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及基本經驗總結_百度.

一、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前奏

新中國成立后 , 在一個小農經濟占優勢的 落后的農業大國如何盡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 化 , 是歷史賦予獲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的重大 使命 , 也是需要中國共產黨獨立解決的重大課 題。蘇聯建立起了集體農莊 , 為其后的社會主 義國家樹立了典范。中國共產黨也幾乎自其成 立起就將合作社視為社會主義的農業組織形 式。在農業合作化建設過程中 , 毛澤東多次強 調蘇聯的經驗 , 認為 “ 蘇聯所走過的這一條道 路 , 正是我們的榜樣 ”。

[1](p.434 正是基于這一認

識 , 土地改革完成后 , 我們就依靠強大的政治 優勢 , 將農民組織起來 , 僅僅用了五六年的時 間就走完了從合作化到集體化的全過程。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集體化完成后 , 我們 黨對適應農業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公有制實現 形式進行了不懈的探索。一方面 , 通過調整農 村集體經濟的規模和下放基本核算單位 , 克服 不同集體經濟和不同生產組織之間的平均主 義 , 提高生產單位的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 , 在 農村集體經濟和農業生產組織內部 , 貫徹落實 按勞分配原則 , 通過建立健全生產責任制 , 克

服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 , 提高其生產積 極性。由于當時我們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 足 , 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 不足 , 也是由于急于求成 , 夸大了主觀意志和 主觀努力的作用 , 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 風和 “ 共產風 ” 為主要標志的 “ 左 ” 傾錯誤一再 泛濫 , 多次打斷了正確的探索進程。但由于百 折不撓地對生產關系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部 分做出調整 , 由于廣大農民對黨、對社會主義 的高度信任和創造性實踐 , 計劃經濟時期特別 是 “ 三級所有、隊為基礎 ” 的人民公社體制相對 穩定的時期 , 我國的農業還是獲得了緩慢的增 長 , 一定程度地滿足了工業化推進和人口增長 的基本需求。

在資金不寬裕、大型施工機械缺乏的條件 下 , 依靠 “ 大兵團作戰 ” 的人民公社體制在組織 農民興修水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方面發揮了 獨特的作用 , 并確保了農村和農業的資源源源 不斷地輸向城市和工業。但是 , 將這種組織方 式 用 于 農 業 生 產 不 會 產 生 真 正 的 規 模 效 益 , 相反會成為一種低效率的集合 , 因為在這里 不存在所謂集體勞動分工協作的優越性(但 不是說沒有分工協作。這也正是 “ 大躍進 ” 和

李 文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農村經濟體制 改革的歷程及基本經驗總結

作者 :李文 ,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摘

要 ]20世紀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 我們黨對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不懈的探索。新時期農村經濟體

制改革的實踐表明 , 經濟政策成功與否關鍵在于是否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社會主義公有制實現形式成功與 否關鍵在于是否符合 “ 三個有利于 ”;工作方法成功與否關鍵在于是否堅持了民主和實踐的原則;好的形勢 能否鞏固關鍵在于政策是否具有連續性和可預期性。

[關鍵詞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國共產黨;經濟政策;基本經驗 [中圖分類號 ]D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5-8273(2011 07-0043-06

43--“ 農業學大寨 ” 時期農田水利建設成就突出而 農業發展相對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事實上 , 人民公社體制越是向前發展 , 自身的弊端暴 露得也就越明顯。

“ 文化大革命 ” 結束后 , 雖然人民公社體制 和 “ 農業學大寨 ” 運動仍在慣性發展 , 但解決吃 飯問題、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成了由大亂走向 大治的頭等大事。隨著中央恢復和新推出一系 列惠農政策 , 農村整體形勢開始向休養生息過 渡。這一時期 , 許多干部向中央反映農民反對 “ 一平二調 ” 和瞎指揮 , 要求尊重生產經營自主 權。作為回應 , 1978年初 , 鄧小平在廣東等地的 講話中提出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 , 反對 “ 一平二調 ”、瞎指揮。同年 3月 , 五屆人大一次會議 一方面仍在強調學大寨 , 另一方面又特別指出 要認真執行黨在農村現階段的各項經濟政策。5月 11日 ,《 光明日報 》 刊登題為 《 實踐是檢驗 真理的唯一標準 》 的特約評論員文章 , 由此掀 起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全國大討論。10月 , 農業按勞分配討論會在京舉行 ,平均主義 的大寨記工法引起眾多非議。11月 4日 , 山西 《 晉中報 》 發表了李韓鎖書記的講話 , 抨擊了 “ 農業學大寨 ” 運動中形而上學的觀點、盲目批 判集體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的做法 , 等等。11月 24日 ,《 人民日報 》 專文介紹了四川省大邑 縣學大寨的經驗教訓 , 強調堅持因地制宜 , 不 要生搬硬套。11月 11日 ,《 貴州日報 》 頭版以整 版的篇幅發表了該省關嶺縣頂云公社實行 “ 定 產到組 ” 生產責任制的報道。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仍將包產到戶 列為禁區 , 但在農業問題上還是向前邁進了一 大步 , 最重要的是明確了推動農業的發展除了 國家的物質支持和技術支持以外 , 更重要的在 于所制定的政策能否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 性。為此 , 全會強調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 人民公社基本制度也是針對普及大寨縣中的 “ 窮過渡 ” 而言的 , 要求在穩定的基礎上集中力 量發展農村生產力 ,“ 不允許在條件不具備、多 數社員又不同意的時候 , 搞基本核算單位從生 產隊向生產大隊的過渡 ”。會議形成的 《 中共中 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 》 指出 :人民公社各級經濟組織必須認真執行各 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 堅決糾正平均主義 , 在具體做法上 “ 可以按定額記工分 , 可以按時 記工分加評議 , 也可以在生產隊統一

核算和分 配的前提下 , 包工到作業組 , 聯系產量計算勞 動報酬 , 實行超產獎勵 ”。[2]此外 , 這個 《 決定 》 還 出臺了推動農業發展的多項政策措施。

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 突破和成型

這 里 要 特 別 強 調 一 下 合 作 化 以 來 圍 繞 “ 包 ” 字對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探索。實踐表明 ,“ 由于農業是野外作業、手工操作、周期性長 , 所以農業生產要 ? 包 ?, 不 ? 包 ?, 責任 制就建立不起來 ”。[3]那么 , 包給誰呢 ? 在計劃經 濟條件下 , 這里的 “ 包 ” 有兩層含義(以農村人 民公社為例 :一是基本核算單位(比如生產 隊 向上一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比如生產大 隊或公社 承包;二是基本核算單位內部的生 產小組或農戶向基本核算單位承包(分包。“ 包 ” 的內容 , 可以是一定的作業量 , 也可以是 一定的農產品產量。實踐還表明 , 聯系產量進 行承包效果是最突出的 , 但這在手工操作的農 業生產領域就很容易導向包產到戶 , 而包產到 戶又很容易和分田單干聯系起來 , 如此便會觸 及長期以來思想認識上的一個禁區 , 因而一再 遭到批判和取締。實際上 , 包產到戶與分田單 干的區別是明顯的 , 正像鄧子恢指出的那樣 :“ 不能把作為田間管理的責任制的包產到戶認 為是單干 , 雖然沒有統一搞 , 但土地、生產資料 是集體所有 , 大活還是集體做 , 不是個體經濟。作為田間管理 , 包產到戶 , 超產獎勵是允許 的。” [4](p.622還有更重要的一點 , 那就是包產到戶 以后 , 分配權還是集體掌握的。真正的問題在 于 , 如果對包產到戶放開了 , 就很容易導向包 干到戶 ——

— 那就不同了。1962年以后 , 包產到 戶成為禁區 , 農業生產責任制逐步廢弛 , 有利 于鞏固人民公社制度基礎的 “ 大寨經驗 ” 受到 贊揚和推廣。

20世紀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 暗地里搞包 產到戶的地方 , 多數是在 50年代后期 , 特別是 后來的三年困難時期 , 作為生產自救的臨時性

44--措施。1979年底 , 包產到戶在全國還只是個別 地方試行 , 比重僅占 9%。[5](p.114

到 1980年以后 , 情況開始有所變化 , 包產 到戶逐漸由暗轉明、由少變多 , 隨之引起更大 的爭論 , 關于包產到組和包產到戶的問題成 為黨的全部經濟方針的焦點所在。進入 1980年第四季度 , 有三件事推動著農村的改革繼 續向前。

一是經過半年多的起草后 , 從 1980年 10月 12日起 ,《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 的決議 》 正式進入為期一個多月的大范圍討 論 , 參加討論的人數有 4000人以上。這一討論 是一次對建國以來歷史自然也包括農業合作 化史和人民公社史的深刻反思 , 同時也是解放 思想和統一認識的重要過程。經過這場大范圍 的討論和征求意見 ,“ 決議 ” 在 1981年上半年 又作了幾處修改 , 于 6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 中全會審議通過。

二是對 “ 農業學大寨 ” 運動給出了明確的 結論。1980年 11月 23日 , 中共中央轉發了山 西省委 《 關于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 查報告 》, 并在批語中指出 , 山西省委總結了大 寨大隊從農業戰線的先進典型變成執行 “ 左 ” 傾路線的典型的經驗教訓。各地應認真總結學 大寨和三中全會以來農業戰線上的經驗教訓 , 以利于進一步肅清農業戰線上 “ 左 ” 傾路線的 影響 , 更好地貫徹執行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制定 的各項農村政策。歷史已經證明 , 把先進典型 的經驗模式化、絕對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錯誤 的 , 是有害的。任何先進技術經驗或經營管理 經驗都必須同當地農民的經濟利益聯系起來 , 重視經濟效果 , 在農民自愿接受的基礎上 , 經 過試驗逐步推廣。

三是從中央到地方進行了密集的人事調 整。1980年 11月 10日至 12月 5日 , 中共中央 政治局連續召開了九次會議 , 主要議題是討 論、批準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變動方 案。中央政治局最后通過三項決議 :向十一屆 六中全會建議 , 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向十一屆六中全會建 議 , 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 鄧小平為 中央軍委主席;在十一屆六中全會前 , 暫由胡 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 , 由鄧 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 都不用正式名義。在 地方 , 在此前后對一些省委一把手進行了調 整 , 如霍士廉接替王謙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 , 項南取代廖志高任福建省委常務書記 , 等等 , 加上 1980年 4

月萬里升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國 家農委主任 , 一批農村改革的中堅力量站到了 前臺。

1981年 10月 4日至 21日 , 中央召開農村 工作會議 , 討論起草放寬農業政策的文件。其 間 , 胡耀邦指出 , 農村改革 , 包產到戶 , 并未動 搖農村集體經濟。責任制用了 “ 包 ” 字 , 本身就 說明了不是 “ 單干 ”。我國農業堅持土地公有制 是長期不變的 , 建立生產責任制也是長期不變 的。[6]會后國務院領導指示 , 不要再強調不同地 區不同形式了 , 讓群眾自愿選擇 , 選上啥就算 啥 , 領導不要硬堵了。[5](p.135全國農村工作會議 結束后起草了 《 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 》, 于 1982年 1月 1日經中央批轉下發 , 這就是有名 的關于農村改革的第一個中央一號文件。第一個中央一號文件對十一屆三中全會 以來的農業政策和農村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 , 指出 , 全國農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產隊 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文件列舉 了當時各地實行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形式 , 肯定 這些 “ 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 ”, 并特別對包干到戶的責任制形式給出了明確 的說法。至此 , 對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 , 中央高 層的爭論基本停歇。第一個中央一號文件尊重 農民的選擇 , 響應了群眾的呼聲 , 為家庭承包 經營在全國范圍的大面積推行掃清了障礙 , 是 一個深得民心的文件。農戶自合作化以來第一 次獲得了剩余產品支配權 , 極大提高了生產積 極性 , 農業產量增加 , 農民收入提高 , 溫飽問題 迅速緩解。為防止農民已經高漲起來的積極性 重 新 受 到 挫 傷 , 中 央 又 分 別 在 1983、1984、1985、1986年連續下發了四個一號文件 , 將農 村經濟體制改革一步步引向深入。由此確立了 新時期以來以土地公有制為前提、以家庭承包 經營為基礎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農業基本 經營制度 , 為整個國民經濟的市場化改革邁出 了扎實的一步。

45--三、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經驗

從不同的角度回顧 20世紀 70年代末 80年代初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 , 可以總結出 不同的經驗。本文試著從經濟規律、思想認識、工作方法等角度來列舉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 基本經驗。

(一 經濟政策成功與否關鍵在于是否符 合客觀經濟規律

堅持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 , 是經濟政策 成功的關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 , 經濟 體制出現弊端、經濟發展遭受挫折 , 就是沒有 “ 尊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 ”。[7](p.117評價經濟政策 是否符合客觀經濟規律 , 要看其是否正確地總 結和借鑒了先行者的經驗教訓 , 是否適應現有 的生產力發展水平, 是否堅持和貫徹了物質利 益原則 , 是否堅持了勞動者的生產自主權 , 是 否照顧到了產業發展的特殊性。

國內外的發展實踐表明 , 農戶家庭經營并 不構成農業現代化的障礙 , 相反在已經實現了 現代化的經濟體的農業中 , 農戶家庭經營依然 是主要形式。究其原因 , 農業發展有其區別于 其他產業發展的特殊性 , 農業的勞動對象是具 有生命的 , 農產品是不可間斷的生命連續過程 的結果 , 其生產過程存在嚴格的繼起性 , 不能 將許多農民程式化地集中到一起分工協作 , 工 場手工業式的農業是不可能簡單存在的。只有 使農業生產者同時成為經營的決策者 , 才能使 決策的層次和環節減到最少;只有使農業生產 者獨立地對整個生產過程負責 , 才能把生產者 在整個生產周期中付出的勞動與其最終收益 直接聯系起來;只有農業生產者同時也是經營 者 , 才能自主、有效地安排全部勞動時間 , 才能 使剩余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力得到充分、合理 的利用 , 從而擴大就業空間 , 增加收入。而農戶 家庭經營就是最符合農業生產特殊性的經營 方式。由此可見 , 我國農業合作化以來包產到 戶的幾落幾起、曲折發展及其顯示出的頑強生 命力 , 正是這種農業發展特殊性的內在驅動使 然;從理論到實踐同樣證明 , 只有充分尊重勞 動者的生產自主權 , 才能落實物質利益原則 , 而 “ 離開一定的物質利益和政治權利 , 任何階 級的積極性都是不可能自然產生的。我們的一 切政策是否符合生產發展的需要 , 就是要看這 種政策能否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 [2](p.39這 條原理不但適合于農業 , 同樣適應于其他產業 的經營和管理。如前所述 ,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 會盡管受時代的局限仍然將包產到戶視

為禁 區 , 但是會議對經濟客觀規律和物質利益原則 以及勞動者生產自主權的強調 , 是形成歷史轉 折點的標志之一。

我們黨一直強調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后建 立起來的基本經營制度是統分結合的經營方 式 ,“ 在這種經營方式下 , 分戶承包的家庭經 營 只 不 過 是 合 作 經 濟 中 的 一 個 經 營 層 次 , 是 一種新型的家庭經濟。它和過去小私有的個 體經濟有著本質的區別 , 不應混同。” [8](p.256這 樣的強調是要說明我們并不是要從一個極端 走向另一個極端 , 即在強調農民發展 “ 個體經 濟 ” 的積極性的同時忽視了其互助合作的需 要和愿望 , 這也是我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 有的題中應有之義。從理論上講 , 改革以來的 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根據農民的創造、按照 發展個體生產和發展合作經營兩方面的愿望 設計的 , 是對以往小生產的私有制經濟和合 作化以來的公有制經濟組織方式的揚棄。農 戶家庭承包經營適應了農民發展個體生產的 愿望 , 有效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 是新時 期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基礎性層次。在此基 礎上 , 按照政社分設的要求建立農村集體經 濟組織行使土地所有權 , 對集體的土地、財產 等進行經營和管理 , 組織農民進行農田水利 基本建設 , 興辦集體企業 , 對家庭等分散經營 單位進行生產的協調和服務。這是我們的初 衷所在。但是 , 30多年來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實 踐顯示出了與國外先行者同樣的趨勢 , 即在 “ 統 ” 這個層級上更有典型意義的是農戶在家 庭經營基礎上的自愿自主聯合 , 亦即所謂的 “ 縱向一體化 ”。至于農業生產環節的適度規 模經營 , 則要靠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土 地使用權的流轉來逐步實現 , 同時要通過體 制創新、引入股份合作制等方式逐步解決地 塊細碎的問題。

46--(二 公有制實現形式成功與否關鍵在于 是否符合 “ 三個有利于 ”

新時期以來 , 農業推行家庭承包經營既是 對客觀經濟規律的遵循 , 也是順應民意的抉 擇。改革開放 30多年來 , 我國農村發生了翻天 覆地的變化。廢止人民公社 , 確立以家庭承包 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 , 全面 放開農產品市場 , 取消農業稅 , 對農民實行直 接補貼 , 初步形成了適合我國國情和社會生產 力發

展要求的農村經濟體制。糧食生產不斷躍 上新臺階 , 農產品供應日益豐富 , 農民收入大 幅增加 , 扶貧開發成效顯著 , 依靠自己的力量 解決了 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鄉鎮企業異軍 突起 , 小城鎮蓬勃發展 , 農村市場興旺繁榮 , 農 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就業 , 億萬農民工成為產 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 中國特色工業化、城 鎮化、農業現代化加快推進 , 切實鞏固了新時 期的工農聯盟。農村黨的建設、社會主義民主 政治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不斷加強 , 社會事業 加速發展。農村改革發展的偉大實踐 , 極大地 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 , 極大地解放和發展 了農村社會生產力 , 極大地改善了廣大農民的 物質文化生活。更為重要的是 , 農村改革發展 的偉大實踐 , 為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 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進行了創造性探索 , 為實現人民生活從溫飽不 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推進社會主義現 代化作出了巨大貢獻 , 為戰勝各種困難和風 險、保持社會大局穩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 為 成功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積累了寶貴經驗。改革伊 始鄧小平就曾說過 :“ 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 對 , 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 , 人民收入 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空講社會主 義不行 , 人民不相信。” [9](p.314十幾年后 , 鄧小平在回顧這段改革初期的艱難歷程時 , 感慨地說 :“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 , 不敢闖 , 說來說去就是 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 , 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 害是姓 ? 資 ? 還是姓 ? 社 ? 的問題。判斷的標準 , 應 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 力 , 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 ,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7](p.372

(三 工作方法成功與否關鍵在于是否堅 持了民主和實踐的原則

如何判斷經濟政策正確與否 ? 如何檢驗經 濟政策是否符合 “ 三個有利于 ” 的標準 ? 不能靠 主觀好惡 , 要靠試驗 , 靠實踐。

如前所述 , 改革是要冒風險的 , 改革的推 進絕不會一帆風順。當年率先偷偷摸摸搞起 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村干部和農民甚至是 摁 了 手 印、簽 了 血 書 的 , 但 是 后 果 不 盡 一 樣。山西的南郭村試驗了一年就被迫中斷 , 而安 徽小崗村的試驗就堅持了下來 , 安徽的多數 干部頂得住 , 允許試 , 而且不斷擴大試驗的范 圍。在中央高層 , 這個時期吸取了以往的教 訓 , 對地方干部主導的一些試驗基本上是寬

容的 , 不抓辮子 , 不扣帽子。鄧小平在關鍵時刻 的幾次談話也直接推動了農村政策的放寬和 對群眾意愿的尊重。他曾講過 :“ 農村搞家庭聯 產承包 , 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 [7](p.382 “ 這些年 來搞改革的一條經驗 , 就是首先調動農民的 積 極 性 , 把 生 產 經 營 的 自 主 權 力 下 放 給 農 民。” [7](p.180“ 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愿出發 , 這一點很重要。” [9](p.316因此 , 我們的政策即便是 看準了的 , 也不是強制推行 , 而是把選擇權交 給農民。直到 198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仍然規 定 :對家庭承包 ,“ 凡是群眾要求實行這種辦法 的地方 , 都應當積極支持。當然 , 群眾不要求實 行這種辦法的 , 也不可勉強 , 應當允許多種責 任制形式同時并存。” [8](p.256

從方法論上講 , 思維活動只能在實踐基礎 上發生 , 其成果也只能在實踐中接受檢驗 , 正確 的就會得到推廣、應用 , 錯誤的會得到修正。將 這一方法應用到決策當中 , 就是要 “ 允許試 , 大 膽闖 , 看準了就干 ”。這是我們黨的寶貴經驗。“ 中國的經濟轉型有一個特征 , 即在政策制定過 程中 , 中央的政策制定者鼓勵地方官員嘗試各 種解決問題的辦法 , 之后將所取得的經驗反饋 到國家起草的政策中。這種方法對于許多經濟 領域的政策制定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10](四 好的形勢能否鞏固關鍵在于政策是 否具有連續性和可預期性

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期 , 由于 “ 分 ” 有 余而 “ 統 ” 不足 , 加上頻繁的土地調整 , 一定程 47--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2011 年第 7 期 度上導致了農戶土地經營行為的短期化，土地 投資嚴重不足，濫用和毀壞耕地的事件隨處可 見，相當多的 村 社 變 成 了 “空 殼 村 ”，農 村 基 礎 設施毀損嚴重。針對這些情況，從 1982 年起，中央就三令五申要求健全和完善農業生產責 任制，重點是要處理好“統”與“包 ”的 關 系，建 立健全合同制。其后又一再給農民吃定心丸，如 1984 年一號文件規定將土地承包期延長到 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基本政 策，是調動農民積極性和創造性的有力武器。在新階段，必 須 堅 持 在 農 村 的 基 本 政 策，保 持 政策的穩定性、連 續 性 和 可 預 期 性，這 是 保 持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大好形勢的重中之重。通過 30 多年來的探索，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中國特 色的農業現代 化 之 路，這 就 是 ：通 過 工 業 化 和 城市化，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緩解人地矛盾；

通過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轉換和城鄉統籌、建 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推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 權流轉；通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和引入 股份合作制等新機制，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 營，提高種植業的勞動生產率和比較效益；通 過發展新型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完善社會化 服務，提高農 民 的 組 織 化 程 度，逐 步 將 農 業 引 向產業化經營。15 年以上，并允許土地承包權有償轉讓；1985 年一號文件規定“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農戶家庭 經營長期不變”。在 15 年的承包期即將屆滿之 際，1993 年，以家庭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和統分 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又作為我國農村的一項 基本經濟制度 在 《農 業 法 》中 以 法 律 的 形 式 確 定下來。同年，中共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出臺了 《關于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明確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 后，再延長 30 年不變。開墾荒地、營造林地、治 沙改土等從事開發性生產的，承包期可以更 長”，并且“提倡在承包期內實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辦法”，“經發包方同意，允許土 地的使用權依法有償轉讓”。[11](p.481 [參考文獻 ] [1] 毛澤東文集(第 6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 一 屆 三 中 全 會 以 來 黨 的 歷 次 全 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 [M].北京：中央文獻 出版社，1997.1997 年，中 共中央、國務 院 發 布 的 《關 于 進 一 步 穩 定 和 完 善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的通知》 進一步說明：土 地承包期再延長 30 年，指的是家庭土地承包 經營的期限，而不是家庭承包經營再實行 30 年，后者作為一項基本制度將長期不變。1998 年，黨的十五 屆 三 中 全 會 通 過 的 《中 共 中 央 關 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 指出：“家庭 承 包 經 營 是 集 體 經 濟 組 織 內 部 的 一個經營層次，是 雙 層 經 營 體 制 的 基 礎，不 能 把它與集體統一經營割裂開來，對立起來，認 為只有統一經營才是集體經濟。要切實保障農 戶的土地承包權、生產自主權和經營收益權，使之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12](pp.561-562這一年新 修改的 《土地管理法》、2003 年和 2007 年先后 實施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權法》，不但使 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實現了長期化，而且有 了法律保障。[3] 鄧 子 恢.一 九 六 二 年 三 月 在 全 國 農 墾 工 作 會 議 上 的 報 告 [EB/OL].http://.[7] 鄧小平文選(第 3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 十二大以來中央文獻選編(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9] 鄧小平文選(第 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 韓博天.通過試驗制度政策：中國獨具特色的經驗 [J].當代 中國史研究.2010，(3.[11]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2]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責任編輯：美 景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2011 年第 7 期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vancing in Exploration: The 29 years from 1949, whe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to 1978, when the Third Plenary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had been eventful and complicated,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sent and later explorations.The newly published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Volume II）emphatically pointed out that exploration had been the theme and the main line of the 29 years, while the great achievements made in explorations the main stream and essenc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rrors and causes of the explorations and also makes comments on Mao Zedong who made the errors in the exploration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29 years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ZHANG Qi-hua）The Hard Exploration and the Basic Experiences of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is both the requirement of the Marxist theory itself and the appeal of China to survive, revive and become wealthy and strong.The 90 years ?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lso the history of the Marxist sinification, which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30 years ”: 1921-1949, 1949-1978, 1978-now.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dhered to Marxist sinification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The basic experiences are the following: to get rid of superstition, set mind free and scientifically treat Marxism;truly understand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base everything on China ?s national situation;inherit the outstanding culture, create the national form of Marxism and shape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looking with the world vision, advance with the

time and constantly absorb the excellent achievements of human civilization;summarize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he masses and arm the masses with theory to reshape China.（SHI Zhong-quan）Go Beyond th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 China ?s Road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Part II: Mao Zedong thoughts and the socialist theor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present a great revolution of the human epistemology.In the history of human epistemolog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proposed such a point: the basic method of knowing and mastering the world does not mean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theory, but the “practice ”, which is based on and from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theory.The China road blaz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ocialist theory system with Chines characteristics do not mean to travel along an outdated map of Marxist thought, but development and transcending of Marxism: to confront the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with national emancipat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 confront soviet-styled bureaucratic nationalism with mass line and economic democracy and confront the globalized integration of capitalism with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HAN Yu-hai）Road of the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inner basis of the road of the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pressing demand of survival and an evolution process from introduction and imitation to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and further to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based on practice the first and unity in opposition based on the specialty of contradictions are the two major theoretical pillars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unity of “the best ” and “the usefulness ” are the basic experiences and essential method.To make breakthrough in the key realm crucial link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lead the Chinese people to get strong, rich and realize national revival,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ll surely have a new leap in the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WEI Yinting）Learning for Practice: the Important Crystalization of the CPC ?s Experiences in Building the Ideological Theory: Learning for practice is the basic experience and excellent study sty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90 years and the present 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the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eeds us to further carry forward this study style.The two leaps of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are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In the new stage, to emphasize learning for practice is of more profound connotation, higher aim and farther strategic significance.However, a lot of factors may affect the effect of learning for practice.We should keep vigilance on the tendency of experientialization and instrumentalization in study and avoid using dogmatism to guide practice.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make clea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earning for practice and pragmatism.(ZU Jia-he The Course of the Rural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nd the Basic Experiences before and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unremitting exploration on the rural economic system, the practice of which in the new stage demonstrates that the key to successful economic policy lies in the compliance with the objective economic law;to realize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the accordance with the “three favorables ”;to successful working methods the persistence in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cy and practice;to consolidate the favorable situation the continu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policy.(LI Wen The CPC ?s Exploration in Protecting Farmer ?s Economic Interests and Its Contemporary Revelation: Issue of farmers has always been the basic problem in China ?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To maintain, develop, and achieve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majority of farmers is all along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final objectiv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 work in rural areas.To start with the 90 years ? struggl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