真正能夠解決思想中存在的種種困惑，切實提高學生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觀察世界，分析問題的能力。
2.案例教學與理論講授相結合以凸顯科學性 案例教學固然很重要，但案例教學并不能完全取代理論教學。教師對相關原理的重點和難點進行適當講授，是教學中不能缺少的。案例中往往同時包含多個理論知識點，分析時比較復雜，難以理出頭緒，這就要求教師既要把理論知識講透，又要能指導學生運用理論去分析實際。所以，學生如果沒有必要的理論基礎作為鋪墊，案例討論就達不到理想的效果。在理論教學與案例教學的關系中，理論教學是案例教學的基礎，案例教學是理論教學的運用。因此，教師可適當地調整教學內容，精講知識；同時，根據理論教學的內容選擇合適的案例，使二者相輔相承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課堂理論講授應當是誘導式和啟發式的，應該與案例討論結合起來。
3.授課方式與授課內容相結合以提高有效性
在教學中除了有好的案例之外，還必須恰當運用所選案例。運用案例進行教學，要根據不同的內容、不同的對象來決定運用方式，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三種。
①引子懸念式：上課前用案例引出要講授的某一具體原理，給學生留下懸念，然后教師既可以結合案例講授理論，也可以讓學生聽完理論，自己去分析判斷案例，教師再做總結。
②簡單列舉式：是教師在系統講授了某一理論后，舉
一、兩個案例，用剛講過的理論去分析解剖，也可請學生先分析、發表意見，教師再做總結。這種方式
雖然層次不高，但靈活簡便，節約時間，適合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各部分教學內容和學生人數較多的班級。
③課堂討論式：教師把選擇好的案例事先發給學生，并提出思考題，指定參考書目，由同學各自閱讀、分析、思考，并將分析的意見寫成發言提綱，在課堂上開展對案例的分析、討論和辯論。例如在講哲學對立統一規律時，引入取消中醫的觀點，請同學們分析評價。這種方式讓學生以主角的身份積極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使其在民主自由的氣氛中交流彼此的看法，學生學習的興趣大大提高。這種方式花費的時間和精力都比較多，適用于講授教學重點內容，并且在人數較少的班級應用容易取得好的效果。
案例教學法強調“授之漁而非授之魚”，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不只是傳授學生課本的知識，更重要的是教導學生思考的過程，學生需要的不只是成堆的理論知識，更需要的是能夠活用理論知識的能力；教師應賦予學生思考及行動的自由，發展學生個人的分析能力，提高學生傾聽和溝通的能力，增進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總之，在獨立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對案例選擇與解釋的研究具有深遠的意義。
第三篇：國家公務員制度
行政國家公務員制度
單選
【第4題】辭退公務員的條件包括（B）。
A.公務員本人提出書面申請
B.連續兩年考核不稱職
C.不勝任現職又拒絕其他安排
D.試用期滿不合格
【第7題】對公務員培訓要貫徹國家確立的培訓原則,其中關鍵是（C）。
A.理論聯系實際
B.學用一致
C.按需施教
D.講求實效
【第10題】公務員的調任形式有（A）。
A.調入和調出
B.平調與轉任
C.轉任與轉換
D.掛職鍛煉
【第14題】公務員曠工或無正當理由逾期不歸多久就可以辭退（AD
A.連續超過15天
B.連續超過30天
C.一年內累計超過15天
D.一年內累計超過30天
【第15題】公務員培訓和掛職鍛煉屬于（D）。
A.求才機制
B.用才機制
C.留才保障機制
D.育才機制
【第17題】公務員在辭職申請審批期間不得擅自離職,否則（D）。
A.不準辭職
B.降職
C.撤職
D.開除
【第21題】公務員職級工資的主體是（C）。
A.基礎工資、職務工資
B.級別工資、工齡工資
C.職務工資、級別工資
D.基礎工資、工齡工資
【第22題】國家公務員的錄用標準是（B）。
A.品學兼優
B.德才兼備
C.選賢任能
D.又紅又專
【第23題】國家公務員錄用,只從社會上選拔人員擔任（C）。
A.主任科員以下領導職務
B.副主任科員以下領導職務
C.主任科員以下非領導職務
D.副主任科員以下非領導職務
【第33題】以下屬于直系血親的有（A）。）。
A.養父母與養子女關系
B.叔侄關系
C.同父異母的兄弟關系
D.親家關系
【第35題】在任免機關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在任免權限范圍內，通過法定程序，任免公務員擔任某一職務時的應當任職者中屬確認其公務員身份的是（D）。
A.轉換職位任職者
B.晉升或降低職務者
C.因機構調整職務發生變化者
D.從其他機關及企業、事業單位調入國家行政機關任職者
【第38題】屬于國家行政機關內部與外部人員交流的形式是（C）。
A.轉任
B.輪換
C.調任
D.辭職
【第39題】公務員提交辭職申請書后,任免機關的審批期限為（C）。
A.一個月之內
B.兩個月之內
C.三個月之內
D.半年之內
【第44題】公務員必須遵守的政治紀律有：（D）。
A.不玩忽職守、貽誤工作
B.不貪污、行賄
C.不違反社會公德
D.不得參加非法組織
【第57題】不得玩忽職守是公務員的（A）。
A.工作紀律
B.政治紀律
C.廉政紀律
D.社會公德
【第58題】我國公務員有八項權利八項義務和（B）條紀律。
A.十三
B.十四
C.十五
D.十六
【第59題】下列應當免職辦理手續中，屬職務發生變動的是（C）。
A.離職學習超過一年者
B.因健康原因不能堅持正常上作一年以上者
C.轉換職位任職者
D.退休者
【第60題】我國《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正式施行于（D）。
A.1995年1月1日
B.1994年8月14日
C.1993年10月1日
D.1993年8月14日
【第66題】下列幾種形式中，不屬于國家公務員懲處種類的是（B）。
A.降級
B.降職
C.撤職
D.開除
【第68題】國家公務員必須遵守的紀律按性質可以分為四類,即(A)。
A.政治紀律、工作紀律、廉政紀律、社會公德
B.政治紀律、工作紀律、廉政紀律、職業道德
C.政治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社會公德
D.政治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職業道德
【第69題】職位分類制度是(D)。
A.政府機構管理工作的基礎
B.政府財務管理工作的基礎
C.政府檔案管理工作的基礎
D.政府人事管理工作的基礎
【第72題】公務員獎勵的最高等級是(D)。
A.嘉獎
B.記一等功
C.頒發獎章
D.授予榮譽稱號
多選
【第1題】公務員不得辭職包括下列情況（BD）。
A.未滿55周歲
B.未滿最低服務年限
C.工作年限未滿20年
D.在涉及國家機密的職位上任職
【第2題】公務員降職的條件是（AC）。
A.考核結果為不稱職
B.不勝任現職又不接受其他安排
C.不勝任現職又不宜轉任同級其他職務
D.構成犯罪但依法不追究刑事責任
【第4題】受理公務員申訴的機關為（ABD）。
A.做出原處理決定的機關
B.同級人民政府人事部門
C.上級行政機關
D.行政監察機關
【第10題】下列屬我國的國家公務人員有（AC）。
A.各級政府的組成人員
B.人大代表
C.政府機關中從事黨務、社會組織的專職工作人員
D.合資企業的中方人員
【第12題】對國家公務員進行獎勵的原則是（ABC）。
A.精神鼓勵與物質鼓勵相結合的原則
B.公平合理、獎勵得當的原則
C.獎勵及時、注重實效的原則
D.只能對管轄范圍的公務員評定
【第16題】對國家公務人員進行考核的內容是德、能、勤、績。其中德是指（A.政治思想表現
B.生活作風
C.行政道德
D.工作作風
【第18題】下列人員情形中應當同時進行任職和辦理免職手續的有（BCD ACD）。）。
A.新錄用人員試用期滿合格的B.新錄用人員試用期的C.晉升職務的D.降低職務的【第19題】下列人員情形中需要嚴格考核并接受培訓的有（ABD）。
A.國家行政機關以外的在職工作人員調入國家行政機關擔任領導的B.國家公務員晉升領導職務的C.國家公務員進行職位輪換的D.被錄用國家公務員的【第32題】通過下列途徑才能進入國家公務員隊伍的是：（AB）。
A.考試錄用
B.調入
C.轉任
D.大學本科畢業
【第35題】公務員錄用的前提是：（BCD）。
A.工作需要
B.職位空缺
C.編制未滿
D.根據空編的資格條件
【第44題】公務員工作回避的類型主要有：（BCD）。
A.部門回避
B.任職回避
C.地區回避
D.公務回避
【第45題】公務員職級工資制包括的基本形式有：（ABD）。
A.職務工資
B.級別工資
C.崗位津貼
D.工齡工資
【第50題】我國公務員制度的特色有：（ACD）。
A.黨管干部
B.政治中立
C.為人民服務
D.德才兼備的選才標準
【第53題】對國家公務員違紀行為給予行政處分的種類有（ABD
A.警告
B.記大過
C.降職
D.撤職
【第54題】公務員考核的方法是（BC）。
A.個人自評與群眾考核相結合B.領導考核與群眾參與相結合C.平時考核與考核相結合D.初評與兩年總評相結合【第56題】國家公務員錄用的前提條件是（BD）。
A.35歲以下
B.職位出現空缺（或者編制未滿、空編）
C.大專以上學歷
D.空缺職位所需資格條件）。
【第58題】行政首長應當承擔的公務員責任是（ABD）。
A.接受辭退
B.行政處分
C.承擔行政賠償
D.承擔刑事法律責任
【第62題】對國家公務員的懲處包括哪些種類？（ABC）。
A.警告
B.記過
C.降級
D.降職
【第39題】公務員懲處的種類有：（ACD）。
A.降級
B.降職
C.開除
D.記大過
【第63題】自愿提前退休方式的條件是（AC
A.男年滿55周歲，且工作年限滿20年的B.女年滿55周歲，且工作年限滿20年的C.工作年限滿30歲的D.喪失工作能力的。）
第四篇：國家公務員制度
1.國家公務員制度，通過制度法律和規章，對各級國家行政機關中除工勤人員以外的工作
人員，依法進行科學管理的制度。
2.1993年8月14日頒布《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是我國公務員管理的基礎性法規。
3.中國公務員制度建立的基礎：鄧小平關于我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為建立國家公
務員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我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為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奠定了實踐基礎；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為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奠定了市場化價值取向的基礎。
4.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內容：國家公務員的進、出、管；國家公務員的義務與權利；國家公
務員管理機構與監督。
5.中國公務員制度實施的成效：國家公務員管理的法規體系大體形成；“公開、平等、競
爭、擇優”的用人機制初步建立；國家公務員的廉政約束機制開始運行；國家公務員的形象得到了較大的改善。
6.我國公務員制度的特色：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國家公務員不搞“政治中立”；堅持為人
民服務的宗旨，國家公務員不是獨立的“利益集團”；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國家公務員不搞“兩官分途”；堅持德才兼備的用人標準，國家公務員不單純片面追求“才能”。
7.我國公務員制度同傳統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相比較的特色：具有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
具有科學的競爭激勵機制；具有正常的新陳代謝機制 ；就擁有廉政勤政的保障機制；體現了分類管理的原則。
8.職位,是指由上級組織確定的，由一個工作人員所擔負的工作量以及職務與責任的集合體。它含有三個組成要素：組織分配；單位工作量；職務與責任的結合。
9.職位的特點：是執行公務的基本單位，是組織機構的細胞和最小單元；是以“事”為中
心而設置的，是為了落實組織的職能而進行職能分解的單元，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職位有數量限制，受組織機構的職能、規模、職權分解和經費等要素制約；職位在相對穩定的前提下，也具有可變更性；每一職位都有一定的標準，包括職位的名稱、工作內容、責任、工作標準、任職條件、晉升轉任方向等；每個職位對應一定的類別和等級。
10.職位分類，即以職位為對象，依據國家公務員職位，按照工作性質、責任輕重、難易程
度、所需資格條件四個要素，分為不同的類別和等級，為國家公務員管理提供依據的人事分類制度。
11.職位分類的特點：職位分類遵循“因事擇人”的原則，分類的對象是職位，不是職位上的人；職位分類依據的基本標準要素，是該職位的工作性質、責任輕重、難易程度和所需資格條件；職位分類不是解決某一個職位應干什么事，而是對各職位所面臨的工作進行客觀的分析與評價，進而確定每一職位在全部職位分類結構中所處的位置，達到分類管理的目的；職位分類旨在通過實行科學的分類，以提高國家公務員管理水平；職位分類隨職位結構和組織職能、職位工作的變化而作相應調整。實行經典職位分類制度最早的是美國，實行傳統品味分類最早的是英國。
12.中國職位分類制度的內容：進行職位設置；擬定職位說明書；確定國家公務員的職務和
級別；職位的后續管理。
13.中國職位分類制度的特色：職位、品味因素相結合確定級別；正常的晉級增資制；調轉
升遷的相對靈活性。
14.中國實行職位分類制度的意義：為公務員的考試與任用提高了科學標準；為公務員的考
核提供了參照系；為公務員工資待遇的確定提供了依據；為開展公務員培訓提出了明確要求；為鞏固機構改革的積極成果作了鋪墊；為實現辦事高效創造了積極的條件；為促進整個人事管理體制的科學化奠定了基礎。
15.國家公務員非領導職務分為八個職務：辦事員、科員、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助理調
研員、調研員、助理巡邏員、巡邏員。
16.設置非領導職務的動因：適應國家行政機關某些職位特點的需要；穩定國家公務員隊伍
中的業務骨干的需要；克服“官本位”現象的需要；減少行政領導職數、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規范對原有相當待遇人員管理的需要。
17.國家公務員錄用制度，是指國家行政機關依據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按照一定的標準和
條件，經過法定的程序，通過考試，從國家行政機關系統以外的人員中選拔優秀人才到政府機關工作，并與其建立國家公務員權利和義務等法律關系的管理制度。
18.實行國家公務員考試錄用制度的意義：有利于為各級國家行政機關選拔一批高素質的有
效人才；有利于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風；有利于全面貫徹落實德才兼備的用人標準。
19.國家公務員錄用的原則：公開原則；平等原則；競爭原則；擇優原則。
20.報考國家公務員符合的條件：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享有公民政治權利；擁護中國共
產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遵紀守法，品行端正，具有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一般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經考試主管機關批準，也可適當放寬；報考省級以上政府工作部門一般要有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國家有特殊規定的除外；身體健康，年齡一般為35歲以下；具有考試主管機關批準的其他條件。
21.國家公務員錄用考試的方法:筆試（通用基礎知識；專業知識；行政職業能力測驗）、面
試及特試
22.錄用國家公務員的六個程序：發布公告；報名和資格審查；考試；錄用考核；體檢；錄
用。
23.國家公務員考核制度，是指國家行政機關根據《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和《國家公務員
考核暫行規定》，以及其他法規、規章、政策規定的考核內容、標準、程序和方法，按照管理權限，對所屬國家公務員德能勤績進行的階段性考察與評價制度。國家公務員考核分為：考核；平時考核。
24.建立國家公務員考核制度的意義：有利于對國家公務員正確實獎勵、紀律、培訓、職務
升降、職務任免、辭職辭退，并提供依據；有利于調動國家公務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提高國家公務員素質，優化國家公務員隊伍，提高干部隊伍素質，是一項重大系統工程。
25.為什么國家公務員考核的重點是工作實績？工作實績是檢驗國家公務員對社會貢獻大
小的重要尺度；工作實績作為考核重點是由“績”的特點決定的；工作實績是對國家公務員德能勤的整體檢驗；突出工作實績是推進國家公務員樹立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的需要
26.國家公務員考核的等次：優秀、稱職、不稱職三個等次。
27.國家公務員考核的原則：客觀公正；民主公開；注重實績。
28.國家公務員考核的方法：領導與群體的結合；平時與定期相結合；有條件的單位應盡量
做到定性與定量相結合。
29.述職報告包括：國家公務員的崗位責任和考核期內的目標任務；履行崗位職責和完成目
標任務的情況；本工作中取得的成績、經驗或教訓；今后的工作打算和努力方向。
30.考核結果使用的內容：與國家公務員的工資晉升掛鉤；與國家公務員的獎勵緊密結
合；與國家公務員的職務調整、升降相互關聯；與國家公務員的培訓密切聯系。
31.國家公務員獎勵制度，是指國家行政機關根據法律法規的規定，按照法定程序，對工作
有突出表現，有顯著成績和貢獻的，以及有其他突出事跡的國家公務員，給予精神或物質的激勵制度。
32.國家公務員獎勵的作用：激勵與鼓舞作用，這是最直接最基本的首要作用；引導與示范
作用；促進競爭與高效的作用。
33.國家公務員建立的基本原則：精神鼓勵與物質鼓勵相結合，以精神鼓勵為主的原則；公
平合理，獎不虛施的原則；獎勵及時，注重實效的原則。
34.國家公務員五種獎勵：嘉獎、及三等功、記二等功、記一等功、授予榮譽稱號。五種獎
勵之間的關系：國家公務員這五種獎勵之間由低到高的排序，構筑為完整的國家公務員獎勵體系；國家公務員這五種獎勵可單獨使用，同一個國家行政機關不能同時給同一名國家公務員兩種以上獎勵；不同的國家行政機關可以同時給同一名國家公務員兩種以上獎勵；不同的國家行政機關在不同的時間，可以給同一名國家公務員兩種以上獎勵。
35.國家公務員紀律：是指國家行政機關為了維護其整體利益，維護國家公務員隊伍的正常
秩序，保證正常的開展構筑而制定的，要求每個國家公務員必須遵守的具有強制性和約束力的行為規范。
36.國家公務員行政處分，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對違反紀律規定的國家公務員，按照法定條件，經過法定程序，給予違紀國家公務員的行政性制裁措施。
37.國家公務員紀律基本內容七個類型：政治紀律、工作紀律、外事和保密紀律、廉政紀律、財經紀律、有關經濟秩序的紀律、關于社會管理秩序和社會道德紀律。
38.國家公務員紀律內容包括：禁止參與政治活動；禁止貪污受賄；禁止以不正當手段謀取
私利；禁止其他不道德行為；對公務員兼職及親屬從事有關工作的限制。
39.國家公務員的六種行政處分：警告處分、記過處分、記大過處分、降級處分、撤職處分、開除處分。
40.國家公務員在行政處分中的權利：申辯的權利；申請回避的權利；獲知行政處分事實和
原因的權利；申請復審、申訴的權利；接收行政處分決定書的權利。
41.國家公務員職務晉升制度，是指國家行政機關依據一定的條件，采用一定的方法，按照
一定的程序，使國家公務員得到職務晉升的一種法律制度。
42.國家公務員降職制度，是指國家行政機關依據法定的條件、方法和程序，使國家公務員
職務降低的一種法律制度。
43.國家公務員升降的原則：德才兼備、任人唯賢的原則；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
注重實績和群眾公認的原則；逐級升降的原則。
44.國家公務員升職的資格條件：國家公務員在考核中定為稱職以上；下一級任職年限；
工齡及基層工作經歷；文化程度；身體健康，能堅持正常工作；符合任職回避規定；按照管理權限由有關機關根據具體職位需要規定的其他條件。
45.國家公務員升職的程序：公布職位空缺與任職條件，民主推薦預選對象；對預選對象進
行資格審查，產生考察對象；對考察對象進行全面考察，擇優提出擬晉升人選；按照管理權限由有關機關領導集體研究決定，依法任免。
46.國家公務員競爭上崗的程序，是以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為特征的國家公務員職務晉
升方法，步驟：公布職位；公開報名；資格審查；考試；演講答辯；民主測評；組織考察；決定任命。
47.國家公務員降職制度的條件：有職可降；考核中被確定為不稱職的；不勝任現職又
不宜轉任同級其他職務的。
48.國家公務員職務任免制度，是對國家公務員職務任免方式、任免機關、任免權限、任免
程序、任免手續等方面所規定的法律制度。意義：是對國家公務員進行其他管理的前提；是科學而合理的任用人才的關鍵；是實現政府職能的主要保證。
49.職務任免的方式：選任制、委任制、考任制、聘任制。
50.職務任免的程序：提名；考察；審批；發布任職通知，頒發任命書。
51.國家公務員免職的程序：所在單位提出擬免職建議；任免機關人事部門或有管理權的黨
委組織部門審核；任免機關或有管理權的黨委審批；任免機關發布免職令，并在一定范
圍內公布。
52.國家公務員聘任的程序：在一定范圍內公布擬聘任職位及任職資格添加；對資格審查合格者通過筆試面試答辯等方式進行考試考核；用人單位擇優確定聘任人選，報任免機關審批；任免機關批準；用人單位與被聘任人員簽訂聘約，發給聘書。
53.國家公務員兼職受到的限制：國家公務員只能在國家行政機關內兼任一個職務；國家公
務員不得在企業和營利性事業單位兼任職務，包括實職和名譽職務。
54.國家公務員培訓制度，是指國家行政機關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和國家公務員職位的要求，通過各種形式，有組織的為提高國家公務員政治和業務素質所進行的培育、訓練活動。其實質是采用培訓手段對政府機關人才資源進行開發。
55.建立國家公務員培訓制度的意義：國家公務員培訓是建設“高素質的專業化“國家公務
員隊伍的迫切需要；國家公務員培訓是開發政府系統人才資源的基本手段；國家公務員培訓是加強政府機關廉政、勤政建設的必要措施；國家公務員培訓是推進公共行政現代化的必要途徑。
56.國家公務員培訓的原則：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學用一致的原則；按需施教的原則；講
求實效的原則。
57.國家公務員初任培訓不少于10天 任職培訓不少于30天。
58.國家公務員培訓的內容：政治理論和思想教育；業務知識與能力的培訓（公共必修課、專業必修課、選修課）；國家公務員創新能力的培訓。
59.我國公務員培訓實施機構有：國家行政學院；地方行政學院；其他培訓機關。
60.國家公務員出國培訓，是整個國家公務員培訓的重要組成部分，明的是學習借鑒國外現
代公共行政的先進經驗，培養造就精通公共行政科學的業務骨干，為國家經濟建設和行政體制改革服務。堅持的原則：按需派遣；擇優選派；學用一致；講求實效。
61.國家公務員交流制度，是指國家行政機關根據工作需要或者國家公務員個人的意愿，通
過法定形式，在國家行政機關內部變換國家公務員的工作職位，或者把國家公務員調出國家行政機關任職，或者將國家行政機關以外的工作人員調入國家行政機關擔任國家公務員職務的管理制度。
62.國家公務員交流制度的意義：有利于發揮個人特長和潛能；有利于推進廉政建設的發展；
有利于增強個人的素質和能力。交流的比例不能突破30%
63.國家公務員交流的四種法定形式：調任、轉任、輪換、掛職鍛煉。
64.國家公務員回避制度，是指國家行政機關為了保證國家公務員依法執行公務，按照法定
條件和程序，對國家公務員所任職務、執行公務和認知地區等方面做出的限制性規定，以減少親屬關系等人為因素對執行公務的干擾，利于保證國家公務員客觀公正的執行公務的法律制度。
65.五種法定回避的親屬關系：夫妻關系、直系血親關系、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系、近姻親
關系、擬制親關系。
66.三種國家公務員回避的類型：任職回避、公務回避、地區回避。
67.國家公務員工資，是國家根據按勞分配原則，以貨幣形式分配給國家公務員消費的一種
形式，是國家公務員以自己勞動創造價值的貨幣表現。
68.國家公務員保險，是指國家對因生育、年老、疾病、傷殘和死亡等原因，暫時或永久喪
失公正能力的國家公務員給予物質幫助的一種法律保障形式。
69.國家公務員福利，是指國家行政機關為提高國家公務員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維持國家
公務員的基本生活，滿足國家公務員生活方面的共同需要和特殊需要，在工資和保險待遇之外對國家公務員在經濟上幫助和生活上照顧，用以彌補部分額外支出，維護身心健康等而采取的一些措施。
70.建立國家公務員工資保險福利制度的意義：有利于促使國家公務員的各項經濟權利公開
化，穩定國家公務員隊伍；有利于促進“按勞分配”憲法原則在國家公務員制度中的貫徹落實；有利于進一步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和推進國家公務員隊伍素質的提高。
71.完善國家公務員工資保險福利制度的五個著力點：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克服平均主義，建立符合機關特點的國家公務員工資制度；建立正常的定期增資制度；實行與企業、事業單位不同的工資制度；提高工資標準；實行依法管理。
72.國家公務員的保險制度：生育保險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即離休、退休制度；疾病保險
制度；傷殘保險制度；死亡保險制度。
73.我國公務員現行福利制度的內容：福利費制度；冬季宿舍取暖補貼制度；交通費補貼制
度；死亡待遇制度；生育待遇制度；疾病待遇制度；探親待遇制度；年休待遇制度。
74.國家公務員辭職辭退制度，是指國家公務員依照法律法規規定，申請終止其與國家行政
機關的任用關系的管理制度。
75.辭退，是指國家行政機關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解除其同國家公務員的任用關系。
76.建立國家公務員辭職辭退制度的意義：是行政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是貫徹公開、平等、競爭、擇優原則，建設高素質國家公務員隊伍的重要措施。
77.國家公務員申請辭職的限制性條件：涉及國家安全、重要機密等特殊職位上任職的國家
公務員不得辭職；重要公務尚未處理完畢，而且需由本人繼續處理的不得辭職；正在接受審查的國家公務員，不得辭職；未滿國家行政機關規定的最低服務年限的，不得辭職。
78.符合辭退的條件：連續兩年考核被確定為不稱職；不勝任現職工作，又不接受其他安排的；因單位調整、撤銷、合并或者縮減編制員額需要調整工作，本人拒絕合理安排的；礦工或無正當理由逾期不歸連續超過15天，或者在一年內累計超過30天的；不履行國家公務員義務，不遵守國家公務員紀律，經多次教育仍無轉變或者造成惡劣影響，又不宜給予開除處分的。
79.以下情況不得辭退：因公致殘并被確認喪失工作能力的；患嚴重疾病或負傷正在進行治
療的；女性國家公務員在孕期、產期及哺乳期的。
80.國家公務員辭職的程序：國家公務員本人向所在單位提出辭職申請；所在單位提出意見，按照管理權限報任免機關；任免機關人事部門審核；任免機關審批，并將審批結果以書面形式通知呈報單位及申請辭職的國家公務員；任免機關應在接到國家公務員提出辭職申請之日起的三個月內予以審批；國家公務員在辭職審批期間，不得擅自離職
81.退休，是指國家公務員達到一定的年齡，或者具備了一定的服務期限，或者完全喪失工
作能力時，按照法律法規的規定，經過法定程序，退出工作崗位，由國家給予基本生活保障，并妥善安置照顧的一種養老保險形式。
82.離休，指建國前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脫產享受供給制待遇的和從事地下革
命工作的公職人員，達到離職休養年齡的，實行離職休養制度。
83.建立國家退離休制度的意義：有利于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使國家公務員隊伍保持生機
和活力；有利于保障國家公務員的退休生活，保持社會穩定。
84.退離休待遇是國家公務員退休制度中的核心問題，包含了政治待遇、生活待遇（離休費、社會補貼、福利補貼）、福利待遇。
85.申訴制度，是指國家公務員對國家行政機關作出的涉及本人權益的人事處理決定不服，向有關機關提出意見并要求復核和重新處理的行為。
86.控告制度，是指國家公務員對國家行政機關及其領導人員侵犯其合法權益的行為，向上
級國家行政機關或者行政監察機關提出指控。
87.建立國家公務員申訴控告制度的意義：有利于貫徹憲法精神，維護憲法的最高權威性；
有利于維護國家公務員的合法權益，促進國家行政機關的協調運轉；有利于維護規劃行
政機關依法行政，監督制約不當行政行為。
88.國家公務員申訴控告制度的原則：實事求是；依法原則；平等原則；國家行政機關負舉
證責任原則；一切違法或不當行為予以糾正原則；回避原則；不因國家公務員提出申訴、控告而加重處理原則；申訴控告期間不停止執行的原則；不適用調解原則；實效原則；一級申訴原則。
89.國家公務員申訴范圍：行政處分；辭退；降職；考核定為不稱職；法律法規規定可
以提出申訴的其他人事處理決定。申請復核應接到人事處理決定之日起30日內提出；申訴應在接到復核決定15日內或接到人事處理決定之日起30日內提出。
90.國家公務員在復核、申訴中的權利：申請回避的權利；選擇復核、申訴的權利；撤訴的權利；近親屬代為提出申訴的權利；接受復核、申訴處理決定書的權利。
91.國家公務員“高素質”的含義：思想和政治上的高標準與品德上的高境界；理論素養與
知識運用上的高水平；廉政建設上的高風尚、勤政建設上的高效率；業務上的精通；身心上的健康。
92.建設高素質、專業化國家公務員隊伍的意義：對實現行政體制改革目標的作用；為改變
隊伍不適應的現狀；為適應新舊轉變的需要
93.建設高素質、專業化國家公務員隊伍堅持的兩個前提：堅持正確的指導思想 鄧小平理
論；堅持不斷提高自身的覺悟 嚴于解剖自身的缺點、錯誤。
94.建設高素質、專業化國家公務員隊伍堅持的途徑：塑造好人們滿意的公務員形象；加強
學習和實踐鍛煉；加強以“三講：為主要內容的教育（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強化“自重、自省、自警、自勵”的磨練；著力于縱深度的自我開發。
95.如何加大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在擴大民主、完善考核、推進交流、加強對縣級以上領
導干部的監督約束上，完善其運作機制；在正確地識人、育人、選人、用人上，建立健全有效的機制；在用人環境上，逐步建立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向適應的“公開、平等、競爭、擇優”和依法用人的機制；在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上，加大管理方式與方法的改進力度，健全依法管理機制。
96.如何推進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完善：國家公務員的適用范圍應重新劃分，應擴大到所有公
職人員；在國家公務員適用范圍擴大的基礎上加強統一管理又強化分類管理；引入競爭激勵機制，加大公務員法治建設的力度；遵循培教學規律，實現國家公務員培訓效果的優化。
第五篇：法律的操行〈1〉：律 師制度之本原
法律的存在決定于它的實際作用，而法律 的操行則決定于實際的法律 家們的行為。也正是來自于法律 必然的操行需要，決定了律師做為必不可少的法律 從業人員構成法律 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 所建立的制度本身就應該不可避免地包括它的實際運行方式，包括使制度得以建立和維護的規則的執行者。固然法官們是在法律 被立法者制定后最核心的規則實在的象征，但畢竟不能等同于規則普遍存在于社會生活中所需的實際保證，可訴范圍似乎是秩序的規則獲得法律 強制力保護的范圍，但這并不等于社會的秩序范圍本身，因為秩序顯然來自人們對法律 規則的自覺遵從，這種遵從的自覺所需要的正確性和實在性都需要“從規則到事實的過渡”〈2〉而實現這種過渡的“闡釋者”和“整合者”的引導和幫助的必要以及必然正是律 師制度的本原。事實上，有關引導和幫助的作用在法律 意識優先的前提下的重要性，應該是更普遍和更廣泛 的。并且，更重要的是，法律（成文法）并不等于實際的行為規則的本身，那么，有關對規則的發現，實際上就是對法律的發現是法律 操行的自身需要，這就說明律 師制度并不產生于一種有關于公平實現的平衡 機制的需要，也不是法治所要求的民主的體現（雖然它體現了民主）。如果法律是合理地存在的，那么，它本身就是公平的。律 師制度來自于法律操行的需要，乃是在于法律的存在所決定的。因此，有關于律 師制度僅只是為完成訴訟程序的正義而有的設置的認識，是片面的和局限的。本文試圖對律師制度存在的本原性做出探究，當然是從法律 的需要，從法律操行的需要中找到具體。并且，也只有通過這種具體，才有可能使我們對律師制度存在的準 確定位成為可能和必要。顯然，律師制度并不是法律制度補充，因為律師職業更多地體現了法律 操行的必然而使律師成為裁判和行為(依照法律而行為)的合二為一者，雖然法律并不賦予其裁判的權力。因為由于法官并不是實際的依照法律規則的行為者，但律師首先要經歷的是自我裁 判和對他人行為裁判，從而代理（參與）他依法律的規則而行為。這種本原性的價值體現對法律而言卻往往被忽視、曲解，甚至是一種歧視（對代言人做為個別而決定取舍的任意，并不表明代言人可以沒有），因此，我們要做的當然不是在于發現法律 自身應有的反省，而是在于發現我們應該怎樣使這種實際存在的原意必然變得更加準確和具體，以致法律自身的存在不因喪失操行或被歪曲而成為空洞的條文。
一、反題。“不是” 后面的賓語：現實的曲解和曲解下的存在“存在是合理的”并不能解決“合理的”應該存在的問題，困惑的癥結當然在于條件在現實狀況下可能改變和未來對于現實條件的改變方面在哪里。也就是說，對應然的和實然的區別，有多少是非正當的，包括實然的存在的虛假和應然的認識的錯誤。黑格爾說“現實是本質與實在或內與外直接形成的統一。”〈3〉“凡現實的就是合理的，凡合理的就是現實”的這個著名的論題，所包含的當然是現實存在的并不等于合理性的全部，同樣，合理的并不一定在現實中能得到完全體現，這仍是在于現實本身是一種變化和發展的過程。關于“不是”實際上應該是確指仍未能體現于現實的“合理”。
1、律師制度不是民主天平上的法碼。有關于“民主與法制”的命題其錯誤是在于法制并非專制。當然法制本身也并不一定體現了民主政治，專制社會同樣會有法制，但民主社會下的法制所走向的法治化道 路是與人治背道 而馳的，而律師制度做為法制社會的必然產物，卻是法治的必然體現。無疑，有關于民主，是政治學的概念，這是很清楚的，而律師制度是法律制度的必要構成，卻并不必然體現民主。以律師制度做為民主的體現，其謬誤是在于對專制而言的民主如果說沒有法律的保護，同樣是不可能通過律師制度來使民主得以體現的。如果法律制度本身沒有體現民主，律師制度就無根據去維 護民主，當然，有關于這一論點的產生顯然是受有關對法律是“國家意志的體現”理論的偏狹理解所致，即認為國家意志做為“公意”的強權性，是與個人權利獲得維護的“個人意志”的服從性相沖突的，律師因此是這種沖突的平衡需要，但這一認識的錯誤產生的根由是在于把法制的不恰當和不合理 衍變成“公意”的強權，從而誤導了個體（眾多個體）對這種不合理對抗，即民主的需要，使律師制度成為一種與法制相對抗的存在，這是完全脫離了律師制度本原性的錯誤。因為沒有法律制度的需要，則不會產生律師制度，律師所從事的只能是法律所定制內的工作，而不可能在根本上與之形成對立，以律師制度做為民主制 度天平上的法碼，難道 另一端是專制的強大（實際上在尚未擺脫人治影響的現有社會政治條件下，這種專制的存在并非法制設置的本來 含意）在法制范圍內的矛盾？這當然不是法制所定義的它的操行的需要，因為法制所追求的是統一，而不是一種無所適從的沖突和矛盾。當然，在這一問題的進一步的認識后，我們會發現一個世俗成見的背后，即對于權力擁有者而言，法律是否只是成為當權者（少數人）要求臣民服從的工具？律師制度因此而成為一種游離于這種被制定的法律之外的一種特許，以幫助不具備權力的人們以達到公平，從而體現民主？哈特在談到這一問題時用法律的持續性來解釋，即“法律有著比它們的制定者和習慣服從他們的那些人持有更長時期的頑強能力”〈4〉。當然，持續性固然可以說明法律是一種“自然”的規則，但不能說明法律仍不可否認的是“人為”的規則，即為當權者意志所左右的規則。當然，哈特也談到社會的變化，“并不能保證它的持續存在。也許會發生一場革命，社會可能會停止接受這個規則”〈5〉。問題是這種社會變革所帶來的法律變化，當然會越來越多地體現了“公意”，即民主，但無論怎樣，律師所遵循的規則，卻是在于這個法律制度本身。也不是出其左右，并甚至與之形成對抗。公平、正義這一法律的基本命題同樣也是社會整體觀念的命題，并不能說明在法律不能兌現時，律師有超出其上的權力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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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是不言自明的，因為如果沒有真正的對法律的實體性的長期的實踐過程，是不可能找到有效（有用和有效率）的方法的，方法即是具體的行為規則，這無疑又是某二個差距。這一差距的存在同樣會導致那種在觀念上的差距去發現規則的漏洞，從而加以利用，但另一方面，則也存在著在技術上（實踐性的差距）所導致的欲行不能，正方是找不到依據，反方是有漏洞可尋，正因為如此，我們就律師制度本身的屬性所能做的論述，只能是在現有的程序規則下，對存在的問題和可能的改進進行討論。這也就是如前所說的，我們對控辯對抗失衡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要找到它的問題所在，我們只能從程序規則本身缺漏上去找。當然，這樣我們會很容易發現這種失衡存在的原因是律 師制度在程序規則中的支點低（對公訴人制度而言），并且不牢靠，失衡是自然的，問題是似乎從形式上看這種失衡是人為的，或者導致另一種認識，即認為這種控辯對抗的程序規則是一種附加的設置，即來自于“民主”或者諸如避免錯案，查明事實的需要而設置的，由于這種設置的需要是在于程序規則之外（程序規則無法體現社會公意性的“民主”，也無法體現政治權力對私權者的體恤，以及控辯對抗雖有助于查清事實，但律師制度決不是為查清事實而設定的等等），因此，程序規則對這種設置的“添加性”，顯然存在著“異類”的“異體排斥”，當然，因此會造成法官和公訴人“你辯你的，我判我的”的當然正當。問題是我們一直回避（或忘記？），程序規則的這種“排異性”是如何地不正常，程序的正當被要求律師要如何誠實（老實從寬的被告人對坦白事實負責，而不是對規則的嚴格執行負責），如何地說情（說“法”法官難道 “不懂”）。這些顯然不是規則的“規則”，讓律師負擔了不該有的責任和風險，失去程序規則要體現正當的本意，因為這種正當本身應當在規則之中，而不是在規則之外，難道 我們還不清楚程序規則在現有狀況下的“目的”么？這就是我們說的這種狀況下明顯的“不是”背后的原因，當然這種原因有待進一步認識。（2）辯論式審判的律師代理制度不是程序公正的天平。程序規則中的律師代理制，并不能保證程序是公正的，但程序規則中若沒有律師代理制，則程序一定是不公正的。因此，律師代理制在辯論式 審判中的對抗，是程序公正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也就是說，我們不能認為有了這種對抗中的律師代理制，就可以確保程序的公正，對這一問題的引伸是，似乎有了律師代理制，法律就已給了公正，就無須對實踐的定制予以具體。律師制度在辯論式的審判中，被自封為公正的天平，法官居中，而律師是踩蹺蹺板的，天平職責的神圣但無根據（沒有規則），與蹺蹺板的任意（有規則而不循的其實并不可能，這種認識只是一種假象）之間“理想”與“現實”的沖突，被假象所蒙蔽、擾亂，從而導致對律師制度的利用（用于裝飾正義），蔑視（仍是你辯你的，我判我的），不解（律師說話不算數），指責（對法律或事實可以不負責，任予以曲解），甚至憤怒（拉關系走后門）。當然問題似乎仍主要是制度的規則不完善，也就是程序設置的缺陷，這固然是正確的認識，但另一方面的問題被忽略的是，在癥結之上的種種混亂認識被利用來制造假象，是這些假象后的混亂認識阻礙或擾亂了程序設置的自我完善，因此，清除這些錯誤的認識或理論則是首當其沖的。對于這些錯誤認識或理論，當然不可能一一例舉，但可舉其要而示之：A.審判中的法官中心主義論。即程序規則最終決定由法官對事實和證據做出取舍，對法律決定適用，那么一切既然都取決于法官，其它的制度設置只不過是形式上的需要。B.律師職責擴張論。即認為律師是公正的化身，是法制的天平，法官只是吹哨子的，因此律師為程序的不公正負責（不公正是律師造成的）或律師能確保公正而不為（或為之甚少），是應該負有對委托的責任的（收錢辦不了事），〈6〉以致負有對社會的責任。〈7〉C.律師與委托人責權等同論。律師的權利和責任是委托人權責的翻版，在訴訟中設置律師代理制度只不過是社會需要而被程序所允許，程序對律師代理制度的被動性，是在于給程序參與者（訴訟當事人）以相對于對法律的權力（專斷的裁判權）的公正，是在訴權保障上的措施。給當事人說話的機會，也給律師說話的機，D.完全的國家或社會權力派生論。即律師代理制對程序公正而言，是國家職權或社會公意的需要。律師代理制的首要目的是對社會正義、程序公正負責。對當事人的委托的接收，只不過是通過這種委托的形式，以實現社會或國家所需要的秩序，這種需要在某種意義上應該是當事人的真正內在需要。把私權與公益權、公眾的“合意”等同。如此等等，偏執和混同，似乎在根源上是由于無法或者是還沒有找倒一種正確的表達，尤其對本土性而言，也就是中國特色的法制和法治對律師制度的存在需要，還沒有具有“中國特色”的恰當表達，這不僅僅是對存在予以解釋和認識，更重要的是，這種解釋不清 和 認識不到根源，反過來表明律師制度對程序公正而言，尚未有充分本原意 義的 體現，或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3、律師制度不是通常意義的中介組織制度的翻版。
將律師事務所定性為社會中介組織，意在通過其原有屬性的轉換，更明確或有效（具體的）地體現社會正義，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行等的需要，即將原有的律師是“國家的法律工作者”的具有從屬國家主體的特性去掉，實際上是為保證國家行政機關在訴訟程序或其它法律 規則運行程序中的平等主體地位。當然，律師是“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工作者”從屬于社會，這是無疑的，但“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僅只是其職業特征，并不是其屬性定義，律師職業的工作性質，包括對象范圍、工作內容等，是這一定義的全部，但這個陳述性的定義并不是屬性定義，并不能從這一定義自然引伸出律師是中介人，律師事務所是中介組織，除非對“中介組織”特別定義，但對通常意義下的“中介組織”，是顯然不能揭示律師制度的本質的。首先，“中介組織”沒有表現出律師制度與法律不可分的關聯性，因為做為“中介組織”在通常意義下是不能體現是為法律的操行而設置的；其次，“中介”做為“媒介”所要連接的對象意指不明。當然，在這里并不是要對有關“中介組織”的定義詳加議論，重要的是因這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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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題。“是”后面的賓語：認知的可能和可能的認知。
法律的進化顯然并不僅僅在于法制的形成，“良法”做為進化的目標當然要放在法的成效氛圍中來講，對這種成效最直觀的理解就是是否對社會進步有益和有效，因此，現實法制體系形成的初始可以說并不表明它是完善和富有成效，那么，律師制度當然也是如此。在此條件下，我們對律師制度的認識也不能不說是受到局限的，雖然相對于西方發達的法制狀況而言，律師制度的成熟可供借鑒，但畢竟不可能因為借鑒而發生等同的認知替換，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愈越一個自悟的過程，即某人已得道，不等于彼人無須修煉即可得道。這樣的話，我們只有清楚認知的可能是怎樣的，即局限性是怎樣的，才可能解決有關可能的認知，也就是對于正題而言，律師制度的“是”是怎樣的，才不至于有言自誤。因此，有關“是”的討論，必然要同時慮及這兩個方面。
1、律師制度是法律品性的必然需要。
法律的品性應該是法律進化所要表現的，因為品性的良好也即良法是社會走向不斷標高的文明的要求，這當然要不可回避地涉及法律 與正義、人權，社會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等概念之間的復雜關系，雖然有關于正義、人權等概念的抽象性不可能有具體的統一判斷標準，但也正是這種抽象性所具有的概括功能使良法進化的目標可以確定。簡單地說，多數人認可的標準必然地成為社會發展追 求的主流，那么有關于對于正義的理解就必然是對多數人的有益，這其中當然包括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顯然正義并非是沒有對立面的，即對不正義的事與人排斥是一種正當選 擇。正因為如此，法律要追 求和保持的品行就只能是為這種多數而有的存在，也即多數人的贊同即法律的品行的體現，當然還包括具體操做（程序）的有效，但畢竟法律所體現的正義為多數人認可是其存在的前提是毋須置疑的。也許我們找不到更好的詞來代替正義以表現法律的品行，就必然有關于其品性的判斷，即有好壞之分，當然法律是政治的工具，政治也可能在某種 狀態下只是一種脫離社會發展規律的理想，但它畢竟不可能走得太遠，因此，有關于法律與正義的關系會成為永久的話題，因為政治雖然可以讓法律的形式偏離社會的需要，但有效性會始終讓其回歸，那么，關于法律要表現其正義（或正當）就必然成為其具有品性的證明，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會思考（或有可能思考）有關法律的品性應該如何表現，這就是律師制度的本原。
（1）、公允⑧需要具體是律師制度的存在依據。
公允就是公眾意志。當然，法律只能是多數人意志的體現。而對于法律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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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事實上，當事人雙方卻同為存在的個體，即對公眾意志而言，均體現為個人意志，應該 認識到，法律 的裁判公正并不在于要衡平當事人雙方的利益，而在于要遵從法律存在的具體，即正確適用法律 是其惟一的職責，這種正確適用法律就是要在公眾意志與個人意志之間找到恰當的表達，亦即公正。公正的含義在此就是不讓法律代表公眾意志的強制出超，也不讓個人意志侵犯或違背公眾意志，但無疑法官是代表公眾意志執法的，而律師是代表個人意志執法的使命，則是在于防止公眾意志對個人利益的侵犯，當然，似乎法官正確執法也是要防止對個人利益的侵犯。但法官的使命根據是公眾意志，這是不可偏離的，其體現就是首先要保證的就是法律意志的實現，即只為抽象秩序的存在而“服務”，因此適用法律的“具體”，也是服從于這一宗旨的。但律師應服從的是法律的具體是法律的具體程序，即因此而體現法律對個人意志的保護是其一位的。因此，對于法律所需要的現實而言，所謂公正就只能是這種來自于兩個方面的執法，合而一體，即抽象與具體的真實相符。雖然 “公正”只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詞語，即常被理解為個人意志得到恰當合理的遵重和體現，以及啟發和引導其實現應該的利益，但對于現實的法律而言，有關于對公眾意志和個人意志的公正，并沒有被從制度的根本需要上認識，但無疑這是應該要認識到的。
（3）公平需要保障是律師制度存在的現實務件。
公平在實際實義上應該更能體現法律的品性，但公平的抽象含意與具體體現之間仍存在著互為依存的統一關系，法律對公眾意志的實現在抽象的意義上是對于每個人都具有的，但畢竟法律必然要實現其具體的功能，也就是法律適用中的公平意謂如何？這是其抽象存在的條件，它們與為因果。當然，公平更注重于一種尺度，公正是法律的使命，而公平則是法律體現其品性的手段，因為沒有公平的尺度，法律維護正義的使命將是無從談起的，這當然是較之于公正更進一層的問題，也就是更接近于現實，因為即便是對個體的公正，同樣也是一種抽象，與此不同的是，公正做為一尺度，更進一步地使法律品性通過實際存在而體現，德沃金說“律師們極為倚重法律 權利和法律義務這兩個互相關聯的概念。〈10〉法律權利與義務的對等的公平是法律規則體現公平的最基本方式，正因為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才決定了律師的使命實現的可能，即存在著的不公平如果沒有律師制度的確立，將是無法保證能夠消除的。這不僅僅是在于法律規則的繁復，造 成權利和義務的交錯對等 性因此而難以判斷，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法官 做為法律所體現的公眾意志的代表，其職責和使命在于維護法律的正確適用，也就是在地體現公眾意志的權利，而不可能以當事人個人的權利的實現作為其立場，但這并不等于法律品性的全部，因為法律規則如若不能通過具體的個人權利的實現以體現其存在的話，那么它將只是一種空談，公眾意志也將因此成為虛設。那么，律師將是從具體出發對待權利和義務的公平，使其自身成為法律品性體現的實際操做者，這就是律師制度存 在的條件。在這里，我們進行判別的是，如果沒有律師的執法行為，法官是不會主動考慮對當事人訴訟中的舉證不能承擔責任的，法律的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對程序而言，是一種在其職責內的行為合理的要求，而公平做為法律的尺度，對于程序僅只是在于給予機會的平等（爭取法律保護的機會），努力是在于個人，但爭取個人權利和保護個人權利對于個人和法律而言，卻不是一種單方面的行為，顯然這是法律的使命。用評價的尺度來看，這是法律的品性（即法律是否有這種使命是其好與壞的標準）。權利和義既然是法律所定的，那么它的對等的要求的實現以體現公平只能是源自于法律本身的要求，即律師制度的設置是為實現公平而促生和發 展的，那么，它就必然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擺設（那種似乎是此案件的不公平不影響法律存在的觀點，似乎可以否認律師的作用和必要，但此其
一、其
二、其三~~~~~以至影響到更多不公平做法，如何證明法律是公平的呢？），似也可以說，法律本來就是公平的，法官也是公平的，但如何實現公平確是不能省略的，沒有實現途徑，公平只能是虛設的，法官的公平不是法律公平的全部，律師制度是保證實現公平的必要途徑，是法律公平的體現方式之一。
三、合題.“不是”與“是”的同一賓語：存在的合理與合理的存在。
對律師制度現有狀況的認識，并不是一個關于存在的合理體現了應然的問題，法律的本土性因素相涉復雜的社會存在。其實然狀況由于并不是對法律文化傳統的因素，因此有關于合理的存在是后置的一種希冀，存在的合理并沒有在此之前的命題比較，因此，律師制度也因此而同樣是一種社會孕育的突變，而非遺傳。那么，我們對其所有的若干認識顯然會陷入一種循環的路徑，似乎存在就等于合理性。但事實上法律的進化要求不可能為這種合理性而有所局限，也就是說，現實存在的不合理性需要被發現，并因此而對其有所修正，當然的歸結是：找到不合理性，并對其修正。
1、存在的合理：律師制度的現實存在對合理性的探討應該是法律制度存在的根源和所要達到的目的，當然有關合理性概念似乎是籠統和模糊的，但其實質念意顯然是存在的，即被解釋對于一種合乎人們文化、風俗習慣以及社會政治經濟發展需要的規律的規則存在，就是合理的。雖然任何對合理性的實在體現都是有局限性，也正因為有這種局限性，才有不合理性。不過，在這里，我們對有關不合理的討論，是在于對前述若干實際存在進行解讀，即對“不是”與“是”的社會性因素進行分析，是對存在的基礎進行認識，這會發生一種發現所帶來的尷尬：即對現實的存在狀況而言，一種來自于政治體制和社會的需要，雖然是律師制度產生的母體，但在它出生后，卻沒有這種需要的擁抱，它的孱弱不僅在于先天營養不良，而更在于后天得不到補償，所以缺鈣，且肌腱乏力。在一種似于不似之間的似是而非，更象一個血緣關糸不清的棄兒，市場的機遇偶有垂青，但畢竟飽一頓饑一頓，境遇不同，貧富不等，如此等待，顯然不是存在的合理所能概括的。
（1）政治的需要和不需要。這種關于政治的需要與不需要，并不代表政治的隨意性從而表明一種正在實行的政治是不恰當的。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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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相反，政治正是以它的這種變化來體現的適時與適用。需要和不需要對政治所要把握的時勢而言，永遠是相對的，但對于一種制度而言，它畢竟要找到其存在的基礎，也就是在政治的需要與不需要的變化中找到對其穩定的基石。但這并不容易，也沒有實現。當然，關于律師制度與政治關聯，無疑是憲政所確定的，權力與權力所及于的對象，都需要憲政確立其存在的權利和義務，但是，“實在的憲法規范的存在，即不構成非實現憲法政治的必要條件，也不構成實現憲法政治的充分條件”〈11〉，也就是憲政與憲法是很不等到量的概念，“其實，縱有憲法之名，而無憲法法之實，并非一種匪夷所思的憲法現實”〈12〉。當然，更清楚的是，既便行憲法之實，也不能等同于憲政本身，不論是以憲法駕馭政治過程，還是讓國家和社會在憲法的臂腕內成長，憲政本身永遠有著無窮的多于憲法規則內的實際內容，憲法究竟是一根眾人過河的粗繩，還是一件要經常穿的衣服，都不能說明憲法與憲政的關糸。因此，關于憲政的需要與不需要，我們當然不能僅在憲法中錄找根據，這當然就要困難很多。不過，有關于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力的動態平衡做為憲政的目的，憲政是一個包含民主、法治和人權三要素的政治動態過程〈13〉的認識，可以開啟一個路徑，即有關于政治的需要的真實（政常的需要），是可以從其目的性上找到判斷依據，而不論其現實的變化，也就是政治的不需要同樣是要以其對目的性的體現為依據來判斷其真實的。當然，也許對現實的判斷也許很難，因為有這種實在的距離所造成的層層間接關系形成的遮擋，也正是由于這種間接關系的層次遞進會造成的位移，偏離似乎難以避免。而政治對往往以及權力的合法存在來實現其需要和不需要。因此，律師制度即便是產生于憲政的真實需要，也會由于上述原因導致其實際過程中的不需要。不過，需要與不需要并不單純表現為現有律師制度本身做為一個名份上的整體存在還有存在與否的體現余地，而是在于由于律師制度在實際內容和形式上的不完整、缺損，甚至是過分簡陋所造成的政治的不需要，究竟是政治的現狀造成了律師制度的殘疾，還是殘疾造成了政治現狀對其否認，抑或是它們互為因果？應該說，這些原因都有憲政的不成熟與律師制度本身的不完善都是現實的存在事實。僅就現象而言，憲政對國家權力的制約要“靠國家強制力”來保障還是依靠對公民權利的維護來實現這種制約，都有一種邏輯上的循環論矛盾，權力制約權力同出于一個主體的“自我約束”，是依靠“人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等到論做為基礎的，但國家機器的獨立性是不可排除的。律師制度是“人民權力”的需要還是國家機器的需要？對人民權力而言，律師制度的存在應該是一種以個體（個別）存在為對象的，為判明而存在的引導（團體對“人民”的整體而言乃是個體），這種需要是真實存在的，但如果說國家即是人民，國家機器的獨立性無疑也是一種個體（具體的行政機構），它對律師制度的需要也應該是一種對于法律而言的需要引導（只能假設法律規則是被認同必需遵守的），但是，這里發生的混同即導致了不需要的產生，當國家權力（人民權力）被等同于國家機器自身的權力時，為維護自身利益，國家機器可以排斥、限制律師制度的存在，但國家權力（人民權力）本身需要這一制度存在并應完整地體現其作用的。當然，還會發生某二個混同，即國家權力成為一部分人權力的體現時，并非與人民權力等同，但卻發生混同，那么，權力如果能夠體現，它是不需要庇護而僅僅只是需要掩飾，這時律師制度的存在需要對國家權力而言是為了掩飾，不需要則是為了讓權力有赤裸裸的作用。集權容易導致專制，人治是由專制體制的根深蒂固，民主是為破除專制，法治是為根除人治。因為律師制度若被政治的需要所肯定，則是民主的需要的作用，但律師制度不是民主的象征則是在于民主的象征只能是民主本身而不是其它。當然，推進民主法治的過程決定了律師制度的存在會不斷地被政治的實現過程體現為需要和不需要的交替，以及種交替中是與不是的對抗激烈與不激烈的交替。
（2）、市場的需要和不需要。市場即指“商品交換關系的總和”〈14〉。律師制度在市場中為商品交易關系所融入和排斥是應當或不應當的？它們如何表現？這是不可回避的問題。首先，律師制度的存在所能提供的為商品交易關系所應遵循的規則的幫助是不是這種關糸存在的需要，其次，做為參予交易者，律師制度的存在所能提供的交易物和交易規則是否為市場所能接受，是市場的需要和不需要產生的根據。對于市場而言，也就對于交易關系而言，秩序和效率是其核心，因為經濟規律并不必然決定人們行為的正誤，也正因為正誤的不斷產生的商品交易的規則，當然法律并不完全來自于交易規則的產生，但無疑將越來越多地體現了市場規則，因為市場所提供的人們社會生活的核心，即經濟生活乃是人們最基本的生活。市場的價值規律并不決定人們對法律規則的遵從，但是，為實現對價值規律的遵從，人們需要保護，以排除不必要的障礙，即法律的規則在市場交易中被遵從的需要是在于“正當行為規則只能夠以一種使不同人的意圖不發生沖突的方式來限定它們所允許的行為的范圍，但是卻不能以肯定的方式決定個人必須采取什么行動”，〈14〉律師制度做為法律的衍生物，肯定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它的基因所左右，即市場的影響不僅僅是在于它會因其而改變，更重要的是律師制度存在于市場之中，要反過受其約束和以約束交易的行為來實現其存在。我們似乎還不能找到市場需要和不需要的最直接的理由，因為法律所保護或所能帶來的預期只能是使人們避免對個人財產的侵犯，“獲得支配特定物品和服務的預期”，而不是使“這些物品和服務在市場上的價值預期”得到實現的保證，從而“開放出”個人與“他人進行有效合作的可能性”，法律所帶來的秩序和效率在沒有被人們習慣地遵從時，以及法律的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使其不具備應有功能，都可以使規則被拋置一邊，這是市場的需要隱于其后，而讓不需要表現出來，這當然是在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和法制的發展都是一個較短的歷程，而轉借或移植的規則也同樣存在與本土性相結會的問題，但不論如何，市場是一個活體，它在我國現有體制下充滿生氣地存在著，而法律規則也實際在一種適應與不適應的環境下運轉著，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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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有效的秩序的需要仍被或多或少地壓抑著，而那種帶來無效或浪費的無序性表現出來的不需要仍然頑固地顯現著，律師制度因為法律規則向效率的進化而在等待自身的進化，那么，有關于這種進化的目的性或稱之為可體現的完備作用是什么，是必然要被思考的，因為即便我們現在不能使其完善而成為市場的需要，而這種對目的性的探討卻面臨無措或茫然，首先是尚無一定的經驗基礎，其次是有關對外來經驗的移植尚缺實驗效果，但對于這種狀況的改變應該要做的卻被人們忘記，就是對市場實際反應的認識。這種實際狀況就是：法律規則在更多的狀況下是被表現出需要強制性才被遵從，那么，律師制度只是體現為一種在被動狀態下去為犯規的人錄找庇護（或稱為避免損失），那么，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在破壞法律規則，也就是在破壞律師制度的自身存在。這種情況最明顯的表現是，庇護者在現有狀況下法官遠比律師有效，因此律師的作用就不得不轉換為或為法官和當事人之間的“中介”，但“中介”的作用一般不是對適用法律的“溝通”，而是對如何避免法律戒罰的“溝通”。由于這種“需要”的不正常，不能明顯表露，那種對律師制度所定義的律師作用就不能而公開表現出“不需要”，律師職業的從業者和社會成員都因此而陷入迷惑，畢竟假設和實際的距離太遠，如果律師制度是一種假設的話，那么市場的實際難道真的“太壞”？事實上，我們是不可以因好或壞來責備一種實際存在的，更何況我們以為“太壞”的實際是在多層假象之后，也就是無論從現有法律規則的僵硬和缺漏等所表現出來的與市場秩序所需要規則的距離，還是從人們對法制進程的適應還遠沒有達到“習慣“性的表現，以及這兩方面的因素互為因果地造成相互影響和牽制，都迫切地需要清理、整頓，也就是為開始而開始的由簡到繁，由低級到高級，由局部到整體的一個發展過程，必須有序地開始，但市場的天然竟爭屬性要求似乎不充許這樣一個過程，與國際接軌，就必然要產生一種對規則的適應及時，也就是強制性的產生是在遵從者完全“習慣”后才發生的，并因此而體現為強制，那么躲避或對抗似乎是必然的，當然不僅僅是我國現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這種表現的鮮明，任何規則都帶有強制性，也因此而或躲避或對抗，但是這種相似并不能說明區別是不必要的，因為特殊性所表現的突出，即法制環境、人口素質、社會經濟基礎等因素，所帶來的現有狀況，使我們面臨一種前所未有的反差：即規則與人們的“習慣”之間的反差強烈，這種強烈的反差條件下人們行為選擇的畸形，使律師制度的存在也成為一種畸形，似乎市場的“真實”需要都是在“非法”狀態下產生的，律師為適應這種需要的體現就是自毀，但畢竟是市場導致了法律規則，從而導致了律師制度的存在，這種“合法”的存在終將不可能在“非法”的條件下存活，所要做的調整是一種必然趨勢，包括市場本身的規則，法律定制的變化適應，因此而使律師制度因調整而實現“合法”地滿足市場的“合法需要。在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市場經濟規律畢竟不同于法定規則的是后者是人們所定制，而前者是“自然規律”，法律的“人為”性是需要也是可以改變的，并使之不斷向市場規律方向進化，無疑，適應律師制度的真正作用之一在于律師職業的從業者們應該發現這些更適應于市場規律的法律規則，那么，從這個角度說，法律對律師制度的建立和規范，也應從這個方向上進行，即應建立使律師能發現和建立規則的機制以適應市場的需要。問題是，法律定制的穩定性所帶來的對變化的不適應，因此而產生的強制讓律師做為從業者的忠實受到考驗，一方面是法律的穩定性所要求的預見，必須是從基本原則出發，另一方面是法律的概括性所要求的完善，必須從具體的實際規則建立做起，否則原則的空調將使其存在的實際意義消失，這種矛盾當然可以解釋為一種對立統一性運動過程，但畢竟原則和規則之間，首先的開始是在于規則的發現被認識到是來自于一種“習慣”時，原則的固定才是牢靠的，這種需要那些在法律最基本原則指引下的先行者的實踐，引導自已是為引導別人的先行覺悟者，市場無疑在其種種假象之后的真正需要是，對秩序的建立的不斷實踐者，他們不是交易的參與者，而是為交易的效率促進不斷發揮作用的人，這就是律師和律師職業的本質屬性。在這個意義上，律師制度的建立要適應市場需要，但要以律師的作用并不參與市場的交易為前提，因為原則和規則不能交易，它們是客觀的實在，并不是律師個人的私有，而律師的個人勞動，市場給予的報酬的“交易”，是對勞動本身而言，因此，律師身份的二重性是必然的，也就是說，做為勞動者的“服務”交易，所反映的市場需要，乃是由于市場對規則的需要的“需要”，律師的勞動因這種需要的“需要”而實現其價值，但決不是不勞而獲地出賣規則而實現其價值，律師的使命在于發現規則和運用規則，但決不可以因實現市場價值而改變或出賣規則，律師職業要保持這種使命感的根據只能是，市場對規則的需要決定了律師制度的存在，如果這種存在不能反映這需要，存在將無必要，律師的勞動就不可能有價值，這是我們所不應混淆的，但對具體的個人而言，其行為的依據就必須依靠律師制度所體現的制約。
（3）、社會有需要與不需要。以上有關市場的需求與否既有所述，有關社會的需要問題自然是除此之外。社會是“以共同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系的人類生活共同體。”〈15〉社的需當然要通過市場反映出來，但社會需要并不就是市場的需要。有關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必然形成人類生活的“相互聯系”，這種聯系所形成的秩序顯然是法律存在的基礎，但人們不以交易目的的活動，包括政治、文化、習俗、禮儀等，是因為“相互關系”的必然，促使規則的應當。社會的需要與否，雖不直接表現為物質利益的目的，但對有效性的要求，即對有關規則的效率的擇優而用，是會轉化為物質利益的，也就是通過市場來對規則的創建者的勞動給予價值回報，無論是政治的或文化的活動，政府行為還是民間行為，是來自于有關經濟基礎建設的活動，都在促進物質生產的發展同時，促進精神走向文明。這些行為活動的秩序的需要，當然表現為對法律所推行的規則及其正義，要求有實際的作用，也就是要確認其是否能促進社會中人們的相互關系的有序，同時也要求法律規則能夠不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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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固定規則。這并不是一種有關于融合與否的相互關系，而是調解沖突，促進和諧，有關于效率的提高，促使法律規則改進以求適應的過程。“做為整體，法律制度能比較準確地反映社會權力是如何分配的，但法律制度的每個部分不一定需要本身就是社會的小鏡子。⒃正因為權力分配使法律規則成為社會做為一個共同何體的根本需要，而對于個人而言，行為規則的具體化也同樣是需要的，因為個人可以因此找到屬于他的正義，法律能夠保障但不能改變個人在社會中的權利和地位，對法律的需要即便不是體現了物質利益，也當然與物質利益的獲得有根本關系，因此，這種需要只有在法律能夠發揮這種促障作用時，才被體現出來，否則就是不需要。但是，關于需要并不是只有在發生沖突時才表現出來，法律規則更重要的作用是保障人們減少沖突，提高效率，這種作用的隱蔽性（沖突未發生則不被發現），使人們誤解為對法律的需要在此時不存在，也就是社會關系中更多的時候不需要法律，但事實上，正是因為有這種不需要的感覺，才真正體現了法律做為需要存在的理由。因此，有關于律師制度的存在，既然其存在是通過法律而有的存在，那么，它們當然反映出與法律存在同樣的事實：社會關系的相互作用，使規則的建立和對規則的遵從，是人們在政治、文化、宗教、風俗等活動中，既要按照這些社會活動的規范去行為，又要使這種活動不致于侵犯他人權利和被他人所侵犯，并提高它們的發展程度。需要的約束和牽引，是律師制度存在的根據。對于怎樣做更好的問題，除社會活動自身的發展規則律外，就應該體現為對法律規戒要求的探究。而律師的“中介”作用在這種需 要被表現出來時是體現為一種指引，即在法律與當事人之含性況下是潛在的（沖突尚未發生）而對于一個有“官本位”傳統的社會而言，法律的作用與權力的作用比較，尚未被人們的選擇所放棄，是一個必然要經歷的歷史過程，但市民社會的形成，無疑會促使這種放棄的發生。不過，現實條件下，律師在其職業屬性上是“個人利益的職業代表，他必須在遵守法律秩序的同時，習慣于從個人主義的含目的性觀察角度出發保護個人，因而他在政治方而也是天生的個人利益代言人”。〈17〉社會的個人利益的體現在社會活動中被保障并不體現為法律的作用，社會制度中有關體現的活動，沖突似乎不會發生，但這種“均等”是做不到的，而社會制度的調整機制的不具備，往往使“不均等”的個人利益的獲得成為一種被多條路徑堵塞的現狀而難以改變，不是法律可以改變的，法律僅只是使“個人利益”的預期以及行為不受侵犯，但不能保證個人利益的實現，這就是為什么社會的需要呈現如此的模糊。社會活動并不能依靠法律規則去解決社會問題，但一個社會卻必須依靠法律規則去形成秩序，因此有關社會問題的解決方式和結果均要遵循法律規則，這種與法相伴的過程應該是走向法治的體現，而由于在法律范圍內的社會活動會因為并未越軌而顯得與“法律無關”，但這是不真實的，至少是沒有體現社會需要的內在真實，即因為合法行為而不必要的行為，恰恰相反，合法即是對法律秩序的皈依。因此，律師制度的存在依據相對來說，應該使這種合法的社會活動能夠有持續的表現，這當然并不表現為交通警察式的站崗，也不是牧師式的告誡，而是一種共同的參予行為，即與社會活動共為一體的法律活動，應該讓律師的作用無處不在，社會的需要是如此的廣泛應該讓律師職業的從業者們不會感到茫然，當然，某些必須具有法定形式的社會活動畢竟是少數，但多數的社會活動在法律范圍內似與“法律無關”的認識，在從無意識的“合法”走向有意識的“合法”后，社會需要社會變得明晰、強烈和廣泛起來。
2、合理的存在：律師制度可能的存在。
對于本土性而言，律師制度的存在的確有著“水土”服不服的問題，這就是社會發展的承襲性傳統和民族個性，法制做為民主政治的實現方式而與專制相區別，而法治做為體現社會多數人意志的有效方式消除人治的殘余，都正在和將要經歷一個必然的歷史過程，律師制止度做為一個現實的存在也必然要經歷它與之相應的發展過程，當然，過程其實就是事物前緣后續，并非會開始于偶然。有關于中國古代訟學的興起和訟師的產生于北宋〈18〉，但訟師并非律師，封建社會制度建立在“禮、義、仁、信、智”的人倫道德秩序之上，法律只不過是“約束人的行為，調控社會關系的外部規范”，〈19〉社會不以法律秩序為本，訟師為認為是“道德敗壞的小人”，〈20〉是在于“私有制深化下的商品經濟意識及功利主義思想”，〈21〉沖突和破壞了封建的人倫道德秩序。近代中國的律師制度，由于是在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社會條件下，封建專制止并不依靠法律來建立社會物序，因而導致了“一是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格格不入而遭排拒；二是喪失現代精神而發生實際蛻變。”〈22〉當然，新中國成立后的律師制度的建立和夭折，往往探究的原因是糾問式訴訟制度，以及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人治體制等，但根本的原因仍不可回避的是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強大是由于法制是建立在與其不相適應的集權政治和計劃經濟模式基礎的集權政治之上的。改革開放以來新時期的律師制度的恢復重建與發展，正在表現出一種法律制度與市場經濟運行所需的法治秩序相適應的態勢，但畢竟在有關公有制占主導體制下的社會制度變革必然要經歷史的諸多新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同樣會導致的一些失控所帶來的混亂，但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找到這種變化趨勢的正當可能，并以這種可能的正確方向選擇路徑，也就是使律師制度在反應與社會發展變化相適應所應做出的修改和重整，畢竟現有的律師制度是尚未被深入認識的，其表現形式是簡陋的，在這種條件下，律師做為從業者的行為是極為缺少應有的規范的，這種應有的規范應該不是指那種盲目增多的戒律而應該更多地表現出一種執業引導，以及為職業的正當提供保障和為實際執業者的提供的必要條件，“可能”就是尚未實現的但應該是可以實現的。
（1）、律師做為法律人的權力。
從事法律職業者被稱為法律人，包括法官和律師，〈23〉而有關“律師制止度是權力制衡機制的一個組成部份”〈24〉的認識，卻并不能說明律師制度憑借何種力量和手段來達到對權力的“制衡”。關于這一觀點，本文在此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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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事實上，律師制度及律師的作用，都來自于法律力量的保障，而法律是與“國家強制力”不可分的，是國家制定的法律并保證法律的實施，因此，有關于對權力的制衡只能來源于國家政治制度所決定的法律制度之內的制衡機制，律師制度和律師只能是依據法律的規定，去實現法律對權力的制衡，而不是其自身具有這種對權力制衡的性質和作用。哈耶克說“立法者的權力之所以不是無限的，乃是因為他的權力是以這樣一個事實為基礎的，即他使之有效的某些規則不僅被公民視作是正當的規則，而且他采納這些規則的做法本身也必定會對他賦予其他規則以有效性的權力構成限制”，〈25〉這是一個有關權力行使的前后自我制約的規則，也就是規則來自于立法者的權力，規則制約了他人，也當然要制約權力本身，也就是權力只能由權力來制約，而不是其它，正因為如此，有關律師制度如果是有效的，它就必須在所建立的機制中找到并掌握那種制約權利的權利，這也同時就是法律人權力的體現有關于這種發現及概括之所以重要是在于如果不能反映和體現這種法律的權力，律師制度的存在根據將會喪失，律師職業存在的理由也會同時喪失。“權力”和“權利”的不同是在于前者在于為完成一種公眾式社會的使命而擁有，后者則是基于自身的獲得。因此，以下的有關論述只能是來自于法律的既已存在和應有的存在:自治權。法律的發展是按照法律的自治化方向發展，〈26〉其必然導致從事法律工作的“日益專門化”，司法獨立并不僅僅是一個來自于外在的防止行政干預的社會要求，而且是法律自身發展的過程的要求，因此，對于法律人而言法律的自治將被法官和律師所決定的話，律師的自治權就不僅僅是體現為一種對其職業規范和紀律的自我約束行為，這些有關于律師自身的操守并不體現為律師做為法律人在操行法律過程中的自主和并因這種自主而產生的權力。事實上，律師在司法傳統的發展過程中，“與法官專業化互為因果，同步發展”。〈27〉應該注意這一概念的重要性，因為對法律操行的自主，不受行政干預的影響，實際上是指不受行政權力的阻障，并不是指要聽命于行政權力的指揮，很突出地反映出來的是律師自主權意義的重大，雖然律師并不具有在訴訟中的裁量權，但有關訴訟中對法律適用和對事實認定所做的工作，將會越來越多地對裁判結果構成影響（假如行政干預和不正當的外界干擾因素被排除后，我們完全可以清楚這種影響會有多大）。就現實狀況而言，并非在法律原則上沒有規定，律師的這種自主權，而是由于行政干預的“嚴重存在”，和社會市場經濟條件下因無序而導致的種種不正當因素干擾，以及傳統觀念和習俗的影響才使得這種自主權沒有被鮮明地體現出，也正因為如此，才沒有發揮出自主權應有的巨大作用，雖然律師做為法律人的自主權與法官行使裁量的自主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司法裁量所要依據的對事實證據的采納以及對法律的適用均要來自于律師 其自主權所決定的意見，足可以看見這種影響和作用有多大。對于現階段律師度而言，自主權并沒有被鮮明地突出，是在于司法獨立的過程，事實上，對于司法程序只允許職業律師的介入，而其它方式或手段均為非法的情況下，律師的自主權將被充分確立并成為律師制度存在的主要根據之一。、職業準入權。也就是對于律師職業而言，其專業化的準入制度，并不是為體現其執業技能而形成的選擇，這是一項排他權，即對市場的獨立擁有的權力，同樣是因為司法程序的不能獨立，所受干擾太多而不顯重要和突出，也就是說，并不因為律師的執業技能高（雖然事實如此）司法程序才允許其介入，并聽其意見，而是在于律師資格本身就是一項特殊的權力，只有具有這種合法身份，司法程序才允許其介入，當然，如今打官司的“門道”多，不一定找律師，但這些不正渠道和手段均是不合法的，也必然會被逐步消除，律師職業的準入權是獨有的。
（D）執法權。法律的實行特允從事法律職業者，包括法官和律師做為執法者而擁有操行的權力，這不同于那種對法律實現的議論、評價或解釋，法律之所以要這樣適用，并將適用的結果表現出來，包括執行判決的結果，都不是一種既可以這樣，又可以那樣的選擇，而是在司法秩序中惟一發生后直至結束的實際過程的操行，律師擁有操行法律的權力。（a）意見權。律師對適用法律發表代理意見或辯護意見的權力，是來自于法律操行的需要，也就是因為需要成為法律所決定的對確定裁判形成必不可少的組成。任何其他的人都可以對法律的適用，對如何裁判發表意見，但與律師的意見極不同的是，它們均不構成裁判的合法組成部分。與當事人自行發表的意見不同的是，雖然它們均是法律裁判的構成部分，但當事人意見權的性質是一種來自于被適用對象的抗辯，而律師的意見權卻是對法律操行的結果，是執法的行為，雖然律師是為當事人的合法利益而抗辯，但其權力的體現在于這一切不僅包含了當事人的意見權，更重要的是這種權力是站在當事人角度操行法律的結果，因此，律師的意見權并不等同于當事人的意見權，就現實狀況而言，法官的裁量權排斥律師的意見權的原因是，法官往往要聽命于行政干預和受社會不正當（不合法）因素的干擾，其次，某種來自于認識上的混亂，即把行為與當事人劃等號，而不能把律師意見視為同為操行法律的結果，事實上，對于“律師的思維”與“法官的思維”同出一轍，顯然是法律在做什么，怎樣做的體現，法律的操行，無疑是由法律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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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和律師來完成的，這是法律的規定，也是法律實在的必然。（b）調查權。對事實的查證，律師行為不同于當事人的舉證行為，后者是一種舉證義務，而律師對事實的調查，是一種法定權力，這種權力的體現不僅僅是在于其執法者身份，可以要求各部門或有關人員“配合”，而是在于其有別于當事人自行調查的實質是在于律師調查是操行法律的權力，即除當事人的義務轉移（委托律師）外，還有法律的授權，即這種權力的行使是來自于法律的賦予，因此，有關在刑事案件中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中種種不合法不合理現象的存在，都是對律師調查權的侵犯，這些現象的存在雖然從表面上看是來自于一種把律師和當事人混同的錯誤認識，但在根本原因上仍是執法主體仍是國家政權機關的緣故，而事實上，執法者（對法律在訴訟程序上的適用）只能是法律人，至少不能把律師排斥在執法主體之外，這樣的情況也發生民事訴訟程序中，但情形稍好，這是由于對民事糾紛，國家行政干預較少的緣故。（c）豁 免權。對律師在法庭上的言論不受法律追究。這看起來象是來自于司法慣例（傳統），其實質在于確保律師對法律操行的獨立性，即甚至不受法官權力的干擾和影響，但這一權力在現實條件下有所縮水，如對律師“偽證”罪的法定和不正當的過分追究，正在引起爭議，在這種爭議的背后似乎存在著對于豁免權的質疑是對律師自主權的擔心，也就是對國家司法行政權區界的迷惑，但司法獨立必估導致法律人自主權的確認，是必然的法律發展過程和發展趨勢。
（2）、律師制度做為法律制度應有的性質及其它
對于律師制度而言，當然不僅僅是在于其規范的范圍，也包括其結構，應予調整的對象、效力等問題，雖然我們不能企圖在一個不長的發展過程中使其有完整的體現，但我們應該做的，或者是能夠做的好的就是使其有一定的目標。
（A）性質。《律師法》及相關律師執業規范，都過多地表現為對律師執業活動的約束的內斂性，因此而不能確立律師制度調整的關系，很顯然，法律關系的構成必然要包函雙方的權力義務關系所構成，這就應該使有關律師制度確立的法律規范，不僅要約束律師行為，同時也要約束社會行為，使有關律師制度的法律規范不至于僅只是體現為一種“內部”的規章制度，《律師法》既然是以“法”的形式出現，其約束力的對象僅以律師為主，造成了法律關系主體的不對稱。以及律師與社會（不特定主體）之間權力義務的不對稱。事實上，在三大訴訟法中對律師做為職業法律工作者的權力和義務均有零星的規范，其適用對象就不是僅以律師為主，包括司法機關，社會各有關人員，當事人，我們應該在此基礎上形成較為完整的律師制度。
（B）結構。結構當然不是指構筑一部《律師法》的體例，律師制度的組成既然不可能一部部門法所能概括的，對這一制度組成的各種司法程序規定、司法機關的制度、章程、司法解釋等零散片段匯聚的重新組合、編纂，從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結構而這種結構應構成律師制度有機的整體，包括各部份的構成以及關系，也包括整體應有的功能和效用體現。從現有狀況來看，對律師執業資格的規范和對有關規范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規范有大多數的部份，這些規范反映的是對職業準入資格以及法律 性條款的社會道德的遵行更多的是體現了政治需要，但對律師職業和執業的權力、地位、作用和執業的明確定位，更無具體的司法操做的規則，更為突出的是，司法秩序現在既已表現出對律師做為法律職業的專業人員的真實需要，但在具體的規則中并無明確，包括法官、檢察、公安等司法人員對律師行為應給予的配合、認可等，這些實質部份的缺損使律師制度的結構成為一種塌陷而被荒棄的現狀不足為怪。
（C）效力。效力的含意至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做為律師制度它的效力的體現應該是指其制約的對象受到約束的效果；二是律師制度的確立和存在本身對法律的操。對于司程序所起的作用，應該后者是最重要的，問題不在于目前有關律師制度的規定是零散的、片面的，甚至有些規范是毫無意義的，而是在于這些現有規范是否確已發揮了應有的對法律操行的作用，也就是對法律適用其發揮的作用有多大？事實上，這種考證的結果往往是悲觀的，固然在三大訴訟及其它法規中規定了律師的職責范圍，也就是對其的行為及權力做了明確，但往往是在程序的運做結果中，律師的作用幾乎看不到，這當然可以說是律師個人因人而異發揮不同，因事實而異發揮有限，但法律的操行本身對執法主體的含混，雖然法官是裁判者，但層層內部管理機構（行政干預的程序），定會抵消的法官獨立性所體現的司法獨立性，律師作用在這種狀況下被忽略或被棄置是可以理解的了，因此，有關律師制度的效力，只有依靠法律的發展過程的推進來予以更好設置和發揮，但是，我們要做的不僅是方向性的明確，更要做的 一種具體的改進。
法律的操行〈1〉：律 師制度之本原(第11頁)一文由www.tmdps.cn搜集整理，版權歸作者所有,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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