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家主導下的市場化——中國教育制度的變遷方向

國家主導下的市場化——中國教育制度的變遷方向

中國教育制度（人力資本生產制度）必然發生變遷。變遷的方向是：國家主導下的市場化，即在國家的控制、指導、調節或準許下，使市場機制的作用在教育與培訓領域得到逐步發揮和全面貫徹。理由如下：

第一，國家的主導作用具有必要性。在中國，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三位主體，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追求和目標函數。由這三位主體構成的“國家”，內部交易成本較低、工作效率較高，功能強大，控制和主導著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是在國家的完全控制、指導、調節下發生的。人力資本生產制度變遷，作為經濟和社會制度創新工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國家的主導下，才可能順利實現。違背或不順應國家意志的制度創新活動，現期內，至多是短期內，可能會有“機會主義”行為帶來的收益，但用不了多久，創新的邊際成本就會高于邊際收益，因而不可能持久。

第二，經濟和社會制度創新的方向具有決定作用。人力資本生產制度，是社會系統中具有開放性的子系統，主要功能是為經濟建設服務。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必然會導致人力資本生產制度發生變遷。變遷過程遵循一定的內在規律，但變遷方向主要決定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向。在國家的主導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發生市場化方向的變遷。競爭機制和價格制度，不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得到全面應用，而且廣泛作用于教育與培訓、科學研究、技術創造、醫療保健、文化繁榮、社會保障、非營利部門和組織管理等多個方面。人力資本生產制度的創新過程已經開始，競爭機制和價格制度正在教育與培訓領域逐步實施。

第三，國家與人力資本生產制度的關系具有歷史性。在西方國家，現代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主要起源于宗教和非宗教民間組織和個人發起的教育活動。目前，在歐洲和美國、日本等地，非公立教育十分發達，著名高等學府的舉辦者多數是民間法人而非政府。非公立教育制度的變遷會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但主要取決于民間舉辦者的決策。與西方國家現代教育的發展史不同，中國現代教育的發展，是在政府主導下的發展。自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清政府創辦第一所國立大學——京師大學堂，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這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盡管出現了由教會等民間組織和個人舉辦的私立教育機構，但從未獲得充分的發展機會。處于支配地位的始終是國立教育。

第四，國家與人力資本生產制度的關系具有現實性。1949年至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教育基本上處于國有國營狀態。改革開放以來，雖然非公立教育有所發展，但公立教育仍然是全國教育制度的絕對主體。國有教育與培訓制度的創新，自然必須由所有者主導和參與。事實上，迄今為止所進行的全部教育制度創新活動，無一不是在國家主導下發生的。

綜上所述，可以認為，中國人力資本生產制度的變遷，只有通過國家主導下的制度創新活動才能夠實現。制度變遷的方向，與經濟和社會變遷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人力資本生產制度發生國家主導下的市場化變遷，意味著國家按照市場經濟規律改造現存教育與培訓制度，以達到優化國有人力資本生產資源（教育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最大化人力資本產出的目的。（好范文版權所有）

第二篇：中國民辦教育制度變遷看中國改革開放

中國民辦教育制度變遷看中國改革開放

作者：王冉 年級：12電商 學號：201224040136

摘要

從我國民辦教育制度的變遷過程看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我國的民辦教育制度變遷是從開始的不允許到后來的鼓勵再則最后的扶持過程。從中我們看到中國對于這一制度變化我們看到的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和中國起到的變化。

關鍵字：

中國民辦教育中國改革開放變遷

一個國家強大的同時他會考慮到他，在世界的影響力度，綜合國力水平，文化程度等。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中國的一個全新的轉折點。然而改革開放他有很多方面的改革開放，下面我們就從中國的民辦教育制度變遷這個角度看看我們中國的改革開放。

民辦教育是指相對于公立學校，除國家機構的社會組織或個人利用非國家資金面向社會自己建立的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活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辦教育作為國民教育體系中的重要部分，走向與公辦教育“共同發展”的道路，其發展速度不斷加大。與此同時，其制度、政策建設的步伐也不斷加快。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辦教育制度變遷大致經歷了從“允許”、“鼓勵”到“扶持”與不斷走向“規范化”的發展進程，具體闡述如下：從 1978 年到 1982 年這段時間，國家對民辦教育從制度、政策上可以概括為“允許”其發展。我國的民辦教育制度從 1953 年來存在有民辦教育，到后來民辦學校全部變成公辦學校，直到從 1978 年到 1982 年這段時間又重新“允許”民辦學校的存在，其制度發展可謂幾經波折，到最終取得在法律制度上與其他教育同等發展的地位。“1978 年以后，國家開始允許社會力量辦學，允許國家、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舉辦學校，這些單位和個人都不用國家的財政經費，這就叫社會力量辦學，現在叫民辦學校。”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湖南中山進修大學成立，即第一所民辦學校問世，打破了單純由公立高校一統天下的格局。中國的民辦教育開始起步，乘上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1982 年《憲法》第九條規定：“國家鼓勵集體經濟組織、國際企業事業組織和其他社會力量依照法律規定舉辦各種教育事業。”舉辦民辦教育納入我國的基本大法，這就第一次依照法律形式確立了民辦教育的地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它從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我們黨一舉粉碎“四人幫”，從危難中挽救了黨和國家，但“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政治、思想、組織和經濟上的混亂還極其嚴重，黨的指導思想上的是非并沒有得到應有的澄清，廣大干部群眾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方針和政策，徹底扭轉十年內亂造成的嚴重局面。也許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們深刻的感覺到很多人還是很盲目的跟從大眾，沒有自己的想法，從而導致文化革命的最

后不可控制局面。從這件事上我們了解到中國人的教育還不夠，只有共立學校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應該活躍我們教育的市場，從而我們有了我們從不允許到允許除國家機構的社會組織或個人利用非國家資金面向社會自己建立的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活動。

從 1992 年至 1998 年這段時期，國家對民辦教育的態度是制度上采取“鼓勵”其發展。其間的我國民辦教育發展的特點是帶有明顯的市場化趨勢，許多學者對民辦教育的“營利性”與“公益性”、教育的市場化、產業化展開激烈的辯論，但政府對民辦教育發展的決心并沒有動搖，采取“鼓勵”的方針、策略。其重要標志是，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黨的十四大召開，我國開始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十四大”明確提出，“鼓勵多渠道、多形式社會集資辦學和民間辦學，改變國家包辦教育的辦法。”

這表明，我國的民辦教育發展開始有了較為明顯的向市場靠近的趨勢。1993 年 2 月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首次提出：國家對社會團體和公民依法辦學，采取“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的方針。在新形勢下，跟著十六字方針，民辦高校雨后春筍般地發展開來。199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以法律形式確認了民辦高等學校的地位，確立了形成以政府辦學為主體、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共同發展的高等教育發展格局的目標。在國家鼓勵民辦教育發展的機遇下，人們群眾投身、創辦民辦教育熱情不斷高漲，許多民辦高等學校也逐漸增多。

在國家的這一時期，國家深深的感覺到文化的重要性，一個國家的未來就是我們的青年，而我們應該從年輕的抓起，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學習，從而改變自己的命運同時也是改變國家的命運，為中國以后發展打下基礎。即使很多的學者對

于允許民辦教育制度懷著很多的質疑，但是我國還是堅持鼓勵民辦教育。說明中國的改革開放真正的最終在公民教育和經濟方面進行可改革開放并且堅定不移的走改革開放道路。

1998 年至今，國家對民辦教育采取“扶持”的策略并努力使其在制度上走向規范化發展。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 2007 年的教育工作時，特別指出要繼續加大力度扶持民辦教育，支持和規范民辦教育的發展，發揮社會力量辦學的積極性。這個帶有指向性的報告預示著我國的民辦教育要取得更大發展，除了政府的扶持之外，還要在制度上使得民辦教育發展更具規劃性、規范性，這與我國的“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是一致的。從1982 年的《憲法》上承認民辦教育的法律地位，認為民辦高等教育成為我國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到《民辦教育促進法》進一步規定了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國家保障民辦教育相關人員的合法權益、民辦學校享受國家規定的稅收優惠政策，繼而《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等行政法規的實施，這一系列制度的規定，表明我國對民辦教育的重視與扶持，民辦教育的合法性也逐步得到確立起來。2006 年底，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加強民辦高校規范管理，引導民辦高校教育健康發展的通知》。據此，教育部對全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情況、存在的主要問題、鼓勵扶持政策的落實情況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分析和研究，并聯手中組部下發了《關于加強民辦高等學校黨的建設工作的若干意見》，教育部長周濟又在 2007 年 2 月 3 日簽發了《民辦高等學校辦學管理若干規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下面簡稱《綱要》）中提出：要“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完善治理結構??加強章程建設。各類高校應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規定管理學校”。民辦高校是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于治

理結構不健全等原因，民辦高校在規范化辦學方面還存在著諸多問題。建立監事會制度，完善民辦高校法人治理結構，對于規范民辦高校辦學行為，提高民辦教育質量具有重要意義。

由此來看，我國的民辦教育自改革開放以來，其制度是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這種變革的發生的根本目的是促使民辦教育得到更大發展，尤其是《民辦教育促進法》的頒布實施具有特殊意義，它從法律上肯定了中國的民辦教育是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使得我國的教育事業形成了民辦教育和公辦教育共同發展的格局。我國民辦教育經過不斷摸索、實踐，正在逐步走向有序化、規范化的發展道路。

從民辦制度變化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改革開放一直在不斷的摸索的道路，并且堅定不移的進行改革開放，從根源發現社會問題，從而結合馬克思主義，進行著我國的改革開放。我國的民辦教育從不允許——鼓勵——扶持的過程中不斷的改革中。目前我國的民辦教育在我國的地位已經很重要的，他不但帶動我們的文化程度提高，而且帶動經濟發展，是我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參考文獻：

附錄

1、黨的十七大報告解讀之四（新華網）

2、民辦教育的百度百科

3、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背景分析

4、改革開放以來我過民辦教育制度變遷分析

第三篇：淺析中國貨幣政策變遷的市場化路徑論文

淺析中國貨幣政策變遷的市場化路徑論文

摘要：我國貨幣政策的改革及發展，體現了我國經濟體制由高度集中向市場化的轉變，較好地適應了經濟體制及金融體系的變遷。本文以市場化的視角，系統論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貨幣政策體系改革、變遷、演進的漸進主義路徑，總結、歸納了我國貨幣政策適應市場化經濟體制變化的特點，并對我國貨幣政策未來變革及演進方向進行了展望。

關鍵詞：貨幣政策；市場化；變遷；路徑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面向市場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及制度結構的持續演進，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貨幣政策作為這些制度安排及結構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隨著改革的深入而逐步深化，體現了我國漸進式的市場化改革路徑。研究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貨幣政策的變遷路徑，有利于理清貨幣政策的發展趨勢，規避改革過程中的制度性風險，從而進一步完善宏觀調控體系，推動市場化改革進程，因而具有比較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我國貨幣政策變遷的市場化路徑回顧

我國中央銀行在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中，初步形成了間接化的貨幣政策調控體系。可以說，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體系的形成是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產物。本文首先從貨幣政策體系的各個方面，結合我國市場化導向的改革進程及經濟金融演進的歷史，對貨幣政策變遷路徑做一簡要回顧。

（一）貨幣政策目標的轉變和確立

由于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我國尚無貨幣政策目標之說。1986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管理條例》，首次將金融機構的任務界定為“發展經濟、穩定貨幣、提高社會經濟效益”，這可以理解為對貨幣政策目標的一個粗略表述。1993年12月《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保持貨幣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這是對多年來我國貨幣政策雙重目標的重大改革。1995年的《中國人民銀行法》為“價格穩定”的單一目標提供了法律依據，明確規定“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這一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轉變的意義在于，它肯定了貨幣政策在市場經濟中應當并且能夠發揮作用，明確了貨幣政策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主要在于創造一個良好的貨幣環境。

20世紀90年代前期，在直接調控方式下，我國將信貸總量和現金發行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1993年《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規定中介目標為“貨幣供應量、信用總量”。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將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開始公布M0、M1和M2三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指標。此后，現金發行量不再作為貨幣信貸計劃中的控制指標。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取消了對國有行業銀行的貸款規模控制，繼續編制貸款規模控制，正式編制基礎貨幣規劃，貨幣政策操作向間接調控邁出重要一步。

（二）我國貨幣政策工具的變革及演進

1.存款準備金制度的變革及演進

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建立了存款準備金制度，當時制度設計的主要目的是集中必要的資金，平衡信貸收支、發放再貸款及政策性貸款的需要。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對存款準備金制度實施重大改革，將原來各金融機構的法定準備金存款和備付金存款兩個賬戶合并為準備金存款賬戶，健全了存款準備金的支付、清算和調控功能。自2003年9月至2008年6月，針對外匯大量流入的情況，中國人民銀行先后20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由6%提高至17.5%,發揮存款準備金工具凍結流動性的作用。

2.再貸款和再貼現工具的變革及演進

長期以來，中央銀行貸款業務是我國中央銀行調控基礎貨幣的重要渠道。中央銀行貸款從1984年開始發放，這些貸款投向農副產品收購、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等重點領域，對經濟發展起到積極作用。1997年以后，中央銀行貸款的主要用于農業發展銀行收購農副產品、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不良資產以及支持地方關閉資不抵債的中小金融機構。這種情況導致對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余額更加迅猛地下降。再貼現業務始于1986年，由于諸多原因的限制，再貼現業務量在中國人民銀行資產中的比重微不足道。

3.公開市場操作的變革及演進

伴隨著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的重大改革，中國人民銀行公開市場也從外匯市場操作開始起步。2003年4月以后，中國人民銀行將發行央行票據作為央行調控基礎貨幣的新形勢，通過發行央行票據收回銀行體系多余的流動性。自2007年9月起，中國人民銀行啟動并逐步加大以特別國債為質押的正回購操作力度，搭配使用央行票據、特別國債等工具，靈活開展公開市場操作。公開市場操作目前已成為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日常操作的重要工具。

4、利率工具的變革及演進

由于市場經濟體制尚未成熟、金融市場不規范等諸多條件的限制，我國還不能完全實現利率的市場化及自由化，因而利率并不作為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或中介目標，而是貨幣政策操作的重要工具。1996年以來，利率市場化改革得以穩步推進。至1999年年底，已實現了銀行間市場利率、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發行利率的市場化，先后簡化了120種左右的利率種類和檔次，在金融機構資產、負債業務中，受利率管制約束的比例由改革前幾乎100%下降到51%和74%。

5.匯率政策的變革及演進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匯率體制經歷了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并存的雙軌制時期。1994年1月，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并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5年7月，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彈性顯著增強，并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三）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變革及演進

改革開放以后，經濟金融領域的變革使得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如金融組織體系不斷健全、金融市場尤取得了較快發展、信貸資金管理體制及存款準備金制度的不斷改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穩步推進等因素，使依靠行政手段的直接管理（信貸計劃→貸款總額→投資與消費→物價與國民收入）轉變為運用國際通行的依靠利率、公開市場操作等工具影響經濟的間接管理（間接貨幣政策工具→金融機構流動性→貨幣供應量→物價和國民收入）。

二、我國貨幣政策市場化變遷路徑的特點

（一）漸進主義的變遷路徑

同經濟體制的變革相適應，我國貨幣政策體系遵循了一種漸進性的變革路徑。這種漸進性的變革路徑，在不觸及經濟金融的核心問題及正常的經濟金融秩序的前提下，采取非均衡的策略，由易到難，逐步放松管制，穩步推進。漸進式的變遷保持了改革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降低了改革的摩擦成本，但同時也增大了改革的時間成本和實施成本。

（二）強制性變遷為主，誘導性變遷為輔

回顧我國近30年來的貨幣政策的變化，每一步重大變革都體現著政府自上而下強制性的制度供給。政府作為推動貨幣政策體系內諸因素變革的“第一行動集團”，出于確保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維護經濟穩定、實現政府利益最大化等目的，在決定貨幣政策變革的取向、深度、廣度、速度及戰略選擇等方面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但當改革一旦啟動，其他方面的因素如各方經濟利益的沖突就會對改革產生影響，如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的各地分行劃區重組、重新設立，從某種程度上就是中央與地方博弈的結果，應當歸為誘導性變遷的范疇。總之，貨幣政策體系的變遷是一個強制性變遷為主、誘導性變遷為輔的過程，兩種方式互為交叉，相互作用，共同推動貨幣政策的演進。

（三）貨幣政策工具由直接走向間接

近3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體現在貨幣政策領域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貨幣政策工具從直接走向間接。1998年我國央行取消對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管理、2000年以來央行日益成熟的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工具以及正在進行的利率市場化改革都是這一轉變的重要標志。間接性的貨幣市場工具是依靠市場供求為基礎來發揮作用的，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對提高市場效率，優化資源配置，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等方面都比直接管制具有更大的優越性。

（四）貨幣政策操作由封閉走向開放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逐步推進，我國經濟金融的開放程度日漸提高，使貨幣政策操作從只考慮國內均衡轉變為同時兼顧內外兩個方面的均衡，同時不得不考慮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問題。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貨幣政策操作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貨幣政策將不完全有效，同時，操作的空間也受到擠壓。如2003年以來，我國經濟經歷著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在人民幣升值及美元出于降息通道的背景下，利率工具完全失效，央行大量使用準備金工具和公開市場操作對沖流動性，效果也不甚明顯。

三、我國貨幣政策進一步演進的方向

如前文所述，我國貨幣政策正沿著一條適應經濟體制變革的市場化路徑演進，由于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機制的作用，遵循著這條路徑，我國貨幣政策體系應會沿著以下幾個方向改革、發展和變遷。

（一）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以先易后難及漸進的原則，不斷完善利率的市場形成機制，將現有的市場化利率與實體經濟聯系起來，增強中央銀行對整個利率體系的影響效率，使資金價格能真正引導實體經濟資源的配置。

（二）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根據蒙代爾三角理論，獨立的貨幣政策、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三者只能得其二。從我國現狀來看，獨立的貨幣政策必須堅持，因而下一步的改革目標就是進一步在堅持漸進、主動、可控的原則下健全面向市場，更加有彈性的匯率制度，并在更加遠期的目標內實現資本項的可兌換。

（三）大力推進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暢通貨幣政策傳導

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取決于傳導機制的效率。微觀層面的金融企業改革、金融市場及支付清算體系的發展，有助于提高資金的運轉效率，增強微觀主體對貨幣政策工具反應的敏感度，從而提高貨幣政策操作效率，使貨幣政策傳導更為順暢。

（四）加強對經濟金融運行的監測，提高貨幣政策的前瞻性和科學性

必須提高央行自身調查統計的科學性、有效性，對經濟金融運行狀況進行全面監測、科學分析和預測，以準確判斷可能出現的通貨膨脹和系統性金融風險，迅速反應，縮短政策時滯，增強貨幣政策決策前瞻性和有效性。

第四篇：中國職業教育興衰的制度主義分析—“市場化”制度變遷的考察

【摘要題】職教史

【關鍵詞】職業教育/興衰/制度分析/市場化

職業教育是以培養能夠適應社會需要的、具有專門職業技能的人才為目標的。因此，職業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中，最容易與社會、市場相聯系的教育種類。但是，回顧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我們卻發現這一原本能夠最好適應市場的教育種類卻沒有得到興旺的發展，筆者以為這是一

個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的問題。我們把興辦和從事職業教育的院校作為一個組織群落進行研究，揭示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并分析其制度學含義。職業教育具有內容多元化、結構多層次、城鄉發展不均衡等特點，因此，我們只能擇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進行研究。我們以中等職業教育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過程中也會涉及少量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內容。

在考察中國職業教育發展歷程的基礎上，利用新制度主義的分析視角對其市場化取向的興衰加以分析，我們發現，中國職業教育之所以會走出這樣的軌跡，是外部力量和內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外部力量包括：政府的作用、高等教育“市場化”制度變遷的影響以及市場的作用；內部力量則表現為職業教育組織內部一些重要條件的缺失。

中國職業教育的興旺依靠的是政府的扶持和市場的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因自身發展不完善而留下的發展空間；中國職業教育的衰落則緣于自身缺少制度化的努力以及高等教育“市場化”制度變遷的穩扎穩打和成功完成。也就是說，中國職業教育始終沒有完成市場化的制度變遷，只是單純地依靠并滿足于政府的傾斜政策和資金劃撥，以維持存在和發展。這使得它既無法長期穩定地從市場中吸納資源（生源、辦學力量、信息等），也無法有效地將資源（畢業生、信息等）反饋市場。而中國職業教育依賴并滿足于這基礎不牢的興旺的原因在于，其內部沒有形成壓力團體，沒有精英力量的支持。對此，下文將予以詳細分析。

一、中國職業教育的興衰過程

文革期間，以江青為代表的政治集團批判劉少奇提出的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使得各種形式的職業技術教育停辦下來。中等教育前期和后期的銜接，由多項變為單項，幾乎所有的初中畢業生都升入普通高中。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進入新的發展時期，中國的職業教育也開始恢復和發展。我們將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但是需要說明的是，階段的劃分是以全國的整體情況為依據的；由于各省市、各地區的職業教育有起步早晚、發展快慢之分，所以個別地區和事件并不完全與之對應。大致說來，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1.恢復階段

這一階段從1978年開始，至80年代中期結束。這一階段的特點可以概括為政府和市場共同要求并推動了職業教育的恢復和發展。

(1)政府恢復了職業教育的合法地位，并在政策和資金予以扶持。

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中等教育要有計劃地多舉辦各種門類的中等職業教育，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多方面的迫切要求，同時也有利于解決大量中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注：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1986:182.）之后，中共中央就職業教育發展的問題頻繁發布文件。最重要的文件是1981年5月批轉的《關于中等教育結構改革的報告》。《報告》明確了職業中學的性質、學制、教學內容以及培養目標等。各地方政府也出臺了很多政策，如北京市《關于當前中等教育結構改革的幾點意見》、遼寧省《關于中等教育結構改革情況和今后意見的報告》。這些文件不僅使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有了政策依據，還有效地為職業教育創造了寬松的發展環境。如在招工用人方面給予傾斜性政策。

各級政府還切實地給予職業教育以資金支持。1983年6月中共中央發布《關于追加發展城鄉職業技術教育開辦補助費的通知》規定，1983年由中央財政對教育部門辦的職業技術教育追加一次性開辦補助經費，各地政府要把錢用在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最急需的方面。1983年—1985年中央財政每年劃撥5000萬元的職教補助費，各省、地、縣財政也相應增加了職教補助費（注：中國教育年鑒1982-1984，1986:97.）。

(2)我國的職業教育開始面對市場，走出多樣辦學的道路。

在政府決策的同時，市場的指揮棒也開始發揮作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土地承包責任制在農村得以落實，城市經濟改革開始啟動，小城鎮發展也呈現興旺的態勢，市場上需要大量的實用性技術人才。以農村為例，農民們普遍反映普通高中的畢業生“不頂用”、“啥也不是”，他們文化底子薄，又不會科學種田等勞作技術（注：遼寧教育科學研究所.農村公社中學教育情況的調查[J].教育研究.1980，(5).）。市場要求一部分學校改革教育模式，采用文化課與技能課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方式，按需設科，有針對性地培養實用性專業技術人才。

事實上，從恢復發展之初職業教育就堅持走多樣辦學的道路。除原有的辦學力量——

教育部和學校外，社會上的辦學力量也被動員起來。企業與教育部簽訂辦學協議，爭取雙贏；社辦職業中學贏得好評；政協動員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興辦各類職業教育和補習班。而農村的職業教育學校，教育部門可以辦，公社、聯隊和生產大隊集體可以辦，各單位自己可以辦，私人也可以辦（注：匡計洪.農村經濟變化給教育提出的問題[J].教育研究，1981.(3).）。

2.發展階段

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中國職業教育基本上屬于這一階段。這一階段的突出特點表現為職業教育的招生數逐年上升，畢業生的就業形勢喜人，形成良性循環的態勢。

進入這個發展時期，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的學校數大量增加，招生數和畢業生數也有大幅增加。

表1　1982-1992年全國職業中學統計表

職業學校數（所）招生數（萬人）在校生數（萬人）

1982年310442.670.41983年548175.7122.0

1984年700293.9174.51986年8187112.83256.0

1988年8954119.59279.37

1989年9173118.30282.27

1991年9572137.82315.5

21992年9860152.14347.76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年鑒1982-1984》，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全國各級普通學校基本情況》，《中國教育統計年鑒》(1988-1992)，人民教育出版社

職業學校的畢業生符合用人單位的要求，受到市場的歡迎。1982年，北京市首屆職業高中班畢業生有707人，他們蠃得了社會各方面的贊揚和歡迎。人才需求之緊迫，甚至出現了提前預定的爭搶局面（注：陳樸、金寶成.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重要意義和作用[J].教育研究，1983(4).）。

喜人的就業形勢刺激了職業教育的招生。1985年沙市職業技校在校生比普通高中多（注：丁炳昌.沙市職業技校在校生比普通高中在校生多[N].光明日報，1985-4-4(2).）；常州市職業學校在校生比普通中學多（注：毛榮方.吧中等教育機構改革納入經濟發展軌道常州市職校在校生比普通中學在校生多[N].光明日報.1985-12-16(2).）。北京、武漢等市的初中畢業生流向大變：普高招不滿，職業學校成熱門（注：武漢今年初中畢業生流向大變：普高招不滿，職業學校成熱門[N].人民日報，1988-7-3(2).）。過去倍受冷落的職業高中如今變得門庭若市，嘗到了面向市場辦學的甜頭。

此時，政府的態度是再接再厲，繼續推進。1991年11月，國務院發出決定，要繼續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各地方政府也積極推動職業教育的發展。1992年2月，陜西省政府對培訓與就業做出明確規定：要就業嗎？先參加職業技術教育（注：陜西隊培訓與就業做出明確規定：要就業嗎？先參加職業技術教育[N].人民日報，1992-2-19(2).）。

如此興旺的發展態勢，使得職業教育在1993年實現了7年前提出的發展目標，即中等職業學校與普通高中學生數的比例達到1:1（注：張殆復.七年前提出的職業教育發展目標已實現中等職教和普通高中學生數1:1[N].光明日報，1993-2-5(1).）。

3.發展停滯階段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開始出現停滯狀態，后來甚至出現衰落的跡象。表現為招生人數減少，招生后不報到的人數增加，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迅速減弱。

表2　1996-2001年全國職業中學招生數和畢業生數統計表

招生數（萬人）畢業生數（萬人）

1996年188.9

11997年211.22162.29

1998年217.57166.76

1999年194.14177.0

2000年182.66174.522001年185.02140.72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統計年鑒》(1996-2002)，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年和2001年的職業中學的招生情況甚至不如1995年；反觀普通中學的招生情況，招生數量逐年增加，增長的幅度也比較蟆Ｒ虼耍詬咝！⑵脹ǜ咧欣┱械那榭魷攏耙笛Ｐ律荒鼙ǖ降娜聳興黽印Ｒ?999年的北京市為例，中專學校統計未報到的新生達2500多人，職業高中未報到的新生達6200人（注：中國教育年鑒，2000:386.）。此外，更值得指出的是職業教育的整體規模效益不高。1998年我國中等職業學校約2200所，除普通中專校均約1200人以外，其他幾類學校校均規模只有500人左右（注：中國教育年鑒，2000:153.）。這似乎也說明了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困境。

二、中國職業教育興衰過程的制度分析

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經歷了恢復、發展和發展停滯這三個階段，為什么會有如此的發展軌跡呢？筆者以為，這是職業教育在“市場化”制度變遷過程中的得失所致。下文對這一過程將予以詳細分析。

1.政府協助職業教育完成了初步市場化

(1)為職業教育奠定合法化基礎

文革結束后，政府看到了市場與普通高中及高校人才培養能力之間的張力，并試圖以國家的力量來解決這一問題，提出了改革中等教育結構的思路。出臺政策，落實撥款。

1978年之后，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相繼發表講話、中央政府也陸續發布了不少文件，如《關于中等教育結構改革的報告》、《關于經濟部門和教育部門加強合作，促進就業前職業技術教育發展的意見》等，表明中央政府對發展職業教育的意見。在《關于中等教育結構改革的報告》中，明確規定發展中等職業教育的途徑是將普通高中改辦成中等職業學校。這樣就使職業教育以改革中等教育結構的名義恢復和發展起來了。

地方政府制定的傾斜性文件更加具體化。北京市出臺了“六優先”分配政策，即勞動就業優先安排；招工招干指標優先安排；畢業生不參加招工考試，優先直接錄用；允許聯辦單位、委托代培單位、預定畢業生單位，按協議優先挑選畢業生；允許優秀畢業生挑選工作崗位；個體開業者，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準優先發給營業執照。另外，各地政府還組成中等教育結構改革小組，切實解決職業教育辦學經費和校舍等問題（注：中國教育年鑒1982-1984,1986:96.）。

這些傾斜性政策對于穩定招生、合理分配畢業生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為職業教育的發展開辟了空間。這些政策憑借政府獨有的強制力增強了市場對中等職業教育的認可度，使畢業生的就業形勢一度呈現喜人的局面。

(2)推動職業教育走向市場

對職業教育的發展，政府一方面直接給予撥款支持，1983年—1985年中央財政每年劃撥5000萬元的職教補助費；另一方面，政府以優惠政策鼓勵、吸引社會力量辦職業教育，如減免校辦工廠的稅收，使一些企業愿意投資職業教育。政府還出面為學校和社會力量牽線搭橋。政府以這樣的方式將職業教育推向了市場，使職業學校和市場直接面對面，從招生到畢業生就業都以市場導向為主。

政府通過發布傾斜性政策和提供辦學資源的做法，使職業教育獲得了合法化地位，也使職業教育從市場中吸納了辦學資源，并將其畢業生順利投放回市場。由此，職業教育獲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市場，完成了初步市場化。但是依靠政府營造發展環境也為職業教育的后續“市場化”發展埋下了危機。要徹底完成“市場化”的制度變遷，終歸要依靠組織內部的力量，而這正是中國職業教育所缺乏的。

2.職業教育的內部力量缺失使其發展喪失后續力

組織內部力量的缺失以及組織自身利益目標的尚未形成是造成中國職業教育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1)組織內部缺少精英力量

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的辦學力量是在高等教育的控制下選擇出來的。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這意味著中等教育要遵照高考指揮棒的指示行事。在此情況下，只有那些升學率高、教學質量高的中學才能生存。而所謂的“四低學校”——師資水平低、學生起點低、教學質量低、高考升學率低——則面臨著嚴峻的生存危機。他們想繼續生存和發展，就要另辟蹊徑，提供社會所需的教育內容，即開辦中等職業教育。

由“四低學校”作為中等職業教育的辦學力量，決定了其組織內部缺少精英力量。這一點在與高等教育的對比中，顯得愈發清楚。職業教育中缺少有實力的人物——充當國家的智囊團、甚至本身就是國家政策的制定者。這樣，職業教育與國家討價還價的機會就很少，沒有能力像高等教育那樣提出明確的市場化要求，又不敢冒然放棄政府提供的扶植，否則連僅有的合法化地位以及初步的市場化成果也可能喪失殆盡。

職業教育對政府的依賴使其無法突破原有的制度框架，只能承受框架的約束，這突出地表現為，在政府配套改革滯后的狀況面前，職業教育發展受阻。由于勞動準入制度不完善，一些用人單位繼續招聘未經職業教育和培訓的低素質勞動力，擠占了職業學校畢業生的就業機會。又由于在政府有關部門的管理職能方面，出現職業技術培訓、國家技術等級考試、安置就業三者合一的現象，因此導致了內招和名義上“培訓”的弊端。由于內部缺乏精英力量，職業教育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只能默默惺堋?br>(2)缺少合法化的根本依據，未形成組織利益

職業教育始終都沒有憑借自身能力完成其真正合法化的過程。我國職業教育的狀況是，學歷、文憑的等級認可程度低，且沒有形成貫通的職業教育體系（這一點在下文中將做詳細闡述）。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鞏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心態以及缺乏貫通的職業教育體系等問題都迫切地要求中等職業教育建立起強大的認可體系，這既是其進行合法化的根本依據，也是其組織群落形成明確而堅實的組織利益的前提。可是，即使在職業教育發展到鼎盛的時期，這一過程也沒有能夠完成，而只是單純滿足于對國家技術等級考試這一制度的依賴。但是，這一資格考試制度卻由于人事制度等配套改革的滯后而缺乏效力。

3.高等教育“市場化”制度變遷帶來的競爭效應：職業教育的生存和發展空間被進一步縮小

我國的教育制度是以高等教育為主導的，因此高等教育的“市場化”勢必會引發職業教育組織群落生存環境的相應變化。筆者以為，我國高等教育“市場化”制度變遷的基本完成，不僅縮小了職業教育的市場生存空間，而且還表現出對職業教育體系發展的控制性特點：

(1)選擇職業教育的辦學力量

高考制度的恢復意味著教育制度的篩選功能開始啟動。只有教學質量高、升學率高的普通高中才能在這樣的教育制度環境中生存，而面臨生存危機的“四低學校”則轉而以開辦職業教育為突破口尋求新的生存空間。這就是高等教育為職業教育選擇辦學力量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職業教育恢復和發展的途徑也同時被確定下來，即由普通高中改辦為職業學校。

在巨大的市場力量面前，在急需大量實用性技術人才的現實面前，自身發展尚不完善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完全壓制職業教育的發展，但它卻可以為其選擇低下的辦學力量，使職業教育的組織內部缺少精英力量，從而限制職業教育的發展潛力。

(2)控制職業教育生源的整體水平

眾所周知，要進入高等院校，就必須經過層層篩選，其形式是通過各個層次的選拔考試——從中考到高考。如果以職業教育為考察對象，我們就不得不承認職業學校接收的都是逐級“淘汰”下來的學生。

(3)對職業教育辦學空間的影響

高等教育對職業教育辦學空間的影響，在不同時期是不同的，這與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程度有關。職業教育的興起期正是高校改革的嘗試期，此時，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很多問題還沒得到解決。這對職業教育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時機。具體說來，高等教育存在以下問題：①專業設置過細過窄，與社會經濟發展相脫節；②忽視對學生實踐操作能力的培養；③包分配使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降低，上進心受到削弱，畢業生不受市場歡迎。

而這些問題在職業教育中得到了克服：①職業大學的專業設置是與當地經濟發展需要緊密相聯的，許多專業都是老高校的缺門或薄弱環節。如金陵大學的檔案、商業會計、工業會計、給水排水等22個專業，都是事先與省、市財政、城建等廳、局以及石油化工公司等20多家單位共同調查協商確定的。專業設置靈活，針對性強（注：我國短期職業大學已達52所[N].光明日報，1984-3-5(2).）。②職業大學改革了一切都由國家“包下來”的做法。如南京熱能工程學院就是依靠社會學術團體的力量辦起來的，不要國家一分錢。職業大學的學生繳納一定的學費，實行走讀，生活社會化，畢業后不包分配。克服“大鍋飯、鐵飯碗”的弊端，激發學生的上進心。③畢業生在社會上供不應求，普遍反映肯干、好學、頂用。

但是當高等教育的組織利益確立之后，高校漸漸實施擴大招生、自主擇業等政策，改革過細過窄的專業設置，密切聯系社會上的各種組織，力爭使其培養的人才符合社會的多樣需求。高等教育在提高自身實力的同時縮小了職業教育的發展空間。

(4)對職業教育合法化的影響

在高等教育的利益穩固形成后，它切斷了職業教育貫通發展的道路，進一步降低了社會對職業教育的認可度。如果說高等教育對職業教育發展途徑的選擇是自下而上的——利用普通高中與職業中學的競爭關系，那么它對職業教育合法化的影響就是自上而下的——造成職業大學對普通高校的依附關系。

高等教育對職業教育后續發展能力的限制是通過兩種途徑完成的。一是借助普通高中與職業學校競爭優秀的生源和良好的師資。從最初的“四低學校”我們就可以看出職業教育辦學力量之薄弱、辦學力量地位之低下。二是使職業大學依附于它，途徑是為職業大學中通過自學考試的學生頒發普通高校的文憑。職業大學并非提供我們期待的“高等職業教育”，而是成為了自學考試的培訓基地。這樣，高等教育就截斷了職業教育從中等到高等的貫通發展之路。這意味著進入中等職業教育，就進入了一個孤島，因為其畢業生在職業技術方面繼續深造的后續可能性很小，他們很難走向高級技術領域，很難得到更高的技術學歷。由于缺少持續發展的機會和能力，社會給予他們及其畢業學校的認可度就十分有限了。而市場的需求與市場的認可度是共同起作用的，只有當需求增加、認可度提升同時具備的時候，職業教育的發展空間才能得以保證和拓展。這二者缺一不可。

這一點通過職業教育興起時期和沒落時期情況的對比，可以清楚看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的落實、城市經濟改革的開展以及小城鎮的興起，市場對職業技術人員的需求量猛增。此時，市場對職業教育的認可度也很高，這是由于政府在穩定招生、促進就業、籌集資源等方面的大力扶持；還因為高等教育在人才培養等方面存在弊端，其畢業生不符合市場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職業教育雖然還遠遠未達到真正合法化的程度，但已經足夠調動社會力量的參與——投資辦學、接受畢業生。然而，90年代中期以來，職業教育一直面臨市場認可度降低的困境，因此，即使市場對實用性技術人才的需求依舊迫切，職業教育的發展空間還是在急劇縮小。造成市場認可度降低的因素包括，職業教育自身沒有高等學歷授予資格、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政府配套改革的滯后等。

三、總　結

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進入新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探索時期，國家選擇同時發展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以滿足不斷加大的人才需求。前者培養大量的實用型專業技術人才；后者則為社會提供另一類型的專業人才。二者本應是齊頭并進、共同發展的，但是高等教育卻由于其既往的優勢地位，迅速而扎實地形成了組織利益，在教育資源的爭奪過程中排擠了了職業教育的發展空間。但是職業教育沒能形成自身的利益才是其發展停滯乃至衰落的根本癥結所在。我國職業教育最初的興旺靠的是政府的扶植和市場的需求，占據的是高等教育因自身發展不足而留下的發展空間，并非自身開拓的結果。由于職業教育組織內部缺少精英力量，無法提出明確的市場化要求，仍然禁錮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之中；加之職業教育沒有建立起強大的認可體系，缺少合法化的根本依據，因此始終沒有取得真正的合法化地位，無法完成其“市場化”的制度變遷。

當然，在看到正規的學校職業教育衰落的同時，也應看到社會上各種職業培訓開展得如火如荼的事實。如何整合這部分市場資源，對這些社會培訓加以規范以保證其質量和秩序，并使之與正規的職業教育體系結合是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一個很好的出路。當然，還要力爭為職業教育營造一個更有利于其建立合法地位的、更有利于其健康發展的制度環境，這是我們在研究中認識到的重要結論。

第五篇：中國社會保險行政管理體制的歷史變遷及改革方向思考

中國社會保險行政管理體制的歷史變遷及改革方向思考

一、中國社會保險行政管理體制的歷史變遷

(一)以內務部、勞動部、衛生部為主的“三部主管”格局(1949年10月-1954年8月)1949年10月19日,毛澤東同志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政務院下屬委、部、會、院、署、行34個行政機構的決議,任命內務部、勞動部、衛生部三個部門負責社會保險的管理工作[1]。具體業務分工為:內務部干部司主管各級行政人員的社會保險等事務,勞動部勞動保險司主管企業社會保險事務,衛生部主管公費醫療保險事務。1950年10 月,干部司及其主管業務被劃入于1950年10月在政務院人事局基礎上重新組建的人事部。值得一提的是,受當時社會條件所限,這一時期的社會保險覆蓋面和保障程度都不高,但就企業勞動保險業務的行政機構管理體制而言,當時所執行的監督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經辦模式是值得充分肯定的。1951年2月26日,政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中明確規定:各大行政區工會組織對“所屬各省、市工會組織及其區域內產業工會組織的勞動保險工作,負指導督促之責”;中華全國總工會為“全國勞動保險事業的最高領導機關,督導所屬各地方工會組織、各產業工會組織有關勞動保險事業的執行”;各級人民政府勞動行政機關“監督勞動保險金的繳納,檢查勞動保險業務的執行,并處理有關勞動保險事件的申訴”;中央人民政府勞動部為“全國勞動保險業務的最高監督機關,貫徹勞動保險條例的實施,檢查全國勞動保險業務的執行”。這種“管辦分離”的行政執行原則也是這一時期社會保險不同于社會救濟與社會福利“管辦合一”行政管理體制的重要特點之一。受歷史條件所限,在當時正式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未真正確立的情況下,雖然這一時期存在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險分割化管理、社會保險覆蓋面和保障程度偏低等問題,但當時執行的內務部(后由人事部經辦)、勞動部、衛生部“三部門”主管,相關部門輔助配合的管理行政格局,以及企業勞動保險“管辦分離”的經辦模式對當時穩定社會局勢、鞏固政權、恢復生產起到的積極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二)以總工會、內務部、衛生部為主的“三部主管”格局(1954年9月-1968年12月)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制定和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指出由國家舉辦社會保險,成為中國社會保險事業發展的里程碑。1954年至1959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行政機構精簡整頓工作使得這一時期的社會保險行政管理機構經歷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1954年5月28日,政務院頒布《關于勞動保險業務移交工會統一管理的通知》,同年6月15日,勞動部、全國總工會下發《關于勞動保險業務移交工會統一管理的聯合通知》,對移交勞動保險業務、文件、撤銷勞動部門的勞動保險機構等做出了具體規定。此后,各級工會統管全部勞動保險工作。至此,在上一時期實行的執行權與監督權相分離的管理模式演變為執行權與監督權相統一的管理模式,形成了 工會參與擬法、政府立法、工會具體經辦的社會保險業務管理格局。進入20世紀50年代中期之后,在精簡機構政策的推動下,1959年7月,由國務院直屬的原人事局改由內務部管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社會保險業務也隨之劃歸內務部新成立的政府機關人事局管理,內務部的社會保障職能逐步得到加強。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衛生部新增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險業務成為這一歷史階段社會保險經辦管理體制演變中最值得肯定的成績。這一時期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依然傳承上一階段的三部門主管經辦模式,機關事業單位的社會保險與企業社會保險仍被分割在兩個管理部門,事實上,全國總工會取代勞動部經辦企業勞動保險業務意味著勞動保險經辦管理模式已經由上一時期的執行權與監督權相分離演變為實質上的“管辦合一”,這也標志著中國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管理體制“管辦不分”的開始。不能否認的是,在當時經濟水平極為有限的條件下,這一時期由衛生部經辦負責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不僅使衛生部門自身的職能得以增強,更推動了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

(三)“文革”時期的社會保險經辦管理格局(1969 年1月-1976年底)1969年1月,內務部被

撤銷,其主管的包括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業務被分散到公安部、財政部、衛生部等部門接管,其中,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社會保險業務被國務院政工小組辦公室接管。1970年6月,勞動部被撤銷,成立國家計劃革命委員會,勞動部工作并入計委所屬的勞動局負責。直到文革后期,社會保險行政管理機構工作才逐步恢復正常。1975年9月,國家勞動總局成立,由國家計委代管,其主要職責之一便是負責管理企業勞動保險。1979年7月,勞動總局設置保險福利司,實施勞動保險擬法和部分管理工作,勞動總局管理職能的確立標志著社會保險經辦管理權利開始逐步向勞動部門轉移。此外,由于這一時期主管企業社會保險業務的全國總工會和地方工會組織被迫停止運轉,企業社會保險的籌資機制也發生了根本性改變。1969年2月,財政部頒布了《關于國營企業財務工作中幾項制度的改革意見(草案)》,規定國營企業一律停止提取勞動保險金,原在勞動保險金中開支的勞動保險費用,改在企業營業外列支。這一規定改變了企業勞動保險金的原有籌資機制,形成了待遇標準按國家規定執行, 費用由企業實報實銷的“企業保險”,標志著勞動保險由工會組織在全國范圍統籌調劑18年之后,轉為由企業自行支付勞動保險待遇。相對而言,衛生部門是社會保險主管部門在“文革”中受到沖擊最小的部門。雖然公費醫療制度受當時“極左”思想的影響,被誣蔑為修正主義,但在毛澤東同志的肯定和倡導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