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腐敗現象的深層原因及黨風廉政建設的策略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指出，我們黨的執政能力總體上是適應的，但還存在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中，腐敗問題影響黨的形象。今年1月份《中央關于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已由黨中央正式頒布實施。這是黨中央在新的形勢下作出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重大戰略決策，是對黨的反腐倡廉方針的堅持、完善和發展。標志著中國的反腐敗斗爭向前邁出了堅實的一大步，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一、腐敗現象的深層原因

1、心態不平衡。許多貪官在懺悔書中普遍了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幾大主要原因：長期不認真學習、不能接受監督、唯我獨行、心理不平衡、利欲熏心的賭徒心理。心態不平衡，“當官不發財，請我也不來。”就是腐敗分子心態的真實寫照。

2、制度存在缺陷、執行不力。首先是制度的缺陷問題。早在1995年，中國共產黨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聯合發布《關于黨政機關縣(處)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根據規定，所有行政事業單位縣(處)以上領導干部，都必須申報自己的收入。但是，這個《規定》并沒有要求官員進行任職前和離職前的財產審查和申報，所以每年的例行申報也就只能走個過場，沒有人會去調查他們的申報是否準確，除非他們已經被立案調查。由于這項措施在設計上的先天不足，使得規定基本流于形式。在近年來不斷增加的腐敗案件中，沒有哪一位貪官是因《規定》的實施而翻身落馬。其次，制度的執行困難重重，許多制度形同虛設，沒能真正得到強有力的執行和落實。從某種意義上說，制度的執行更加重要，制度縱使再多，如果不嚴格執行，也就等于沒有制度。

3、監督困難。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這個“三太”現象是監督困難的根本。同時，對舉報缺乏應有的保護措施，舉報人屢屢遭到打擊報復，舉報的成本之大，科長郭光允（舉報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遭到打擊報復）就是“樣本”。這就使得人們即使發現問題也不敢大膽舉報，群眾監督就流于形式。

4、本性貪婪。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中國有開后門一說，人在談論辦什么事的時候，就打聽誰有沒有后門可開，那時對此好像不覺為恥，一些交際人物往往向人吹噓自己能開后門，引來街坊鄰居的羨慕。直到了90年代的金錢開道，人們才恍然大悟：這就是腐敗啊！《蘇共亡黨十年祭》一書中寫有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過一句很有哲理的話：“權力應當成為一種負擔。當它是負擔時就會穩如泰山，而當權力變成一種樂趣時，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實際上，在我們相當一些部門和地區，在相當一部分領導干部那里，權力早已不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樂趣甚至是很大的樂趣了。在這種樂趣中，你想讓他不去貪圖享受，不去謀取私利，不去腐敗墮落，常常是很難的。

5、“慈悲”心理與僥幸心理。說起反腐敗，有兩個人我們不易忘記。一是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二是原浙江省副省長王鐘麓，對這兩人的處理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對已經不在位的領導干部進行嚴肅的處理。一般來說，對不在位的人，我們總是懷著一顆仁慈之心，有著“放他一馬”的心理。總認為，他畢竟已經是死老虎了，下臺了，不在位了，讓他過幾天安穩日子吧。于是，這幾年的大案要案中，已經退休而被追究查處的就很少見了。法律這把劍一遇到這樣的情況，總是顯得“心太軟”，鋒利不起來。人們前些時候常說的“59歲現象”，恐怕就與人們的這種心理有一定的關系。

6、法不治眾心理。有人說，如果把領導干部一個接一個的排隊槍斃，可能會冤枉了好人，如果一個間隔一個槍斃，則難免會有漏網之魚。說明了腐敗現象的普遍性和群體性。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原因就在于某些人想當然地認為大家都在貪，隊伍龐大，人多勢眾，這樣就更加安全了，畢竟大家是拴在一根繩子上的螞蚱，法律總不會不顧及這些吧，總不會一下子處理這么多人吧，于是，就心安理得了，膽子也越來越大了。

二、黨風廉政建設的策略

針對腐敗現象，《綱要》要求，要充分發揮反腐倡廉思想教育的基礎性作用，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黨員群眾支持和參與反腐倡廉的積極性；要穩步推進制度創新，提高反腐倡廉的制度化、法制化水平；要切實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形成有效防范腐敗的機制；要認真執行黨風廉政責任制，全面形成反腐倡廉的整體合力。

1、教育反腐。要針對帶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問題，抓好經常性教育。一是針對理想信念問題，經常開展理論教育。二是針對法紀觀念的問題，開展經常性黨紀政紀法紀教育。三是針對心存僥幸的問題，經常性地開展正反典型教育，教育黨的領導干部不要抱有僥幸心理。

2、制度反腐。一要重視制度建設，使黨風廉政建設做到制度化、規范化、正常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懲治腐敗，主要的辦法是搞群眾運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確立了不用政治運

動的辦法解決干部中存在的問題的原則。鄧小平同志在1980年８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明確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讓壞人無法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2003年11月召開的全國紀檢監察法規會議，明確提出了建立健全黨風廉政和反腐敗法規制度體系的規劃；2003年底，《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正式頒布實施；2004年又有《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實施條例》、《國家行政機關公務員行政處分條例》和《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試行）》等黨內條規和行政法規相繼頒布實施。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里，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建設邁出這么大的實質性步伐，這是建黨、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二要不斷完善制度，使制度建設具有針對性、時代性、完整性。針對制度不完善的問題，《綱要》明確指出：“對現行反腐倡廉法規，已經過時的要及時廢止，有明顯缺陷的要適時修訂完善，需要細化的要盡快制定實施細則，需要制定配套制度的要抓緊制定，實現制度建設的與時俱進。”三要加大制度的執行力度，使黨風廉政建設具有震懾力、高效性、持續性。我們反腐有很多高壓線，但高壓線必須帶電，而且要帶強電，如果高壓線不帶電，就只是一根根金屬線而已，貪官是不怕的。從反腐敗法規建設上講，僅十五大到2003年11月初，全國省部級以上機關制定的黨風廉政建設方面的法律法規及其他規范性文件就達2000項，其中中央紀委、監察部制定了120多項，既然在監督上“有法可依”，監督的主體又多種多樣，為什么“一把手”仍頻繁“落馬”？只能得出一個結論：相當部分的制度和措施沒得到有效執行，甚至形同虛設。《綱要》提出，要全面實行紀檢監察機關對派駐機構的統一管理，加強對駐在部門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的經常性監督。

3、監督反腐。眾所周知，成立于1974年2月15日的香港廉署在反腐敗和廉政建設領域享有很高的聲譽，廉政公署的職權獨立而超然，發現問題即可依照法律避開障礙，對貪污者進行突然的、出其不意的打擊。今天的香港，貪污不再是集團的行為，而是個別人的行為，貪污的嚴重性大大降低。市民對貪污的容忍度大大降低，投訴貪污更主動積極，對廉署也更加信任。調查顯示，香港市民對公務員貪污的容忍度，從以前的“可以容忍”降到了去年的0.9％，接近“零度容忍”。在香港，97％以上的腐敗案件是通過舉報發現的，但內地高官腐敗案則遠低于這個數字。人們對腐敗的舉報積極性不高，主要是因為對舉報人的保護很欠缺。我們常常看到一些干部群眾在對腐敗現象進行監督的同時，遭遇打擊報復，有的甚至身陷囹圄。對此，《綱要》在保護人民群眾揭發、檢舉違法違紀行為方面提供了強有力的后盾，指出要依法保障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機關及其人員批評、建議、控告、檢舉等權利。

4、源頭治腐。從源頭上預防和懲治腐敗，致力于鏟除腐敗行為產生的土壤，是新時期中央反腐斗爭的一項重點。“不僅要‘反對腐敗’，而且要‘反對和防止腐敗’”，增加了一個“防止”，意義和效果大不一樣。“反對腐敗”是亡羊補牢式的被動措施，而“防止腐敗”則是未雨綢繆式的主動出擊。這個主動出擊明確告訴我們，中央已經明白腐敗不是無根之木，它有著制度性的根源，是那些居心叵測的官員大鉆國家法律和政策空子的結果。過去的反腐敗行動之所以未能取得滿意效果，原因之一就是缺乏這樣的認識及針對性措施。因此，反腐敗既需要用“加法”，通過加大力度，嚴厲懲治，使其不敢腐敗；也需要用“減法”，通過分解權力，注重預防，使其不能腐敗。懂得用“加法”和“減法”反腐敗，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就懂得了制度反腐。

5、自律反腐。在2004年11月22日召開的全國落實黨風廉政責任制電視電話會議上，吳官正同志在講話中對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提出了十分嚴格的要求。他強調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是端正黨風的關鍵，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務必做到：不許違反規定收送現金、有價證券和支付憑證；不準“跑官要官”；不許放任、縱容配偶、子女和身邊人員利用領導干部職權和職務影響經商辦企業或從事中介活動謀取非法利益；不許參與賭博；不許借婚喪嫁娶之機收錢斂財。這就要求我們的各級黨政領導干部要不斷加強自身的黨性修養和鍛煉，加強自身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改造，樹立堅定的理想信念，嚴格要求和約束自己，做到廉潔從政，自覺抵制腐敗思想與貪念的誘惑和侵蝕，做一個對黨、對社會、對人民、對自己負責的人。

黨的十六大以來，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和檢察機關，對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一直有增無減，一大批腐敗分子得到了嚴厲懲處，真正做到了對腐敗分子決不手軟，無論職務高低，發現一個堅決查處一個。在黨紀、國法和政紀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得到了切實的貫徹執行。隨著《中央關于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的全面貫徹實施，懲治腐敗的力度必將不斷加大，預防腐敗的效果必將更好，隨著中國特色的防治腐敗體系的建立健全，腐敗行為必將得到有效遏制，黨風、政風和民風必將全面改進。

第二篇：淺談腐敗現象的深層原因及黨風廉政建設的策略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指出，我們黨的執政能力總體上是適應的，但還存在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中，腐敗問題影響黨的形象。今年1月份《中央關于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已由黨中央正式頒布實施。這是黨中央在新的形勢下作出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重大戰略決策，是對黨的反腐倡廉方針的堅持、完善和發展。標志著中國的反腐敗斗爭向前邁出了堅實的一大步，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一、腐敗現象的深層原因

1、心態不平衡。許多貪官在懺悔書中普遍總結了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幾大主要原因：長期不認真學習、不能接受監督、唯我獨行、心理不平衡、利欲熏心的賭徒心理。心態不平衡，“當官不發財，請我也不來。”就是腐敗分子心態的真實寫照。

2、制度存在缺陷、執行不力。首先是制度的缺陷問題。早在1995年，中國共產黨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聯合發布《關于黨政機關縣(處)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根據規定，所有行政事業單位縣(處)以上領導干部，都必須申報自己的收入。但是，這個《規定》并沒有要求官員進行任職前和離職前的財產審查和申報，所以每年的例行申報也就只能走個過場，沒有人會去調查他們的申報是否準確，除非他們已經被立案調查。由于這項措施在設計上的先天不足，使得規定基本流于形式。在近年來不斷增加的腐敗案件中，沒有哪一位貪官是因《規定》的實施而翻身落馬。其次，制度的執行困難重重，許多制度形同虛設，沒能真正得到強有力的執行和落實。從某種意義上說，制度的執行更加重要，制度縱使再多，如果不嚴格執行，也就等于沒有制度。

3、監督困難。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這個“三太”現象是監督困難的根本。同時，對舉報缺乏應有的保護措施，舉報人屢屢遭到打擊報復，舉報的成本之大，科長郭光允（舉報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遭到打擊報復）就是“樣本”。這就使得人們即使發現問題也不敢大膽舉報，群眾監督就流于形式。

4、本性貪婪。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中國有開后門一說，人在談論辦什么事的時候，就打聽誰有沒有后門可開，那時對此好像不覺為恥，一些交際人物往往向人吹噓自己能開后門，引來街坊鄰居的羨慕。直到了90年代的金錢開道，人們才恍然大悟：這就是腐敗啊！《蘇共亡黨十年祭》一書中寫有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過一句很有哲理的話：“權力應當成為一種負擔。當它是負擔時就會穩如泰山，而當權力變成一種樂趣時，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實際上，在我們相當一些部門和地區，在相當一部分領導干部那里，權力早已不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樂趣甚至是很大的樂趣了。在這種樂趣中，你想讓他不去貪圖享受，不去謀取私利，不去腐敗墮落，常常是很難的。

5、“慈悲”心理與僥幸心理。說起反腐敗，有兩個人我們不易忘記。一是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二是原浙江省副省長王鐘麓，對這兩人的處理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對已經不在位的領導干部進行嚴肅的處理。一般來說，對不在位的人，我們總是懷著一顆仁慈之心，有著“放他一馬”的心理。總認為，他畢竟已經是死老虎了，下臺了，不在位了，讓他過幾天安穩日子吧。于是，這幾年的大案要案中，已經退休而被追究查處的就很少見了。法律這把劍一遇到這樣的情況，總是顯得“心太軟”，鋒利不起來。人們前些時候常說的“59歲現象”，恐怕就與人們的這種心理有一定的關系。

6、法不治眾心理。有人說，如果把領導干部一個接一個的排隊槍斃，可能會冤枉了好人，如果一個間隔一個槍斃，則難免會有漏網之魚。說明了腐敗現象的普遍性和群體性。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原因就在于某些人想當然地認為大家都在貪，隊伍龐大，人多勢眾，這樣就更加安全了，畢竟大家是拴在一根繩子上的螞蚱，法律總不會不顧及這些吧，總不會一下子處理這么多人吧，于是，就心安理得了，膽子也越來越大了。

二、黨風廉政建設的策略

針對腐敗現象，《綱要》要求，要充分發揮反腐倡廉思想教育的基礎性作用，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黨員群眾支持和參與反腐倡廉的積極性；要穩步推進制度創新，提高反腐倡廉的制度化、法制化水平；要切實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形成有效防范腐敗的機制；要認真執行黨風廉政責任制，全面形成反腐倡廉的整體合力。

1、教育反腐。要針對帶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問題，抓好經常性教育。一是針對理想信念問題，經常開展理論教育。二是針對法紀觀念的問題，開展經常性黨紀政紀法紀教育。三是針對心存僥幸的問題，經常性地開展正反典型教育，教育黨的領導干部不要抱有僥幸心理。

2、制度反腐。一要重視制度建設，使黨風廉政建設做到制度化、規范化、正常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懲治腐敗，主要的辦法是搞群眾運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確立了不用政治運

第三篇：腐敗現象增多的原因

腐敗現象增多的原因：

1、制度體制機制不夠健全——客觀上導致腐敗分子有機可乘、見縫插針、伺機而動——利令智昏、心存僥幸、鋌而走險、以身試法——墜入犯罪深淵。

2、監督制約機制不夠完善——上級不易監督、同級不愿監督、下級不管監督、群眾不能監督、體制不利監督——導致權力成為以權謀私、徇私舞弊搞腐敗的工具——最終鋃鐺入獄。

3、選人用人風氣不夠端正——選拔和任用干部過程中——推薦不公、考察不嚴、選拔不準、任用不當——人情風、關系網、走后門風氣不正——缺乏公平、公開、公正、民主、競爭、擇優的選拔機制，為跑官要官、賣官鬻爵留下了空間。

4、腐朽文化滌蕩不夠徹底——陳舊腐朽封建殘渣泛起與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涌入——意志薄弱，蛻化變質。

如何治理腐敗

一、強化一個能力建設——反腐倡廉能力——控制腐敗的能力

二、健全兩方面的體系

預防 和 懲治

三、抓住三大關鍵環節

1、加強教育引導，筑牢“不想貪”的防線

抓好全黨全社會的教育也抓好重點對象的教育

長——推薦、考察、選拔、任用、考核全過程

寬——廉政進社區、學校、家庭、企業、農村等

高——高危人群與高位領導，人事權、財權、物權的領導和公職人員

深遠——重點行業、崗位、人員的預防職務犯罪教育。

既要教育方式方法的創新，又要推動教育工作的規范化、制度化。

2、健全制度體制，扎進“不能貪”的籬笆

基本制度——前（報告制度、收入申報制度、行為規范）中（權力制約監督）后（懲處追究）配套制度——配套體制改革、公開制度、招投標、土地使用權出讓、產權交易、政府采購 落實制度——制度重在落實、關鍵在落實。

3、強化監督懲處，高懸“不敢貪”的利劍——改變“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法紀監督太晚”的局面——克服監督乏力的弊端，實現監督合力、重點環節監督、重點部位、薄弱環節、高危職位的監管——法律的震懾力，殺一儆百。

四、牢記四句話方針

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

第四篇：淺析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

淺析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2008年爆發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很多人在關注這這場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也有很多人在追溯它的原因。在此僅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見。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引起了世界范圍內越來越廣泛的關注，人們對危機的認識不斷加深，也不斷指出危機產生的原因，并相應提出應對和防范措施。歸納起來，目前人們認為危機反映出來的問題主要有：住房貸款過度擴張，風險控制不嚴;金融產品創新過度，大量結構型產品太復雜，難以準確估值，風險不透明;金融機構杠桿率過高，風險管理模式存在缺陷;金融監管體系不完善、不協調，監管不到位，問責不嚴厲;中介機構不夠盡職，財務審計和信用評級有偏差;金融機構激勵過度、薪酬過高，容易刺激管理者冒險逐利等等。必須承認，上述問題都是存在的，但卻又可能只是直觀的、表面的問題。這次危機從美國次級住房貸款危機開始，迅速發展成為全球性 金融危機，全球股價、大宗商品價格和主要貨幣匯率等劇烈波動，在短時間內發生超乎想像的巨幅漲落，危機發展的速度和造成影響的程度大大超出世界范圍原有的估算，說明其中一定有更深刻、更復雜的原因，必須更深刻更審慎地加以分析。

這次危機快速發展成為全球性嚴重的金融危機，其原因是非常復雜的，其中以下因素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一、環境的因素

1、美國的經濟環境：寬松的貨幣和利率政策。

在美國，貸款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從房子到汽車，從信用卡到電話賬單，貸款無處不在。當地人很少全款買房，通常都是長時間貸款。可是我們也知道，失業和再就業是很常見的現象。這些收入并不穩定甚至根本沒有收入的人，他們怎么買房呢?因為信用等級達不到標準，他們就被定義為次級信用貸款者，簡稱次級貸款者。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通常采用固定利率和浮動利率相結合的還款方式，即：購房者在購房后頭幾年以固定利率償還貸款，其后以浮動利率償還貸款。在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國住房市場持續繁榮，泡沫型的高房價，使銀行認為盡管貸款給了次級信用借款人，如果借款人無法償還貸款，則可以利用抵押的房屋來還，拍賣或者出售后收回銀行貸款，加上前幾年美國利率水平較低，美國的次級抵押貸款市場迅速發展。隨著美國住房市場的降溫尤其是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級抵押貸款的還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購房者的還貸負擔大為加重。同時，住房市場的持續降溫也使購房者出售住房或者通過抵押住房再融資變得困難。這種局面直接導致大批次級抵押貸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償還貸款，進而引發“次貸危機”。

2、美國民眾的消費觀。

美國的民眾從來都是今天花明天的錢。從房子到汽車，從信用卡到電話賬單，貸款無處不在。在低利率的誘惑下，及時沒有還貸的能力，他們也理所當然地和銀行簽約，住上了高樓大廈。正是這種理所當然埋下了此次金融危機的禍根。當高房價的泡沫破碎和短期利率的提高一起夾攻的時候，零儲蓄的美國民眾無力償還貸款，這就引發了后面的房貸公司，銀行，證券公司等一系列金融機構的經營危機。

二、貨幣體系問題

1971年美國尼克松政府單方面宣布放棄美元與黃金掛鉤(1944年美國發起和簽署布雷頓森林協議)后，意味著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受黃金約束的金本位貨幣體系轉變成為純粹信用貨幣體系。

國際貨幣體系發生如此重大的變化，按理說美元的國際地位應該受到大沖擊，國際金融體系應該發生很大震蕩。但美國幸運的是，當時還沒有另外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可以與美國抗

衡，也沒有另外一種貨幣可以與美元抗衡，所以，盡管當時美元匯率也出現了不小的波動，主要貨幣之間由固定匯率轉化為有控制的浮動匯率，但卻并沒有震撼美元的國際影響力。特別是很快亞洲“四小龍”、“四小虎”等相繼開放發展市場經濟，其大量吸引投資和對外貿易主要以美元計價，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美元的國際地位。這就使美元在放棄與黃金掛鉤之后，國際社會并沒有充分認識到這其中可能帶來的深刻問題，仍然像之前一樣相信美國、相信和接受美元，而并沒有研究和建立放棄金本位制之后約束貨幣投放總量的新機制新秩序，客觀上把貨幣控制權過多地讓渡給美國政府和貨幣當局。并且自從1976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國際貨幣體系就形成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多種儲備貨幣鼎足的格局。憑借著美元的強勢地位，美國在經常項目和資本賬戶中占盡了優勢，為了確保足夠的外匯儲備，各國致力于將本國的商品銷往美國，以換取“硬通貨”美元，為了讓受眾的美元能夠保值增值，各國有紛紛購買了美國各大金融機構發行的股票，債券等金融衍生品。而美國也樂得到處賒賬消費，反正到時如果沒有錢還債的話，就直接開動印鈔機來印美元就可以了，這樣反而更加省事和節約成本。正是憑借著美元的這種強勢地位，美國巧妙地讓全世界的人為自己的消費和福利來買單，還在享受之后把善后工作推給了其他人來負責。這為其后美元大量投放，造成全球流動性過剩和嚴重通貨膨脹奠定了最重要的貨幣體制基礎。

三．政治體制問題

在純粹自由市場經濟體系下，通貨膨脹和貨幣資產(虛擬經濟)泡沫，應該通過危機爆發從而使得大量不良資產的核銷、利潤的核減、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倒閉等加以消除，從而使嚴重偏離價值的價格得以回歸，使過度逐利而嚴重削弱的社會理性得以恢復。但是，隨著全球民主化進程的加快，政府更愿意采取各種措施加快經濟發展，改善居民生活，而在出現通貨膨脹乃至金融危機時，政府往往因為考慮選民情緒和政局穩定，在泡沫尚未完全消除之前，就會采取措施救市和刺激經濟發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擴大財政和貨幣投放，以穩定人心和社會，維持政局和統治。結果會使已經產生的泡沫無法完全消除，這種情況不斷積累，越積越大，最終必然要在政府或國力無法控制時徹底爆發，形成巨大的沖擊。這又為通貨膨脹乃至全球化金融危機的最終爆發奠定了重要的政治體制基礎。

四、社會局勢問題

蘇聯解體后，國際政治兩大陣營抗衡的格局發生巨變，美國成為世界單一超級霸主，大大提升了美國的國際影響力。相應的，失去兩極或多極制衡的必要基礎，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逐步減弱，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控制世界貨幣投放，平抑世界主要貨幣匯率方面無法發揮作用，原來已經建立和運行的“特別提款權”隨之消亡，國際事務和國際組織則越來越受到美國的影響。美國則越來越不受國際秩序的約束，在世界上行動自由，以“國際警察”自居。這期間，里根政府竭力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削弱聯合國以及 國際貿易 和金融組織等的影響力，增強美國的影響力。這使得美元的大量投放進一步失去國際秩序必要的約束，為美元的大量投放進一步打開了方便之門。

五、全球化造成的問題

冷戰結束后，新的一輪全球化是建立在當時全球經濟金融發展水平相差巨大，少數發達國家(如七國集團)經濟金融在全球占據絕對控制地位的基礎上的。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發達國家大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基礎加工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和資源與環境消耗型產業，從而利用目的地國家或地區廉價原材料、勞動力和環境保護成本，賺取大大超出在本國生產的高額利潤，并利用所在國的出口額度，減緩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與此同時，則不斷加大相關產品的進口，并利用產業轉移和廉價進口抑制本國的物價上漲，控制通貨膨脹水平，并控制勞動力成本，削弱工會的影響力。可以說，在這一過程中，全球化的發展使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受益巨大。

然而，這種格局卻造成作為國際中心貨幣的美元越來越多地為外國所擁有。但是，由于以美元計價的投資和貿易最終的清算主要通過美國金融機構，表面看美國對外投資或擴大進口使大量美元外流，但實際上全球的美元頭寸仍基本保留在美國金融機構(包括美聯儲)，只是在金融機構內部由本國企業存款轉化為外國銀行存款而已。這客觀上使得美國金融機構對外負債持續增長。

在美國對外債務規模巨大，其中國際社會大量以美元計價的收入，客觀上只能被動存放美國或購買美國債務的情況下，一方面推動美國為追求本國利益很容易推行低利率政策，另一方面大量廉價資金又容易推動美國政府與社會擴大投資和貨幣投放。

不僅如此，對通過吸引投資和擴大出口增加外匯凈流入的國家而言，要么實行中央銀行強制收兌政策，從而相應增加國家外匯儲備和本幣投放;要么允許社會保留外匯，允許銀行開展外幣存貸款，而外幣貸款又會增加相應貨幣的流通量。

可見，擴大貨幣投放是全球貿易和金融嚴重失衡必然產生的貨幣現象。

第五篇：社會浮躁深層原因

社會浮躁深層原因

就國家而言，太平、安康、穩定、持久是理想的發展目標。就個人而言，歲月靜好、心亦安然，似乎才是中國人所追求的更高境界。但實際的情況卻是：“中國人太浮躁了”。在當下中國，“浮躁”不僅僅是一種個人情緒和心理狀態，更是一種社會狀態、公眾情緒、普遍性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甚至是人們用以闡釋社會運行邏輯的流行概念。人們對浮躁和擺脫浮躁有共識，卻難逃“浮躁—焦慮”惡性循環。

從個人的急躁、惶恐，到社會整體對立竿見影的過度追求、對速成快富的推崇，再到制度層面對經濟效率的傾向性引導及社會整體安全感的缺乏，浮躁突破了階層、行業的藩籬，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影響著社會良性運行。“個體的浮躁不可怕，可怕的是整個社會的浮躁。整個社會的階段性浮躁不可怕，可怕的是浮躁徹底失去約束。”對于中國而言，反思當前社會浮躁的成因，分析其形成機理，應該是正當其時。

社會浮躁為何會從點到線再演變到面？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什么，以至會如此被浮躁問題所困擾？對此，專家的解讀有很多種。比如，社會浮躁與我們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及社會轉型大背景密不可分，急速社會變化引發制度變革造成的不確定感和人們在精神與心理上的失落感、壓迫感造成社會浮躁；社會利益結構、關系網絡、價值觀念、利益需求模式和文化傳統改變，導致主體心理機制趨于不穩定、沖動與非理性相交織的浮躁狀態；社會競爭加劇、個人攀比心理、欲望過強等造成的個體心理亞健康；媒體的引導不當，渲染負面心理、負面價值，導致的浮躁蔓延等等。由此可見，社會浮躁的形成絕非簡單的個人問題，而是各種因素交錯影響下的綜合作用。

社會發展變革決定了不確定性必然存在，但這并不意味確定性無從獲得。在不確性中尋求確定是破解浮躁問題的切入點。既然社會浮躁形成的原因錯綜復雜，對社會浮躁的化解和消除，也應多管齊下。健康社會心態的形成需要社會與個人的互動與合作。在體制范圍內作適當的制度調整以及進行價值重建，社會的基準共識才會顯露出來，以可行的程序、機制來推進制度建設和公共治理，健康的社會公共生活才會慢慢形成。媒體客觀理性的輿論導向，個體心理調適、正確歸因、選擇多重參照系、不斷提高自身修養，浮躁的社會心態才會趨于沉淀消解。

本期策劃我們約請朱力、管健、趙暉、蔡樂渭、褚松燕等諸位專家學者，分別從社會學、心理學、制度因素等角度探究社會浮躁問題，深入剖析社會浮躁形成機理以及深層原因、社會浮躁特性及其危害，并著重從制度建設與公共治理角度探尋化解社會浮躁的途徑，以期促成良好健康的社會心態，推動社會和諧穩定發展。

—人民論壇“特別策劃”組

社會浮躁的心理與行為特征可歸納如下：第一，沒有計劃性。第二，沒有持久性。第三，沒有穩定性。第四，急躁性。第五，恐懼性。第六，不平靜。浮躁是一種沖動性、情緒性、盲動性相交織的病態社會心理，它與艱苦創業、腳踏實地、勵精圖治、公平競爭是相對立的。浮躁使人失去對自我的準確定位，使人隨波逐流、盲目行動，對組織、國家及整個社會的正常運作極為有害，必須予以糾正。

—朱 力

浮躁之氣，不僅影響個人的成長進步，也阻礙工作的創新、社會的發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也由此而滋生。力戒浮躁之氣，需清醒地認識和把握浮躁癥候群由何而來，找到病灶。一個浮躁的領導只能好大喜功、盲目自大，一個浮躁的組織無法反躬自省，健康成長。力戒浮躁之氣，需倡導求實之風。

—管 健

社會浮躁起源于個體心理活動的不穩定運行，并通過社會互動行為而擴大影響，進而成為一種非正常的、失衡的普遍社會心理。市場經濟發展為產生社會浮躁心態創造了條件，但更為重要的是程序規則意識淡薄、程序制度建設的不完善導致了浮躁心態。遵循程序正義原則可以制約對結果的過分追求，幫助個體獲得理性認知以避免認知偏差，限制情感欲求對心理機制的過分影響，進而達到認知理性與欲求感性的平衡，防止沖動多變、混亂無序的浮躁心態的形成，最終遏制社會浮躁成為普遍的社會心理。

—趙 暉 周 赟

社會浮躁既是一種社會心理狀態，更是一種社會行為狀態。對于制度來說，其所關注的是人們行為的調整，它并不能直接調整社會心理狀態，但基于浮躁行為與浮躁心理之間的相互關系，制度（特別是其中的法律制度）可通過調整人們的行為而達到間接調整浮躁心理的作用。

—蔡樂渭

化解社會浮躁之道就在于在不確定性中探究確定性，或者說，在社會中發現制約不確定性的規律或“定數”，用“定數”來穩民心。古今中外的治理智慧顯示，這個“定數”，就在于一定價值共識基礎上的制度建設和責任共擔，需要國家和社會的共同努力。當前人們對社會浮躁的抱怨本身就意味著對社會浮躁的反思，這也使得通過制度建設和公共治理來約束、沉淀社會浮躁獲得了較好時機。

—褚松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