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書筆記 原創系列《國家興衰探源》

《國家興衰探源》讀后感

姓名：許磊學號：2052707327班級：藝術074班

閑暇之余，翻看了《國家興衰探源》，這本書中奧爾森根據自己對不同歷史時期世界各國發展狀況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結論：允許自由地建立各種組織而又長期沒有**或入侵的國家，其經濟增長受到分利集團的阻礙和危害也就更嚴重；極權主義政府或外來入侵者削弱或廢除了分利集團的那些國家，在建立了穩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經濟就會相當迅速地增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的衰落和日本、西德奇跡般的增長就是上述結論的有力例證。他還指出，分利集團的數目及其成立時間的長短同經濟增長具有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負相關。

奧爾森進一步指出像行會、工會、卡特爾以及議會院外活動集團等這樣一些分利集團之所以會阻礙經濟增長，主要是由于這些特殊利益集團具有排他性，它們阻礙了技術進步、資源的流動與合理配置；它們降低了生產經營活動的報酬，而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與官僚主義進行討價還價等活動的報酬；它們提高了社會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會經濟效益。作者認為，希望采取集體行動以增加其收入的分利集團不會關心社會總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損失，因而分利集團的活動不是增加社會總收入而是減少社會總收入，與其說它們是“分蛋糕”不如說它們是有破壞性后果的“搶瓷器”。對傳統經濟學理論無法作出完滿解釋的“滯脹、失業和經濟周期”也可從分利集團作用的角度得到合理的解釋：分利集團決策緩慢，使決策日程愈益紛繁，從而引起工資和價格“黏性”，使社會壟斷性增加，市場無法結清，從而導致失業增加，社會總收入減少，需求下降，最后導致經濟的衰退和蕭條。

奧爾森將《國家興衰探源》一共分為七章，分別是問題的提出與答案的判別標準、邏輯方法、推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西方發達國家、管轄權統一與對外貿易、不平等、歧視與發展、滯脹、失業與經濟周期：宏觀經濟學的進化論方法。

在第一章的開始，奧爾森就提出幾個問題：為什么許多聲威赫赫的龐大帝國逐漸衰亡或毀于一旦？為什么許多蟄居蠻荒默默無聞的民族崛然興起，創造了巨大的財富與燦爛的文化？然后大約地說了幾個典型，如羅馬帝國、中國（不過我不同意號“稱東方巨龍的中華帝國也不止一次地被它視為蠻夷的蒙滿部族或窮鄉僻壤的貧苦農民所滅亡”的說法，并不不是滅亡，只不過是朝代的更迭而已，這與羅馬帝國的滅亡不一樣）、美國。在第一章中奧爾森提出了全書所要解答的問題，并且一開始就提到了“滯漲”的問題。

在第二章邏輯方法中闡明本書全部結論所依據的邏輯，從而使讀者可以理解全書的脈絡。他說“本書的論述從分析集團行為中的矛盾現象入手。”他還講到了關于他的另一本書《邏輯》中的一些內容并引用了美國鋼鐵工會的前主席大衛·麥克唐納關于工會早期曾經采

用過的一種手段的描述。

在第三章的推論中奧爾森得出了九個推論：

1．不存在這樣的國家：其中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組成平等的集團并通過全面協商而獲得最優的結果。

2．凡邊界不變的穩定社會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將出現愈來愈多的集團和組織。

3． “ 小型 ” 集團的成員具有較強的組織集體行動的能力，而這種優勢隨著社會穩定時間的延長而遞減。

4.總的說來，社會中的特殊利益組織或集團會降低社會效率和總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劇。

5.廣泛性組織一般都傾向于促使其所在的社會更加繁榮昌盛，并力圖在為其成員增加收入份額的同時，盡可能地減輕其額外負擔，從而只有當國民收入再分配中所產生的利益與由此引起的全社會損失相比較大時，才支持這種再分配行動。

6．分利集團進行決策較其中的個人與企業決策遲緩，從而使議事及協商日程擁擠；其決策多半傾向于固定價格而不固定數量。

7.分利集團使全社會采用新技術延緩以及在生產情況變化時阻礙重新分配資源，從而降低了經濟增長率。

8．當分利集團發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規模時，它必然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圖使其成員限制在收入相近與貢獻相近的范圍之內。

9．分利集團的擴大將增加法律的繁文縟節，強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協議的復雜性，并改變社會演化的方向。

在第四章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西方發達國家中奧爾森分析了西方國家（他將日本也歸納到西方國家中）的興衰。奧爾森說“本書理論預示，在中世紀以后移民并享受長期穩定和免遭入侵的國家中，其工會組織及現代院外活動集團更類似于英國而不像那些起源于中世紀的結構或文化特點。本書理論還提出，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近代移民社會的收入水平或經濟增長率至少略高于其他在同樣長時期內享有政治穩定和未遭入侵國家的相應水平。本書理論很難確切地預示美國的經濟增長率的幅度那樣，它同樣也難于準確地評價美國經濟情況的好壞程度。但至少在戰后的多半時期內，美國是各個主要國家內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這部分是由于（至少在本世紀初的幾十年間）美國的技術水平高于其他國家。這就是說，至少在戰后的部分時間里，其他國家有機會通過采用在美國已使用一段時間的先進技術來趕上美國，同時也有機會采用當時新發展的技術；而在美國大多數工業中，任何技術的改進只能是采用最新發展的技術。因此，如果要用美國的增長率來校驗本書中的模型，就可能需要向上作一些調整才比較公正，但沒有人知道應當向上調整多少才合適。”并用數據檢驗了影響美國經濟增長的因素。

在第五章中奧爾森通過分析一些國家的經濟發現管轄權統一后都相繼發生了相當高速的經濟增長，這對應了第二章中的推論2。他認為管轄權統一意味著，政治決策現在由另外的人在距市場很遠的另外的機構中作出。此外，為了改變統一管轄區的政策所需要的政治影響力量，將遠大于先前在相對狹小的管轄區內所需要的政治影響力量。當實行管轄區統一的時候，還不會立即產生適應更大管轄區的特殊利益集。通過分析奧爾森還發現實行對外貿易業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在第六章的不平等、歧視和發展中，奧爾森是以中國與印度為例的，他認為雖然早期中國由于落后的科學技術和體制使得經濟落后，但近幾十年中國與受中國影響比較深的國家發展都比較迅速。相對的他引用了尼赫魯對印度的衰退的原因分析，“印度社會的靜止本性，它不能隨變化著的世界而變化，而所有固步自封的文明都會衰落下去。他推論說：‘也許這是印度那種以種姓等級制度為主要特征的社會制度日益僵化和排外的必然結果。’他寫道，這種種姓等級制度是一種‘階級的僵化’，它‘引起退化’，而且它目前仍是一種‘枷鎖和禍害’。”然后奧爾森分析了印度的種姓等級制度并認為它與分利集團相似并進行了分析。

第七章是滯脹、失業與經濟周期：宏觀經濟學的進化論方法。我認為這是全書的重點，這一章中奧爾森從宏觀方面進行分析經濟興衰，對凱恩斯理論、貨幣主義理論、“非均衡”理論、與理性預期“均衡理論”進行對比和分析。但這些理論都不能完全解釋經濟發展現狀。在我們能找到一種至少是暫時有效的宏觀經濟理論之前，首先有必要弄清楚我們對這種宏觀經濟理論究竟有什么要求？首先，這一理論必須完全根據有關個人經濟行為的合理的并經過驗證的假說推論出來：即在任何方面都不應違反已確立的微觀經濟理論。其次，正確的宏觀經濟理論必須既能解釋非自愿失業又能說明自愿失業，既能解釋大規模的經濟蕭條也能說明小規模的經濟衰退。第三，正確的理論必須能夠解釋：為何非熟練工人失業比例較大；例如少年工人、受歧視的少數民族工人等。第四，正確的理論必須既能解釋均衡狀態又能說明非均衡狀態；這主要是由于此兩種狀態在實際經濟中是并存的。第五，正確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必須既能解釋景氣現象又能說明衰退現象，即必須能夠解釋一般統稱的“景氣循環”。第六，此理論應能客觀地、而不是主觀隨意性地解釋不同時期內與不同社會制度下宏觀經濟的明顯差異。第七，一種理論若能解釋更廣泛的現象，說明其正確程度較高；確實如此，這種宏觀經濟理論，至少在它完整的形態下它應能夠很好地解釋一些宏觀經濟之外的現象。第八，正如第一章內已指出的：這種理論應當是相對簡單而明了的。然后他相對應這幾點提出了符合不同條件的宏觀理論。

《國家興衰探源》中奧爾森主要是研究了分利集團對經濟的影響，現在由于經濟發展的全球化，很多國家的發展開始漸漸相似，我認為當分析我國的經濟增長問題時可以借助奧爾森的思想。

第二篇：《資治通鑒與國家興衰》讀書筆記

《資治通鑒與國家興衰》讀書心得筆記

《資治通鑒與國家興衰》 由清華大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張國剛著，全書分二十講，按照時間順序，以歷史人物為主線，深入分析了從三家分晉春秋轉向戰國時代開始，到浪漫天子唐玄宗終止，前后約一千二百年的歷史，闡明了國家興亡的主要原因。在這一千多年中，中國經歷了秦始皇統一六國、大漢立國、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國家繁榮富強的輝煌，也經歷了三家分晉、三國鼎立、五胡亂華、魏晉南北朝分裂等國家分崩離析的苦難，有秦始皇、漢武大帝、唐太宗等千古大帝，治世明君，也有楊廣等有名昏君。期間有成有敗，歷史的車輪一直在前進，但無論成敗其原因則皆相似，成有成的因，敗有敗的由，成功的原因相似，失敗的原因雷同。王朝更迭如此，人生成敗亦如此。

史書的價值分為史料價值和史著價值。讀史最大的意義在于，通過學習歷史，汲取前人的經驗教訓，讓自己能夠更好的修身養性，從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少走彎路。雖然我們不應該懼怕失敗，但畢竟每個人的時間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不能一直采用試錯的方式逐步的成長。須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其實，仔細想想，今天我們所遇到的問題，很少是新問題，類似的或者完全相同的問題在歷史上都發生過，為什么會是這樣呢？其中一部分是規律性的東西，會反復的出現，但更多的我想應該是人性問題，人的“健忘”、短視、人性中“惡”的東西不斷膨脹，再加上制度不健全，沒有完善的外部約束機制，完全依靠個人道德對權力的約束力遠不如制度，從而導致歷史的簡單“輪回”。相似的悲劇事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雷同的發生。歷史是人寫的，歷史悲劇也是人主導的。

道理往往是抽象的，而歷史是具體的，具體的歷史蘊含著抽象的道理，從中就可以明白權變的道理。或許，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成就霸業都有機遇或運氣的成分在里面。無論是王朝建立，如劉邦以弱勝強勝西楚霸王項羽建立大漢王朝，還是群雄征戰，如曹操官渡之戰打敗袁紹以少勝多，還是新君即位，如商人呂不韋支持異人繼位并傳位給嬴政，成就了千古一帝秦始皇。看似都有很大的運氣成分在其中，但仔細分析卻又不難發現，偶然之中也有必然。歷史的主流是前進的，不可能是偶然或者運氣因素決定歷史的發展，否則，歷史將無規律可循，學習歷史的意義和價值將大打折扣。

一個真正優秀的人，應該比別人更加謙卑，有潛力可以成為領袖人物的人，應該比別人更加自律。這也是歷史一再告訴我們的，或者說，學習歷史可以讓我們更好的懂得如何做人，更明白清虛卑弱的為人之道。人做不好，從大處著眼有可能失去王朝江山，胡亥、項羽皆是此類，從小處審視將會丟掉卿卿性命，戰國時期的吳起母死不奔喪，殺妻求將，雖然從魯到魏再到楚，屢立奇功，但最后楚悼王薨后吳起本人卻死于亂箭之下。密謀篡改秦始皇遺詔，擁立胡亥即位的趙高也是多行不義而自斃。既要相信人的天賦存在差異，不可能每個人都成為帝王之師，也要相信“五常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帶著感恩的心，與人為善，不斷提高自己的個人修養和境界格局。特別是作為領導人，需要有大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格局大小決定了事業大小。領導人的胸懷要大到能夠藏污納垢。曹操的兒子曹丕格局就不夠，利用自己的王權，對過去得罪過他的人進行報復，缺少為大事者不計小怨的胸懷。

不僅要會做人，也要會做事。很多事情不是完全依靠個人主觀努力就可以解決，而需要因勢利導，需要隨機應變。人不遇其時，雖賢亦不能行。為人處世需要居仁由義，剛柔并濟，內剛外柔，內剛講究的是原則，外柔看重的是手段。“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一個道理、一個方案，沒有什么對不對的，關鍵是在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使用。戰爭中必要時需要采取“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的驕兵策略，日常事務也需要靈活運用策略。正如唐太宗所言，“道以光大為功，術以神隱為妙。” 在堅持守好道德底線不突破的情況下，如何做事的“術”考驗的是每個人的智慧。把精明用在大事上，把厚道用在小事上，也成就了東漢開國皇帝劉秀。曹操的機敏睿智也是表現在大事上不糊涂。

再者，要知常、知止，讓人生留白。要給自己準確的定位，無論功勞多大，都要適可而止，真正做到識時務，以成俊杰。富貴到極點，就離遭遇禍患不遠了，一定要謹慎。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帝國破、謀臣亡。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功勞是歷史，人活的是未來，該退出時要及時退出。為劉邦立下汗馬功勞的韓信，其經歷和最后的下場需要引起深思。不知進退的霍光也存在類似的問題，雖然他本人得以全身而退，并且沒有被歷史否定，但家人慘遭滅族。王莽更是如此，在輔政的過程中，自己逐漸恃權高傲，為權所惑，篡奪王位，最后禍國殃民，身敗名裂。人的行為之大者，沒有超過謹慎、恭敬的。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為親，下下為君。為人者，需要善于處下，難的也是處下。這方面真正能夠做好，很難，也很有益。

第三篇：《大國興衰》讀書筆記-

《大國的興衰》讀書筆記

王瑞 10368006

《大國的興衰》讀起來，開始給人印象最深的是筆者對近代歐洲各國的軍事對抗的細致表述和分析，筆者仿佛不是文人或學者，而是一個軍事專家。但是仔細讀下去，卻發現作者不止在書寫軍事史，還包括經濟史、國際關系史。筆者廣泛考察500年來影響大國興衰的各種可能因素，提出諸如“在大規模聯盟戰爭中，可以預計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一方會取得最終勝利”這樣的觀點，加之嚴密的邏輯推理分析令人信服，也讓我對500年來大國的起起落落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了解。但是這本書也有值得反省之處，正如許知遠主筆的《推薦序一：興衰的秘密》中所指出的，保羅·肯尼迪描述的大國的興衰過于傾向于經濟技術決定論，歷史證明蘇聯的崩潰不僅僅是由經濟的因素決定的，歷史也告訴我們世界是復雜的，不是簡單的就可以條理化成清晰的認識，“過分清晰化只是學者頭腦想像中的產物”。

無論這本書存在何種缺陷，但是它確實引起了我的思考，什么是興衰的秘密？相對于美國的崛起和英國的衰退，中國如何超越美國，再次實現大國的興替？中國人經歷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苦難與衰弱，可以說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是現實主義者，我們都相信弱國無外交，落后就要挨打。如何回復中國昔日的地位？經濟的發展是必需的，但也不僅僅是說經濟發展了國家就必然強大，例如今日的中國，經濟的飛速的發展不只帶來了國家的榮譽，帶來的更多是問題，不論是國內的還是國際的。作為一向具有“天下主義”抱負的中國，作為力圖回復漢唐盛世的中國，如何在當今的國際社會中占得先機，拔得頭籌？作為一個大一學生，我自己的學術水平有限，無法對于“興衰的秘密”這一命題做出令人信服的權威論斷，只能接過保羅·肯尼迪的接力棒，在下文談談自己的粗淺的認知與理解。

很明顯，影響大國實力的因素，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代都有所不同，經濟決定論并非絕對。普魯士統一德國后，德國始終被東西兩方的強大的國家所掣肘，但到今天的它卻占盡天時地利人和；大清國因為國力虛弱而被外夷反復侵略，而今天中國的主要問題也許看向國內了，社會弊端叢生，政治改革停滯不前，社會階層裂痕拉大；冷戰的美國時刻面臨著蘇聯的威脅，但今天它卻深陷經濟衰退的泥潭，不可自拔。

人類社會發展到了今天，好多事情已經清晰化了，但更多的事情仍然模糊不清。中國式的政治體制在效率方面更盛西方民主政體一籌，但是它內部決策機制是否也能夠保持令人羨慕的正確性和前瞻性呢？中國的教育，是否真的如大家公認的那么不堪呢？又如何解釋中國人在航空航天、超級計算機、農業革命、軍事現代化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呢？僅僅認為竊取西方的技術并不能解釋這些。總的來說，中國人自1912年建立中華民國、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中國人相比于大清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前者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實現了經濟的騰飛，并且開始了西方式的民主的嘗試；后者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雖然內陸地區驚人的貧窮仍然少見不鮮，但是沿海省市高水平發展和幾乎全民溫飽問題的解決已經體現了這一個偉大的成就），并在立下大志，準備進行大規模的經濟轉型。這是康有為、孫中山等偉人畢生為之奮斗的目標，也是為什么好多人都要稱中國當今為“盛世”的依據。伴隨著經濟的飛騰，科技、教育、文化、體育、國防、醫學、法制等事業也蓬勃發展起來。中國在超級計算機、高鐵、載人航天等方面擁有可以和西方國家抗衡的實力，并且大力投資著新能源、生物、計算機等決定未來的戰略新興行業，為未來而準備。但與此同時中國的技術水平整體來說還是不如歐美日韓的先進，這與中國改革開放時間較短有很大關系。中國的軍事技術不斷進步，殲-20戰機、東風反艦導彈、新式坦克、航空母艦、“晉”級潛艇等一系列世界級裝備正在研發，或已取得巨大突破，或已經投產；但同時也要看到，中國2010年GDP總量為397983億元，但軍費預算僅有5321億元，占GDP的1.3%，這低于西方

大國的普遍的3%到4%的安全標準，所以中國軍費開支仍然過低，在中國并沒有參加軍事聯盟的情況下，這是不足以保障中國的安全的，按專家的說法，將軍費提至GDP的4.7%是合理的，也就是18705億人民幣（2010年），軍事上升空間還是很大的。在教育方面，大學的普遍擴招使得受高等教育的人數提高，甚至高于的市場的需求，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但是，中國大學的教學質量值得懷疑。學術方面雖然取得了不少成就，比如中山大學教授朱熹平破解世界級難題，但是學術腐敗令人吃驚，還有驚人的學術垃圾的制造。有一次我參加兩岸學者共同出席的一個研討會，中大的部分教授表現令人氣憤，意味照本宣科，講著陳舊的東西，讓人想起了腐朽的樹。而坐在上面主持的中大副校長吊兒郎當，旁邊臺灣的嘉賓正襟危坐，高下立顯。社會構建方面，應當看出我們還相當的落后，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完全沒有建立起來。收入分配方面，更不消說，消費主體的收入一直不見明顯增長。有一種民富論是如此描述的：國家的經濟向高級形式——以消費為基礎的、以知識密集型企業為導向的、以第三產業為主體的——的必要條件是居民的收入大幅提高。可想而知，如果美國人均收入只是每年1000美元的話，Iphone這種產品在美國根本不會被研發出來，因為很少人買的起，也就是沒有市場。而低端的商品，如電視之類的會更受歡迎，電視工廠的興旺是可以想象到的。所以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公，阻礙著中國的十二五的目標——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這是中國的一個軟肋，畢竟沒有現代經濟就談不上國際競爭力，進而只能淪為發達國家的廉江商品批發商，永遠談不上復興??

關于中國的優勢和缺點，可以寫好多好多，而如果將同時期其它國家考慮進去，就可以寫一本21世紀的《大國的興衰》了。這種工作大可不必做，因為意義不大，正如前文提到的，保羅·肯尼迪筆下的世界相當的簡單，浮于表面。再次回到中國的角度，你可以寫到中國的弱點，學術腐敗和學術垃圾問題，如何改進？大學教育為人詬病，如何改變？收入分配不公，如何改進？腐敗盛行，如何革除弊端？實際上，中國的社會一直在進行著反思（除了比較敏感的政治領域），我們不再需要另一本《大國的興衰》來開拓我們的視野了，我們需要的是深入思考，需要的是如何去做。關于教育，大學校長都知道學校教育的問題，但他們不能確定哪種方式適合中國。北大建立元培學院，華東師范選擇和紐約大學共辦大學，兩個大學走著截然不同的路，探索著中國大學教育的改革之路。收入分配懸殊已是共識，其危害也被廣泛討論了，認知方面已經不存在問題，關鍵是政府怎么打破即得利益，提高人民收入。所以現在的我們認識水平已經很高了，但缺乏具體合理的行動措施方案與意見。

即使如上文所說，但《大國的興衰》的觀點還是可以用來觀察這個世界。正如一戰讓美國提前超越歐洲各國一樣，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一下子被推到了國際舞臺之前，顯示出了一直無人重視的力量。許多人認為中國已經是超級大國了，西方強國也要求中國承擔必要的責任。別人可以出于不同的目的捧中國，但我們自己要清楚，我們還不夠強大。即使從有爭議的經濟決定論來講，雖然美國正遭受著金融危機的余波和過大規模的債務拖累，力量相對下降，但中國的GDP仍只有美國1/3。美國仍然是現代科技創新、理論創新的策源地，是中國最重要的技術來源國。它保持這世界上最大軍費開支和最精銳的部隊，它的盟友遍布全球，它的社會比我們的要先進??我們仍然是一個年輕人，雖然在猛長，但還是打不過大哥。也許中國需要100年的時間全面的才能超過美國，但那已經不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了，當下許多緊迫的問題需要我們解決。如何保證中國的安全？如何繼續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如何成功實現中國的經濟轉型？這些問題的解決是中國進一步復興的基礎，我輩必需殫精竭慮，這也是保羅·肯尼迪告訴我們的：

“??經濟影響率的相對變化決定到了大國的相對地位的變動。”

“??歷史從來不曾賦予任何國家永久地超越其他社會的權力??。”

第四篇：食品安全問題探源系列評論

食品安全問題探源系列評論之一 ——“餐桌保衛戰”屢戰屢敗原因何在

民以食為天，悠悠萬事，惟此為大。

可近些年，從“三聚氰胺”到“瘦肉精”，從“地溝油”到“染色饅頭”，這“天”不敢說塌了，起碼是千瘡百孔。吊白塊饅頭、蘇丹紅鴨蛋、避孕藥黃鱔、硫磺腐竹??種種匪夷所思的有害食品，讓許多國人悲嘆：我們到底還敢吃什么？ 餐桌不安，國必不寧。為保衛餐桌，國家付出了艱苦努力。幾年來，對食品安全底線的屢屢失守，媒體的呼吁不可謂不痛心疾首，政府的查處不可謂不嚴厲堅決，企業的整頓不可謂不深入徹底，但苦口婆心的道德規勸也好，嚴懲不貸的法律威懾也罷，都未能阻遏食品安全問題接踵發生。

“餐桌保衛戰”屢戰屢敗說明，現有的提高生產者銷售者道德自律、加強監管部門落實責任、“重典治亂”的治理思路一定是遺漏了些什么。

我們希望回答，為什么同是中國食品企業，出口到國外的產品就比內銷產品的質量和安全性要好？是不是企業越大，越有利于食品安全？ 我們認為，食品加工行業較重的稅負和一味求大的行政引導思路，都不利于打贏“餐桌保衛戰”。

據了解，現在，許多農產品加工企業和食品加工企業稅賦較重，生存艱難。目前農產品加工業進項抵扣稅率13%，深加工的銷項稅率與一般工業品一樣，均為17%。由于存在進項抵扣，農副產品深加工企業即使沒有增值，僅保本銷售，但從賬面上看，仍需繳納增值稅。農產品加工行業具有較強的季節性，在具體操作中，稅務部門均據進貨和銷售的發票扣稅，人工成本開支無發票可抵扣，這樣一來，對于勞動密集型的農副產品加工企業，稅收就顯得較為沉重。

內銷稅負重，農產品和食品加工企業只得將目光轉向出口，通過退稅來提高收益。而要出口，就必須選用最好的原料、對質量進行最嚴格的把關，以符合進口國家或地區的標準，開拓和穩定市場。這種稅制安排，導致中國出口到國外的食品比內銷食品質量和安全性都好，價格反而便宜。

此外，國內的連鎖商場、大賣場，基本被國外各種品牌所壟斷，進入的門檻畸高，一般的企業內銷很難打入那些連鎖商場、大賣場，這樣就只能通過不正規的渠道銷售。銷售渠道不正規，競爭又非常激烈，許多企業為了生存，就鋌而走險，以次充好、甚至用有毒添加劑來降低成本。數以萬計的農產品加工內銷企業面臨艱難的生存環境，許多企業之所以勉為支撐，是由于企業的地皮年年升值，企業與銀行都把“寶”押在隨著城鎮化推進，不久的將來土地能夠“變性”，由工業用地變為商業或住宅用地，賣地皮來償還銀行的貸款。如果中國的大量食品加工企業要依靠房地產業才能獲得最后的“解脫”，這種狀況下形成的企業心態，食品安全焉能不出問題！

現在，一些專家和政府部門認為，提高生產企業的準入門檻是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正道。可是，幾年前的“三聚氰胺”和最近的“瘦肉精”事件，就發生在如假包換的大企業身上。這說明，這一思路是存在問題的。可是，最近完成的對于乳制品生產企業的整頓，就以提高準入門檻為準則，要求生產企業必須配備相應的檢測設備，業內人士稱：“小企業投入資金要400萬，而大企業投入則要上千萬，大批資金本就緊張的乳品企業將會被淘汰。”這些奶企一旦因此關張，人們不得不擔心，原來為這些奶企提供原料的大批養牛場、大量奶農，會不會在奶業“前所未有的大洗牌”中，淪落為監管空白地帶的黑奶場、黑工廠？這樣是會保障食品安全，還是會危害食品安全呢？ 食品生產銷售點多、線長、面廣，監管不易。單純依靠加強執法或指望通過消滅中小企業來提高安全性，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食品安全問題頻發的現狀。要形成保衛餐桌的長效機制，唯有綜合運用執法、稅收、加強行業自律等手段，為食品企業創造寬松的良性競爭環境，才能為潔凈的餐桌，提供制度保障。（作者為北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

食品安全問題探源系列評論

之二：食品安全監管者如何重獲百姓信任

最近一段時間，與食品安全有關的新聞不斷。先是上海染色饅頭新聞“發酵”，接著沈陽毒豆芽新聞“泡發”，在各級相關主管部門加大工作力度深挖狠抓后，26日，海南的“地溝油”又“下流”地流了出來。

24個骯臟的大油桶，一把沾滿污垢的大勺子，空氣中彌漫著潲水沸騰后發出的惡臭——這就是海南省儋州市城郊那大鎮北吉村非法加工地溝油的一個窩點。與之前的一系列事件一樣，海南地溝油事件向公眾展示出食品安全領域的造假行為多么觸目驚心。

民以食為天，食品安全是天大的事。

在上海染色饅頭事件中,如果不是央視《消費主張》的曝光，不會有此次染色饅頭**；如果饅頭企業的老板“大方”一些，為司機交了200元的罰單，就不會有司機舉報，人們也就不會知道每天餐桌上的饅頭還有那么多說法，原來還可以染色。

染色饅頭不是一兩天了，為何執法者一直未能發現？非要等到偶然的舉報，被媒體曝光，才興師動眾地大查特查？平時，你們都干什么去了？

一起起食品安全事件，無疑也是一場場誠信危機；表面是企業的誠信危機，其實更是執法者的誠信危機。

在沈陽的40噸毒豆芽新聞中,各部門的“不歸我管”令人如芒在背。工商、質監、農委三個部門的理由都看似有理，而且也有法可依。但是我們是否也要問一聲：你們究竟在管些什么？

中國的市場經濟日漸完善，行使管理職能的相關部門的職能也在增強，可是與公眾的基本需求相比，現有的食品安全執法能力還遠遠不夠。這一方面需要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另一方面還需要監管部門勇于擔責的責任心。不能功來了都搶，責來了都推，拿出條文條例把自己應該履行的職責一退六二五。

在“餐桌保衛戰”中，監管部門是主力。如何讓主力不打盹，時時刻刻盯緊與餐桌相連的每個渠道，是打贏“餐桌保衛戰”的前提條件。而要這些監管部門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就應該賞罰分明，對取得成績的予以獎勵，對失職贖職的嚴厲查處、絕不姑息，只有這樣，才能讓監管部門恪盡職守，讓百姓恢復對監管者的信心。

食品安全問題探源系列評論之三： 食品安全監管應丟掉“權力幻覺”

“監管不到位”被普遍認為是食品安全問題迭出的主要原因，而“加強監管”的一個習慣思維和常規舉動就是“收權”：包括強化政府部門的職能，擴張其權力，頒布名目繁多的標準，抬高市場準入門檻等等，不一而足；而為了解決“多龍治水”導致的職能交叉、分工不明的問題，又層層成立所謂的“領導小組”、采取聯合執法等措施，以求統籌和協調。

筆者認為，這樣做雖然能促進和體現對食品安全的“統一認識”和“高度重視”，但未必能收到所期待的成效。

食品行業的基本特征是點多、線長、面廣，生產的方式種類繁多，銷售的渠道五花八門，使監管者不免有防不勝防、捉襟見肘之感。以農產品加工的“公司+基地+農戶”模式為例，對于“基地”和“公司”管理起來相對容易，對原料生產的“第一車間”，也就是分散到千家萬戶的種養業主，要確保農藥、化肥、飼料添加劑的規范使用，確保他們在生產過程不摻假甚至摻毒，政府職能部門要一竿子插到底管住管好，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特別是那些零零散散的家庭作坊、直接進入市場或端上餐桌的農產品或加工食品更是如此。

所以，無論是“四頂大蓋帽管不住一根豆芽”，還是“八個部門管不住一頭豬”，并不是有關部門不努力，而是有限的行政執法力量面對浩瀚的市場，實在管不勝管，任你步步為營，層層設防，問題食品仍然“跑冒滴漏”。這樣的狀況，并不等于說食品安全是一道“無解方程”。“加強監管”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工作目標，而實現這一目標，并不只有政府自身擴權這“華山一條道”。

手頭有一個現成的例子：廣西北海市加工的干海味遠近聞名，當地的海味市場幾年前曾經兩度“出事”，一次是一些加工者使用顏料生產染色蝦米，另一次是在周邊地區銷售的腌制紅魚被查出為了防蟲使用有毒藥品。事發后工商部門頻繁檢查、四處出擊，管理者疲于應付、業主不勝其擾，可成效并不顯著。后來，他們針對眾多家庭作坊從事海味加工的情況，主動放權，從銷售環節著手，指導海味市場的經營戶成立行業協業，加強自我管理，行業協會對會員“約法三章”，規范會員經營海味的進貨渠道、品名和標簽，并訂立10戶一組的“連坐”受罰制，互相監督。5年來，海味市場食品安全“零”投訴，營業額逐年上升，成為了當地的特色食品品牌。

由此可見，認為政府無所不能的想法，其實是一種“權力幻覺”。通過調動社會資源來管理社會，這樣的做法恰恰符合中央提出的“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要求。食品安全是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一個運行規范、秩序井然的食品行業，應該有一個最具穩定性的“三角形”支撐：除了強有力的政府監管和從業者個人道德上的自律，還需要行業協會的自我管理。針對市場經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特點，勇于創新，轉變已往那種把加強監管等同于增機構、加人員、廣覆蓋的思維，充分依靠群眾，發揮社會力量，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正確方法。

第五篇：干部學習講稿：大黨興衰的歷史探源(上)

課程前言

各位學員，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題目是大黨興衰的歷史探源，今天的課程里邊我準備從一個組織學的角度來和大家探討這個題目。今天這個題目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大黨興衰的規律性的命題，看看我們黨歷史各個階段是怎么認識這樣一個大黨興衰的歷史命題的；第二個，從組織學的角度來研究一下政黨這樣一個組織的興衰、生命周期有什么樣的規律；第三個，以最典型的一個案例，蘇共解體的案例，用我們的分析框架來看它為什么會衰亡，它衰亡的原因在哪里；第四個，最后我們回到一個未來究竟應該怎么辦，然后來探尋怎么來讓我們的執政黨永葆生機，能夠更加地長壽。

一、大黨興衰的歷史命題

第一個部分，大黨興衰的歷史命題。《資治通鑒》里邊有一句話叫做“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中國古人也講“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憂患意識是中國人自古以來，中國文化里邊一個很核心的精神。我們黨也恰恰是善于從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中來汲取教訓，才找到了進步的動力，這是我們的一條進步經驗。對于一個國家，對于一個政黨都是要講究大勢和規律的。而我們今天要探討的這樣一個問題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政黨如何能夠避免走向衰亡，如何能夠保持勃勃生機？

要探討這個歷史興亡的問題，我們不得不提一提在建國之前，我們在奪取政權之前非常有名的“窯洞對”，“窯洞對”是我們的民主愛國人士黃炎培先生和毛澤東同志的一個對話，毛澤東同志其實很早之前，中國共產黨就對這樣的一個問題已經進行了很深入的思考。1945年，當時的黃炎培作為一個國民參政會的代表訪問延安，當時延安還屬于一個邊區的位置，黃炎培先生當時是這么說的，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沒有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然后他最后說：“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屈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跳出這周期律。

所以，當時，毛主席，包括中央的一些領導同志是非常推崇這樣的一本著作的，而當年恰恰是《甲申三百年祭》發表七十周年的日子，所以這本書今年的時候也引起了進一步的討論，這本書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具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的，當時毛主席看到郭沫若同志寫的甲申三百年祭》以后，是把它當做了“延安整風”時候的一個重要讀本，他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說：“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以為戒，不要重返勝利時驕傲的錯誤。”他還寫信給郭沫若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看作整風文件看，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這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所以，在著名的“窯洞對”之所以能夠信心滿滿地說住民主新路的時候，毛澤東同志已經對這個問題有了很深入的思考。我們黨當時還沒有奪取政權，也沒有發生國內戰爭，和國民黨進行正面的大規模的較量。在那樣一個時候，毛澤東同志卻看到的整個國家發展的大勢，在思考黨興衰起伏的命題。

在經歷了三大戰役的艱苦卓絕的努力以后，我們到1948年、1949年的時候，整個全國和平統一的局勢基本上已成定居，而當時的中央準備離開河北西北坡，搬遷到北平，臨上車之前，當時毛主席又提到了這樣一個李自成敗亡的教訓，他說：“我們是進京趕考，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李自成進京后就變了，我們一定要考一個好成績。”這是特別有名的“進京趕考”的說法。同時在西柏坡會議上，我們黨提出在奪取全國政權后一定要經受住執政的考驗，提出了“兩個務必”的思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是當時的一種對于整個精神懈怠這一方面的憂患。在我們黨的這樣一個建黨90周年的時候，胡錦濤同志發表了“七一講話”，更進一步闡述了我們黨的這樣一種憂患思想和執政理念。“七一講話”里講到，要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這是“四個危險”。

同時，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我們黨當時標志著一個非常重要的對于執政黨理念的認識，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來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也提出來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我們必須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執政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更加自覺地加強執政黨能力建設，努力始終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可見，這樣的一種憂患意識在我們黨的認識中是不斷去深化的，精神懈怠對政黨衰落所帶來的影響，我們一直是有這樣的一種警惕的。

包括十八大以后，總書記也一再提到了從嚴治黨，黨要管黨的這樣一種理念。我們最近推行的，包括像整個的“八項規定”、黨的群體路線教育實踐運動，所針對的“打四風”，我們要開展民主生活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都是要全黨必須警醒起來，必須要打鐵還需自身硬。習近平同志就此進行了很多的講話，包括提出要善于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是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亂，牢牢把握主動權，要讓我們黨時時刻刻有一種警醒、警惕之心。

（二）對大黨治國的憂患意識

同樣，我們看到除了精神懈怠一方面的警惕以外，我們還能看到對于我們黨的這樣一種大黨治國憂患意識的看法。黃炎培先生當時講的區域一步步擴大的原因的分析，我們當時并沒有太遇到，當時是處于一個從革命黨到執政的轉變過程中。在隨著我們黨組織一步一步的規模的擴大，黨員數量、干部數量一步一步地增多，這樣一個黨的組織規模的擴大，對于我們政黨管理和組織的整個的成敗也帶來了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和它的問題。在這一方面，這樣的認識是近年來才慢慢地有體會的。

我們看中國共產黨發展黨員的一個基本情況，從一大到十七大的時候，一大的時候，當時1921年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新生的政黨成立的時候，我們只有13個代表參加代表大會，當時的共產黨員只有50多個人，到了1949年，我們黨成立的時候，當時的黨員數量是449萬名，占到差不多5億人口里邊的0.83%。而2011年的時候，全黨的黨員按照中組部的統計是達到了8026.9萬名，差不多占到總人口的5.85%。

這樣一個龐大的隊伍給整個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問題，到去年十八大的時候，按照統計我們已經有了8512.7萬名的黨員，基層組織有420.1萬個，這樣一個黨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一大政黨，有的人也許會說，和我們整個的人口總量，十三點幾億的這么一個人口總量，這么多黨員好像也不算多，只占到將近十三點幾億人口的6%，但橫向去比較一下，2013年，歐盟最大的一個國家德國，全國人口是8033萬人，而法國人口就6000多萬人一點，這些國家全部是由我們的中共黨員來組成的話，這個人口的規模和數量帶來的管理難度是很難以想象的，治理擁有這么多人口的一個龐大國家，治理擁有這么多黨員的一個大黨，我們既感到一種光榮，我們覺得我們黨的事業欣欣向上，但同時我們又感到這樣一種壓力和困難。我們剛才提到一個數字是，我們黨的黨員大概占到總人口的6%，但這個6%恰恰有很多學者來看，恰恰是存在這樣一個危機和危險。

有的學者提出一個羅馬尼亞悖論的現象，這個羅馬尼亞悖論是指在上個世紀（20世紀80年代前后）的時候，當時很多的前蘇聯，東歐劇變的前夜，這些國家的黨員占人口的比例都不低，一般都在6%以上，其中，像羅馬尼亞的黨員比重是最高的，達到了16.1%，差不多6個人里邊就有一個人是黨員，但在蘇東解體的過程中，垮得最厲害的恰恰是羅馬尼亞，政權還沒有瓦解的時候，這些共產黨員基本上各自土崩瓦解，最后就作鳥獸散了，包括羅馬尼亞總書記齊奧塞斯庫最后也是通過很暴力的活動然后來把他進行槍斃，把他給拉下政權。這就存在一個問題，為什么黨員的人數能夠越來越多，但政權卻垮得越來越快？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種羅馬尼亞悖論？黨員數量越來越多，干部越來越多，是不是意味著這個黨就勃勃生機？恰恰不是的，羅馬尼亞悖論恰恰要告訴我們，黨員人口的這樣一種發展對于一個政黨的組織的健康成長來講也不一定是件好事。

我們黨對于大黨治理，尤其是人口規模越來越大的現象，近年來越來越有警醒，我們在90年代的時候，當時江澤民同志就曾經指出，說：“我們黨這么大一個隊伍要管理好不容易，如果放松管理肯定會出問題，甚至出大問題。”

今年在總書記在河南召開民主生活會的時候也專門提出來這么一個大黨治理的命題，他講到，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當中，我們黨的這么大一支隊伍怎么給它充分發揮作用？他說聚沙成塔，聚水成涓。800萬的公務人員，8000萬的黨員，如果都能在每一次的群眾路線中解決一起群眾的實際困難，那黨的事業就會取得長足的進步，群眾的困難就能解決8000萬個，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能取得巨大成功。他是對8000萬的黨員提出勉勵。同時，在中央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他也提出，說，我們黨現在是一個擁有8000多萬黨員，380多萬個基層組織的大黨，又處在長期執政和改革開放的環境下，保持黨員隊伍和干部隊伍的純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困難，也更為重要。現在有的人入黨當干部是認為能夠給自己帶來好處，要把入黨當干部作為個人和家庭、親屬獲取利益的政治資本，所以，發展新黨員的時候必須認真分析入黨動機，要嚴格掌握標準和程序，確保質量，切忌帶病入黨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