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區別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區別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理論依賴于四個假設條件，即：個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理性預期，市場出清和自然率的假說。

關于個體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的假定。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認為，宏觀經濟現象是個體經濟行為的結果。宏觀經濟理論必須具有微觀理論的基礎，特別是要符合追究個體經濟利益最大化這個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假定。

關于理性預期的假定。理性預期包含三層意思：其一是，作出經濟決策的經濟主體是理性的，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經濟利益，他們總是力求對未來做出正確的預期。其二是，為了做出正確的預期，經濟主體總是會力圖得到有關的一切信息。其三是，經濟主體在預期是不會犯系統性的錯誤。也就是說，經濟主題會隨時根據他所看到的新的信息修正預期。所以，從整體和中長期來看，人們會準確地預期到會趨向于實際數值的經濟變量的值。

關于市場出清的假設是指工資和價格都具有充分的靈活性，都可以根據供求情況迅速進行調整。這樣市場就不會出現超額供給。因為如果產品市場出現超額供給時，價格就會下降直至商品價格降到使購買者愿意購買為止，同樣的，如果勞動市場出現超額供給，工資就會下降，直到使雇主愿意在某一工資水平上雇傭失業者。因此，每個市場都會處于均衡狀態。

關于自然率的假說。任何一個市場經濟中都存在自然失業率，其大小取決于該社會的技術水平、資源數量等因素。經濟政策可以暫時影響實際失業率和自然失業率之間的大小關系，但在長期中無效。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認為，宏觀經濟政策的目的和效果就在于使經濟社會脫離自然失業的狀態，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認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這種做法是不必要的，即使有必要，按照理性預期的假設條件也不可能達到目的。也就是說宏觀經濟政策無效。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人們只能根據過去的信息而預測未來，而新古典學派認為這種預期是錯誤的，人們在預測未來時，除了已過去的事實作為依據也要考慮事態在將來的變化。例如，人們在估計某商品的價格時除了考慮歷史價格，也會考慮到將來的變化對供給的影響。所以說這種預期不符合現實。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認為工資和價格是剛性的。他們認為，雖然從理論上說，工資和價格應該靈活的漲落以便保持均衡，但是，實際地觀察表明二者并不隨時發生變動，因此二者的剛性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正是由于工資和價格的剛性，所以市場上的供求量未必經常相等，即市場處于非出清或不出請的狀態，這一點與新古典學派完全相反。

凱恩斯模型在短期中有效，而古典模型在長期中有效。價格調整的速度也就是總供給曲線要經過多長時間才能從水平轉為垂直是一個正在積極探索的領域。

第二篇：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區別

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區別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成為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兩大主流學派。這兩個學派的根本分歧是承不承認市場的不完整性，承不承認政府干預的必要性。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堅持市場的完善性，認為追求自身利益的經濟主體對未來具有理性預期并據此行動，因而一切經濟資源的價格會迅速調整，達到市場出清，經濟自動趨向均衡。這樣，政府對經濟是一切干預都是不必要的，也是無效的。

（1）如果政府采取超越人們預期的突如其來的政策干預行動，盡管短期內可能使經濟偏離均衡，取得某種小、但只會使經濟走想更大的非均衡，政府對經濟的任何干預都是利少弊多。

（2）不管他們的理論結果多么精致、完善，精神實質始終是一句話：徹底的經濟自由。新凱恩斯主義堅持市場的不完善性，認為追求自身利益的經濟主體不可能對未來能洞察一切并據此行動，因此一切經濟資源的價格難以迅速調整并達到市場出清。

（3）經濟從非均衡走到充分均衡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過程，在此期間，經濟回遭受損失，因此，政府的政策干預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盡管該學派的理論結構并不景致、完善，而且說法不一。

（4）缺乏統一的理論體系，但精神實質也始終是一句話：政府干預是必要的。

這兩派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我們不能說誰是誰非，而只能說哪一派的觀點和主張較符合真實世界。從這一點看，新凱恩斯主義可能比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更符合實際些。根本原因在于，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關于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中能理性預期的假定條件實在太苛刻。

人們在市場活動中為了自己的利益，盡管力求掌握一切可能獲知的信息，不斷修整與其中是一切錯誤。但由于世界的千變萬化，一切經濟現象無刻不在變動中，加上人們總有某種為自己利益而欺騙和損害別人的機會主義傾向，因而對所有經濟活動主體來說，信息總是不完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作為一種理論抽象，盡可能作出理性預期和市場出清假定，但現實生活中永遠不存在這些假定的情況。可能正因為如此，所有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都沒有按新古典經濟學派的主張去做，對經濟的形形色色干預從未間斷過，哪怕是在經濟自由注意呼聲最強烈的年代中，政府始終擔任在著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角色。

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新凱恩斯主義無疑繼承了傳統凱恩斯主義的衣缽，但力圖克服傳統凱恩斯主義的不足，尋找價格粘性和市場非出清的微觀基礎，竭力證明這種“粘性”和“非出新”同樣是經濟主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果。他們找了五花八門的“理由”來說明這種“結果”，這些“理由”有些看來很不充分，證據不足，但有兩點是值得肯定的：一是這些“理由”都是從經濟主體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出發的，因而是合乎經濟學基本原理的，也是能使凱恩斯宏觀經濟學建立在一個扎實的微觀基礎上；二是這些“理由”盡管各不相同，說法各異，但都是從實際生活中來的，是現實經濟生活的某種反映。

顯然，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分歧和區別，并不在于認為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中要不要“理性預期”或力求“理性與其”，而在能不能“理性預期”或做到“理性預期”，也不在于認為要不要“市場出清”，而在于能不能“市場出清”。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這一標準看，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可能比新凱恩斯主義離真理更遠些。

第三篇：宏觀經濟學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

Keynesim

20世紀30年代由J.M.所創立，并為其追隨者所發展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和政策體系。

凱恩斯主義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直接產物，是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需要而產生的。在以前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學說把完全競爭和充分就業假設作為既定的前提，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證明這兩種假設都是不符合現實的。凱恩斯提出，資本主義自發作用不能保證資源使用達到充分就業水平，因而國家有必要采取干預經濟的一系列政策，這樣就可以使資本主義解決“失業”，仍是“理想的社會”。他維持了傳統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的頌揚，也為壟斷資本的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

1936年，凱恩斯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和“流動偏好規律”說明資本主義通常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他主張由國家實行旨在刺激總需求的宏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達到充分就業，緩解經濟危機。凱恩斯的理論得到廣泛傳播和應用。50～60年代，在對凱恩斯理論長期化、動態化過程中，形成了解釋、補充和發展凱恩斯理論的兩大派別：以P.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和以J.V.羅賓遜為代表的新劍橋學派。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發展了凱恩斯理論。其中，希克斯和漢森創立了IS-LM分析模型以研究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均衡，索洛等人建立了“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新劍橋學派提出新劍橋學派增長模型，薩繆爾森和索洛借用菲利普斯曲線解釋通貨膨脹，希克斯、薩繆爾森等人對勞動供給和需求曲線的解釋等。在60～70年代以前，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界長期占據統治地位。

70年代以后，西方出現滯脹，凱恩斯主義的原有理論難以進行解釋和提出相應政策，并受到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新自由主義等的嚴重抨擊。

第四篇：宏觀經濟學論文

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及趨勢

姓名： 學號：

摘 要：文章從收入分配差距分解角度看，可以將收入分配差距主要分解為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行業之間的三大差距。轉型期，我國居民整體收入差距呈現擴大趨勢的同時，在城鄉居民之間、不同區域的居民之間及不同行業的職工之間也呈現出顯著的收入差距。

關鍵詞：轉型期，收入差距，變化

一、轉型期中國全國居民收入差距概況

轉型期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整體水平已經十分可觀。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我國居民基尼系數1990年是0.343，1995年是0.415，1998年是0.403，進入新世紀后則基本上在0.4以上的水平發展，2000年為0.417，2001年為0.447；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提供的數據表明，1996年全國城鄉合計的基尼系數為0.424，1997年為0.425，1998年為0.456，2000年為0.458，2002年為0.460.2005年的全國基尼系數，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數據是0.454；南開大學研究的結果已經超過0.5；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0.45；雖然不同來源的基尼系數在具體數值上有明顯差異，尚無法得到統一的數據，但大致上各機構的數據皆顯示出居民收入已存在明顯的內部分配不均衡的問題，中國則顯然已進入重視該問題的階段。

表1 1990～2006年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

二、轉型期不同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

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可主要分解為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行業之間的三大差距。目前，我國收入分配現狀不僅表現出居民整體收入差距呈現擴大趨勢，城鄉之間、城市居民之間、農村居民之間均存在分配不平等的現象，且區域內部居民之間及不同區域的居民之間、不同行業之間也都呈現較大的收入差距。

1.轉型期區域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轉型期，具有區域性特點的居民收入差距是中國收入分配領域中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于區域之間，同時也存在于區域之內。新中國成立前，經濟發展的東西部差距早已形成。改革開放以后，東部沿海地區同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其所造成的各種區域差距的格局至今尚未完全被改變。

1.1區域間整體收入差距的變化

伴隨轉型期區域間經濟增長速度差異的是經濟發展的差距不斷擴大，以及東、中、西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的隨之擴大。1978年，東、中、西部生產總值占全國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52.5%、29.70%、17.80%，1995年為59.00%、26.50%、14.50%，2005年為55.6%、18.8%（東北地區已劃出）和16.9%。1980年，東、中、西部三大地帶人均生產總值分別為488.3元、336.0元和274.3元，東部地帶是西部地帶的1.78倍；到了2006年，東部地區人均生產總值為27567元，中部地區為12269元，西部地區為10959元，東北地區18277，東部地帶是西部地帶的2.52倍。該變化趨勢促使區域間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見表2）。

表2 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行業職工平均工資及東西部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

例

從省際收入分配差距來看，轉型期，中國省際間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較大，而且從變動趨勢上看呈逐步擴大之勢。省際間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并無明顯的改善趨勢。

從城市收入分配差距來看，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前列的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廣東、江蘇等基本均為東部城市，與收入位于較后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不斷擴大，而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后的城市基本均為西部城市，且收入水平與居于前列的城市差距十分可觀。2006年，主要城市中上海居民收入以7.7%的薪酬漲幅為列第1，廣州以7.6%的漲幅排在第2位，北京則為7.2%，東部城市以較高的薪酬增幅繼續位于城市收入前列。

1.2區域間不同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

從具體情況考察，同一社會群體的收入區域性差異明顯。

（1）區域間農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在中國區域間的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過程中，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農民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而西部與中部相比，收入水平仍較低，在1980～2005年間，西部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水平也低于中部農村居民純收入水平，詳見表3。

表3 農民人均收入的地區差距比較（單位：元/人）

（2）區域間城鎮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20世紀80年代，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之間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十分微小，但隨著東、西部地區城鎮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目前東部地區已遠遠高于西部地區。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1993～2006年，東部與西部、東部與中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的變化基本呈現出小幅擴大的趨勢（詳見表4）。另一方面，西部與中部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則相對接近，主要的變化體現在兩者之間收入水平地位的變化上：在2004年以前，西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略高于中部地區，2005到2006年間西部開始略低于中部地區。在收入增長速度上，2007年，東部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較大基數的基礎上保持了較大增幅，上海和北京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較2006年的增長幅度分別達到14.3%和13.9%。

表4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區差距比較（單位：元/人）

1.3區域間收入差距的變化趨勢以上分析表明，隨著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得到進一步落實，國家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將對遏制地區經濟差距及區域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起到積極作用。當然我們也要認識到，雖然國家實施了一些措施來調節收入差距，但是收入差距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由于我國的地區差別不僅是GDP增長上的，也是社會發展，特別是教育、衛生和文化方面的，區域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既受歷史和資源等客觀因素的影響，也受經濟增長階段等規律性因素的影響，因此，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縮小區域收入差距的任務仍十分艱巨。總的來看，由于經濟增長慣性、運行機制以及發展基礎等差異，東部地區已積累的可觀實力將使其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從而使東部與中西部的差距在未來若干年間將繼續存在。

2.轉型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轉型期，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不斷擴大，在我國各類居民收入差距中表現的尤為突出，已經成為當前我國解決居民收入差距的一個難點問題。

2.1轉型期城鄉間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經歷了由迅速縮小到逐漸擴大，由逐漸擴大到逐漸縮小，再由逐漸縮小到加速擴大的發展過程。從時間上看，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與改革的深化不具同步性，大體可分四階段：第一階段為1978～1984年，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極大地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農民收入迅速增加，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尚未全面展開，城鎮居民收入變化不大，增長低于農村，結果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縮小，城鄉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1（以農村居民收入為1），下降至1984年的1.54∶1；第二階段為1985～1994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幾度陷于停滯，結果城鄉收入差距急劇擴大，由1984年的1.54∶1上升至1985年1.8∶1，1992年回升到1978年的水平，到1994年已升至2.86∶1，年均增長8.57%；第三階段為1995～1997年，國家干預使城鄉收入差距有所降低，由1994年的2.86倍下降至1997年的2.47∶1，年均下降4.55%；第四階段為1998～2006年，1997年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開始加速擴大（見表5）。

表5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較年份城鄉比年份城鄉比年份城鄉比

近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分配不均衡程度顯著擴大，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惡化，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絕對數額不斷上升。2005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相當于城鎮居民純收入的31.02%，比1997年的40.5%下降了約9.5個百分點。此外，恩格爾系數也從側面反應出城鄉居民在社會水平上的實質性差距。自1992～2006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持續高于城鎮居民9個百分點左右，以2005年為例，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為45.5，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則為36.7，在總收入水平差異的影響下，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持續高于城鎮，說明城鄉居民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沒有改善。縱觀中國轉型期城鄉居民收入的總體情況，自1992～2006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分別與農村居民收入的比例是不斷增大的。

城鄉間以存量財產表征的貧富差距擴大得更快。居民財產分布的城鄉差距，是一種組間差距，城鎮居民擁有比農村居民高得多的房產價值、金融資產和耐用消費品價值。例如，2004年占全國人口總數41.76%的城鎮居民的儲蓄占了全國儲蓄總額的83%，而占全國人口總數近60%的農村居民，其儲蓄僅占全國儲蓄總額的17%。如果考慮各種貨幣性和非貨幣性福利待遇，如城市居民享受的醫療等實物性福利，城鄉間收入差距將進一步提高。這種差距在世界上是極為罕見的，在世界各國的情況中，僅有少數國家的城鄉收入之比超過了2。此外，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區域分布差異明顯，除東部沿海地區的城鄉差別相對較小之外，各省內都存在著嚴重的明顯的城鄉差別。

2.2轉型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趨勢

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狀況已十分嚴峻，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至2005年，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對全國總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平均貢獻率高達63.73%。從整體上來說，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對中國收入差距整體水平的貢獻率是最高的。進入轉型期后，其擴大趨勢十分明顯，且目前并無減弱跡象。

3.轉型期產業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

2002年行業中的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的年人均工資與平均工資最低的行業的年人均工資的比率最高行業與最低行業工資相差2.99倍，2003年迅速擴大到4倍以上并在其后的年份持續擴大，到2005年達到4.88倍，2006年差距略有縮小，但仍維持在較大的差距水平上。

3.1不同生存狀況的行業間的收入差距

不同生存狀況的行業間存在極大的收入差距。20世紀90年代，各行業就業者收入水平都有較大的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各不相同，各行業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呈明顯擴大的趨勢，收入高低位次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新興產業，如IT電子等行業，收入狀況良好，而一些依靠財政補助的基礎性行業如農林牧漁業和地質水利業和一些充分競爭性行業如社會服務業、餐飲業和建筑業由于補貼減少和利潤下降，從業人員收入減少。

三、結語

轉型期，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采取對策調節居民收入差距已經成為確保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問題，當前我國應對該問題的首要任務是要減弱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控制其擴大趨勢。由于我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特殊背景之下，我國的收入分配問題具有相當的復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因此對于解決當前各種分配矛盾和問題，必須進行全面分析和慎重考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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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宏觀經濟學論文

班級：IBA0902學號：200905168091姓名：黃濤

200905168084梁艷

200905168067徐蘇瑜

“80”后主導的中國經濟

世界經濟看中國，中國經濟

摘要：隨著“80”后這個名詞的興起，中國的經濟逐漸走向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有人稱這是中國進入了第三個消費的黃金時期。“80”后在中國經濟體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下面就來詳細地論述“80”后所帶來的經濟思索。關鍵詞：“80”后、失業、消費、儲蓄

“80后”這個詞對我們來講已不再陌生。其實這個詞最早由少年作家恭小兵提出,是文壇對于上世紀 80年代出生的年輕寫手的統稱。隨后“80后”的指稱迅速流傳并在網絡中被高頻率使用,后又被各個領域借用,被用來指代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一代人。為什么“80”后如此廣受關注？原因很簡單，“80”已逐漸成為社會歷史舞臺的主角，而他們的經濟活動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國家經濟的發展。“80”后成長于改革開放迅速發展的階段，受思想解放的影響，他們的職業觀、消費觀，和儲蓄觀等與前人有著天壤之別，而這些區別卻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與方向。

一、“80”后的就業難題

近年來，很多調查報告顯示，社會失業出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新的現象。那就是失業人員結構日趨年輕化。由于近幾年的金融風暴，很多人都無奈地從崗位上退下來，人們第一直覺會認為這部分人群應集中于四五十歲。應該是那些無法緊追時代潮流更新思維方式，以致被淘汰。但沒想到四十歲以下的占了絕大部分，也就是“80”后成了失業人群的主力。究其原因，一方面確實是由于社會競爭的激烈及金融危機的影響，但還有另一原因，“80”后的思想較為活躍，很難在一個企業好好地干上幾年。而且在工作時的態度也與前人迥然不同。就拿對加班這件事的態度來講，稍年長點的職員對加班很少有抵觸情緒，甚至有些寧可犧牲掉自己休息的時間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責任。“70”后便是這部分人群的代表，網絡上號稱是“拼命三郎”。而作為“80”后，加班在他們眼中看來卻是一種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且認為加班是沒有效率的表現。從對待加班的態度這一點，不難看出，生活于不同年代的“80”后，在職業的價值取向方面，更追求自由、舒適。

近兩年，每當春節的時候，我們總能看到些有關招工難的新聞報道，“80”后既是失業的主力軍，也是就業的主人群。既然如此，那為何還會有企業招工難的問題呢？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這個時代的就業人以不同于以往，企業急需根據現實的情況，改變招工策略，以引起“80”后的關注。

“80”后的這種職業觀無疑會對中國的經濟帶來一定的影響。首先年輕一代失業率的增加所導致的最大損失便是實際國名收入的減少，而這一批失業的群體又恰巧是最具有潛力，且勞動力較為龐大的“80”后，這部分閑置的勞動力又會造成資源的浪費，一些招工未滿的企業，生產設備和其他一些經濟資源沒得到充

分的利用，生產能力下降，直接導致了社會產品的減少，從而降低了國民收入水平，而即使失業率得到緩減，那部分失去的經濟也無法得到彌補，這才僅僅針對那些真真失業的人群，還有那部分工作不穩定、追求舒適自由的人群，他們游離在社會上，使得勞動力不能夠集中，這也阻礙了國民收入增長的步伐。

二、所謂的消費黃金年代是福是禍

居民儲蓄是社會經濟運行的重要一環。市場經濟歷來提倡“藏富于民”，因而它也理所當然的得到了各國政府及學界的高度關注

據資料顯示：25-34歲展整個消費比例的33.4%，是我國絕對的消費主力。

據巴黎百富勒研究報告，中國已經進入了第三個消費高峰，依據是計劃生育以來，即1978年之后，中國家庭的獨生子女驟增，而他們的生活環境相對較好，在消費上追求舒適便利與品牌形象。中國的消費結構隨著“80”后生一代的消費能力的提升發生了歷史性的改變。消費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對經濟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作為消費主體的“80”后顯然對經濟的影響不可忽視。“80”后作為社會的主流，他們已不會像上一代人那樣忙忙碌碌，他們更具有個性與思想，喜歡具有獨特風味的商品，這一特點，使得很多商家都為之而瘋狂，畢竟他們是這一消費時代的主角。不僅如此，“80”后的消費者花錢比較灑脫，尤其是這一群體中的女生，學歷越高，收入越多，花錢就越沖，追求時尚，展露個性，服飾重款式，香水看香型等等。除了這種個性消費外，“80”后還熱衷于娛樂消費、潮流消費、體驗消費、成就消費等等，“80”后很多的消費都屬于一種感性大于理性的消費，消費行為變得情緒化、感性化、沖動化，期望借此來體現自身的獨特，消費的重點有時甚至脫離商品本身，熱衷于其衍生的各種附加價值。

“80”后的這種消費模式體現了中國消費結構發展的的趨勢，而了解這種模式有助于國家把握住這個潛在的龐大消費市場。在經濟學中，長將消費、投資和進口作為拉動經濟的重要因素，而其中消費的權重最大，因此政府經常通過一些干預來促進消費，比如減少稅收，加大采購等等。“80”后這種消費固然對中國經濟增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并不是我們所提倡的那種。他們的這種消費是建立在沖動、攀比等一系列不理性的想法之上，所以如果簡單地認為這種消費是積極的，是不正確的。拉動消費，需建立在較好的就業狀況之下，消費水平并不取決于人口結構，或是人們的消費意識。關鍵決定因素應該是消費能力和對未來的預期。而政府所需做的應是如何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比如教育、社保、養老、住房等，讓消費者安心消費。

三、儲蓄變零、變負的背后

“80”后被冠以很多理財的美名，如“月光族”、“日光族”、“三光人士”，甚至是什么“透支狂”之類的。這些顯然與中國的傳統理財觀念不同。受中國傳統思想的限制，用宏觀術語來講就是預防性動機，中國的儲蓄率比較高，人們都不怎么懂得花錢，只希望將錢存著，為將來不能預料的意外事或者兒女買房買車之類做下充分的準備，但這樣的高儲蓄漸漸使得中國的消費需求增長變得較為緩慢，當然這部分人群大多屬于“80”后的父輩們的一代，而“80”后，他們所想的便是如何生活得更加豐富多彩，對儲蓄并不那么熱衷。這主要由于他們生活在思想解放，個性張揚的時代，況且，他們的主要經濟來源，一方面是自己努力工作的薪酬，另一方面是父母多年的儲蓄。而這兩者之間后者往往成為了“80”后們“堅強”的后盾。

“80”后的零儲蓄與負儲蓄讓很多專家議論紛紛。儲蓄率的適當降低固然很好，因為在一定條件下，低儲蓄率意味著國民的消費水憑較高，有助于經濟的增長，但像“80”后的這種消費趨向與過度消費，而其中又有一部分人的消費是建立在犧牲父母消費的基礎上的，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啃老”一說。這種意識，已趨向于像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信用消費，而當信用消費過度時，難免會引發一系列的經濟危機。所以“80”后的這種消費意愿遠大于儲蓄意愿的經濟行為使信貸業務和內需過快地發展，這種推動經濟增長的理念不符合中國目前的國情，相反過分地“刺激”內需會帶來更嚴重的“房奴、車奴和卡奴”問題。

總結

“80”后新一代的價值觀念，讓一部分人感到擔憂，害怕中國經濟的命運將會在這一代人的手中受到嚴重挫折，在這部分個人眼中，“80”后是那么的不沉穩、不實干和不理性。而作為“80”后的后繼者們則認為這是與時俱進，現今社會是思想高度解放的時代，是追求創新的時代，“80”后的價值觀為經濟發展注入了一股蓬勃的新生力量。無論是何種評價，“80” 后的這種經濟發展趨勢已不可改變，我們只有認真地去了解與分析“80”后的價值觀念，把握住這群社會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實時動態，了解他們獨特的經濟行為和心理特征，才能幫助我們其實分析和預測未來中國市場經濟結構，才能培養后來者們健康的價值觀念，引導他們合理的經濟行為，促進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從而讓中國經濟在歷史的長流中得以不斷地前進。

參考資料：吳建安《市場營銷學》

市場經濟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