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申論熱點主題分析——三農問題的基本政策

三農”問題的基本政策

一、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民富則國家盛，農村穩則社會安

2005年國考、2007年國考的申論主題都是圍繞“三農”問題的內容。大量的地方申論考試的主題內容也是圍繞“三農”問題。所以，充分了解“三農”問題，對于各位考生熟悉政策、了解國情，從而備考申論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農”是指農村、農業、農民。中國農民占總人口的大多數，農村占國土面積的絕大部分；所以，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始終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首要問題。

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民富則國家盛，農村穩則社會安。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三農”問題始終是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解決的問題，中央先后制定了許多政策措施。(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現階段，我國已經具備了加快現代農業建設的基本條件和能力。我國總體上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在經濟規模上已具備加快發展現代農業的能力。2006年，全國非農產業占GDP的比重上升到87.6％，非農業勞動就業份額達到53.1％，城鎮化水平達到43％。這些結構性指標反映出，我國不但已經到了可以不依賴農業積累來實現快速發展的階段，而且還可以用“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方式，支持農業轉變發展方式，進行現代農業建設。特別是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保持持續快速增長，國家財政支持現代農業建設的能力明顯增強。(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并作為新時期的重大歷史任務。新農村特征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必須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強農業基礎地位，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堅持把發展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作為首要任務，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健全農村市場和農業服務體系。加大支農惠農政策力度，嚴格保護耕地，增加農業投入，促進農業科技進步，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以促進農民增收為核心，發展鄉鎮企業，壯大縣域經濟，多渠道轉移農民就業。提高扶貧開發水平。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發揮億萬農民建設新農村的主體作用。(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中共中央關于構建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的相關內容：

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鄉協調發展。貫徹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強化支農惠農政策，增加國家對農業和農村投入，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加快農業科技進步，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加大扶貧力度，把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重點轉向農村，國家財政新增教育、衛生、文化

等事業經費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量主要用于農村，逐步加大政府土地出讓金用于農村的比重。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從嚴控制征地規模，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提高補償標準，解決好被征地農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

(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二、連續四年的四個中央一號文件：

據統計，從1978年到2003年，中央下發的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文件共計56個，這其中包括從1982年到1986年中央連續下發的5個“一號文件”。

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黨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從2004年開始連續下發4個“一號文件”，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加快農業和農村發展，促進農民增收。特別是2007年1月29日中央下發的關于積極發展現代農業的“一號文件”，明確了發展現代農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這份“一號文件”猶如春風春雨，進一步催發了農村大地的勃勃生機，將會給廣大農民帶來更多的實惠。2005年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連續出臺四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有力促進了農民增產增收，提高了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開創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局面，也給農業健康發展、農民持續增收和農村長期穩定帶來強勁的動力。(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2004年２月８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下發，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第六個一號文件。文件要求，要調整農業結構，擴大農民就業，加快科技進步，深化農村改革，增加農業投入，強化對農業支持保護，力爭實現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盡快扭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

2005年１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見》下發，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第七個一號文件。文件要求，要穩定、完善和強化各項支農政策，切實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繼續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努力實現糧食穩定增產、農民持續增收，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2006年２月２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下發，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第八個一號文件。文件要求，要完善強化支農政策，建設現代農業，穩定發展糧食生產，積極調整農業結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加快社會事業發展，推進農村綜合改革，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確保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良好開局。

2007年１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積極發展現代農業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下發，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第九個一號文件。文件要求，發展現代農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要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現代發展理念引領農業，用培養新型農民發展農業，提高農業水利化、機械化和信

息化水平，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素質、效益和競爭力。(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三、以加快發展現代農業為重點，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一是穩定發展糧食生產。二是切實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三是大力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四是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五是著力推進農村實用人才隊伍建設和農村人力資源開發。

發展現代農業，推進新農村建設，要靠政策、靠投入、靠科技、靠改革。一要鞏固、完善和加強支農惠農政策。增加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農業生產資料綜合補貼。繼續實行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進一步加大對財政困難縣鄉和產糧大縣的支持力度。(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二要加大對農業農村投入力度。切實把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重點轉向農村，今年財政支農投入的增量要繼續高于上年，國家固定資產投資用于農村的增量要繼續高于上年，土地出讓收入用于農村建設的增量要繼續高于上年。中央財政安排用于“三農”的資金3917億元，比去年增加520億元。積極發展農業保險，擴大農業政策性保險試點范圍。(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三要加快農業科技進步。加強農業科技創新能力建設，支持農業科技項目，加快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完善基層農業技術推廣和服務體系，鼓勵農業科技進村入戶。四要全面推進農村綜合改革。加快鄉鎮機構改革、農村義務教育改革和縣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逐步建立精干高效的農村行政管理體制、政府保障的農村義務教育體制、覆蓋城鄉的公共財政制度。同時，推進征地制度、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積極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繼續清理和化解鄉村債務。(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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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教案：申論熱點專題：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

一、含義及其現狀

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從事行業、居住地域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但三者側重點不一，必須一體化地考慮以上三個問題。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三農問題獨立地描述是指廣大鄉村區域，只能以種植、養殖生產業為主，身份為農民的大部分國民的生存狀態的改善與產業發展以及社會進步問題。系統的描述是指21世紀的中國，歷史形成二元社會中，城市現代化，二、三產業的發展，城市居民的殷實，受制于農村的進步、農業的發展、農民的小康相對滯后的問題。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且不論質的提升，僅從量上考察，中國的重大經濟問題都依賴于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突破。三農問題實質是城市與農村發展不同步問題，結構不協調問題。

1、農業問題：

主要是農業產業化的問題。市場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根據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形態，農業的購銷體制不暢是農業不能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常常聽到農民兄弟抱怨種了東西賣不出去或賣得過于低廉，根子在沒有遵循市場規律。產供銷形成一條龍是農業在市場經濟中大有作為的一著好棋，黨和政府在創設“產―供―銷”鏈條的活動中起著關鍵作用。農業產業化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農業基本上屬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沒有形成規模經濟。加入世貿組織后，如何應對國外的集約型農業的挑戰？這將是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面臨的嚴峻問題。從現在看來，中國應在解放剩余勞動力的同時，通過加快農業機械化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拋棄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迎接入世挑戰。

2、農村問題：

突出表現的一個問題是戶籍制度改革。以往戶籍制度將城鄉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鄉之間經濟發展、文化水平的較大差異。這種戶籍制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已經受到理論界的一致質疑。各地興起的戶籍制度改革紛紛向這種不合理的制度開刀，希望能夠借此進一步解放農村剩余勞動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戶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勞動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導，形成的移民潮會給社會治安造成相當大的壓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驟需要控制，小城鎮是消解城鄉二元對立、改革戶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3、農民問題：

可以分為素質和減負兩個問題。農民素質問題，主要是指文化素質。據統計，截至2000年底中國義務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蓋率達到85％，在“普九”未能覆蓋人口中，農村人口占大多數。同時，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錯誤觀念指導下形成的便是“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的惡性循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果沒有一定文化素質的國民如何與強國競爭？因此，提高農民素質是富民強國的重要舉措。農民問題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是減負問題。黨中央國務院再三強調要減輕農民負擔，但個別地方“令不行禁不止”——農民負擔照原樣，引發農民抗交國稅和集體上訪等事件發生。農民負擔重直接影響農民收入的增加，農民負擔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夠，還有些地方政府部門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飯的人不少”。因此，減輕農民負擔首先應該考慮加大力度進行機構調整，減員增效，把農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4、解決“三農”問題的四個關鍵

一是要全面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堅持完善農村土地制度，依法維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和生產經營自主權。

二是要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科學利用水土光熱資源，依靠科技，突出特色，積極推進建設農業優勢產業帶和優勢特色產品基地，壯大支柱產業。

三是要全力以赴打好扶貧攻堅戰。

四是要加大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力度。增加農民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減少農民。要把勞務輸出作為調整農村經濟結構，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的重大戰略措施，增強農民外出務工的組織化程度，根據市場需求，有針對性地搞好農民外出務工應用技術和基本技能的培訓，擴大輸出規模，提高勞務輸出效益。

二、國家相關的政策法規

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 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2008—2020年）》；

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2009年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若干意見》。

六次中央一號文件都對三農問題有所關注： 09年：加大對農業的保護力度 08年：加強農業基礎建設 07年：加大三農投入力度 06年：推進社會主義農村建設 05年：支持農村基礎建設 04年：推進農業結構調整

三、可能會遇到的三農問題相關材料及應對措施

1、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十七大報告標準表述）

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必須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強農業基礎地位，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堅持把發展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作為首要任務，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健全農村市場和農業服務體系。加大支農惠農政策力度，嚴格保護耕地，增加農業投入，促進農業科技進步，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加強動植物疫病防控，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以促進農民增收為核心，發展鄉鎮企業，壯大縣域經濟，多渠道轉移農民就業。提高扶貧開發水平。深化農村綜合改革，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和創新，改革集體林權制度。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龍頭企業發展。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發揮億萬農民建設新農村的主體作用。

2、農業的脆弱

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中國農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沒有根本改變，收入增加緩慢，農藥、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等因素造成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下降。

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下降，對農業投入的減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較法則。當某些政策傾向和外部環境對農民的利益造成損害時，農民就會采用減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滿，由此導致糧食減產。

資源瓶頸是制約農業發展的一大障礙。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耕地仍然是發展農業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國有限的耕地卻每年以上百萬畝的速度急劇減少。中國的淡水資源嚴重不足，人均占有量僅及世界平均數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減少。

農業的資金投入嚴重不足。農民由于負擔沉重，收入增長緩慢，以及農地產權制度上的缺陷所引發的短期行為，沒有能力或不愿意向農地投資。現有金融體系根本不把農民作為服務對象，農民即使有合理信貸需求也融資無門。政府財政用于農業的公共投資占財政支出的比例越來越低，至使大量農用水利設施年久失修，農村公共用品供給嚴重不足。

人力資源是發展農業的主體要素。我國農村勞動力過剩，但從結構上看，有知識、有文化、掌握現代農業技術和市場流程的新型農民卻數量有限，極為稀缺。

市場競爭考驗著農業的今天和未來。市場經濟條件下，來自于需求的約束使得賣糧難、賣果難、賣豬難、增產不增收構成對農業的新困擾。農民既要面對國內市場的瘋狂競爭，也要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角逐。

分析：一要推進城市化進程，將大批農業人口轉移到城市，減少農民對有限土地的壓力；二要加大資金投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三要加強環境保護，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進一步加大；四要嚴格把關農田征用，保證守住全國耕地不少于18億畝這條紅線；五要加強對農民的教育與培訓，培養高素質的新型農民；六要實現農業產業結構轉型，提高市場競爭力；七要穩定糧食收購價，保證農民利益不受損害，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

3、農民的貧困

1997-2000年，農民收入增幅急劇下降，1996年為9%，1997年為6.4%，1998年為4.7%，1999年為3.3%，2000年為2.1%。1995年每畝農業純收入為376元，而2000年下降為161元。2001年以后增幅雖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6.8％增幅的好成績后，繼續保持難度很大。

農民增收問題的嚴重性在于，農民窮困既是農村經濟面臨的突出矛盾，也是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農業長期不增收，農民生產積極性受影響，農產品供求形勢就可能發生逆轉；農民收入和農村購買力上不去，不僅工業品的市場需求將受到制約，也會影響農民對農產品的消費支出，加劇農產品的賣難，令擴大內需方針難以真正落實；農民生活得不到持續改善，農村不穩定因素就會增加，危及社會安定；農民不能富裕起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現代化的目標就不可能最終實現。

農民收入的問題，主要表現在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缺少農民收入與社會收入同步增長的機制。二是農業生產方式不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農產品的質量不適應消費需求，農業效益偏低。三是農村經濟發展缺乏后勁，落后于國民經濟的增長；農村社會事業滯后于經濟發展，大大落后于城市；農村生態環境還有待于進一改善。

分析：農民為什么貧窮？除了歷史原因外，一是收入渠道比較窄，主要是種地和到城市打工；二是從二元化社會結構看，農民處于不平等的一極；三是忽視市場導致增產不增收。因此，應當給予農民國民待遇，取消對農民的歧視性限制，讓廣大農民有平等的就業機會；應當加大投入，積極引導，拓寬市場，轉變農業產業由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應當推廣先進農業技術，以科技帶動農業增產增收，切實增加農民收入。

4、農民的卑微

從理論和法律地位上講，農民是全體社會成員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構成部分。但是，農民的名義社會地位與實際社會地位相差甚遠，農民在社會結構中的實際地位處于最低層。

現行的剛性戶口管理制度對農民是極為不利的，把農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農民的遷徙自由和擇業自由受到了極大限制。在嚴格的戶口等級制中，農民處在寶塔式等級階梯的最低層。農民要想改變自己的戶口性質，幾乎是不可能的。

國有財產名義上是屬于全民的，農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員。可事實上，農民對國有財產沒有實際占有權和支配權，從國有財產的收益中分到的好處也很有限。國家在奠定工業化基礎的過程中，以價格剪刀差的形式從農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資金，農民為國家做出的真實貢獻長期被掩蓋了。農民在財產關系上的這種不平等地位，是其社會地位整體低下的重要根源。

中國農民是極易遭受外部攻擊和傷害的群體，農民的總體力量很單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來的傷害。對農民的傷害主要有：政策性傷害，如農業基建投資減少，取消或不兌現已公布的獎勵政策，某些產品國家訂購價格偏低等；交易性傷害，如收購農產品壓價，殘次農機具、假農藥、假化肥賣給農民，生產資料價格大幅度上漲，超出了農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傷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機構的少數干部，依仗權勢橫行鄉里，巧取豪奪，大吃大喝，亂搞攤派，嚴重侵害農民的合法權益。

分析：完成農民身份的戰略轉型，必須解決農民“國民待遇”問題，在義務教育、戶籍管理、遷徙自由、市場準入、勞動就業、公共用品使用等諸多領域，逐步取消對農民的歧視性限制，給予農民平等機會，切實保護農民的合法利益不受損害，在解放農民的路上邁出實質性步伐。

5、廢止農業稅

農業稅作為國家的重要稅種，為我國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農民作為納稅人，為此作出了巨大的歷史性貢獻。在“十一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起步之際，中央1號文件出臺了2006年在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業稅的政策，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作出了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定。這標志著在我國延續了2600年的農業稅從此退出歷史舞臺，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件大事，是統籌城鄉發展的一大舉措，是惠及億萬農民的一大德政，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全面取消農業稅，并不等于農民負擔問題完全解決了，農民負擔反彈的隱患依然存在，減輕農民負擔的長效機制尚未建立，深化農村綜合改革的任務仍很繁重。要加快推進以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和縣鄉財政體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綜合改革，努力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層行政管理體制和覆蓋城鄉的公共財政制度。要建立健全減輕農民負擔的長效機制，繼續做好農民負擔監督管理工作，嚴格執行有關制度和規定，切實把減負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

要適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堅持統籌城鄉發展的方略，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堅持“多予少取放活”，重點在“多予”上下功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國家財政支出、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和信貸投放，要按照存量適度調整、增量重點傾斜的原則，不斷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努力創新財政支農機制。讓公共財政的雨露更多地滋潤農業，讓公共財政的陽光更多地照耀農村，讓公共財政的支出更多地惠及農民。

分析：要深刻認識全面取消農業稅的重大歷史意義，全面推進農村綜合改革，繼續加強農民負擔監督管理，加快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努力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6、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

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勞動力市場的安全網，對保障勞動者的養老、就醫等至關重要。據統計，今年我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約為1.2億人，進城農民工約1億人，跨省就業的農民工約6000萬人。然而，在這個龐大的人群中，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僅為15%，醫療保險的平均參保率為10%左右。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目前仍與絕大多數農民工無緣。農民工參保率低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而參保的農民工紛紛退保現象，更加耐人尋味。

社保制度門檻高、轉移難，導致農民工權益難以保障，是目前農民工社會保障存在的兩個主要問題。我國目前的各項社會保障在計年限、繳費辦法和待遇享受等方面，都是依據正規就業情況而定的，對農民工這種流動性大、范圍廣、勞動關系不穩定、工作崗位不確定、工作時間長短不一的特殊人群，缺乏制度設計和保障。例如，山東農民到廣東打工，在廣東繳納的社保金，根本無法轉移到山東。我國養老和醫療等主要社會保險制度被分割在2000多個統籌單位，各統籌單位之間政策不統一，養老保險關系也無法轉移接續。此外，在農村社保制度與城市社保制度無法接軌的情況下，農民工在城市內繳納的社會保險，不能享受相應待遇。對于回到戶籍地就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的社保，農民工當然要退。

值得警惕的是，不少地方政府也歡迎農民工退保。政府通過行政力量讓農民工參保，讓地方社保基金更充足；而退保時，農民工并不能領回全部金額。有人統計，廣東省每名參保一年的農民工退保，就將向當地養老基金“貢獻”1348元。分析：讓農民工真正能老有所養，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針對我國農民工社會保障面臨的困難，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國家應建立適合不穩定就業農民工特點的過渡性養老保險制度。第二，為不穩定就業的農民工建立大病醫療保險。第三，建立由國家、集體、農民三方負擔的農村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實現農村社會保險與城鎮職工社會保險制度的接軌和社會保險關系的接續。第四，建立農民工應急救助機制。

7、推進“三化”

解決“三農”問題，其根本措施在于推進“三化”，即農業的“產業化”，農民的“非農化”，農村的“城鎮化”。

農業產業化經營之所以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業的弱質狀況，推動農業走上現代化之路，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農業產業化的龍頭企業具有開拓市場、引導生產、深化加工、提供服務等職能，它一頭連市場，一頭連著基地農戶，形成市場帶龍頭，龍頭帶基地、基地帶農戶的機制，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和生產的社會化水平，從而增強了農業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二是農業產業化的主導產業，實行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系列化加工、企業化管理，一方面可以吸引各種生產要素向高效益的主導產業和優勢產品流動和聚集，帶來結構效益。另一方面其農副產品主要產業的區域化、專業化的發展，可將小而分散的農業生產聚合成規模化經營，從而產生規模效益。

從現實看，阻礙農民增收和阻滯其擺脫弱勢地位的因素主要是有以下幾點：一是勞動力需求因素。我國不足1億公頃耕地只能提供5千萬個農戶的勞動生產，勞動力供大于求，僅依靠農業增加就業來提高農民收入，難度太大。二是農產品需求因素。目前我國近8億人生產農產品，共約5億人消費商品農產品，可見農產品需求市場多么狹小。需求拉力小，必然造成農產品商品率低，從而制約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必須推進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加速農民非農化進程，才能富裕農民；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

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看，當前我國最突出的矛盾是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最重要的結構調整是城鄉結構調整。近年來，我國國民經濟增長需求拉動乏力，與農村有效需求不足有很大關系。我國農村消費群體大，但消費支出少；需求潛力大，但購買力低；市場空間大，但市場容量小，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大力發展小城鎮，促進農村人口向小城鎮集中和向二、三產業轉移。小城鎮的二、三產業，不僅是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載體，也是改變農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擴大消費群體，擴展農村市場容量，擴大內需的有效途徑。

8、三農問題與城市化 黨中央提出貫徹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發展。城市（鎮）和農村是經濟社會的兩大組成部分，正確制定和實施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和政策措施，具有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第一、要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

農業生產對土地等自然資源的依賴性較強，在農業自然資源既定的條件下，農民越多，人均可支配的農業自然資源量越少，農民的收入也就越難以提高。只有大幅減少農民，農民收入才能增加。而減少農民的根本途徑就是進城，就是使大部分農民轉變為市民。第二、農民大規模進城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

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兩大推動力，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兩大標志。農民大規模進城，不會危及農業安全，同時可以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步伐。

第三、加快城市發展是統籌城鄉的基礎

首先，我國農村的不發展是因為城市的不發展。城市吸納農村人口、輻射帶動農村的能力還不夠強大。其次，在城市化加速時期農村要素向城市聚集具有合理性。可以加快社會生產力發展，減少現代化成本。再次，增加城市建設用地將提升我國土地集約利用水平。

第四、加強對農村的支援要調整方向

一是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支持力度。二是加強農業科技進步和農產品市場信息網絡建設。三是支持農村醫療事業，特別是公共衛生的發展。四是支持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五是支持農村公用基礎設施建設。六是支持開展農村小額信貸業務。

第五、給農民自主選擇權是統籌城鄉發展政策的基石

勞動力自由流動是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前提條件，限制農民進城與完善勞動力市場的要求不相容。取消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給農民以進城工作、居住、生活的自主權，讓農民與市民享有平等權利和平等機會，既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基石，也是社會的進步。

9、中央財政將繼續加大支持“三農”投入力度

近年來，國家財政把支持解決“三農”問題放在財政工作的首要位置，從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高度出發，堅持“多予、少取、放活”，不斷加大投入力度，調整支出結構，創新財政支農機制，有力地促進了現代農業發展、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增收。

財政部統計顯示，2007年，中央財政預算用于“三農”的資金3917億元，比上年增加520億元，增長15.3%，增量和增幅也均高于2006年。

為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穩定農民種糧收益，目前我國正在實施以“四補貼”為主要內容的農業補貼制度，即糧食直補、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以2007年為例，全國糧食直接補貼總額達151億元，農資綜合直補總額從2006年的120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276億元，良種補貼資金從2002年的1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55.7億元，農業機械購置補貼從2004年的7億元擴大到2007年的12億元。

為更好地減輕農民負擔，我國還實行“四取消”為主要內容的減免稅費政策，包括取消屠宰稅、牧業稅、除煙葉以外的農業特產稅和農業稅。此外，還取消了農村“三提五統”、農村教育集資等收費。與農村稅費改革前相比，農民減輕負擔1250億元，人均減負140元。

中央財政的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為農業豐收奠定基礎。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顯示，今年全國夏糧產量達到11534萬噸，增產146萬噸，增長1.3%。這是自1985年以來中國首次連續第四年夏糧豐收，也為全年糧食生產開了一個好局。

分析：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有利于進一步解決農業基礎薄弱和農村發展相對滯后的問題。事實證明，中央進行農業稅費改革，廢止農業稅，并對農民給予補貼的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在推動農業發展和增強糧食安全中發揮了很大作用，為農業豐收奠定基礎，同時也激發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奠定了很好的經濟基礎和政策基礎。

四、歷年真題涉及到三農問題的：

2009年中央國家機關錄用公務員申論考試《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2007年中央國家機關錄用公務員申論考試《維護土地作為農民生存、社會穩定、國家安全的命脈》；

2005年中央國家機關錄用公務員申論考試《做好扶貧工作，解決農村農民問題》； 2009年下半年重慶市錄用公務員申論考試：土地流轉問題； 2008年湖南省錄用公務員申論考試：農民工養老保險問題；

2006年12月四川省錄用公務員申論考試：農民工進城務工給城市發展帶來的好處和目前農民工存在的種種問題；

2006年4月吉林省錄用公務員申論考試：通過戶籍制度的歷史與現狀，直指戶籍制度的弊端，引出戶籍制度改革的問題；

2006年4月湖南省錄用公務員申論考試：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五：需要特別注意的三農問題及其解決方案 第一、農民工問題

（一）、進城務工人員存在權益受侵害的現象：

1、一些地方在農民工務工就業的職業、工種等方面，設置了許多不合理限制；

2、企業用工和勞動管理很不規范；

3、勞動崗位極不穩定，報酬難以有效保證；

4、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得不到保障；

5、社會基本保險普遍缺失。

（二）、進城務工人員權益受侵害的主要原因：

1、許多人觀念上有錯誤，以農民來定位“進城務工人員”；

2、社會保障不完善。

（三）、對策：

1、解決好雇傭者對進城務工人員隨意克扣工錢和拖欠工資等問題；

2、提高進城務工人員的健康保障；

3、加強對進城務工人員的職業培訓，提高其技能和素質；

4、確立進城務工人員的工傷保險制度；

5、確立進城務工人員工資分配辦法；

6、幫助建立一個具體的進城務工人員組織。

第二、拖欠民工工資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總理關注引出“清欠風暴”

2003年10月產24日傍晚，重慶市云陽縣龍泉村村民熊德明，回家后發現自家門前圍了一大堆人，然后。她見到一位她以前在電視上見過的大人物——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在猶豫了一會后，熊德明告訴總理，現在農民收入主要靠打工，但她愛人李建明有2000多元錢的工錢已拖欠了一年，影響娃兒們交學費。總理聽后表示：拖欠農民的錢一定要還。人群中立即響起熱烈的掌聲。當天夜里11時，熊德明和丈夫拿到了拖欠的2240元務工工資。

2003年月日《中國政法報》發表了題為《如果不是總理過問》一文，隨后，從中央到地方，全國掀起了一場“清欠風暴”。

拖欠民工工資的現象不僅在個體和私營企業村在，在某些國有企業也相當嚴重。

（二）、問題的原因：

專家分析，民工工資被拖欠的主要原因有五點：

1、一些地方不切實際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以及一些房地產項目資金來源不落實，是造成拖欠的重要原因。

2、部分開發商資金不足，盲目立項、開工；

3、施工企業墊資施工，導致總包單位無力墊資又要求分包單位墊資施工的惡性循環，進而造成民工工資的拖欠；

4、包工頭為了自身利益多賺利潤，故意拖欠；

5、包工頭不與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導致民工投訴時缺乏法律依據；另外，不按時發工資也是造成民工工資被拖欠的原因之一。

（三）、解決民工工資拖欠的對策：

首先，充分認識解決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的重要性。

（1）、是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對于維護人民利益，維護社會穩定大局，化解人民內部矛盾具有重要意義。

（2）、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保證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舉措。

（3）、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的發展觀，制止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的要求。

其次，要采取有力措施，完善相關制度。

（1）、應該建立一個認定拖欠民工工資的制度。國家應該制定統一的《民工拖欠工資管理條例》，而不是各地自搞一套；

（2）、要建立民工任職的資質人定，以此遏制我國由于民工進城沒有管理造成的巨大浪費；

（3）、要建立勞動合約的認定制度，通過第三者公證，在法院打官司的時候就具有法律效力；

再次，要加強民工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的教育，增強其維權意識。

第三、農民增收問題

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農民收入問題。目前我國農民的收入狀況，總的來說出現了下降的趨勢。

（一）、影響農民增收的相關因素

1、農產品成本高、價格低、限制了農民增收。

2.、農業經營結構不合理阻礙了農民增收。、農民負擔居高不下掣肘了農民增收。、非農崗位就業不足抑制了農民增收

（二）、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分析、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是關鍵。

2、農業結構調整是必要條件。

3、發展勞務經濟，改革戶籍管理是必要途徑。

4、減輕農民負擔是保正。

5、政府加大投入是基礎。第四、教育公平問題

第五、農村養老與醫療保障問題

第三篇：申論熱點主題分析——水資源保護

水資源保護

1.我國水資源嚴重短缺，而水污染、用水浪費現象卻依然存在。

為了便于大家了解和記憶，我們先將我國水資源嚴重短缺的情況概括如下： 我國是一個水資源短缺、水旱災害頻繁的國家，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量的1/4，已經被聯合國列為13個貧水國家之一。農業缺水，全國平均每年因旱受災的面積約4億畝。城市缺水，城市缺水60億立方米。水資源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嚴峻的水資源形勢，對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構成了極大的威脅。特別是在西部地區，水資源是制約西部大開發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與此同時，水污染嚴重，全國年排放污水總量近600億噸，其中大部分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水域。用水浪費嚴重，農業灌溉、工業生產和居民日常生活等方面都存在相當程度的用水浪費現象。

下面是對目前我國水資源情況的詳細描述，供大家參閱：

(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全國669座城市中有400余座供水不足，其中嚴重缺水的城市有110座。在32個百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個長期受水困擾。此外，一方面，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治污工作滯后，全國很多河流和不少城市地表水和地下水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趨勢，飲用水安全問題比較突出。另一方面，由于歷史原因，我國還有不少農村的群眾喝不上干凈的水，飲用水含有高氟、高砷等有害物質。據統計，全國尚有３億農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標準的飲用水。

隨著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水資源問題，尤其是水資源短缺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已經充分暴露出來。全國平均每年因旱受災的面積約4億畝。正常年份全國灌區每年缺水300億立方米，城市缺水60億立方米。在缺水的同時，還存在著嚴重的用水浪費，全國農業灌溉用水利用系數大多只有0.4，而很多國家已達到0.7~0.8；我國工業萬元產值用水量為103立方米，是發達國家的10~20倍，水的重復利用率我國為50%左右，而發達國家為85%以上。水污染嚴重，全國年排放污水總量近600億噸，其中大部分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水域。在全國調查評價的700多條重要河流中，有近50%的河段、90%以上的城市沿河水域遭到污染。水污染不僅破壞了生態環境，而且使水資源短缺問題更為嚴重。(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從人口增長看，2030年左右，我國人口將達到16億，人均占有水資源量將減少1/5，降至1700立方米左右。從經濟增長看，今后幾十年，我國經濟仍將處于快速增長期，到本世紀中葉，國內生產總值要增長10倍以上，城市和工業用水將有較大幅度增長，廢污水排放量也將相應增加。從城市發展看，21世紀中葉我國城市化率可能達到70%，城市水供求矛盾必將更加尖銳。從糧食生產看，我國北方產糧區水資

源條件并不富余，2050年前國家需要增加1.4億噸糧食的要求，將導致水資源短缺的形勢更加嚴峻。因此，開源節流和保護水資源的任務十分艱巨。(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水資源也是制約西部大開發的主要因素。西部地區，尤其是西北地區地廣水稀，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脆弱。水資源是該地區最具有戰略意義的資源，水資源的合理開發、節約利用、有效保護是實施西部開發的重要內容。

據了解，國家將在統籌規劃、綜合治理的基礎上，采取實際步驟加強水資源節約和保護工作。在計劃上，改變以往單純的工程計劃方式，將節水、水資源優化調度、水環境保護等方面的項目擺到重要位置，加快建設和發展。在體制上，切實加強流域管理職能，積極推進城市水務局管理體制的建立，為水資源的科學配置提供體制保障。在管理上，制訂和完善科學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充分利用水價、水資源費等經濟杠桿，采用有效的科技和經濟手段實現水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水資源的利用率，發揮綜合效益。在法治上，堅決執行《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做好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的配套建設，特別是《水法》的修改工作，加大執法力度，堅持依法管理水資源。在科研上，突破以往水利工程科學的科研模式，不僅要加強水利基礎科學，而且要發展綜合學科、交叉學科，不僅要研究水利工程特別是樞組工程問題，而且要緊緊圍繞我國水利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研究各種治理措施的相互關系，科學配置，促進水資源管理與經濟發展、生態環境緊密結合，促進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環境效益的協調統一。

(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2.水資源保護對策措施

我們先將水資源保護對策措施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1.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政策、宣傳等手段，全面推進節約用水。

2.切實加強水污染防治，嚴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總量，確保城鄉居民飲水安全。

3.做好“引黃工程”、“南水北調”等引水工程建設。(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4.深入開展水資源警示教育，樹立全民節約用水、保護水資源意識。

下面是對目前水資源保護對策措施的詳細描述，供大家參閱：

(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政策、宣傳等手段，全面推進節約用水，提高水資源利用率，減少水資源浪費。依據水資源的條件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大力推廣節水灌溉、旱作農業技術，強制推行使用節水設備器具，擴大再生水利用，推行利用“中水”技術。力爭到2010年，使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農業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數從45％提高到50％。

建立能夠體現水資源緊缺程度和用水全部成本的水價機制。由于我國一直實行

“福利水”制度，水沒有被當作一種經濟商品對待，所以，在水資源的配制上，市場機制通常被管制方法所替代。當前應當轉變觀念，認識到水資源的自然屬性和商品屬性，遵循自然規律和價值規律，確實把水作為一種商品，充分利用水價、水資源費等經濟杠桿，采取“階梯式”計費等手段，合理應用市場機制配置水資源，減少資源浪費。(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切實加強水污染防治，嚴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總量，確保群眾飲水安全。以飲水安全和重點流域治理為重點，加強水污染防治。要科學劃定和調整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切實加強飲用水水源保護，建設好城市備用水源，解決好農村飲水安全問題。

堅決取締水源保護區內的直接排污口，嚴防養殖業污染水源，禁止有毒有害物質進入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強化水污染事故的預防和應急處理，確保群眾飲水安全。進一步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重點解決飲用水高氟、高砷、苦咸、污染等水質不達標問題。嚴禁使用國家禁止的高殘留農藥，鼓勵使用農家肥，發展生態農業。科學劃定飲用水源保護區，強化城鎮供水水質監測和管理，建立健全飲用水安全應急保障體系。(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把淮河、海河、遼河、松花江、三峽水庫庫區及上游，黃河小浪底水庫庫區及上游，南水北調水源地及沿線，太湖、滇池、巢湖作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重點。把渤海等重點海域和河口地區作為海洋環保工作重點。嚴禁直接向江河湖海排放超標的工業污水。有效防止水資源污染，保證水體自身持續發展。力爭五年內使COD排放總量減少10％或者更多；繼續推進重點流域、區域水污染治理工程，全面開征污水處理費。到2010年使城市污水處理率不低于70％；積極防治農村水源污染，特別是加強對重點企業存在的環境隱患的排查和整改，防范水環境安全事故。

水體污染包括地表水污染和地下水污染兩部分，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工業廢水、工業垃圾、工業廢氣、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都能通過不同滲透方式造成水資源的污染，長期以來，由于工業生產污水直接外排而引起的環境事件屢見不鮮，它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極壞影響，因此，應當對生產、生活污水進行有效防治。在城市可采取集中污水處理的途徑；工業企業必須執行環保“三同時”制度；生產污水據其性質不同采用相應的污水處理措施。總之，我們必須堅決執行水污染防治的監督管理制度，必須堅持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嚴格執行環保一票否決制度，促進企業污水治理工作開展，最終實現水資源綜合利用。(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要樹立惜水意識，開展水資源警示教育。長期以來，大多數人們普遍認為水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聚寶盆”，使用中揮霍浪費，不知道自覺珍惜。其實，地球上水資源并不是用之不盡的，尤其是我國的人均水資源量并不豐富，地區分布也不均勻，而且年內變化莫測，年際差別很大，再加上污染嚴重，造成水資源更加緊缺的狀況，黃河水多處多次斷流就是生動體現。(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

以上內容由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隊奉獻，轉載請注明出處。

第四篇：申論熱點：三農問題再解析

三農問題再解析

本文主要觀點：

1、在學者和官方眼中，存在著三種分別基于發展概念、穩定概念和權利概念的三農問題；

2、現有的三農解決方案，均表現為每一個具體措施面對數不清的具體困難，無法推行，因而必須尋求全盤解決的方案；

3、應該從捆綁起來的三農問題中剝離出農業和農村問題，農民問題才是三農問題的核心；

4、農村是中國的第三世界，農民問題相當于印度的種姓制度和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農民問題的實質是人權問題；

5、農民民權運動的目標不僅僅是改革戶口管制，而是要實現戶口背后和戶口之外的平等的權利和利益；

6、農民平權已經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并將有益于城市的發展和全體中國人的人權回歸。

一、學者和官方眼中不同的三農問題

近幾年來，三農問題受到了學界前所未有的廣泛關注。有學究式的探討、有實證性的研究、有情緒化的吶喊、也有政策性的建言。比較罕見的是，不論是站在農民立場上仗義執言的，還是站在當局立場上忠言極諫的，對三農問題的嚴重性、迫切性、危險性的認識，學者們表現出高度的一致。到上世紀末的最后幾年，即使是一直為農村政策和農業形勢唱頌歌的人，也加入了三農問題的大合唱。這與他們在政治體制問題、腐敗問題、國有資產問題上的巨大分歧是明顯不同的。

梁漱溟先生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農民的處境表示深切同情的學者。梁先生一句“農民處于九天之下”的大實話讓毛澤東勃然大怒，毛用極具侮辱性的語言當眾斥責這位毫無惡意的學者：“你以為你比楊貴妃還美？其實你比臭大便還要臭，你臭不可聞！”梁先生從此厄運連連，沒有救出農民，連自己也跌落到九天之下。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受此驚嚇，只好把表述農民問題的專利權交還給黨中央，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重新鼓起勇氣表達對農民和農村的同情。梁漱溟的時代，執政當局正陶醉于“八億農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的絕妙感受之中，梁面對一個把自己當作農民再生恩人的政黨，面對一個與“朕本農民”的朱元璋一樣自封為農民問題專家的中共領袖，即便梁先生宅心仁厚、忠誠無二，他卻忘記了“圣主之下絕無忠臣”的道理。朱元璋和朱棣的理論是：如果你是忠臣，莫非朕是昏君？所以，在太平盛世，正確的思想只能由領袖親自來發布，錯誤的政策也只能由領袖親自去糾正。

曾經備受摧殘的知識分子階層表現出遲到的正義和良知，對農民之窮、農村之苦、農業之險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討。溫鐵軍、秦暉、何清漣、黨國英、胡鞍鋼、張英紅、曹錦清、于建嶸等人對三農問題的研究深度，遠遠超過了當年的梁漱溟先生。不僅如此，以李昌平、桂曉琦、熊國劍、馬銀錄為代表的一些官員身份的準學者，也勇敢地站出來“向總理說實話”、“向農民道歉”，雖然最后一個個從官場上悲情出走，卻贏得全社會的由衷贊賞。但學者終究只能說說而已，憂其民也好、憂其君也好，理性分析也罷、警世危言也罷、泣血陳情也罷，無非盡一點匹夫之責。

誠然，三農問題絕非是學者們“發現”出來的。那些在信訪辦門前下跪的人、趕著黃牛進北京城找“青天大老爺”的人、被“雞頭”組織起來賣身致富的人、扛著鋤頭打砸鄉政府的人，其實他們一直在用另一種語言，向人們敘說同一個問題。他們不懂得“絕大多數與極少數”、“主流與支流”、“暫時陣痛與長遠利益”、“前途光明與道路曲折”的官方辯證法，他們也不懂得產權界定、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國民待遇的學術語言，然而，在中國，常識往往比學理還難得一聞，農民的故事并不亞于學者的宏論。

直到共和國的總理也用“橫征暴斂”、“民怨沸騰”、“官逼民反”來形容農村的狀況，并因為沒有增加農民收入的良策而“頭痛”的時候，三農問題終成鐵案，諱疾忌醫者們也很難再推翻總理的判斷。但是，盡管總理頭痛不止，也還是有口頭上承認但行動上不承認三農問題的人們。各省的高官要員雖然三個代表、執政為民照講不誤，但他們的行蹤卻永遠偏愛發達的異國他鄉和先進的沿海城市，很難走到代表落后生產力的窮鄉僻野去體驗三農情懷。那些親自執行“三鐵政策”（鐵面孔、鐵心腸、鐵手段）的幾千萬基層官員更遲遲不能認同三農問題，他們認定農民除了太懶、太笨、太刁以外并沒有其它的問題。豈止越級上訪的農民要抓要關，編印減負手冊、張貼國務院文件的人都能成為**分子。所以，實屬無奈的中央，只能頒布沒人情愿落實的“好政策”，“歪嘴和尚”們仍然執行“以惡法對刁民、用重典治亂世”的既定方針，因此農民的收入愈增愈少、負擔愈減愈重。

三農的論述已經是汗牛充棟，“三鐵政策”的執行者們并不需要本文來給他們提神醒腦。本文也實無必要再列舉已經盡人皆知、而且無人否認的中國農民收入幾許、人均負擔幾許、自殺比例幾許、基尼系數幾許、鄉村負債幾許、流動人口幾許、民工繳納進城費幾許等數據，也實無必要再列舉欠費農民如何被虐、上訪農民如何受難、離鄉農民如何受欺、無告農民如何反抗的實例。溫鐵軍、李昌平、馬銀錄的著述，足以讓有良知的國人感動到淚流滿面、憂慮到夜不能寐。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在我看來，朝野各方的認識中有政治層面、經濟層面、文化層面、社會層面的三農問題，主要表現為三種概念上的三農問題：一種是基于發展概念的三農問題，一種是基于穩定概念的三農問題，一種是基于權利概念的三農問題。如果說人們對三農問題存在與否已經形成共識的話，那么，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問題，要如何解決問題、解決到什么程度，則是大異其趣的。好在不管是關心全面小康的人，還是擔心農民反抗的人，還是主張憲法權利的人，終于有機會走到一起來了。

二、現有解決方案概述

農村是中國共產黨武裝革命的發祥之地，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發源之地；農民曾經是革命戰爭的主力軍，又是社會主義政權的“次領導階級”；農業一直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從來都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我們曾言之鑿鑿地聲稱農民和農業生產力被“解放”過“兩次”，那么，為什么還會有三農問題？為什么被兩次“解放”的農民和農業總是趕不上已經被“推翻”的官僚資本主義和一直被窮追猛打的貪官污吏，為什么被遺忘與被拋棄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總是他們這一群？

曾幾何時，中共中央固定地以每年“一號文件”的形式象征性地表達對農村政策的重視，也暗示了解決農村問題是中共的強項和優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獲得巨大成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一”，國人志得意滿之態，仿佛還在昨天。難道三農問題是剛剛冒出來的所謂“發展中的新問題”？

幾年來，三農問題的藥方已經開出一大堆。對開藥方的御醫和江湖朗中來說，需得三思：藥方是否有效？此其一思；藥鋪里可配得齊藥、買藥的可出得起價？此其二思；即便是濟世良方，當局者可愿采用？此其三思。

李昌平甚至設想如果我是“欽差”將如何如何，大有經世濟國之志、懷才不遇之慨，恐怕正如他在向總理上書時自喻的，顯得“政治上不太成熟”。學者們成熟不了多少，也是熱面孔經常往冷屁股上貼。而幸虧有這些不成熟的言論，否則三農問題將萬劫不復。非官方學者和民間的方案能否進入官方的視野，能否影響到高層決策的思路？大概學者們必須學會講那種官方能夠聽得懂的語言，亦即“講政治”的語言，方有參知政事、行走軍機、言聽計從之效，然而，那些學會了“講政治”的學者，當他們擺弄出“高舉、落實、全面貫徹”、“加強、深化、積極推進”的時候，我們只怕又聽不懂他們成熟到和尚念經般的玄妙策論了。

我們見識過許多出自朝野多方的藥方：增收，到哪去增？減負，誰去減負？裁機構，人往哪安？費改稅，誰補窟窿？結構調整，啟動資金安在？國民待遇，農民冒充老外？農不養政，幾套班子誰養？村民自治，有何實質意義？發展小城鎮，誰來投資建設？向農民還債，九億人的債還得起嗎？廢戶口制度，城市可愿承受？農民社保，保險基金何來？從經濟的視角、從人口與資源的視角、從財政的視角、從城鄉關系的視角，三農問題到底還是個死結。一方面要依*基層官員去安撫農民，一方面又想堵截基層干部的糧米外快；既要給農村以利益，又不想讓城市受拖累；一句“中央財政有難處”，足以讓開藥方的人萬丈豪情立刻煙消云散；一句“下面干部兩頭受氣”，更讓你皇帝反不得貪官也不能反。

如果我們設定這樣的前提：中央和省級財政不打算掏大把鈔票，城市強勢群體不打算為三農買單（而且還想繼續從民工身上揩油），*農村“吃飯財政”養活的大部分官員不打算另找飯碗，最要緊的，如果政治體制不打算徹底改革，農民仍然不能成為平等的公民，國家與農戶的關系、農村政權的組成方式和運作方式沒有徹底的改變，那么，所有的藥方，到了農民農村農業那里，都會水土不服。現時的許多辦法如稅費改革或村官民選，據學界考證，早已有唐朝版本、明朝版本和清朝版本，足證托爾斯泰所謂“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了。至于土地承包和所謂雙層經營體制，不管如何繼續完善，其功用似乎已經發揮到了極限。

把思路局限在諸如土地產權、高效農業、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科技興農、公司加農戶、鄉鎮企業、撤鄉并鎮、機構調整、稅費改革、村民選舉等等這些具體方案上，結果總會讓人失望，所有的方案都缺乏可行性和推廣價值。每一個具體措施都會遇到數不清的具體困難，困難之大，足以讓任何措施無功而返，或是上下不同心，或是官民難協調，或是財政要崩潰，或是制度不配套。舉例言之：一個處于國家強權嚴密包圍圈中的村委會，對農村大政方針毫無發言權，根本不可能與黨權政權形成半點分權制衡之勢，即便是真正民主選舉出來的，又何來村民自治？一個負債累累、不盤剝農民不足以維持生存的鄉鎮政府，怎么可能指望它去推行減負政策？一群連基本生活也顧不上、簡單再生產尚且要*打工收入來幫助維持的農民，他們拿什么資金去引進農業科技、發展規模農業？

李昌平和于建嶸關于“替農民說話”和“讓農民自己說話”的區別，實無實質意義。有良知的學者和官員，未必說不出農民想說而未說的心里話，親近農民的官產商學愈多則愈好；另一方面，農民自己說的話，怕也只能在那一畝三分地上有點回音，即便他們用腳投票、用拳頭說話了，只怕又被人誤讀，終不成還得有學者和官員們去翻譯。替農民求情哀告也罷、農民自己說話造反也罷，只是手段而已，其本身自然都還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可行方案。

就現狀而論現狀，就三農而論三農，東鱗西爪、小打小鬧、零打碎敲、步步為營的解決方案，必然一步也走不出去。即便走出去了，不見得就不進一而退二。郭飛熊提出，“對于如此嚴重的、全局性的農村危機，需要一攬子解決計劃，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達大本大源。”這幾句話，實在精辟之至，本人高度認同“一步到位”、“一攬子解決”的全盤解決方案，竊以為沒有這種大徹大悟、大智大勇，便完全沒有三農問題解決的可能。三、三農問題必須剝離開來

鄧小平曾經有兩個預言，其一是：共產黨如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黨內；其二是：中國如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農村。對于第一個預言，本人沒有資格去談它。看這第二個預言，自然，鄧小平所關心的“問題”并非我們所謂的三農問題，而是三農問題惡性發展以后的政治后果。

秦暉教授發出“什么農民？什么問題？”的智者之問，讓人耳目一新，“農民問題是中國問題，中國問題是農民問題”的高論更引導我們放眼歷史的視野、國際的視野來觀照三農問題。找到三農問題的癥結、認清三農問題的性質，才能開出解決問題的藥方。

在我看來，所謂“三農問題”是一個捆綁起來的問題，并不適合于籠統論之。中國的國有企業也有很多問題，效益低下大面積虧損、大批職工下崗失業、工人貧困化和社會保障不到位，但是我們并沒有把國有企業的問題、國企職員的問題和國企人員社區社群的問題合起來稱為“三國問題”；同樣，如果采煤業出問題，不會有“三煤問題”，鋼鐵業出問題，不會有“三鋼問題”，銀行業要是出了問題，更不會有“三銀問題”。

中國有按血統劃分的農民，但沒有世襲罔替的煤民鋼民；有分散隔絕的農村，但沒有人為隔離的煤民社區鋼民社區；有被層層疊疊的國家強權嚴密管制、只抽血不輸血的農業，但其它產業要么自由多一些、要么照顧多一些。這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一個特點。

如果說“三農問題”被捆綁著提出來有其合理性，但要解決它，卻再也不能在三個被捆綁在一起的問題中間兜圈子，那是完全沒出路的。試圖通過農業的結構調整、產業化發展和科教興農來振興農業，從而改善農村的落后狀況和改變農民的命運是天方夜譚。即使中國的農業創造出不可能的人間奇跡，但是很明顯，占總人口70%的國民是不可能通過給另外30%的人生產糧食和果菜來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農業是農業，農民是農民，農業振興不一定農民“解放”，反之也是一樣，農民的“解放”也不必與農業的振興扯到一塊。農村問題與另外的“二農問題”的關系亦復如此，毋庸贅述。

如果我們僅僅用經濟學的眼光看待農業，可以說農業確實有問題，但我以為其問題的性質并不比鋼鐵業或銀行業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甚至可以肯定農業比銀行業的情況要好得多，所不同的只在于中國的制度和政策。之所以農業的問題呈現出一種特別的面貌，只是因為我們把農業不是當作一個產業來管理，我們用國家的強權構筑了一道道對三農的包圍圈。

農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特殊在土地有限、小規模分散經營因而不經濟、特殊在*天吃飯、剩余很少因而不能抗御自然風險、特殊在價格彈性低因而增產不增收，特殊在其他大多數國家必須給予農業以大量補貼。而中國對農業生產資料（種子農藥化肥等）的壟斷使農民喪失討價還價權，對農產品尤其是大宗農產品流通渠道的壟斷使農民喪失市場交易權，對農業產出的過度盤剝使農民喪失擴大再生產能力，這些并非農業之特殊，而是中國之特殊。在三農的外圍，有一道類似于邱吉爾所稱的“鐵幕”，以便控制鐵幕內部的一切，以使農民只能種地，而產前產后的事由國家包辦。而構建這個鐵幕，據說是因為民以食為天、農業關系國計民生、要確保糧食安全，所以國家必須把主動權抓在政府手上。

但是，把農業這個產業看得太特殊是沒有什么道理的，把進口糧食看得比進口石油要嚴重十倍更無道理，畢竟現在的世界是一個互通有無的世界，農業的全球化也并不一定就比工業和信息產業的全球化更可怕。說農業關系到中國的國計民生，難道能源、交通、外貿不也都關系到中國的國計民生？而且這句話對所有國家都一樣，卻不至于引發其它國家的三農問題。美國人布朗先生“誰來養活中國”的提問是帶著偏見的，這一問自然可以推及誰來養活日本、養活臺灣、養活新加坡，國家大小并不是中國糧食安全的關鍵，大的中國不也是由一小塊一小塊日本那樣大的地方組成的嗎？何以見得小一點的國家就不必民以食為天？因為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所以就必須是一個農業大國或農民大國的說法是荒謬的。

中國的農業大概比中國的金融業要樂觀得多，也至少不會比國有工商業更讓人擔憂。我們這樣來設想，如果國企也有一半以上的人員剩余必須由企業自己包養，政府也對國企職工開征人頭稅和三提五統，也要求國企下崗失業人員辦理三證、收取再就業費和非國企增容費，也控制國企的外圍領域，那么，國有工商業十之八九趕不上農業。如果政府把農業當作一個普通的產業，以農業占GDP的比例之小，不值得讓人們耿耿于懷，但前提是，不可指望用解決農業問題為突破口來解決全部的三農問題。

不是說農業沒問題，而在于農業的問題并不來自于農業本身。把農業問題從三農問題中剝離出去，有利于我們抵達大本大源。至于農村的問題，作為行政單位的縣、鄉、村，當然有很多問題，在農村教育、環境保護、社區公共服務、農村社會保障方面，官員食民祿而不為民辦事，就是最大的問題。中緬邊境的小學生因學費的差距都跑到貧窮得多的緬甸“留學”去了，還不值得我們深思嗎？但若談到什么基層組織軟弱渙散了、政權根基動搖了，卻不是真正的問題，只是收苛捐雜派不順利者們的抱怨。至于另一種意義上的農村，即作為自然聚落形態的農村和文化風俗意義上的農村，比之城市，也談不上有什么太大的問題。所以，我們也需要將農村問題從三農問題中剝離出去。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那么，農民問題是個什么問題？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我們已經和尚念經般地念了十多年，因為政府對“增收”提不出行政解決的方案，目前的政策多圍繞“減負”這個主題。看起來，“減負”的難題正在考驗當局的政治智慧和對農民的誠意。三令五申也罷、發放負擔卡和減負手冊也罷、費改稅也罷，效果都不甚理想。問題的癥結在于，農民過重的負擔是如何形成的？是村官鄉官貪污了，那不是減負，而應該首先反腐敗；是搞政績工程糟蹋了，那也不是減負，而應該先搞政治改革；如果主要是用于開工資、日常辦公開支和農村義務教育，那更不是減負，而是要首先解決基層政府的財政撥款和義務教育的經費來源問題，不然，就得按農民的意愿而不是按政府的意愿去裁撤農民不需要的機構。費改稅以后，如果貪污照舊、政績工程照舊、縣鄉鎮財政狀況照舊、義務教育經費來源照舊，羊毛還得出在羊身上，減負終不過是一句空話。四、三農問題的實質是人權問題

必須把三農問題剝離開來，并且絕不能僅僅用經濟的眼光找答案，這樣我們才能找到三農問題的實質。三農問題中核心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主要是人權問題。在我看來，這應該是三農問題的實質。

毛澤東用“三個世界”的理論來表述他的國際觀，作一個簡單的類比，在中國內部，也存在著“三個世界”：大城市是第一世界，那里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經濟和科技資源，左右中國命運的精英人物在那里聚集、從全國搜集的大量的財富也在那里聚集，中小城市是第二世界，廣大農村則是第三世界。作為中國之第三世界的農村基本上受“類殖民統治”，政治上無權、經濟上弱勢、文化上落后，其對城市的功用被定位為提供原材料和供應廉價勞動力。各個世界之間壁壘森嚴，“國籍”以血統主義為主。這個第三世界與前兩個世界的關系，除了按后者有定價權的原則建立起產品交換關系以外，基本處于隔絕狀態，投資移民和智力移民的門檻很高，“綠卡”價值不菲，勞務輸出中完全背離WTO的國民待遇原則。

大洋彼岸的美國和加拿大曾實施排華法案，與中國國內的戶籍管理條例極其相似。比如加拿大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向華人征收人頭稅，對其他地區移民卻沒有這項稅目，這相當于中國農民的稅費現狀，而中國的市民或城市企業都是按收入為計稅依據而不是按人口數目為計稅依據的。加拿大當局長期不允許華人居住在中國的配偶及子女加入加拿大籍，二戰后才予以廢除，這些不人道的做法難道在中國國內的戶口條例中不是仍然堂而皇之地寫著嗎？

在社會主義中國，農民不是一種職業，甚至也不單是一種身份。職業可以改變，身份也可以調換，煉鋼的可以去挖煤，教書的可以去經商，律師也可以去考公務員，國家本無權去干涉這樣的改變和調換，憑什么對“農民”搞雙重標準？我看對中國的“農民”這兩個字的含義，要做出恰當的理解，最可比照的是印度的“低種姓”，或者是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的“黑種族”。

印度的種姓代表社會地位，是世襲的，也與職業身份掛鉤。婆羅門是僧侶和貴族，剎帝利是武士，吠舍是農民和工商業者，首陀羅是無技術的體力勞動者，還有一種人不可在大路上行走、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入廟朝拜，稱為“不可接觸者”或“*民”。在印度，高種姓的人不屑于從事低種姓的固有職業，正如中國的城里人不屑于做農人一樣，低種姓的人從事高種姓的職業會受到強烈的排斥、必須付出更高的代價。但印度的種姓制度并不象中國的戶口管制一樣，它不是*國家發布一紙“種姓登記管理條例”之類的東西來維護的，印度人民的苦難與印度教中的毒素有關。

在南非種族隔離時期，黑人社會與白人社會相互隔絕。普通黑人只能從事農業、手工業，以及到白人的金礦做苦力。黑人的身份自然是世襲罔替的、就寫在臉上，這比中國的“農民”還糟。白人政府在管理黑人進入城市時用一套“通行證”制度，在各地實施的有“居住許可證”、“月度通行證”、“尋職通行證”、“遷移通行證”等，這與中國“農民”進城所用的暫住證、務工證、未婚證或計劃生育證相似。警察抓住無證的黑人可以收容、強迫勞動和遣送。1960年在紐約百老匯上演一臺反映黑人通行證制度的南非戲劇，演了五個月場場爆滿，當美國觀眾聽到劇中人說“一個黑人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煩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們的皮膚就是麻煩！”時，人們不禁對萬惡的通行證制度加以無情的譴責。我很想把這句臺詞改為“一個農民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煩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們的出身就是麻煩！”

然而，印度人可以將種姓制度歸咎于宗教，南非可以將種族隔離制度歸咎于白人種族主義，而我們中國卻一直在搞“工農聯盟”、“向貧下中農學習”，“農民”確實不應該是一個低等的“種族”。況且所有的中國人上溯三四代，他們的祖先全都來自于“農民”這一“種族”。

我很不愿意把農民問題與印度的種姓制度和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相比，作為中國人，這讓我感到羞恥。但想要說明白中國的“農民”是一類什么地位的人群，實無更恰當的比照對象。中國不僅有“農民工”，還有“農民企業家”、“農民商人”，何曾聽說過“鋼民企業家”或“煤民商人”？在中國，農民根本就不是指“農業生產者”或“農業經營者”，他的確是指那些依血統而成立的農民（除非成為城市的投資移民或智力移民）。用國家的力量來維持這樣一套隔離制度，不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罪惡的、萬惡的！將來的中國人必然會象譴責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一樣地譴責中國的農民隔離制度。

五、農民問題的解決

既然我們分析了農民問題的性質，實際上也就指出了其解決的辦法，農民問題的解決需要一場農民民權運動。既然三農問題的形成應該歸咎于農民隔離制度，那么，只能無條件地解除隔離，讓農民成為自由和平等的中國人。這應該沒有任何妥協的余地，也不能夠從經濟學或財政學上尋找拖延解決的理由。正如南非不能夠因為黑皮膚的人口太多而擔心白人社會容納不了就必須種族隔離一樣，我們也不能夠因為政府的困難或城市的困難而隔離任何中國人，哪怕他只是一個農民的后代。中央財政和省一級財政花多少錢去開奧運、辦世博，興建多少愛國主義工程，給后人留下多少“優質資產”，在我看來，實在比不上把錢花在廢除農民隔離制度上更意義深遠、更公正、更正義。這是比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更加偉大、更加深刻的社會變革，但它不應該比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更困難。南非的白人曾經恐懼過黑人將涌入他們的城市樂土、增加他們的就業壓力，但這絕不能構成剝奪別人同等權利的理由。

石家莊、寧波等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嘗試改革戶口制度，讓農民有合法的投資移民、遷居移民、就業移民的通道。這比建設小城鎮那種空中樓閣式的方案要現實得多，勞動力跟著資本走，而不可能讓資本到莫須有的小城鎮去尋找勞動力。這是有限地解除隔離的一項措施，它更應該在全國范圍內無條件地實施（任何入籍收費都是無理的、歧視性的）。完全徹底地改革戶口管理制度，也還遠遠不夠，戶口背后和戶口之外的那些權利和利益才應該是農民真正的目標。各類企業、各色人等按同樣的稅則納稅，各地的學生按同樣的分數線考大學，所有中國人都享有從政、務工、經商、務農的同等機會和平等權利，有同樣標準的福利保障。這樣一個改革目標，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任何困難都不應該成為否決這一目標的前提，任何推搪、敷衍都是歷史性的錯誤。

誠然，城市的教育、就業、交通、環保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壓力無疑會增大，但我們不應該把農民先天地想象成“盲流”。農民可以而且能夠按市場的法則做出他們的選擇，當城市沒有可供自由選擇的職業時，“農民”不至于會執著到為了一紙已經與農村戶口完全相等的城市戶口而放棄故鄉的一切。因為他們和城里人一旦有了一樣的自由，無論在鄉村和在城市都是同樣權利的中國人，有一樣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沒有回到農村和下一次入城的制度障礙，從事何種職業、居住在什么地方，只取決于自身的勞動技能、教育背景和市場選擇，他們為什么要去破壞城市的穩定呢？

中國的國情是人口多、耕地少，隔離制度所起的作用只是加劇了這種狀況。農民反感計劃生育、農民重男輕女，其實這主要是家庭農業的特點，因為獨生女兒出嫁就意味著農戶經濟后繼無人，意味著家庭經濟事實上的破產，農村計劃生育的困難正在于此。所以農村人口的增長速度超過城市、農村兩性比例失調正是城鄉隔離的后果。長期實行城鄉隔離，人口與資源的矛盾還會加劇，三農問題必將進一步惡化并使解決的難度與日俱增。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剛剛實施戶口管制的時候，城市是缺少自由市場經濟的，自然沒有自由地調節勞動人口的能力，不可能按市場的功能吸納農民中的剩余。九十年代以后，市場化的經濟改革為廢除農民隔離制度創造了基礎條件，市場經濟的發展已經使農民隔離制度松動。不幸的是，政府在這個松動過程中又實行了錯誤的政策。政府面對三資和私營企業對農村廉價勞動力的需求，面對城市市民主動放棄粗活、臟活、累活、低收入活所造成的空缺，雖然不再用行政命令對農民進城加以限制，卻改用收費、盤剝的辦法來表達歧視，人為地干涉城鄉居民平等競爭的勞務市場的形成和發展。隔離會造成痛苦，歧視將播種仇恨，政府如不改弦更張，勢必為未來的社會沖突埋下禍根。目前的中國正處于城市人口老齡化、市民職業白領化的發展進程之中，城鄉已有融合和勞動力互補的需求，農民自由入城不僅是農民的需要，也已經成為城市發展的需要。如果政府以市場力量為主并引導得當，應該可以再創造出更多的勞動與資本融合、城市與鄉村融合的需求。

把農民進城想象成一場災難，這是一種“種族”偏見。不能忽視的是，當今中國的經濟增長，國企、私營和外資已三足鼎立，而私營和外資企業中，農民出身的工人是主體。在廣東，農民工維持了珠三角的繁榮，同時還維持了他們故鄉的農村政府的稅費收入。把三億左右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僅僅當作負擔，這是一種弱智和短視的觀點。英國人、葡萄牙人可以讓中國的農民把漁村建成香港和澳門，江浙的農村移民可以造出一個大上海，中國的農民自然也可以擴大若干個城市、再造若干個城市。將過多的人口從太少的土地中解放出來，用市場的力量重新將勞動力資源洗牌，讓民間的資本、外來的資本與城鄉勞動力自由組合、優化配置，如果人口和資本都有是自由的話，浙江龍港那樣的農民城市將會更多地被創造出來。浙江的龍港是完全由農民創建的城市，可以設想，農民的勞動力和精英們的資產和智識在自由的市場制度下相結合，是可以再造一批深圳、東莞和順德的。

應該指出，農民的權利缺失并不僅僅體現在戶口簿中。戶口作為記錄公民出身地或居住地的證明，本是無可厚非的。體現在戶口簿中的權利也還遠不是城鄉人民權利的主要部分，中國人還有很多權利是寫在黨證、官證、資產證上的。

我們的愿望是，中國的農民得到一張無差別的戶口簿的時候，戶口將僅僅成為“戶口”而不是一張“權利等級證書”。所以，關鍵的問題絕不是戶口簿上面取不取消“農業戶口”或“非農業戶口”這幾個字，而在于戶口簿上的任何一個字都與人的權利的多寡、身份的高低不相干。如果我們用改革的辦法實現了人民的真正平權，不再因血統、因居住地、因職業的不同而按不同的稅則納稅和按不同的名目繳費、按不同的就業制度和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生活，如果出身于鄉村居住于鄉村的公民不僅可以成為工人商人和普通公務員，也可以成為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當主席退休時體面地回到他的農場舊居去，誰會在乎他戶口簿上寫著什么居住地和什么血統呢？ 從廣泛的意義上講，農民的身份革命作為一場人權運動，要完成它，必然伴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的重大改革，那么它所解放的就不僅僅是農民自身，而必將導致全體中國人的人權回歸。以此而言，廢除農民隔離制度、推進農民人權運動，是值得學者們大講特講、大書特書的。

新當選的十六屆中共中央于2002年12月底和2003年1月初分別召開了以農村工作為主題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將農村工作作為黨的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胡書記、溫常委、曾常委上任之初即深入農村，訪貧問苦、關懷弱勢，這是值得我們期待的。

第五篇：201年貴州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三農問題

公務員考試網http://gwy.wendu.com

201年貴州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三農

問題

【背景鏈接】

新世紀以來指導“三農”工作的第7個中央一號文件于2010年1月31日發布，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十二次以三農為主題的一號文件。這個題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的文件推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高的強農惠農新政策。

【標準表述】

[總體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持把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實加強和改善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確保把黨的各項農村政策落到實處。

[原因]當前，農業農村進入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之一，但是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村發展仍然滯后，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統籌城鄉發展，夯實農業基礎，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明確方向，突出重點，在關鍵環節上花氣力、下功夫。決不能以犧牲農業農村為代價推進工業化城鎮化，決不能借統籌城鄉之名削弱農業農村、損害農民利益。

[措施]三農問題是一個長期的問題，可以從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土地制度是農村的基礎制度。按照產權明晰、用途管制、節約集約、嚴格管理的原則，進一步完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

第二，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層層落實責任，堅決守住十八億畝耕地紅線。確保基本農田總量不減少、用途不改變、質量有提高，確保糧食安全。

第三，把發展糧食生產放在現代農業建設的首位，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糧食安全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必須長抓不懈。加快構建供給穩定、儲備充足、調控有力、運轉高效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穩定播種面積，優化品種結構，提高單產水平，不斷增強綜合生產能力。

第四，大力提高農民收入。靈活運用多種手段，保持農產品價格合理水平，保障農業經營收入穩定增長;采取有力措施，最大限度安置好農民工，努力增加農民的務工收入，積極擴大農村勞動力就業。

第五，按照建設生態文明的要求，發展節約型農業、循環農業、生態農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環境建設，切實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

第六，完善農村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證農民安居樂業，為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打下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