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減輕農民負擔的公共政策分析范文

減輕農民負擔的公共政策分析

我是學習會計的。會計怎么跟公共政策扯上關系呢？我想了很久，終于讓我想到了一件事——2006年，中國取消農業稅。

中國對農民征收農業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時代了，二千多年的歷史。那時候的農業稅不叫農業稅，而是有一個通俗的說法叫做“納皇糧”。雖然說封建社會的經濟是自然經濟，百姓都自給自足，但毫無疑問的也是，它是封建社會歷代王朝最根本經濟基礎，最根本的稅收，經濟來源。所以它也一直被烙上了封建的烙印。即使是這樣，在封建社會被推翻差不多一百年的時間里，盡管新中國成立了，農業稅也一直作為我國的主要稅種之一。可見農業對于我國的重要性。

下面讓我試用政策過程的幾個方面來加以分析取消“農業稅“的公共政策吧！

一、取消“農業稅”公共政策的形成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經濟實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過去常提的農業要支持工業的提法也落伍了，減輕農業負擔，促進農業生產，“農村，農民，農業”的三農問題逐漸成為政府和國家日益關注的焦點。所以這時候，取消農業稅，有了客觀的經濟基礎和現實壓力。我覺得這就是公共政策問題的形成。

二、減輕農民負擔公共政策的主要內容

（一）控制并減少農民稅賦

1.控制“三亂”

控制亂收費、亂罰款和亂攤派的“三亂”是農村改革開放后黨和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1985年的《關于制止向農民亂派款、亂收費的通知》目的是要控制上級政府和部門的各種“三亂”，這也是最早提出控制農業“三亂”的文獻。1990年2月3日，國務院下發《關于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進一步明確農民合理負擔的項目和使用范圍，并明確規定農民負擔的比例。同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下發《關于堅決制止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的決定》，首次概括出農業“三亂”這一名詞，并嚴厲要求自覺防止和抵制“三亂”的滋生和發展。1991年12月7日，國務院通過《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用法規的形式確立了農民應該交的費用，給農民確定和抵制“三亂”提供了法律依據。199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緊急通知》，涉及要農民負擔費用的各種攤派、集資、達標活動和行政事業性收費，以及在農村建立各種基金等，不論是哪一級政府或哪一個部門制定的文件或規定，一律先停止執行，然后進行清理。1996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文《關于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中共中央1998年10月通過的《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一再提出制止“三亂”。2000年中央開始在一些省份試行農村稅費改革，即并費入稅，稅外無費，全面禁止一切稅外之費。

2.穩定正稅

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這三種主要的“正稅”，長期以來保持穩定。農業稅從1958年以來一直沒有變化，1994年從農業稅中分離出農業特產稅并開始征收。屠宰稅也要求據實征收。從各地的政策執行情況來看，正稅基本上是穩定的。

（二）確定農民應承擔的勞務

改革開放初期，農民出人出工的現象比較少，90年代前后鄉鎮對于農民的用工需要增加。在農民的勞務和積累工越來越成為負擔的時候，1991年國務院下發《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明確規定農村義務工主要用于植樹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繕校舍等；勞動積累工主要用于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植樹造林。

（三）精簡機構和人員

精簡機構和人員是減輕農民負擔的重中之重。為了解決農民負擔問題，黨中央和國務院從1985年下發的《關于制止向農民亂派款、亂收費的通知》開始，就要求“鄉的黨政干部只許減人不許增人。村干部人數過多的也應精簡。”此后，一系列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無不要求精簡機構和人員。這些要求和政策一定程度上對于政府，特別是鄉鎮基層組織規模的控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精簡機構和人員畢竟是一個系統工程，僅僅從減輕農民負擔這個角度去精簡，現在看來，是無法達到目的的。

（四）財政轉移支付

財政轉移支付是中央政府采取的財政措施。中央施行減輕農民負擔以來，特別是部分試點施行稅費改革以來，中央政財拿出很大一部分資金（2001年是100億，2002年是200億）來解決因稅費改革，帶來農村稅費減少而引發的財政缺口問題。

（五）限制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收費

中共中央、國務院從1985年《關于制止向農民亂派款、亂收費的通知》就開始要求：“農村社會主義建設需要辦的事情很多，但只能量力而行。要辦實事，講實效，絕不能擺花架子，更不能讓盲目大辦之風再起。”199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中指出：“嚴禁一切要農民出錢出物出工的達標升級活動。各級政府和部門在農村開展工作，不得違反規定要求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出錢出物出工，不得脫離農村實際定統一的標準、下統一的量化指標，不得以檢查驗收和評比等形式搞變相的達標升級活動。”2000年實行的稅費改革更是將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范圍限制在“一事一議”，每年的公共產品供給收費不得超過15元。

三、對減輕農民負擔公共政策的價值評估

（一）對減輕農民負擔公共政策實施過程的評估

1.農民負擔的增減交替進行

農村改革之初，農業生產的收入快速增長，此時的農民負擔低于農業收入的增長。1988年至1992年，農民負擔在高位上運轉，1993年黨和政府對農民負擔實行嚴格的比例控制，當年農民負擔出現絕對數額的下降。1994年實施分稅制改革后，縣鄉政府的財政壓力增大，農民負擔開始反彈。1996年底，黨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后，負擔又回落。之后，反彈—回落—又反彈，如此反復。農民負擔的增長和減輕更替進行，減輕負擔的政策在不斷地出臺、執行。雖然，這些政策對于抑制農民負擔的增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們從如此頻繁地出臺政策措施的行為中，看不到解決減輕農民負擔的根本。

2.農民負擔增也政府減亦政府

自1985年以來，黨和政府就明確指出，造成農民負擔增長的主要源頭在政府自身，但黨中央和國務院卻把減輕農民負擔的責任交給了各部委和省級政府及其主要領導。農民負擔增是上級政府，減亦靠上級政府。在增減的博弈行為中，具有明顯的制度性缺陷。黨中央和國務院對于當前的農民負擔問題，采取的壓力重，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對于下面各個層次政府的壓力也就加重，農民負擔在總量上就會有所減少。而一旦壓力場消失了，減少的負擔迅速反彈。這些年來，農民負擔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中，不斷地冒進，問題日益嚴重，就說明了這一政策實施中的治理模式出了問題。在這一治理的過程中，利益受損的農民一方處于制度的邊緣，農民的權利與政府的權力失衡，增負和減負的這種博弈，完全取決于擁有權力的政府一方。

3.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制訂多，落實少

1990年至2001年12年間，黨中央、國務院及其辦公廳就發了14個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有的甚至以行政法規形式出現。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文件出臺的頻率之高、所使用詞語的嚴厲程度都是極其少見的。

減輕農民負擔的公共政策制訂多，能全面落實的卻很少。其原因有：一是這項公共政策涉及的面太廣，難度太大，遠遠不是某級政府在某一時間內就能完成的；二是政策制訂后，缺少監管機制，如何落實政策、誰去落實政策缺少必要的組織機構去監管執行者；三是針對農民利益的政策措施，農民鮮有表達意見的地方，更缺少讓農民監督政策落實的程序。

三、對減輕農民負擔公共政策的建議

（一）構建城鄉統一的公共財政體制

1.國家集權型財政體制帶來的農民負擔問題

農民負擔過重根源于我國不合理的國家集權型財政體制。集權型財政體制是以城市為中心的體制，采取工商業（城市）中心，工商業剝奪農業、國有（營）工商業剝奪私營工商業的方式來集中中央的財力。國家采取的減輕農民負擔的公共政策，事實上是國家權力配置資源的過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最大限度地解放了農民生產剩余產品的積極性，但經過幾年的工商業的汲取，特別是1984年之后，城市改革發展需要汲取農村的資源，農民負擔問題在1985年之后就凸現出來了。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從鄉鎮企業到三資企業，再到民營經濟的發展，私人市場（經濟）也逐步發展起來。這樣就形成了以城市為中心的國家和以民營經濟為主的市場，共同從農業中汲取資源（包括人力資源———農民工），作為弱勢產業的農業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抵擋如此強烈的“抽血”，農民的生存空間和生活機會越來越窄。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進一步強化了中央的財力，也就進一步增強了城市（工商業）汲取農業的能力，權力資源為城市改革所運用達到了極限，農業資源的被抽取，也就達到了極限。同時，這一改革還給地方財政，特別是鄉鎮財政帶來了空前的壓力，進一步強化了鄉村財政危機。鄉村組織要正常運行，轉嫁危機的對象就只有農民，如此一來，任何強制減輕農民負擔的公共政策只能救一時，不能救長久。

2.城鄉統一的公共財政體制的建立

公共財政著眼于公共需要，它是由所有社會成員作為一個整體共同提出，而不是由哪一個或哪一些社會成員單獨或分別提出。建立公共財政就必須將廣大農民的需要納入公共需要角度上的國家財政軌道上來，這就要求把城市和鄉村作為平等的主體，工商業和農業都是我國社會發展所必需的，都要得到重視。

集權型的財政體制在建國初期，對農民的不平等符合國家利益，但時至今日，既不符合國家利益，也不符合農民利益，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解決農民負擔問題，首先就得解決統一的公平正義的公共財政建立問題。不解決這個大的問題，一切具體的減負措施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問題。

（二）構建鄉村良性發展的制度變遷機制

1.稅費制度變遷

從稅費改革的過程來看，影響農民負擔的稅費在中央不斷強制減輕中，頑固地增長著。這一悖論本身就說明了這種公共政策是缺少效率的，但是由于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不斷強化，逐步形成了路徑依賴，最后，要改變這種制度就必須采取交易費用極高的變革。稅費制度的不斷改革，雖然在某一個階段農民負擔沒有更快地增長，但是增長的趨勢并沒有消失。推行稅費改革的基層政府并不能從中得到好處，農民也不能看到這種改革能帶來長久的好處，因

此，必須從現有的制度依賴中跳出，進行稅費改革制度創新。稅費制度創新應該逐步與世界發達國家農民稅費制度并軌，主要著眼于建立一種規范政府的規制，用硬性的規制確定政府在若干年內逐步實現零稅費，直至給予農業生產的直接補貼。

2.較高階層就業制度變遷

農業稅費逐步減少后，最直接的后果是鄉村財政危機加劇。鄉村財政危機又威脅著鄉村較高階層的就業，較高階層在鄉村社會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權力，因此，稅費制度變遷首先就要遭到這一階層的抵制，歷次通過精簡機構和人員的公共政策來減輕農民負擔都不勝而終，就是由于這一“行動集團”抵制的結果。不管什么樣的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措施都會觸及這一階層的利益，雖然制度變遷對于社會總體來說，新制度的成本低于舊制度，但是對于鄉村較高階層來說，新制度的收益小于舊制度的收益，由此可見，如果沒有超越這一階層的新的有力量的階層（利益集團）出現，制度創新就缺少內生變量。

推動較高階層就業制度變遷，可以從兩個方面實現制度創新。一是國家在鄉村轉變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強政府、萬能政府的管理模式。二是促進向公民社會的轉變，取消不平等的制度和政策，實現憲政民主。

第二篇：減輕農民負擔的公共政策分析

減輕農民負擔的公共政策分析

[摘 要] 2007年初黨和國家為減輕農民負擔，采取了許多公共政策，首先，在全國范圍內提前全部取消農業稅，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子女上學難和群眾看病難等農民負擔問題依然嚴峻。1994年分稅制改革是其分界線。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控制并減少農民稅賦、確定農民應承擔的勞務、精簡機構和人員、財政轉移支付和限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成本。但農民負擔依然增減交替進行，主要體現在：措施“單兵突進”、農業稅等據實征收不可操作、只給政策基層無法持久執行。減輕農民負擔公共政策再決策應該做到：構建城鄉統一的公共財政體制、構建財權與事權統一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構建鄉村良性發展的制度變遷機制。文章敘述了近幾年農民負擔的現狀、分析了影響減輕農民負擔的原因，提出減輕農民負擔的對策研究。

[關鍵詞]農民負擔；公共政策；原因

一、前言近幾年，農民負擔問題已成為廣大農民干部群眾普遍關注的問題，也是農村工作中的一個焦點。國家在“三農”問題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2007年“一號文件”的下發：“免農業稅、農機補貼、對農村學生的義務教育、合作醫療”等都使農民直接受惠。這是黨和國家為減輕農民負擔而采取的重大舉措。全面取消農業稅在一定程度減輕了一部分農民負擔，但是這部分負擔跟農民全部負擔相比只是冰山一角。對于當前的農民負擔，基層的同志有一段概括性的總結，當前農民最高興的三件事是：農村稅費改革、農村電網改造和農村合作醫療；而最“鬧心”的三件事是：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子女上學難和群眾看病難。這種說法，比較符合當前農村和農民的實際，因此必須深化改革，迎接挑戰。

二、農民負擔加重的原因分析

1.思維方式偏差，忽視農民利益。有些基層干部行為“短期化”，總想在任期內為群眾辦幾件看得見、摸得著的公益事業，以顯示自己的政績，致使掀起不顧客觀條件和群眾承受能力，盲目攀比之風；免征農業稅改革后，一些基層干部產生了麻痹思想，認為農業稅都取消了，不再存在農民負擔問題，沒有意識到減負工作面臨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在減輕農民負擔實際工作中，一些地方表面上減得多，落實得少。

2.“灰色消費”現象嚴重。所謂“灰色消費”，是指農民生活消費實現形式中非市場消費的部分，并往往表現出一定的“隱性”。以湖南省常德市為例，一個農民辦完一件喪事，少則三五千元，多則上萬元，大大超過了農民的承受能力。還搞得農民精疲力盡，生產和生活都受到較大影響。

3.經濟體制存在弊端，有損農民利益。國家利用各種手段嚴格監督和限制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但目前農村市場的化肥、農膜和種子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仍上漲。以常德市為例，國務院剛剛決定對種糧農民的直補政策，農用物資立刻大幅漲價。直補之前，國產三個復合肥，售價每包75元，直補以后每包猛漲到120元。在很大程度上沖消了農民因好政策帶來的好處。

4.醫療、教育收費負擔偏高。農民本來就沒有醫療保障，只要生病，進行全面檢查，少五六百元，多則幾千元。病還沒治，一個開場白就夠農民患者受的，治療起來更是要命。政府為了減輕農民在看病方面的負擔，在全國各地又在進行農村合作醫療。但取消農業稅之后鄉村集體經濟全面崩潰，哪里還有錢投向醫療站？更談不上為農民報銷藥費。其次，在教育問題上，某些重點高中不顧國家規定挖空心思在學生身上做文章，如湖南省某重點高中某年入學分數線798分。如果按照分數線招收，連規定招收學生的一半還不夠，剩下便采取收費的辦法招收，凡是低于分數線想進該學校讀書，低于10分須交3000元。

5.農產品流通渠道不暢，各種商販壓級壓價，增產不增收。由于國家沒有農副產品收購方面的法規，未能對商販的收購行為加以約束，一些商販合伙壟斷一方，有意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農民增產不增收。

6.信息閉塞，技術落后。由于信息閉塞，在農村種養技術落后，農民又未能進行市場預測，農民瞎碰亂撞，2005年秋常德生姜收購價每公斤7元，2006年春農民以每公斤11元的價格購買姜種大面積種姜，一畝地需姜種200公斤，僅姜種每畝地就要2200多元。2006年秋生姜價格猛跌至每公斤1元，姜農血本無歸。

三、減少農民負擔方法分析

我們要按照“減輕、規范、穩定”的原則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建立切實可行的監督保障機制，保持農民負擔長期穩定，農民負擔不反彈，農民、農村、農業經濟才能健康發展。

一、嚴格執行中央各項惠農政策，保證中央對農民好處落到實處。一是認真落實各項補貼工作。近年來，國家出臺了多項對農補貼政策，主要是糧食直補、退耕還林補貼、農機具補貼、農業生產資料綜合補貼、庫區移民補貼、農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資金、農村道路客運車輛燃油補貼等，這些補貼的均采用“一折通”形式直接發放到農民手中，避免截留、擠占現象的發生。不折不扣地執行各項惠農政策，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將農民好處落到實處，幫助農民發展生產，增加收入，2007年我縣各項惠農政策補貼將達3114萬。二是認真貫徹落實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確保農村義務的發展。主要將“兩免一補”政策落到實處，2007年我縣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資金達1410萬元，受益學生達近10萬人。

二、全面取消農業稅。2003年至2006年，我縣共取消農業稅2544.55萬元，減負率100%，人均負擔59.75元，畝均負擔80元。

三、嚴格貫徹落實農村稅費改革主要內容中“四取消”的內容。一是取消鄉統籌費，取消現行按農民人均純收入一定比例向農民收取的鄉村兩級辦學、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修建鄉村道路費。二是取消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三是取消屠宰稅。四是逐步取消統一規定的農村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制度。經過農村稅費改革后，“四取消”政策已落實到位，現轉入農村綜合改革階段，主要是做好監督檢查工作，防止向農民亂集資、亂攤派行為的再次發生，避免農民負擔反彈。

四、進一步清理和規范涉農民收費。各鄉鎮、各部門根據中央和省公布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目錄對涉及農民的收費基礎上進行全面清理，除經合法程序審批的收費項目可以繼續執行外，其他涉及農民的收費在農村一律停止執行，不得向農民（農戶）收取。對確需收取的，須經省人民政府批準，報縣人民政府減輕農民負擔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備案，并將收費項目、收費標準向社會公示后方可收取。嚴禁各鄉鎮、各部門擅自設立收費項目，擴大收費范圍，提高收費標準。各鄉鎮嚴格按照《價格法》和國家及省級價格管理目錄等規定，對鄉鎮各站、所的服務性收費進行全面清理，對實行政府定價和政府指導價的涉農商品或服務價格，按規定的價格管理權限和申報程序批準。各鄉鎮、各部門越權設置收費項目或擅自提高收費標準的違紀行為要堅決予以糾正。對鄉鎮各站、所收取的不體現政府職能的項目，按自愿服務和委托者付費的原則，實行有償服務收費，由價格主管部門實施管理。

五、結合減負，正確處理好幾個關系。主要是農民減負與教育投入及基層組織運轉的關系，正確處理農民負擔與財政負擔關系，農民減負與興辦農村公益事業的關系。

六、加大執法檢查力度，防止農民負擔反彈。

為確保涉農收費清理整頓工作取得成效，計劃（價格）、財政、紀檢、監察、農業等部門按照各自的職能，各負其責，密切配合，加強對涉農涉農價格和收費的監督管理。任何單位和個人對向農民亂收費行為都有權舉報，有關單位收到舉報后，認真調查處理，能夠與舉報人取得聯系的，將查處情況及時向舉報人反饋。對于亂收費行為，除依法予以經濟制裁外，觸犯刑法的一律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七、認真做好群眾來信來訪處理工作，縣減負辦設立了農民負擔信訪窗口，及時處理來信來訪，處理各種農民負擔問題，把農民負擔隱患處理在萌芽狀態，一年來，接到農民電話反映負擔問題一件，對所反映的問題當場給予了答復，農民對處理意見非常滿意。

減負是前提、是目的，是檢驗改革成功與否的標準，規范則是制度保障。正確處理好減負與規范的關系，就是要把農民負擔規范化，征收行為規范化，用規范實現減負，以減負促進規范。這樣負擔才能減輕，農民利益才能得到保障，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才能穩步推進。

第三篇：減輕農民負擔自查報告

鄉鎮減輕農民負擔自查報告

2017年，我鄉鎮在市縣農監辦的正確指導下，在鄉鎮黨委、政府的正確領導下，認真貫徹上級文件精神，加強對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監督，及時化解各種矛盾，嚴格按照上級要求，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各項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現將自查情況簡要匯報如下：

一、成立組織，加強領導

我鄉鎮成立了以政府鄉鎮長為組長、黨委副書記為副組長的減輕農民負擔工作領導小組，專抓此項工作，鄉鎮黨委、政府多次召開專題會議，研究部署減輕農民負擔工作，切實解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二、強化宣傳，提高知曉率

一是強化培訓，注重宣傳落實。我鄉鎮把各項強農惠農政策學習培訓作為鄉鎮、村干部的必修課，每周五組織鄉鎮村干部進行涉農政策學習，在加大宣傳力度的同時，促進社會和群眾對財政部門落實惠農政策情況的監督。二是積極宣傳，確保整體覆蓋。將惠農政策及辦理程序等內容通過信息平臺、宣傳資料、宣傳車、條幅等形式進行全方位宣傳，對群眾的咨詢、提問、電話舉報等，做到有問必答、有報必查、有信必復。三是公開接訪，做好政策 1 服務。在堅持做好鄉鎮領導信訪接待日的基礎上，不定期進村入戶，開展惠農政策宣傳，同時調查了解落實惠農政策情況，著實化解了因惠農政策不落實造成的群眾上訪問題。

三、突出重點，落實政策

2017年，我鄉鎮減輕農民負擔工作領導小組加強統籌協調，認真做好組織實施工作，農業、教育、財政、土地、電業等部門充分發揮職能，加強溝通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各種補貼全部落實到位，我鄉鎮發放“三項補貼”共1.5萬畝，元，村級補助資金全部落實到位，實行了分村設戶管理，無平調、擠占、挪用、克扣現象；村級組織能夠正常運轉，不存在向農民收費現象。同時全鄉鎮所有補貼實行“一卡通”，各類補貼資金均采用“一卡通”農戶存折發放，杜絕了截留、抵扣等現象。

四、強化措施，落到實處

鄉鎮、村均設置了涉農收費公示欄；按要求開展了向村級組織收費專項整治工作，建立了向村組織收費審核制度和村組織向農民收費申報制度；屬于政府承擔的資金政府承擔，沒有以強制性措施要求村級組織超額征訂報刊等現象，在執行農民建房、農村義務教育、計劃生育、醫療衛生、農民外出務工、農村電網改造、農業用水用電等項目中嚴格程序，公開透明開展了涉及農民切身利益的各類工作，村級組織不存在不合理收費情況，沒有用押金、罰款、違約金等不合法方式管理村務的情況；能夠嚴格落 2 實“約法三章、兩項制度”，制止新債務的發生；不存在違反規定亂收費、亂罰款現象；嚴格按照規范執法收費，無違法強征強收現象；

全鄉鎮無將鄉鎮村債務轉嫁給農民的現象。

五、規范程序，嚴格標準

我鄉鎮“一事一議”領導組織和機構健全，各種職責明確；按要求履行了議事、審核、審批、備案等程序；酬勞籌資嚴格按要求進行，不存在借“一事一議”名義向農民亂集資現象；民主理財小組能夠在“一事一議”中充分發揮作用，全鄉鎮“一事一議”建設項目進展順利。

六、實行民主，執行制度

鄉鎮紀委每季度組織專項檢查，建立健全了各項工作制度，定期報送工作總結、工作動態，在規定的時間內能夠及時報送農民負擔各項報表及整改報告；工作方法得當、思路清晰并不斷創新；能夠積極配合上級農監部門開展工作。

七、完善機制，落實制度

認真落實了涉農負擔文件“審核制”、涉農價格和收費“公示制”、農村公費訂閱報紙費用“限額制”、農民負擔“監督卡制”、農民負擔案事件“責任追究制”等五項制度；農民負擔監督卡填寫規范，并且100%按時發放到戶；無村級招待費用；向 3 農民收取的各項費用均已按規定開具票據；積極參加上級舉辦的農民負擔政策法規培訓。

八、嚴格把關，杜絕隱患

我鄉鎮向社會公布了舉報電話，舉報電話24小時暢通；全鄉鎮沒有因農民負擔重訪、赴京、赴省、赴市上訪現象；未發生涉農負擔的案件。

第四篇：減輕農民負擔自查報告

白旗鄉專項治理農村“三亂”工作

自 查 報 告

為鞏固農村稅費改革成果，確保農民負擔不反彈，切實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有效地促進農民增收、社會安定。按照市、縣農民負擔專項治理工作安排意見，現將2008年的農民負擔專項治理農村“三亂”工作總結如下：

一、涉農收費“公示制”落實情況：所有向農民收取的行政事業收費，按規定由政府定價的重要商品服務價格都在收費場所或行政村設立公示欄或公示牌，向社會公開。

二、2008年農村小學義務教育全部實行“兩免一補”政策，沒有其它任何亂收費和“搭車”收費等各種形式行為。

三、農村報刊訂閱“限額制”落實情況：按照中央、省委、市委、縣委有關文件精神，嚴格執行上級關于報刊限額制的有關規定。報刊費貧困村每年不超過600元，一般村不超過800元至1000元，農村小學不超過600元。

四、涉農案（事）件“責任追究制”：按照中央、省、市有關文件對發生涉及農民負擔的惡性案件，嚴重群體性事件或造成重大影響的案（事）件，要追究主要領導人的責任。我鄉各類案（事）件沒有發生過一起。

五、規范“一事一議”籌資籌勞情況：沒有不履行議事程序進行籌資籌勞行為，沒有超過最高限額進行籌資籌勞的行為；也沒有不發 放負擔監督卡向農民收費不開具有專用收據的行為。

六、惠民政策落實情況：沒有截留、挪用、克扣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補貼、退耕還林錢糧等補助資金；沒有挪用、克扣村級轉移支付資金和其他對村級的補助資金；也沒有截留、挪用克扣征收農民集體土地補償款的問題。退耕還林補助款、糧食直補22萬元，已全部發放到位。

七、涉農收費管理情況：沒有向農民、村集體和農村小學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和各種攤派行為；沒有違法擅自提高收費標準問題；沒有要求農民出錢、出物、出工達標升級活動；也沒有違反自愿原則，強行向農民提供經營服務，收取服務費或光收費不服務、亂加價的行為。

妥否，請指正。

中共白旗鄉委員會 2008年9月

第五篇：減輕農民負擔自查報告

陵 原 中 心 校

關于減輕農民負擔工作自查報告

我校在接到上級關于減輕農民負擔自查通知后，立即積極行動，對我校 “兩免一補”執行情況、治理亂收費情況進行了認真自查，現將自查情況總結匯報如下：

一、領導重視，精心組織

校領導高度重視這次減輕農民負擔專項自查，接到通知后，立即召開校委會，專門傳達會議精神，精心組織，周密安排自查工作，并立即展開行動，認真開展自查自糾工作，切實把減輕農民負擔工作落到了實處。成立了由校長李鋒任組長、教育工會主席王喜明任副組長、分管各校、園校（園）長任組員的領導小組，負責農民減負自查工作。

二、自糾自查，結果明晰

（一）“兩免一補”，落到實處。“兩免一補”是國家的一項惠民政策，幾年來，我校嚴格執行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兩免一補”政策，從未發現各校（園）有任何服務性收費項目；沒有違規收費及向村集體、學生家長及學生攤派行為；沒有收取勤工儉學費和強行入保險問題；沒有訂購教輔材料問題，并對于全校“兩免一補”情況實行動態管理，按學期建立完善“核定表”“確認表”等檔案資料的收集整理，對于撥付資金及時準確的撥付至各個校（園）。

（二）杜絕亂收費，實行責任制。一直以來，學校對亂收費行為進行嚴格要求和高度重視，多次召開會議，嚴禁各種亂收費行為的存在。把責任分解到各校（園），實現了“日常管理到人、責任落實到人”的良性運行機制，每學期與各校（園）簽訂了責任狀，并堅持對各校（園）收費情況進行嚴格檢

查，幾年來，各校園從無擅自改立收費項目、提高收費標準和擴大收費范圍現象發生。在經費使用上科學規范，經費支出主要用于教學儀器的購置、校舍的維修及辦公等日常開支。

（三）設立基金，獎優濟貧。我校為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制定了《陵原中心校獎優濟貧基金制度》，成立專項工作小組，專門籌集資金，對在學業中有突出成績的學生和家庭困難的學生予以幫扶，保證學生在校能夠正常學習。每年的 “六一”兒童節、學期末均會給孤兒、家庭經濟困難的孩子給予幫扶捐助，幫扶救助資金多達幾萬元。

自查結果表明，幾年來，我校能嚴格執行上級減輕農民負擔的各項政策，無擅自改立收費項目、提高收費標準和擴大收費范圍現象發生，每學期還能拿出大量資金進行獎優濟貧，切實做好了減輕農民負擔工作。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們將繼續不折不扣地嚴格執行相關政策，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為人民群眾辦實事、辦好事。

陵原中心校

2012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