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對我國農村原有的單一所有制結構和僵化的經濟管理體制進行的全面改革。我國農業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時，實現了農村經濟集體所有制的建構，但在合作化后期由于操之過急，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推行“人民公社制”，使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遭到嚴重挫折。人民公社制實行分配上的平均主義，這種“吃大鍋飯”體制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不改革就不能促進農業發展。針對這一狀況，1962年鄧小平已指出：“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鄧小平文選》 第1卷第323頁）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決定進行農村改革，給農民自主權，給基層自主權。鄧小平指出：“我們的改革和開放是從經濟方面開始的，首先又是從農村開始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7頁）強調“農村的改革，是一種帶革命意義的改革”（同上書第78頁）。還具體指出：“農村改革的內容總的說就是搞責任制，拋棄吃大鍋飯的辦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同上書第117頁）主要采取三條措施：普遍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消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分開；大幅度提高 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使農村經濟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此后，各項農村改革繼續推進，主要有：繼續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探索和找到了集體所有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有效實現形式；實行了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在集體經濟不斷壯大的同時，農村個體、私營經濟和“三資”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作用日益明顯；改革農產品統派購制度，逐步放開農產品價格，農產品市場和農業生產要素市場有了很大的發育；積極發展多種經營和非農產業，鄉鎮企業異 軍突起。此外還實行科教興農戰略，健全宏觀調控體系，明確中央與地方管理農業事權，實行農業保價、專儲和農產品風險基金制度等。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使我國農業高速增長，不僅基本解決了溫

飽問題，也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由農村轉向城市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效應。

第二篇：論新時期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論新時期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余孝軍 《 人民論壇 》（2009年第21期）

【摘要】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農村的發展離不開農業經濟體制的不斷發展。其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農業產業化的推進，統籌城鄉發展為農業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動力。事實證明，體制創新對我國農業發展非常重要，不斷超越、實現體制的完善將是今后很長時期內必須直面的課題。

【關鍵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作為一個擁有八億農民的農業大國，農村經濟的發展程度直接關系到我國發展的進程。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創造性地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以此為基礎，對農村經濟體制進行不斷地發展和完善。經濟體制的發展對農業主體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農民被有效地組織起來，農業經濟發生較大的變化。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萌芽。“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將如何發展，如何改革，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思考這個問題。農民在實踐過程中不經意地創造了歷史：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位農民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將土地包產到戶，為此還寫下了“生死協定”，由此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黨和國家對小崗村這種做法并沒有直接否定，而是允許進行試驗。隨后，中央在安徽省和四川省進行了試點，并對農民群眾的實踐經驗進行全面的總結，進而上升為國家政策。1984年，黨中央明確提出，聯產承包責任制是黨領導下的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隨后這種新型的農村經濟體制在全國廣泛地推行，并逐漸形成了“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為基本、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我國的農業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從1978年到1985年，我國糧食總產量由3.05億噸增加為3.79

億噸，畜牧業、水產業快速發展，糧食和副食供應能力大增強，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鄉鎮企業開始“異軍突起”，農業勞動力開始大量向非農業領域轉移。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重要意義在于，這種體制徹底改變了農村的分配形式，多勞多得取代了平均分配，農民在生產經營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權，長期以來被僵化體制壓抑束縛的積極性、創造性和巨大的生產能力徹底釋放出來，農民的溫飽問題開始得到解決，農村地區貧困落后的面貌得到迅速改變。

完善農業市場化發展機制，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

從1985年到1992年，我國農業經濟在發展中出現了一些問題，農業發展過程中產生了較大的波動，比如出現了賣糧難，“打白條”現象，鄉鎮企業發展緩慢，難以吸納相對剩余的農業勞動力，農民的收入增長速度下降。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是和國家宏觀調控上的失誤有關，二是和農業市場化程度低，農業產業化不發達有關。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隨后召開的黨的十四大，進一步解放了思想，并確立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了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需要，國家提出要逐步推進農業經濟體制改革。

其一，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是資金。從1996年開始，我國就啟動了農村金融體制的改革，目的就是通過改革，向廣大的農村輸入必要的農業發展資金，解決農村生產資金不足的問題。

其二，著力推進農產品價格調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我國農業生產的能力大大提高，農民也希望通過市場機制來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我國從1985年以后實行了“價格雙軌制”，從1993年以后實行糧食流通制度改革，明顯提高了農業的市場化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既保護了農民的利益，同時又加強了農業同市場的聯系。

其三，允許土地合法流轉。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以及大量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農村中出現耕地閑置的狀況。為充分利用土地資源和提高農業生產效益，國家政策允許土地合法流轉。土地實現正常流轉后，農業規模經營就有了基礎，“規模出效益”的目標就可能實現。其四，鼓勵農民建立專業合作社組織，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為規范專業合作社的運行和效率，2006年10月31日，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農業專業合作社是農業產業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產物，在合作社的統籌管理之下，可以將農業技術培訓、農業信息收集和處理、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等問題處理好，有利于農業產業化的發展進程。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城鄉統籌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工業化及城市化順利進行，離不開農業和廣大農民的大力支持。因此，當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業應當反哺農業、城市應當支持農村，以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

建設新農村、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思路。進入新世紀，我國總體進入了小康社會，但城鄉之間反差拉大，“三農”問題及新農村建設問題成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的重點和難點。因此，為了更好地解決農業問題，黨的十六大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特點，明確提出了解決“三農”問題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逐漸提出建設新農村，統籌城鄉發展的新思路。

建設新農村、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具體措施。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項涉及的方面多、任務重、耗時長的工程。為整體、全面推進農村發展，中央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則，“一增一減”增加農村發展的底氣，釋放了農村的活力。三十年來，黨和國家針對農村發展的現狀，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全面改變了農村的面貌。取消農業稅，減輕農民稅收負擔。為了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2000年5月，安徽省進行了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十六大以后，農村稅費改革繼續深化，從過去的“減輕、穩定、規范”轉向取消農業稅，2006年，我國全面取消了農業稅，在我國實行了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取消了，農民獲得了實惠。

增加支農補貼，減輕農民生產成本負擔。要真正讓農民得到實惠，不僅要免除各種農業稅費，而且還減輕他們的生產成本。具體做法就是：一是控制生產資料供給領域的價格水平，二是國家增加給予農民的各種直接補貼。這些年來，國家對農民的直接補貼主要有種糧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補貼及購買生產資料的直接補貼。

建立農村社會保障機制，減輕農民生活負擔。我國農村過去一直以家庭保障為主，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國未能把農村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之中。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尤其是在建立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背景下，我國逐步建立了符合農村特點的社會保障機制。目前，我國已探索出一些適合農村的社會保障辦法，主要有：農村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最低生活保障以及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等。

建立國家城鄉統籌發展綜合改革試驗區，首先做大城市，然后由城市反哺農村，最后消除城鄉差距，實現共同富裕。通過一年多的運行來看，成都市和重慶市在戶籍制度創新、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辦法和健全農村房屋所有權登記制度、完善城鄉一體的環境保護管理體制和安全生產監管機制、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都有巨大的發展。小結

我們在看到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農村發生巨大變化的同時，也要看到當前還存在著制約農村發展的不利因素，歸納起來三個方面：一是從制度層面來看，土地流轉制度還不健全，農業經營組織制度比較落后，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還很不完善。二是從文化建設和素質層面來看，農村文化建設層次低，農民綜合素質低。隨著大批有能力有技術的農民進城打工，當前農村急需的有技術、有能力、觀念新穎的“領頭人”比較稀缺。三是從經濟效益層面來看，當前農村經濟效益總體偏低，農民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較大，這種差距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

勢，同時這種低效農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較弱，不適應經濟一體化的內在要求。這些不利因素成為阻礙我國農村進一步發展的“瓶頸”。

要進一步提高農村經濟效益，從根本上改變農村面貌，需要不斷健全農村發展的相關制度，特別是土地流轉制度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在此基礎上，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加強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刺激農業經濟新的增長點，增強農業競爭實力，這將促進我國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其次，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當前重點是力求讓所有農民都能享受農村醫療保險，進一步擴大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圍。同時，向農村中小學、中職教育傾斜，進一步發展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綜合素質。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農業經濟發展好了，農民素質提高了，農村社會保障機制完善了，所有的因素將有助于開創中國特色社會義農村工作發展的新局面。

第三篇：論新時期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最終版]

新時期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前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創造性地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以此為基礎，對農村經濟體制進行不斷地發展和完善。經濟體制的發展對農業主體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農民被有效地組織起來，農業經濟發生較大的變化。

一、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萌芽。“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將如何發展，如何改革，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思考這個問題。農民在實踐過程中不經意地創造了歷史：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位農民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將土地包產到戶，為此還寫下了“生死協定”，由此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黨和國家對小崗村這種做法并沒有直接否定，而是允許進行試驗。隨后，中央在安徽省和四川省進行了試點，并對農民群眾的實踐經驗進行全面的總結，進而上升為國家政策。1984年，黨中央明確提出，聯產承包責任制是黨領導下的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隨后這種新型的農村經濟體制在全國廣泛地推行，并逐漸形成了“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為基本、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重要意義在于，這種體制徹底改變了農村的分配形式，多勞多得取代了平均分配，農民在生產經營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權，長期以來被僵化體制壓抑束縛的積極性、創造性和巨大的生產能力徹底釋放出來，農民的溫飽問題開始得到解決，農村地區貧困落后的面貌得到迅速改變。

二、完善農業市場化發展機制，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

從1985年到1992年，我國農業經濟在發展中出現了一些問題，農業發展過程中產生了較大的波動，比如出現了賣糧難，“打白條”現象，鄉鎮企業發展緩慢，難以吸納相對剩余的農業勞動力，農民的收入增長速度下降。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是和國家宏觀調控上的失誤有關，二是和農業市場化程度低，農業產業化不發達。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隨后召開的黨的十四大，進一步解放了思想，并確立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了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需要，國家提出要逐步推進農業經濟體制改革。

其一，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是資金。從1996年開始，我國就啟動了農村金融體制的改革，目的就是通過改革，向廣大的農村輸入必要的農業發展資金，解決農村生產資金不足的問題。

其二，著力推進農產品價格調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我國農業生產的能力大大提高，農民也希望通過市場機制來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我國從1985年以后實行了“價格雙軌制”，從1993年以后實行糧食流通制度改革，明顯提高了農業的市場化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既保護了農民的利益，同時又加強了農業同市場的聯系。

其三，允許土地合法流轉。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以及大量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農村中出現耕地閑置的狀況。為充分利用土地資源和提高農業生產效益，國家政策允許土地合法流轉。土地實現正常流轉后，農業規模經營就有了基礎，“規模出效益”的目標就可能實現。

其四，鼓勵農民建立專業合作社組織，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為規范專業合作社的運行和效率，2006年10月31日，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有利于農業產業化的發展進程。

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城鄉統籌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工業化及城市化順利進行，離不開農業和廣大農民的大力支持。因此，當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業應當反哺農業、城市應當支持農村，以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建設新農村、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思路。進入新世紀，我國總體進入了小康社會，但城鄉之間反差拉大，“三農”問題及新農村建設問題成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的重點和難點。因此，為了更好地解決農業問題，黨的十六大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特點，明確提出了解決“三農”問題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逐漸提出建設新農村，統籌城鄉發展的新思路。

建設新農村、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具體措施。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項涉及的方面多、任務重、耗時長的工程。為整體、全面推進農村發展，中央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則，“一增一減”增加農村發展的底氣，釋放了農村的活力。三十年來，黨和國家針對農村發展的現狀，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全面改變了農村的面貌。

取消農業稅，減輕農民稅收負擔。為了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2000年5月，安徽省進行了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十六大以后，農村稅費改革繼續深化，從過去的“減輕、穩定、規范”轉向取消農業稅，2006年，我國全面取消了農業稅，在我國實行了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取消了，農民獲得了實惠。

增加支農補貼，減輕農民生產成本負擔。要真正讓農民得到實惠，不僅要免除各種農業稅費，而且還減輕他們的生產成本。具體做法就是：一是控制生產資料供給領域的價格水平，二是國家增加給予農民的各種直接補貼。這些年來，國

家對農民的直接補貼主要有種糧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補貼及購買生產資料的直接補貼。

建立農村社會保障機制，減輕農民生活負擔。我國農村過去一直以家庭保障為主，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國未能把農村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之中。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尤其是在建立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背景下，我國逐步建立了符合農村特點的社會保障機制。目前，我國已探索出一些適合農村的社會保障辦法，主要有：農村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最低生活保障以及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等。

建立國家城鄉統籌發展綜合改革試驗區，首先做大城市，然后由城市反哺農村，最后消除城鄉差距，實現共同富裕。通過一年多的運行來看，成都市和重慶市在戶籍制度創新、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辦法和健全農村房屋所有權登記制度、完善城鄉一體的環境保護管理體制和安全生產監管機制、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都有巨大的發展。

四、小結：

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農業經濟發展好了，農民素質提高了，農村社會保障機制完善了，所有的因素將有助于開創中國特色社會義農村工作發展的新局面。

第四篇：再論我國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再論我國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李文發布時間：2010/02/03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的改革是從農民家庭重新獲得土地經營權開始的。30年后的今天，我們重新回顧這段不平凡的歷史，也許可以對農業發展的內在規律進而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有更為準確的把握。

一、農業改革的歷史背景

新中國在土地改革完成后，鑒于貧窮、分散、脆弱的小農經濟無法支撐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戰略，以蘇聯為榜樣，通過合作化和集體經濟的方式提高農業生產力、容納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最大限度地為工業化提供支持的主張占了上風。但由此形成的路徑依賴最終導致了不顧生產力實際，盲目追求生產關系變革，短短幾年內就消滅了土地私有制，完成了由互助組到初級社、高級社直至人民公社的體制轉換。

盡管人民公社時期中國的農田水利事業和農田基本建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化肥工業、良種培育和農業機械化獲得長足進步，而且這一體制在農村公共品供給特別是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方面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但是，不容否認的是，這一體制毋寧說是著眼于為工業化提供積累設計的，并不符合億萬生產者的意愿。在人民公社體制下，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二為一，都歸村社集體擁有。濃重的自然經濟色彩和僵化的計劃管理模式，不但束縛了土地和勞動力的合理流轉，強化了二元經濟結構，而且也窒息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影響了農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盡管從1962年起在否定“單干風”的同時將基本核算單位由公社或大隊退回到了原來初級社規模的生產隊，但是生產隊并不具有完整的經營自主權，一再發生的“一平二調”和瞎指揮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使責、權、利脫節，勞動生產率長期得不到提高，經營上的規模效益更是無從談起。事實上，人民公社體制越是向前發展，自身的弊端暴露得也就越明顯，要不是有“文化大革命”和“農業學大寨”這樣的政治運動支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恐怕不會在農村統治長達20多年。

然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這套傳統體制仍在慣性發展。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京召開。會議強調：“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是一個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農業的偉大革命群眾運動。”[《人民日報》1976年12月11日。]次年10月30日至11月18日，接著召開了全國普及大寨縣工作座談會。座談會討論了大寨縣的標準問題，認為隨著大寨縣的普及，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已經不能適應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12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次座談會向中央政治局的匯報提綱，指出：隨著公社、大隊兩級經濟的壯大，實現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向大隊的

過渡，以進一步發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優越性，是前進的方向，是大勢所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52頁。]可見，“文化大革命”是結束了，但左傾思想、左傾觀念、左傾做法仍然像一張無形的網束縛著人們的手腳。這也就難怪一直到1978年底，被視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標志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仍在強調堅持人民公社基本制度，“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干”[后來1979年9月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將這一條規定修改為“不許分田單干。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頁）]，要求將經過修改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

但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農業問題上較之以前還是有很大的進步，最重要的是明確了推動農業的發展除了國家的物質支持和技術支持以外，更重要的在于所制定的政策能否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離開一定的物質利益和政治權利，任何階級的積極性是不可能自然產生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頁。]為此，“我們對農業的領導，一定要從實際出發，一定要按照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辦事，按照群眾利益辦事，一定要堅持民主辦社的原則，尊重和保護社員群眾的民主權利。決不能濫用行政命令，決不能搞瞎指揮和不顧復雜情況的‘一刀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頁。]。全會強調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基本制度也是針對普及大寨縣中的“窮過渡”而言的，要求在穩定的基礎上集中力量發展農村生產力，“不允許在條件不具備、多數社員又不同意的時候，搞基本核算單位從生產隊向生產大隊的過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頁。]全會發表的公報指出：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不允許無償調用和占有生產隊的勞力、資金、產品和物資；公社各級經濟組織必須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計算報酬，克服平均主義；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亂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穩定不變；人民公社各級組織都要堅決實行民主管理、干部選舉、賬目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頁。]會議下發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中指出：人

民公社各級經濟組織必須認真執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堅決糾正平均主義，在具體做法上“可以按定額記工分，可以按時記工分加評議，也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系產量計算勞動報酬，實行超產獎勵。”[《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頁。]此外，這個《決定》還出臺了推動農業發展的多項政策措施。

此前，早在1977年底，許多干部就向中央反映農民反對“一平二調”和瞎指揮、要求尊重生產經營自主權的呼聲十分強烈。1978年1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對農村集市貿易的所謂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屬性提出了質疑。3月，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一方面仍在強調學大寨，另一方面又特別指出要認真執行黨在農村現階段的各項經濟政策，如反對“一平二調”，實行等價交換，開展多種經營，發展集體副業，允許農民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允許正當的集市貿易等。[《人民日報》1978年3月7日，第1版。]10月，農業按勞分配討論會在京舉行，平均主義的大寨記工法引起眾多非議。11月4日，山西《晉中報》發表了中共晉中地委第一書記李韓鎖的講話，抨擊了農業學大寨運動中形而上學的觀點、盲目批判集體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的做法，以及單純強調政治掛帥、不講物質利益原則、推廣大寨勞動管理制度、不搞定額管理和定額計酬、否定自留地和集市貿易，等等。這篇講話在國內引起很大反響。同月24日，《人民日報》專文介紹了四川省大邑縣學大寨的經驗教訓，強調堅持因地制宜，不要生搬硬套。與此同時，從1977年到1978年冬，四川、安徽、吉林等省已經在農村實行以“五定一獎”[所謂“五定”是指定人員、定任務、定時間、定質量、定工分，或者是定人員、定產量、定時間、定費用、定工分。“一獎”是指根據完工驗收結果或者年終成果給予獎勵。]為主的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以上這些就是三中全會在農業問題上能夠有所進步的背景所在。

二、改革的推進和舊體制的瓦解

決策層和領導層的動向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或多或少地呼應了農村廣大基層民眾的迫切愿望。“文化大革命”十年間，全國農業總產值和糧食產量緩慢增長，但農民的收入卻基本維持不變，一些地方農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有所下降。于是，政治運動結束后，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大致從1978年秋天開始，在安徽、四川等地的一些農村，20世紀50年代末期和三年困難時期曾經嘗試過的一些“退回去”的做法就又陸續“死灰復燃”了。其實那些做法無非是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圍繞“包”字試驗的一些農業生產責任制形式，旨在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恢復和促進農業生產，如“包工到組”、“包產到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到1979年底，全國一半以上的生產隊實行包工到組，1/4的生產隊實行

包產到組。在包工到組和包產到組的同時，個別的地方自發地實行包產到戶甚至包干到戶。

但是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很容易讓人誤解為分田單干，同私有化和個體經濟相聯系，因此支持者有之，反對者更多，甚至引發了一場全國大爭論。直到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發表《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著名講話以后，人們的思想才進一步有所解放，進一步明確了“雙包”與集體經濟關系的認識。鄧小平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頁。]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了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會議形成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中央75號文件，總結了中國農業集體化的經驗教訓，對干部和群眾從實際出發的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包工包產聯產計酬和承包聯產計酬責任制形式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文件認為，凡有利于增加生產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責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應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種模式，搞一刀切。在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并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包產到戶是依存于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沒有什么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并不可怕。[《新時期經濟體制改革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6頁。]這一文件打破了20年來強套在“包產到戶”頭上的枷鎖，極大地鼓舞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熱情。會后，以承包為主要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在全國農村迅速推廣，推行聯產責任制的生產隊的比重由1980年初的28%（實行不聯產的包工責任制的比重為55.7%）上升到該年底的51.8%和1981年10月的81.3%（此時不聯產的定額包干的比重降至16.5%），其中實行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生產隊的比重在1981年10月已經占到50.8%，而在1年前只有15%，1年以后升至80%左右，兩年以后上升到90%以上。[李文：《中國土地制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延邊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116頁。] 1981年是農業生產責任制多變的一年，有些社隊開春是小段包工，中途變為聯產到組，最后又變為聯產到勞、到戶或大包干。這說明群眾經過觀察、比較和實踐一段后，積極選擇更適合他們的實際情況的責任制形式。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包干到戶逐漸成為農業生產責任制的主要形式。1982年第一個中央1號文件明確指出：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不論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變動。[《新時期經

濟體制改革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頁。]1983年第二個中央1號文件再次指出：聯產承包制越來越成為農業生產責任制的主要形式，它采取了統一經營與分散經營相結合的原則，使集體優越性和個人積極性同時得到發揮。這一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必將使農業社會主義合作化的具體道路更加符合我國的實際。[《新時期經濟體制改革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頁。]這兩個文件有力推動了農業經營方式的改革。1982年6月，以雙包為主體的聯產責任制在生產隊總數中占到了93.7%，1983年這一比例升至99.4%，至此形成維持至今的農村土地經營方式的基本格局。[李文：《中國土地制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延邊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頁。] 與此同時，家庭承包經營從根本上動搖了人民公社體制的基礎。早在1979年8月，四川省廣漢縣就開始進行人民公社改革試點。他們按照黨、政、企分工的要求，將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改為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取消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成立鄉政府，取消生產隊，改設行政村。[可參閱劉文耀《四川廣漢向陽人民公社撤社建鄉的前前后后》，《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2期。]接著，吉林、河北、浙江、廣東、遼寧、安徽等省也進行了改革試點。在此基礎上，1982年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定了“鄉政村治”的鄉村治理體制模式。1983年中央1號文件正式提出政社分設的要求。同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有領導有步驟地搞好政社分開的改革，在1984年底以前大體上完成建立鄉政府的工作；同時按鄉建立鄉黨委，并根據生產的需要和群眾的意愿逐步建立經濟組織，改變黨不管黨、政不管政和政企不分的狀況。[《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見《21世紀鄉鎮工作全書》，中國農業出版社1999年版，第867-868頁。]其后1984年中央1號文件重申：農村經濟組織應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在群眾自愿的基礎上設置，形式與規模可以多種多樣，不要自上而下強制推行某一模式。農民可以不受地區限制，自愿參加和組成不同形式、不同規模的各種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這些合作組織同地區性合作組織是平等互利或協調指導關系，不再是行政隸屬或逐級過渡的關系。根據兩個1號文件的精神，全國各省、區、市的人民公社體制改革全面鋪開。經過兩年的改革實踐，到1984年底，全國農村基層組織政社分開的有91171個，已建立鄉（鎮）政府91171個，村民委員會946439個，保留作為經濟組織的人民公社28218個。政社尚未分開的人民公社還剩下249個，保持生產大隊為組織的有7064個，保持生產隊建制的有12.8萬個。[《中國統計年鑒（1997）》，中國統計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頁。]1985年改制任務基本完成，人民公社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在人民公社體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從1985年起，中央政府在農村政策上再次做出重大

調整：（1）完全放棄了除糧、棉之外所有農產品的計劃控制，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2）減低對糧食生產的計劃控制程度，政府計劃收購的糧食降至約占全部商品糧的一半左右；（3）縣級以下政府逐步放棄了對種植面積計劃的直接干預，由農戶適應市場需求調整種植作物的面積，自主選擇種植有市場銷路的作物。這些政策調整意味著繼生產者取得土地經營自主權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邁入了新的階段，率先開始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

三、對“第一個飛躍”的反思

在追述了我國農業改革實現的“第一個飛躍”的背景和歷程后，我們來試著回答這樣兩個問題。

（一）農業改革初期試行的多種責任制形式中，為什么最終是包干到戶占了上風？包干到戶與分田單干有何區別？

前文已經指出，包干到戶說到底是農民的選擇。在初期試行的多種責任制形式中，包工到組、包產到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這幾種形式是逐步遞進的序列：包工到組較之過去的“干活一窩蜂”“勞動大呼隆”自是前進了一大步，但仍會有出工不出力、只求數量不求質量的傾向；包產到組使作業組的勞動與勞動的最終結果聯系在一起，勞動者的積極性提高了，同時勞動的數量約束和質量約束也盡在其中，但形式繁瑣，且交產記工由隊分配的做法仍然帶有“大鍋飯”的性質；包產到戶與包產到組只是一步之隔，將包產單位由作業組變為農戶，使社員擁有了相當的生產自主權，但其弊端與包產到組相同；包干到戶比包產到戶要更徹底一些，它是按社員與生產隊簽訂的合同規定，完成向國家交售農副產品的數量和上交集體的積累、各種提留及折舊金，其余都由社員個人支配，而不再按工分分配，這樣就實現了土地所有權與土地經營權的徹底分離，責、權、利在經營者那里緊密結合在一起，農民得到了比較充分的經營自主權，且其方式簡便易行，更受農民歡迎。總之，在多種多樣的責任制中，包干到戶交易成本最低，生產者的積極性最高。

自包干到戶的形式出現那天起，反對者就將其說成是“分田單干”，許多農民也確實是那樣認為的。其實，包干到戶與分田單干從理論上說至少有兩大不同：前者是土地集體所有，后者是土地私有；前者是統分結合，后者是放任自流。但是，此后的發展與當初的預想拉開了距離。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后，原有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逐步解體，“統分結合”在大多數農村已有名無實。而農戶的承包經營權一再延期，由最初的15年延長到30年，而且農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流轉和依法繼承。這樣從形式上看，至少在承包期內農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受法律保護，發包者（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得收回承包地，也不能單方面調整承包地，包干到戶與分田單干越來越接近了。特別是在經歷了稅費改革以后，農業進入無

稅無費時代，愈發使土地的集體所有權形同虛設（因之也衍生出一系列弊端）。但是盡管如此，承包期到期后，農戶的承包地還是要被集體經濟組織收回重新發包，而且農戶的承包地在用途上受法律限制，即未經依法批準不得將承包地用于非農建設。

總之，農業改革的“第一個飛躍”從生產關系上說不啻是一個大大的倒退，幾乎是“集體耕作二十年，一夜回到合作前”。然而跨出這一步是走了一段彎路后痛定思痛做出的抉擇。1962年7月，鄧小平曾經根據當時的情況說：“有些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的地方，現在出現一些新的情況，如實行‘包產到戶’、‘責任到田’、‘五統一’等等。以各種形式包產到戶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認為，這樣的問題應該“百家爭鳴”，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辦法來。他還說：“現在看來，不論工業還是農業，非退一步不能前進。你不承認這個退？農業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公社核算退為大隊核算，大隊核算又退為生產隊核算，退了才能前進。”鄧小平還提出：“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有些包產到戶的，要使他們合法化。”因為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恢復農業生產“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24頁。]可惜，這樣的意見在那時還無法讓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接受。

（二）為什么要保持農戶家庭經營長期不變？應該如何理解鄧小平提出的農業改革的“第二個飛躍”？

農業改革的實踐證明，家庭承包經營是在保持土地公有的前提下最適合我國現有農業生產力水平的土地經營方式，最受農民的歡迎，能夠最有效地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再從世界農業發展的歷史來看，家庭經營并不構成農業現代化的障礙。因此，1982年第一個中央1號文件就提出農業生產責任制不論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變動。1985年第四個中央1號文件進一步明確宣布“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農戶家庭經營長期不變”。[《新時期經濟體制改革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頁。]這是我們黨總結了土地改革以來農業發展的曲折歷程后得出的重要結論，表明家庭承包經營是我們黨領導下的農村改革已經建立起來的基本的政策框架或者體制框架。此后這一條成為一項基本國策，被歷次黨和政府的重要會議、重要決議和相關法律所重申。

但是從形式上看，目前我國的農業依然屬于小農經濟范疇，人均占有耕地狹小，地塊零碎，勞動者素質不高，機械化程度低，農產品商品化程度低，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低，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目前最突出的問題是勞動生產率低下，經濟效益得不到提高。毫無疑問，農業要有競爭力，必須實行適度規模經營。而要實行規模經營，在

社會主義制度下，唯有走合作化的路子。恩格斯曾經說過：“我們預見到小農必然滅亡，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預去加速其滅亡。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權力的時候，我們決不會考慮用暴力去剝奪小農??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9頁。]當年土地改革后廣泛開展的合作化運動，固然有我們那時對社會主義理解上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動機還是想將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實現規模經營，亦即將農業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然而我們沒搞清楚農業生產的特殊性，農業不同于工業，農業的勞動對象是具有生命的生物體，農產品是不可間斷的生命連續過程的結果，其生產過程存在嚴格的繼起性，不能將許多農民集中到一起分工協作，工場手工業式的農業是不存在的。[林善浪：《中國土地制度與效率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頁。]既然不能用暴力剝奪農民的土地，那么就得走“縱向一體化”的合作化路子，即將農業生產鏈條中的某些環節如產前產后服務、土地耕作、產品收割和產品加工等獨立出來，通過合作制的形式將農民組織起來。也就是說要發展專業合作社，而不是過去那種“一大二公”的生產合作社。至于農業生產環節的適度規模經營，則要靠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土地使用權的流轉來逐步實現。

1990年，鄧小平曾經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頁。]長期以來，許多學者都在苦苦思索農業改革和發展的“第二個飛躍”如何實現，筆者以為在加速推進城市化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背景下，農業領域通過“縱向一體化”（亦即產業化）和土地使用權流轉實現適度規模經營是最可能的路徑，當然這會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實踐中也有一些堅持走集體經濟發展道路的成功典型，但是這些集體經濟組織的支柱產業大都已是非農產業（鄉鎮企業發展基礎較好），因而已經順利實現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已經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有條件在農業領域實行規模經營。但是就全國絕大多數農村而言，這些事例并不具有普遍意義。所以溫家寶總理指出：“要堅持土地基本經營制度不動搖。??承包地不僅是農民重要的生產資料，而且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有利于而不妨礙農業現代化的推進。在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可以通過產業化經營等方式引導農民進入市場，可以在土地承包經營權自愿、依法、有償流轉的基礎上逐步擴大土地的經營規模。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能不顧條件強制推行。穩定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保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益，是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是國家憲法的規定，是一項必須長期堅持的方針。”[溫家寶：《關于當前農業和農村工作的幾個問題》，2005

年

月

日，見http://。]黨的十七大報告也明確指出：要“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龍頭企業發展。”[《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頁。]我相信，這些指示所揭示的就是一條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之路。

第五篇：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與農村經營管理工作意見

關于做好2008年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與經營管理工作的意見

一、指導思想

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緊緊圍繞建設現代農業這個中心任務，以減輕農民負擔、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促進農村發展和穩定為目標;以依法實施土地承包規范管理為重點;以加強農村集體資產、農村財

務管理，維護農村集體經濟秩序為保障;以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為推動力;以強化農經統計分析、增加農民收入為核心，完善工作機制，強化行政執法，行政管理和行政監督，提高服務“三農”水平，為促進我縣農業發展、農民增收、農村和諧做出新貢獻。

二、工作目標

圍繞服務新農村建設這一主題，抓好《農村土地承包法》、《**省實施﹤農村土地承包法﹥辦法》、《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和《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四個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的宣傳貫徹；搞好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農民專業合作社管理、村賬鄉管、村集體資產管理四個服務，確保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落到實處，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進一步穩定和完善，農民合法權益得到維護，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組織化程度進一步提升，各項基礎工作進一步扎實有效。

三、工作要求

1、堅持全面貫徹落實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為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2、堅持在經濟上充分保障農民的合法利益，在政治上充分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調動廣大農民積極性。

3、堅持圍繞黨在農村的中心任務充實和完善工作內容，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

4、堅持依法行政、開拓創新，推動農村經營管理工作走上制度化、規范化軌道。

四、工作措施

（一）加大整治力度，切實維護農民土地承包權益。

1、繼續深入學習宣傳農村土地承包法律政策。國家已將《農村土地承包法》列入“五五”普法規劃，農業部將每年的3月1日（土地承包法的實施日）和12月4日（全國法制宣傳日）作為宣傳《農村土地承包法》的重點宣傳日。各鄉鎮農業服務中心要大力開展“土地承包法律進村入戶”活動，通過宣傳，使鄉村干部和廣大農民群眾普遍掌握《農村土地承包法》和《**省實施﹤農村土地承包法﹥辦法》精神，落實和維護好農民土地承包權益。

2、堅決貫徹落實《農村土地承包法》和省實施辦法，繼續抓好農村土地承包突出問題的專項治理工作。各鄉鎮要重點檢查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是否落實；是否存在隨意調整和收回農民承包地的做法；是否存在強迫農民流轉承包地的做法；是否存在截留、挪用、抵扣農民土地征地補償費或補償不到位的現象。

（1）4月初成立領導機構、制定實施方案、開展宣傳發動和學習培訓；

（2）5月中旬前完成突出問題的摸底排查和整改糾正；

（3）6月中旬前開展一次村與村之間的交叉檢查，并將自查整改和交叉檢查情況形成文字材料報縣局農經站；

（4）7月上旬縣局將組織一次鄉鎮與鄉鎮之間的交叉檢查，督促整改到位，以迎接7月底市局組織的縣與縣之間的交叉檢查。交叉檢查中如果發現重大問題，將嚴肅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5）8月中旬前各鄉鎮進行總結評估，進一步落實整改糾正措施。

3、切實加強農村土地承包基礎數據錄入工作的查遺補缺和整改糾正，確保農戶實際承包情況與表冊數據和錄入信息完全一致。8月上旬前，各鄉鎮農業服務中心要將數據調整情況上報縣局農經站。

4、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承包糾紛調處工作的協調機制。各鄉鎮農業服務中心要積極爭取鄉鎮黨委和政府的重視與支持，將解決農村土地承包糾紛納入農村和諧社會建設和確保社會穩定的重要工作內容，積極主動地加強與相關職能部門的溝通協調，創新工作機制，探索建立由經管、矛盾糾紛排查中心和法律服務所等部門參與的解決農村土地承包突出問題的工作協調機制。要結合土地承包管理日常工作和《信訪條例》，建立健全土地承包問題調處工作責任制，明確責任范圍，落實責任目標，健全工作規程，加強監督檢查和考核，確保承包糾紛發生后能得到及時受理和妥善解決，切實履行好屬地管理職能，將矛盾化解在基層。

5、依法加強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工作的規范管理與指導服務。各鄉鎮要建立土地流轉服務中心，完善土地流轉登記備案制度，全程指導土地流轉規范操作，推行免費提供土地流轉信息、免費提供政策咨詢、免費提供土地流轉合同、免費提供土地流轉合同鑒證四項服務，為農村土地流轉充當“紅娘”。要以組為單位定期收集土地流轉信息，以村為單位建立土地流轉臺賬，以鄉鎮為單位建立土地流轉信息庫，為農民自愿、依法流轉承包土地提供規范管理和有效服務，確保流轉規范有序。要堅決糾正強迫農民流轉承包地的行為，對這類問題發現一起要嚴肅查處一起，并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要維

護土地流轉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防止發生截留、扣繳承包農戶土地流轉收益的行為。要維護外出農民工的土地承包權益，規范農民工承包地的流轉方式，充分保障農民工長期的土地收益權，促進農民工安心轉移到非農領域就業。

6、抓好農村土地承包檔案管理。農村土地承包檔案必須及時整理和規范管理，不得毀損和遺失。各鄉鎮要按照《檔案法》的規定，建立健全土地承包檔案管理責任制，做到土地承包相關文件，農戶合同和登記簿、方案、表冊、基礎數據庫等完整齊全，做到“一組一卷、一村一檔、一鄉一柜或多柜”。

7、規范管理其他方式承包的集體土地。各鄉、村、組以其他方式承包的集體土地，必須加強規范管理。承包方案要經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大會討論同意，承包要公開進行，不得搞暗箱操作；承包期限要合理，承包手續要完備，要簽訂規范的承包合同，不能搞口頭協議；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在同等條件下應保證其優先權；其收入必須納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賬內核算，加強民主管理和監督。

（二）加強指導服務，促進農民專業合作社規范發展。

1、強化培訓。市、縣將重點舉辦農民專業合作社負責人的法律與經營管理知識培訓和農民專業合作社財會人員財會基礎知識及《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培訓，要求各鄉鎮農業服務中心積極組織相關人員參加培訓。同時各鄉鎮也要爭取資金開展宣傳培訓和組織自學。

2、爭優創先。各鄉鎮農業服務中心要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農經工作人員，按照省廳《2008年農民專業合作社創先活動實施方案》的部署，參加爭優創先活動，以提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規范化管理水平，提高農經工作人員的業務指導能力。

3、加強指導。各鄉鎮農業服務中心要認真履行職責，積極促進現有的協會向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進一步開展農民專業合作社規范化管理引導與質量提升工作，指導農民專業合作社完善民主管理制度、財務會計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建立成員賬戶和生產記錄制度，開展好統一農業投入品采購供應、統一制定產品生產標準、統一組織技術培訓、統一產品和基地認證認定、統一品牌、統一包裝、統一銷售等服務。

4、抓點示范。各鄉鎮農業服務中心要按照《**市示范性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認定管理辦法》的要求，抓好農民專業合作社示范點的建設。今年全縣要重點抓好12家以上農民專業合作社示范點的建設，其中縣級抓好2家，鄉鎮級抓好10家以上（每鄉鎮抓好1家以上）。通過抓點示范，培育一批依法經營、實力較強、輻射帶動能力強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帶動全縣農民專業合作社快速發展。

5、積極調研。各鄉鎮農業服務中心要加強調研，積極嘗試，摸索出適合我縣地情、民情、財情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快速健康發展的成功經驗。

（三）抓好日常監管，防止農民負擔反彈。

1、繼續堅持和完善減輕農民負擔黨政主要領導親自抓、負總責的領導責任制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專項治理部門責任制，落實《**市農民負擔監督管理工作考核辦法》，以考核促進農民負擔政策的落實。

2、進一步加強對農村行政事業性收費、經營服務性收費和村級組織收費行為的監督，加大對農民補助補償和村級補助資金落實的監管力度。今年，各鄉鎮開展涉農收費和強農惠農政策檢查全年不得少于兩次。

3、完善農村“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管理制度。各鄉鎮要按照規定，嚴格執行“一事一議”的議事程序、議事范圍和上限標準，落實復審、負擔卡、專用收據、財務公開、專項審計等制度，嚴禁亂議、亂籌、亂用，防止“一事一議”籌資成為隨意增加農民負擔的口子，嚴禁強行以資代勞。同時，也要防止發生該議不議或者該議的議不起來等現象，在注重實效、控制上限、嚴格規范的前提下，積極引導農民自愿投工投勞，改善生產生活條件。堅決執行縣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領導小組《關于轉發省減輕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領導小組﹤關于轉發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轉發農業部村民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管理辦法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農負字〔2007〕1號）規定，不再出現以理事會、路委會、橋委會等民間組織名義強制農民出資出勞，加重農民負擔的行為。上以理事會、路委會、橋委會等民間組織名義籌資籌勞項目資金使用情況的專項審計，各鄉鎮要在6月中旬前結束，審計結果進行公開，接受群眾監督，并報縣局農經站。今年在規定時間內報批的“一事一議”籌資籌勞項目，各鄉鎮要在項目批準后10天內將項目基本情況報縣局農經站。

4、建立健全農民負擔監測體系，加大監督檢查和案件查處力度。各鄉鎮要每年組織一次全面的農民負擔政策落實情況大檢查，平時經常性開展定期不定期執法檢查，掌握農民負擔的真實情況。同時繼續完善和落實減輕農民負擔的“四項制度”，積極聯合相關部門深入開展涉農收費的專項治理，發現問題及時處理，做到明察與暗訪、檢查與處理、檢查與回訪相結合，提高檢查效果，加大查處力度，嚴格責任追究。各鄉鎮要及時將處理情況上報縣減負辦，對一些重點案件，市、縣減負辦將直接查辦。

5、健全農民負擔信訪接待、受理、督辦、查處、反饋制度，做到專人接待，督辦有力，處理到位，反饋及時。

（四）強化審計監督，規范村級財務管理。

1、加強村級財務審計的制度化建設，維護農村集體經濟秩序。各鄉鎮農業服務中心要按照農業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審計規定》的要求，結合村委會換屆選舉的實際，編制審計計劃和工作方案，對所有村集體經濟組織進行一次審計，重點審計村干部任期和離任經濟責任、農民負擔、土地補償費管理使用、村級補助經費和群眾反映強烈的事項，發現問題，嚴肅處理，不徇私情。各鄉鎮要在7月中旬前將審計計劃和工作方案報縣局農經站備案，10月中旬前將審計工作總結報縣局農經站。

2、開展村會計和民主理財小組成員的業務培訓，促進村級黨風廉政建設。對換屆選舉后新上任的村會計和民主理財小組成員，各鄉鎮農業服務中心要積極組織他們參加縣局舉辦的培訓班，經培訓考核合格后頒發上崗證，做到持證上崗。今后村級財會人員的任用和調換，必須經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報鄉鎮農經部門審核、縣農經站審批后執行，以穩定村級財會隊伍，確保村級財會人員的綜合素質始終保持在較高水平。

3、總結村級財務管理規范化試點工作經驗，進一步擴大試點工作面。各鄉鎮要在總結去年試點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再增加1～2個村的規范化建設試點。去年試點工作總結和今年試點工作方案要在5月中旬前報縣局農經站。

（1）抓好“四個統一”，即統一會計科目、統一會計賬簿、統一檔案管理、統一會計報表，切實做到賬目和現金日清月結；

（2）規范村級財務收支票據的使用管理。村級財務收入除

能取得規范性收入票據的收入外，統一使用市減負辦監制的專用收款收據。村民“一事一議”籌資籌勞在未另行通知使用省里統一監制的籌資籌勞專用憑證前，暫時使用市減負辦監制的專用收

款收據。今年財務支出票據規范性比例必須達到60％以上。

（3）完善村級財務公開制度，加大檢查力度，做到真公開和常公開，務必使農民群眾滿意。

（4）創新農村集體資產管理機制，積極探索集體經濟的有

效實現形式，切實維護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的權益，保障集體

資產安全，增強集體經濟實力和服務功能。切實做到村務管理制度化，民主議事定期化，民主理財公開化，公開內容系統化。

（5）健全和規范各項財務管理制度，包括財務預決算制度、財務收支票據管理制度、貨幣資金管理制度、開支審批制度、債權債務管理制度、資產臺賬制度、財務公開制度、民主理財制度、“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管理制度、專項資金管理制度、會計核算制度、會計檔案保管制度、村財鄉代管制度、財會人員管理制度、責任追究與獎勵制度等，發揮制度管人、制度管財的作用。

4、加強農經統計分析，為各級領導提供決策依據。

5、加強化解村級債務工作的目標化，建立健全制止新增債務的長效機制。各鄉鎮農業服務中心要按照“鎖定老債、制止新債，摸清底數，明確責任，分類處理，逐年化解”的總原則，切實發揮好牽頭部門的職能作用，收集情況，研究措施，多方協調，整合力量，克難攻堅，指導督促全縣化債工作。要加大農村基層源頭治腐工作力度，嚴格控制非生產性開支，從完善體制和健全制度上不斷減少新增債務的管理漏洞。要規范興辦村內公益事業行為，堅決糾正村級集體超越自身實力舉債興辦公益事業的做法。

（五）加強學習培訓，提高農經隊伍素質。

1、廣大農經干部要加強政策理論和業務知識學習，運用所

學理論指導自己的工作實踐,分析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不斷推動農村經營管理工作更快更好地發展。

2、突出信息調研工作的超前化，不斷提高信息調研工作的服務質量。要建立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農經信息網絡，及時反

映全縣農村經營管理工作中出現的新經驗和工作動態。廣大農經干部要按照“圍繞中心工作，服務領導決策，調研一個專題，推動一項工作”的要求，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切實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途徑，力爭有更多的農村經營管理信息和調研成果轉化為縣委、縣政府領導決策依據，或在農業部《農村經營管理》、《農村財務會計》，縣有線電視臺、廣播電臺、**政務網、《贛江源》、《**農經》等刊網上刊載和登錄，真正達到調研一個專題，推動一項工作的目的。要求各鄉鎮農業服務中心每月上報農經信息不少于1條，農經工作調研文章全年不少于2篇。同時，按時上報農經半年工作小結和全年工作總結。

3、轉變工作作風。廣大農經干部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學以致用的原則,發揚雷厲風行、求真務實的作風，說實話、辦實事，把各項工作抓緊、抓好、抓落實、抓出成效，力戒不負責任的好人主義和官僚主義。同時，在全縣農經系統倡導“敬業、奉獻、團結、務實”的工作作風，發揚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奉獻、特別能戰斗的精神，以堅定的信心和決心，堅忍不拔的恒心和耐心，把農村經營管理工作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