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代農民流動狀況、原因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大全]
——對江西省20個村實證調查的一項綜合分析*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江西省20個村個案調查結果的綜合分析，描述了近代歷史上的農民流動狀態及其成因，指出造成農民流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爭奪不是農民流動的主要成因。并提出正常的農民流動能自發地調節人口大量增長和土地資源緊缺所形成的矛盾，從而對農業生產產生促進和推動作用。解放后至改革開放前這段時期采取的禁止農民流動的政策，反而制約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成為1990年代“民工潮”形成的內部因素。
關鍵詞：農民流動、農業生產、農村研究、中國
一、樣本村的基本概況
本課題研究的20個村，皆系非隨機抽樣選取的樣本。它們并不具有代表性、推論性，但具有一定的類型分析意義，即能對我國中部地區特別是江西農村幾種不同經濟社會狀況村的農民流動與農業生產關系進行探索性研究。這20個村都在江西農村，因此這些村的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農村目前的大概面貌和現實處境。樣本村的經濟狀況又怎幺樣呢？從統計分析情況（見表1）來看，以稻作農業為主體依然是多數行政村產業結構的特征。2002年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有2個村，占10%；在1500－2000元之間的有7個，占35%；1000－1500元的有6個占30%；在1000元以下的為5個占25%，其中有1個村的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在500元以下。同年，有60%的村集體經濟沒有純收入，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下的村占35%，在50000－200000元的村有15%，300000元以上的村為10%。而且大多數村已負有一定數額的債務，村干部的工作報酬能得到兌現的村只為35%。這些情況基本反映了江西農村乃至中國中部地區農村的普遍性特點。以稻作農業為主以經濟作物為主以林牧養殖為主個體私營經濟狀況80%10%10%發達村5%，一般村15%，不發達村80%
資料來源：對20個樣本村情況的調查
二、近代歷史上江西的農民流動
明清以降，閩、粵兩省流民大規模入贛，人流的增多帶動了物流的增長，江西丘陵和山區中的平靜的鄉村開始出現一定程度的勃興。但這次流民的大“入侵”，也使江西的人口在短時期間急劇增長，人口與土地的壓力，加上接連不斷的戰爭，從此拉開了江西農民流動的序幕。
“安土重遷”是中國農民突出的心理特征。受這一傳統觀念的影響，在中國鄉土社會廣大農民憚于遠徙。但中華民族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由于受自然和社會條件的影響，在傳統農業社會中，戰亂、災荒、蟲害和瘟疫頻繁發生，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流徙。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本以走向衰落的晚清帝國，在經受西方堅船利炮的打擊后，開始進入內憂外患的社會動蕩期。處于中國中部地區的江西，雖然多為丘陵和山巒，農民的生活并不富裕。但由于其位于長江中下游地段，每一場戰爭都不可幸免。因此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江西農村進入了一個由戰爭主宰的劇烈的社會動蕩期。其中尤以太平天國、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這三次戰爭對江西的影響最大。20世紀初，積孱積弱的滿清帝國象沉于西山的落日，走到了它歷史的終點。辛亥炮響，全國咸與維新，江西各縣的上空也相繼飄揚起民主共和的旗幟。民國初期，江西各縣政局還算穩定，地方治安依賴地方武裝，尚稱安靖。袁世凱反行逆馳復辟帝制失敗后，軍閥割劇與混亂的戰火從此在江西南北大地蔓延，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深重的災難。動蕩的政局，不僅迫使商家和富戶紛遷避禍，也堵塞了下層百姓的謀生之路，眾多下層百姓“迫于生活無奈，不得不落山為寇”，敗退的小股軍閥部隊又往往與他們沆瀣一氣，這樣就干起剪徑打劫和綁票吊參的土匪生涯。如我們調查的樣本村――東林村，當時就是這種狀況，興國到梅縣要從東林村經過，在蘇區革命前，“路上不安靖，民團、靖衛團時常搜搶客人身上的錢物”。[3] 與此相對應的是，囿于革命勢力的強大與廣泛影響等因素，江西廣大農村的大多數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投身于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和保衛蘇區根據地的軍事斗爭。大批青壯年踴躍參加工農紅軍或加入赤衛隊等地方武裝，或在各級蘇維埃政府工作；于是在蘇區到處出現父母送兒、媳婦送郎參加紅軍的景象。古竹村唐氏當時就有50名青年跟著該村的唐學理、唐得勇參加了革命，占當時唐氏青年人數的55.4%，還有20多人在各級蘇維埃政府工作 [6]；東林村也有20多名青年農民參加了工農紅軍。1930年10月毛澤東對興國8個農民家庭的典型調查中，8戶人家有16－48歲的青壯年31人，其中共有14人在鄉政府、紅軍預備隊任職和外出當紅軍，約占45% [7]；在1928－1934年間興國縣共有80000萬人參加了紅軍 [8]。這足以看出，當時在贛西、贛南的湘贛邊區和閩粵贛邊區農村勞力參軍參戰的廣度和程度。從我們調查的處于蘇區的7個樣本村1934年底紅軍長征后的人員結構狀況，也可以看出當時蘇區勞力的參軍參戰的程度，在紅軍長征后很長一段時期內，東林村、肖田村、馬嶺村、古竹村、市田村、高汪村、沙田村都只剩下婦女、兒童和老人。這段時間在贛西鄉村流傳著“老太婆多、寡婦多、偷漢的女人多”的民謠，正反映了當時這一地區男女性別嚴重失衡的問題。內戰過后，流亡異地的難民陸續返家，國民政府也曾力圖恢復蘇區治安和地方元氣，蘇區社會似乎升騰起重建家園的希望。但六年的殺戮給蘇區各階層人士留下了深深的冤仇家恨，于是，軍事斗爭、地富階級的報復、宗族爭斗、地方斗爭等，依然貫穿于民國后期的江西蘇區（溫銳，2001）。肖田村和馬嶺村就在蘇區革命后遭受國民政府軍的毀滅性報復，部分自然村被燒掠，抓走婦女兒童50多人，數百人被迫流亡他鄉謀生。
1937年7月，日軍侵華，抗日民族戰爭全面爆發。為保家衛國，江西人民穿起戎裝，奔赴抗日戰場。1944年，國民政府發起“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宣傳鼓舞下，江西大地掀起了從軍高峰，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僅興國縣征兵人數達13977人 [9]。雖然抗戰期間江西因參軍參戰形成的勞力外流的趨勢仍如以前，但與蘇區革命戰爭時比，奔赴抗日戰場的青年勞力人數還是有所減少。而與從軍勞力外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整個抗戰時期有一股巨大的人口遷入流涌入江西。1937年8月，日軍發動“八&# 除了遭受戰亂的影響外，江西還頻遭自然災害的危害。據夏明方（2000）的研究表明，僅在民國時期，江西省遭受大型自然災害的次數就達15次之多。1915年有19個縣遭受水災；1921年有47個縣分遭水災或旱災；1924年有40個縣110萬人遭水災；1925年有41個縣100萬人遭受特大旱災造成大饑荒；1928年47個縣遭大蝗災；1929年45個縣遭受大蝗災12縣遭旱災；1931年45縣202萬人遭受大水災；1932－1934年連續遭大水災；1934年又有74縣遭旱災，該年水、旱災共造成災民774萬人；1935年鄱陽湖各縣洪水決堤，50個縣232萬人受災，“數十萬饑民涕泣逃荒” [11]；1937年51縣遭水災；1939年34縣遭旱災；1943年42縣14萬人遭水災；1948年有70個縣240萬人遭水災。同時在鄱陽湖周邊各縣和贛江下游，由于受血吸蟲病的肆擾，“男死、女嫁、小孩長不大”，江西省星子縣海會鄉楊府里村1000余居民在20年代末期即已死絕，隨后遷入的河南移民1000多人，又在后30年內死亡殆盡。
如果說戰亂、災荒、蟲害和瘟疫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徙的外在原因，那幺人口繁殖所形成的人土矛盾，就是人口大量遷徙的內在原因。人口的繁殖速度過快，生存資源（主要是土地）短缺帶來的生活壓力，使得一些宗族不得不分化徙居，形成農民流動的另一種景觀。如古竹唐氏先后有子孫徙往江西的蓮花、安福和廣西等8個地方去開創家業；吳村的吳氏也先后有子孫分支徙居江西南豐、臨川和湖南澧陵、福建彰州等地；康山村的章氏也有分徙江西贛南、廣東韶關等地；肖田村的肖氏也有分徙江西贛南、湖南茶陵等地……不過，從個案研究的情況看，如古竹村、市田村、馬嶺村、康山村、滁山村等都還出現了一些人出外做生意或經商的現象，當時他們主要流向是家庭所處地的州府，也有去南昌、長沙和廣西南寧的，而滁山村則主要是到云南去做藥材生意。
三、改革開放前的農民流動狀況
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在黨和人民面前存在著很多困難，面臨著很多考驗。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黨先后領導和組織一系列的重大斗爭。1950年6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提出黨奪取革命戰爭勝利后面臨的最大課題是如何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根據這一部署，從1950年冬開始，在新解放區占全國人口一半的農村黨領導農民進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土地改革雖然沒有改變小農經濟的個體性質，但因廢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個體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中國農村生產力得到了一次大解放，農業生產得到大的發展。在進行土地改革時，江西農村還處于自給自足的“半自然經濟”狀態下，為此農民會根據自己的家庭生活所需來作出耕作種植的選擇，如古竹村、吳村有種植棉花，東林村有種植煙草，馬嶺村有種植芝麻和苧麻，肖田村有種植花生，朝陽村有種植白蓮。但土地改革運動的推行、糧棉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和合作化運動的實施，正如黃宗智（2000）所指出的，中國鄉村社會舊的，以分散、自立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政治體制被巨大的、以集體化和計劃經濟為基礎的國家體制所取代，農民的耕作和生產也由自上而下的經社合一的政府組織統一計劃和安排。同時使得多種經營的經濟形式被改造成單一的農業經濟，小生產者在得到土地的同時也逐漸失去了生產經營上的選擇權。至1956年，這些村在種植結構上基本是單一的水稻種植 [13]，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農業生產的活力，至此從源于生產的自主性而走向了源于生產的政治性。
在土地改革運動基本結束后，我國從1953年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從而掀起了第一輪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高潮。為了加快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建設和發展，我國采用了“以農養工”的基本政策，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方式，形成了農民向國家、向工業建設貢獻力量的重要渠道。至1958年，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建立后國家與農民的第一輪“密月” [14]，隨著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就這樣草草結束了。回顧解放后農民遷徙權利的變化過程，我們就可發現，隨著20世紀50年代“土地改革運動”、“互助組”制度和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開展，造就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經濟控制和行政控制網絡。從此，公民的流動和遷徙權利被剝奪了，并且形成了城市和鄉村的二元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這種狀況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才有所松動，但嚴格地說，這些制度到現在仍還在延續而未能徹底改革。從我們調查的20個村來看，在改革開放前農民的流動基本上是處于禁止，當時的政策條件下農民流動（或轉移）的方式（見表2）主要是政策性流動，以及像新基村、芳山村出現因工業化帶來的農民非農化；還有就是開發建設性移民，如浙江新安江水庫建設導致大量庫區居民遷入江西被插花式安置在很多縣市的農村，如吳村、新基村、柳田村、泉溪村和康山村都安置了新安江移民。當然也還是有少數的自發性流動，如外出做手工匠或搞副業。
表21950－1979年間農民流動（或轉移）的方式
四、從歷史視角看江西農民流動和農業生產
從20個樣本村的情況來看，在1956年前，江西農民的流動都還是比較自由而又頻繁的。自明清以來至1949年，造成農民流動的原因是相當復雜的，從前面的分析來看，主要有外在原因和內在原因兩種，外在原因是因為戰亂、災荒、蟲害和瘟疫等因素，內在原因主要是人口的大量增長帶來的生存資源緊缺。當然，因這兩種原因作用而形成的農民流動，在清朝晚期洋務運動之前是在農村與農村之間的流動，這是中國鄉土社會一直以來所固有的農民流動方式。而自晚清洋務運動以來，工業化的發展所引發的對產業工人的需求，及其帶來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和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的差距，使得農民的流動變為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不過，這只是農民流動走向出現變化――開始由農村向城市流動的主要原因，而不能說成是推動農民流動的主要原因；雖然自然經濟解體、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對近代以來特別是民國時期的流民產生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從我們的個案調查結果來分析，這一作用不宜過于夸大。因此，從歷史的視角來看近代農民流動的原因，通過對20個樣本村的調查分析我們就可發現，在解放前江西農民流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幾次大的農民流徙是因為戰亂和災害而致，而在正常的流動中，既有人口壓力（人多地少）帶來的遷徙如宗族的分化徙居和轉移，有經濟壓力迫于生計而遷移如逃荒、外出打長工或短工等，有經濟（利益）趨動如外出做生意或經商等，還有外出求學及其它原因而造成農民的流動。中央農業實驗所的研究結果（見表3）也證明了這一特點 [19]。如果從農民生存生活的基本目的出發，把農民的流動分為謀生型、謀富型和發展型三種類型的話，那幺表3中的前四項（天災、匪災、人口壓力和經濟壓力所產生農民流動）屬于謀生型，而表3中第五項――經濟（利益）吸引和趨動則屬于謀富型，表3中的第六項――求學則屬于發展型。
表31931－1933年間江西農民離村原因統計單位：% 美國學者威廉•彼得遜根據移民的處境、動因和目標將移民類型分為五種，即原始型、強迫型、推動型、自由型和大規模型（夏明方，2000）。如果從前面分析的江西省農民流動狀況，結合威廉•彼得遜的觀點來分析，可以看出，出于自然災害和瘟疫而形成的農民大量流徙就屬于原始型移民；戰亂期間富裕家庭和貧困農民因不堪強制性捐贈和稅賦的壓力而產生的流動，以及解放后出現的大量大型水利工程建設項目移民，屬于強迫型移民；農村家族因人口大量增加所產生的人多地產矛盾而產生的分化徙居是屬于推動型移民；農民外出做生意或經商、做手工匠而形成的流動及后來的青年農民為進入工業企業做工流入大城市而形成的大量農民轉移，是屬于自由型移民；明清時期因人口大量增長產生的對食物的需求和玉米的種植帶來的經濟效益導致的，大量農民到江西、湖南及長江中下游的其它省份和福建等省的山區進行墾荒而產生的移民，屬于大規模型移民。不過在期間也出現了三次時段性衰退：第一次是在太平天國后期；第二次是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第三次在抗日戰爭時期。這是與江西在這三個時段間的歷史特點相吻合的，因為這三個時段江西處于大戰亂之中，戰火所帶來的對生命的憂慮、繁重的捐贈和賦稅，使得民不聊生，大多數農民不得不背井離鄉、流離失所，這種農民的非正常流動的結果是大量耕地撂荒無人耕種，導致了農民家庭生產的破產和農村經濟的崩潰。
五、結語
1956年以后，農民的流動從政策制度的角度看，是失去了人身應有的自由，當時農民的流動（或轉移）的政策性信道只有考學、參軍、招工等極少的機會和途徑，而工業化帶來的農民非農化也因城鄉二元體制等因素的影響進展緩慢，因此當時的農村勞力就象“袋裝馬鈴薯”捆綁、擠壓在本就緊缺的土地資源上，從而形成了一種不計報酬和地租收益、以不計代價的“勞動替代資本”投入，來穩定地從事農業生產的行為機制。在這一機制下，農民只能以追求生存和溫飽為目標。這也是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后大量農民外出務工現象出現的內部因素。
主要參考文獻： 1.溫 銳：《勞動力流動與農村社會經濟變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2.夏明方：《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0。3.曾紹陽 唐曉騰：“江西農民流動問題探析”，《江西社會科學》，2002、1。4.唐曉騰：《變遷中的困惑與選擇》，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5.張玉林：《遷徙的自由是如何失去的》，載王思斌主編：《20世紀中國農業與農村變遷研究》，中國農業出版社，2003。6.鐘家明：《江西省農業合作經濟史料》（內部資料），1988。7.胡 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央黨史出版社，1991。8.曹樹基：“國家與農民經濟的兩次蜜月”，《讀書》，2002、7。11.［美］畢克偉等：《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 本文是曾紹陽、唐曉騰主持的國家社科規劃項目《21世紀農民流動與農業發展問題研究》[批準號:02BJY035]課題的綜合分析的一部分。資料來源于曾紹陽、唐曉騰2002-2003年組織的對江西省20個村的個案調查和實證研究。
注釋：[2] 同上。[3]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211頁。[4] 《江西民國日報》，1930年7月15日。[5] 劉士奇：《贛西南（特委）劉士奇（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0、10、7）》，見《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p361。[7]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p184－199。[8]《興國縣志》，1988年，p5。[9] 同8。[10]許德瑗：《十年來江西賑濟事業》，見《贛政十年》，轉引自溫銳：《勞動力流動與農村社會經濟變遷》。[12]當時對江西農村及土地改革的特點歸納為三點，一是江西是新解放區，又是老根據地。由于形勢的變化，農村情況復雜，進行土改很有必要。二是（如上所述）。三是江西由于長期遭受戰爭的破壞，人口大量流失和死亡，農村勞力缺乏，土地大面積荒蕪，農村的地價低而工價高，地主一般不雇工，而是乘機兼并土地，再把土地出租給農民。[14]關于解放后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問題，曹樹基(2002)在《國家與農民經濟的兩次蜜月》一文中有詳細的論述；美國著名學者Edward Friedman、paul G?pickowicz、Mark Selden在《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一書中論及了在抗日戰爭時期在解放區中共與農民的“蜜月”關系。[15] 參見夏明方：《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0，p94－95。[16] 中央農業實驗所：《全國農戶離村統計》，載《農情報告》第4卷第7期，1936年7月。[17] 按經濟學的觀點，土地集中程度越高的地方，農民的離村率也必然越高。[19] 同16。[20] 文潔、高山:《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糧食生產效率與水平》，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第一卷，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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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影響農民增收原因
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德州市農業局
（2009年10月24日）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難度大。當前，我國經濟處于企穩回升的關鍵階段，但受去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影響，企業發展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壓力仍然較大，農民工資性收入占總收入比重較常年偏低。
二、農業比較效益低。在農業生產成本相對較高、糧棉等主要農產品價格相對較低等因素的共同影響下，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相對較低，依靠農業生產促進農民增收的難度越來越大。
三、品牌農業發展相對遲緩。品牌就是生產力，就是經濟效益。沒有品牌，就沒有市場；沒有品牌，就沒有效益。近年來，雖然我市品牌農業取得較快發展，但由于各級政府投入不足，“三品”生產基地建設相對滯后，特別是出口農產品基地建設與先進地區存在較大差距，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明顯弱于其他先進地區，高端農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仍然較低，對農民增收的拉動作用不明顯。
四、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拉動效應相對較弱。經過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市重點龍頭企業已發展到700余家，比較規范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到816家，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得到較大提高。但從
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情況看，部分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與農民的利益連接仍比較松散，輻射帶動作用相對較弱，龍頭帶基地、基地促龍頭、互惠共贏、良性發展的格局還沒有真正形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農民收入的持續、穩定增長。
五、農民綜合素質低。總體來看，農民較低的綜合素質，嚴重制約了廣大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的從事、創業能力，成為制約農民增收的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第三篇：合江縣旱災對農業生產、農民生活影響情況簡析
合江縣旱災對農業生產、農民生活影響情況簡析
今年，我們遭遇幾十年不遇的高溫、干旱天氣，旱災對我縣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影響較重。針對市局抽中我縣農村住戶的7點-二里鄉小沙坎 6社和12點-佛蔭鎮上房村5社，我隊領導高度重視，組織專門人員親自到二里鄉和佛蔭鎮實地考察旱情對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影響。現對了解的情況作如下說明：
一、缺水是此次旱災對農民最大的考驗
今年以來，本來雨水較少，再加上這次高溫天氣連續了接近一個月，許多農戶家魚塘、田、水井的水幾乎都干涸了，甚至無法供應自家的生活用水。二里鄉小沙坎和佛蔭鎮上房村缺水情況也較嚴重，自家打的水井都干了，打不出水來，偶爾有兩家的水井能打出水，但是水也不多，勉強能夠一天的生活用水，牲畜用水也短缺。
二、干旱對水稻影響稍小
值得欣慰的一點是由于每天的高溫，農戶的水稻都差不多順利地收起來了，雖然說跟往年相比有一點減產，但總體來看還比較可觀。從兩個點的總體來看，今年水稻種植面積92.1畝，產量39424公斤，平均畝產428公斤；去年水稻種植面積87.8畝，產量41995公斤，平均畝產478公斤，畝產相對來說有所減少。
三、紅薯幾乎絕收，蔬菜無法下種
這次干旱對農業生產影響最大就是紅薯，農戶剛栽紅苕藤不久，就遭遇了這次連續高溫，他們的紅苕藤幾乎全部曬死，導致今年有可能絕收，他們飼養的生豬、家禽沒有青飼料，大受影響。還有就是蔬
菜，之前的絲瓜、南瓜等蔬菜也都曬死了，再加上高溫，無法種新的蔬菜，往年的話這會正是農戶栽白菜，點蘿卜的季節，可現在都無法下種，以前農戶現在有吃不完的蔬菜，可現在蔬菜短缺。
合江調查隊2011年9月6日
第四篇：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農地流轉對于農業生產的影響主要可以細分為一下就幾方面的影響：
一、對農業生產投入與產出的影響。
1、對農業生產投入的影響又包括對于農地資本投入的影響和對勞動投入的影響。
（1）、對于農業資本投入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農地流轉后所帶來的規模化、集約化生產的投入。對于農地生產的投入不再局限于農藥化肥，轉而會增加各種農機產品以及機械化生產設備。隨著農地流轉的盛行，這必將帶動相關產業的生產。
由于農地流轉的規模擴大化，對農地資金投入的要求越來越高。隨著農業稅的取消，以及部分農民將田地看作自己最后的生活保障，農民對自己的農地承包權更加珍惜。當初鄰里、親友之間通過轉包、代耕的形式流轉土地，或者農戶委托村社代為流轉，無償或只象征性的獲取一定收益，現在的農地流轉主要以租賃的形式為主，租金以收取現金或者糧食折價為主。總的來說，農地流轉將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投資，也會促進農業生產的現代化。
（2）、對于農業勞動力的投入將會隨著農地流轉的發展而逐漸減少。所以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去向問題，也是我們在之后我面臨的一個重要的困難。
2、對于產出的影響，在土地流轉之后，農地之間的田壟田埂都可轉化為耕地。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增大糧食的產出。同時也可以通過增加更先進的生產設備和生產技術以及資本投入來增大生產的產出。
二、對土地利用類型的影響
之前，農地主要用來生產糧食，農地流轉會使土地更加整合在一起，受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影響，這部分流轉合并的農地可能會去生產經濟價值更高的經濟作物，或者用來養殖水產畜牧等。這在一方面可能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同時，也可能給我國的糧食安全帶來威脅。
三、對農業生產模式的影響。
之前主要的農業生產模式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生產方式。農地通過出粗、轉包、轉讓、互換、入股、土地銀行等形式逐漸流轉到農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甚至一些農產公司的手中。使得他們能夠充分發揮現代農業機械化的優勢，充分利用規模效應使生產成本降低的優勢。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產業化進程，推動了農業的規模化和企業化經營。實行“反租倒包”后，宜春市出現了一批種糧大戶，使傳統的“家家農工副、戶戶小而全”、以自耕自種為主的家庭經營方式，逐步向規模化、企業化經營方式轉變。
四、土地流轉對于農業生產的相關法律法規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促進和完善。
隨著農地流轉的普及，必然會使得我國現行土地制度與農地流轉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這對于我國完善土地
第五篇：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及對策
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及對策
宿遷市農業局何井瑞
氣候資源是自然資源中影響農業生產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它提供的光、熱、水、空氣等能量和物質，對農業生產類型、種植制度、布局結構、生產潛力、發展遠景，以及農、林、牧產品的數量、質量和分布都起著決定性作用。
一、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1、氣候變化對作物生長的影響。熱量是決定植物分布的重要因素。綠色植物光合作用的效率，與熱量的關系更為密切，光合作用最適宜的溫度是20℃-30℃，其下線溫度為O℃-5℃，這對規劃作物布局、安排農事活動等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一個地區熱量的累積值不僅決定該地區作物的熟制，還決走著農作物的分布和產量。氣候變暖，會由于生長期延長而使得作物的產量提高。但氣候變暖后，如果沒有新的適應技術，主要作物的生長期會普遍縮短，這會對物質積累和籽粒產量有負作用。例如宿遷市以往冬小麥的適宜播期在9月25日左右，隨著全球變暖，現在的適宜播期在10月5日-10月15日，整個生育期縮短7-10天。同時，近年我市夏天溫度平均溫度與以往相差不大，但是高溫天氣減少，導致夏熟作物熱量積累不夠，生長量偏小，單產徘徊不前。熱量資源增加對作物生長發育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受降水變化的制約，如果降水不能相應增加，會對農作物的生長產生不利影響。
2、氣候變化對作物品質和產量的影響。CO2濃度的升高，會導致農作物品質下降。CO2又是植物光合作用的主要原料之一，在其它條
件不變的情況下，其含量增加有利于植物生長，作物生長發育加快，對于有限生長習性的谷物，由于生育期縮短而減少品質降低；而對于無限生長習性的作物如塊根作物和牧草，則有利于生長期延長，增加產量。對產量的影響可能主要來自于極端氣候事件頻率的變化。同時，增溫直接影響光合作用速率和呼吸速率這兩個決定作物生產率的主要過程。大氣中CO2濃度倍增后，溫度升高、作物原有品種發育速度加快和生育期縮短是產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3、氣候變化對農業氣象災害的影響。對農業影響最大的是極端氣候條件，比如干旱、風暴、熱浪、霜凍等，氣候變化對這些氣候災害發生的頻率和強度的影響情況尚知之甚少，但是我們可以明顯的感覺到，近年來我市極端天氣的增加。
4、氣候變化對作物病蟲害的影響。氣候變暖會使農業病蟲害的分布區發生變化。低溫往往限制某些病蟲害的分布范圍，氣溫升高后，這些病蟲害的分布區可能擴大，從而影響農作物生長。同時溫室效應還使一些病蟲害的生長季節延長，使害蟲的繁殖代數增加，一年中危害時間延長，作物受害可能加重。據統計，我國農業產值因病蟲害造成的損失大約為農業總產值的20％～25％。
5、氣候變化對化肥、農藥使用的影響。肥效對環境溫度的變化十分敏感，尤其是氮肥，溫度增高1℃，能被植物直接吸收利用的速效氮釋放量將增加約4％，釋放期將縮短3.6天。因此，要想保持原有肥效，每次的施肥量將增加4％左右。
氣候變暖也將改變農藥的施用。隨著氣候變暖，作物生長季延長，昆蟲在春、夏、秋三季繁衍的代數將增加，而冬溫較高也有利于幼蟲安全越冬，各種病蟲害出現的范圍擴大，加劇病蟲害的流行和雜草蔓延，這意味著這些地區將不得不施用大量的農藥和除草劑。
二．適應氣候變化的對策
1、調整農業結構和種植制度。調整農業結構就是要針對未來氣候變化對農業的可能影響，分析光、溫、水資源重新分配和農業氣象災害的新格局，改進作物、品種布局，有計劃地培育和選用抗旱、抗澇、抗高溫和低溫等抗逆品種，采用防災抗災、穩產增產的技術措施及預防可能加重的農業病蟲害。在改革種植制度時要深刻了解作物生長發育、產量形成和氣象條件的關系，進而開展合理利用農業氣候資源，防御農業氣象災害的研究。
2、培育和選用抗逆品種，加強穩產增產技術研究。發展生物技術，選育適應氣候變化的作物、家畜新品種。要加強光合作用、生物固氮、生物技術、抗御逆境、設施農業和精確農業等方面的技術開發和研究，力求取得重大進展和突破，以強化人類適應氣候變化及其對農業影響的能力。為此，必須建立及強化農技推廣體系，提高科研成果的轉化率。
選育優良品種是最根本的適應性對策之一，將生物技術與常規農業技術的融合，通過體細胞無性繁殖變異技術、體細胞胚胎形成技術、原生質融合技術、DNA重組技術等，快速有效地培育出抗逆性強、高產優質的作物新品種。
3、改善農業基礎設施，提高農業應變能力和抗災減災水平。加強
節水農業和科學灌溉的研究、推廣及應用，研制適應氣候變化的農業生產新工藝，開發自動化、智能化農業生產技術，強化綜合防治自然災害的工程設施建設，對提高農業產量、增強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和防御災害能力具有長遠意義。
4、監測作物病、蟲、草害與畜禽疾病的變化趨勢并加強綜合防治。氣候變暖、大氣CO2增加與紫外光的增強必然會對各種作物病、蟲、草害的發生規律、危害程度、病原、害蟲與雜草的種群結構以及天敵種類等產生連鎖影響，畜禽動物疫病狀況亦會有所變化。
5、建立穩定的農業生態系統和保護農業生態環境。這是抗御氣候變化的根本性措施，包括：適應氣候變化及調整農業布局；合理規劃農業耕作；發展生態農業與資源節約型農業；推行穩定的農業生態系統；增加農業系統的抗逆性和可恢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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