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岳村政治讀后感

《岳村政治》讀后感

今天讀了一下于建嶸的《岳村政治》，對于中國農村的鄉鎮政治又有了一定的思想認識，而且對于農民的生存狀況及鎮級干部（好的）的一些疾苦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其實他們的日子也挺難過的，兩頭受擠（上面是國家和縣級政府，也是村干部和農民）。另外，我也對鄉鎮領導層內部的一些陰暗面，如用盡各種手段迫使農民上繳各種稅收與提留，多方禁止有為青年人入黨以維護其既得利益，等等，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我覺得，作為國家最基層的國家行政機關，就如他們自詡的“八品芝麻官”，他們要想有一番大的作為，確非一件易事。因為他們直接面對著下層民眾，事事處處都要跟農民打交道，既為了保證完成國家稅收任務，同時也為了保住自己頭上的“烏紗帽”以及各種既得利益。而農民大部分又都那么貧窮，而且權利觀念和法治觀念又那么淡薄，所以很容易激化二者之間的矛盾。究其原因，歸根到底，還是農民太窮了。如果農民真正富起來了，誰還會在乎那兩個錢，甚至為此不惜和鄉鎮干部拼命呢？

然而，平心而論，這些官員們都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職責了嗎？如果盡心盡力還沒干好，這證明你能力不夠或者處事方式不對頭，那你就應該引咎辭職，或者及時改變處事策略；如果你雖然有能力但卻不往正道上走，不是一心為民謀福利，而只是抱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觀念，大肆斂財，中飽私囊，全然不將農民的疾苦放在心上，那么就應該堅決拿掉你。該坐牢的坐牢，該正法的正法。王子犯法還得與庶民同罪呢？

這又引申到另一個話題，也即中央和政府所制定的指標和任務的事。其實，這本身就是一種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在作怪，而其直接后果和影響便是以廣大農民的“犧牲”為代價。在我們國家的發展歷史上，像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大躍進，等等，農民的這種無謂的“犧牲”實在太多太多，我們不想也不愿在國家新的建設時期中再次看到。國家的初衷是好的，是為了推動和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國民的生活富裕，然而卻采取了一種錯誤的方式和手段。而且即便如此，中間也似乎缺少了一種緩沖機制，因而也使得這一機制缺乏一定的彈性和靈活性。這種思維方式和錯誤做法如果不能得到及時的轉變和糾正，其后果將是極其嚴重的，新的一屆政府在實行親民政策的同時，應該在這一方面有所作為。

第二篇：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

讓農民自己說話

周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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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成了延續到新世紀的一個熱門問題，社會各方紛紛作出各種對策和建議。這些努力主要集中在經濟方面，人們關注的重點是土地制度、農民收入、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很少有人從農村政治方面來考察中國“三農問題”的形成原因和解決路徑。

然而，事實證明，農村政治狀況不僅決定著國家政治穩定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而且決定和制約“三農問題”的最終解決。因為，在百年城市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缺乏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利益的政治表達，是中國農村逐漸衰落和農民淪為弱勢群體的主要原因之一。這是于建嶸先生這本書告訴我們的一個重要結論。

《岳村政治》是從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來切入這一主題的。作者以湖南中部地區一個典型的農業村莊（毛澤東曾經考察過的湖南省第一個農民協會所在地）作為表述對象，以現代化進程為背景，對20世紀一百年來中國農村政治結構的變遷進行了系統深入的描述和分析，為我們展開了一幅豐富的歷史畫卷。在這里，中國社會近一百年的現代化過程，在農村表現為四個階段，盡管每個階段都有階段性的問題，國家對農村采取了不同的政治治理方式，但從晚清的鄉村自治到民國時期國家權力強制性地進入，從共產黨在奪取政權時的農民運動組織到解放后的“集權式鄉村動員體制”，再到新時期以村民自治為核心內容的“鄉政村治”體制的建立，始終是以國家權力為背景的城市政治社會主導鄉村社會的發展模式。也就是說，中國轉型期鄉村社會制度變遷的模式主要是一種強制性制度供給，國家主義權威才是鄉村社會制度安排的最根本因素。

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岳村政治》的作者通過大量歷史資料和具體案例論證了農村政治結構背后的經濟和文化根源：像中國這樣的后發展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讓農業作出犧牲是完成工業積累的基本手段。而要保證這種經濟上的獲取，在政治上就必然要保持國家政權對農村的強力控制，在文化上則是表現為威權文化。當然，這三者是互為因果的。

如果按照丹尼爾·貝爾的觀點，這三個領域有不同的運轉原則，主導政治的是“平等原則”，而主導經濟的是“效益原則”，主導文化的是“個性原則”。在進行分階段的剖析中，《岳村政治》將政治背后的經濟因素剖析得淋漓盡致，作為一個深層的影響社會進程的因素，文化也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隱而不顯地制約著整個社會的進程。作者的這種判斷，顯然不同于一些“三農問題”專家片面的分析。

毫無疑問，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應該有關于農村社會發展的話語權。這不僅是有關正義和公平、民主與自由的問題，實際上問題的本身就是國家現化代的重要內容。只是在事實上，中國農民盡管為爭取這一基本權利進行過艱苦卓絕的努力，但仍然還沒有尋找到一種正確和有效的方式來實現這種權利。《岳村政治》通過對現在個別地區的農民集體對抗基層黨政的群體事件，以及目前農村社會黑惡勢力的盛行等事實的描述和分析都說明了這一點。

歷史總是在前進的。目前村民自治讓人們看到了一種希望。作者發現，這種以個人民主權利為基礎的村民自治，不同于歷史上家族性的鄉村自治，雖然它并不一定像有些學者描述得那樣完美，但是，正是這種對農民個人權利的肯定，以及在此基礎上進行的民主選舉，將為中國社會民主化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并積累寶貴的技術經驗。而要推進村民自治，必須推動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通過市場經濟發展中的自組織性力量保護和發展農民的合法權益。只有產生于農村內部的自主性力量，才能為村民自治提供內在的動力和泉源。此外，作者通過對百年農會發展史的研究認為，如果在體制外建立一種權利和義務明確的農民會員制組織，將也是實現農民政治話語權的一種可行的選擇。

綜觀整本書，作者關注的最終目的是，農村作為一種社區、農業作為一個產業、農民作為一群勞動者，他們如何才能跟上現代化的步伐，而不至于被現代化拒之門外。這是本書問題的起源，也是問題的終結。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并不決定于既往，更取決于將來，準確地說，是取決于將來對現在的關系。在這種意義上，作者呼吁，要真正解決“三農問題”，就必須建立一條途徑，讓農民有自己合法的利益表達機制，讓農民自己說話。因為，當農民能夠真正認識和表達自己利益的時候，社會各方才可以獲得相對均衡的發展，才能形成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才能在現有的基礎上內生出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之路。《南方周末》

著名學者對《岳村政治》一書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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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部優秀的學術專著，也是一項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首先，該書的主要特點是通過對岳村這一農村最基層組織的典型做了深入、系統的研究，以小見大，從中探索中國農村經濟、社會、政治變動的一般規律，無論是研究方法、還是提出的論點，都有所創新。其次，該項研究是在著力剖析一個典型村的同時，又與面上（包括區域、縣域和鄉鎮）的研究緊密聯系，從面到點，又從點到面，這大大有助于著作中的有關論點更加貼近和符合實際。第三，作者搜集、掌握了國內外有關農村政治的大量相關的歷史文獻，從中借鑒了若干有益的觀點和研究方法，從而使該項研究有可能趕上甚至超過前人的研究水平。第四，作者運用了比較研究方法，對精心選擇的研究樣本的歷史演變過程和有關文獻發展的思想脈絡，既作了橫向比較，又作了縱向比較，因而有助于從紛繁的現實和浩瀚的史料中吸取真知。

——陳吉元（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農村發展 研究所研究員）

該書作者在進行了長期的田野工作，取得了許多第一手資料，并運用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的理論，以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村莊作為研究對象，對該村百年來的政治經濟結構的變遷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從中反映了中國農村現代化的艱難歷程，并探討了未來中國農村的政治發展走向，得出了許多很有見地的結論。該書觀點正確、結構合理、邏輯嚴密、資料豐富、論證有力、表達清楚。另外，作者在調查研究過程中寫下了詳細的日記和搜集了大量的資料更是值得稱贊的。

——陸學藝（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 研究所研究員）

該書作者在深入進行社會調查、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從政治社會學和政治人類學的角度，以岳村一個世紀的政治關系、權力體系等方面的變遷為對象，對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進行了扎扎實實的實證研究。書中認為，這一變遷的顯著標志是城市政治社會對鄉村社會的侵入即國家行政權力的下沉，但隨著國家對鄉村經濟依賴性的減弱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的行政權力將逐漸退出鄉村的政治領域。這一理論結論具有較深遠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另外作者對各個歷史階段的梳理，并不是單純的歷史事件，而是以自己的理論框架來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一些基于各階段史實的基本判斷和理論觀點。這就使全文既有厚重的歷史感，又有一定的理論深度。

——張曉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該書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指導下，運用“城市與鄉村的二元政治結構理論”作為分析框架，通過對岳村政治結構的歷史考察和實證研究，揭示了二十世紀轉型期中國鄉村社會的結構變遷和政治發展。該書選題新、觀點新、方法新、資料新，得出的基本結論獨到、發人深省，對于新時期中國農村民主政治的建設具有指導意義。特別是作者以中國現代化進程作為大背景、以一個典型的農村村莊作為個案，對二十世紀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填補了學術界的空白，是一部精品之作。

——謝慶奎（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教授、北京大學 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長）

我為什么主張重建農民協會？

于建嶸，男，1962年生，法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管理學博士后，副研究員。著有《會員制經濟》（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和《岳村政治》（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等。

2003年3月8日，我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的邀請，作了一次有關“農民有組織抗爭”的演講。在這次演講中，我根據近幾年在湖南進行社會調查獲得的資料，重點介紹了我國農村特別是中部地區，自1995年以后，因農民負擔和干部作風等問題發生的一系列直接針對基層政府的群體性突發事件。我特別提到，由于這些事件，逐漸產生了一些以“上訪代表”、“減負代表”等名義出現的“農民利益代言人”，而且他們建立了“減負組”，“減負委員會”，“減負監督組”，“減負維權會”等各種名稱的農民自發組織，現在已發展到了提出重建農民協會的政治主張。對此，來自首都各高校的學者進行了較為激烈的討論。歸納起來，爭論的問題主要有三個：農會是革命組織還是可以成為社會整合組織？建立農民協會與基層政權的關系是什么？別有用心的人利用農會組織如何辦？對這些問題，我的基本觀點是：

農會可以成為社會整合組織

清華大學有學者說：農會最好不要搞，因為這種革命組織對社會秩序有很大的破壞作用。

應該說，認為農民協會是革命組織，對社會秩序和穩定具有破壞作用，這是目前許多人反對成立農會的理由，甚至可以說，是當政者對農民協會的擔憂所在。而我認為，這種擔心可以理解，但作為反對成立農民協會的理由不能成立。因為無論從歷史和現實都可以證明，農會并不必然是一個革命組織，在更多的國家和地區更多的時間是社會利益整合組織和維護秩序組織。

從歷史上來說，中國最初的農會是與近代社會自治思潮聯系在一起的，在清末“新政”改革期間就產生了。在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的大力倡導和影響下，1898年清光緒帝發布上諭，正式命“各省府州縣設立學堂，廣開農會，刊農報，購農田，由紳商之有田業者試辦，以為之率”。1907年清朝的農工商部為制定和頒布《農會簡明章程》奏折曰：“農會之設，實為整理農業之樞紐。綜厥要義，約有三端：曰開通智識、曰改良種植、曰聯合社會”。其利也有三，一為“勸導演說，聰明以瀹，于振興實業之中，啟教育普及之漸”，二為“博稽新法，日事改良，究草人士化之精微，課計然金穰之實效”；三為“團結一氣，共圖公益，有所興作，合群力群策，以謀無爾界此疆之別”。民國元年（1912年），國民政府農林部公布了農會暫行章程，要求各縣成立農會，“以圖農事之改良發達”。也就是說，在清末和民國初，中國最初的農會，是一種社會經濟自助組織，其主旨是推進農業的發展。

將農會變成革命性組織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大革命時期由共產黨領導的農會組織，是在國家權威發生危機的情況下，作為政權對立面的共產黨及國民黨，組織和發動農村社會革命的一種政權形式。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出，農民協會“主要攻擊的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農字第9號通告稱：“農民協會已經不是一種職業組織，而是以窮苦農民為主干的鄉村的政治聯盟。因為農民協會，事實上不僅團結了一般農民，包括手工業者、小學教師和小商人；就是一部分脫離大地主影響、而對農會表同情之小地主，也已經聯合在農民協會之內。所以農民協會在現時就是鄉村中的貧苦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的政治聯盟、農民政權。這是農村政權的一個正確形式”。這就是，在“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下，共產黨領導的農會對傳統鄉村社會的政治關系進行了無情的沖擊，企圖徹底推翻地主階級的政府，農民協會成為了新的政權形式。由于農民協會對傳統的鄉村秩序進行了猛烈的沖擊，所以它加劇了革命陣營的分化。代表地主利益的國民黨右派對農民協會的行為極為不滿，力求將農民協會納入到傳統之中。共產黨中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也希望通過規范農民協會的行動來換取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農民協會也隨著第一次大革命失敗而失去了合法生存的空間。

這以后，在國統區的農會組織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即以1928年《農民協會組織條例》和1930年《農會法》為標志重建階段，以1938年《各級農會調整辦法》為標志的整頓階段。其中，國民政府頒布的《農會法》就規定，農會以發展農民經濟，增進農民智識改善農民生活，而圖農業之發達為宗旨。其目的是“一方面提高其社會道德，增進其智識技能，促進其生產與生產額，以達到改善生計之目的；一方面健全其組織，對內則使其協助政府，實行本黨之土地政策，并以全力肅清共產土匪，以求社會安寧，而促進地方自治；對外則提高其民族意識，啟發其自衛能力，共救國家民族之危亡”。當然，這時的農會實際上是國民黨同共產黨爭奪農民領導權的組織，是農村基層政權的補充形式。

這種歷史狀況表明，農會既可以成為破壞農村社會秩序的武器，又可以成為社會整合的工具。由于共產黨曾經將成立農會作為動員農民參加革命的工具，并運用農會組織進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動，所以，農會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就僅僅是一個社會革命組織了。這是中國革命留給我們許多人的記憶，正是由于這種記憶過于強大，我們卻將農會更多是一種社會整合組織這樣的事實忘記了。

事實上，今天的農民提出建立農民協會，并不是為了建立一種社會對抗組織，而是在尋找一種社會協商和整合組織。2003年1月22日，衡陽縣27名“減負上訪代表”商議成立農民協會時提出的有關農民協會宗旨是：宣傳黨和國家的政策，團結全體農民，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撫貧幫困，引導農民走向市場，共同致富；維護社會穩定，清除社會黑惡勢力。他們做出的承諾是：宣傳政策不走樣，貫徹政策要堅強，一人有難大家幫，鏟除腐敗和黑幫，團結一致奔小康，永遠忠實共產黨。他們明確提出：農協會是農民自己的組織，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帶領農民學法、執法并能監督基層的工作；重建農協會，其目的是讓農民可以參政議政，把農民的心里話通過合法組織的溝通向黨交心，確保農心與黨心的心心相聯；可以減小農民上訪的廣度，對穩定局勢大有好處等等。其它省農民提出了類似的主張。安徽農民擬定的農會綱領主要有：“維護農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宣傳國家的法律、政策；為完善我國的民主和法制盡心盡力；在農業標準化建設、農業技術推廣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河北的兩農民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會法》所列舉的農會的中心任務是“協調三農與其它行為、社會團體之間的關系，緩解農民與各級政府工作人員的矛盾，代理會員的行政侵權訴訟，并監督涉農行政侵權案件的司法程序，減少和逐步消滅農民上訪事件的發生”。這些都表明，現階段農民要求成立的農會，是農民利益的整合和表達組織，是與政府溝通協商的政治參與組織，而不是旨在與政府對抗的革命組織。農會一定會取代農村基層政權嗎？

岳村政治

（一）于建嶸

序言

徐勇

在漫長的歷史上，政治是安邦治國之道，是發生于高城王宮之事，小小的村莊是無所謂政治的，當然不會納入知識者的視野。然而，任何經國大事都要延伸于一個個小村莊并接受其反應。只有當一個個小村莊也能夠參與政治，國家的大政才有真正廣泛而牢固的基礎。《岳村政治》以一個小村莊為載體分析經國大事在村莊的反應與運作，這本身或許就是歷史進步的一個折射。

中國的20世紀是一個大變革的世紀，是一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世紀。其中，影響力最大的莫過于農村。因為，中國是在農業社會的傳統因子基本保留的狀態下進人現代工業社會的。這正是中國的民主革命和改革開放這兩次革命都發源于農村的秘密所在。20世紀的百年史反復證明了這樣一個道理：誰抓住了農民，誰就抓住了中國，誰丟了農民，誰就會丟掉中國！

而要抓住農民，首先就要懂得農民，懂得農民生存生活的農村。進入20世紀，在現代化的大背景下，農民和農村及相應的農業第一次成為問題，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三農問題”。農民和農村也第一次成為知識者關注和研究的對象。在20世紀，對農民和農村問題的認識和研究有兩次高潮。一是二三十年代。這一期間，有著不同傾向、不同旨趣的人將目光投向邊緣化的田野。通過各自的調查與認識，將歷史上不為高雅的士大夫所關注的鄉村社會展現在世人面前。當時，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關注著一個共同性的主題，就是“貧窮”，這也是當時中國農村社會面對的最大問題。圍繞這一主題，研究者從經濟和社會的角度認識農村，分析造成農村貧窮的原因，尋找解決農村貧困的道路。于是有了李景漢的《北平郊外之鄉村調查》(1926)和《定縣社會概況調查》(1928-1937)，晏陽初針對“愚、貧、弱、私”的農村“新民運動”(1924-1937)，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1931)，陳翰笙的《廣東農村生產關系與生產力》(1929)，費孝通的《江村經濟》(1938)、《祿村農田》(1943)及后來的《鄉土中國》和《鄉土重建》；更有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及之后的尋鄔、興國、才溪鄉、長崗鄉調查(30年代初)等。這些研究對于認識當時的農村或者引起世人對農村的關注都發生了各自不同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研究都主要集中于經濟和社會，村莊政治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這是因為政治生活總是與權力與權利聯系在一起。在中國長期的歷史上，只有皇權、紳權、族權，而無個人作為主體的民權。農民只是臣民、小民、草民，而不是主權者的公民，因此處于政治之外。政治自然也只是上層的“建筑”。20世紀初的辛亥革命，促使民權進入中國社會，但并沒有下沉到鄉村。只是由于激蕩的革命才使傳統的鄉村政治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劇烈的革命主要是變革傳統的政治權力結構，農民的政治活動更多的是基于改變自己命運的動員式參與。以公民權利為主體的政治還沒有在鄉村社會生成，也不可能構成鄉村研究的對象。

只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鄉村政治才構成學者們關注的對象。盡管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激烈變革，農民和農村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貧窮”這一中國農村最大問題仍然沒有完全解決。受“饑餓邏輯”的推動，農民再次成為變革的原動力，并直接引發了改革這一新的革命。伴隨農村改革的是對農民和農村研究高潮的興起。只是與前一次高潮所不同的是，這一次研究的視野更廣闊，內容更豐富，其標志之一就是鄉村政治進入學者的視野。這是因為在農村改革中，為適應家庭承包制的新經濟體制，國家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并于1987年通過和頒布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村民自治制度建立在農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平等的公民，并享有管理本村公共事務權利的基礎上，是農民公民權的具體體現，因而被稱為最廣泛的社會主義民主實踐。政治真正成為“眾人之事”(孫中山語)，不再只是上層少數人的“建筑”；成為農民的日常生活，而不只是可知不可及的法律制度條文，以公民權為基礎的鄉村政治開始生成。

村民自治所引起的“民主下鄉”，不僅改變著鄉村的政治生態，也引起學界的新奇、關注、詫異和質疑。因為，按照通常的理論，現代民主理應由城到鄉，怎么在民主化進程中“鄉下人”會走在“城里人”的前頭?村民自治是內生于農村經濟社會。還是僅由外部強制輸入，甚至是個別領導人一時的“心血來潮”；是農村改革的產物，還是自古有之，至少人民公社也有類似的現象；是民主政治的起點和基礎，還是不切實際上的空想，甚至于會“淪為歷史的笑柄”?諸多爭論和質疑一直緊相伴隨。正是在村民自治引起激烈爭論之際，本書的作者于建嶸來到我所在的華中師范大學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在訪學結束時又考取了我的博士研究生。《岳村政治》一書便是其博土學位論文。

本書作者是我招收的最早的博士生。作為指導老師的我在學問上是沒有多少可指導的，更多的則是共同的探討。或許是受我對村民自治的研究及村民自治引起的學術爭論的影響，作者決定選擇鄉村政治為博士論文選題。對此，我只是提出兩點希望。一是希望學生超越老師。我常說，“不想超越老師的學生不是好學生，不想教出超越自己的老師不是好老師”。二是希望作者超越現有的爭論，進人鄉村社會生活，讓事實說話。

或許是受以上兩點希望的影響，本書作者確定論文選題后，沒有急于下筆，而是走出書齋，沿著毛澤東20年代寫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走過的路線進行廣泛的農村考察，并最終選擇了湖南省第一個農民協會發源地的村莊作為調查點，進行了為期一年多的調查，為寫作論文作了較為充分的準備。

六十多年后重走毛澤東走過的路，到當年革命風云激蕩的鄉村再考察，這本身是一件獨特的事。事實上，作者是在為民主尋根。究竟村民自治有否內在的根據，作者沒有正面回答這一問題，而是將視野投向整個20世紀中國鄉村政治結構轉變的歷史大背景中考察，在歷史變遷的事實中尋求答案。

在已有的鄉村研究中，主要有兩種路徑。一是一定時段的研究，二是限于社區的個案研究。比較典型的是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祿村農田》。本書作者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更進了一步。一是長時段的視角，二是縣、鄉、村的路徑。這都服從于作者為民主尋根的目的。

截取一定時期的橫斷面對一個村進行考察，有助于進行細致入微的分析，但難以解讀現象和事件的來龍去脈。《岳村政治》在注意已發生什么的同時，著重要探究為什么會發生，為什么會這樣?所以，作者將視角由近及遠，延伸到整個20世紀，試圖從歷史的變遷中尋求答案。因為，在20世紀，傳統的鄉村政治結構幾乎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同時又經歷了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及人民公社體制、農村改革等四個不同時期。這四個時期既層層遞進，又環環相扣。《岳村政治》一書的副題“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表達了這一歷史和邏輯的脈絡。作者盡可能地從歷史事實和演進中得出結論，提煉觀點，在著書中立說。

轉型期是一個大的時間段。對于轉型來說，首先耍弄清作為轉型起點的原型。《岳村政治》因此以“傳統鄉村和鄉村傳統”為切入點，分別從“皇權和保甲制度”、“族權和宗族組織”、“紳權和士紳統治”等方面揭示了傳統鄉村政治是皇權統轄下的鄉村自治。盡管在傳統社會，“王權止于縣政”，鄉村屬于自治狀態，但統治鄉村的只是皇權與族權融為一體的士紳。鄉村自治不是建立在普遍的公民權基礎上，自然與村民自治有著根本不同的性質。不僅如此，作者還從“土地、賦稅、文化和鄉村控制”的角度分析了傳統鄉村政治結構的生成原因與基礎。從形式上看，辛亥革命是皇權終民權始的標志，也是政治轉型的起點。辛亥革命后，不僅國家層面的政治，鄉村社會的政治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轉變，這就是仿照西方國家實行地方自治。但是，由于傳統的統治根基沒有改變，人民主權的地方自治只是流于形式。相反，社會激蕩所引起的社會失序生產出大量的“土皇帝”，對農民的剝奪者更多，更失去節制，伴隨國家權力下沉的是重建傳統秩序的努力。所以，《岳村政治》在描述“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重建”、“鄉村建設實驗和鄉鎮行政化”這些形式上的政治變遷過程中，從“掠奪、兵役、人口和鄉村反抗”的角度解讀國家行政權力下沉鄉村社會的理由及后果。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國家權力的下沉和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整合盡管是現代化的伴生物，但如果下沉的國家權力只是以掠奪性為目的，那么這種整合最終會歸于失敗。上層整合失敗的同時，是自下而上革命的成功。而成功的革命則取決于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被動員。鄉村動員因此成為革命的主題，并一直延續到革命后相當一段時間。革命中鄉村動員的重大成果是第一次賦予農民以社會主體意識，眾多分散的農民第一次為具有現代意識的政黨所組織。岳村是革命最劇烈的湖南省第一個農民協會的誕生地，作者以大量生動的史料展現了這一圖景。革命后，農民的政治主體地位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這為日后的村民自治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基礎。但革命時期的鄉村動員也延續下來，只是這種動員是以新的政權方式將農民再組織起來，以適應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由此最終形成人民公社體制。所以，作者從“計劃、戶籍、階級和鄉村動員”的角度分析了革命后鄉村政治變遷過程及內在機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使國家對鄉村的整合和動員達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但這一整合和動員也具有雙面性，一是國家與社會的高度重合，使國家的政策盡管出現失誤也沒有引起大規模的反應；二是國家對社會的主導，導致法理上的“由民作主”成為“替民作主”，鄉村的自主性受到壓抑。這直接引發了農村改革的興起和人民公社體制的廢除。改革后鄉村政治生態的重要變化參數是農民個人利益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再次確認，村民自治只是這一經濟自主性在政治制度上的邏輯延伸，也是一種基于市場、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鄉村治理方式。因此，村民自治是建構在個人利益和個體平等的公民權基礎上的，它與歷史上的鄉村自治、地方自治、公社體制都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同時又是歷史的邏輯延伸。《岳村政治》一書的重要價值就在于通過對轉型期鄉村政治結構演進的描述，不動聲色地回答了村民自治的生成邏輯。

以往的鄉村研究大多是社會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研究領域大多限于一個村的社區范圍，屬于社區型研究。這種研究被視之為“解剖麻雀”。《岳村政治》的研究對象是鄉村政治。而政治總是與國家聯系在一起，即使是鄉村自治，也不可能外于國家，相反它只是在與國家直接管制相對而言，才是有意義的。特別是在中國大一統的專制政體下，鄉村政治的形態很大程度取決于國家，國家的基因自然天成于鄉村。離開了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系，是無法解剖鄉村這只“麻雀”的。所以，《岳村政治》的研究路徑的另一突出特點是以一個村莊為個案，但又不局限于村，而是從縣、鄉、村，步步深入。岳村只是鄉村政治研究的表述對象。為什么要從縣開始?在中國歷史上，城市是統治堡壘，鄉村是經濟社會基礎。縣作為鄉村的頭，城市的尾，在整個政治社會結構中居于特殊地位。通常所說的“王權止于縣政”，只是表明國家運用兩種不同方式進行治理。在國家政治層面，行政權只延伸到縣，縣是王權意志在地方的直接代表和象征，中央與縣的關系是命令一服從關系，即縣高度聽命于自上而下的皇權意志。而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系則是法制(包括不成文法的意識形態)—遵守關系。鄉村社會只需服從國家的總體意志，國家一般不直接干預鄉村社會生活。縣正是處于國家行政管理與鄉村地方自治兩種治理方式的交界點，這正是縣的地位格外特殊，縣制延續數千年至今的重要原因所在。因此，研究鄉村政治是不能離開縣的。對于這一點，我與本書的作者曾經有過初步的探討，但一直沒有充分的驗證。而作者在實地調查中對此體會甚深。作者在進入鄉村考察之初，首先就要落腳于縣。因為，只有縣才保存和記錄了該縣的歷史，鄉村的歷史也才有可能再現。

為什么重視鄉？這在于20世紀以來，國家的體制性權力不斷下移，由縣延伸到鄉鎮。盡管20世紀初辛亥革命后地方自治的制度設計是將鄉鎮作為一級自治性法人團體。但是隨后的國家治理只是將國家行政權下沉到鄉鎮，鄉成為直接面對農民的基層政權機構，并直接管轄著村，鄉級政府意志自然會滲透于鄉村政治。盡管鄉級政權建立的得失至今仍然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論題，但它畢竟在鄉村政治生活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

從縣、到鄉、再到村，有助于從國家與鄉村社會相互關系的角度，深入把握鄉村政治及其演變。從20世紀的鄉村政治的百年史看，國家政權下沉是一條主線。這對于整合離散的鄉村社會無疑是有意義的。但是對于這一政治過程及后果的反思仍然急待進一步研究。這是因為以往人們很少注意政權管理的成本和代價，似乎管得愈多愈好，以至于政府無所不包，趨于全能全權。事實上，任何政權管理都是需要成本的，且成本極不穩定。“官”字下面的兩個“口”。就這意味著不僅維持政府運行需要成本，而且政府官員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只是這種利益追求往往為權力的公共形式所遮蓋。《岳村政治》將一個小村莊作為表述對象，由縣到鄉，再到村的研究路徑，使其注意到了政權管理成本的特性。作者在分析傳統鄉村政治結構時用專門的篇幅分析了傳統中國的賦稅體制。通過查閱縣志及相關資料，作者認為，從總體上看，晚清王朝沿襲舊制，實行低農業稅政策，以在國家與農民之間尋求某種均衡。“王權止于縣政”和鄉村自治體制，與考慮政權管理的成本不能不說沒有必然的聯系。進入20世紀后，國家政權下沉，不僅縣級政府擴張，而且行政權力延伸到縣以下，人們對其迅速擴張的政府成本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特別是在社會轉型和失序期間，一方面國家為重建秩序要強化政府能力，另一方面政府權力得不到相應的體制和意識形態節制而更具有掠奪性。所以20世紀上半期國家政權下沉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政府管理成本的急劇擴張并主要由農民所負擔。岳村所在的衡山縣縣志專門記載當時的情況：“歷年附加之重，倍徑正供，每項附加，動輒數萬，上致政府無從監督，下則人民莫敢抗議。”正因為如此，1936年國民政府將衡山縣確定為“鄉村建設”實驗縣，目的是改善縣政，改良農民生計，只是這一努力在總體政治框架下根本無法收到成效。進入20世紀下半期，國家政權力量進一步延伸到鄉村，由于新型意識形態的節制和鄉村動員，使國家與鄉村社會維系著一定的平衡，沒有出現上半期的鄉村反抗。但政權力量滲透的代價卻是不可忽視的。這就是鄉村自主性的壓抑和農民生計得不到應有的改善。其結果是一旦政治控制有所松動，農民便自發的興起“分田單干”。而與包產到戶相伴隨的村民自治的制度構造，實際上是對政府管理過分深入鄉村進行結構性調整，以保持國家與鄉村社會所應有的張力。但是，在新的社會轉型期，伴隨現代化建設，政府管理以其新的方式向下延伸。其直接后果一是村民自治的空間受到行政擴張的壓縮，二是管理成本迅速增大，農民負擔加重。由此造成村級公共財力捉襟見肘，自治缺乏必要的財力基礎。村民自治處于行政和財政雙重壓力下的“緊約束”運行狀態。由此使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村民自治是在國家主導下發生發展的，只有國家治理方式進行相應的調整，村民自治才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岳村政治》一書為此提出了調整的思路，這就是盡可能運用市場的力量促進鄉村發展，用民主與法治的方式維護村民的利益并保持利益的均衡。只有產生于農村內部的自主性力量，才能為村民自治提供內在的動力和泉源。

以上要說明的是，《岳村政治》的價值不僅在于其所提出的獨特觀點，更在于其獨特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而這獨特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從本源上又來自于作者對實際生活的體驗，并通過深入的實際調查所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對于社會科學而言，沒有第一手資料，難以做出第一流學問。正因為如此，我曾經對作者說，本書的附錄“衡山調查記事”或許更有長遠價值。

與人一樣，一本書的長處或許就是其短處。本書在進行長時段和超社區研究時，對于一定時期村社區政治的橫斷面尚缺乏細致人微的描述。當然，這只能寄希望更多人的參與和努力了。

2001年盛夏于“火爐”——武漢

導論

1999年5月至2001年1月，為研究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我懷著對革命先輩的崇敬之情，沿著毛澤東當年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路線，進行了為期一年多的鄉村社會調查。我的這次田野工作，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對毛澤東當年考察過的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五縣進行廣泛的了解，以求做到整體的認識和把握，并結合已有的理論準備，確定和完善個案調查方案；第二階段則是將衡山縣作為研究的重點，尤其以衡山縣的白果鎮及白果鎮的岳村作為分析樣本，進行歷史追究、制度分析和地方權威考察。

本書是在這些考察和研究的基礎上，以岳村為表述對象而建立的有關中國鄉村政治狀況的理論分析模型。它通過對岳村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政治關系、權力體系、政治控制、政治參與和政治文化的變遷過程進行客觀的描述和分析，試圖從政治社會學和政治人類學的角度，來剖析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發展的過程和特征。

一、研究緣由和意義

學術研究的意義和靈魂是具有獨特價值的命題。這種價值主要體現在學術積累和社會發展兩個方面。就學術價值而言，它應該在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論證邏輯體系或研究基本結論上，是對已有的學術研究活動的補充或修正；以社會價值而論，一部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學科的著作，其生命力和意義則主要表現為對現實社會問題的理性關懷。

1．現實問題

目前，村民自治受到了學術界乃至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并形成了兩種完全相左的觀點。支持者認為，村民自治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最深入的一個領域，它作為基層直接民主的有效形式，從根本上改變了長期以來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授權方式，將一種自下而上的鄉村社會公共權力產生的方式用制度確定下來，體現了法治和民主精神，是現階段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起點和突破口。特別是，由于中國80％左右的人口在鄉村，鄉村的穩定發展，是整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礎，村民自治這一制度化的鄉村社會政治秩序具有特別的歷史使命，將影響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歷史進[1]。反對者則指出，盡管在鄉村社會的結構轉型時期有對民主政治的需求，但由于鄉村政治應該是全社會民主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特別是鄉村改革應該是全社會政治變革的最后一個環節，鄉村社會很難產生推動全社會政治變革的力量。村民自治不是民主政治的起點，而只是一場發展后果尚難以預料的鄉村政治動員令，因此，應以現代國家行政分權思想替代自治理念[2]。其政策性主張就是將社會體制的下線伸人到村[3]，實行“鄉治、村政、社有”[4]。

可以說，這兩種完全對立的學術觀點，表面上是圍繞村民自治這一制度安排展開的。爭論的焦點卻是，在現代化和市場化的背景下，如何處理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什么樣的鄉村治理模式。而更深層次的問題則是，民主制度在中國鄉村社會是否具有生成的資源。

2．理論背景 我國理論界有關村民自治的爭論，體現了學術對現實鄉村政治的關懷。事實上，自20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有關中國傳統的走向、社會變遷和現代化、東西方文化的沖突，特別是有關中國鄉村社區權力結構的研究一直是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學等多學科關注的焦點。

20年代，上海滬江大學教授D．H．葛學溥撰寫的《華南鄉村生活》，是在對廣東潮州鳳凰村進行社會學調查的基礎上對中國鄉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進行描述的著作。北京燕京大學的李景漢以京郊掛甲屯農民160個家庭調查為基礎而撰寫的《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在研究家庭結構和功能的同時，也提出了家在鄉村政治活動中充當的角色。30年代至40年代，在國民政府為防范和消滅共產黨而推行保甲制度和以梁漱溟為代表的社會活動家及知識分子開展的“鄉村建設”運動這一現實背景下，曾形成了鄉里制度研究的高潮。其中，李景漢在《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中廣泛而深入地探討了中國鄉村社會的基本特征及政治改造方案；社會學家費孝通先后撰寫的《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對中國的鄉村社會結構及傳統文化在西方影響下的變遷過程進行了深人的研究，成為了理解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經典；林耀華的《義序的宗教研究》和《金翼》等著作，從中國鄉村的宗族組織和人際關系的視野分析了族權與紳權形成的背景和表現形式。其他有影響的理論研究成果還有：高由的《中國地方自治的由來》(《史潮》第1期，1931年)，聞鈞天的專著《中國保甲制度》(商務印書館1935年)，黃強編寫的《中國保甲實驗新編》(正中書局印行1935年)，李珩的《中國農村政治結構的研究》(《中國農村》第1卷，1935年第10期)，千家駒、李紫翔的《中國鄉村建設批判》(新知書店1935年)，千家駒的《中國農村的出路在哪里》(《中國農村》第二卷1935年第1期)，吳景超的《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商務印書館1937年)，江問漁、梁漱溟主編的《鄉村建設實驗》第3集(中華書局1938年)，葛寒蜂《中國的保甲制度研究》(《農學月刊》1940年第6期)，江士杰的《里甲制度考略》(重慶商務1944年)，匯集了吳晗和費孝通等人理論研究成果的《皇權與紳權》(上海觀察社1948年)。這些理論成果，對認識和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鄉村政治提供了較為系統的觀點和資料。在實證性資料收集方面，日本在我國大連設置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的研究人員，1908年至1945年先后在東北、華北和華東進行了大規模的鄉村習俗和經濟狀況調查。

與那些學院式研究的旨趣不同，中國共產黨人在大規模地開展農民運動的同時，更關注對鄉村社會政治權力關系的改造，并寫出了大量的社會調查報告。其中，毛澤東的《中國農民中各階級分析及其對于土地革命的態度》、《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報告》最為著名。

新中國成立以后，大陸理論界和臺灣學術界均有許多關于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政治問題的研究成果，但大都側重于明朝以前的研究，對近代以來卻鮮有關注。在國外，對中國鄉村社會的人類學考察卻因弗里德曼1957年在倫敦出版《東南中國的宗族組織》和1966年出版的《中國的宗族和社會》而推向了高峰[5]。在這些著作中，弗里德曼在中國學者大量的實證考察基礎上，試圖通過對地域化的宗族組織的結構認識，探究漢人傳統社會的構成法則。他不僅注意到了宗族內部的權力分配，也論及了政治權力和經濟控制的關系，并分析了各種自愿組織的社會角色。只是這些理論成果，并未在中國大陸理論界產生影響。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大陸理論界嚴肅認真的學術探討基本上被階級斗爭學說所取代。有關鄉村社會政治結構的研究成為了學術禁區。

80年代，馬德生等人在香港通過對廣東陳村26位移民的多次訪談而寫成的《陳村：毛澤東時代一個農村社區的現代史》和《一個中國村落的道德與權力》等著作，側重探討了社會變革與中國傳統權力結構的關聯性，以及“道德”和“威嚴”等傳統權力結構與全國性政治權力模型的聯系。美國學者杜贊奇運用華北慣調資料寫成的《文化、權力和國家》，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絡”這一概念，用以解釋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而蕭風霞在《華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一書中通過對華南鄉村社區與國家關系的變化過程的考察后提出，本世紀初以來，國家的行政權力不斷地向下延伸，社區的權力體系已完成了從相對獨立向行政“細胞化”的社會控制單位的轉變。90年代以后，張厚安等人系統地論述了研究中國農村政治問題的重要性，并出版了《中國農村基層政權》這部當代較早系統研究農村基層政權的專著。王滬寧主持的《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的課題研究，揭示了中國鄉村社會的本土特征及其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王銘銘和王斯福主編的《鄉土社會的秩序、公正與權威》等著作，通過對基層社會的深入考察，關注了中國鄉土社會的文化與權力問題。徐勇在《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這部專著中，從城鄉差別的歷史演進出發，運用政治社會學和歷史比較分析等方法，對古代、近現代和當代城市與鄉村政治社會狀況、特點、變遷及歷史影響進行了系統的比較分析。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及《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從社會學和歷史學的視野，分析了近一個世紀以來村莊與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主持編寫的《當代中國的村莊經濟與村落文化叢書》對鄉村社會結構及權力配置問題也給予了一定的關注。其中，胡必亮在《中國村落的制度變遷與權力分配》一書中對制度創新與鄉村權力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這一時期，有影響的著述還有：白鋼主編的《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張厚義的《轉型社會的中國農村變遷》(《社會學研究》1992年第2期)，張雨林的《村莊的轉型與現代化》(《社會學研究》1993年第2期)，任軍的《中國鄉村政治制度的變遷及其對社會變革的影響》(《天津社會科學》1994年第l期)，王日根的《明清基層社會管理組織系統論綱》(《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徐勇的《中國農村村民自治》(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王銘銘的《村落視野中的文化和權力》(三聯書店1997年)，王旭的《鄉村中國的基層民主：國家與社會的權力互強》(《二十一世紀》1997年第2期)，吳毅的《人民公社時期農村政治穩定形態及其效應》(《天津社會科學》1997年第5期)，趙秀玲的《中國鄉里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張全在、賀晨的《鎮政府管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年)，張樂天的《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東方出版社1998年)，王振耀的《中國村民自治理論與實踐探索》(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張厚安、徐勇等的《中國農村村級治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程同順的《當代中國農村政治發展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鄭大華的《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張靜的《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馬戎、劉世定、邱澤奇主編的《中國鄉鎮組織調查》和《中國鄉鎮組織變遷研究》(華夏出版社2000年)等等。

毫無疑問，這些理論成果，對我們認識中國鄉村社會政治關系和權力結構提供了許多相關性結論和方法論啟示。但是，這些從不同的理論視野及不同的理性關懷所得出的研究成果，或是純理論的推論而缺乏實證考察，或者是在進行其他問題的實證研究中簡單地論及過鄉村政治問題，而沒有將鄉村政治問題作為一個專門的領域來進行全面而系統的實證研究，缺乏在制度、觀念層次上進行深人、精致、系統的分析，尤其是對整體社會變遷過程中鄉村社會政治結構的連續轉換過程缺乏細致的研究[6]。隨著對歷史與現實中的農民問題的經驗性積累以及不同視野的學術觀察，呼喚著新的理論概括和更高層次的綜合。因為，沒有這種綜合，我們在解釋中國鄉村社會的政治發展時仍然感到了許多困惑。可以說，正是這種理論的不足，才是目前學術界對村民自治完全不同的價值判斷之最為深刻的根源。

3．選題意義

為了彌補這種學術不足，本書將對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

本研究將有助于中國鄉村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始終是關系到中國革命和建設及現代化發展的根本性問題。長期以來，人們對于中國“三農問題”的學術關注，多側重于經濟方面探討，“很少有人關注和深入研究鄉村政治問題，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政治參與問題”[7]。事實上，“19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大量事實證明，農村的興衰治亂是一個國家穩定與否的基石和標志。國家的亂始于農村，農村的治必然帶來國家的興盛與安寧，這幾乎是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的普遍性規律”[8]。鄉村政治是中國政治發展中一個極為重要的領域，如果離開鄉村政治視野，任何農村經濟改革和文化發展方案都將面臨失敗的境地。毛澤東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說：“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這是小學生的常識。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9]在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又多次指出：“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10]在目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也要求：“一定要正確處理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全黨要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更加重視農業和農村工作。” [11]既然目前中國鄉村社會穩定仍然是全社會政治穩定的基礎，仍然是關系到國家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的現實問題，那么對鄉村社會公共權力狀況和發展趨勢的研究就不只具有學術意義了。當然，我們的研究雖然希望能為解決中國鄉村目前存在的現實問題提供政策性建議，但對于中國鄉村政治發展方向的理論思考才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

本研究將有助于政治學科的建設和發展。長期以來，學術界并不認為鄉村社會存在著政治，政治只屬于王侯將相和達官貴人，人們關注鄉村社會的政治狀況，只不過將其作為國家政治的背景來考察。如果說，政治就是組織公共權力、運用公共權力和約束公共權力的過程，是以公共權力為核心的一切活動，那么，可以肯定地說，自古以來的鄉村社會就存在著政治。對此，我國現代鄉村政治研究的開創者之

一、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張厚安教授有過很深刻的論述。他認為，“在農村，由于經濟關系的變化使得以農民為主體的各種政治關系(包括各種新的利益群體、權力結構、政治參與、政治控制等關系)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而給農村基層工作，如征糧派款、計劃生育、社會治安、文化教育等都帶來了新的問題。必須看到，這不僅僅是一些經濟問題、社會問題，而且首先是帶有政治性的問題和政策問題。如果我們不從政治的高度加以認識和重視農村問題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理順農村各種政治關系，那么最終會影響到農村經濟體制的深化改革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12。事實上，隨著我國鄉村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和村民自治的全面推進，人們已開始從政治的角度來認識農村市場化過程產生的公共權力和公共組織等一系列問題。問題是人們的這些研究尚缺乏系統性，沒有將鄉村政治作為一個專門的領域進行研究，沒有將中國“鄉村政治學”作為一規范性學科來進行建設。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本研究試圖通過對近一百年來中國鄉村政治的發展狀況和特征的描述，為創建中國“鄉村政治學”提供經驗性事實和理論思考。

二、框架、路徑和方法

分析框架是科學研究的思維方式和分析工具，是有關問題的解釋模型。研究路徑是具體研究的視野和分析角度，是關于解釋模型的具體運用。研究方法是研究的具體手段和方式，是有關研究的具體技術方案。它們是相互聯系的。其中，分析框架具有哲學層面的指導意義。本研究將以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運用“城市與鄉村二元政治結構理論”，采用微觀實證的方法研究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發展問題。

1．分析框架

本研究采用的分析框架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分析法。“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并把與該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然后必須在國家生活的范圍內描述市民社會的活動，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來闡明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意識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并在這個基礎上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13]。也就是說，經濟原因是一切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經濟關系是一切社會關系存在和變化的基礎，經濟因素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既然一切社會問題都根植于最深厚的經濟事實之中，一切社會現象最終都受一定的經濟原因的制約和影響，那么，研究社會問題，必須進行經濟分析。當然，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分析法并不排斥現代經濟學理論提供的新的理論成果，它要求我們正確對待流行西方政治分析界的現代經濟分析理論[14]，特別要汲取西方經濟學的公共選擇理論等理論成果。

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分析理論，我們將以“城市與鄉村二元政治結構理論”作為具體的解釋模型。提出“城市與鄉村的二元政治結構理論”并用它來分析中國鄉村政治社會，是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徐勇教授的一個開拓性理論成果。他認為，中國文明史一直是伴隨著城市與鄉村分離、對立過程行進的，而且具有鮮明的獨特性，政治社會狀況的城鄉差別和不平衡尤為突出。這種不均衡性正是一個國家政治發展的重要特點，并制約著整個社會發展進程。因此，將城市和鄉村作為兩個基本的社會共同體，具體考察其不同的政治社會狀況、特點和變遷，對于認識中國，特別是中國政治社會的進程與規律具有特殊的意義。甚至可以說，“只有深入到作為中國政治舞臺基礎的城市和鄉村政治內部及其相互間的二元結構，才能科學地解釋發生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撲朔迷離的景觀” [15]。實際上，這種“城市與鄉村二元政治結構理論”是“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理論”在中國社會研究中的具體運用。它根據中國長期處于農耕社會的特點，要求我們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國家權力體系及以城市為中心的政治活動層面，必須將研究的重點放在中國的基礎性政治社會，而且試圖從鄉村政治社會內在的沖突和交換的過程中來解釋國家有關制度安排及對當代中國鄉村政治發展的深刻影響。因為，在中國這樣的東方社會，任何國家權力的存在及作用都是以基礎性政治社會為前提的。“沒有由一個個處于政治孤立封閉狀態的村社構成的基礎性政治社會，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主義政體就無從立足并凌駕社會之上進行自我更迭循環。而且，往往正是基礎性政治社會的狀況和特點才是影響社會發展的深層原因” [16]。

2．路徑選擇

本研究選擇的路徑是具有利益關聯和交換關系的國家、基層政府、社區組織和村民在鄉村政治社會的行動邏輯。按照“城市與鄉村二元政治結構理論”，在我們討論國家、鄉村社區和村民在進行利益交換時，不僅要將國家權力體系和制度安排作為主導性的因素來考察，同時必須對“國家”進行具體的區分，要將基層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利益依存和沖突進行界定，將鄉村治理研究視野的“國家和鄉村”之分析路徑轉換到村民利益需求視野的“國家、基層政府、社區組織和村民”的解釋路徑。它要求，通過研究作為鄉村政治行動主體的國家、基層政府、社區組織和村民在進行相互交叉式利益沖突和交換的過程中所具有的行動邏輯，來揭示轉型期中國鄉村社會的政治結構。

首先，它是一項歷史考察，需要從近代以來鄉村社會變遷的歷史事實中，以現代化為特定的歷史背景，從城市與鄉村相互分離、自給自足經濟與市場經濟相互沖突、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相互交替等多種角度，來把握鄉村政治發展的根源和演變過程。

其次，它是一項經濟分析，需要從現實鄉村社會的利益群體及其所形成的政治關系中，來分析鄉村社會政治資源的配置方式和績效。它將從財政體制對鄉村利益結構和公共權力運用的相互關系上，來解釋鄉村與國家互動過程中的政治交換，來理解當代鄉村社會各利益主體的利益表現及對政治行動的影響，從而揭示鄉村民主的本質意義。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研究將更多地從村民利益和基層行政組織的雙重視野，來審視鄉村社區的秩序和國家在鄉村進行的政治經濟動員。

再次，它是一項制度研究，需要追究基于國家主義的制度安排和現實的規則演變過程，來理解鄉村政治的類型和性質。它要探討國家進行鄉村社會制度安排最為具體和直接的原因，要研究國家的制度規則進入鄉村社會的實際績效。當然，對制度本身的分析是這項研究必不可少的，只是本書是在歷史過程中，從動態的角度來審視這些規則體系的表現形式。

最后，它還是一項社區研究，需要考察社區中權勢人物同國家權力體制之間直接的聯系，以及社區范圍內的各種權勢人物相互結合、相互影響的方式。作為一項政治分析，以具有共同地域、生產條件、文化習俗、信仰、價值觀念、社會生活氛圍的鄉村社區作為研究的視野，是對以國家為邏輯起點的政治理論的必要補充。可以說，社區研究是國家研究的基礎，而國家研究則是社區研究的邏輯發展[17]。

3．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技術手段是實證研究和統計分析。

實證研究，是對社會各種活動和現象進行解釋、分析、證實或預測的研究方法，要說明“是什么”的問題。從研究方法分類來說，我們的研究屬于實證研究的個案分析，是有關個別社區的微型研究。毛澤東將這種微觀個案研究稱之為“解剖麻雀”。他說，研究農村問題，“要拼著精力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然后于研究別個地方，于明了一般情況，便都很容易了” [18]。費孝通先生在回答有關“在中國這樣廣大的國家，個別社區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國國情”時說：“以江村來說，它是一個具有一定條件的中國農村。中國各地的農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條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為中國農村的典型。也就是說，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會體系等情況硬搬到其他中國的農村去。但同時應當承認，它是個農村而不是牧業社區，它是中國農村而不是別國的農村。”“如果我們用比較方法將中國農村的各種類型一個一個地描述出來，那么不需要將千千萬萬個農村一一地加以觀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國所有的農村了” [19]。正是基于這種理由，本書才將“岳村”作為一種實證個案的類型進行研究。當然，本書也注意到了個案研究的局限性[20]，并試圖將一定區域作為研究背景來進行闡述并賦予了更多的理論關懷。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在進行實證調查和理論闡述時，并不否定必要的價值意義。一般都認為，實證研究并不涉及到價值判斷的問題，而與實證研究相對應的規范分析才以一定的價值判斷作為出發點，提出行為的標準，并研究如何才能符合這些標準和說明“應該是什么”的問題。事實上，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特別是對中國鄉村社會和農民問題進行研究時，就很難將這兩種方法區分開來。因為，對社會各種活動和現象進行解釋、分析、證實或預鍘，從來都是在一定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的。不同價值觀的研究者，對社會各種活動和現實的觀察會有不同的角度和取舍。但是，這并不能否認實證研究和規范分析嚴格意義上的區別。我們堅持的實證研究，只是特別強調了事實先于價值，突出動態的過程研究，“在實際調查中堅決據棄先人為主、以個人價值偏好取代客觀事實的做法” [21]。為此，在許多問題上，我們將采用經驗研究的方式，直接從中國農民的生活實踐中去理解中國農民的政治要求和主張；直接從基層政府和縣鄉干部的行政活動中去認識地方政府的“經濟人”本性。

統計分析，是一種具體的技術方法。它主張從現實社會出發，對所要研究的問題經過數量歸納，采用科學的簡化方法設計出一種對分析現實社會有用的統計模型，通過調查統計，獲得現實社會資料的種種觀察數據，再經過適當的統計解釋，得出適用于現實社會的結論。而與統計分析相對應的模型分析法，則是通過抽象的方法，把復雜的社會現象概括簡化到易于解決的程度，即可反映所研究問題基本性質的邏輯模型，再采用邏輯證明得出抽象的理論模型，經過理論解釋，再把抽象的理論模型應用于社會現實，從而得出現實社會中一個個具體的結論。模型分析法和統計分析法可以相互補充，但不可以互相替代。考慮到中國鄉村社會的極端復雜性，我們尚不能將所研究的問題抽象成為簡單的理論模型，為了進行真正意義的實證分析，我們將更多地采用統計分析方法。為此，我們不僅運用了已有的各種統計資料，還通過對各種問卷調查進行統計分析，以求得出符合事實的結論。

三、研究樣本和文獻

選擇研究樣本，是實證研究能否成功的關鍵。本研究按照類型學的標準和區域比較的方法，并依據毛澤東進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這一具有特定歷史意義的事件，確定了區域、縣級、鄉鎮級和村級等四個層次研究樣本。

1．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

1927年1月，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份回湖南視察農民運動。為迎接毛澤東的視察，國民黨湖南省部召開了常委會，決定派省黨部監察委員戴述人陪同，并議定將考察的重要意義及六項事宜，通告各縣黨部，要求協助作好巡視工作。這六項是：(1)考察各種糾紛之原因，指導解決方法；(2)宣傳農工運動之重要；(3)解釋開放米禁問題；(4)指導解決民食問題具體方法；(5)注重全國的革命問題，現尚軍政時期；(6)宣傳國民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的議決案[22]。

1月4日，毛澤東從湖南省城長沙乘船到湘潭，5日到銀田鎮，6日抵韶山，10日經楊林到湘鄉大坪，11日抵湘鄉縣城，14日到橫鋪肖家沖，15日入衡山白果，17日抵福田，18日至宋橋(世上沖)，4日至23日在衡山縣城，24日返省，向中共湖南區委、黨校和團校各作了一次報告。27日趕醴陵縣城，31日至醴陵東富寺，2月7日(正月初一)回長沙，再向中共湖南區委報告了調查情況，并出席了長沙郊區農協代表座談會[23]。2月12日毛澤東由長沙到武昌。

3月毛澤東在湖南《戰士》周報和《湖南民報》上發表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用“農民運動好得很”、“貧農乃革命先鋒”等事實，批駁了“農民運動糟得很”、是“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議論，充分肯定了農民在革命時期一切向封建地主階級沖擊的行動，他稱贊說，“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 [24]，并提出了建立農民武裝和農民政權以及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理論主張，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

毛澤東考察的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五縣地處湘中和湘南，是湖南省經濟、政治和文化發達和較發達地區，對江南鄉村社會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我們將以這五縣為區域性的研究背景。

2．衡山縣與“鄉村建設”

將衡山縣作為縣級研究樣本，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從歷史上講，衡山縣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農民運動的一面旗幟，同時又是國民政府的“鄉村建設”實驗縣，對分析近現代中國鄉村社會變遷有著特別的意義；從現實方面來講，衡山縣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縣，對于研究當今的中國鄉村社會具有代表性。

衡山縣位于湖南省中部，湘江中游，因南岳衡山而得名。秦統一中國后，此地屬長沙郡，晉惠帝永熙元年(290年)始稱衡山縣。衡山縣轄區數經改變，現北界湘潭縣，西南鄰衡陽縣，西北接雙峰縣，東隔湘江與衡東相望，南端隔湘江與衡南毗鄰，中部北、東南三面環繞南岳區，總面積934平方公里。全縣有8個鎮，10個鄉，驅4個村，18個居民委員會，3256個村民小組和66個居民小組，總人口38.81萬人，其中農業人口為34.4026萬人，占總人口的88.64％。衡山屬中亞熱帶氣候，年平均氣溫17.5度，年平均降水量為1400毫米。全縣有耕地面積26.48萬畝，其中水田24.52萬畝，旱地1.96萬畝5山地面積78.52萬畝，林地71萬畝。全縣有兩座中型水庫，72座小型水庫，20722口山平塘，有效灌溉面積22.95萬畝，旱澇保收面積占85％以上。1999年，衡陽縣農業總產值5.19億元，為工業總產值的104％，糧食產量506億公斤，各類水果產量1萬噸，水產品總量5189噸，木材采伐5584萬立方米，是國家商品糧基地縣、農業開發縣、紅壤開發縣、雜交種子基地縣、經濟林基地縣[25]。

民國25年(1936年)，衡山縣被國民政府定為“鄉村建設”實驗縣，實驗期4年，其目的是改善縣政機構，推行地方建設。“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推舉彭一湖為衡山首任實驗縣長，以推行其“鄉村建設”理論。彭到任后，裁局改科，撤區并鄉，建立示范小學、鄉村師范學校和衛生院，舉辦農事實驗場推廣農業新技術。民國27年(1938年)3月，著名作家孫伏園繼任實驗縣縣長。民國28年(1939年)2月，湖南省政府決定衡山縣實驗工作暫停，孫伏園去職[26]。衡山的“鄉村建設”實驗，為我們研究這一時期衡山鄉村社會政治的狀況提供了許多寶貴資源。

3．白果鎮與岳北農工會

將白果鎮作為鄉鎮一級的研究樣本，主要由于白果鎮的岳北農工會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的獨特地位以及“鎮”預示了鄉村城市化這一發展方向。

白果鎮位于衡山縣西北部，距縣城37公里。古稱白果市，為岳北最大的圩場之一[27]。相傳清乾隆年間，此地涓水河畔有一株古老的白果樹，人們紛紛來此摘白果入藥，“白果”地名因此而得。因臨涓水河畔，很早在此建有一座石拱橋，古稱鎮岳橋。水陸交通便利，逐漸形成集鎮。白果鎮體制變遷的歷史較為復雜。從體制方面來說，明時，屬崇岳鄉第一部；在清代，衡山縣共設17個字437個區，在白果設立朝字，轄白果、江東、松柏橋一帶；民國21年(1931年)，衡山縣撤字建區，原區改鄉，全縣建8個區、437個鄉，在白果設第二區，轄30個鄉和新橋、白果2個鎮；1936年鄉村建設實驗，廢區，實行鄉、縣兩級自治制，全縣設55個鄉2鎮，設立了白果鄉；1937年，衡山縣重新劃定管轄范圍，設26鄉2鎮，設白果鄉，轄有13保、317甲；1946年白果鄉與白山鄉合并為果山鄉；1949年9月衡山解放，全縣劃為7個行政區，在白果設立衡山縣人民政府第七區，轄原白果鄉與新東鄉，設51保，447甲；1950年3月，廢保甲，建村人民政府，第七區共轄34個村；1952年按照中南軍政委員會《關于劃小區、小鄉及鄉級編制供給的決定》，在白果設第三區，共轄23個鄉；1953年，區鄉行政區劃再次調整，第三區轄21個鄉；1956年6月，撤區并鄉，設白果鄉，轄原第三區的白沙、紫樓、扶椅、將軍、愛好、瓦鋪等鄉；1958年人民公社化撤鄉鎮，并大社，衡山縣共設21個人民公社，在白果設立了偉大人民公社；1959年偉大人民公社改為白果人民公社；1961年衡山縣結合整頓、鞏固農村人民公社，調整社、鎮行政區劃，并在8月恢復區公所，設白果區，轄新橋、馬跡、東湖、貫塘、白果、松柏、棠興等10個公社；1966年2月，衡山縣廢區設25個公社，設白果公社；1983年衡山縣開始政社分設，建立鄉、鎮人民政府，白果公社改名為白果鄉；1984年6月白果與棠興2鄉合建白果鎮，轄25個村委會、242個村民小組、2個居委會、4個居民小組。現總面積54.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2914畝，水田21193畝。總人口28974人，其中農業人口28527人，占總人口的98.5％。總戶數為7338戶，其中農業戶7267戶，為總戶數的99％。據鎮政府上報的數據，1994年，全鎮工農業總產值達19582.71萬元，其中農業總產值8947.71萬元，占工農業總產值的45.7％，上交國家工商各稅、農業各稅達800萬元；1998年，全鎮工農業總產值58332萬元，其中農業總產值為8178萬元，占總產值的14％。

白果鎮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1923年以白果岳北村為核心成立的“岳北農工會”，是共產黨領導的湖南省最早的農民協會，為湖南農運之先聲。在“岳北農工會”被趙恒惕鎮壓之后，1926年共產黨人又在白果鎮成立了岳北農民協會。1927年1月15日至17日，毛澤東在白果進行農民運動考察時，高度贊揚岳北人民像孫大圣鉆進鐵扇公主肚里一樣，敢于在軍閥趙恒惕的胞衣盤里鬧革命。并說，衡山有光榮的革命傳統，是我國農民起來革命最早的地方之一。中國有五岳，首先點起革命火焰的是南岳衡山，南岳衡山的革命火焰正向五岳蔓延。過去軍閥趙恒惕想撲滅，撲滅不了。今后任何人想撲滅，將會跟趙恒惕同命運[28]。

確定白果鎮作為鄉級研究樣本，還在于鎮與鄉有著較為明顯的區別。根據1984年11月，國務院批轉民政部《關于調整建鎮標準的報告》規定，建制鎮標準是：(1)凡縣級國家機關所在地，均應設置建制鎮。總人口在2萬以下的鄉，鄉政府駐地非農業人口超過2千的，可以建鎮；(2)總人口在2萬以下的鄉，鄉政府駐地非農業人口超過10％以上的，也可以建鎮。凡具備條件的鄉在改置鎮以后，實行鎮管村體制；暫不具備建鎮條件的集鎮，其所在地的鄉政府要委派專門干部加以管理；(3)少數民族居住地區、人口稀少的邊遠地區、山區和小型工廠區、小港區、風景旅游點、邊境口岸等地，非農業人口雖不足2千，如確有必要，也可以建鎮。從這些標準可以看出，像白果鎮這種實行鎮管村體制的鎮，具有較為明顯的非農化趨勢。在社區發展的性質方面，鎮一般既有農村區域，也有城市區域，既有農業人口，又有非農業人員，鎮是中國工業化的起點，也是中國城市化的起點。這樣必然會產生城市第二、第三產業與農村地區的第一產業之間經濟結構的矛盾，隨著我國商品經濟的逐漸發展，這種經濟結構的矛盾必然導致顯著的城鄉差別，也就必然產生市民利益與農民利益之間的矛盾等[29]。

4．紹莊村和岳村

在村級層面，本書重點研究的是白果鎮紹莊村。

紹莊村，離白果鎮政府駐地2公里左右，與岳北農工會會址相連。同中國許多村莊一樣，紹莊村形成的歷史并沒有文字記載，存儲于鄉村社會的記憶也特別模糊。為了搞清這個村莊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我曾從民族發展、姓氏遷移、習俗變遷、鄉村建筑、甚至墓葬等多個方面進行過考察。

紹莊之地，位于衡山南岳后山地區。衡山縣志中稱，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晚期，就有先民在這里勞作、棲息。夏、商、周時期，此地為苗族和揚越族的聚居之地。秦至西漢，漢民族才大量南移[30]。但對具體的村莊來說，情況則非常復雜，不能簡單用民族的發展史作為依據，較為直接的證據應該是姓氏的遷移。根據這一線索，我們按照紹莊村目前主要由李、楊、周三姓村民組成這一現實，研究了各姓的來龍去脈。據1929年編纂的《衡山縣地方自治調查實錄》記載，岳北地區的李姓是在宋代開始從江西遷入的，楊姓和周姓則在明代始從江西遷入。現存于北京國家圖書館屬于海內孤本的明弘治元年(1488年)編修的《衡山縣志》，卻只有李姓遷入的記載。在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編修的《衡山縣志》中，才有楊周兩姓在明代中期遷入岳北地區的明確記載。當然，李、周、楊等姓氏分別在宋明兩朝從外地遷入岳北地區，并不意味著紹莊村作為自然村落就形成了，因為此時的“岳北”是一個泛指南岳衡山后山以北的廣大地區。為了進一步確定具體的時間，我們查閱了有關族譜。由于紹莊村多姓雜居，各姓又分為多個族派，各族派說法多有不一，使這種考察變得十分困難。據目前占該村60％人口的李姓(隴西堂山霞李)七修族譜稱，該性為授姓，最初生活在隴西地區，宋時逐步向南發展，元朝時多住江西，明時其中一支遷往衡陽。到衡陽后，又多有分宗，其中一支在明初從衡陽縣移住岳北，分居于岳北、建筑和今天紹莊村等地。當時紹莊村叫山廓下，大約在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時，山霞李有旗人為耕種方便從對面的岳北、涓水等村分戶而在紹莊村現址筑房而住，到民初人口漸多。貫塘胡楊五修及六修族譜稱，先祖法新公本胡姓，清初時因讀書于南岳始由茶陵遷到衡山，第三代時，以軍差不時，頂充戶役以脫軍籍易姓為楊，世居衡山貫塘即朝字六區 [31]。大約在清道光年間有一房遷居白果一帶。民國初，楊達道房的同盟支開始遷居岳北[32]。乾隆四十六年續修象占公述稱，周族原籍江西南昌府豐城縣。元大德居長沙府湘鄉縣云溪寺，第四祖來籍衡山岳北朝字白果[33]。周姓(汝南堂)的老人卻言，他們的祖先是在民國初年從松板橋遷過來的。縣志也云：清末民初，縣內有部分自耕農為耕作方便，從大莊中搬出，另立新莊[34]。綜合這些歷史資料和村里老人們的記憶及傳說，大致可以認定，現代紹莊村直接源于清末李姓的開拓，而楊姓和周姓在民初才定居這一地區的。也就是說，紹莊村作為正式村落，應該形成在民初之后。

支持這種推論的證據還有建筑和墓葬。衡山縣農村古老自然村在平原地區多系聚族而居，一姓一村居多，且以富戶住宅為中心營建，形成大村莊，并多建有宗祠。山區丘陵地帶，或伐木搭棚，或筑土墻頂蓋杉木皮，單家獨屋，布局零散。而岳村地勢屬于平原和岳陵之間，村莊背靠一小山，圍山而成，面對平原良田，地域開闊，卻沒有衡山傳統的建筑風格，其布局較為分散甚至出現姓氏交叉，各姓均沒有建立宗祠。這些特征恰恰說明了岳村作為單個家庭或小家族因故遷居開始、經過多家多姓歷時嵌人發展而成為村落的狀況。在紹莊村各姓氏的祖墳地，我們發現最早的祖墳不過四代，為民國3年(1914年)。這也證明，紹莊村作為正式村落的歷史并不久遠[35]。事實上，紹莊之名始于1961年人民公社化時期由白沙大隊分出時，其意為“介紹進集體農莊” [36]。

現紹莊村有7個村民小組，196戶，678人，其中農業人口648人，農業戶為178戶，退休戶口落回本村的17戶。耕地面積為524畝，其中水田508畝，旱地16畝。農業人口人均耕地0.8l畝。全村主要依靠離村12公里的新橋水庫進行農業生產，是較為典型的水利社會。村里除一個小林場每年有1000多元收人外，基本上沒有集體經濟。全村主要由李、楊和周姓三大姓氏組成，長期以來，村里的主要權力基本上由三姓分享，村三主干(支書、主任和秘書)由三姓人分別擔任。為了搞清楚目前農村社會的組織狀況，本書將從政治資源和權力分配、國家權力進入、社區利益保護、村民的政治意愿和認知水平、政治參與等方面，對紹莊進行觀察和分析。

為了表述，我為紹莊村取了一個的學名叫“岳村”，這是學術研究通用的做法。岳，在漢語主要指高大的山，江淹《陸東海譙山集》詩云“輕氣暖長岳，雄虹赫遠峰”的岳就是此意。紹莊地處中國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后山，民間多將整個后山地區稱之為“岳北”，并困岳北農工會的存在而聞名近現代中國政治界。因此，稱之為“岳村”，還有敬仰之意。

5．文本資料和現狀觀察

研究中國的鄉村社會，最感困難的莫過資料的欠缺。對于縣一級，我們尚可從歷史檔案、地方志書和各種文件、有關正式出版物中尋找到部分資料。鄉鎮一級，基本上很難得到正式的歷史性文本，但有關現實的數據和事件記錄大體還是可以探知現實事件的線索。在村莊我們獲得了大量的族譜、家先譜、口頭傳說資料、各種會議記錄、村干部的工作總結、各類宣傳口號，特別還收集了許多有關農民個人利益的許多證據、民間調解協議甚至相關的起訴書及法院判決。盡管這些文本資料，使我們有可能獲得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的歷史性線索，但并不能僅僅依此來理解這種歷史性變遷。因為，這些文本資料已經凝留了記載者的判斷和思考。對此，英國學者王斯福有過這樣的評價：“自梁啟超以來，中國的學者們大都是通過各種記載文本來看待鄉村生活的，而這些文本傳遞著一種篩選出來的觀點：一個知識改革精英認為鄉村應該怎樣的。甚至于當這種觀察(如毛澤東的觀察)是建立在對農民生活的經驗調查的基礎上的，它仍只是一種高度有選擇性的觀察，因為它是在整個無產階級革命戰略中加以解說的” [37]。

為了獲得現代鄉村社會真實的信息，我們還進行了大量的以記錄現實鄉村社會政治行為的觀察性活動。這些活動有人物訪談，實地調查，參與性觀察，并采取多式樣的問卷方式來獲取相關數據。

四、有關說明

規范的體例是一部學術著作所必須的。這種體例需要說明文章的表述邏輯、概念體系和檢驗方法。其中，表述邏輯是有關文本結構安排[38]；概念體系是對報告的重要概念的界定；檢驗方法是有關理論和事實的特定驗證手段。

1．表述邏輯

本書除導論外，由正文、結論和附錄等部分組成。

正文共分四章，主要內容有：

第一章，是對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政治特征的分析。我們分別從“傳統鄉村和鄉村傳統”、“皇權和保甲制度”、“族權和宗族組織”、“紳權和士紳統治”及“土地、賦稅、文化和鄉村控制”五個方面來表述這樣一個觀點：在傳統社會，地方政治制度的基本事實是，在成文制度方面，國家行政權力的邊陲是縣級，縣以下實行以代表皇權的保甲制度為載體，以體現族權的宗族組織為基礎，以擁有紳權的士紳為紐帶而建立起來的鄉村自治政治，其主要原因是這種體制能滿足封建王朝對鄉村資源的索取。這五個方面的邏輯關系是，“傳統鄉村和鄉村傳統”是對傳統鄉村的時間性界定；“皇權和保甲制度”、“族權和宗族組織”、“紳權和士紳統治”是對傳統鄉村基本的政治權力和相互關系進行描述和分析；“土地、賦稅、文化和鄉村控制”則是要回答傳統鄉村社會自治政治生成的基礎。

第二章，是對民國社會激變時期的鄉村秩序的考察。本書認為，民國期間，無論是軍閥統治、還是農會組織以及軍政時期，總的特征是國家權力強制性地進入鄉村社會，強人和暴力是鄉村社會秩序的主導性力量。這一期間，地方政制發生重大變化，其中最顯著的就是行政權力從縣級下沉到鄉鎮級，鄉鎮從自治單位成為了國家最基層的行政組織。我們首先從“辛亥革命后的鄉村政治”、“農民運動和鄉村傳統”、“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的重建”、“鄉村建設實驗和鄉鎮行政化”四個方面來描述民國時期鄉村社會秩序發生的變化，再從“掠奪、兵役、人口和鄉村反抗”的角度來分析國家權力下沉到鄉村社會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分析了新中國成立之后到改革開放前對鄉村政治的改造。本書從“農民協會和土地革命”、“合作社運動與鄉村組織”、“公社的政社合一體制”、“計劃、階級、戶籍和鄉村動員”四個方面，分析和剖析了土地改革時期鄉村社會組織與權力建構及人民公社時期高度集權型的權力體制與鄉村動員的關系。本書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摧毀了封建的鄉村社會秩序，鄉村社會與國家之間建立了新的聯系。國家通過對土地等經濟制度的改造和意識形態的動員，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國家行政權力沖擊甚至取代了傳統的社會控制手段，國家權力的下沉，國家及鄉村干部通過代理方式實現了對鄉村社會權力的壟斷。在此基礎上進行的鄉村動員在為國家工業化積累了經濟資源的同時，也產生了災難性的后果。

第四章，研究的是新時期鄉村政治的發展。這是本書研究的重點。我們分別從“新時期的鄉村改革”、“國家權力與鄉政體制”、社區權威與村治結構”、“家庭利益和鄉村秩序”、“村民權利與公共參與”及“市場、民主、法制和鄉村治理”等角度分析了目前實行的鄉政村治體制生成的基礎和績效，具體地研究了國家行政權力與社區自治權力、利益沖突和公共參與之間的關系。本書認為，以村民自治為核心內容的鄉政村治體制具有現實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文化基礎。實踐證明，這種鄉村治理模式的確立，不僅能完成國家新時期的目標和任務，對社會穩定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而且改變了建國以來村級組織經濟化的進程，標志著村級組織政治化的展開。村民自治這種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鄉村民主制度，將為中國民主化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和積累寶貴的技術經驗。

基本結論，是對正文中已表明的重要觀點進行較為系統的說明。本書的基本結論主要有：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過程，是現代化背景下由國家主導的鄉村社會制度變遷過程；轉型期國家對鄉村社會的主導作用，受到了鄉村利益結構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表現為有限主導的政治模式；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過程，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過程，鄉村社會的基本政治主體正在實現從“家庭”到“單位”再到“個人”的過渡；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過程，還是中國傳統的權力文化向現代民主權利文化的發展過程。

附錄，即“衡山調查記事”(節選)，主要是以時間為線索對這次調查過程和獲得的各種資料的具體記錄，以及調查中的一些感想，這樣做也許并不符合“學術規范”。但我認為，這種有關調查行為的原始記錄對一項實證研究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它不僅是有關論文證據可信性的保證，在一定的意義上，它本身就是一份證據，是鄉村社會調查中必不可少的“語境”說明[39]。

2．概念體系

概念是研究和論證的基本單位，如何選擇或建構相關的分析概念，對我們的研究十分重要。特別是由于目前學術界對于本書使用的重要概念存在著不同的界定，要求我們進行必要說明。

(1)農村、鄉村和鄉土。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于“農村”、“鄉村”和“鄉土”這些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沒有進行嚴格的限定，在許多學術著作中常出現混用的情況，有時甚至在一句話中同時出現這三種稱謂。實際上，“農村”、“鄉村”和“鄉土”雖然都是一個地域空間概念，它們所指稱的對象具有一致性，即包括了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是相對于城市而言的。但如果進一步深究，這三個概念在內涵上還是具有一定的區別，其指稱也有一定的側重。

“農村”主要的是一個經濟概念，表明的是一種不同于城市的經濟活動方式，是與“農業”相聯系但并不相等的概念[40]。農業作為一個產業部門是以土地為基本生產資料，以有生命的動植物為生產對象，以同自然再生產過程相交織為特點的物質生產部門。“農村”就是與這種農業生產方式直接聯系的社會區域。由于近代下商業的發展，加速了其與農業的分化，“農業區域”與“工商業區域”的對應關系也就越來越明顯。因此，“農村”這一概念又通常用來指稱近現代工商性的城市相對應的“農業性村莊”。

“鄉村”主要的是一個社區概念，強調的是一定社區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社區是一種社會組織形式或社會結構單位，是一個特定區域內社會群體和組織建立的一種社會文化體系。這些社會群體或組織利用這一體系在彼此間建立聯系以解決由于居住在一個可界定的疆域內從而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的帶有共同性的問題，滿足共同的需求。其基本規定性有：按地域組織起來的人口；這些人口程度不同地深深扎根在他們所生息的那塊土地上；社區中的每個人都生活在一種相互依賴的關系之中。鄉村社區除具備以上規定性之外，還具備以下特點：第一、自然環境對鄉村社區的直接支配性較強。鄉村聚居點要受土地與人口的支配，總是限定在一定的規模或空間的范圍之中，不僅農作物的種植帶有地域性，而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帶有地緣的色彩。山川形勢、交通條件、內部市場等因素也限制了社區的規模，形成一個個村落社區。第二、鄉村人口散居在廣袤的土域中，人口密度相對較低，人口流動率小，這就造成了鄉村社區的封閉性。社區人口的社會生活比較定型，人口的同質性較強，獲取外界信息比較困難。第三、家庭是鄉村社區的中心。當鄉村社區各種正式組織尚不發達時，鄉村家庭不僅是經濟生活的中心，而且是社會交往、教育和娛樂的中心。第四、鄉村社區的成員在心理上比較保守，地方觀念和鄉土觀念濃重。注重家庭和家族的利益，他們的言行中有時帶有封建迷信的色彩[41]。

“鄉土”更多的具有文化意義，強調的是與傳統農耕文明相聯系的社會特性。在中國的古漢語中，“鄉土”為家鄉或故鄉之意。《列子·天瑞》中“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就是此意。鄉土中的鄉是指鄉村，土則是指土地，“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 [42]。它表明了在傳統農耕文明中，土地在社會關系中的決定作用。也正是由于現在土地的這種作用有所下降，學術界也就很少再提及社會的鄉土性了。

本書研究的課題是與城市相對應的一定社區范圍內的“政治結構”，因此，主要在社區意義上使用“鄉村”這一概念。但在引用相關著作時，對原作者使用的“農村”或“鄉土”概念所進行的表述也就不再進行說明。

(2)權力、權威和政治結構。權力、權威和政治結構是政治分析最為重要的概念之一。具有很強的工具特性。這三個概念在內涵和外延都有較為明顯的區別，但又具有一定的聯系。

權力是反映主體一客體、命令一服從關系的影響力，表現為對社會資源的支配和調動以及強制性地影響他人行為的能力[43]。任何權力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但只有由眾人構成公共社會時才產生用來處理共同體公共事務的公共權力。由于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公共權力又分為國家形態的公共權力和社會形態的公共權力。簡單地說，國家形態的公共權力，就是國家權力，是一種高于社會的合法暴力；而社會形態的公共權力則寓于社會之中，對組成社會的個人直接產生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自治權力。

權威指的是為其他人所服從的權力人士具有的被信任度和能力，依據韋伯的界定，權威可分為三類：神異權威，傳統權威和料層權威。神異權威，指的是個人利用創造對眾人的福利獲得聲望，從而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和尊嚴。傳統權威指的是某種制度在長期的存在中，逐步獲得公眾的承認，成為具有象征力、道德和行為約束力的存在。科層權威，其力量來自于正式的官府以及工作單位上級的任命，以行政等級為其存在基礎，涉及制度的建制，因此是官僚式的[44]。

政治結構則表明的是社會群體在政治社會中所處的地位。結構是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相對穩定的分布狀態、排列順序和作用方式，它反映系統的有序性特征。社會結構是在人自覺活動中形成的穩定的聯結方式。政治結構是一定社會組織中人與人之間的既定關系，其基本單位是個人角色。“一個角色就是一種規則化的行為模式，它是通過人們自己的和他人的期望和行動而建立起來的，描述一個政治結構也就說明了各種角色之間的聯系；每個人各就其位，在這個位置上，人們期望他經常按一定的方式行事” [45]。

政治結構總是與一定的權力和權威相對應的。政治結構能反映一定的權力狀況和權威性質。因為“權力和權威都是社會中部分人對他人的控制能力。盡管權力和權威的表現形式不一樣，它們的社會根源不一致，但如果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看，權力和權威都是一個人社會地位的標志。在中國農村的基層社會中，分析權力結構對于分析社會結構是非常重要的” [46]。

(3)治理、控制和自治。從詞意上來說，治理(Govemmce)具有控制、指導和操縱等含義。作為政治學概念，治理則主要指“統治者或管理者通過公共權力的配置和運作，管理公共事務，以支配、影響和調控社會” [47]，是公共權力對基層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根據公共權力配置的方式不同，治理可以分為控制型治理和自治型治理。

控制型治理，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單向度的政治統治方式。就其權力關系而言，是一種科層體制。依據韋伯的理論，“科層制”最本質的意義在于“命令一服從”互動關系的確立。也就是說，科層體制是以服從的持續存在為基本前提的。而“命令一服從”互動關系的建立是與對資源的占有和支配狀況相聯系的。

自治型治理，是以一定社區或群體為對象而相對獨立地組織起來的公共權力管理方式；按照政治學家戴維·赫爾德的解釋，自治是特定的政治框架形成并限制著個人可利用的機會，在這個框架范圍內，個人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因而承擔同等的義務。這就是說，只要他們不用這種框架來否定別人的權利，那么，他們在決定自己生活條件時就應該是自由和平等的。“?自治?意味著人類自覺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決定的能力。它包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思考、判斷、選擇和根據不同可能的行政路線行動的能力。”“制定自治原則，要求我們重新思考國家行政的形式界限與市民社會的形式界限。” [48]按照這種“自治原則”來分析轉型期中國鄉村社會的政治結構，可以發現兩類不同的“自治”，即“鄉村自治”和“村民自治”。深入分析這兩種“自治”的基礎、性質和績效，是我們理解中國鄉村社會政治結構的關鍵。

3．檢驗方法

檢驗方法是判定研究成果可信度的手段。一般認為，理論的檢驗方法有兩種：經驗檢驗和邏輯檢驗。

本研究在理論上不具有特定的預設性的檢驗方法。運用一般的邏輯方法可以進行解讀和理解。

本研究運用的事實證據可以質證和檢驗，但需要按不同情況分別采取不同的方法。

其一，對于社會基本狀況的數據，一般都以國家權威機關認定的數據為準。對有多種文本，如有多種版本的地方志等出版物認定的數據，一般以最近的版本為難。對有多種資料認定的數據和事實，凡與近年出版的縣志不相同的數據，如不能再進一步核實，均以正式出版的地方志為準[49]。凡是與研究結論相關的數據，均標明了出處，按注明查閱相關文獻及檔案資料便可以證實。

其二，關于調查獲得的數據，其收集的方法分為兩種，(1)設計基本調查問卷表，通過隨機取樣的方式確定調查對象并由其填寫，以了解調查對象的意愿；(2)設計各種基本數據統計表，通過分類取樣的方式確定調查對象，在調查者的參與和指導下由調查對象據實填寫，以了解調查對象某一方面的真實情況。對上述問卷表和調查表的基本數據和相關信息，均經過認真且符合學術良心及品德的分類統計和分析，以保證有關數據系統化和定性信息定量化。全部問卷和調查表保存完好，以備核查[50]。

其三，對于調查中參與和非參與性觀察記錄，雖然事件的本身很難重復，但觀察者卻力求準確和全面，并注意到了相關文本資料：

[1]徐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頁。

[2]黨國印：《“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點嗎?》，載(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1期。

[3]王滬寧認為，為加強村一級組織調控作用，從目前鄉村變化了的生活方式看，將社會體制的下線伸入到村是必要的。(參見王滬寧：《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頁。)

[4]沈延生在《村政的興衰與重建》一文中指出，將村民自治作為中國民主建設的起點和突破口，是不切實際的。自下而上的演進不能代替自上而下的變革，“非國家”層面的群眾自治也不能代替國家層面的民主憲政。離開政治發展整體目標的所謂政治民主化，會淪為歷史的笑柄。其政策性主張就是實行“鄉治、村政、社有”，村政的基本內容就是將政府組織延伸至行政村；(見《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6期。)

[5]有學者認為，如果說第一次漢族社會人類學研究的高潮，是以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為契機，那么，第二次漢族社會人類學的高潮應該是在莫里斯·弗里德曼的理論的刺激下，以華南為中心(臺灣、香港、廣東)，從60年代始逐漸發展起來的。(參見麻國慶：《家與中國社會結構》，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9頁。)

[6]這里借用鄭杭生對農村社會結構的研究狀況的評價。(參見鄭杭生：《當代中國農村社會轉型的實證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頁。)的變遷進行實證研究。

[7]王仲田：《鄉村政治：中國村民自治的調查與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8]張厚安、徐勇主筆：(中國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武漢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頁。

[9]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頁。

[10]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載《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頁。

[11]江澤民1995年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農民日報》1995年2月28日。

[12]余力：《中國農村政治：一個緊迫的課題——張厚安教授訪談》，載《社會主義研究》1991年第2期。

[13] [德]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思格斯：《費爾巴哈》，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頁。

[14]為全面理解和掌握西方現代經濟分析方法，我用了近兩年的時間完成了《現代經濟分析的原則和工具：社會科學分析范式的革命》這部專著(即將出版)。我認為，現代經濟分析已超越了古典經濟分析的歷史性局限，并擺脫了長期以來的意識形態化的困惑，逐漸發展成為了一種綜合性的研究方法，為理解全部人類行為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分析框架。

[15]徐勇：《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6頁。

[16]徐勇：《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3頁。

[17]王銘銘認為，“在國家與社會關系變遷的歷史過程之中，對漢人社區內部社會秩序、行動、互惠以及它們與外在政治、社會、文化的互動加以考察，可以建構一部有益于理解大社會及其變動的社區史。”(參見王銘銘：《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8頁。)

[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頁。

[19]費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國——個人的經歷》，載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編：《東亞社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6頁。

[20]有學者評述說，“傳統的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是對一個村莊或一個社區通過參與觀察，獲得對研究社區的詳細材料，并對這一社區進行精致的雕琢，從中獲得一個完整的社區報告。這樣，人類學的發展本身為地方性的資料細節所困擾，忽視了一種整體的概覽和思考。”“人類學的研究并不僅僅是描述所調查對象的社會和文化生活，更應關注的是這一社區的社會和文化生活相關的思想，以及這一社會和文化在整體社會中的位置。”(參見麻國慶：《家與中國社會結構》，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頁。)

[21]徐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村治叢書總序)，華中師范大學出版1997年版，第4頁。

[22]《省黨部派員考察各縣黨務》，載湖南《大公報》，1926年12月28日。報云“至于此次巡視縣份，計寧鄉、新化、衡山、衡陽、湘潭、醴陵、寶慶、攸縣、武岡、新寧等縣”。

[23]肖浩輝：《毛澤東與中國農民》，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頁。詳細路線見附圖。

[24]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0頁。

[25]本書有關衡山縣、白果鎮及紹莊村的耕地、人口、戶數、工農業總產值等數據，除有特別標明外，均為1999年統計數字。

[26]《衡山縣志》，岳麓書社1994年版，第203頁。

[27]衡山縣人民政府：《湖南省衡山縣地名錄》(內部資料)，1982年刊印，第57頁。

[28]參見衡陽市黨史人物革命烈士傳記編纂委員會編：《衡陽英烈傳》第2輯(內部資料)，1995年刊印，第220頁。

[29]參見張全在、賀晨：《鎮政府管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頁。

[30]《衡山縣志》，岳麓書社1994年版，第7頁。

[31]《貫塘胡楊五修族譜》，卷1，舊序。

[32]《貫垢胡楊六修族諾》，卷13，楊達道房蒙青支同盟房譜。

[33]《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譜》，卷1，續修象占公述。

[34]《衡山縣志》，岳麓書社1994年版，第328頁。

[35]對于這一推論，我曾討教過我國著名的歷史地理專家劉沛林教授。他認為，從岳村目前多姓雜居的狀況來看，岳村的確有別于南方許多單姓村落。而且從湖南有關歷史方面的資料來分析，又不能歸結為“戰亂和自然災害”兩大因素，比較可信的結論就是岳村在民國初才形成正式村落的。他對于村落的界定是：村落即農民聚落的簡稱，是長期生活、聚居、繁衍在一個邊緣清楚的固定地線的農業人群所組成的空間單元。(參見劉沛林：《古村落：和諧和人聚空間》，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頁。)

[36]據當事人回億，此名始于1958年公社化初期；衡山縣人民政府編輯的地名錄稱為1961年。參見(湖南省衡山縣地名錄)(內部資料)，lg82年印刷，第59頁。

[37]王銘銘、王斯福主編：《鄉土社會的秩序、公正與權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

[38]如果說，事實邏輯表示社會現象在一定條件下必然會出現并且可以重復的過程，那么，揭示轉型期中國鄉村社會的政治結構演變過程及內在邏輯是我們研究的目的。但是，研究過程和表述過程是有區別的。研究過程講究的是路徑和手段，表述過程則要注重邏輯和體例。表述過程是有關研究成果系統化的闡述和說明，其邏輯體系表現為文本的結構。

[39]“語境”，即語言環境，表明的是受調查者的“話語”背景和習慣。在目前許多有影響的鄉村社會研究著作中，我們發現作者總是引用調查時某人說過的一句話或幾句話作為證據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并沒有交待“語境”。盡管我們可以不懷疑作者的學術品德，但我們還是可以懷疑這種的結論的可信性。

[40]周沛：《農村社會發展論》，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頁。

[41]張曉山：《走向市場：農村的制度變遷與組織創新》，經濟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87—89頁；何肇發：《社區概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52-155頁。

[42]參見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明年，第9頁。

[43]鄭杭生：《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頁。

[44]參見王銘銘：《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69頁。

[45][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頁。

[46]陳吉元、胡必亮：(當代中國的村莊經濟與村落文化)，山西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頁。

[47]徐勇：《GOVERNANCE：治理的闡釋》，《政治學研究》，1997年第1期。

[48] [美]戴維·慧爾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396頁。

[49]在這次調查中，我接觸了大量的地方志專家。我發現，盡管他們在資料的取舍和事件的表述上也要受到意識形態和知識水平的限制，歌功頌德仍然是其主要的動機，但是，這些志書編纂者大都有史家的求實精神，用他們的話說，“對有些事如不符合上面的規定，我們可以不寫或少寫，但寫上去的就應該是真的，這可要對子孫后代負責任的”。正是基于他們這種“史德”——對歷史的責任感，可以說，較之那些政治性的統計資料來說，志書是要真實得多。

[50]有關資料已隨論文移送到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資料庫設專柜保存，以備查考的收集。查閱這些文本資料、訪問當事人、分析其他關聯信息也可以得出相似結論。

第一章 傳統鄉村社會的政治特征

清代，地方政治制度的基本事實是，在成文制度方面，國家行政權力的邊陲是縣級；縣以下實行以代表皇權的保甲制度為載體，以體現族權的宗族組織為基礎，以擁有紳權的士紳為紐帶而建立起來的鄉村自治政治。

一、傳統鄉村和鄉村傳統

我們研究的課題是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所謂“轉型”就是指事物從一種運動型式向另一種運動型式轉變的過渡，轉型期則是這種過渡過程的時間界線。社會轉型是指社會從一種類型向另一種類型的過渡過程1，即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對“傳統鄉村”有一個認定，即通過確定“傳統鄉村”政治社會的“標準形態”，再從具體的歷史過程來了解這些“標準形態”發生了那些變化，又是如何發生的。可以說，這種認定是十分必要的。因為，目前人們在使用“傳統鄉村”這一概念時，其內涵和外延并不清晰。有許多有影響的著作，將“傳統鄉村”泛指為新中國以前的所有鄉村社會，有的甚至將現代有些村莊因具有傳統鄉村社會的某些特征而指稱為“傳統鄉村”。

對于中國社會轉型期的起始時間，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普遍認為，中國社會轉型是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正式開始的。到目前為止，這一轉型過程大致經歷了1840年至1949年的啟動和慢速發展階段，1949年至1978年的中速發展階段和1978年至今的快速和加速發展階段2。其主要標志是：(1)社會的基礎產業發生了轉變。傳統社會基礎產業是農業，絕大部分人口從事農業生產；而現代社會基礎產業是工業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現代商業和服務業，第二、三產業的就業人口超過了農業。(2)社會勞動方式發生轉變。傳統社會主要是手工勞動；現代社會因工業發明和科技進步而主要是機械化乃至自動化生產。(3)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程度發生轉變。傳統社會只有簡單的即依照年齡和性別等自然特征進行的勞動分工，社會分化和專業化程度因此很低，社會的同質程度較高；現代社會有了復雜的勞動分工，社會組織的結構與功能隨之高度分化和專門化，社會異質程度較高。(4)社會主要組織形式和社會關系發生轉變。傳統社會的主要組織形式和社會關系是家庭組織和血緣，家庭組織擔負著生育、生產、消費、教育、贍養、撫養及娛樂等多方面的功能；現代社會的主要組織形式和社會關系是職業組織和業緣關系，家庭在生產方面的功能已經外移給社會職業組織，在生活方面的功能逐漸外移給社區組織。(5)社會活動的主要場所發生了轉變。傳統社會的社會活動的主要場所是鄉村社區；而現代社會的社會活動的主要場所是城市社區。(6)社會開放程度發生了轉變。傳統社會因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基礎而具有較強的分散性和封閉性；現代社會因其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和商品流通乃至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而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社會。(7)社會管理的權威基礎和主要方式發生了轉變。傳統社會的社會管理以傳統權威為基礎，家長制管理是其主要管理方式；現代社會的社會管理則以法理權威為基礎，科層制管理是其主要管理方式。這些轉變的發生和過渡過程，就是中國社會的轉型期3。

但按照王滬寧等政治學家的觀點，中國社會是從20世紀開始進入轉型期的4。其依據主要是英國現代化學者安德魯·韋伯斯特的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傳統社會的特征有以下三個方面：(1)傳統主義的價值觀占據統治地位，人們向往過去，缺乏文化能力去適應新的環境。(2)世系門第制度決定著人們的社會活動，這種門第制度是實行經濟、政治和法律控制的主要工具。一個人在門第系統中的地位以及社會地位是給予的，而不是憑業績獲得的，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反映出他所屬的家庭、民族或部落的地位。(3)傳統社會的成員用一種帶有感情色彩的、迷信的和宿命論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認為一切都將聽天由命，事物的發展注定如此。而現代社會具有三種截然不同的特征：(1)人們可以保留傳統的東西，卻不做傳統的奴隸，并且敢于摒棄一切不必要的或阻礙文明繼續進步的東西。(2)人們的關系在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中都是無足輕重的，因為人們在地理上的流動已使家庭紐帶松弛。一個人在經濟、政治上的地位可由其努力和高度的進取心而獲得，不取決于出身門第。(3)現代社會成員不聽天由命，而是富有革新精神，隨時準備克服障礙，表現出強烈的企業家精神和對世界的理性與科學態度。所謂社會轉型，就是從前三個特征轉向后三個特征5。

顯然，學術界關于中國社會轉型期的這些爭論，并不影響我們將“社會轉型”作為研究中國鄉村社會的重要概念。這種重要性主要在于，“社會轉型”是我們的一個理論分析工具，是一種研究視野。特別是，我們在分析學術界關于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各種理論和標準后，產生了這樣一個理論假設，這就是，在中國社會轉型期，鄉村社會具有相對獨立的形態和特征，即雖然中國社會的轉型包含了鄉村社會的轉型，但鄉村社會本身也存在一個轉型的過程。如果這種理論假設成立，我們在將“轉型期”作為一種研究視野運用到對轉型期中國鄉村社會政治結構變遷的分析時，就需要具體區分兩種不同的研究方向，其一是中國社會轉型中的鄉村社會。它要求更多地關注社會轉型所具有的歷史性事實，將鄉村社會發生的變化作為這種事實中的一部分來進行考察，其目的是從鄉村社會的轉型來獲得中國社會轉型的信息。其二是中國鄉村社會的轉型。它是以鄉村社會本身的轉型為基本線索，社會轉型只是其歷史背景，通過對社會轉型過程中鄉村社會關系的分析，來把握鄉村社會的變遷過程和規律。當然，這兩種視角是相聯系的，因為，中國鄉村社會的轉型從來都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內容。

根據這一理論假設，我們認為，中國鄉村社會的轉型，應該是指中國傳統鄉村社會向現代鄉村社會的轉變過程。轉型的目標是從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變，是從傳統的宗法封建的鄉村向現代民主自由社會的轉變，是從傳統的缺乏自覺意識的農民向作為歷史主體的農民轉變。這個過程，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而當今中國鄉村社會仍處于這一過程之中。因為，我們的研究將表明，1840年發生的鴉片戰爭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沖擊是巨大的，自此以后，中國社會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標志著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是，從具體的社會結構來看，1840年之后的鄉村社會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只有到20世紀初，隨著科舉制的廢除，鄉村社會才開始發生結構性的轉變。

也就是說，我們將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以前的中國鄉村社會界定為“傳統鄉村”的標準形態。由于1905年并不意味著清朝的終結，所以，我們將用“清代”來界定整個清朝這樣一個特定的時間概念，用“清末”來指稱1840年至1905年的中國社會，用“晚清”來描述1905年至1911年的清朝，試圖以動態的發展過程來校正“傳統鄉村”的不確定性。

根據這一界定，可以這樣認為，只有近一百年歷史的岳村并沒有經歷過“傳統鄉村”這一歷史階段。這無疑給我們利用岳村作為研究樣本考察“傳統鄉村”增加了困難。為了彌補這種缺陷，我們只得將與岳村相鄰并有姓氏關聯的其他村莊以及整個岳北地區作為這一研究的參照。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可是在進行多層次的比較研究后，我們意外地發現了另一類有價值的現象。這就是，沒有經過“傳統鄉村”的岳村，卻具有中國“傳統鄉村”許多相同的“鄉村傳統”6。

這種有別于“傳統鄉村”的“鄉村傳統”，也許正是我們正確解中國鄉村社會的“遺傳密碼”。

二、皇權和保甲制度

史學家一般都認為，中國傳統社會，自秦始皇建立郡縣制以來，王朝就壟斷了國家權力，并通過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權力系統和嚴格統一的法律制度，控制著整個社會。皇權成為了國家權力的主要體現和代名詞。如果從社會治理角度來考察，我們可以將這種壟斷了國家權力的皇權分為治權和法權兩個方面。治權是以國家權力機構為內容的權力體系，而法權則是以國家權力為后盾的規則體系。從理論上來說，封建王朝的治權和法權是統一的，但就具體的封建王朝而言，治權和法權則表現為一定的區分。這不僅表現為，在一定歷史時期，封建王朝對某一地區的權力失控而造成的法制失范，也表現為在某些地區治權所代表的官治體制與以法權為背景的自治體制的區分。這種區分，最為突出的情形就是宋代王安石變法以后，縣以下的廣大鄉村社會。

具體來說，秦朝將全國劃分為郡、縣、鄉三級行政區域，鄉作為基層行政區域得以確定。“以縣統鄉，以鄉統亭，以亭統里。大率10里1亭，亭有長；10亭1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繳。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繳主循禁盜賊。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7從皇權表現形態而言，治權所代表的官治體制深入到了鄉政，三老為“鄉官”，法權則普及亭里，亭長里長雖只為“民官”，卻有督促皇權實施的義務。東漢至三國，縣置諸鄉，“民有什伍，伍有伍長；百家為里，里有里魁；十里一亭，亭有亭長；十亭為鄉，鄉有鄉佐、鄉老、有秩、嗇夫、游繳各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繳主治安。”這種設置及其性質與秦相差無幾，只是鄉民的組織化程度更為系統和嚴密。魏晉南北朝時期，一方面承襲秦漢，實行鄉、亭、里制；另一方面則仿《周禮》實行鄰、閭、黨制或里、黨制8。如北魏初年，實行的“宗主督護制”，實際上是利用地方豪強控制鄉村。“后魏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征斂，倍于公賦。”然而，“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日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干干之總條，然后口算平均，義興訟息”9。因此，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建立了以《周禮》鄰、里、族、黨制為藍本的三長制，即“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10。但這一時期，鄉的規模漸次減小；鄉官由官派向民選過渡。西晉時，“縣五百戶皆置鄉，三千戶以上置二鄉，五千戶以上置三鄉，萬戶以上置四鄉。鄉不滿千者，置治書吏一人，千戶以上則置吏、佐、正各一人”11。到隋唐，鄉里組織領袖的地位雖有所下降，但仍為鄉官。隋文帝開皇十五年(595年)，文帝盡罷鄉官。“到唐代中期以后，鄉里組織之領袖如里正的地位明顯下降，鄉里制度已開始由鄉官制向職役制轉變。到宋代，這一轉變得以完成。”12其中，最主要的標志，是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實施的保甲制。宋史載，王安石“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為一保，選心有干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保為一都保，選為眾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之副。應主客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兩丁以上有余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13。元朝稱“村疃制”，明稱為“里甲制”，實際性質并無大的變化。但在具體的形式上，鄉村組織不再是基層政權，其負責人不再是政府官吏，但又必須在縣府的領導之下，行使基層政權的一部分職能，與此同時，自理鄉村公共事務，鄉規民約亦在此時出現。

也就是說，自秦朝至明清，國家的地方權力體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從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到隋文帝開皇十五年(595年)，實行鄉亭制，以官派鄉官為主，民間推選人員為輔，鄉為基層行政區域；從隋文帝開皇十六年(596年)至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鄉里制度開始由鄉官制向職役制轉變；從王安石變法至清代，實行的保甲制，縣為基層行政區域，鄉不再是基層行政區域。這表明，治權所代表的官治體制從鄉鎮退縮到縣一級14，鄉里組織領袖一改在秦漢時位要聲顯的狀況，最終成為州縣官吏任意驅使的差役15。

清代官治體制基本上沿襲明制，設有省、府、縣及道、州、廳各級組織。省下設府，府下為縣，道為省的派出機構，州、廳有相當于府一級的直隸中央的州、廳和相當于縣一級的普通州、廳。其中省為地方最高政權組織，縣為最基層的行政組織。清光緒年間，全國共設有24個行省區，185個府，34個直隸廳，72個直隸州，78個普通廳，145個普通州，1303個縣。縣的行政機構為知縣衙門，一般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房。有的縣還設有日發房、倉房、庫房等。縣的首腦為知縣，按《清朝通典》，知縣掌“平賦役、聽治訟、興教化、厲風俗。凡養民、招神、貢士、讀法，皆躬親厥職而勤理之”。也就是說由知縣總攬全縣行政權和司法權，凡縣內之訴訟審辦、田賦稅務、緝盜除奸、文教農桑諸政無不綜理。縣的佐官和屬官有縣丞、主簿、典史、巡檢、驛丞、閘官等，負責管理全縣政務、賦役、戶籍、緝捕、訴訟、文教等，知縣還直接聘請刑名、錢谷、征比、掛號、賬房、書啟等胥吏協助其處理政務。在縣以下，清承明制，推行保甲制度。早在順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就諭令：“凡保甲之法，州縣城鄉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甲立一保長，戶給印牌，書其姓名丁口，出則注其所往，入則稽其所來。”16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甲法并沒有認真推行。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重申保甲法。這一年，康熙下詔曰：“弭盜良法，無如保甲，宜仿古法而用以變通。一州一縣城關若干戶，四鄉村落若干戶，戶給印信紙牌一張，書寫姓名、丁男口數于上。出則注明所往，入則稽其所來。面生可疑之人，非盤潔的確，不許容留。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甲立一保長。若村莊人少不及數，即就其少數編之。無事遞相稽查，有事互相救應。”17自此以后，保甲制作為基層社會組織形式而通令劃一，凡保甲之法，“十戶為牌，立牌長，十牌為甲，立甲長，十甲為保，立保長”i。而“居民皆有版籍，南方以者以圖，北以里社，皆鄉貫也”18。

衡山縣清順治四年(1647年)始入清版圖，屬湖南省衡永郴桂道衡州府。光緒年間其轄區東至攸縣40公里，西至衡陽界22.5公里，南至衡陽界兩衡亭25公里，北至湘潭界牌山17.5公里，遠大于現在的衡山縣境。衡山知縣衙門作為清王朝最基層的行政組織，在公署下設吏房、戶房、禮房、兵房、承發科、架閣庫、鋪長司、僧綱司、道紀司和草市、永壽(南岳)巡檢司兩個派出機構。行政長官稱知縣，正七品，掌管縣政。佐官有縣遠，正八品，輔助知縣掌理縣政，主管糧草、賦稅。屬官和學官有典吏、教諭、訓導、分防把總、協防外委各1名；僧綱司、道紀司、草市巡檢司、永壽巡檢司各司吏1名；吏、戶、禮、兵房和承發科分別設司吏、典吏各1名；架閣庫設典吏1名；鋪長司設司吏1名；驛丞、陰陽學訓術、醫學訓科各1名。此外，還有門子、皂隸、仵作、馬快、庫子、禁卒、馬夫、齋夫、轎夫、扇夫、傘夫等歷名。這些機構和人員設置，各代基本上沒有變化。湘鄉、湘潭、長沙、醴陵四縣的縣政設置與衡山大體相同，只是湘鄉還設有駐防把總(正七品)。衡山縣的基層機構定制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這一年，知縣李長祚將衡山縣原6鄉16都(里)1坊改編成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云、土、夢、作、又等17個字，下共設437個區。每個字號設團總1人，每區設保正1人，“大多由鄉紳兼任”19。光緒十二年(1886年)縣內推行保甲法，要求每10戶立一牌頭，10牌立一甲頭，10甲頭立一保長，戶給牌招，書其姓名、丁口。出則注其所往，入則稽其所來，不報者論罪20。岳村一帶在明時屬于“一都”管轄，清代定制時“一都”改為“朝字”。從當時的政區圖可以看出，“朝字”管轄的地方包括了現在的白果鎮、江東鄉、松柏橋鄉等地，大體上與民間稱之為“岳北”的區域相同21。“朝字”共設了34區。岳村之地大約屬于第十二區。這時的一個“區”要比現在的“鄉”小比“村”又大一點。五縣中的其他縣也同衡山一樣，在縣以下建立了保甲制度，只是在定制的時間、區劃設置和名稱上多有不同。湘潭縣在清初實行都甲制，縣下劃為21都，都設都總，主管行政，都團總，管軍事、治安；都下設甲，甲設團正，主管行政，團總管軍事和治安；甲下分境(后改為牌)，全縣共計607境，境有境長。在光緒十二年(1886年)推行保甲法，都下設10保，保有保正；保下設甲，甲有甲長22。醴陵縣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設東南西北4鄉，鄉下設30都，都下設108境。1782年該縣推行保甲法，咸豐年間，保甲制漸廢，光緒十二年(1886年)，恢復保甲制23。湘鄉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將全縣劃成12個鄉，鄉以下劃分為44個都和3個坊，都以下分區，區以下分牌24。長沙縣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設10都、4坊、1廂，坊廂下設甲25。

從上表可以看出，清代縣以下的設置并不統一，各地的名稱和層級也不相同。這說明，在清代，知縣對于縣以下的區劃設置有較大的自主權。因此，在許多地方志中，常有“某縣令設置地方”的記載。盡管各縣在縣以下體制的名稱和設置上區別較大，各地在近年編修縣志時，卻都將此時縣以下的行政設置稱之為“自治單位”26。

對此，我曾走訪了有關專家和學者27，他們的解釋主要有兩點：其一，清代以來的地方志都這樣稱謂；其二，按照民國著名學者聞鈞天的解釋，所謂地方自治就是“一地方之人，在一地方區域以內，依國家法律所規定，本地方公共之意志，處理一地方公共之事務”28。也就是說，清代縣以下的基層機構是一種以“地方之人”“按地方公共之意”“治地方公共之事務”的制度體制。其特征為：

第一，清代保甲制明文規定，保甲組織的執事人員須是本地域內的居民。

清代對保甲組織執事人員的資格標準和選任辦法均有明確規定。乾隆二十二年《戶部則例》通令，保甲長由“士民公舉誠實、識字及有身家者，報官點充”。清《刑部條例》規定，保正甲長牌頭選正直老練之人任之，若豪橫之徒，藉不正名義貪利者，當該長官，嚴為取締，并飭其退職從嚴處罰。也就是說，保正甲長牌頭，向例由各地域范圍內之居民，“公舉”本地德才識兼備及家道富有者，呈地方官任之。事實上，清代的保正甲長牌頭及更高一級的“團總”均為地人士充任。從衡山縣政資料和岳北地區各族譜反映的情況來看，此類規定，在當時執行得還是比較嚴格的，各地方人土是絕不許可外人擔任本地保甲組織的執事。如在岳北地區屬于大姓的《趙氏宗譜》就記載了大量的本族人士如何擔任本地保甲組織執事而如何造福鄉里的事跡。其中“族人”因公正無私，受其他地方鄉民敬仰，為到他鄉主事，只得按“朝廷規制”遷居他鄉。可見，要成為清代保甲組織的執事，就必須首先成為本地“士民”。由于在清代某些時期內，保甲制中的執事之職應該是讓百姓敬仰的事情，是對一個人身份和地位的社會承認，有些鄉民為了能在他鄉得到此職務，不得不移居他鄉，另立宗支。

當然，也有學者尋找到與此相反的證據。由于，保長要同時侍奉兩個上司：上級政府和地方紳士，而上級政府的縣官又只能委托一批差人做其代理，這些差人地位不高，也沒有什么實權，他們到鄉下辦理公事時(主要是刑事、田產糾紛、租糧)，先找保長，由保長加以款待，保長視事輕重，決定是否和如何向當地管事的紳士匯報請示。面對著政府權力所代表的統治者利益，紳權是代表地方利益的，兩者常易形成對立的局面29。這樣，使保長這一職務并非成為了令人爭當的角色。云南呈貢安村觀音寺嘉慶七年的石刻碑記就證明了這一點。碑文曰：“古者保長之設，所以衛民而非以病民，后世公務日繁，差……漸冗，躬肩厥任者，每有遺大投難之患……每遇替任之年，或防患而賄賂求免，或畏難而逃避他鄉。愁苦之狀，莫可勝言!因而互相酌議，約為善處，本寺中無論士庶，每月公捐錢文……將所獲錢銀，制買田畝，收積租息，幫貼保正，以供差之需。”30可以肯定地說，這種情況是存在的。只是從我們對清代中后期湖南部分農耕經濟較為發達地區進行考察得到的資料來看，此類情況還比較少見。

第二，地方之意通過公舉執事人員和鄉老議事來體現。

中國封建官僚政治，官員一般都是由朝廷任命，他們的升降都操縱在皇帝或其上級手中。而鄉里組織的領袖都“直接從鄉里百姓中選任，按職責分類規定選任標準”31。清《戶部則例》規定、牌長、甲長和保正“限年更代，以均勞逸”32。其中，牌長甲長三年更代，保長一年更代，其產生的方式是選舉和推薦后，須報縣級政府備案。

但對如何選舉和推薦，初無定則，因時因地，多有異同，“然大率皆以待之優禮，使賢能之士，樂于自進，以勤厥職”。“保長以保甲編制之當任者，先選保長，保正及甲長，挨保甲編成后選任之。保長選任之法，先出告示，示保長轄統保正，有稽查資盜賊逃人奸宄職掌，并持以破格優異之殊禮，免除各種雜役。先依各鄉約總地及莊鎮長，合詞公舉能適任者，每鄉舉正副二人為侯輔者報縣，縣官詳審其推薦書，召之縣堂，此見于公庭，免其下跪叩頭，禮觀其容儀，審其應對，擇二人中之最堪勝任者，于某月某日，行公任式，于一人備候補。”33當然，公舉的權力屬于每戶，而不是屬于每個村民。而“報官點充”則須：由當地的士紳和鄉賢共具“保結狀”；本人具“認充狀”，自述年歲、原籍、家室及生理；由廳置差役檢驗真偽上報；傳被舉人赴署當面驗看答對；答對無誤，即準認充，發給執照和印章。

第三，保甲制的管理的區域具有地域性，但職責卻又具有一定的政務性質。

保甲制度的管理職能是“什伍其民，條分縷析，令皆歸于約會長，凡訟獄、師徒、戶口、田數、搖役，一皆緣此而起”34。具體來說，可以分為維護社會治安和催辦錢糧賦稅兩個方面。

維護社會治安，不僅是維護國家統治秩序的性質，而且體現了一定社區公共需要。由于岳北地區地處四縣交界的要沖，又在衡山南岳的背面，保甲長的治安責任尤為突出。各代保甲均以維護地方統治秩序、嚴密防范和鎮壓民眾反抗即“弭盜安民”為首要。具體的做法有：(1)稽查和糾禁。岳北等村由牌長負責掌管本牌十戶的戶口稽查工作，每天黃昏時，牌長要手持戶口簿向各戶查問當天有沒有人犯有過失。若發現有男子夜出不歸都要逐家查明確實，登記備查，并要報知甲長。若發生人口變化，如系婚嫁生故，遷徙改業等正常變動，由牌長報知甲長，經保長核實后可稟換門牌，改注冊籍。岳北范圍內的客店，均先得由牌長查明登記，登記內容包括馬匹、軍用器械和貨物等。來往人員由牌長先進行盤查，發現形跡可疑的人。應即報甲長，甲長上報保長，保長認為如有需要，應將其捉拿并飛報官府。“凡甲內有盜賊邪教、賭博賭具、窩逃奸拐、私鑄私銷、私鹽西曲、販運硝磺并私立名色、斂錢集會等事，及面生可疑，形跡詭秘之徒，責令專司查報。”35牌內十家須共具互保甘結，確保不“容留匪人及違禁諸事”。如有犯者，立即舉報，否則一家事發，“什伍連坐”。(2)巡夜和堵御。每甲均要由甲長和各牌長領隊巡更伏路。岳北一般每日均由一牌長領隊，各牌輪換進行。發現違犯法令，擅離職守偷閑誤事的人，允許立即嚴察稟究。夜晚更定之后，禁止任何人夜行，如遇急事，須經甲長驗明后發給夜行牌，才準許放行，而且，回來時應立即將夜行牌繳回。倘有人捏造事實索取夜行牌，第二天要指名稟報保長，進行查辦。甲長若有隱瞞要一同受罰。本村如有警事發生，甲長應立即率領壯丁堵御。鄰近村莊發生管事時，無論是否同屬一保，甲長也應該率領壯丁前往支援，倘有遲延誤事的，與不到的同罪。

催辦錢糧賦稅，則完全是國家(王朝)強加于社區組織的職能了。清代征收賦稅，強調自封投柜和官收官解的原則，但鄉里組織仍負有協征的義務和追索滯納者的權責。“保甲長為完成催糧催稅的任務，經常需要與圖差、里書人等相互配合。所謂圖差，即縣衙門分派到各個鄉村的差役，專管某一區域錢糧上納之事；所謂里書，則是舊日里甲遺留下來的專管錢糧圖冊書算之人。”36但也有學者指出，在清代保甲制只負責社會治安，催辦錢糧賦稅是由里甲制度負責的。因為，順治三年(1646年)，詔令各州縣每三年編審戶口一次，并且按照舊例編造黃冊，以鄰近的110戶為一里，推舉其中丁糧多的10戶為里長戶，輪流擔任里長(地保或地甲)，其目的是調查戶口催辦錢糧，按調查戶口之事，重在編戶口冊呈報官廳。順治十七年以后，使民各治其鄉主執役于官，按里社制用民之目的，范圍較大，故無論何事皆不外使民供事于官37。也就是說，清朝實行的這種里甲制度，是和保甲制度并用、互為表里的。它們的區別在于，在法律地位和目的上，保甲制屬于清朝刑事部分，以人丁為主，目的在于查明人口流動情況。以便監視和控制，承擔治安、稽察的警防任務；而里甲制度屬于戶律部分，以戶為主，目的是查清每戶的田糧、丁糧，稱編審冊，以便于征收賦稅，承擔征收賦稅、摧辦錢糧遣派差役等行政公務38。在組織結構和層次上，保甲之甲由10牌組成，分為三個層次，里甲之甲由10戶組成，分為兩個層次。作為賦稅系統的里甲的戶是基本實體單位，甲卻不是真正的基本單位，而保甲之甲，卻是防警連保的真正的基本單位39。

問題是，清末，在衡山這類地方的具體建制中，保甲制和里甲制是否同時存在?這兩種相近的制度又是如何協調的?

我曾在岳村查閱楊家民國初年續修的族譜時，意外地發現了一份夾在族譜之中抄錄的清代“煙牌”。此牌正面曰：“凡在同戶，親束戚屬，男女大小不得遺漏一人，其同居之人俱照本戶式開列，違者甲長保正等并究。其本戶內人敢有忤逆不孝不梯，賭博酗酒，生事斗毆，挑唆詞訟，依附邪教，拜把游蕩，結交匪類，竊囤私鹽，藏匿逃盜，作歹為非，許本戶票首鄰右甲長保正等，逐日挨戶嚴查，如有立腳點項各犯，密報即行，立拿究治，如通同容隱，事發一體連坐不貸。”門牌背面則立有條約曰：“某某正堂示渝，牌面所開前禁，爾各戶人民格遵法度，勉為善良，今所開條約系奉憲頒保甲內之曉諭，爾等共相守望救援，以妨御鄰，務宜勤恪乃事，以無負上臺保安固圉之至意。特諭!”接著就是所列的具體事項：“

一、十牌為一甲，其十戶俱聽甲長管束稽查，如有違抗者，甲長稟究。

二、守柵了望，除老弱孤寡免派外，其余具聽甲保莊頭等公均派，如有違抗，稟拿重究。

三、所派處所，勿許擅離時刻；如有騎馬帶械之人，有圖入本莊者，即將柵門鎖……保甲放銑集伍壯，堵集追擒；遇夜巡更時，各各攜帶梆鑼器械，……有警時擊梆報警。

四、凡店歇生者，每日循環登記其南來北往，一行幾人，有無貨物馬匹器械，如有行李貨物，蘇歷不明之人，不許容留住宿，仍報知保甲等盤查住客，天明放行，違者重究。”40可見，當時的保甲制，并沒有征收賦稅之說，其側重于社區治安等事務。

事實上，在清代前中期，征稅是縣府的主要職責。知縣要負責登記戶頭和每戶成員，保存關于土地業主的記錄，負責根據列在各種法令中由中央政府制訂的標準和方法攤派賦稅、收納稅款并開出一式三份的收據，懲罰拖欠不交者，并負責儲存運送征收到的貨物錢財。在縣府之下負責登記和征集工作的是里甲，里甲與另一種每10戶組成的行政機構保甲制部分重合。這種里甲組織的存在，從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的一道上諭中可以得到證明。“湖南陋習，里甲之中，分別大戶、小戶。其大戶將小戶任意欺壓，錢糧皆大戶收取，不容小戶自封投柜。甚至驅使服役。嗣后小戶令出大戶之甲，別立里甲。造冊編定，親身納糧。如有包攬、抗糧、勒索、加派等弊，該督撫題參治罪。”41隨著賦稅制度的改革，特別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詔令“續增人丁，永不加賦”以后42，戶籍編制逐漸失去了賦稅方面的意義，以戶籍為基礎的里甲編制也讓以田土為中心的圖甲編制所代替43，雍正二年(1724年)又沼令百姓完納錢糧，當令戶戶到官，不許里長巧立名目，加以包攬。里甲長的權力下降。只是，“由于清王朝并沒有明令廢棄里甲制度，因而，在鄉村社會實際形成了里甲保甲名稱混用、職能合一的情況，或者是里甲其名，保甲其實，或者保甲兼有之職”44。而到了清嘉慶年間，里保合一的趨向已經十分明顯，鄉正、里長已納入了保甲系統，縣府設立了專門負責的差役，他們代表政府來到地方，找到保甲組織的執事人員，要求他們協助催糧征稅，幫助對付那些企圖不交納皇糧國稅的“刁民”，并且逐漸將“一切戶婚田土、催糧拘犯之事”變成了保甲執事的義務。45

三、族權和宗族組織

美國學者費正清認為，中國家庭是自成一體的小天地，是個微型的邦國。社會單元是家庭而不是個人，家庭才是當地政治生活中負責的成分。從社會角度來看，村子里的中國人直到最近主要還是按家族制組織起來的，其次才組成同一地區的鄰里社會。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單位(各個世系)組成，他們世代相傳，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種某些祖傳土地為生。每個農家既是社會單位，又是經濟單位。其成員靠耕種家庭所擁有的田地生活，并根據其家庭成員的資格取得社會地位46。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有許多學者認為，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家族制度和宗族組織，是探知中國鄉村社會的關鍵47

那么，我們能從“岳村”中獲得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宗族知識嗎?

事實上，沒有經歷過“傳統鄉村”的岳村，并不是沒有宗族的痕跡。甚至可以說，在岳村的記憶里，有關宗族的信息是很豐富的。因為，我們走進現代岳村時，許多農家的正堂屋都有一個神臺，中間并不是一般常見的神像，而是各家祖宗的靈牌。在那些年歲較大的村民家中，我們還很容易得到了李姓、楊姓等姓的族譜。村中的老人一般也能夠很清楚地講述自己家族的“根”在哪里。當然，這種講述已有很多“傳說”的成分了。但是那些讓族人視為“族根”的族譜卻能讓研究者探知許多已成為歷史的事實48。

我們不妨依據《山霞李氏六修族譜》和七修族譜及《貫塘胡楊五修族譜》來解讀傳統鄉村的宗族秘密。山霞李族譜到1998年已是七修了。七修譜云，該姓宗祠稱為“五知堂”，這五知是宋代學者李藏用先生曾作《五知先生傳》中所言的“知時、知難、知命、知退和知足”，從隴西多次遷移到明時進入衡陽，現已發展有9000多人，其中，在岳村就有80多戶，300多人49。據民國期間(1942年)六修族譜稱，在清時，始立宗子即族長，為一族之尊。“子姓視效所關，宗族家務所系”，掌管全族事務，對不守家法、違悖教訓者，隨其輕重處罰。族長一般由族中行輩最高而又年長的“廉能公正、人望素孚者，公舉充任。”全族根據血緣遠近和居住地等設“房”，各房立房長，管理本房事務，由族長、族正擇年長公正明白為本房素所敬服者任之。李氏宗族在清末約3500余丁，曾設總祠一人，族長三人，還有勾攫行杖之執役者四人。族立有族規，言稱“王者以一人治天下，則有紀綱，君子以一身教家人，則有家訓”50，主要內容有“敦人倫、崇孝梯，以正綱常”、“安分睦族”、“無犯國法”、“完糧納稅”，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光宗耀祖”。在清末，由于李氏多有遷移，有的房離總祠已近百里。因此，有的房開始立新宗祠，在總族規之下立有新約。這些祠堂類似家廟，即可以聚族敦宗、敬宗收族，又作為公堂，執行家法和族人會集的場所，平時還是學堂，舉辦族學，以培養本族子弟。總祠和房祠均設有族田，這些族田主要來源是子孫仕官者或殷富者捐田贍族，伙儀公出51。族田由族長統率，由族中“殷實廉能者”或“有科名者”掌之，大都由本族人佃耕。族田主要用于“周恤鰥寡孤獨廢疾貧乏”的族人。

李氏宗族的這些情況表明，在清代，宗族組織的確是大量存在的，有如“天下直省郡國，各得數百族，落落參錯縣邑間”52。而這些宗族組織的具體表象就是由族長、族規、祠堂、族田(義田)、族譜等要素聯結而成的族權之真實存在。

在族權的這些要素體系中，族長處于最為核心的位置。可以說，族長是族權的人格化和集中體現。按照家長制這一宗族組織舶基本原則，族長被視為宗子，為一族之尊，掌管全族事務。具體來說，族長通過主持祭祀這一同宗同族成員敬宗收族等儀式，成為家族成員認可的精神權威；通過主持族人的日常生活，如婚喪嫁聚、分家立嗣、財產繼承、調解糾紛等，成為整個宗族社會群眾的事務控制者；族長通過主持制定宗族法規，并對不守家法、違悖教訓者，隨其輕重處罰，而且有了強制性的力量；族長還是整個宗族社會群體的代言人53。在族長這些職權中，直接關系到鄉村社會秩序的主要是族長的執法權威和對外交涉的權力。而事實上，國家在許多時期對這些權威和權力采取了積極提倡的政策。如清咸豐年間就規定：“凡聚族而居，丁口眾多者，準擇族中有品望者一人立為族正，該族良莠，責令察舉。”54由于有了國家權力的支持，“族長實等于宗族的執法者及仲裁者，族長在這方面的權威是至高的，族內的糾紛往往經他一言而決，其效力不下于法官。有的權力甚至為法律所承認”55。因而，在那些聚族而居的單姓村，其族長雖不特具全村之行政權，但凡涉于民間訴訟案件及族中私事，亦有處決之權56。在那些多姓雜居的村莊，各族的族長對村莊行政事務也能發揮作用的，像同族宗親之間的糾紛，族長的話要比保甲長的話管用；異族之間的糾紛，各族的族長往往會代表本族的族人出頭露面與對方談判，甚至決策宗族之間的斗爭；涉及到國家的有關事務，族長則會代表族人與保甲長甚至官府進行交涉。在族長之下，“擇剛方正直心口如一者，立為戶長，又擇老成持重四人立為戶正”57。

族規是具有封建強制性的規則體系。這些規則體系十分復雜，宗族的人倫關系和族人的行為方式均在其中。它不僅有族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也有族人與宗族組織之間的權利和義務，更有族人和宗族組織對皇帝和社會的義務。無論是為了宣傳敦人倫、崇孝梯，以正綱常，還是為了“安分睦族”，還是有關無犯國法，完糧納稅，其核心思想就是一個，在遵守皇法的之下，維護宗族利益，光宗耀祖。《山霞李氏六修族譜》的家訓六要就是，“正倫紀”、“安本分”、“務正業”、“掃祖英”、“恤族難”、“持公道”58。家規六戒則規定，“戒出子為僧”、“戒擅醮生妻”、“戒莫入匪類”、“戒同姓婚娶”、“戒凌磨媳婦”、“戒滅人祖墳”。其中第三戒“戒莫入匪類”就稱，“不畏國法”者，就會成為“上辱祖宗、下玷兒孫”的匪類59。岳北地區的宗族譜記載的族規，最為突出的是對“孝道”和“婦道”的規定。“祖塋不許子孫侵犯”、“婦人不得二嫁”、“婦人不準入祠”、“婦人不準界人族紛”等等有著婦女必須遵循“三從四德”的規定常見于族譜。而且這些規定具有封建強制性，《貫塘胡楊五修族譜》云：“倘族內有媳騎翁頭、孫騎祖頭、卑幼侵犯尊長，許嗚族長立押本人改扦別處仍聽處罰，如有不遵，嗚官究治。”60也就是說，“一旦有逾越族規族法的行為，就會受到來自族長為代表的宗族勢力的懲戒。這種懲戒往往相當嚴厲，甚至可以處死家族成員。由于族規族法有利于限定人身自由，維系鄉村統治權威秩序，往往也會得到國家法律的認可和支持。如根據族規族法處死家族成員的人可不受到國家法律的相應制裁，即使國家法律有?殺人償命?之類的規定”61。岳北地區現在還流傳在清時一婦人因丈夫死后與一和尚偷歡讓族人活活燒死的故事。

詞堂也稱之為宗祠，岳北地區多稱為家廟，是族權實現的空間。明代以前，法令上只允許貴族品官設立祠堂，追祭祖先。明嘉靖年間，禮部尚書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廟疏》“乞詔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詔天下臣工立家廟”，明世宗準議之后，庶民聯宗立廟、敬宗收族就興盛起來，而過去民間祠堂也由此從家祠進而為宗祠了62。《山霞李代六修族譜》稱，“族之有宗廟，猶國之有社稷也，社穩固，則海宇得樂升平，宗廟修則孫子得明孝”63。從這種意義來說，宗廟的建立，表明了人們宗族觀念的行為模式進一步系統化和規范化。岳北等地的祠堂大都修建于清朝中期，其中山霞李氏“建洞白市百余載，歷設經管以司祠事”64。這些宗祠規模大小不一，其中曾作為岳北農工會會址的劉捷三公祠，為三開三進的宮殿式建筑，建筑面積近400平方米，有房二十多間，門樓設有戲臺，正堂設有龕室用來供奉祖先神主，并設有大廳以集聚族眾行禮議事，兩廂則設置族學，以供族家子弟讀書習字。岳北地區的祠堂，一般有四個功能，即祭祀祖先，在祠堂的完室里立有神主位牌，上書祖先名諱、生卒年月，每于春秋擇吉日65，由族長率領入構設祭。宗族聚會，處理族中重要事務和執行族規。宗族的執事機構，接待來往賓朋以及同宗，管理族田、族產等公共事務。設立族學，是族家子弟的教育場所。詞堂的這些功能都與族權相關。族權的實現也需要活動的空間，詞堂就是族權得以實現的重要空間。這種空間首先是物理性的，是人們從事權力行為的活動場所，無論是作為祭祖和族學的場地，還是作為執行家法和族人會集的場所，都體現了族權的真實存在。沒有這種物理性空間，公共行為和公共決策都要受到影響和制約66。另一方面，祠堂又是族權的精神空間，因而它是一種權威的載體，是族權象征性的建筑物，是族人的根底所在。由于祠堂具有這種精神上的象征性作用，族權才變得具體而有質感。

族田是族權的經濟基礎，是宗族存在的經濟手段。白果等地的族田一般分為義田、學田、祭田、族墳等幾種類型。“義田以給子孫之貧不能婚葬者”，使其“日有食，歲有衣、婚娶兇葬皆有贍”。“學田以資讀書之燈油”，祭田的收入則用于祠堂的修葺，家譜的增訂，祭祀時的犧牲、祭品、用具、宴席等開支。族墳則是埋葬族人之地。67《貫塘胡楊五修族諾》稱，“塋田宜世守，倘萬不得已而出賣接員不許售之異姓。即與疏房，先須盡問親支。”“不問親支即重價，接員不許管業田，給親支平價收回，如恃強不遵家規者，合族公處。”68岳村的山霞李族譜稱，其祖漢京公在朝字二十六區捐祭田三十畝，“租息收入，均贍族眾”69；楊氏族譜稱，其公祠設有祭田五十畝，其租息收入，以祭先祖，并設有理財管理這些族田。這些族田雖然以封建地主所有制為基礎，但并不歸某一地主所有，而是一種族人共有制。這種共有制的法律意義是，族人對族田擁有不可分割的權利。當然，這種權利并不是每一個族人都能平等地行使的，它總是由宗族組織掌握著，是由宗族的少數頭面人物控制的經濟資源。正是由于有了這種經濟資源，宗族組織及族長通過對其用途和收益的控制，使族權的影響力就變得具體而持久。

族譜是族權的表象。岳村地區的族譜又稱為宗譜。《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譜》記載的同治六年四修族譜源流序稱，“家之有族譜，猶國之有史。而諾與史有不同，史只記其生平之行事，譜則源流必晰，生沒葬向必詳，間有事跡可記，則別為傳序贊”70。它一般記載了本宗族的起源，演變過程，全族的戶口、婚配，族產族田的數量和地點，以及家訓家法和族規，先賢語錄、祖宗格言及宗族之中值得紀念之事等。比如岳村的楊氏《貫塘胡楊五修族譜》，分為四個部分，即宗族起源、宗族大事記、宗祠和宗產記載、族規(包括義田和學田規則)、全族的戶口。其聲稱，“譜明宗支，辨長幼，別親疏”，“以記家訓，明事理”71。事實上，族譜是一種權力性很強的符號，它雖然類似于花名冊，但實際上是族人相互聯系的紐帶之一。特別是，族譜所記載的有關本族人員的“符號”，對所有的族人來說，本身就意味著是一種權利，是一種不可剝奪的權利。而限制或剝奪這種權利，則是宗族組織和族長們的權力。

歷史學家認為，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族權大致形成于明代后期，在清代時則進一步強化。且與西歐封建社會宗法組織與皇權相對抗有所不同的是72，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這種族權從來都是依附于皇權，甚至可以說，是皇權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特別是到清代，它最終與封建政權配合，起到了基層政權的作用73。事實上，從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推行保甲制度后，代表族權的宗族組織與代表皇權的保甲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了，宗族組織成為了國家實施鄉村自治的基礎所在。

第一，家庭是保甲制度生成的基礎，宗族組織是保甲組織發揮作用的前提。

在中國傳統鄉村社會中，家庭是基于血緣親屬關系而建立起來的社會單位，同時又是一個完整的生產單位。這樣的家庭具有兩個典型的特征，即父權至上和家庭利益高于個人利益。而且正是這種父權主義和家庭主義，是鄉村社會的家庭向家族和宗族發展的決定性基礎。事實上，家族只不過是擴大的家庭，宗族則是制度化的血緣關系。

中國的家族制度經歷了三個歷史發展階段。春秋以前的宗法式家族制度，魏晉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的家族制度，宋以后的近代祠堂族長的族權式家族制度。這三個階段，實際上與代表皇權的鄉里制度的演變過程相聯系的74。這種聯系不只是時間上的一致性，更主要的是，家族制度本身就是鄉里制度的組成部分，保甲制度最基本的單位的“戶”是家的組合，家庭制是保甲制度的基礎。林耀華曾分析道，在中國傳統鄉村社會，家庭是最小的單位，“家有家長，積若干家而成戶，戶有戶長，積若干戶而成支，支有支長，積若干支而成房，房有房長，積若干房而成族，族有族長。下上而推，有條不紊。家是經濟單位，戶是政治社交單位，支是宗教祭祀的單位，族房長即祠堂會，是乃經濟、政治、社交、宗教等綜合單位”75。也就是說，作為保甲組織最基本單位的“戶”，實際上是家的組合，保甲制度的基礎是家庭制。當然，“戶”在清代編戶齊民的過程中，不只是一個政治社交單位，它最主要的是一個經濟單位。對此，費孝通先生曾從經濟共同體和“基本的地域性群體”進行過界定76。有學者則從賦稅制度角度指出，“戶”在圖甲編制中，“不再是一個家庭的登記單位，而變成一定的土地和納稅額的登記單位；作為土地所有者的個人或家庭，則以納稅責任人的身份使用這個在圖甲系統中的?戶頭?。”盡管“政府冊籍里的?戶?直接登記的是土地或稅糧，但社會成員仍然得由這個戶籍系統來稽查”77。特別是，在清代，湖南等地時興“大家庭”，一般都三、四代同堂，如果是“五代同堂”，經當地衙署上報后，還可以得到朝廷“褒揚”。衡山明代至清，縣內的家庭結構以中等家庭為主，明永樂十年(1412年)，全縣戶平均7.64人，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增至8.17人，少數官紳、富戶多至數十人78。湘潭光緒十三年(1887年)，戶平均7.77人，其中50人以上的大家庭3384戶，占總戶數的3.2％79。湘鄉在嘉慶二十年(1815年)實有91690戶，583206人，戶平均人數為6.36人。同治十年(1871年)全縣85131戶，637289人，戶平均人數為7.49人80。長沙，據清嘉慶《長沙縣志》記載，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長沙縣戶平均人口為7.4人。光緒初，全縣戶平均人口竟達8.7人。四代和五代組成的“擴大家庭”，幾乎占全縣總戶數的75％以上81。醴陵清康熙五十五(1717年)到同治九年(1863年)，有五代或五代以上的同堂大家庭132戶82。這些大家庭多有一定的產業，靠封建倫理相維系，實行家長統治，家庭成員處于被支配的地位。

而且，我們在對五縣許多族譜的分析后發現，在清代，在進行保、甲兩級編制時通常采取了宗親與自然村聚落或地理區劃相結合的標準。湖南等地大量的單姓村往往就是同族甚至同房宗親的生活聚集地，這些村的保甲組織基本上按照宗親相近的原則進行編制。就是在那些多姓雜住的村，在編制聯保時，一般也會考慮宗親關系，將那些血緣相近的人編在同甲同保。杜贊奇根據對華北農村的研究得的結論也證明了這一觀點，他發現，保甲或里甲的劃分與設想中的十進位制并不完全符合，而且到了清末，“牌”、“十家”等劃分漸漸以宗族為基礎。具體表現為：一牌不一定非得10戶組成；牌中往往包括居住并不相鄰但卻同屬一族的人家83。也就是說，雖然宗族組織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宗親的組合，但其地緣性也是客觀存在的。宗族組織的地緣性，就決定它在許多場合與保甲組織交叉甚至重合。而且，在職能方面，宗族組織與保甲組織在維護社會治安、教化族人、興辦社會公益事業方面也有許多相同之處。可見，正是宗族組織與保甲組織的這種同構性，使宗族組織成為了保甲制度發揮作用的基礎之一。

對此，清雍正年間江西巡撫陳宏謀對如何利用宗族組織有過很精辟的論述，他說，“臨以祖宗，教其子孫，其勢甚近，其情較切，加法堂之威刑，官衙之勸戒，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之實效”，“以族房之長奉有官法以糾察族內之子弟，名分即有一定，休戚原相關，比之異性鄉保自然便于覺察，易于約束”84。如湘軍創建者曾國藩就在瀏陽發布的告示稱，“本部堂刻有鄉團執照、族團執照，爾瀏陽各鄉選舉廉明公正之人前來具領，清查戶口，稽查匪類，細加剖別，大彰公道”85。這里的鄉團就指保甲之類，族團指宗族織，將兩者并列，使掌握村鎮基層政權，維護封建秩序。當時準軍首領之一的馮桂芬對此的論述更加明確。他說，“宗法為先者，祭之于家也；保甲為后者，聚之于國也”；“今保甲諸法之不行者，以無宗法為先也?”“宗法行，而保甲社倉團練一切之事可行”；“以保甲為經，宗法為緯，一經一緯，參稽互考，常則社倉易于醵資，變則團練易于合力”86。可見，在馮桂芬等看來，如果不把族權滲透到保甲組織之中，保甲也就名存實亡。事實上，自太平天國革命爆發以后，長江流域以南的各省，宗族組織與保甲聯合一起至合而為一，負擔起鎮壓農民暴動穩定封建統治的職能87。

第二，保甲組織領袖與宗族組織之間存在著十分緊密的聯系。

代表皇權的保甲組織是按地緣組織起來的政權體制，根據清代定制，保甲長只能由本地人士公報之。這樣，就產生了保甲組織的領袖與宗族之間的聯系。有學者將這種聯系歸結為：保甲組織的領袖有時是由宗族族長等人充任，或保甲組織的領導權被宗族勢力操縱和掌握。一般的情況下，那些有名望、有地位、有錢有勢者才有資格才容易充任保甲組織的領袖。而作為一族之長的族長最有可能成為保甲組織的領袖。所以，如果族長愿意，他們極有可能一身二任，既任族長又是鄉里組織領袖，從而成為鄉里社會權力的核心人物。另外，即使鄉里組織領袖不是由族長擔任，往往也受其控制，至少受宗族勢力的影響。這就使這兩者如同一對孿生兄弟，在許多方面具有相關性、相似性及其相同性，二者表現出較強的親和力88。

我們對岳北地區各族譜分析的結論也大體如此。但有如下問題值得注意：(1)甲長直接由宗族組織的頭面人物擔任的現象較多。特別是岳北那些比較大的單姓村，一甲之內就為本族族人，甲長往往就是本村宗族組織的頭面人物(房長等)。(2)保長基本上都不是由某一族的族長擔任，宗族勢力只是作為保甲領袖的背景。因為，保所轄范圍基本上已突出了“族”的概念，也就是說，一保之內已有多族的存在。這就存在一個各族之間的力量對比和平衡問題。一般的情況，那些有勢力的大族能夠主宰對甲長的選任，但為了表示公平和使他族易于接受，族長本人一般并不直接擔任保長。如果一保之內各族勢均力敵，這樣，各族會通過各種方式選派大家較能接受的人士擔任保長，或干脆輪流“執政”。此類情況在多姓雜居的村對甲長的選任也同樣存在。(3)有些有勢力的宗族組織甚至通過各種方式非常策略地將本族人員安排到縣衙，通過建立與縣衙之間密切的聯系，以增加本族在地方的影響力89。岳北趙氏宗族就有族人到縣衙擔任門子而享受族田收益補貼的記載90。

第三，宗族性鄉約組織是保甲組織的必要補充。

鄉約組織是一種民間依血緣關系或地緣關系組織起來的自設組織。在不同時期，鄉約的目的各有不同，其中主要是宣講圣諭，御敵護鄉、勸善習禮、守法懲惡、祟務教化、應付差徭。在岳北地區，鄉約有兩種，一種是按血緣關系建立的，實際上是宗族性鄉約。這些主要屬于單姓村。如岳北地區的趙氏鄉約，實際上就是一個宗族組織。而在一些雜居村，鄉約組織則是一個跨越族界的鄉約組織，而與保甲體制的范圍大體相同。這種越族界的鄉約組織，具有明顯的經濟性，不僅購置了田地，而且設立了基金，從事高利貸等業務。事實上，鄉約組織的宗族性和社會性是統一的。同治刊《湘鄉縣志》有一較為典型的記載。曰：“子有韋，舉鄉約正，嗣總族事，立戒約，明禮讓，勤勤以古道相勖。凡事以事來質者，開示曲直，從容剖析，聞者皆服。雖間有所話河，其人亦側立屏息，退無后言。”91可見，“鄉約正”還兼理總族事，其職責是“立戒約”和“開示曲直”。

總之，保甲組織與宗族組織的這種結合，反映了封建皇權和宗族權力的一致性。這有如吳暗先生在《論皇權》中所說，皇權是治權，從形式上來說，秦以前是貴族專制，秦以后是皇帝獨裁，都不是由于人民的同意委托，而是由于憑藉武力的攫取、獨占。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無論是貴族專政還是皇帝獨裁，都是以家族作單位來統治的，都是以血統關系來決定繼承原則的。一家的家長(宗主)是統治權的代表人92。可以說，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家族制度是傳統中國農村在社區組織、社區結構、社會控制和農民社會關系等方面的最重要特征。這一特征充分地為歷代國家政權所利用和發揮，成為其在基層鄉村確立統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礎。也成為中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重要基礎。無數分散的鄉村宗族經過一定行政權力的串連，便形成國家的主體，這是理解農村基層與國家關系的關鍵93。

四、紳權和士紳統治

在傳統鄉村社會的權力關系中，紳權是非常重要的權力之一。代表紳權的士紳是地方權威的代表者，他們使國家的行政權和鄉村自治權融為一體，是傳統鄉村自治政治的重要紐帶。

一般都認為，紳權是一種地方權威。所謂地方權威是對于一個地方社區人民的領導權力，紳權是區域性的，區域性的意義是指紳士的領導地位有一定范圍的界限，雖然范圍有大有小。一個紳士離開了他所在的社區，不會對別人的生活發生影響，便無從發生控制別人的權力94。掌握紳權，擁有這種地方權威的是士紳或紳士95。但是，對于什么樣的人是士紳及其產生的過程，學界的觀點并不一致。胡慶均認為，中國傳統社會里很早就分化出兩種人，這就是士紳與農民。組織農業社區的分子大多數是在田地里直接生產的農民，而士紳卻是主要依賴地租為生的少數知識地主或退隱官吏。土紳與農民代表兩種不同的經濟基礎，生活程度與知識水準，他們是上與下，富與貧，高貴與卑微的分野，在傳統的社會結構里，具有聲望的人物不是農民而是少數的士紳96。費孝通先生則出，士紳是封建解體，大一統的專制皇權確立之后，中國傳統社會所特具的一種人物。這些人是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其資格和作用，以及參與政治的方式和途徑都由國家法律嚴格規定97。而按照張仲禮的研究和解釋，紳士是中國傳統社會自科舉制以來產生的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是與功名、學品、學銜和官職相聯系的一種身份98。

如果按照學術界上述對于紳權解釋和士紳標準及行為說明，去解讀岳村及岳北地區等村莊的歷史，我們會感到有許多迷茫和不解。因為，雖然我們能體會到那種有別于皇權和族權的地方性權威——紳權的存在，但也發現，代表這些紳權的并不只是那些取得過功名或有官職的人，那些因財富或德性或技能而造福鄉里者也能成為社區權威的代表人物，在鄉村事務中發揮著很大的作用；而那些雖有功名但貧困者卻不能成為地方權威人士而真正掌握紳權。具體來說，我們可以根據地方志、族譜和民間傳說將岳北地區的地方權威分為三種類型：功名類、富人類和能人類。

功名類是指那些因取得功名而擁有了地方性權威成為士紳的人。如果對此類士紳進行進一步分類，其主要包括兩部分人，即取得過功名而沒有入仕者和退隱在鄉里的官員，這些人在事實上都通過于預地方事務而成為地方領袖。據李姓(山霞李)族譜載，該族在清乾隆以后，共有6人取過不同的功名。這些人大都只通過鄉試，而沒有金榜題名，所以也沒有出仕為官，一般均在鄉里授徒為生。他們中有的“孝友慈祥，撫幼弟孤侄甚厚。族有四十無子者，助之完婚”。有的“康熙丙子，大旱，食蕨者苦無鹽，費多金買鹽散給。丁丑又饑，賑谷二百石。嘗修石橋，以便行人”。因他們知書達理而又有善行，所以在鄉里享有極高的威望。不僅鄉間鄰里的紅白喜事以請到他們為榮，民間糾紛由他們議決而平息，而且官府在進行編戶齊民需要丈量土地或登記造冊對他們也多有依重。地方志也常見此類記載。如清同治刊《湘鄉縣志》就記載了，康熙年間湘鄉知縣李介祥著“區長、牌頭將本名下所管業戶逐戶開明原丈田畝、地、塘數目，擇嚴密公所，遴公直紳士十人王應泰……等入局，將前任現存丈冊逐戶查對清楚”99。此十人均為有功名之士。

富人類是指因財富享有鄉民敬仰而成為鄉間士紳的人。在岳北流傳最廣的是有關“趙家老爺”從放牛仔到富人的故事100。這位應該生活在清代中期的“趙家老爺”，年幼父母雙亡，靠幫給族人放牛度日，在同齡族人進族學讀三字經時，他只能在遠處默聽，由于他天資聰慧，所以盡管他一字不識也記住了許多經文。當然憑此要獲取功名是不可能的，但這位“趙家老爺”進入不惑之年后，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成為當地有名的富人，由于他自幼貧賤，富裕之后對待鄉親也就充滿善意，而且能在本地遭受外來的舉人躍負時，用自己的智慧將那個自視為才高八斗的“舉人”好好地教訓了一番。自此之后，方圓數里都以“趙家老爺”為榮，無論是鄉里宗族之間的糾紛，還是官府的為難之事，只要“趙家老爺”的花轎一到，沒有解決不了的。

能人類是指那些掌握某門鄉民急需技術的“能人”，因其技能過人而享受到的地方性權威。在清同治年間對白果等地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李紀方，就是一位民間醫師。據縣志記載，李紀方，字倫青，白果長碧沖人，生于清朝道光中葉，年輕時跟外祖父尹慎微學醫，同治二年(1863年)開始行醫，對于內科、外科、喉科、腫癥，專心研究，成為了白果等地的名醫。光緒八年(1882年)到長沙，在汪鐵珊司馬家作幕僚，著有《白喉全生集》，蜚聲國內，被稱為治白喉神醫101。這位李神醫不只是醫術高明，富有善心，而且還能主持公道，為民做主。岳北地區，無論哪族哪房有事，只要李紀方判定，各方均得服從，不得有任何異議，甚至官府有關白果等地的案件也得向李神醫詢問意見。

毫無疑問，上述三種類型人物都屬于地方權威的代表者。無論是取得功名的李家祖先，還是靠白手起家的“趙家老爺”，還是神醫李紀方，他們在事實上都擁有了在社區的影響力，對社區的事務產生過或多或少的影響，只不過其權威的來源各異。功名者以知書達理而有功名身份榮耀鄉里；富裕者以白手起家而富甲一方而德感鄉民；技能者以醫技高明而造福百姓。如果說，他們都因擁有了這種社區影響力而成為了士紳的話，那么我們起碼可以對學術界較為流行的鄉村士紳理論作出如下修正：其一，在鄉村社會中，紳權的代表者并不一定就是那些獲取過功名者的。社區里那些因財富、德性或技能而獲得紳權者，并不是通過什么正式規則“選舉”出來的，而是在血緣和地緣關系的基礎上，產生于輿論之中，是當地居民較為一致的內心認同，即他們是因“聲望”而成為地方權威的。對此，徐勇先生分析道：“聲望是由于人的特殊地位和才能而獲得他人尊敬和服從的一種影響力。與建立在物質財富基礎上的經濟權力和強制性的政治權力不同，聲望以他人自覺尊敬和服從為條件，是由于被尊敬者的特殊地位和才能形成的，并能對社會產生較特殊的影響力，使擁有聲望的人成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在古代中國鄉村，聲望主要來源于宗族地位和學識。”102而且，家境的富裕程度以及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并不是充任“能人”的先決條件，有的甚至連必要條件都不是，關鍵在于個人的德行，他們必須具有精明能干、熟悉傳統、辦事公正、深孚眾望等品質特征103。為了有所區分，我們將這種終生沒有功名而實際上掌握了“紳權”的地方權威人士稱之為鄉紳。當然這些沒有功名的“鄉紳”并不都像“趙家老爺”、“神醫李紀方”，許多人最終還是要通過捐納而獲得功名，以成正果。地方志中記載了許多此類事例。如“章顯相，字維翰，少失怙，植品力學，尤精春秋，有以所輯左氏說就質者，悉為參定；里中授徒，多所成就。十赴秋闈未售。嘉慶戊午，以諸生賞給舉人，己未，賞給翰林院檢討銜，獎耆儒也，性剛直，凡邑中義舉，皆躬為贊襄，不辭勞瘁”104。這位“十赴秋闈未售”的舉人，以諸生賞給舉人，實際上屬于捐了個舉人105。其二，貧因而有功名者并不能真正掌據紳權而成為士紳。按照許多學者的解釋，好像取得功名就能真正掌握紳權而成為地方權威人士，事實也許并不如此。我們的這一結論與上述“趙家老爺”的故事有關，因為讓趙家老爺“修理了一番”的“舉人”是衡陽縣人士，此人也貧賤出身，其父為當地的“殺豬佬”，雖才高八斗但中舉后卻再無作為，只得以教徒為生。可由于其略有口吃，生員短缺，生活自然舉步維艱，只得遠行白果等地，尋找生計。不想在指評趙家祠堂對聯時，被一字不識也沒有功名的“趙家老爺”以“你的詩書牛皮，但為何沒有飯吃?”這一簡單問題問得啞口無言，只得愧疚而歸，不日病死故里。這是一位具有功名的舉人的悲劇。在今天人們談笑時，那輕快的言語還表明了對這種貧寒功名的諷刺。事實上，功名并不一定就意味著權威，如果這種功名最終連生計都無法解決的話，也就會失去人們的尊重，更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社區影響力。可見，在現實的鄉村社會里，紳權所體現的地方權威也需要經濟基礎，由于取得功名并不一定意味著獲得財富，因此，那些貧苦的功名之士也就并不一定能掌握紳權而成為真正意義的紳士。正是如此，美國學者費正清就將士紳僅局限在那些有權有勢的鄉村領袖之中。他說，“中國的士紳只能按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意義來理解，因為他們是同擁有地主和官職的情況相聯系的”。“作為個人的士紳是公家官員，掌管政治和行政事務。但他們也是處在家族關系中的成員，并依靠家族關系想來維持他們的生計”106。

根據這些修正，我們可以將鄉村士紳的特征概括如下：“首先，他們具有較平均水平多的財產，包括土地及財物。其中許多就是當地的地主。經濟實力是他們占有地位的基礎。由于有了土地，他們才可能擺脫日常的勞動，有精力關注社區的公共事務。其次，他們有較多的社會關系。有些鄉村士紳曾經做過官，或者親屬中有人做官，有能力在關鍵時候與各級官員打交道。再次，鄉村士紳一般都受過較多的教育，其中有一些還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功名，他們在農村代表著知識階層。因為有了知識，他們便具有了指導農民的權力，成為農村文化的典范。”107當然，這些條件有可能同時具備，也可能符合其中的部分條件就成為了鄉村士紳。

那么，這些掌握了紳權的土紳們在鄉村政治中又是如何發揮其作用的呢?

第一，紳權與皇權具有一致性，士紳是保甲制度發揮作用的基礎。

張仲禮的研究表明，士紳們具有人們所公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特權以及各種權力，并有著特殊的生活方式，同時承擔了若干社會職責。他們視自己家鄉的福利增進和利益保護為己任。在政府官員面前，他們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們承擔了諸如公益活動、排解糾紛、興修公共工程，有時還有組織團練和征稅等許多事務。他們在文化上的領袖作用包括弘揚儒學社會所有的價值觀念以及這些觀念的物質表現，諸如維護寺院、學校和貢院等。但是，士紳的這些事或許可稱為“半官方”的，因為士紳代政而行事，但又不是政府的代理人。士紳仍然是一個社會集團，在自愿的基礎上行事。這些以士紳為主體的地方精英是國家和地方政治銜接的橋梁，作為地方領袖，他們與政府結成聯盟，在本地承擔許多職責。他們擔任官員與當地百姓之間的中介，就地方事務出謀劃策，同時在官吏面前又代表了地方利益。在正常情況下，政府和士紳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并且為保持社會的輪子運轉和維持現狀，他們相互合作。但是當他們的利益相悖時，士紳則會批評，甚至反對和抵制官府的行政，不過并不對中央政府造成嚴重威脅108。實際上，鄉村士紳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中，首要的作用就是他們是國家與鄉村社會聯系的紐帶，是保甲制度發揮作用的基礎。

保甲制度作為代表皇權的官府在鄉里社會的延伸，宗族組織作為地緣和血緣的組合，構建了鄉村社會的主體：而士紳作為地方權威的擁有者，由于其影響力遠遠超越了鄉里組織和宗族組織的界線，自然而然地成為了鄉村社會多種權力發生聯系的橋梁。可以說，沒有士紳這些鄉里精英作為紐帶，官府與鄉里組織，甚至鄉里組織領袖與鄉民都無法聯系和溝通。在保甲組織與士紳的關系上，我們注意到了這些鄉里組織領袖的來源和發揮作用的“背景”。有研究者已經證明，在保甲制度推行伊始，士紳們并不贊成這一制度，他們采取種種手段阻礙這一制度的實施，“甚至拒絕提供登記他們及家屬姓名等情況”，“以至保甲制度在中國南部地區的實施中，無疑地失敗了”109。由于傳統鄉村社區分散而且封閉，國家只能與農村的士紳取得一定的妥協，“地方州縣恪于紳士階層的地方社會的實際影響力，常常以?下有對策?的靈活性，使紳士們擺脫保甲制度的控制”110，并依靠他們對農村實行控制。在白果等地流傳的“趙家者爺”的故事中，就有各路官差和保甲頭面人物在處理白果地方事務時，均需到“趙家老爺”處通報和咨詢的事例。這些事例的主題就是一個，如果沒有“趙家老爺”的認可，任何地方事務都是絕對不能辦的，否則就要你這個保甲長別干。這位代表地方權威的“趙家老爺”雖然不是保甲長或都團總，但其影響力卻大大超過了這些鄉里組織的領袖。他作為鄉里組織領袖的“背景”發生作用，即支持得力者，反對以至更換不得力者111。在土紳與鄉民的關系上，我們體會到更多的是保護者和被保護者之間的需求。無論是知書達禮的“功名”之士，還是富甲一方的“趙家老爺”，還是造福鄉里的“神醫李紀方”，他們之所以能成為地方權威的代表人物，最主要的原因是鄉民出自內心的敬服，有的甚至愛戴。這種敬服和愛戴卻是建立在鄉村社會對地方權威需求的基礎上。在許多情況下，村民們都愿意作為被保護人而需要保護者的保護。在中國傳統鄉村社會，保甲組織和宗族組織作為地緣性政治組織和血緣性親屬性組織，給鄉民提供的保護是有限的，這些組織的領袖們往往與他們保護者有直接的利益沖突。因此，鄉民們就盼望有一種超越于這些組織和領袖的權威，這樣，那些由鄉村社會內生的，但超越于原有社區組織的士紳就應運而生。在這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從鄉民對士紳代表的地方權威的需求，去理解人們為什么希望有“皇權”和“清官”。

由于士紳的這些性質及現實作用，歷來的官府也就特別重視與士紳的交往。據說是清代知縣必讀的《牧令書》就言，“為政不得罪于巨室，交以道，接以禮，固不可權勢相加。即士為齊民之首，朝廷法紀盡喻民，唯士與民親，易于取信。如有讀書敦品之士，正賴其轉相勸戒，俾官之教化得行，自當愛之重之”112。廣東巡撫發布的告示也曰：“士為齊民之首，鄉民之望。汝等知曉，汝為民之紳抖、耆老，從今往后，盡心竭力，抖擻精神，以領吾民，補吾之不足。”113清代有名的知縣汪輝說得更明確：“官與民疏，士與民近。民之信官，不若信士。朝廷之法紀，不能盡曉于民，而士易解析。諭之于士，使轉諭于民，則道易明而教易行。”114這些來自官方的語錄說明，官府從來都將士紳視為是朝廷與鄉民之間的橋梁。事實上，“在通常情況下，地方官到任以后的第一件事，是拜訪士紳，聯歡士紳，要求地方士紳的支持。歷史上有許多例子指出，地方官巴結不好士紳，往往被士紳們合伙告掉，或者經由同鄉京官用彈劾的方式把他罷免或調職。官僚是和士紳共治地方的。紳權由官權的合作而相得益彰”115。也就是，“對于整個權力結構來說，如果以縣以下為界限的話，皇權與紳權一向是分工合作的。分工的方式相當于稅制中的承包制，士紳在往昔似乎是整個權力結構中基層地方上的一個承包代理者或是受委托的代理者，負責辦理政府與人民民之間的義務履行等事務，酌量各地情形擬訂一個負責的標準，士紳即負責經手交納，政府在經常的情形下照例不得另加干涉或多所勒索”116。而地方志記載最多的就是士紳代表本地利益，為民作主之類的事實。比如，“康熙五十九年，升科屆期，邑紳士簡恒等以土瘠則重、辨賦維艱等情，屢呈懇詳請具題，幸蒙皇思諭允，減照道州下則”。117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都認為，士紳發揮其作用的主要形式是組織會社。“縉士紳大夫老而致仕，在鄉也不甘寂寞，或結講學會，或組織怡老會，結成團體，有些借此打發晚年的光陰，而有些則借此團體的力量干預朝政。一些地方官員，也喜結交當地鄉紳，舉行茶會”，而“各種怡老會組織是士紳階層官場生活的繼續，名為怡老、尚齒，實則起到改善鄉里風俗的社會功能”118。顯然這種情況是存在的。只是，像岳北地區因南岳山與城區相對分離的地區，士紳發揮作用則主要依靠的是個人行為和個人影響力。這種局限，在許多方面的確限制了他們作用的發揮。事實上，他們雖然能在岳北地區發揮作用，可對縣政的影響則十分有限。

第二，紳權是一種社區性權威，士紳是鄉村社區公共事務的組織者及其代表，是宗族之間沖突的緩沖器。

長期以來，學術界有關紳權的研究并沒有注意到紳權與族權的關系，很少有學者論及士紳在宗族組織之間發揮作用的具體形式。事實上，在中國鄉村社會，由于宗族組織的普遍存在，紳權和士紳必然要與族權和宗族組織發生聯系。

這種聯系，主要表現在紳權對族權的超越，這種超越的首要意義是紳權影響力的范圍要超越族權，是宗族之間發生沖突時的緩沖器。紳權對于族權是兩種相互關聯而具有不同的來源的權力。紳權是一種地方權威。地方性權威的主要特征，是其作用和影響具有相對界限的社區意義。其來源是建立在一定社區內鄉民的“內心確認”和習慣服從的基礎上的。而且，這種“社區”的范圍并不限于一定的行政區劃(保甲組織)或宗族，它往往是一個“自然社區”，這個“自然社區”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僅有經濟(比如集市、廟會)、文化(比如語言)、宗教(廟宇)等，更主要的是這些地方權威形成的理由是可以替代的。事實上，一個社區必然要有一些與社區全體有關的公共事務，如修橋鋪路、建廟祭祀，士紳往往是這些活動的支持者或組織者。特別是“當農村社區與外部社會發生關系時，士紳成為農村社區的代表。當農村與官府發生矛盾時，士紳可以出面代表農民向上一級官府呈告。在兵荒馬亂的年代，士紳往往充當農村自衛活動的組織者。鄉村士紳在鄉村社區中占居著舉足輕重的地位”119。比如神醫李紀方是岳北方圓數十里最好的神醫，他在這個區域的影響力并不因行政區劃或宗族組織不同而喪失。此時的岳北地區無論屬于哪一都，哪一保和哪一甲，也無論屬于哪一族，哪一支，發生了糾紛都希望“神醫李紀方”能夠出面調解。特別是對于宗族與宗族之間發生的糾紛，在官府一般都不過問的情況下，土紳的作用就顯得格外突出。在岳北的傳說中，就有“神醫李紀方”巧妙地處理“朝字”白果的楊姓與“宗字”新橋的劉姓之間的發生宗族糾紛的故事。這些不同字號、不同保甲、不同姓氏之間的宗族糾紛一旦發生，官府總是表現得無能為力，此時，糾紛的雙方如果不是依靠武力解決，就希望有一個大家都接受的權威人士作出“公斷”。真正具有權威的士紳，由于其本身與這種爭議漢雙方并不發生直接的利害關系，就往往會作為仲裁者而發揮作用。

這種聯系，還表現在士紳對宗族組織內部事務的干涉上。大量的資料證明，一個社區的權威人士，在本宗族組織中一般也是處于領袖的地位的，他的這種領袖地位并不一定說是宗族組織的執事人員，主要指的是他的影響力。同時，也有事實表明，社區的權威人士，對于其他宗族組織內部事務的干涉。“神醫李紀方”就曾以自己的力量改變過白果周姓宗族組織處分其宗子的決定。當然，士紳這種作用，往往是由于宗族組織各房之間發生沖突，而族權受到挑戰的時候才有效。當宗族組織各支和各房因各自利益發生沖突時，族權本身是很難調和這些矛盾的。此時，宗族組織就面臨兩種選擇，或者發生分裂使原來的宗族組織解體，或者請求宗族組織以外的力量來進行調和。在中國傳統社會，官府一般是不準介人宗族內部事務的，而在社區內具有影響力的士紳就是唯一的選擇。

第三，紳權受到皇權和族權的制約，士紳的作用是有限的，并不存在一個完整的士紳統治形態。

毛澤東曾指出：“在封建國家中，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各地方分設官職以掌兵、刑、錢、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紳士作為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礎。”120也就是說，紳權與皇權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封建統治的表象和基礎。但是，任何權力都是一定利益的代表，紳權代表的利益又與皇權和族權利益也有不一致的時候，甚至存在著沖突。歷史學家就指出，在皇權無為的局面下，紳權和皇權擁有不同的來源，劃分了鮮明的界限。可是，當皇權有為時，統治者的兵威所及，總是要設法控制紳權，這控制的結果便是皇權往下伸張，紳士與官僚結合，至少在政府委托的公務上，紳權變成了皇權的延長121。紳權和皇權的這種關系，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從秦到唐，第二時期從五代到宋，第三時期從元到清。總體上來說，就是從共存到共治，降而為奴役，標明了兩千年來，紳權的沒落和必然的淘汰122。如果政府的權力的兵威不及，它不能達到縣以下的村落，也就是不能實際控制基層社區。為了地方的利益，士紳還可以發揮反對的力量，對于政府委托的某種公務可以不加理睬，或者對于政府差人施以苛暴123。此種情況，在白果這種三縣交界之處，常稱之為衡山的后山蠻地，就更為突出。在清朝后期，特別是太平天國之后，縣府的差人不敢單獨到白果辦事，就是明證。由于這種利益沖突的存在，皇權對于紳權也與對待族權一樣，在利用中進行限制。特別是對于那些功名之士，朝廷就明文限制和禁止他們參與社會事務。同治刊的《湘鄉縣志》刊載的《順治九年御制臥碑》曰：“朝廷建立學校，選取官員，免其丁糧，厚以食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國思，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于后：……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門不可輕人，即有切己之事，只許家人代告，不許干與他人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見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124事實上，在清代，“保甲長多非士紳，此乃清廷政策，欲藉保甲長之權力以壓制紳權，免得士紳在地方上的權勢過大”125。而對于那些沒有功名的地方權威人土，官府則通過嘉獎等方式將其納人主流社會，而這些地方士紳，則非常樂意接受這些獎勵，并視為榮耀126。

從理論上來說，紳權與皇權和族權不同之處還在于，紳權并不具法定的或習慣的有形強制力。士紳的權力或影響力均來自社區鄉民的內心信服。因此，一個紳士，在領導推行地方的自治公務時，只要他不利用特權，侵奪公產，而真能用之于公，做些有益地方的工作，他就可以獲得公正紳士的美名，得到農民的贊仰與擁護。然而，一個士紳地主若只注意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就與全社區的農民站在沖突的地位。這樣的士紳攫握了地方的威權，他可以不必考慮農民的利益，而只顧及個人或者士紳階層的利益，這就是劣紳127。事實上，在清朝晚期，紳權開始發生質變，許多士紳開始勾通官府和宗族勢力而成為劣紳，“由于19世紀的生活日益艱難，有勢力的士紳地主家族常能同收稅人員做成交易，少納一些稅款；于是小戶農家就往往求他們保護，結果大士紳本身就成為非正式的稅吏，他們收集老百姓的稅款上繳官署，同時收取傭金。大地主家族還可能設有賬戶去收納佃戶的田租，并得到當地縣官下屬的幫助，去脅迫欠租的佃戶。這樣，當地士紳和當地官吏合力向村民榨取田租和賦稅，這種做法對國庫并無好處，只會日益損壞政府在人民大眾心目中的形象”128。

總之，紳權作為一種地方權威與皇權和族權共同構筑了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權力體系，士紳們在鄉村社會里發揮著各種影響和作用，是鄉村自治政治的重要紐帶。值得注意的是，在傳統鄉村社臺，這種紳權和士紳的作用都是十分有限的，士紳特別是晚清的劣紳完全有可能在一定時期控制鄉村的主要政治資源，但從總體上來說，紳權要受到皇權和族權的制約，中國傳統鄉村并不存在一個整的士紳統治形態。

五、土地、賦稅、文化和鄉村控制

長期以來，學術界有關傳統鄉村社會政治特征的主要觀點有三個，即里權政治、宗族政治和鄉紳政治。“皇權政治”認為，中國傳統鄉村社會從來都是在封建王朝的科舉制度、官僚體系以及正統思想的控制之下，鄉村組織和地方精英只是國家政權的附屬，皇權控制清末鄉村社會的一切。“鄉紳政治”認為，中國傳統鄉村社會存在著國家、士紳和村莊的三角結構，各村莊是由士紳形成的鄉村領袖管理的。“宗族政治”則認為，中國傳統的鄉村社會主要在宗族統治控制下，國家只不過是個放大的宗族組織。我們的考察則表明，1840年至1905年，在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歷史過程中，五縣縣政作為清王朝最基層政權卻保持著相對穩定狀態，國家行政權力的邊陲是縣級，縣以下實行以代表皇權的保甲制度為載體，以體現族權的宗族組織為基礎，以擁有紳權的士紳為紐帶而建立起來的鄉村自治政治。

在這種鄉村自治政治中，存在皇權、族權和紳權這三種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權力。其中，皇權是一種體制性強制力，族權是家族組織內部的支配力，紳權則是社會內生的影響力。當然，我們分析了傳統鄉村社會的皇權、族權和紳權的本質意義和存在形態，并不是說，它涵括了傳統鄉村社會所有的權力形態。其中，神權和夫權我們就少有論及。如果說，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制度是以政權控制社會政治，以族權控制社會基層，以神權控制意識形態，以夫權控制倫理家庭129。那么，具體到鄉村社會，神權與皇權及族權是混為一體的，皇帝就是最現實的“佛”或“老君”，祖宗是最具有神力的“菩薩”和“仙人”。特別是在某一具體的區域，比如我們考察的岳北地區，盡管緊靠南岳這一宗教名山，可宗教勢力并不特別突出，這就是在岳北地區廣泛流傳的“南岳菩薩顯遠不顯近”之說。岳北地區所謂的宗教，實際上就是“祭祀祖宗”，是一種宗族活動。當然，我們在五縣的其他地區，發現的情況則并非如此。比如在醴陵、湘鄉、湘潭和長沙，我們就發現了許多以一定社區為背景而組織的“南岳進香”團體。如果要對此解釋，只能以岳北地區如有人需要禮拜南岳帝君，個人走幾里山路就可以了，不需要進行特別的組織，而其他較遠地區則需要通過一些宗教組織來降低信教的“成本”和提供方便。對于夫權，就更與族權分不開了，孝道和婦道歷來是族規的最主要內容。可以說，正是這種相互區別和相互影響的權力結構，決定了傳統鄉村的自治體制。

如果從體制方面來分析，保甲制度是一種與皇權相聯系的體制內制度130，而宗族組織和士紳統治則是與族權和紳權相聯系的鄉村社會內生性規則。事實上，在治理古代鄉村社會的權力體系中，除一開始就包含有自上而下的行政因素之外，還具有鄉村社會成員自我管理內部事務、寓于社會之中的自治權因素。古代鄉村眼力體系從來就是具有行政權與自治權并存的二元性特征。也就是說，在傳統中國，國家與基層鄉村社會是相隔離的。自上而下的國家權力沒有也不可能全面介入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分散性日常社會生活。具有自組織功能的家族社會也只能在一個較有限的地域社區里形成自治共同體。而國家和社會從來都不會也不可能絕然分離開。基層社區需要國家解決社區自身難以解決的沖突和問題，特別是將眾多分散的小農組織起來興修水利公共工程，抵御外敵；國家更需要通過統治各個基層鄉村社區，獲得其生存基礎131。因此，中國“鄉村地方政府是無形的”。“是由長者憑借自己的年歲從精神上予以領導，也由紳士們憑借自己對法律及歷史的知識從精神上予以指導。從根本上講，它是用習俗和慣例這些沒有文字記錄的法律進行統治的”132。也就是說，在常態下，皇權、族權和紳權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制度體制，相互交叉配合，其權力大小在不同時期互有消長。

那么，為什么皇權政治沒有滲透到傳統鄉村社會呢?

對此類問題，學界多有論述，且一般都從兩個方面來加以剖析：一方面，在村社共同體內部，宗法關系下的道德壓力和宗教壓力通常足以約束機會主義行為，不需要也不會有皇權政治。另一方面則是包含有政治技術、政治機構在內的皇權政治若抵達村社共同體內部，成本實在太高，傳統社會的任何一個政權都負擔不起133。但是，如果深究，問題并不如此簡單。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從如下六個方面加以解釋。

第一，封建土地制度處于穩態，封建地主牢牢控制了鄉村社會最基本的經濟資源，他們有能力也有內在動力和愿望來承擔對鄉村社會的管理。

社會上層建筑諸如國家政權的存在和發展，最深刻的根源總是與一定的經濟制度相聯系的。封建國家采用什么樣的統治形式，也不是隨心所欲的，要受到各方面條件的制約，其中，因土地制度所代表的經濟利益和階級關系是決定統治者采取什么樣的鄉村制度的關鍵性因素。可以說，土地制度決定著鄉村社會的階級狀況，階級本質決定著鄉村政治的性質。

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制度特征是，土地的個人所有、官府公有制和民間共有制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存。土地的個人所有可分為地主階級土地私有制、富農土地所有制和農民小土地所有制，這些土地所有制盡管在經營方式和是否具有封建剝削方面有所區別，但在法律上，土地所有者對土地擁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全部權利134。從理論上講，王朝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事實上，土地在法律上被確認為具體的占有者(地主)，而且一般的情況，國家(王朝)并不采取直接剝奪的辦法剝奪所有者對土地的權利。官府公有制主要是那些直接以朝廷名義占有的官田和屯田，這些土地的所有權屬于王朝；而民間組織、宗族組織、宗教組織和社會福利組織(如學堂或學院)所持有的族田、義田及學田和廟產的共有制表明的是這些組織占有土地的狀況，當然，這種占有最終表現為這些組織的權力者所控制，但在法律性質上，則是屬于不可分割的共同財產。1840年中英戰爭之后，中國在國家主權方面受到的嚴重挑戰，改變了中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政治地位，向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方向發展。由于帝國主義侵入中國是為了掠奪而不是為了發展中國資本主義，它到處(特別是在農村)致力于保持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切剝削形式，并把封建地主階級當作它統治中國的同盟者和社會支柱。他們采取借口開辟租界，設立教堂、筑鐵路、經商辦企業，以及直接“圈占”等各種手段，侵占中國大量的土地，并以出租和雇工經營的方式，對中國貧苦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在中國封建土地制度之中增加了帝國主義土地所有制形式135。但在中國封建社會的這些土地關系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封建地主牢牢控制了農村社會最基本的經濟資源，這也就決定地主和農民的矛盾是農村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是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最為根本的事實，也是封建專制社會的基石所在。對此，徐勇先生分析道，古代鄉村社會被分化為絕然不同和對立的兩極：一極是占有較多土地、脫離生產勞動而靠剝削農民為生的地主階級，一極是不占有或較少占有土地，從事生產勞動并遭受剝削的農民階級。從階級屬性來看，任何人都屬于其中的某一階級。但在一個階級內部，由于占有土地數量的多少，又可劃分為不同的階層。這一社會分層的形成又與權力、聲望方面的狀況有緊密聯系，財產、權力和聲望往往是一體性的。封建國家政權的實質是地主階級的政權，農民階級則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居于被統治的地位。在古代中國，在廣闊分散的小農經濟基礎上矗立著一個凌駕于社會之上的龐大的王朝官僚體系。但王朝對農民的統治非面對面的直接統治，農民面對的直接統治者是日常交往生活中的鄉村地主階級，鄉村地主利用其經濟、聲望方面的優勢對農民行使統治權。地主和農民是兩個以土地為紐帶的對立階級136。也就是說，封建土地所有制從根本上決定著傳統鄉村社會的政治結構。

當然，中國封建社會的不同時期，土地占有的比例關系并不完全一樣，這對鄉村社會結構和權力狀況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在明清之際，由于中國人口迅速增加，人口與耕地之間的矛盾日趨緊張，隨著土地價格的不斷上升，土地成為了最為有利的投資手段，地主和官僚等富有階級大量購置土地，導致土地的集中。

也就是說，地處江南的衡山等縣的人地矛盾較之全國更為突出。土地成為了鄉村社會最為珍貴的財產。于是，各種官僚地主紛紛到農村購置土地。比如，同治年間(1860—1874年)，衡山霞流區大官僚地主李輝武兼并土地5500多畝，年收租谷9000多石，約合135萬市斤137。湘鄉此類情況更為突出。自咸豐以后，許多湘軍將領回鄉置田建莊，引起湘鄉農村土地占有相對集中。官至提督的章合才在白田一帶置田6000余畝，率軍攻人南京的陳是也在橫洲鄉一帶置田數千畝。光緒年間的楊氏占有田土1萬畝，莊園12揀，房屋500間138。

晚清的這種土地兼并，產生的社會后果有兩個方面：一方面，一部分農民失去了土地，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增加了國家控制鄉村社會的難度和成本；另一方面，土地的兼并和集中，又使地方勢力得到加強，地主特別是那些大的官僚地主有財力也有內在需求，來承辦鄉村范圍內的如辦學和義倉、治安等屬于國家行政方面的一些事務。這樣，在皇權、族權和紳權相互關系并未失去平衡的情況下，進一步強化封建地主對鄉村控制就成為最為現實的選擇。事實上，“封建政府能容納家族、鄉族、鄉約、會社、會館等基層自設社會管理組織的存在及其對社會事務的管理，本身已意味著封建社會已作出了對社會形勢變遷的新適應。這其中，既存在著官方與民間管理權力的此消彼長的一般趨勢，同時也存在著彼此目標的一致性和彼此利益的協調，這種二元化的宏觀治理模式，既有利于傳統社會秩序的保持，又有利于社會變遷的實現”139。當然，這種平衡只能是暫時的，隨著土地的進一步兼并，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種平衡只能是暫時的，傳統的鄉村自治政治也就因此而失去基礎。

第二，清代的農業賦稅限額較低且嚴格，特別實行“攤丁入畝”之后，鄉村自治體制能夠保證國家政權對農村社會的經濟索取。

馬克思指出：“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捐稅。”140稅收是行政權力和整個機構的生活源泉。傳統的政府管理，集中于兩種職能，即征收賦稅和維持秩序。征收賦稅是國家政治統治鄉村社會的主要體現141。賦稅以及與之相聯系的財政體制，將是我們分析中國鄉村社會政治結構的一個重要的解釋性因素。當然，我們探討的主要是稅收與公共權力組織和運作之間的關系。因為，賦稅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權力體制的能力。

清初的稅制，大多仿襲明朝舊制。具體而言，可歸納兩大方面，其一，確立以明萬歷年間則例為基礎的定賦原則。清順治三年(1646年)詔令曰：“自順治四年正月初一起，俱照前朝萬歷四十八年則例征收，天啟、崇禎時加派，盡行蠲免。”142順治十四年(1658年)敕令修纂《賦役全書》又重申：“當明之初，取民有制，休養生息，萬歷年間，海內殷富，家給人足。天啟、崇禎之世，因兵增餉，加派繁興，貪吏緣以為奸，民不堪命，國祚隨之，良足深鑒。”143其二，簡明賦役條款和程序，繼續推行“一條鞭法”144。“一條鞭法”由張居正于明萬歷九年(1581年)在全國推廣，而成為正式通行的賦役制度。由于其簡化了賦役征收項目和手續，使賦與役合并，以田為綱，以銀代役，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清初在推行“一條鞭法”時，實行歸并合則和賦役折銀，把賦役各款正式總稱地、丁兩大類，把封建社會晚期的賦役一體化推進了一步145。到康熙年間，為了解決戶丁編審矛盾和鼓勵生育，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詔令曰：“今海內承平已久，戶口日繁，若按見今人丁加征錢糧，實有不可。人丁雖增，地畝并未加廣。應令直省督撫，將見今錢糧同一內有名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錢糧。”146雍正元年下詔，令各地正式“攤丁入畝”，“自后丁徭和地賦合而為一，民納地丁之外，別無徭役矣”147。

五縣的情況大體上反映了清代稅制的這種變革過程。康熙年間，衡山縣11438丁，每丁征銀0.2536兩，合征丁銀2900.68兩。雍正元年(1723年)，固定丁銀，平均攤入地賦，至乾隆中年，實存6315丁，丁銀減至1602.37兩。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衡山縣實有成熟田地塘80.06萬畝，共征秋糧官米31378.35石，條銀18100兩，較之明末，農民所負擔的賦稅輕1/3148。咸豐十一年(1861年)，衡山漕糧8831.68石，合計征銀11481.19兩。光緒二年(1876年)，縣丁漕總額白銀5.3萬兩，宣統三年(1911年)丁漕為5.64萬兩，其中地丁征銀33942兩，漕糧征銀22482兩。從中可以看出，在清末，直接有關農業的丁漕并沒有較大的增加。從1876年至1911年，25年間僅增加了0.34萬兩，增加了6.4％。而在此期間，衡山縣新增厘金、房捐、車捐、船捐、戲園捐、筵席捐和煙酒稅等。僅厘金一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衡山縣所屬的雷溪市厘金局即征收制錢折白銀6.58萬兩，比光緒初年全縣年征丁漕總額還多24.2％。當然，此時新增的這些捐稅征收的對象也有廣大鄉村地區，但終究不是直接的農業賦稅。湘鄉等縣的情況也是如此。湘鄉縣宋元額田賦糧為3.3359萬石，明朝增至10.8萬石，宣德年間減為10.4萬石，乾隆四年(1739年)減為5.9289萬石，另更名田糧251石，屯田糧98石，合計為5.9638萬石，征銀4.623879萬兩，直到清末末變149。湘潭縣自乾隆年間十年(1745年)核定納稅農田130.4萬畝，至宣統元年(1909年)所征稅額并無變化，是年征銀55928兩，其中地丁銀38916兩，漕糧正附銀17012兩。而同期各項公派、苛捐較1840年前原額增加了4倍以上150。長沙在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田地塘原額約為8610頃，除荒蕪、水洗等失額外，按實有成熟田地塘7640頃征收田賦。共歲征地丁屯餉銀27963兩，至清末沒有變動151。醴陵沿明制，以明萬歷年間確定的田額與賦額為基數，增加額外丈墾田1562.33畝沒收明代藩王莊田變賣后的更名田7782.1畝，全縣田土塘共65.88萬畝，科征秋糧米35018.76石，人丁糧于雍正七年(1729年)起攤入額田隨糧帶征152。

可見，由于清王朝有關田賦成文制度具有一定的穩定性，朝廷對農村社會經濟資源的汲取也就體現了一定程度的規范性153。到了清代后期，國家賦稅財政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關稅、鹽稅等工商稅的迅速增長，鹽茶課稅、關稅、厘捐、官業收人已與田賦基本上相等，這說明丁賦稅作為財政支柱的歷史傳統已經改變。這種相對均平的賦稅在事實上減輕了農民負擔。特別被史學家稱之為中國封建社會賦役制度史上一項十分重要的改革的“攤丁入畝”，不僅順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向，促使了地賦和丁役完全徹底地合而為一，松弛了勞動人民與封建國家之間的人身隸屬關系。而且，由于實行了以土地占有和占有多少作為賦稅征收的依據，基本上取消了縉紳地主優免丁銀的特權，對于均乎賦稅、減輕自耕農和一般無地貧民的負擔起到一定作用。更重要的是，由于取消了按丁和地分別征收賦稅的雙重標準，進一步簡化了稅收的程序。官府收繳農業賦稅直接面對的主要對象就是，只有約為11％的人口卻占有約70％土地(包括控制的族田和義田)的地主和富農。這樣，王朝對于鄉村社會的管制重心就不是占人口80％以上的自耕農和雇農，而是占有了大量土地的地主階級。那些在鄉村社會處于統治地位的地主，通過對族權和紳權的控制，不僅能夠滿足其政治的需求，對皇權的維護也就成為與他們利益相一致的行動。而且他們還通過這種相對獨立于皇權的地方自治權，采取各種方式將稅賦負擔轉嫁到自耕農特別是佃農身上。尤其自太平天國之后，由于地丁錢糧正額嚴重失額，朝廷靠附征損輸和勒折浮收的辦法來增加田賦收入時，“地方上的豪紳、惡霸、地主們，大多與地方官員和書吏差役串通，把持包攬，放富差貧，轉嫁賦稅，欺凌貧苦小民，致使賦稅不均的現象再度惡化”154。為了保持鄉村社會秩序的相對穩定，地方官吏和封建地主加強統治的同時，對那些代表地方利益而不愿與他們同流合污的地方權威勢力進行打擊155，使皇權、族權和紳權在鄉村社會保持著相對平衡，“鄉村自治”體制也就得以保存。

當然，對清代這種低農業稅政策造成的社會后果，有不同的看法。有研究者認為，“直到清朝末年，我國農業一直具有潛在的經濟剩余(potential economic surplus)。但中國歷代政府大都采取輕田賦的財政方針。國家財政收入主要是保持龐大官僚國家機器的運行，而沒有增殖國富的概念”156。清代諸帝都對稅收制度予以很大的關注，但由于限定和嚴格堅持低稅率，反倒把自己的目的給搞混了。到了19世紀后期，國民生產總值已達到了33.38億兩，其中政府收入總額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7.5％，中央政府所得到的約占3％157。國家從這種低稅率中尋求道德信譽，皇帝經常向臣民們自夸清朝在節儉和薄取于民的古典理想上比歷代王朝做得都好。同時，國家讓大部分地方財富保留在當地而不是送往國庫，這些措施可能從士大夫集團那兒贏得一部分好感。可是，這些理想被現實嚴重地扭曲了低額稅收不能提供足夠的財政收入以支付行政費用，而稅額又不允許提高，于是額外的攤派就加到成糧稅上。一部分變成法定的額外稅，其他則視情況變通使用158。“晚清時代中國的土地稅在政府籌措的資金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趨勢，而這時又正值國家處于財政開銷大幅度提高，從而對附加財政收入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之際。如果土地稅能像明治時代的日本那樣在晚清時代的中國財政制度中起到關鍵作用，那么現代中國不僅資金條件，而且政治發展也會截然不同。”159

第三，封建專制主義家族文化，是中國傳統鄉村社會自治政治思想文化基礎。

毫無疑問，一定的政治體制的形成有賴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一定政治體制的存在和運作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約。而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又通過不斷的社會化過程逐漸內化為政治共同體成員所奉行的價值和行為難則。這種文化政治化和政治文化化的狀況160在國家層面如此，在鄉村政治層面也是這樣。具體來說，與中國封建“家國同構”體制相聯系的政治文化，是以三綱五常為核心內容的家族文化，這種以王權為核心的權力文化，正是中國傳統鄉村自治的政治文化基礎。

在中國文化史上，最系統地闡述三綱五常思想的是董仲舒。他說：“凡物必有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陰道無所獨行。”“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陰兼功于陽，地兼功于天。”161 “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安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這種由陰陽決定162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間不可變易的地位，就是“三綱之紀”。而五常之道則是“仁、義、禮、智、信”。仁，主要是一種道德境界，義是一種行為規范，智者，不惑也，禮由為禮法，為規矩，“信，德之厚也”163。顯而易見，三綱五常是建立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社會規范體系。“循三綱之紀，通八端之理，乃可謂善。”164 “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165無論是作為要求全體臣民接受遵守的具有強制性的社會規范；還是作為要求君主和臣民認真體驗、反躬自省、以達到社會和諧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都體現了中國封建專制社會“家國同構”的整體性特征。

(1)中國古代是以家族安身立命，社會關系是家族和國家的關系。在中華文明從原始氏族走向古代國家文明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家長制家庭公社延續了非常長的歷史時期。這種家長制家庭公社在人口上包含幾代人亦即包含多個個體家庭，在財產上實行的是同居共財，各個家庭成員在經濟上不獨立，只有依賴家庭。個人也就不能成為社會關系的主體。因此，家與家的交往就是社會關系最基本的內容。而整個國家就是由這許多家組成的，國就是家。中國傳統文化的這種家文化，不承認個人的存在。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的一切關系都是被概括在“家族”關系之中的。這種因血緣聯系而形成的“家族”是一個以自然身份的“家長”為中心的社會組織形式，國家通過法律形式確定“家長”的各種權力。他不僅是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組織者和管理者，是生產和生活秩序以及家族成員人身安全的維護者，而且是家族中“皇權”的自然延伸。在一個以家族為基本單位的社會里，沒有純粹“個人”的行為，更沒有真正“個人”的關系。個人被束縛在家族的身份網絡之中，沒有獨立的意志，沒有自己的財產，甚至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身體。他必須服從家族強加于他的規則(身份)，卻不能獨自去創造適合于自身的關系(契約)166。

(2)三綱五常作為一種倫理原則是一種以忠孝為核心的道德標準。個人不是權益主體，只是道德主體。在中國傳統的“家國同構”身份制度下，個人對社會和個人對家庭之間的關系除了盡義務就是單向服從。中國人重視的是道德上的義務，將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稱之為十義。而忠孝又謂之根本。“在中國古代，家庭是以父家長為核心的。由于皇族的以嫡長子繼承制為核心的繼承法的存在和在社會組織中的影響，由于宗法觀念的內在要求，對家長的?孝?就成為每一家庭成員的必然義務，同時，也成為衡量家庭成員善惡與否的價值標準。在國家政權結構中，是以君主為核心的，由中央的三公九卿以至地方的州、郡、縣長官構成一套嚴密的社會組織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對君主的?忠?，是每個臣民應盡的義務。同時也是從政治上衡量個人品質與價值的準則。”167因此，個人首先而且主要是盡忠盡孝的義務承擔者。忠孝兩字的背后就是國和家的存在，就是君權和父權的體現。君權和父權的存在，表明著權力的專有性。社會民眾不僅是君權的附屬物，而且同時在父權之下失去自我。“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168

(3)三綱五常作為一種價值體系是一種整體價值取向，它對個性的壓抑，扭曲了中國的傳統人格。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宗法血緣和自然感情為紐帶的，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群體人格，而約束個性，側重于從人倫關系中考察個人的價值和意義，并將社會和家族的利益視為高于一切的利益，“這種絕對整體主義要求個人無條件地服從整體，為整體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要求個體完全溶化于整體之中，個體不得有個性、有獨立的人格，更談不上有個人的獨立自決的權力。越是強調群體，個人的實際權利就越被剝奪得干干凈凈”169。與這種人格意識相聯系的是政治自主意識的萎縮，并表現為對明君和清官的崇拜和向往。

第四，由于實行了嚴格的回避制，抑制了地方勢力對縣政的控制；而知縣頻繁調換，又使地方權威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國家為了保持鄉村社會政治權力的結構性平衡，需要建立國家行政權力與鄉村自治權力相對分離的二元權力體系。

清代沿襲了東漢時期以來各朝各代有關任用官員的許多規定。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規定凡出任地方官員，必須“回避本省”的基礎上，進一步規定“定外任官在籍(原籍或寄籍)五百里內者(包括鄰省)，都得回避。”教職也得回避本府、州、縣。府一級主要官員的本族官員，可在本省內調補，但須離開本府。應該回避而隱瞞或借回避之名而挑選官缺的，都要處理。從五縣的情況來看，衡山縣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光緒五年(1880年)29任知縣，均非本省籍人士，且更換頻繁，平均約1.37年更換一任知縣，同治年間更是每年一換。湘潭縣從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宣統三年(1911年)，共有58任知縣，全部系湖南省外人土，任期平均為1.22年。湘鄉、長沙等縣情況也大都如此。

從縣級政治體制來看，回避制使縣政與地方勢力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地方精英很難直接進入縣政的主導地位，他們只有通過嚴格的科舉制成為官員才能在他鄉主政。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知縣均局外派，對縣情了解需要一個相對較長的過程，特別是衡山縣民間多講地方方言，屬湘語長益片，且又有前山話和后山話之分，語音與北方話相去甚遠，而所任知縣多為北方之人，其交流起來就會很成問題。這些因素都加深了地方官同地方行政、民情的隔膜。正是這種隔閡，使“諸事廢弛，閭閻利病，漠不關心，甚至官親幕友肆為侵欺，門丁書差敢于魚肉，吏治安得不壞”170。事實上，“整個清代知縣的任期都相當短暫，到19世紀任期更是大為縮短。平均任期從1.7年短到0.9年。這使任何一個地方官都難以熟悉本縣，也減少了他對任何計劃的興趣，因為，他在任期內：看不到結果”171。因此，為了使封建統治機制有效運作，一定程度上實施地方治理，并適度鉗制胥吏書差的欺蒙，地方官必須借助于地方紳士力量172。對此，費正清評價道，帝制政府仍然是個上層結構，并不直接進入村莊，因它是以士紳為基礎的。當地土紳的許多公務形成了帝制官僚統治下的一個政壇，使官員能夠以極大的流動性和表面上不依靠于地方根基的方式經常調動。實際上，皇帝任命的任何縣官只有獲得當地士紳的合作才能進行治理173。

弗里德曼指出，縣官通過衙門征集國家規定的稅收，監督公共秩序的維持。假如稅收足以征集上來，沒有他必須引起注意的對和平的破壞，他就沒有理由干預地方社區的管理。在人們的請求下，他可以作為審判人員，干預地方社區之間的和社區內部的糾紛，但是，他為之工作的那套系統所提供的管理理論鼓勵他盡可能少地干預地方事務。由于官僚政府和地方社區之間的關系，官方的“無為主義”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縣官與他必須關注的人之間存在三種關系：衙門的職員，居住市鎮和村落的小官吏(保甲長)，以及地方紳士174。

這種情況，在知縣頻繁更換時期，更為突出。為完成國家的任務和自己獲利，知縣都需要依賴以紳士為主體的地方精英，否則他就休想在那樣短的任期內辦成什么事情。“實事求是地講，封建國家的代表——知縣，只有將許多行政職能?轉交?給有辦事經驗的個人或集團，他才能統治約有30萬之眾的縣。”175這樣，以紳士為主體的地方精英實際上控制了縣政的具體運作權力。在當時國家資源相對不足的情況下，國家不需要為考慮地方精英的參政愿望而擴大國家機器，大大節約了國家的管理成本。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回避制是傳統鄉村社會自治體制這一起穩定結構形成和延續的重要原因。

第五，我們說，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政治特征是由保甲制度和宗族組織及士紳統治結合在一起的鄉村自治政治，主要是從它的形式和功能而言的，并沒有追究其階級本質，那種將中國傳統鄉村“自治政治”等同于民主制度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176。

(1)雖然在古代中國鄉村權力體系具有行政權與自治權的二元性特征，但這并非意味在鄉村權力體系中，王朝行使行政權，農民行使自治權，權力主體分別為階級利益根本對立的不同階級。也就是說，事實上，“古代鄉村權力體系的二元性只是表明，由于特殊的社會結構，行政權和自治權分別掌握在占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中的不同成員手中，它們從根本上是統一的。即統一在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政治統治基礎上，其直接表現則是地主士紳對鄉村社會的統治”177。對此，從衡山縣鄉村權力人士的構成可以得到證明。在同治年間，衡山縣17個字的團總，占有土地500畝以上的3人，占有土地200—500畝者有2人，占有土地100畝以上的9人。437個區的保正，有53％的是地主。也就是說，鄉里和保甲是封建國家在政治上的神經末梢，這種與土地制度和超經濟強制分不開的基層政權，總是掌握在當地的“鄉賢”和“望族”手里。

(2)統治者建立具有自治性質保甲體制的目的是管制鄉村社會。對于各朝各代設立鄉里制度的目的，有學者作過這樣的評述，“在同之政主于教，齊之政主于兵，秦之政主于刑，漢之政主于捕盜，魏晉主于戶籍，隋主于檢查，唐主于組織，宋始正其名，初主以衛，終乃并以雜役，元則主于鄉政，明則主于役民，清則主于制民，巳于歷朝所用之術，莫不備使”178。對此，徐勇先生也指出：“無論是鄉亭里制還是保甲制，都表明了封建社會一開始，中國王朝體系就力圖將權力的觸角延伸到最基層的鄉村地方。從直接統治的鄉亭制到間接控制的保甲制的演變，只是為了適應鄉村社會組織的變化，更有效地統治鄉村。因此，自上而下的行政權始終是鄉村權力體系的重要因素。”179

(3)保甲制度最基本的單元是家庭，個人在這里并沒有法律地位。這種以家庭為核心的自治制度不是以分權為基礎的，是皇權之下的地方自治。這種帝制下的地方自治，是皇權、族權和神權的結合，是保甲制與宗法制的結合。宗法制度是以血緣紐帶連結的家族社會，要求個人“統于其家，其家統于其族，其族統于其宗”180。具有很強的繼承性和凝聚力。當十分嚴密的保甲制度與這種宗法制度結合在一起時，就能對鄉村社會施行教化、征收賦稅、攤派搖役、征集兵丁、維持治安，以確保皇權統治在鄉村社會的有效性。

(4)傳統鄉村自治并不呈現出一般設想的鄉村級政府應具有的某些特征。“村莊和小城鎮沒有正式的政府，在其內部缺少個一負責政治事務的公共機關，而上級也沒有指定建立機關來進行管理。因此，村莊并未成為由地方到中央的權力之鏈上的一環，小城鎮和村莊也不是那種具有財產所有權并對收稅、徭役和維持地方治安等公共事務負有法人責任的地方性實體。它們是居民匯聚的地方，因此當然是公共或半公共事務的集中地。然而，管理這類事務的政治組織基礎并未放在村莊或小城鎮這個級別上。相反地，村莊是家庭或宗族、商業和行會組織、寺廟或宗教組織的基礎，有時也是教育的組織基礎。對于不得不由地方負起責任的一些工作——比如稅收和治安，政府實際上只負擔這兩項?公共事務?——則維持著一種行政附屬機構來處理之。這些行政附屬機構的管理范圍首先并不考慮居民的自然分布情況，而是多少帶點強求一律地在整個農村社會統一建立起來。”181

第六，科舉制度的廢除，動搖了鄉村自治的政治基礎，意味著鄉村社會變革的到來。

費正清指出，“自古以來就有兩個中國：一是農村中為數極多從事農業的農民社會，那里每個樹林掩映的村落和農莊，始終占據原有土地，沒有什么變化；另一個是城市和市鎮的比較流動的上層，那里住著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產者和有權勢者的家庭。那里沒有永遠不變的社會等級制度，因此從農民地位上升的機會是有的”182。實際上，農民地位上升的機會雖然有限，但還是有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由于科舉制度的存在，使農民有可能憑此而進入“統治階層”。科舉制度不僅為農民升入主流社會提供了機會，同時造就了大批代表地方權威的士紳。鄉村自治體制能夠滿足以這些處于社會下層的鄉村士紳為主體的地方精英參與政治的愿望。

但是，到19世紀后期，特別隨著科舉制的衰落以至在1905年被廢除，鄉村社會與國家聯結的這一重要紐帶也就失去了意義，并徹底改變了地方精英成為主流社會領導者的路徑及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科舉制度曾經是聯系中國傳統的社會動力和政治動力的紐帶，是維持儒家學說在中國正統地位的有效手段，是攫取特權和向上爬的階梯，它構成了中國社會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廢除，整個社會喪失了它特有的制度體系。”183這時，農村士紳們通向上層特權的途徑也被切斷，失去了晉升的希望和政治的屏障；新式教育的流行，城市新興精英集團的倔起，使他們因儒家思想體系所支持的合法性受到挑戰，原來的社會名望朝不保夕，整個士紳階層在20世紀初急劇衰落。他們為了尋求新的出路，只能流入城市，接受西化教育。他們一旦在城市里接受了新的知識和價值觀念，躋身于城市上流社會，就不再愿意回到農村，甚至與農村在感情上、觀念上格格不入。久而久之，農村精英的大規模流失造成中國鄉村士紳質量的蛻化，豪強、惡霸、痞子一類邊緣人物開始占據底層權力的中心，原先多少存在的宗法互助關系蕩然無存，鄉村社會關系惡化，階級沖突加劇184。因此，一方面，由于豪杰、不法商人、匪盜之徒掌握農村社會權力，而造成“一種道德、素質、能力每況愈下的替換，從而日趨惡化了農村的社會環境，農村的破產在優秀人才流失和鄉紳素質趨劣的趨勢中加劇，實際上形成了無可逆轉的惡性循環”185。另一方面，那些仍然留在農村的社會精英也發生了某些變化。隨著精英作為地方顯要人物的私人作用發生了變化，縣級政府以下的非正式的政權也發生了變化。精英們對于一個削弱了的朝廷已經不太理睬，對自己所受的儒家教育中所包含的利他主義動機已經感到淡漠，對于自己通過高尚行為而艱苦贏得的精英地位也感到沒有什么慶幸的必要。更高的社會地位主要是用來保證精英家族的經濟和政治優勢，防止走下坡路。在精英自己和社會看來，他們的地位變得更加穩定了，合法性下降了，而剝削性卻加重了。富有的領導人首先拋棄了公職高于其他職業的理想觀念，因而當地方上的顯要人物既可以不向監督他們的政府負責，又擺脫了地方社會環境對他們的束縛時，農村社會的性質便發生了深刻的變化186。

為了適應這種發生了深刻變化的鄉村社會，在20世紀初清王朝進行了一場鄉村改革，曾試圖將國家的行政權力下沉。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規定，凡府、廳、州、縣官府所在地為城，其余市鎮村莊屯集等地，人口滿5萬以上者為鎮，不滿5萬者為鄉。凡城鎮均設議事會及董事會，凡鄉均設議事會及鄉董。議員由城鎮鄉選民互選產生，凡具本國國籍，年滿25歲，在該城鎮鄉連續居住3年以上，并年納正稅或地方公益捐2元以上之男子，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議員為名譽職，不支薪水，任期2年，每年改選半數。各級議事會職權為議決本城鎮鄉興革事宜及自治規約、自治經費、選舉爭議、自治職員之懲戒與城鎮鄉間之訴訟、和解等事務。城鎮董事會設總董1人，董事1人至3人，名譽董事4人至12人，由議事會就本城鎮選民中選舉，呈請地方長官核準任用，任期均為2年。其職權為執行議事會議決之事項與地方官府委任辦理的事務，并負責籌備議事會的選舉及召開。鄉的行政機構只有鄉董人，亦可設鄉佐1名協助鄉董，均由議事會就本鄉選民中選舉，并呈請地方長官核準任用，其任期和職權與城鎮董事會相仿。從這些規定可以看出，城鎮董事會的各位董事由議事會在本城鎮或本鄉中的選民中選舉產生，均須呈請地方長官核準任用，這說明國家有加強對地方控制的意圖，但從立制的總的精神來看，還是著眼于規范地方自治行為。也就是說，如果從成文制度方面來分析，清王朝所推行的這次鄉村社會的改革具有結構形態方面的意義，即鄉村政治結構將由保甲制變為鄉(鎮)——保甲制。鄉成為縣以下的基層行政建制，由依法產生的代表會議和鄉(鎮)公所管轄，其下實行保甲制。從這一制度的價值意義上來看，清王朝這次以推行鄉(鎮)制為目標的改革，雖然為了適應科舉制度廢除的鄉村出現的新情況，采取了一些劃分皇權與社會地方權力界線的措施，但從本質上還是旨在進一步強化皇權，以加強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控制措施和對皇權的進一步確認。其所推行的“地方自治”制度既有西方政治制度的色調，又有中國封建政治制度的胎記，是兩者混合的產物187。可以認為，這是在西方文化沖擊下的制度性反應。

問題是，清朝推行這一鄉村改革方案時，皇權的影響力已經受到了史無前例的挑戰，中央的政令已很難達到基層社會了。各地興辦自治之事，多有名無實，在五縣中，除湘鄉縣外188，我們甚至很難在其他縣的縣政資料中查到有關實施這政令的具體記載。而在此項法令頒布3年后，清朝便告滅亡。這一改革法令也就成為了中國鄉村社會變遷過程中的文本制度遺產。

1劉祖云：《社會轉型：一種特定的社會發展過程》，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

2參見鄭杭生：《中國人民大學社會發展報告》(1994—1995)，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3劉祖云：《社會轉型：一種特定的社會發展過程》，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

4王滬寧：《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頁。

5[美]安德魯·韋伯斯特：《發展社會》，華夏出版社1987的版，第29頁。

6我認為，“傳統鄉村”和“鄉村傳統”是兩個既聯系又相區別的概念：“傳統鄉村”是一個歷史時期的鄉村形態；而“鄉村傳統”則是一個變化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它是自古以來中國農村各類制度、規則和文化的綜合體，是鄉村社會的“遺傳密碼”。當然，我們這里的“傳統”，是一個泛指概念，并沒有按照許多理論所界定的“大傳統”和“小傳統”之標準進行具體區分。按照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解釋，大傳統文化是指代表著文獻文化的上層知識社會的文化取向，而小傳統文化則主要指民間社會自身所創造的文化，其載體是農民。對此，費孝通先生指出，“農民的人文世界一般是屬于民間的范圍，這個范圍里有多種層次的文化。它有已接受了的大傳統，而同時保持著原有的小傳統的本身。”(參見費孝通：《重讀〈江村經濟·序言〉》，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期。)我們這里的“傳統”同時具備這兩種意義。

7《漢書·百官表》。

8趙秀玲：《中國鄉里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頁。

9《魏書·食貨志》。

10《魏書·食貨志》。

11《晉書·職官表》。

12趙秀玲：《中國鄉里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頁。

13《宋史·兵志六》。

14參見于建嶸：《近代中國農村權力結構的變遷》，載(衡陽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

15趙秀玲：《中國鄉里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1頁。

16《清朝文獻通考》卷19，戶口1，考5024。

17《清朝文獻通考》卷22，職役2。

18清《鐵嶺縣志》，《田賦志》。

19《衡山縣志》，岳麓書社1994年版，第198頁。

20《衡山縣志》，岳麓書社1994年版，第54、198頁。

21《清末衡山縣十七字政區圖》，載《楊山縣志》，岳麓書社1994年版，第55頁。

22《湘潭縣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頁。

23《醴陵縣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頁。

24《湘鄉縣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609頁。

25《長沙縣志》，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49頁。

26《衡山縣志》，岳麓書社1994年版，第198頁；《醴陵縣志》稱之為“自治區”，見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頁。

27這些專家有衡陽市地方志辦原主任陳有期，株洲市志辦主任李策斌、副主任陳德玉，衡陽師范學院鄧樂群教授、圖書館楊易館長和著名地方志專家何水祚老人等等。他們對我的走訪表現出熱情和合作，在此表示感謝。]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436頁。

29胡慶均：《兩種權力夾縫中的保長》，載費孝通、吳晗等：《皇權與紳權》，上海觀察社1948年版，第137頁。

30胡慶均：《兩種權力夾縫中的保長》，載費孝通、吳晗等：《皇權與紳權》，上海觀察社1948年版，第135頁。

31趙秀玲：《中國鄉里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頁。

32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58，戶部，保甲。

33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265頁。

34清《保甲書》卷3，廣存，陸世儀《論治邑》

35乾隆《戶部則例》。

36華立：《清代保甲制度簡論》，載《清史研究集》。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頁。

37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256頁。

38張厚安、白益華：《中國農村基層建制的歷史演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頁。

39參見蕭公權：《十九世紀之中國鄉村》，轉引自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頁。

40后來，我從聞鈞天先生的《中國保甲制度》一書中發現了類似的“煙牌”。據該書稱，此煙牌為清時有名的黃氏(黃六鴻)牌式。清嘉慶年間的牌式主要有四家。而湖南等地主要流行布政司葉佩蘇的葉氏牌式。(參見該書第239-243頁)，但在岳村我們卻發現了黃氏牌式。

41《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172，第19頁。所謂“自封投柜”，本是指每年田賦開征之時，設錢糧柜于公共場所，以便稅民自行交納。

42見同治刊《湘鄉縣志》，賦役志2，戶口。具體的改革過程可參見本章五的相關內容。

43里甲在清代普遍稱為“圖甲”，盡管“圖”在明初已經是里的別稱，但兩個名稱本來是有不同意義的，“圖”的名稱，側重在戶籍的登記形式，而“里”的名稱則出自社會基層組織。清代的圖甲體制的核心在“圖”這層意義上，因為它主要是一個戶籍登記和稅糧征收系統，而不是一種社會基層組織系統。在圖甲制中，政府冊籍里的“戶”直接登記的是土地或稅糧，但社會成員仍然得由這個戶籍來稽查。(參見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3頁。)

44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頁。

[美]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7-20頁。

47林耀華先生指出：宗族與宗法不同，不可混為一談。宗法乃是我國自周以來一種精密極宏大而足以表現并鞏固家族觀念的法則，是父系社會最發達的一種形式。宗族的宗是指祖先，族指族屬，合稱是為同一祖先傳衍下來，并聚居于一個地域，而以父系相承的血緣團體。(參見林耀華：《義序的宗族研究》，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71-73頁。)呂思勉先生也指出，“宗指的是親族之中奉一人為主，族指凡血緣有關系之人。”(參見呂思勉：《中國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7l頁。)

48我曾試圖從岳村楊川平家買回其父所保存的民初修編《貫塘胡楊五修族譜》。沒有想到，平時對我客氣和友好的楊川平卻一改平時的謙和，態度十分堅決地表示反對。他激動地說，“就是再高的價都不能賣，因為這是我們楊家的族根所在”。的確，也許正是因為有了這一“族根”，他們這些移居岳村的人家才不會感到孤獨。

49《山霞李氏七修族譜》，卷1，德華新序。

50《山霞李氏六修族譜》，卷1，家規。我在許多族譜中都發現了這句話。

51該族譜稱，在道光年間，族人在朝為官，捐贈產值千二百兩，衡山縣知事“造具事實清冊送禮部”，由皇帝照例予旌，并由衡山知縣給銀三十兩建坊，又給“樂善好施”字樣。

52賀長齡輯：《王朝經世文編》卷66，《禮政》，李光地：《小宗家祭禮略》。

53參見王先明：《近代紳士———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頁。

54《咸豐戶部則例》卷3，《保甲》。

55穆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3頁。

56聞鉤天：《中國保甲制度》，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206頁。

57《貫塘胡楊五修族譜》，卷19，家訓。

58《山霞李氏六修族譜》，卷1，家規六要。

59《山霞李氏六修族譜》，卷1，家規六戒。

60《慣塘胡楊五倍族譜》，卷19，家訓。

61徐勇：《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頁。

62參見劉沛林：《古村落：和諧的人聚空間》，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1頁。

63《山霞李氏六修族譜》，卷1，重修白果祠碑序。

64《山霞李氏六修族譜》，卷1，理經祠規。

65白果等地祭祖的時間大致有：春節，清明，鬼節(七月半)，或祖先的生日或祀日。一般一年一次，最多二次。

66任何社會權力，總是要通過一定的社會活動宋體現的，而社會活動則是主體行動與時間和地點統一。注意到這一點，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在我們對現代岳村的考察中，就會發現，地理性活動空間的限制，在事實上改變了民主選舉程序的實施，也影響到了其行為的性質。(參見于建嶸：《鄉村選舉：利益結構和習慣演進》，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67《衡山白果周氏六倍族譜》，卷7，公約買據。

68《貫塘胡楊五修族諾》，卷19，家訓。

69《山霞李氏六修族譜》，卷1，秋祭祀田記。

70《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譜》，卷1，四修梧罔公述。

71《貫塘胡楊五修族譜》，卷19，原修條規。

“中國封建社會在組織層次上和西歐封建社會也有極大的差別。在中國，國家與個人之間還存在著一個強大而穩固的中間層次：宗法的家族，家庭。”“在外國歷史上宗法組織和國家組織一般說來是互相對立的。”“在中國封建大國內部宗法組織這一中間層次的強大和國家組織不但不矛盾，反而彼此互相結合起來。”(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7頁。)

73王思治：《宗族制度淺論》，載《清史論叢》第四輯，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62頁。

74徐揚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論》，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3頁。

75宗族既為聚居一地的血緣團體，與家庭意義不同；因家庭乃指共同生活，共同經濟，而合炊一灶的父系親屬。一個宗族內，包括許多家庭，外表上祠堂是宗族鄉村的?集合表象?，實際上家庭是組織的真正單位。”(參見林耀華：《義序的宗族研究》，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73-74頁。)

76費孝通：《江村：農民生活及其變遷》，敦煌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頁。

第三篇：岳村小學少年宮職責

曲阜市王莊鄉岳村鄉村少年宮簡介

曲阜市王莊鄉岳村小學是濟寧市規范化學校。占地面積14742平方米，建筑面積1919平方米。共有教師31人，濟寧市優質課一等獎獲得者一人，曲阜市學科帶頭人2人，曲阜市教學能手9人。小學高級教師22人，中學高級教師1人，學歷合格率100%。專職美術教師一名，專職體育教師一名，通過校本培訓，學校教師能夠按照1+1（專業+特長）模式發展。

學校駐地農村，服務于5個自然村，服務區人口4400余人，學校在校生240人，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農村家庭環境、經濟狀況、社區環境等方面與城市存在著差異，農村外出務工人口逐年增加，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向學校、社會、家庭提出了新的挑戰。學校承擔著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任，如何營造校園德育氛圍，如何把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緊密結合，如何把形式多樣的社會實踐、道德實踐活動有機融入校園德育范疇，使校園真正成為弘揚正氣、團結友愛、生動活潑、秩序井然的育人場所，并能夠使學校教育輻射整個服務區域，曲阜市王莊鄉岳村小學依托、整合、開發學校、社區資源，因陋就簡，因地制宜，成立“鄉村少年宮”。“鄉村少年宮”以學生興趣小組為依托，合理調整課程安排，使正常教學和課外活動在相同的教室、不同的時間內交替進行。在運作上打破班級限制，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興趣愛好分配活動場所和輔導教師，使教學與活動交叉進行、互相促進。使他們與城里孩子一樣接受優質教育，促進了農村孩子健康、全面發展。促進了教育公平，打造出農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的新平臺，拓展出農村未成年人全面發展的新空間，推動了鄉風文明建設。2009年5月29日，中央文明委專職副主任王世明同志到校調研時，給予高度評價。即興引用劉禹錫經典名句：斯是陋室，何陋之有。

“鄉村少年宮”功能

岳村鄉村少年宮立足服務本涉區廣大未成年人，為他們提供優質的活動場所和教育資源，培養他們的興趣和愛好，滿足他們的課外活動需求，實現快樂學習，健康成長，全面發展，使“鄉村少年宮”成為孩子喜歡的活動場所，家長放心的教育陣地、文化中心。

思想道德教育的陣地：“鄉村少年宮”是開展農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重要載體，是實施青少年社會教育的重要機構，是舉行青少年文體科技活動的重要陣地,要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要求，全面

落實黨的教育方針，提高農村未成年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接班人。

文體活動開展的基地：要通過“鄉村少年宮”活動的開展，向農村未成年人普及科學技術、勞動技術、文學藝術、體育等方面的知識，開闊他們的眼界，發展他們的興趣愛好，培養他們勤動手、善思考、敢創新的良好習慣，使他們在實踐中增長才干。

社會能力培養的實習地：“鄉村少年宮”對未成人的教育主要是通過豐富多彩的實踐性、情味性、教育性、靈活性很強的活動來實現的，在配合學校教育培養未成年人全面發展、適應社會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

農村文化建設的中心：“鄉村少年宮”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載體，是鄉村文化傳播中心和知識信息中心，要通過豐富多彩的宣傳教育活動、聯誼活動、親子活動，營造新農村文化氛圍，吸引廣大農民參與，培養社區村民積極參與建設、管理少年宮的主人翁責任感，以點帶面，促進鄉風文明。

社會實踐的平臺：少年宮在運作上采用校內與校外聘請輔導員的做法，本著公益性原則，少年宮與駐地大學聯誼，聘請大學生為輔導教師，為少年宮的孩子提供更為廣闊的師資資源，同時為在校大學生提供社會實踐的平臺。

“鄉村少年宮”職責-----主任職責

鄉村少年宮主任是本單位法人代表，是鄉村少年宮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在上級主管部門的領導和黨組織的監督下，全面負責少年宮的工作。

1、認真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加強對各部門的領導與協調，積極改革，勇于創新，科學管理，發揮機構職能，提高工作效率，努力把“鄉村少年宮”建設成為孩子喜歡的活動場所、家長放心的教育陣地、村民滿意的文化中心。

2、認真完成上級領導交給的各項任務，制定“鄉村少年宮”發展規劃和工作計劃，各項規章制度和管理辦法，并認真組織實施。經常檢查了解、分析、研究輔導員培訓工作和陣地活動的開展情況，做好統籌工作，注意總結經驗，落實改進措施，增強“鄉村少年宮”對涉區內少年兒童的感召力，活躍少年兒童陣地。

3、負責“鄉村少年宮”的老師隊伍建設工作，加強輔導員隊伍的

思想政治和業務能力培訓指導工作，努力做到“知人善用”，依靠全體教職工辦好“鄉村少年宮”，注意培養骨干力量。

4、重視交流和學習，主動構建網絡、報刊雜志、外出參觀學習、自主探究的科研模式積累經驗用于指導少年宮工作，加強教育研究，推動素質教育工作。

5、團結群眾，關心群眾，發揚民主精神，傾聽群眾意見，堅持原則，實事求是，秉公辦事，不謀私利。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努力解決教師的后顧之憂，充分調動教職工的積極性。

6、貫徹艱苦創業，勤儉節約的原則，制定相關管理制度，管好“鄉村少年宮”設備，提高現有設備的利用率。

7、搞好育人環境創設。依據少年宮地理、人文環境，以“倡傳統，誦經典，育新人 ”為思路，整體布局，體現特色。

8、整合、開發學校、社區資源，開設好富有特色的興趣小組，擴充輔導員隊伍，依據需要聘請校外輔導員。

“ 鄉村少年宮”職責-副主任職責

鄉村少年宮副主任協助少年宮主任管理活動建設工作。做到認真貫徹執行黨的教育方針，面向廣大少年兒童、面向學校，面向共青團、少先隊組織。全面完成少年宮教育教學任務，不斷提高教育教學質量，其職責是：

1、協助鄉村少年宮主任制定、貫徹和落實少年宮工作計劃，制定并實施培訓和陣地活動計劃，做好學期和年終業務工作總結。

2、組織和管理教學工作，有計劃地組織老師進行教研活動，認真學習兄弟鄉村少年宮的教育培訓經驗，熟悉并掌握校內輔助教育的規律，合理安排老師文化學習和業務進修，審查老師的學科計劃和備課筆記，定期檢查落實情況。

3、建立特色班學員管理制度。負責報名、編班、考核、獎懲等工作，安排好特色班課程表和本鄉村少年宮工作活動總表，并及時修正調整。

4、搞好教師隊伍建設，做好專業教師的考核管理工作建立健全教師業務檔案。

5、加強同其他鄉村少年宮各學校的業務聯系，利用節假日和中心活動，組織協調好少年宮內外的文藝、科技、美術等各種表演、競賽及全市的大型活動。

6、不斷加強和改善教學管理，完善健全各種教學制度等，逐步達

到教學管理規范化、科學化、條例化、制度化。

7、副主任協助鄉村少年宮主任開展工作，主任不在時，由副主任主持少年宮活動。

“鄉村少年宮”考勤制度

1、鄉村少年宮實行考勤制，所有教職工必須按時上、下班，做到不遲到，不早退，不無故缺席。

2、全體教職工必須嚴格遵守紀律，忠于職守，做到上班不離崗，上課不離班。因公外出要如實登記，能趕回的要及時趕回。

3、嚴格請假手續，請假均要有書面報告，請病假必須附醫院休息證明，經領導批準，并安排好工作方可離崗休息，無請假手續又不到宮工作者，作曠工論處。

4、教職工婚假，喪假、產假、探親假按國務院有關規定辦理，但均需事先辦理請假手續。

5、教職工因公出差和因事補休必須經主任室批準，安排好課和工作后方可離開。

6、每月統計一次教職工出勤情況，及時核對，定期公布，存檔備查。

“鄉村少年宮”財產管理制度

1、鄉村少年宮所有工作人員必須樹立主人翁思想，愛護宮內財物，管好少年宮內財物，反對一切損壞本少年宮利益的行為。

2、鄉村少年宮所有財產均有專人保管，并建立進、銷、登記制度，每半年核查一次。

3、凡購進物品，必須先由總務驗收，登記，統一進帳后方可領用。領用人需本著節約的原則填寫登記，反對大手大腳，反對化公為私。

4、總務人員要加強責任感，及時清點少年宮內財物，對財物做到心中有數。對自然損壞和急需維修、添置的物件及時提出購置意見。

5、嚴格財產管理制度，少年宮內所有物品（包括各種樂器）未經領導批準一律不得外借。活動室、教室的鑰匙一律不得轉交他人。

微機小組管理制度

本小組秉承學生以學習為第一要務原則之下，為達到在小組內形成良好學風，絕大部分青少年能養成良好的學習、操作習慣，進而提高廣大青少年自身素質為目標，制定該制度。

一． 嚴格考勤

1． 學習小組人員要嚴格遵守活動時間。

2． 一次不參加學習小組活動，算一節曠課，本次活動不加分，相應另外扣該同學綜合考評分15分。

3． 病假要例行請假手續（班主任簽字，交給學習小組長）不扣分。

4． 事假也要例行請假手續，本次活動不加分，但要另外扣該同學綜合考評分5分。

5． 遲到10分鐘以內從該同學參加本次活動應加的10分之中扣除2-5分，遲到時間達到10分鐘以上該同學參加本次活動應加的10分之中扣除5-8分，遲到20分鐘以上扣除所有的10分分數。

6． 未經同意，擅自離開教室或其它學習地點，又返回的視情節從該同學參加本次活動應加的10分綜合考評分之中扣除4-8分，不回來的，本次活動不加分，另外從綜合考評分倒扣5—10分。

7． 組長必須參加，并組織好本次活動，組長不參加，必須由副組長代替組織活動，但組長應相應扣綜合考評2-5分。二． 嚴肅紀律

1． 學習期間必須嚴肅認真，如果隨意走動，說話、或有其它擾亂活動的行為者，從該同學參加本次活動應加的10分綜合考評分之中扣除5-10分。

2． 活動期間看課外書，沒收課外書，寫200字以上保證書，交給班主任，方可領回，并視情節從該同學參加本次活動應加的10分綜合考評分之中扣除5-10分。

3． 不服從組長的活動安排和管理者，并視情節從該同學參加本次活動應加的10分綜合考評分之中扣除5-10分。

4． 參加活動不認真的同學,視情節從該同學參加本次活動應加的10分綜合考評分之中扣除5-10分。

5． 對學習小組活動有異議，活動結束后，可向老師反應，但不

得在活動期間故意刁難，擾亂活動的正常開展，否則，視情節扣該同學綜合考評分10分。

三． 嘉獎辦法

1．參加學習小組學習，完成任務，每次每人加綜合考評分10分。2．完成部分任務，視情況加綜合考評分3-6分。

3、組長認真完成自己的職責，每次另加5分。

4、非學習小組成員參加學習活動，完成任務也可加5-10分。

乒乓球小組管理制度

為了更好地提高我校乒乓球小組的整體素質，加強對球隊的有效管理，促進球隊向著健康的方向發展，現制定乒乓球小組管理制度如下：

一、隊員訓練時必須刻苦，認真，發揚努力拼搏的體育精神，一絲不茍地完成訓練任務。

二、乒乓球隊隊員之間要團結友愛，真誠相待，互相照顧，樂于助人。

三、訓練時，隊員必須服從老師及隊長的訓練安排。

四、隊員應嚴格按照訓練計劃所規定的時間參加訓練。

五、凡因特殊情況遲到者，應主動向老師或隊長說明原因，否則，將一律視為遲到。凡提前離開訓練場館者，須向隊長說明，否則，將一律視為早退。遲到或早退兩次等于一次缺勤。凡無請假單且不參加訓練者，一律視為無故缺勤。

六、因特殊情況不能按時參加訓練者，應向老師書面請假，經老師批準后，把請假單交予隊長，方為有效請假。

七、凡乒乓球隊隊員，訓練時，都有為本隊隊員爭取和維護訓練所需場地的責任和義務。不得坐在乒乓球臺。

八、凡所有乒乓球隊隊員，訓練時都不得偕同非本隊員進入訓練場地。

九、凡所有乒乓球隊隊員，非訓練時都不得以乒乓球隊隊員的名義或者任何借口，占用場地。

十、所有乒乓球隊隊員，都要為維護球隊的形象作出努力。

十一、各隊員有向老師或隊長提出有關球隊建設意見的權利和義務。

十二、各隊員的每次訓練情況及各方面的表現將登記在隊員紀律登記表上，定期公布，凡有多次違紀者，由老師對其進行對內警告。

十三、新隊員入隊三個月內，每月應按時交訓練感想。

樂器小組管理制度

以推進素質教育為目的，把音樂工作當做一項重要的工作來抓，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對祖國音樂藝術的熱愛和學習音樂的正確態度。

一、做好學校樂器小組的學習計劃和總結。

二、組織好學校的樂器小組，通過音樂實踐活動，培養學生審美意識和愛國熱情及集體主義精神。

三、認真組織開展一系列的與音樂有關的活動，提高少年宮的音樂教學水平，提高全體學生的藝術素質。

四、管理好音樂室，做好樂器的使用、維護和登記記錄。

五、學校音樂室由音樂教師負責管理，堅持做到入室保持安靜，不得大聲喧嘩、跑動，不得亂動室內設施，若有損壞、丟失要照價賠償。保持室內清潔，搞好室內衛生。

六、音樂活動室做到室內清潔，搞好樂器清潔，不得亂用。

籃球小組管理制度

一、要在活動前5分鐘進入籃球場。不遲到，不早退，不準無故曠課。

二、活動時聽從指揮，認真做好準備活動。

三、愛護籃球場上的一切公共財物。不得隨意攀爬籃球架，不在任何場地上隨意涂畫。

四、保護操場衛生，不得隨意吐痰、亂扔臟東西。按時值日，徹底搞好衛生。

五、嚴格場上紀律，動作規范、遵守規則。

六、尊敬師長，善待同學，團結隊友，相互鼓勵，互相禮讓，互相交流、幫助。

七、不得隨意進出操場，不準嬉戲打鬧、隨意聊天。

八、及時調控活動，注意設施安全及學生人身安全教育。

書法小組管理制度

一、要在上課前5分鐘進入書法教室，準備好上課用具。不遲到、不早退，不準無故曠課。

二、進入書法教室要保持安靜，不得大聲喧嘩，并按指定位置做好。

三、愛護室內一切財產，未經允許不得隨意亂動物品及設備，損壞物品要賠償。

四、上課期間，認真聽講，專心書法，不得隨意進出教室，不準嬉戲打鬧、聊天。

五、休息或觀賞他人作品時，不要打擾他人。

六、要禮待師長、善待同學，同學之間要相互禮讓，相互交流、幫助。

七、物品要擺放整齊，有條理，做到既“靜”且“凈”。保管好自己的物品，使用他人物品要經人允許。

象棋小組管理制度

本組秉承相互學習自練為主原則，為達到形成良好棋風，求得一定棋技之目標，特制訂本制度。

一、學員要嚴格遵守和執行活動規則。

二、學員按時按點進行正常活動。

三、學員必須相互約定，自帶有關器具，按規定活動。

四、室內活動期間，不得喧嘩亂動、亂用他人物品。

五、各班負責同學配合指導老師及時清點本班人員及澄清原因。

六、活動程序進行活動，不得以任何名義舉行它類活動。

七、指導老師指導學生按時參加校內外有關競賽活動。

繪畫小組管理制度

一、未經允許，不得進入美術教室。

二、美術室內保持安靜，禁止大聲喧嘩。

三、美術工具按類擺放，整齊有序。

四、愛護室內公物，美術室內物品嚴禁隨意觸摸、挪動。

五、美術室內應保持衛生、整潔，禁止隨意亂丟垃圾。

六、認真做好各類美術用品及資料收集登記工作。

七、禁止將美術室內的物品帶出室外，特別情況必須經老師批準，辦理手續，并按時歸還。

八、每次學習后，最后一位離開教室者須關好電燈及相關電器設備、門窗。

剪紙、草編小組管理制度

一、進入教室后未經老師同意，講臺上的物品不能擅自動用。

二、上課時間應聚精會神聽講，上課時未經老師同意，不得無故離開自己的位置。

三、教室內不得大聲喧嘩，追逐打鬧，并保持教室清潔整齊。

四、愛護工具以及材料，工具使用要規范，并注意安全。

五、下課后要把教室收拾干凈，把工具和材料放回原來位置，不得隨意亂動。

六、離開教室前要清理個人所用的工具及材料，并把周邊場地打掃干凈。

第四篇：《望岳》讀后感

《望岳》是唐代詩人杜甫創作的五言古詩。這首詩通過描繪泰山雄偉磅礴的景象，熱情贊美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氣勢和神奇秀麗的景色，流露出了對祖國山河的熱愛之情。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整理的《望岳》讀后感，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望岳》讀后感一

住在濟南就爬泰山，來到青島就爬嶗山。我當兵時就離不開山，軍營就駐扎在泰山腳下。東岳泰山巍峨雄偉，我多次和戰友們登上泰山放眼遠望，心潮澎湃之際很自然就想到了杜甫的《望岳》詩：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

蕩胸生層云，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泰山是如此雄偉，青翠的山色望不到邊際。大自然在這里凝聚了一切鐘靈神秀，山南山北如同被分割為黃昏與白晝。望著山中冉冉升起的云霞，蕩滌著詩人杜甫的心靈，他極目追蹤那暮歸的鳥兒隱入了山林。《望岳》是現存杜詩中年代最早的一首。詩人到了泰山腳下，但并未登山，故題作《望岳》，詩篇描繪了泰山雄偉磅礴的氣象，抒發了詩人向往登上絕頂的壯志。表現了一種敢于進取、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極富哲理性。詩篇氣魄宏偉，筆力囊括，造語挺拔，充分顯示了青年杜甫卓越的創作才華。清人浦起龍在《讀杜心解》中說：“杜子心胸氣魄，于斯可觀。取為壓卷，屹然作鎮。”

而現在我早已解甲歸田來到了島城青島，在青島就經常爬嶗山。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每次爬山，我都會想到杜甫的這句名詩。我想。但凡是登山，不能光在半山腰轉悠，一定要登上頂峰，才能登高遠眺，“一覽眾山小”，要不說無限風光在險峰嘛。當我每次站在了山峰，便有一種山高人為峰的自豪與豪邁，無限風光踩在腳下的英雄氣概由然而生。

唐代大詩人杜甫三歲時母親便去世了，寄養在洛陽的二姑母家里。二姑母的和姑夫認真嚴格地教杜甫讀書，使他剛七歲就能做一篇《鳳凰》詩。十四五歲時，二姑父把他介紹給在洛陽很有文名的崔尚和魏啟心，他們經常互相來信談詩論文。當時文壇領袖李邕是著名詩人，有一次他到洛陽，讀了杜甫的詩賦，以為他是一位已有成就的老詩人。后來李邕與他見了面，看他竟是一個大孩子，不禁大大夸獎了他，鼓勵他努力寫作，精益求精。杜甫并不自滿，繼續刻苦學習，他知道，只有“讀書破萬卷”，才能“下筆如有神”。他也決心像前代著名文學家、史學家司馬遷那樣，行萬里路去開闊眼界，增長見識，提高藝術修養。從二十歲起，他便在現今浙江、山東、河北、河南一帶漫游。

泰山別名岱，是五岳之首，所以尊稱為岱宗。膾炙人口的《望岳》這首詩便是杜甫在山東游覽泰山時留下的佳作。當年杜甫剛到山下就被泰山雄偉壯闊、神奇秀麗的景色深深吸引，激情萬丈中他寫下了這首生氣勃勃的遙望東岳泰山《望岳》詩。詩篇通過描繪泰山雄偉磅礴的氣象，熱情地贊美了泰山高大雄偉的氣勢和神奇秀麗的景色，抒發了詩人向往登上絕頂的壯志并表達了詩人早年的遠大抱負，表現的是一種敢于進取、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泰山到底有著怎樣的氣象呢？它橫跨齊魯，青翠的山戀連綿不斷。大自然給予它無限的神奇和靈秀，高聳入云的山峰使山的南北明暗不同，就像劃分成早晨和黃昏那樣分明。山谷里涌出層層云氣滌蕩著人的心胸，凝神遠望目送歸林回巢的飛鳥。一定要竭盡全力攀登上最高的頂峰，居高再看，周圍的群山就都顯得低矮渺小了。既然如此，杜甫于是下定決心：明天一定要登上泰山絕頂。實際上，這也正坦然表示出他的雄心壯志，即敢于意氣風發去攀登詩壇絕頂。

后來，這首詩被后人豁然刻在碑石上立在泰山山麓，它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去不斷勇攀心目中的高峰。今后，我們還要不斷攀登人生的高峰，讓我們以杜甫的這首詩自勉，齊魯到今青未了，奮勇登高望遠領略風光無限！

我品讀了杜甫膾炙人口的作品《望岳》以后，我的感受很深。特別是那一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更加讓全詩引人入勝。

《望岳》是杜甫在青年時期寫的。雖然全詩沒有一個“望”字，卻由遠望到近望，由凝望到俯望來寫的。詩人還抒發了自己勇于攀登，傲視一切的雄心壯志，洋溢著蓬勃向上的朝氣。讓人拍案叫絕。

這也不禁讓我想到那些“登高”的詩句。王之渙的“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告訴我們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遠。而蘇軾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講述了要從不同角度去看待問題。但是它們卻都沒《望岳》更顯得巧妙，朗朗上口。它告訴我們的是要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從各個角度全面地看待問題和思考問題。這樣才能正確的認識問題。而不是死板地“一條胡同走到黑”那是不可行的。

古詩詞真是我們民族的瑰寶里面蘊含著無窮無盡的知識和道理，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

杜甫，這位名垂千古的詩人，鑄就了一首首千古絕唱。《望岳》乃他的佳作之一。年少輕狂的他，心中的豪情壯志如潮涌般澎湃，他將自己的雄心氣魄與詩血脈相連，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了杜詩“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特點。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此舉運用設問，意思是：東岳泰山怎么樣啊？它的青色在齊魯廣大區域內都能望見。“青未了”表現了山色不盡，實指盛唐時期山色秀麗、國泰民安的繁榮景象，同時也表達了詩人的豪情與壯闊。

“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意思為：大自然將神奇和秀麗集中于泰山的南北兩面，一面明亮，一面昏暗，截然不同。突出泰山的高聳挺拔，高得把山南山北分成光明與昏暗的兩個天地。生動形象地在一次強調了泰山的高大，國力之鼎盛。“割”字形象貼切，神奇地勾畫出兩片天地的晨昏之別，給參天矗立的山姿賦予了生命力，用字之精妙，巧妙地寫出了盛唐的繁榮光輝湮滅了其他國都的亮點，唐朝成了國中之珍。表達了詩人無比的自豪。

“蕩胸生曾云，決眥入歸鳥”此句運用了夸張與對偶的修辭手法。意思是這樣的：望見山上層云疊起，宛如有云氣滌蕩我的心胸，使我的心胸激蕩，精神振奮，極目而望又把飛鳥歸林的情景盡收眼底。“決眥”寫出了詩人對國家的無比熱愛，這秀麗的景色使他欣喜。表現了詩人登上泰山后心情澎湃無比。

最后一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此句就是流傳千古的絕句，意曰：“（我）一定要登上泰山的頂峰，看一看眾山（相形之下）是多么地渺小”最后一次強調了唐國與其它小國相比起來，真是強大了好幾倍啊！那些小國是如此地微不足道。

本詩通過寫詩人望泰山的所見所想，表達了由望岳而生登岳的意愿，表現了詩人不怕困難、敢于攀登雄心氣魄。本詩由望岳而想登岳，渴望之情如在眼前，這首詩的題目是“望岳”，全篇緊緊抓住“望”字寫景，寫景中又處處烘托著一個“高”字。從而把泰山的萬千景色、高大的氣勢渲染得纖毫畢現，令人如親臨其境。故此《望岳》一詩，成為歷代描寫泰山的佳篇，被人們傳頌不絕。

杜甫，不愧是“詩圣”啊！如此絕妙的詩，才配得上他這樣的人呀！

第五篇：說岳全傳讀后感

岳飛，他是南宋時著名的抗金英雄，說岳全傳讀后感。出生于湘州湯陰縣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說岳全傳》主要講述了南宋抗金英雄岳飛的傳奇故事。岳飛出生三天，家鄉湯陰縣就遭遇洪災，父親遇難，母親抱著他坐在花缸中逃生．漂流至內黃縣，被王明收留．岳飛在母親嚴教下讀書識字，又與王貴等從周侗學藝，少年時即文武雙全。岳飛與王貴、牛皋等結義兄弟赴京考武舉，因槍挑小梁王闖下大禍，逃回鄉里……

讀了這本書之后，我對這件事情不太理解：岳飛被12道金牌召回，甘愿落下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他還是忠于朝廷，沒有違抗。我覺得這樣并不好，他死了，就沒有像他那樣有勇有謀的忠臣良將抵抗金兵。他這樣做，不但沒有忠于朝廷，還對不起天下老百姓。這個朝廷就是老百姓的，只是有人在貽害朝廷。他不抵抗金兵，只會讓老百姓受苦，自己也會人頭落地。

《說岳全傳》這本書，真讓我受益匪淺啊！

說岳全傳是一本講訴岳飛一生的書。岳飛的一生有許多精彩和感人的故事。他小時候很愛學習，因為家里沒錢供他上學，所以他經常跑到學堂的窗戶外面去偷聽老師講課。后來這件事被老師知道了，老師很感動就讓岳飛上了學。岳飛還有一個家喻戶曉的感人故事，就是他的母親為了讓岳飛保衛自己的國家，于是在他的背上用針刺上“精忠報國”四個字，目的就是為了讓他銘記在心。后來岳飛成了一名大將軍。他有很多本領，他能百步擊中靶心，槍刀棍炮劍弓鞭錘各個精通，岳飛還結拜了好多兄弟，而且各個都武藝高強，能呼風喚雨，在水上也能像走在路上，能把金軍的每種陣式給一一化解。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精兵團隊，所以他們打了很多的勝戰。后來岳飛因受奸臣秦檜所害，不幸犧牲了。現在岳飛的墓葬在杭州棲霞嶺，供我們子孫后代祭拜。讓我們永遠記住他的英雄事跡和感人故事。

說岳全傳讀后感暑假為了豐富生活，我看了好多書，其中最讓我有感觸的就是說岳全傳了。岳飛，大家多多少少都聽說過一些吧，他是南宋時著名的抗金英雄，字鵬舉，出生于湘州湯陰縣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他從小就刻苦學習，練就了一身好武藝，成為一位智勇雙全的人才。岳飛青年時期，正是徽宗、欽宗被金兵掠走，趙構在臨安稱帝之時，讀后感《說岳全傳讀后感》。他先后四次從軍，在開封受到著名將領宗澤的賞識。他的部隊以記律嚴明著稱，“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被人們稱為“岳家軍”。這也是因為他背上的“精忠報國”四個鮮明的字。岳飛大敗金兀術后，兀術嘆道：“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但是，正當岳飛節節勝利之時，貪生怕死的趙構，聽從了賣國賊秦繪的奸計，一天之內下了十二道金牌召岳飛回師。岳飛痛心的說：“十年之功，廢于一旦！所得江山，一朝全休。”并寫下了“怒發沖冠……”這樣的詞句。岳飛一回到臨安，就被解除了兵權。不久，奸賊秦繪誣告岳飛謀反，以“莫須有”的罪名在**亭殺害了年僅39歲的岳飛。過了許多年，岳飛才被平反，但他堅持抗金斗爭，贏得了廣大人民的尊敬，為世代所傳誦。

提起岳飛，大家一定讀過他那首《滿江紅》，熟知岳母刺字，更會被他那種“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精忠報國的氣魄所征服。而《說岳全傳》更為大家介紹了一個充滿忠孝仁義的岳將軍

《說岳全傳》是一部清代長篇歷史小說，岳將軍精忠報國的故事大家一定都有了解，而本部小說在包含岳傳正史的精彩部分的同時，又增加許多民間的傳說，雖與歷史有許多不合，卻有很強的故事性，突出表現了岳飛及其部下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

這部小說以一個神話為開頭，話說岳飛前世為佛頂大鵬，秦檜為虬龍，秦檜妻王氏為女土蝠，萬俟卨為團魚精，因大鵬啄死女土蝠和團魚精，啄瞎虬龍左眼，遂結下前世冤仇。岳飛在母親嚴教下長大，又從周侗學藝，少年時即文武雙全。不料正趕金兵南犯，岳飛應招入伍，屢獲奇功，就在金兵潰不成軍，岳將軍準備直搗黃龍府之時，卻被12道金牌召集回京。已被金兀術收買的秦檜夫婦則以“莫須有”的罪名屈殺了岳將軍。高宗駕崩，孝宗即位，秦檜夫婦暴死，此冤情才得已昭雪。而“東窗事發”的典故也出于此。小說以岳飛之靈由佛爺啟迪頓悟因果，遂復為佛頂大鵬，而忠臣烈士均得封贈為結尾，雖反映著群眾“幻將奇語慰忠魂”的愿望，卻不免有些俗套.《說岳全傳》實際上寫了以岳飛為首的人民的抗戰，其部隊的主要戰將都是各地起義的綠林好漢。這是本小說不同以往的地方，也是他最主要的特點。而此小說以敘述為主，粗線條描寫，使得其未免有些美中不足。但仍描繪出一位在國難當頭時，置個人得失榮辱于度外,以民族國家利益為重,馳騁疆場，精忠報國的民族英雄。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我仿佛又看到一位武藝高強，韜略精通的統帥馳騁沙場，繼續著他未完成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