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際結算中的詐騙案例
1999年5月，河北省某進出口集團公司收到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寄自多哥共和國洛美(Togo，Lemo)、金額為420，000美元的 信用證。經中國銀行審查，該筆信用證可疑之處甚多，其中：(1)邊緣處注明“該信用證遵守國際商會第400號出版物統一慣例”，有外貿常識的人都知道，自1994年1月1日起國際間信用證已實行第500號出版物統一慣例。(2)根據中國銀行資料顯示，渣打銀行尚未在洛美設立分支機構，卻從當地開出了信用證，是我方信息不準還是對方存心欺騙?
中國銀行速與渣打銀行中國辦事處聯系并咨詢，渣打銀行答復該信用證純系偽造。案例2：磁縣生鐵詐騙案
1997年8月，中行邯鄲分行客戶磁縣某商貿公司興沖沖地到銀行提示一張號碼為PP173905/S、金額為100萬美元的匯票。從表面看，此案各項要素齊全，印制較為精細，系印度尼西亞泛印(亞洲)信托基金有限公司開立，香港金城公司為收款人并背書轉讓，付款行為日本東海銀行舊金山分行?？蛻敉瑫r還向銀行提供了東海銀行東京本部出具的證明上述匯票真實、有效的證明函。
原來，該客戶在深圳結識一“頗有實力”的港商，雙方談妥港方從內地購買價值100萬美元的生鐵，不過內地一方要先付給對方5萬元人民幣的定金，對方則交給我方一張遠期匯票。港商告訴磁縣方面說，憑這張美元匯票可在任何一地中國銀行辦理票據抵押貸款或到期兌換外匯。
在邯鄲中行的建議下，該商貿公司派人到石家莊省中行要求鑒別該匯票的真偽。中行核印人員發現以下疑點：(1)匯票印鑒不符。(2)付款渠道過于迂回。(3)匯票中的簽發日和到期日分別表述為“1996.9.4”和“1997.9.4”，這與英文書寫習慣不同。(4)確認書到期日寫成“4TH1997”，這與日本銀行嚴謹的工作作風不符。
根據上述情況，中國銀行立即與東海銀行北京辦事處及東京總部聯系。次日，北京辦事處來電話通知，指出匯票所指的付款行舊金山分行根本不存在。同時指出確認書中的日語錯誤。隔日，東海銀行總部回電證實此票是一張假匯票，并且從未對該票作過擔保或出具過任何償付確認書。
至此，該匯票的真偽已水落石出。所幸的是客戶聽從中行建議沒有貿然對外發貨，避免了重大的經濟損失。后來，他們專門打電話對中行表示感謝，并告知由于及時報案，定金也已追回。
案例3：假資信證明案
1997年8月19日上午9時許，河北省某實業發展公司一位工作人員手持一份香港某公司的資信證明，請中國銀行驗證真偽。按照與港方達成的協議，雙方擬在石家莊市某開發區合資建廠。若這份資信證真實無誤，即意味著可以信任港方的合作誠意和實力。該公司經理交待當天11時前按港方要求將100萬元人民幣匯往福州對方指定銀行帳戶購買合資建廠所需的設備。
這份證明是由中國銀行香港分行以英文開具的，裝在一個制式信封里。
中國銀行以外匯外貿為特色，每天處理大量國際業務函件。香港分行系它的重要海外聯行之一，做國際業務的同志應該說是很熟悉它的各類業務單據、函件。看著證明函上那鮮紅的中國銀行行徽、聞名遐邇的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地址，還有大家所熟知的電傳代碼、電話號碼，似乎它就是由中國銀行出來的。然而細看下去，疑點卻一一浮現出來：(1)我香港分行有權簽字的人中沒有所謂Manager的簽字，事實上經理也不會簽署這樣的證明。(2)該資信證明出現了“該公司在港中行有8位數款項存款”這樣的表述，卻沒有注明幣別。(3)其它語法及 單詞 拼寫錯誤。
省中行一面建議客戶立即停止向外匯款的計劃，另一方面發傳真向港中行咨詢。港中行對此案情極為重視，要求河北省中行將所謂資信證明包括信函封皮傳真過去。次日港中行便
傳真答復河北省中行：(1)香港分行從未出具過有關該香港公司的資信證明函件。(2)所謂的香港信達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及MR.CHENCHANGTA與港中行并無業務往來。(3)通過香港公司注冊機構調查，發現該公司因經營不善，已被責令解散。得知事實真相，我方客戶倒吸一口涼氣，真是感到萬幸。該公司同志后來說，如若當初不是出于謹慎向中國銀行咨詢，公司有可能就“爬不起來了”。
此案上報后，中國銀行總行在全國范圍內作了通報。
案例4：羊絨貨物詐騙案
1998年初，河北省羊絨出口形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保定市某外貿公司在外貿企業效益普遍下滑的情況下積極尋求出口創匯途徑。他們與外商簽訂了價值380萬美元的出口合同，雖然付出了80萬元人民幣的定金，仍喜出望外。對方付給他們的是一張由印度尼西亞PT.BANKMEGARA INDONESIA銀行出具的，美國紐約花旗銀行為付款行、保定市某外貿公司為收款人，金額為380萬美元，于1999年1月19日到期支付的遠期銀行匯票。他們天真地以為拿上這寶貝似的匯票就可以到中國銀行辦貸款或發貨后到銀行提現款了。在我中國銀行保定分行的建議下，公司一行3人于3月2日到省行鑒定匯票的真偽。銀行當即鑒定出這是一起金融詐騙案，在告知他們應立即采取防范或補救措施時，他們竟一時無法接受被騙的現實，這筆生意是由熟人介紹并為此付出了80萬元人民幣啊!當真正的PT.BANK NEGARAINDONISA銀行回電報告之從未出具過380萬(N0.0199853)美元的匯票，中行也出具了鑒定書后，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們竟然還對不法外商抱有一線希望，希望這萬一是張真票，那誘人的380萬美元就到手了。
1998年上半年，在河北省境內連續發現一系列假借PT.BANKNEGARA INDONESIA銀行開出，與羊絨生意背景有關的假銀行匯票案，票面金額均在300-400萬美元之間，疑是同一犯罪團伙所為。
案例5：“招商引資”的破產
多年來，各地政府為發展當地經濟，對招商引資工作極為重視，它從一個方面也體現政府部門的政績。也許海外不法分子正是看到內地招商引資心切，使出了一個又一個騙術。2001年7月份，中國銀行河北省分行連續接到贊皇、元氏等地政府或企業單位交來的國際銀行票據，經中國銀行專家鑒定，這些票據無一真實，均為偽造品。
其中一張銀行票據為假冒香港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Hong kong)2001年6月20日開立、金額高達30，000，000港元的銀行本票?！案凵獭备嬖V我方企業可以以此向內地銀行貸款，條件是我方要向對方交納一定的所謂“前期費用”。另二票據系偽造美國紐約花旗銀行(CITIBANK，NEW YORK)2001年3月16日開出、金額高達500萬美元的銀行匯票，持有人注明為香港HK.YOUXIEINVLIMIED公司。犯罪分子聲稱一年后按票面到期日可通過銀行將這500萬美元款項劃入合作伙伴的帳戶。
此外，我們還發現近年來外商畜意敲詐或惡意拖欠我方貨款現象十分嚴重，他們通常采用兩種手法：一是前幾筆業務正常進行，在取得我方信任后加大貿易金額，外商在提取我方貨物后卻無影無蹤;二是按D/P貿易方式，在我方貨物到達對方口岸后，對方借口其市場不好逼迫我方降價。遺憾的是，我方出口企業大多忍氣吞聲，能忍則忍。
上述金融詐騙案例有以下共同特點：
1、無不假借銀行名義達到行騙目的。
由于銀行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樞紐作用，公眾對銀行特別是大銀行普遍信任。如前例提到的中國銀行、東海銀行、渣打銀行、花旗銀行均信譽卓著，在各國都是首屈一指的大銀行，就連前面提到的PT.BANK NEGARA INDONISIA銀行也是印尼數百家銀行中的佼佼者，這些銀行出具的各類信用工具，如保函、信用證、匯票等在國際上被普遍接受，自然也就成為國內外不法分子所“光顧”的對象。
2、詐騙金額巨大，票面印鑒不符。
海外不法商人利用國內外貿企業出口競爭激烈、急于成交的心理，拋出巨額貿易合同誘騙，愿者上鉤。自然，同你簽訂合同最終必不可少的手續就是你要按一定比例預交保證金，或收取定金。為使人放心，他們會交給你一張由某“大銀行”開具的象征其實力的銀行匯票或某“大銀行”開立的“證明”其有多少多少存款的證明書。結果是預付款是真的，換來的票據形同廢紙。
印鑒作為銀行最重要的控制文件之一，是在長期的業務實踐中形成的。各行有權簽字人的簽字范圍、級別及簽字方法等有嚴格的規定，局外人很難了解。一個管理體制完善的銀行，對印鑒管理也更加填密。因此，印鑒是否相符是判斷一份票
據真偽最主要的依據，犯罪分子往往也就是在這里露出馬腳的。
3、某些基層外貿業務人員素質較低，與其從事的工作性質不相稱。
個別外貿單位工作人員 國際貿易 知識匱乏，對國際結算業務知之甚少，往往分不清什么是銀行匯票什么是商業匯票，聽任不法分子一面之詞，以致任人擺布“吃啞巴虧”。有的缺乏防范意識，決策之前想不到或根本不知道如何調查對方資信、經營狀況。
4、諸多涉外經濟詐騙案中，多有熟人、朋友從中牽線，海外商人往往為華人。
在此向從事外貿工作的同志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①加強業務學習。國際貿易 活動在國際間有公認的規則，因此需要掌握貿易 流程、國際貿易結算方式。要熟悉、辨別常用的結算票據。不管詐騙分子的手段多么狡猾，但終有露出馬腳、經不起推敲之處，有時漏洞還很明顯。試想，如果一個沒有貿易背景的人手持200萬美元的匯票要求提取外匯現鈔，你該怎么想象呢?如果一個香港商人高價購買生鐵這樣普通的商品，你不覺得好事來得太容易些了嗎?如果一個熱帶國家的流通企業在金融動蕩、本幣貶值一落千丈的情況下，能進口380萬美元的羊絨，你不覺得蹊蹺嗎?②做好決策前的資信調查。如有合作意向，應通過各種途徑對對方財力、經營狀況、信譽等進行調查，這在國際上是一個慣例。如通過各地貿促會、中國銀行都可以達到這個目的。資信調查是中國銀行的日常業務之一。中國銀行在全球45個國家或地區設有530多個分支機構，同世界上180多個國家或地區的5000多家銀行或金融公司有代理業務關系，利用這個覆蓋全球的銀行網絡和現代化的通訊手段，不出幾日便可將客戶的情況反饋給你，因為一個合法商人不在銀行立戶是難以置信的。只需極小的代價便可堵住可能出現的漏洞，何樂而不為呢?③不要認為經熟人、朋友甚至上級引薦就可放松警惕，須知一旦出了問題，最終吃虧的還是自己，別人是不可能替代的。不要聽任對方一面之詞，更不要看到同行對外商趨之若鶩、前呼后擁便失去冷靜，自投羅網。④在發現被騙后，要及時報案并向上級反映，以免不法分子繼續危害他人。且不可對詐騙分子存有幻想，等待他們良心發現。
從銀行方面來說，要切實加強印鑒管理，把好維護資金安全這道屏障。因為印鑒(包括密押)一旦通過對外支付或出運貨物便成了定局。中國銀行總行規定，核印人員要具備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質，責任心強，對工作認真負責，忠于職守，嚴守秘密，必須具備一定的英文水平和有關專業知識。這里還應強調以下幾點：
1、印鑒工作人員必須嚴格執行并正確理解總行國際結算業務文件規定的內容，經常翻閱這些文件。遵守國際結算崗位職業道德，按國際慣例辦事。及時了解世界政治經濟動態，這對自己的工作很有必要。
2、在實際工作中注意積累并總結經驗。對聯行、代理行結算中所使用的結算工具如信用證、匯票等的規格、特點、防偽特征等要牢記于心，一旦有變要及時向對方查詢，不可輕易放過。各行來函信封、紙張雖沒有統一規定，但實際上相對穩定，有慣用的格式，這一點只要稍加留意不難發現。
3、對總行或人民銀行通報的各類金融詐騙案要及時分析，從中吸取經驗教訓，提高警惕，避免發生類似案情。
4、識別出假信用證或假匯票后，要給客戶以必要的提示，使其采取必要的措施，將損失降到最低程度
第二篇：關于國際貿易結算中信用證詐騙案例剖析畢業論文
關于國際貿易結算中信用證詐騙案例剖析論文關鍵詞：跟單信用證；貨權憑證；打包貸款；議付陷井；軟條款；苛刻條款；開證押金；質押
論文摘要：文章全面系統地剖析摘述了國際貿易結算中不法分子相互句結，利用信用證進行金融詐騙產生的原因，并根據我國金融、外貿工作的實際情況提出了應對和防止利用信用證進行詐編的相關措施。
隨著我國加人WTO和國際交往的日益增多，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及國際分工的逐漸深化，國家之間發生的貨幣收付越來越多，當前世界上跨國間每天發生數千億美元的國際結算業務。
當前跨國間貨物交付數量巨大，交易額驚人的買賣交割主要得益于國際貿易結算中在經常不斷地使用不可撤消的跟單信用證(Irrevocable Documentary L/C)和保函(Bonds)這兩個重要的銀行“產品”，以單據(Documents)作為支付媒介，才使跨國間互不相識的買賣雙方能消除互不信任，順利實現商品與金錢的交換(Exchange)。
一、信用證業務的基本概念
信用證業務中的跟單信用證是指一家銀行根據進口商的請求和指令所作出在滿足信用證條款和條件下，憑指定的單據向出口商保證付款的一項約定。因此，信用證是開征行作為信用媒介有條件的付款承諾。一般說來受益人取款的前提是“單單相符”和“單證相符”，其含義是“提供的單據符合信用證的條款要求，并且通過單據證明信用證所有條款、條件已被執行”。故此受益人(出口商)要交
付的單據中包含“物權憑證”(Titleto the goods)。進口商(開汪申請人)向開證銀行(Issuing Bank)付款后取得全套裝運單據(shippingDocuments)也就取得了貨物的擁有權。然而，信用證eg業務本身卻存在著一個致命弱點—即容易產生欺詐，導致利用信用證進行金融詐騙的案件屢屢發生。那是由于信用證業務的特點所決定—開證行是以提交相符單據為付款條件，又只管單據表面相符而不管貨物交付的真實情況，這就為那些犯罪分子利用空頭信用證(沒有貨物交付)的假單據向銀行騙取巨額資金而留下了隱患。另一方面，信用證業務項下“打包貸款”業務，又為外貿公司的某些犯罪嫌疑人和不法外商相互勾結，或以融資方式，利用國外銀行開立的虛假信用證向議付行抵押貸款，騙取巨額貸款留下伏筆。
二、L/C詐騙案件回顧
1993年4月1日中國農業銀行河北省街水地區中心支行行長趙金榮等人擅自越權對外開出200份一年期，不可撤消可轉讓的總金額為100億美元的備用信用證，險些被國內外勾結的犯罪分子打著融資的旗號作為向銀行詐騙巨額資金的工具，一旦得逞將使我國承受巨額損失。
1995年由武漢僑港實業發展公司同韓國三一貿易公司暗中勾結，開出一份不可撤消的保兌的跟單即期信用證，并委托湖北省中原國際貿易公司代理出口一批價值43000美元全棉漂白被套至韓國。該外貿公司在不知曉事實真相的情況下，利用自己良好的銀企關系，以該信用證向招商銀行武漢分行作為抵押而“打包貸款”人民幣250元，按雙代理合同撥付給指定生產企業一一湖北省絲綢工業公司。而事后，武漢僑港實業發展公司，法人代表和平卻暗地非法將全部款項提現外逃，至今尚未被抓獲歸案。
2000年由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一宗金融詐騙案件，是四川南德公
司董事長牟其中與湖北省輕工業品進出口公司某業務員暗中勾結，并串通不法港商，簽置虛假進口貿易合同，并利用虛假進口貨物單據，騙取中國銀行湖北省分行對外開出多份進口遠期承兌信用證，累計從該銀行騙取金額高達二千多萬美元，盡管牟其中已伏法，判處無期徒刑，但給銀行和外貿公司帶來不可估量的經濟損失。
2001年，2月22日武漢市中級法院又以信用證詐騙罪判處廣東林偉哲有期徒刑10年，巧合的是，這位詐騙國家3000余萬資產的巨騙，使用的手法與有“大陸首騙”之稱的牟其中當年的信用證詐騙方法極其相似，且均在武漢作案。林偉哲預付湖北省服裝進出口公司200萬元，后者委托中國銀行武漢分行，向中國銀行紐約分行開出了金額折合1398萬人民幣的信用證。在美國的企美公司將信用證貸款辦理貼現后現金全部被林偉哲存人自己的賬戶。同時，林偉哲又以相同手段將省服裝進出口公司開出的2449萬余元信用證貸款據為其私有，除后來私下歸還服裝進出口公司1000萬元及650萬保證金，林偉哲共騙取湖北省服裝進出口公司3000余萬元。教訓深刻。
三、利用信用證詐騙原因剖析
金融詐騙案件的產生和其它經濟案件一樣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它是多種復合因素的產物。既有社會經濟政治因素，又有金融管理方面的因素，主要原因如下所述:
1、犯罪分子巧妙利用信用證結算業務中所存在的弊端或利用信用證業務的操作規程，與國外不法商人或港澳地區商人勾結，通過國內外有關銀行開具各種不同種類信用證，借以實現金融詐騙的目的。
2、銀行部分從事國際結算業務的工作人員法制觀念淡薄，只圖局部眼前利益，一味追求國際結算業務量和工作業績，輕信詐騙分子的花言巧語和經不起糖衣炮彈的侵襲，在金錢與女色面前喪失原則，缺乏主見性或經不起犯罪分子拉攏腐蝕，而使犯罪分子有機可趁。
3、銀行工作人員缺乏對信用證業務實施諸環節的跟蹤、監控與協調。一經“打包貸款”，資金貸出后只是消極等待外貿公司的單據議付，或僅憑單據的“表面真實性，而不過問業務進展，盲目劃撥和劃付資金。
4、金融部門負責人缺乏從嚴把關，過問所經營業務的詳情。致使部分工作人員因各種關系占據一定的重要崗位，他們缺乏在國際結算方面應具備的理論知識和實務操作技能等方面的基本素質。這也是金融詐騙頻頻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5、社會環境也是金融系統產生詐騙案件的客觀因素。
四、應對和防止利用信用證進行金融詐騙的對策
1、應立足于金融工作特點，切實做到從源頭上認識利用信用證進行金融詐騙發生的根源和特點，把預防和綜合治理放在金融系統內部來考慮。同時近一步加大執法執紀力度，司法部門要縱深介人重大金融詐騙的偵察、取證和公開審判，這是嚴厲和懲治犯罪、違法、違紀行為強有力手段，也是遏制金融詐騙案件發生的重要措施。
2、銀行應加強對進出口公司的資信調查，建立外貿公司借貸資金資信檔案，掌握外貿公司家底、資產狀況、流動資金及資產負債率。對資產負債率高，資信狀況不佳，進出口業務運轉不暢，甚至資不抵債的外貿公司要嚴格控制其信貸規模及額度。在進口信用證開立申請時，要求外貿公司提供金額開證押金或提供相
關“質押”和“擔?！?，以減少銀行所承擔的風險和杜絕詐騙風險。
3、銀行應加強與外貿公司之間的銀企使用。協助進口商爭取以下FOB貿易術語成交，由國內知名國際外運公司派船或安排裝運港接貨事宜，有效防止單據議付中出現的假物權憑證—海運提單(Bill of Lading)o并對進口商開證前、開證后及單據議付中的“三期管理”進行嚴格審核及監測。
4、對外貿公司提供的出口信用證，銀行要加強“審證”、“改證”環節的管理。凡信用證中出現“軟條款”或“苛刻條款”應及時提醒外貿公司請進口商予以“改證”，刪除這些難以議付的壁壘，謹防“議付陷井”。否則，銀行不予打包貨款。
5、銀行應嚴格控制打包貸款規模和信貸額度，降低信用證抵押貸款的額度標準。將進口開證押金和質押有機結合，注意裝運單據中貨權憑證一海運提單(Bill of Lading)的審核與調查，杜絕虛假單據，加強對外貿公司單證議付的審查與管理，嚴格執行單證一致，單單一致，嚴格相符原則。凡有不符合的單據應拒絕議付，因為任何不符點的出現都會危及到信用證的兌付而被開證行拒付。
第三篇：國際結算案例1
案例1 D/P遠期付款方式的掌握 案情
X月X日，我國公司同南美客商B公司簽訂合同，由A公司向B公司出口貨物一批，雙方商定采用跟單托收結算方式了結貿易項下款項的結算。我方的托收行是A′銀行，南美代收行是B′銀行，具體付款方式是D/P 90天。但是到了規定的付款日，對方毫無付款的動靜。更有甚者，全部單據已由B公司承兌匯票后，由當地代收行B′銀行放單給B公司。于是A公司在A′銀行的配合下，聘請了當地較有聲望的律師對代收行B′銀行，因其將D/P 遠期作為D/A方式承兌放單的責任，向法院提出起訴。當地法院以慣例為依據，主動請求我方撤訴，以調解方式解決該案例。經過雙方多次談判，該案終以雙方互相讓步而得以妥善解決。分析
托收方式是一種以商業信用為基礎的結算方式，這種結算方式顯然對一方有利，對另一方不利。鑒于當今世界是個買方市場這一情況，作為出口商的我方想通過支付方式給予對方優惠來開拓市場。增加出口，這一做法本無可厚非，問題是在采用此種結算方式時，我們除了要了解客戶的資信以外，還應掌握當地的習慣做法。
在這一案例中托收統一規則《URC522》與南美習慣做法是有抵觸的。據《URC522》第7條a款：托收不應含有憑付款交付商業單據指示的遠期匯票；b款：如果托收含有遠期付款的匯票，托收指示書應注明商業單據是憑承兌交付款人（D/A）還是憑付款交付款人（D/P）如果無此項注明，商業單據僅能憑付款交單，代收行對因遲單據產生的任何后果不付責任；c款：如果托收含有遠期付款匯票，且托收指示書注明憑付款交付商業單據，則單據只能憑付款交付，代收行對于因任何遲交單據引起的后果不負任何責任。
從中不難看出，國際商會托收統一規則，首先不主張使用D/P遠期付款方式，但是沒有把D/P遠期從《URC522》中絕對排除。倘若使用該方式，根據《URC522》規則，B′銀行必須在B銀行90天付款后，才能將全套單據交付給B公司。故B′銀行在B公司承兌匯票后即行放單的做法是違背《URC522》規則的。
但從南美的習慣做法看，南美客商認為，托收方式既然是種對進口商有利的結算方式，就應體現其優越性。D/P遠期本意是出口商給進口商的資金融通。而現在的情況是貨到南美后，若按D/P遠期的做法，進口商既不能提貨，又要承擔因貨壓港而產生的滯遲費。若進口商想避免此種情況的發生，則必須提早付款從而提早提貨，那么這D/P遠期還有什么意義？故南美的做法是所有的D/P遠期均視作D/A對待。在此情況下，B′銀行在B公司承兌后放單給B公司的做法也就順理成章了。
此案給我們的啟示是：在處理跟單托收業務時，原則上我們應嚴格遵守《URC522》。托收行在其托收指示中應明確表明按《URC522》辦理，這樣若遇有當地習慣做法與《URC522》有抵觸時，可按《URC522》辦理。
當然我們在具體操作時，也應尊重當地的習慣做法。將來凡貨運 南美地區的托收業務，我們可采用D/P即期或D/A的付款方式，避免使用D/P遠期，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糾紛。倘若非用D/P遠期不可，則遠期的掌握應該從起運地到目的地運輸所耗費的時間為準。
案例
2代收行對托收指示的態度
案情:1995年11月，荷蘭A銀行通過國內B銀行向C公司托收貸款，B銀行收到單據后，將遠期匯票提示給付款人承兌。據付款人稱，出票人已告知，貨物已抵達香港，必須承兌匯票后，出票人才肯交貨。付款人為盡快取得貨物，遂承兌了匯票。1996年1月，B銀行收到已承兌的匯票后，遂對外發出承兌電，稱匯票業經付款人承兌，到期我行將按貴行指示付款。
1996年5月，匯票到期，B銀行要求付款人（C公司）付款，C公司稱，由于未完全收到貨物，不同意付款，B銀行就此電告A銀行，付款人不同意付款。
幾天后，A銀行回電稱：在我行的托收指示中，我們要求貴行：⑴承兌交單（匯票期限為出票后180天）；⑵承兌的匯票由貴行擔保；⑶如果已承兌的匯票沒有由貴行擔保，請不要放單。貴行1996年1月來電通知，客戶已承兌匯票，到期時，將按我行指示付款。因此，請貴行立即安排付款。
分析:B銀行收到A銀行寄交的托收單據，必須按托收指示中的指示和國際商會522號出版物《托收統一規則》行事，對不能履行或不愿履行的指示，必須毫無延誤地通知寄單行。國際商會522號出版物《托 收統一規則》第一條C款規定：“無論處于何種原因，如果銀行決定不辦理它收到的托收或任何有關指示，它必須無延誤地以電信或在不可能采用電信方式的情況下，以其他快捷的方式通知向其他發出托收指示的一方”。B銀行收到A銀行寄交的托收單據，既沒有執行托收指示中的指示，又沒有將不執行的決定及時通知寄單行，這種做法是不對的。
案例提示行能否根據付款人（受票人）的授權部分付款交單？ 案情
:1995年4月，香港某公司委托當地A銀行通過內地B銀行向某進出口公司托收貨款。B銀行收到單據后向某進出口公司（付款人）提示，要求其按托收金額USD205020.00付款。同年12月，付款人通知B銀行，該公司已將USD165020.00直接匯給出票人，授權B銀行將剩余的貨款USD40000.00通過A銀行付給出票人。付款人在支付了余款后，B銀行遂將單據交給了付款人。
1996年5月，香港某公司（出票人）致函B銀行稱，這種做法嚴重傷害了該公司的正當權益，違背了國際慣例及《URC522》準則。分析:國際商會《URC522》第19條第6款規定：“跟單托收時，部分付款只有在托收指示特別授權時才被接受。然而，除非另有指示，提示行只有在全部款項收訖時才能把單據交予受票人”。本案例中，托收指示沒有授權指示行（代收行）可部分付款交單，提示行也沒有征得委托人的同意，而是根據付款人的授權執行部分付款交單，這種做法是錯誤的。
案例信用證指示不明確，不完整
案情:歐洲某銀行開立一張不可撤銷議付信用證，該信用證要求受益人提供“Certificate of Origin：E．E．C．Countries”（標明產地為歐共體國家的原產地證明書）。該證經通知行通知后，在信用證規定的時間內受益人交來了全套單據。在受益人交來的單據中，商業發票上關于產地描述為“Country of Origin：E．E．C．”，產地證則表明“Country of Origin：E．E．C．Countries”。
議付行審核受益人提交的全套單據后認為，單單，單證完全一致，于是該行對受益人付款，同時向開證行索匯。
開證行在收到議付行交來的全套單據后，認為單單，單證不符： 1 發票上產地一欄標明：E．E．C．，而信用證要求為E．E．C．Countries。產地證上產地一欄標明E．E．C．Countries，與發票產地標明E．E．C．
開證行明確表明拒付，并且保留單據聽候處理。
收到開證行拒付通知后，議付行拒理力爭：信用證對于發票并未要求提供產地證明，況且發票上的產地系與產地證一致。故議付行認為不能接受拒付，要求開證行立即付款。
分析:該案的爭議源于信用證條款的不完整，不明確，在開證行開列的信用證中，開證行對產地的要求為E.E.C.Countries，而并未具體要求哪一國。在此情況下，受益人提供的單據中涉及產地一欄時既可 籠統表示為歐共體國家，也可具體指明某一特定國家（只要該國是歐共體成員國即可）。倘若開證行認為不符合其規定，它應在開證時將產地國予以明確表示。
《UCP600》規定：開立信用證的指示，信用證本身，修改信用證的指示以及修改書本身必須完整，明確。
既然開證行開立的信用證指示不明確，它將自己承受此后果。故在此案中開證行的拒付是不成立的。
此案中給我們的啟示是：
1.作為開證行在開立信用證是必須完整，明確。
2.議付行在收到不明確，不完整的指示時，應及時與對方聯系，以免不必要的糾紛。
3.受益人必須嚴格按照信用證條款行事。對于非信用證所要求的千萬別畫蛇添足。在本案中既然商業發票中不必顯示產地，雖然商業發票中顯示產地是許多國家的習慣做法，但為避免麻煩也不應該出現原產地。
案例5 保兌責任的延伸
案情:I銀行開立一張以M為受益人的不可撤銷信用證，并且要求通知行A加保。A銀行對信用證加保后通知了M，在信用證到期日兩天之前，M將全套單據交A行議付。A行發現全套單據有兩處不符：其一是提單抬頭做成了托運人抬頭并空白背書，而信用證的要求是提單做成買方抬頭；其二是信用證超支USD10000.00，考慮到信用證即 將到期，A行立即將此情況通知M，M要求A行立即電傳開證行I銀行要求其授權付款。開證行在接到A行的電文后與其開證申請人協商，在后者的同意下，I銀行授權A行議付提示的單據。
在I銀行電告A銀行對不符單據付款后，I行國內的政局開始動蕩，政變使政府行將倒臺，結果使I銀行營業中斷。有鑒于此，A行通知M：盡管它已收到I行同意對不符單據付款的指示，A行不準備照辦，因為I行的資金賬戶已被凍結。如果A行對M付款，它將無處取得償付。
受益人于是求助于其律師，律師稱既然A行已對該證進行了保兌，根據
其實，根據《UCP600》的規定，保兌行可以接受修改，也可以拒 絕修改，若拒絕修改的話，保兌責任只對原證有效而絕不擴展至新證。在此案中，作為保兌行的A行完全可以采取自我保護的做法。那就是它可以替受益人與開證行接洽要求其授權對不符單據議付，但同時聲明其保兌責任就此終止。它也可以通知受益人直接與開證申請人聯系，要求申請人說服開證行接受單據并指示議付行付款。
倘若A行這樣做的話，它完全可以使自己處于有利地位。
案例6
信用證的再轉讓
案情:I銀行開立一張不可撤消可轉讓跟單信用證，以M作為受益人，A行為該證的通知行。在A行將該證通知M后，M指示A行將此證轉讓給X,該轉證的到期日比原證早1個月。第二受益人X受到轉證后，對于轉證的一些條款與第一受益人M產生了分歧。雙方經過多次協商，終未達成協議。而此時，該轉證已過期。
于是M請求A行將已過期的未使用的轉證恢復到原證。鑒于原證到期日尚有1個月，M要求A行能將恢復到原證的金額再度轉讓給新的第二受益人Y。A行認為它不能同意M的做法。因為將該證轉讓給Y構成了信用證的第二次轉讓，而這正違反了《UCP600》第38條的規定。況且，A行未從第二受益人X處收到任何貨物未出運.轉證未被使用或者同意撤銷轉證之類的信息。
分析:A行在認識上存有誤區。將未使用過的轉證再次轉讓給另一新的第二受益人不能被視作為二次轉讓。《UCP600》第38條規定：除非信用證另有規定，可轉讓信用證只能轉讓一次，因此，該信用證不 能按第二受益人要求轉讓給隨后的第三受益人。根據此條文意，由第一受益人作出的再次轉讓并不構成二次轉讓，而視為一次同時轉讓給多個受益人的情形。所以此等轉讓并非為《UCP600》所禁止。在此案中，既然第二受益人X并未接受轉證，第一受益人M當然可以自動地將該證轉讓。
當然A行也并未義務接受M再次轉讓的指示?！禪CP600》第38條又規定：除非轉讓范圍和方式已為轉讓行明確同意，轉讓行并無辦理該轉讓的義務。倘若A行同意將該證轉讓給Y，比較謹慎的做法是：它從X處獲取一份書面指示同意撤銷未用的轉證，同時退回轉證通知。那么轉讓行A能否在未收到第二受益人X明確表明撤銷轉證的情況下，接受第一受益人M將未用轉證轉至新的第二受益人Y的單方面指示？有關這點《UCP600》并未作出任何規定，這完全取決于銀行與各方的關系。
案例7 分批裝運
案情:某日，A銀行開立一張以X為受益人的不可撤消信用證，信用證的通知行為B銀行。該信用證對貨物的裝運描述如下：裝運礦砂400噸，分四批出運，4月份~7月份每月運100噸。
在得到信用證通知后，受益人X于4月5日出運100噸礦砂，5月13日出運礦砂97噸。前兩批貨物出運后，X按時將全套單據送交通知行B行議付，并很快得到了貨款。
6月21日，受益人再次出運貨物100噸，由于該證是公開議付 信用證，受益人X此次將全套單據交由議付行C行議付。C行審核單據后認為單單、單證相符，于是一方面對X付款，同時單寄開證行A索償。
A行審單后認為不能償付C行，因為貨物在第二批裝運時短裝，所以第三批即告失效。
C行認為不能接受A行的拒付理由，堅持要求A行償付，并外加延期支付的利息。
分析:此案涉及如何理解《UCP600》第32條及《UCP500》第30條c款。
《UCP600》第32條規定：如信用證規定在指定的日期內分期支付及/或分期裝運，而任何一期未按期支款及/或按期裝運時，除非信用證另有規定，信用證對該期及以后各期均告失效。
本條闡述分期裝運和分期支款的掌握問題。在信用證上規定受益人分期裝運貨物的時間，則受益人應嚴格遵守，不得違反，否則信用證即失去效用。但一個復雜的問題是，在按期裝運時少裝怎么辦？在國際商會的銀行委員會上，有人曾就此問題提出咨詢，該委員會做出如下解釋：委員會決定，除非當事人在信用證上另有說明，信用證對在指定的分期裝運期限內只裝了一部分的分期裝運失效。而且除非信用證允許分期裝運中可以只裝運一部分，那么不管信用證是否允許在各裝運期中可以分批裝運，信用證對已裝部分以后的分期裝運均告失效。（見國際商會第470/278號出版物）該意見可解釋為當分批裝運的一部分在規定期裝出，只要信用證未禁止分批裝運，信用證對這一 期中已裝部分生效，而對這期中未能按期裝運的剩余部分失效。對該期以后的各期也宣告失效。
從表面上看，該案似乎是屬于分批裝運的一部分在規定期內裝出，已裝部分生效，而未裝部分及以后各期失效。A行也正式以此為理由來拒絕C行的。
但事實上，第二期裝運不存在短裝。根據《UCP600》第30條c款：除非信用證規定所列的貨物數量不得增減，在支取金額不超過信用證金額的條件下，即使不準分批裝運，貨物數量亦允許有5%的增減幅度，但信用證規定貨物數量按包裝單位或個數計數時，此項增減幅度則不適用。
簡單地說，此條規定允許散裝貨數量有5%的增減幅度，由于該證裝運的貨物屬散裝貨，故允許有5%的伸縮，而97噸正是在5%的范圍內，所以第二批裝運不能被看做分期裝運，故A行的拒付不成立.
第四篇：國際結算案例分析
國際結算模擬案例分析
4.1 案例一
4.1.1 案例介紹
某年初，國內某出口商B公司委托當地出口保理商敘做一筆出口保理業務。在獲得進口保理商批準的10萬美元信用額度后，出口保理商即與出口商簽訂了《出口保理業務協議》及《保理融資扣款授權書》。同年4月和5月，出口商先后向出口保理商提交了兩張發票，金額總計10萬美元。出口保理商隨即將這兩張發票先后轉讓給了進口保理商，并根據出口商的申請，向其提供了8萬美元的出口保理融資。
8月5日，出口保理商收到進口保理商發來的爭議通知，告知出口保理商，該年初出口商以托收方式發給進口商的貨物因質量問題被進口國海關扣留，致使進口商不能提取該批托收項下已付貨款的貨物，進口商A公司因此拒付該出口商保理項下兩筆應收賬款。進口保理商同時隨附了一份進口海關的證明書。出口保理商立即將有關爭議情況通知了出口商，出口商承認托收項下貨物確有問題，并正在與進口商交涉。為了資金安全，出口保理商根據與出口商簽署的《保理融資扣款授權書》及《出口保理業務協議》的有關條款規定，于8月11日將保理融資款項極其利息費用從出口商賬上沖回，出口商對此未提出任何異議。
然而，在這之后直至次年7月進口商倒閉，買賣雙方始終未能協商解決保理項下這起因反索引起的貿易糾紛。其后第3年3月5日，出口商以“出口保理商沖回保理融資侵犯了出口商的合法權益”為由向法院起訴，要求出口保理商賠償人民幣100多萬元，后又認為起訴理由不當而主動撤訴，并另以“保理業務項下貿易合同未出現任何質量爭議，出口保理商卻以質量爭議為由扣劃保理融資款項是嚴重侵犯出口商權益”起訴出口保理商。
4.1.2 案例分析
1.應解決反索是否構成貿易糾紛的問題。反索，是指進口商因與出口商另外一筆交易的結果導致進口商向出口商提出索賠而引起的爭議。在本案中，由于出口商最初發給
進口商托收項下的貨物出現質量問題，從而導致進口商拒付出口商保理項下兩筆應收賬款，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反索。本案中的反索已對出口商能否按照保理協議如期得到保理公司的融資構成了威脅，甚至導致了融資的失敗，因此，反索已構成貿易糾紛。
2.需要考慮本案應該如何判決。對此，我們應該看下出口商的起訴能否站的住腳。按照國際保理商聯合會頒布的《國際保理業務慣例規則》第41條規定：“如果債務人提出抗辯、反索或糾紛，并且如果出口商于發生糾紛的應收賬款所涉及發票的到期日后270天內收到該糾紛通知，進口保理商不應被要求對債務人由于這種糾紛而拒付的金額進行付款?！奔窗凑找幎?，在進口商提出反索的情況下，進口保理商有權對本貿易合同項下的金額拒絕融資，即本案中出口保理商是可以以進口商提出的反索為由扣劃對出口商的保理融資款項的。這種做法符合國際慣例，不應該被看做是侵犯了出口商的權益，所以，出口商的起訴本身是不能成立的。
4.1.3 啟示
首先，《出口保理業務協議》應明確，一旦出口商以保理方式與買方進行交易，須將所有對該買方的應收賬款（信用證交易及現金交易項下應收賬款除外）轉交出口保理商處理，以便保理商即時控制貿易糾紛引起的收匯風險。
其次，為了減少麻煩，便于雙方控制風險，出口商在向出口保理商提出信用額度申請時，應將其與買方之間所有現存貿易糾紛如實通報出口保理商，以便其及時轉告進口保理商，此條應列入出口商與出口保理商簽訂的《出口保理業務協議》。
最后，一旦客戶提出反索，出口商不該在糾紛是否成立這個問題上與出口保理商糾纏不休，而應積極聯絡進口商，就如何協商解決反索引起的糾紛及早達成一致意見。
4.2 案例二
4.2.1 案例介紹
上海A公司與新加坡B公司簽訂了一份738450美元的售貨合同，A公司為出口商。嗣后，B公司根據合同向印度銀行新加坡分行申請開立不可撤銷跟單信用證有效期為1996年5月21日至同年8月17日，受益人為A公司，議付銀行為中國任一銀行，匯票類別為即期，受款人為香港C銀行，付款人為開證行，出票人為A公司。1996年5月29日，A公司就上述信用證向C銀行申請打包貸款,該行同意后于次日向A公司發放貸款30萬美元。期間，根據開證人申請，開證行曾先后3次向C銀行發出3份電傳，對該信用證部分條款進行了修改，其中第3次內容為“收到申請人指示后，應將裝運日程和船舶名稱以修改方式通知受益人，上述修正副本應隨單據一并發出”。1996年8月30日，C銀行收到1份以B公司名義發來的電傳（該電傳下稱“第4份通知”），告知A公司船名和貨物裝運日期。C銀行將該電傳轉交給A公司。上述船名和裝運日期與船公司接受A公司托運貨物后簽發的提單中所載內容相同。同年9月3日，A公司向C銀行提供了包括第4份通知在內的信用證項下的出口單據要求議付。C行于同年9月5日向A公司發出議付通知，告知該公司在信用證項下的金額738450美元中，扣除手續費、郵費、短款費、修改通知費、提前付款利息及所欠打包貸款本金、利息后，尚余凈額491434.01美元，并于次日將該議付款劃入A公司賬戶內。之后，C行將信用證單據寄往開證行要求償付，開證行于同年9月18日、10月11日致函C行，稱單據與信用證第3次修改的指示不符，并稱其從未發過第4份船名和船期的修改通知，開證人B公司也未發過這份電傳，單證存在不符點，拒絕償付該信用證款項，并將所有單據退回C行。于是，C行于同年10月25日致函A公司告知其單據已遭拒付，并要求其歸還議付的信用證款項。因A公司未歸還議付款，C行就先后3次從A公司賬戶內扣劃59650美元用于歸還上述議付款，尚欠678800美元，后因催討未果，向法院訴訟要求Ａ公司清償所欠議付款本金及利息。而A公司則辯稱C行在信用證議付時，扣除手續費及打包貸款本息后，原信用證項下的美元已經結清；單證不符是由C行造成的，其應承擔遭開證行拒付的責任。
4.2.2 案例分析
本案中，C銀行與A公司是議付行與受益人的關系，然涉訟信用證議付之前，雙方還發生了打包貸款業務，審判實踐中往往易將打包貸款法律關系與信用證法律關系相混淆。從上述概念可見，打包貸款與信用證相關，但不等同于信用證法律關系，而是銀行與出口商之間的借款關系。本案的打包貸款本息及相應的手續費，C銀行已在1996年9月5日以出口押匯的方式議付信用證時，從議付款項中直接扣除，因此該銀行與A公司之間的打包貸款法律關系因履行而終止。當開證行印度銀行新加坡分行以單證不符為由拒付信用證項下款項時，C銀行要求A公司償還已議付的款項，行使的是信用證法律關系中，議付行對受益人的追索權。故本案應是信用證糾紛，不是打包貸款糾紛。
從概念來分析信用證是一種銀行開立的有條件承諾付款的書面文件，它不同于支票、匯票、提單等票據，本身不是一種權利憑證，而只是各種約定的載體，而出口押匯不是信用證的質押，只是在操作過程中需向銀行提交信用證和全套的出口單據，它也不同于通常的匯票或者提單的質押。出口押匯的特征是由銀行買入單據。議付則是指被授權議付的銀行，針對付款仍有一段時間，但信用證訂明銀行可去議付并讓購，即馬上付款給賣方，并扣除提前付款這段時間利息，對匯票及單據付出對價。依據英文的字面理解，出口押匯是匯票及單據的買入，議付則是匯票及單據的轉讓。兩者無實質的區別，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一般使用出口押匯的概念，而在國外主要使用議付的概念。
4.2.3 啟示
1.對相關概念的認識
要正確處理此類信用證糾紛案件，應首先正確把握涉案的打包貸款、議付信用證、出口押匯等法律概念及其法律責任的認定，以防止混淆概念而導致錯誤地適用。
打包貸款是指出口地銀行為支持出口商按期履行合同義務、出運貨物而向出口商提供的以正本信用證為抵押的貸款。因為最初這種貸款是專門提供費用給受益人包裝貨物的，所以稱作打包貸款，它是銀行對出口商提供的一種短期融資，主要用于對生產或收購商品開支及其他從屬費用的資金融通，融資比例通常不超過信用證金額的80%，銀行根據資金情況和客戶情況而定，期限從信用證抵押之日到出口商提供貨運單據并向開證行寄單收回貸款之日。提供貸款的銀行承擔議付義務，收回信用證項下貸款后，將貸款
收回。
議付信用證的含義是凡允許受益人將其匯票和單據持往指定的銀行或未指定特定銀行的情況下，持往付款行以外的任何其他銀行請示議付，而不必直接向付款銀行提示請求付款的信用證。
出口押匯系指出口商將信用證和全套出口單據提交銀行，由銀行買入單據并按票面金額扣除從押匯日到預計收匯日的利息及有關手續費用，將凈額預先付給出口商的一種融資結算方式。
2.認識信用證議付行在信用證法律關系中的地位和權利、義務
信用證作為完全獨立于國際貨物買賣合同之外的一種單據交易，無論根據其本身的特殊性還是國際商會第500號出版物《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中的有關規定，合理、謹慎地審查單據之表面文義都是信用證交易過程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也是議付行應當履行的基本義務。
信用證是國際貿易中被廣泛適用的一種付款安排。信用證不會獨立存在，總是以一份基礎合約（通常為國際貨物買賣合約）為前提。但是，信用證與其可能依據的銷售合約或其他合約是性質上不同的業務。即使信用證中包含有關于銷售合約的任何援引，銀行也與該合約完全無關，并不受其約束。銷售合約產生糾紛，主要依據國際貨物買賣公約等來解決。信用證糾紛依據的則是專門的《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信用證關系本身有一連串的合約組成，開證申請人與開證行是一個合約，開證行與通知行又是另一個合約。開證申請人與開證行之間有法律關系，與通知行則沒有法律關系。通知行只與開證行發生法律關系。因此，開證申請人或以開證申請人名義發給通知行的電傳，未經開證行簽署或加押，不是一份有效的信用證文件或有效修改書?；谏鲜隼碛?，C行通知的日期雖然是實際裝運日，但是因該通知未經開證行確認，涉案信用證的開證行當然有權以不符點拒付。
第五篇：國際結算案例分析
1、案例分析題
出票人甲將票據交付給受款人乙，乙通過背書將票據轉讓給丙，丙又將票據轉讓給丁，丁又將票據轉讓給戊，戊為最后持票人。
請問：在這一系列的當事人之間，誰是票據上的前手和后手?這樣的區分有何意義?
答：①甲、乙、丙、丁、戊所處的地位是相互獨立的，在前者被稱為前手，在后者被稱為后手。例如：甲為乙的前手，乙為甲的后手，甲、乙、丙、丁均為戊的前手，戊則同時是甲、乙、丙、丁的后手。②前手與后手的區分意義在于，票據上的當事人行使追索權時，只能由后手向前手追索，而前手不能向后手追索。所以在前后手的關系中，前手為債務人，后手為債權人。
2、案例分析題
1998年1月，湖南天易公司與福建華茂發展公司簽訂了名為聯營實質上是借貸性質的《聯營合同》，約定華茂公司向天易公司借款人民幣500萬元，湖南交通銀行衡陽某分行(下簡稱為交行)對該借款作擔保并給天易公司出具了擔保書。之后，天易公司簽發了以浙江某服裝廠為收款人，到期日為1998年8月底的500萬元商業匯票一張，還同該廠簽訂了虛假的《購銷合同》，將該匯票與合同一并提交給農業銀行某縣支行(下簡稱為農行)請求承兌，雙方簽訂了《委托承兌商業匯票協議》。天易公司告知農行擬使用貼現的方式取得資金，并承諾把該匯票的貼現款項大部分匯回該行，由該行控制使用。其后，該農行承兌了此匯票。而后收款人浙江某服裝廠持票到建設銀行浙江某分行貼現，并將貼現所得現款以退貨款形式退回給天易
公司，后者則按《聯營協議》的約定，將此款項全部借給華茂發展公司。匯票到期后農行以受天易公司等詐騙為理由拒絕付款給貼現行，而當天易公司要求華茂發展公司及交行歸還借款時，該行則以出借方簽發匯票套取資金用于借貸不合法為由，拒絕承擔保證人責任。請問：(1)此案中哪些屬于票據關系?
(2)此案中有哪幾種非票據關系?
(3)農行和交行的理由能否成立?為什么?
答：(1)天易公司的出票、農行的承兌、浙江某服裝廠向建行浙江某分行的貼現，構成了本案中的匯票的出票人、收款人、承兌人、背書人及被背書人之間的一系列的票據債權債務關系，即本案的票據關系。
(2)在本案中存在以下幾種非票據關系：①票據原因關系。將套取的資金用于非法借貸是本案中一系列出票、承兌等票據行為的真正原因，它們在本案中是以各種合同關系體現出來的。②票據資金關系，該關系以天易公司同農行某縣支行簽訂的《委托承兌商業匯票協議》
體現出來。
(3)農行和交行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因為付款人一旦承兌，其即成為確定的付款人，承擔保證到期支付票款的責任，不得以資金關系抗辯善意的持票人。交行是票據基礎關系的當事人，同樣不得以他人的票據關系系非法來作為借貸擔保關系的抗辯理由。本案中，天易公司與華茂發展公司的借貸關系顯然是無效的，交行應依法就其過錯承擔賠償責任。
3、案例分析題
1995年8月6日，某市天吉電器集團公司與某縣對外貿易公司化工建材分公司簽訂一份價值203765元的天吉冰柜、天吉空調購銷合同。合同簽訂后，化工建材公司預付貨款8萬元，天吉公司供給化工建材公司價值202797元的電冰柜和空調。電器公司在催要貨款過程中，雙方于1995年8月17日又簽訂一份價值492800元的空調、冰柜購銷合同。為付款，化工建材公司向劉某借款，并從某縣支行申領到一張以劉某為戶名的20萬元現金匯票交付給電器公司(此款包括8月6日的合同款122797元，余下款作為8月17日合同的預付款)。電器公司持該匯票到某市分行要求兌現。因匯票密押錯誤，某市分行拒付。電器公司遂將該銀行訴之法院。法院在審理中查明：匯票密押錯誤，系某縣支行工作失誤所致。在．電器公司要求兌付匯票過程中，某縣支行先后發出4封電報催收。付款單位以有糾紛和匯票方匯款人劉某挪用公款為由，電告某市分行協助不要解付，要求匯票作廢處理，退回某縣支行。
此外，在電器公司要求兌付匯票過程中，某縣檢察院出具通知函，以劉某挪用公款為由，要求某縣支行不得更改密押。其間，某市分行根據內部結算辦法規定先后發出幾封電報給某縣支行，要求進行查詢答復、更改密押，但某縣支行始終未更改密押?！?/p>
試問：某市分行是否應承擔付款義務?為什么?某縣分行應否承擔責任?
答：某市分行應該承擔付款義務。因為根據票據的無因性原則，某市分行應否解付的依據在于持票人所持匯票是否有效，如果銀行匯票的形式符合法定要求，則銀行應五條件付款。在本案中，由匯票的形式看：發票人是某縣支行，付款是某市分行，收款人為電器公司，其形式合法；從匯票記載的內容看，也符合法律的規定；從其取得方式看，天吉電器集團公司從某縣支行申領，取得途徑亦是正常的。而根據票據的無因性，付款方某市分行所負的審查義務也僅限于以上各項內容，而不必審查收、付雙方的原因關系以及雙方是否存在糾紛等實質性的內容。因此，該匯票是有效的，某市分行應該承擔付款義務。
根據我國有關法律的規定，密押錯誤系某縣支行的工作失誤造成，應由其承擔過錯責任，在本案中，某縣支行應承擔不解付的連帶責任。
4、案例分析題
2001年7月間，某工商銀行A市分行某辦事處(相當于縣級支行)辦公室主任李某與其妻弟密謀后，利用工作上的便利，盜用該銀行已于1年前公告作廢的舊業務印鑒和銀行現
行票據格式憑證，簽署了金額為人民幣100萬元的銀行承兌匯票一張，出票人和付款人及承兌人記載為該辦事處，匯票到期日為同年12月底，收款人為某省建筑公司，該建筑公司系李某妻弟所承包經營的企業。李某將簽署的匯票交給了該公司后，該公司請求某外貿公司在票據上簽署了保證，之后持票向某城市合作銀行申請貼現。該合作銀行扣除利息和手續費后，把貼現款96萬元支付給了該建筑公司。匯票到期，城市合作銀行向A市分行某辦事處提示付款遭拒絕。
請問：(1)本案中有哪些票據行為?其效力如何?為什么?
(2)某市合作銀行是否享有票據權利?如有，應如何行使? 如沒有，該如何處理?
(3)如果李某用已經作廢的舊票據格式憑證(無出票人一 欄)簽署銀行承兌匯票，在其他情節相同的情況下，對某市合作銀行有何影響?
答：(1)本案中的票據行為有：①李某偽造簽章進行的出票和承兌行為。相對于A市分行某辦事處的現行有效公章而言，李某使用的作廢的公章應定為假公章。因此，出票和承兌行為屬偽造，行為本身無效。②某外貿公司的票據保證行為，該行為有效。③建筑公司的貼現行為(背書轉讓)，該行為有效。雖然該公司(代表人)惡意取得票據，不得享有票據權利，但其背書簽章真實，符合形式要件，且有行為能力，故有效。
(2)合作銀行不知情，且給付了相當對價，為善意持票人，故享有票據權利，可以向保證人或背書人行使追索權。
(3)該匯票將因形式要件欠缺而整個無效，連保證人亦因此不承擔票據責任。合作銀行不享有票據權利，只能依據普通民事關系進行追償。
5、案例分析題
1996年1月16 日，甲公司與乙公司簽訂了一份空調購銷合同，雙方約定：由乙公司向甲公司供應空調100臺，價款為25萬元，交貨期為1996年1月25 日，貨款結算后即付3個月的商業承兌匯票。1月24 日，甲公司向乙公司簽發并承兌商業匯票一張，金額為 25萬元，到期日為1996年4月24日。2月10 日，乙公司持該匯票向S銀行申請貼現，S銀行審核后同意貼現，向乙公司實付貼現金額 23．6萬元，乙公司將匯票背書轉讓給S銀行。該商業匯票到期后，S銀行持甲公司承兌的匯票提示付款，因該公司銀行存款不足而遭退票。S銀行遂直接向該公司交涉票款。甲公司以乙公司未履行合同為由不予付款。1996年11月2 日，S銀行又向其前手乙公司追索要款，亦未果。為此，S銀行訴至法院，要求匯票的承兌人甲公司償付票款25萬元及利息；要求乙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甲公司辯稱，論爭的商業承兌匯票確系由其簽發并經承兌，但乙公司未履行合同，有騙取票據之嫌，故拒絕支付票款。乙公司辯稱，原合同約定的履行期太短，無法按期交貨，可以延期交貨，但匯票追索時效已過了6個月，S銀行不能要求其承擔連帶責任。
請問：(1)甲公司是否應履行付款責任，為什么?
(2)乙公司應否承擔連帶責任，為什么?
答：(1)甲公司應當履行付款責任。因為在本案中，甲公司作為承兌人(其同時也是出票人)以乙公司未履行合同為由拒付票款，該抗辯事由只是對乙公司的抗辯事由，不得對抗善意持票人。S銀行通過貼現，支付了相應的對價，經原持票人背書后成為新的善意持票人，享有票據權利。S銀行在承兌期間提示承兌，甲公司不能與持票人的前手即乙公司的抗辯事由來對抗S銀行，甲公司應履行其付款責任?！?/p>
(2)乙公司不負擔連帶責任。因為S銀行的追索權時效已屆滿。雖然我國票據法規定背書人以背書轉讓票據后，即承擔保證其后手所持匯票承兌和付款的責任。背書人在匯票得不到承兌或付款時，應當向持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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