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申論——三農問題相關

申論范文——三農問題相關范文

命脈

“政治經濟學之父”威廉〃配第曾說過一句著名的論斷：“土地是財富之母”。土地作為不可或缺的最基本資源，自古以來無疑就是農業生產和農民賴以生存的命脈。

近年來我國工業化進程、城市化進程逐步加快，一些關系到十億農民切身利益的“命脈”問題也日趨凸現。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指出要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從嚴控制征地規模，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提高補償標準，解決好被征地農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我個人認為落實以上措施主要應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我們應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從嚴控制征地規模，大力盤活存量土地，切實守護好我們賴以生存發展的命脈。

盡可能地保護好現有的可耕地不僅關系著十億農民切身利益，同時也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關系著我們構建和諧社會歷史使命的完成。我們應嚴把土地審批中的各個環節，從嚴控制征地規模，嚴格監督和查處與土地問題相關的各類權力尋租行為，全面落實經營性土地和工業用地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制度，實行劃撥和協議出讓土地公示制度，落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

同時，我們應盡力使用好現有的土地資源，向存量土地要空間。首鋼礦業公司徹底改造尾礦庫以及河南省大力開展對 “空心村”、磚瓦窯場和工礦廢棄地的整治工作，都獲得了大量復耕的農田。這些做法其意義絕不僅僅是盤活了一兩塊空地，這是對我們生存命脈的悉心呵護。

其次，我們應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提高對失地農民的補償標準。

失地農民補償過低不僅使地方政府征地成本過于低廉，從而加劇了耕地的不合理占用。更主要的是，失地農民得不到合理補償嚴重地損害了農民的利益，造成社會的不公正、不和諧因素。例如石家莊市北焦村、西營村農民由于失地補償不合理，就造成部分村民生活的困難。各級政府應根據實際情況，提高補償標準，特別是做好解決被征地農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的工作。對于因征地問題的群眾上訪，各級政府應給以高度重視，該解釋的解釋、該處理的處理、該查處的查處，確保失地農民所應得的利益不受損失。

再有，我們應切實做好對土地資源的持續利用管理和保護，使我們的命脈得以賡續繁延。

有必要的地區要繼續加大實行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的力度，加強綠化帶建設有效防止土地沙化。尤其重要的是，我們要根據各地具體情況，積極探索既能繼續增產，又不破壞水土資源環境的持續土地利用管理方法，做好防止土壤與水質退化工作，最大限度地維護好土地資源質量。

土地問題是關系到十億農民切身利益的“命脈”問題，呵護好我們賴以生存的命脈，關系到我們黨和政府的執政形象、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關系著我們構建和諧社會歷史使命的完成。我們應該以完成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歷史重任的認識高度，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從嚴控制征地規模，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提高失地農民補償，盤活存量土地，做好對土地資源的持續利用管理和保護，使我們的命脈得以賡續繁延！（源自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

樊政點評：

這是2007年國家公務員考試的申論考題范文。這篇文章比較突出的一個特點是文章將保護土地這一農業的命脈的各項措施論述得比較全面、準確、深入，土地問題是農業問題的命脈，保護好土地首先應實行最嚴格的保護耕地制度，文章對保護土地，實行最嚴格的保護耕地制度的相關問題闡述得比較全面系統。首先我們應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這是我們近年來很多重要文件中反復強調的，這是黨和國家的主要政策之一，要從嚴處理征地規模，大力盤活存量土地，保護好耕地不僅關系到是以農民的切身利益，也關系到國家的長遠發展，所以要將土地審批的各個環節從嚴控制，嚴格監督查處與土地問題相關的權力尋租行為。文章中的相關論述非常準確系統，能夠按照我國目前黨和政府相關政策準確論述。當然這篇文章不是考生在考場上的作答，是筆者在事后查閱了大量的相關文件和有關負責人的講話之后，根據考題縮寫，所以其文章對相關問題的論述也就相當的準確了，盡管我們在考場上未必能夠達到這樣的準確、系統的水準，但是這篇文章的論述部分還是值得大家學習、借鑒、參照的。這篇文章主要從三個方面對保護耕地進行了系統論述，其中第二個方面是加快對征地制度的建設，提高對失地農民的補償。文章非常深入地指出了對失地農民的補償過低，不僅會使地方政府征地成本過低，從而加快了耕地不合理占用，失地農民得不到合理補償，造成社會的不公正不和諧。同時用題目給定材料中的石家莊北郊村、西營村兩村失地補償不合理造成部分村民生活困難的實例加以說明，這樣的分析也是我們申論文章對策論述所提倡的。這篇文章的另一個值得我們一提的優點是文章的命題是命脈，這是考試題目所要求的，而這片習作沒有用大量的篇幅去論證為什么土地是農業生產和農民賴以生活的命脈，因為土地問題當然是三農問題中的首要問題，呵護好我們賴以生存的命脈，才能保護好農民的切身利益，保護好農業生產的可持續性，這一問題并不是一個在社會上達不成共識的問題，也就沒必要過分的論述了，但是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很多亂占土地的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才是這篇文章更應該進行闡述的，再有，文章既沒有夸大土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在命脈二字上過分的任意發揮，同時也強調了土地問題是關系到十億農民切身利益的命脈問題，關系到我們黨和政府的形象，關系到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關系到社會主義社會和諧社會歷史使命的完成，同樣把土地這一命脈問題上升到了相當的高度。而沒有用大量的渲染性的感情極濃的散文式的筆墨去描述命脈，命脈這個題目很容易搞成似散文非散文、似議論文非議論文的非申論文章。這是我們讀者應該注意的問題。

中國農民工問題淺析

中國農民工是一個超過2億人的龐大群體，也就是說目前全人類平均每30人中就有1名是中國農民工。有人講當今全球化進程中最具標志性意義的成果就是“中國制造”的產品贏得了世界市場，這其中當然離不開2億農民工的巨大貢獻。他們不僅在用日復一日的辛勤勞作改變著自己的生活，更是締造中國經濟奇跡最主要的生力軍之一。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一再強調要求，各地區要切實保障進城務工人員合法權益，認真解決他們在工資待遇、工作環境、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問題。

近年來，我國在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等方面取得了相當的進展。然而，由于農民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獨有的新生事物，而我國長期以來沿襲的城鄉二元化管理體系的改革相對滯后，造成了農民工合法權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問題依然嚴重存在。

維護好農民工權益直接關系到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關系到保持社會和諧穩定，關系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我們要站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充分認識解決好農民工問題的重要性、緊迫性和長期性，順應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客觀規律，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有序轉移。

首先，維護好廣大農民工的基本權益。建立工資支付監控制度和工資保證金制度，從根本上解決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問題。

令國人感動的“主席、總理親自為農民工討工錢”的相關新聞事件報道，一方面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廣大農民工的深切關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維護好廣大農民工的基本權益任務的艱巨性和迫切性。

各級勞動及相關部門應加大執法力度、健全長效機制，切實依法解決好工資偏低且拖欠現象嚴重、勞動時間長、安全條件差、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缺乏相應培訓等問題，依法做好保障農民工職業安全衛生權益、保護女工和未成年工權益、嚴格禁止使用童工等工作，維護好廣大農民工的基本權益。

第二，認真做好進城務工人員相應的配套服務工作，為他們進城務工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有利的條件。

我們應積極改變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還存在著的對農民工的公共管理和服務缺位、在公共財政預算安排上也沒有得到應有體現等問題，切實解決好農民工子女上學、生活居住、文化生活、春節探親、醫療保險等問題，為他們進城務工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有利的條件。

第三，積極探索解決不合理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縣域經濟，擴大農村富余勞動力就地轉移。

農民工問題是有著鮮明中國特色、時代特征的特殊問題，我們一方面應當抓緊解決當前農民工面臨的突出問題，另一方面，各地應從實際出發，逐步地、有條件地改革戶籍制度，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深層次問題。統籌城鄉發展，發展縣域經濟和鄉鎮企業，讓一部分農民就近轉移就業。改革和發展是解決前進中一切問題的根本途徑，也是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基本對策。

農民工問題事關國家現代化建設和改革發展穩定全局，我們應深入認識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重要性、迫切性、長期性和重大意義，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思想，進一步形成理解農民工、尊重農民工、善待農民工、關心農民工的良好氛圍。讓億萬農民工共享陽光，與億萬農民工分擔風雨。（源自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

“土地新政”要讓“失地農民”享有“長期福利”

——從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所想到的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民富則國家盛，農村穩則社會安。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三農”問題能否得到妥善解決對于我國的長遠發展意義重大，而“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焦點就是土地。在城市化的滾滾洪流之中，如何讓“失地農民”真正在城市中享有權利、得到福利是我們現實工作中的一大重點，也是一大難點。

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出“土地新政”，即《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2009年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若干意見》，其中主要的內容就是以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使農民獲得長期、穩定、豐厚的收益。

這一政策能否妥善實施直接關系到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甚至關系到我們民族的未來。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農民作為我國最大的社會群體，我國在大力發展經濟，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也必須保障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

首先，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和相應的管理規則、服務規范，建立健全長效監管機制，確保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實施過程中，必須做到依據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保障農民土地承包權益，尊重農民的土地流轉主體地位，以民主的方式確保農民能夠進行自主選擇。同時推廣轉讓合同的標準化，使租賃雙方都能夠得到切實的法律保障。

其次，針對不同地區的不同情況，要因地制宜、積極探索、創新形式。也就是說要根據不同的情況制定相應的政策，使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方式實現多樣化。例如重慶市石堰鎮麒麟村的以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資本入股，開辦股份公司；河南信陽和安徽鳳陽小崗村承包經營，實現規模化、集約化，增加農民收入；成都溫江的以土地承包經營權交換城鎮居民的身份和社會保障，等等。確保不會因政策的不適宜而導致農民利益反受損失。

再次，必須保證不改變土地的用途。人多地少是我國的基本國情之一，糧食安全能否得到保證直接關系到我國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我們必須建立長效監管機制，確保在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過程中，耕地面積得到充分保障，18億畝紅線不動搖。

促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使農民獲得長期、穩定、豐厚的收益這一“土地新政”在我們做到政策合理、監管到位的條件下，必然使得由此政策產生的“失地農民”獲得“長期福利”，從而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生活水平，保障農民切實利益，使我國邁向現代化的腳步加快。（源自正靈樊政公考名師團）

第二篇：申論三農問題精華版

三農問題

一、農民工問題

（一）進城務工人員存在權益受侵害的現象

1.一些地方在農民工務工就業的職業、工種等方面，設置了許多不合理限制。

2.企業用工和勞動管理很不規范。

3.勞動崗位極不穩定，報酬難以有效保證。

4.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得不到保障。

5.社會基本保險普遍缺失。

（二）進城務工人員權益受侵害的主要原因

1.許多人觀念上有錯誤，以農民來定位“進城務工人員”。

2.社會保障不完善。

（三）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對策

1.解決好雇傭者對進城務工人員隨意克扣工錢和拖欠工資等問題

2.提高進城務工人員的健康保障。

3.加強對進城務工人員的職業培訓，提高其技能和素質。

4.確立進城務工人員的工傷保險制度。

5.確立進城務工人員工資分配辦法。

6.幫助建立一個具體的進城務工人員組織。

二、拖欠民工工資問題

（一）民工工資問題的原因

1.一些地方不切實際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以及一些房地產項目資金來源不落實，是造成拖欠的重要原因。

2.部分開發商資金不足，盲目立項、開工。

3.施工企業墊資施工，導致總包單位無力墊資又要求分包單位墊資施工的惡性循環，進而造成民工工資的拖欠。

4.包工頭為了自身利益多賺利潤，故意拖欠。

5.包工頭不與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導致民工投訴時缺乏法律依據；另外，不按時發工資也是造成民工工資被拖欠的原因之一。

（二）解決民工工資拖欠的對策

1.充分認識解決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的重要性。

第一，是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對于維護人民利益，維護社會穩定大局，化解人民內部矛盾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保證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舉措。

第三，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的發展觀，制止“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的要求。

2.要采取有力措施，完善相關制度。

第一，應該建立一個認定拖欠民工工資的制度。國家應該制定統一的《民工拖欠工資管理條例》，而不是各地自搞一套。

第二，要建立民工任職的資質人定，以此遏制我國由于民工進城沒有管理造成的巨大浪費。

第三，要建立勞動合約的認定制度，通過第三者公證，在法院打官司的時候就具有法律效力。

3.要加強民工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的教育，增強其維權意識。

三、農民增收問題

“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農民收入問題。目前我國農民的收入狀況，總的來說出現了下降的趨勢。

（一）影響農民增收的相關因素

1.農產品成本高、價格低、限制了農民增收

2.農業經營結構不合理阻礙了農民增收。

3.農民負擔居高不下掣肘了農民增收。

4.非農崗位就業不足抑制了農民增收

（二）增加農民收入的對策分析

1.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是關鍵。

2.農業結構調整是必要條件。

3.發展勞務經濟，改革戶籍管理是必要途徑。

4.減輕農民負擔是保正。第五，政府加大投入是基礎。

四、農民就業問題

（一）大力推動農民就業創業工程，切實幫助農民轉變就業觀念，積極引導，培養良好的就業風氣。

（二）建立完善的技能培訓體系，抓好教育培訓工作，努力提高農民的技能素質。積極推薦就業。

（三）落實就業補貼政策，鼓勵企業使用本地群眾。

（四）建成標準統一、制度完善、功能齊全的一站式就業服務平臺，實現就業服務向農村延伸。

（五）適當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廢除城鄉二元化結構，讓農民能與城市人進行公平的就業競爭

五、發展現代農業對策

（一）整合農業資源，設立專項扶持資金，發展都市農業、建設農業園區，打造建設一批規模大、科技含量高、輻射帶動能力強的農業生態園；發展循環農業，特色農業。

（二）實現農業產業化、專業化、協作化、用高科技武裝農業的發展

（三）實現農村經濟市場化，把農業、農村、農民融入整個市場體系，提高農產品商品率，使農民變成從事企業化、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和勞動的現代農業的經營者和生產者。

（四）發展農業工業化，走低成本低污染低消耗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農業工業化道路。

五、農村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

（一）加大扶貧投入、發放扶貧貸款、減免辦學經費、用地收費返還等措施、增加欠發達的【造血】功能和自我發展能力

（二）幫助欠發達區發展集體經濟，同時適當增加工業和商業用地指標，為落后鎮村脫貧奔康提供一個發展平臺

六、農村改革問題

（一）創新農村基層政權體制，認真解決機構和人員臃腫問題，切實加強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

（二）建立土地流轉市場，促進土地有效利用。

（三）建立或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醫療保障、貧困生入學補貼、養老保險等

（四）完善農村信用社的治理結構和運行機制，設立多種所有制的社區金融機構，發展多形式、多渠道的農業保險。

（五）建立合理的征地補償和利益分享機制，合理提高補償標準，通過增加非農就業等間接補償和工業發展，等財力增加后建立反哺農業的長期補償，以達到長遠的保護農民利益。

（六）推進農村公共文化建設，豐富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農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

（七）引導農民抵制迷信、破除陋習，宣揚科學，倡導健康的文明的生活方式。

（八）加強農村法制建設，為農民群眾提供法律咨詢和法律服務，提高農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

（九）切實維護農民的民主權利，讓農民群眾享有相關法律法規機制的知情權、參與權、管理權和監督權。

（十）加強依法治村工作，嚴厲打擊黃賭毒，妥善處理好社會各種矛盾。

（十一）增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力、凝聚力和創造力，為新農村的建設提供堅強的組織保障。

（十二）將農村的教育、交通、能源、醫療、衛生、公共基礎設施等建設和發展水平納入政府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納入政府財政預算和干部考核指標中，使政府決策和政府行為真做到統籌農村發展當中。

（十三）轉移農村勞動力，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收益率，發揮以城帶鄉、建設新農村的戰略道路。

（十四）充分調動農民建設新農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努力提高自身生產力、文化等方面的素質

第三篇：申論-三農問題

啟動農村消費 拉動和擴大內需

中共中央、國務院的2009年一號文件再次鎖定“三農”，重申擴大國內需求，最大潛力在農村。這個文件不僅細化了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而且將擴內需、保增長的發展戰略之中的重要一環——挖掘農村內需潛力置于國計民生的全局之中。內需可細分為生產消費內需和生活消費內需。從生產消費內需市場看，我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欠賬太多，可操作項目不勝枚舉；對生活消費內需市場而言，目前，占全國總人口約2/3的農村，只消耗全國1/3的商品；農村日均人消費僅有5元多，相當于城市的1/6。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家電生產國和出口國，家電產品產能巨大。只要將家電下鄉活動推廣開來，就將拉動家電行業的生產速度增長，家電設備及服務市場需求每年將達到465億元以上，4年累計將拉動消費9200億元。

一、農村消費能力的制約因素

從根本上講，農民的消費能力是由他們的實際收入決定的。受農村目前條件等各種因素影響，農民的消費行為在很多時候都帶有投資性，尤其是預期的投入和購物(如生產資料、住宅整修、子女求學等）大都與維護和擴大再生產的需求有關。這種帶有投資性質的消費不屬于生活消費內需，很難實現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另外，種種不安全的消費因素對農村的消費干擾也令人發指：假種子、假化肥、假農藥的目標市場就盯在農村；問題奶粉、黑心棉被、劣質加工品等大多流向了農村；落后的信息、惑眾的謠言等也最容易在農村找到市場。凡此種種，使農民很難放心大膽地消費。

人們消費能力的培育周期就比較長，消費啟動也比較慢，再加上以上的諸多不利因素，啟動農村消費面臨的困難可想而知。但經濟發展的規律告訴我們，人們的消費需求一旦形成，就會對市場發出可預期的、比較持久和穩定的信號，這個信號正是市場機制實現資源配置的最重要基礎之一。因此，我們應該迎難而上，在啟動、擴大農村消費上下工夫、用氣力。

二、農村消費環境現狀

農村的消費環境建設，“十五”以來，我國農村的消費流通網絡建設發展很快但仍然滯后，而且單靠農民的力量很難把農村銷售鏈條和采購鏈條連通起來；近幾年，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進入發展最快時期，但農村卻仍處在起步階段。社會保障支出和政府轉移支付的滯后，強化了農民的儲蓄傾向，進而導致消費傾向下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使農戶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但規模小、組織化程度低的先天不足，使其駕馭生產要素和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非常脆弱。

三、拉動農村消費的途徑

啟動農村消費要走科學發展之路。從經濟發展戰略的總體要求看，它也是拉動經濟實行平穩較快發展的正確選擇。這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單單靠農村和農民是力所不能及的，只有在科學發展觀的統領下，依靠社會相關部門的共同協調努力，才能更好地向前推進。

首先，要把改善農村民生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真正把啟動農村消費的各項工作辦成使農民真正得實惠的農村民心工程。在這一過程中，堅決不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脫離實際的“政績工程”。這就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切實地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將每一項決策都建立在人民群眾的充分認可和高度擁護之上，切實提高決策和發展規劃的科學性，提高擴大內需、促進增長政策措施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其他帶動效應，加快辦成一些經濟社會發展急需、人民群眾期盼、有利科學發展的大事、實事、好事。尤其要注意用好用活中央的一系列惠農政策，進一步從多方面加大惠農力度，在“多予少取”上做好文章。這幾年，中央不斷加強“三農”工作，把促進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作為首要任務，在制度、政策和投入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這對于改善農村消費環境，減輕農民負擔，促進最終消費增長起到了不可否定的重要作用。但是，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當前解決農民增收的任務仍然很艱巨，其中最重要的是農民就業。解決這一問題要內外結合、多措并舉，既要挖掘農業內部的增收潛力，又要拓展農村二、三產業的就業增收空間，還要廣辟外出務工的轉移渠道，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和增收的機會。

二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深化各項改革，推進制度創新。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抓住時機推出更多有利于發展的改革措施，以深化改革消除制約社會需求的體制性、機制性障礙，努力在農村改革環節上取得突破，進一步放開搞活農村經濟，優化農村的外部環境，強化農村發展的制度保證。啟動農村消費最終離不開市場機制體制的作用，但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們目前的投資擴張主要表現為政府行為，這只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情況，不能因此就認為這是對市場經濟的否定、是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的否定。要看到在當前的情況下，走好啟動農村消費這盤棋，政府與市場各有其責，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與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都能從各自的優勢出發，在最有效的領域發揮作用。

三要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建設，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城鎮化進程與新農村建設。我國目前的城鄉社會事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差距明顯。城市日新月異，有的甚至超過發達國家；農村發展卻仍然處在比較艱難的起步階段。城鄉的各項差別，尤其消費差距十分顯著。當前改變這種狀況正當其時。增加農村各項建設投入，不僅能直接拉動相關產業發展，擴大農村勞動力就業機會，增加農民收入，而且還有40%的投入將轉化為消費，可謂一舉兩得。

要逐步破除造成城鄉分割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促進城鄉開放統一、生產要素有序流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鼓勵社會資金進入小城鎮與農村的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建設領域。引導更多企業進入小城鎮，努力使小城鎮成為城鄉配合的節點和農民走向城市的中轉站。同時，把改善基礎設施和村容村貌作為切入點，由點到面地整體推進新農村建設。

失根 · 尋根 · 生根

——繼承農村傳統文化 打造農村精神家園

如今，很多的農村人逐漸成為了迷茫的一代。就如一位來自農村的知識分子所說：“我已經無家可歸”。“失根”——鄉村文化的衰落已經成為當前農村人的普遍問題。繼承農村傳統文化就應該明白“失根”特征，找到“失根”影響，尋找“生根”之道，從而打造農村精神家園。

農村人的“根”是什么？直白一點講就是具有濃郁氣息的鄉村傳統文化。既有傳統的以民間節日、宗教儀式、戲曲為中心的地方文化生活，也包括曾經相當活躍的，與集體生產相伴隨的農村公共生活形式，更有農村日常生活形態和農村獨到的文化精神內涵。這是農村人曾經的精神支柱，是心靈家園。而如今，這些鄉村傳統文化在慢慢流失，成為了“作為文化——生命內涵的鄉村已經終結”這一根本性的憂慮。

“尋根”成為必然。對于年輕一代農村人來說，農村傳統文化的缺失，讓其無法對鄉村文化產生親合力、歸依感，然而，城市文化對他們又是那樣遙遠，這樣，他們生命存在的根基就極易發生動搖，成了在文化精神上無根的存在；對于農村來說，生態環境的惡化，家庭鄰里關系的淡漠和緊張，社會安全感的喪失，使鄉村生活已逐漸失去了自己獨到的文化精神內涵；農村人已經深入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如果這個群體文化以及精神發生了偏差，整個社會也會發生文化以及精神偏差，這是很危險的。

那如何才能真正“生根”？一方面以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為契機，重塑鄉村文化。政府要帶頭弘揚和保護農村傳統文化，傳統的節日要發揚廣大。尤其是在解決留守家庭子女和老人問題時要給予他們更多的關照。喚起村民對傳統風俗文化的記憶，豐富村民的業余生活，拉近村民之間的親密關系，營造良好的鄉間倫理氛圍，找回樸實的幸存文化。另一方面以改善和發展農村教育為抓手，沉淀鄉村文化。基層政府要加強農村的基礎教育，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扶持力度，提升農村教育水平。各級政府還要采取切實行動解決農民工子女求學問題，最大限度消除不公平待遇。要加大農村的公民教育，加強道德修養和文明意識的提高。幫助農村人擺脫“被利益化”的意識形態重回和睦淳樸的鄉村文化生活，使外來務工人員無論身處哪里都不會感到漂泊甚至愿意“落土生根”。

只有真正讓農村人找到失根緣由，尋找到屬于自己的傳統文化之根，才能不斷發揚農村傳統文化，重塑農村精神家園。

穩定農產品價格關乎國計民生

農產品是人類生存與發展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然而自2011年以來，“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等網絡流行熱門詞匯，卻向我們揭示了這樣一個問題：農產品價格正一路高歌猛進，成為推動CPI不斷增長的重要推手，引起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農產品價格，已經演變成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

穩定農產品價格，關乎群眾生活。胡錦濤同志教導我們：判斷我們工作好壞的根本標準，是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人民群眾答應不答應。農產品價格直接關系到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關系到每一個家庭的生活質量。當前，農產品價格的過快增長，直接導致人民群眾的購買能力顯著下降，生活壓力陡然增大，生活質量和水平受到嚴重影響，也引起了社會公眾的強烈關注。在某種程度上，能否穩定農產品價格，成為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工作好壞進行評判的重要標準，必然引起高度重視。

穩定農產品價格，關乎社會穩定。鄧小平同志說：穩定壓倒一切。社會是否穩定，取決于人心是否穩定；人心是否穩定，取決于人民是否幸福。當前，農產品價格的上漲，不僅影響到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更引起了社會各行各業的連鎖反應。它直接推動了人力成本的不斷攀高，增加了企業的人力資源成本，最終帶動了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產品和服務價格的不斷上升。在人民群眾收入增加幅度有限的情況下，生產生活和各項服務價格的不斷上升，必然造成人心不穩、牢騷滿腹，勢必影響社會安定團結。在這個意義上，穩定農產品價格，絕不單純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嚴肅的政治問題。

穩定農產品價格，關乎農業發展。農產品價格的過快增長，表面上看，有利于在短期內實現農民增收、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但從長遠來看，事實絕非如此。農產品價格過快增長，首先源于糧種、化肥、農機、運輸、銷售等各個環節成本的快速增加，對農民而言，一方面是農產品價格的過快增長，另外一方面卻是根深蒂固的菜賤傷農弊端，農民從中獲取的利益相當有限；而與此同時，農產品價格的過快增長，又進一步推動了農產品生產、流通和銷售等各個環節成本上漲，加重了農民的生產和生活負擔，進一步打擊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最終導致農產品陷入了“成本上升、農民增負、供給減少、成本上升”的怪圈，影響農業持續、健康發展。

陳云同志曾精辟地說：手中有糧，心里不慌。農產品價格，確實關乎國計民生。穩定農產品價格，必須堅持標本兼治。既要嚴厲打擊市場投機炒作現象，又要下大力氣調控農資價格、增加農業補貼、減少流通環節，鼓勵和調動農民從事農產品生產的積極性，才能不斷擴大供給、降低成本，使農產品價格早日實現軟著陸，為提高群眾生活水平、維護社會安定團結、促進農業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評解決我國農村農民問題的兩種思路

【背景資料】

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13億人中有9億是農民。雖然農民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但是他們卻是一個受關照最少、受歧視最多、受傷害最深、社會地位最低的弱勢群體。中國根本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實質是農民的出路問題。

一位外國學者指出：“鄉鎮自主權在各種自主權中是最難實現的，也是最容易受到侵犯的。為了進行有效的防御，鄉鎮政府必須全力發展自己。”我國鄉鎮體制改革的成敗和農民自由發展的程度，取決于國家宏觀制度的設計和創新。從國家宏觀層面上來說，要統籌城鄉發展，盡快改變城鄉二元結構，要普遍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另一位學者指出，農民工問題是中國的大問題。過去毛澤東講過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實際上今天農民問題仍是中國建設的根本問題。他認為，促進城市經濟發展、溝通城鄉貿易，都是農民工完成的，許多犯罪活動也是農民工干的，出現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就是農民工的權利沒有得到保障。

【作答要求】

給定資料羅列了解決我國農村農民問題的多種意見，其中反映了兩種不同思路。請你以“評解決我國農村農民問題的兩種思路”為題，寫一篇800~1000字的文章。要求：觀點明確，分析具體，條理清楚，語言流暢。

【參考范文】

評解決我國農村農民問題的兩種思路

長期以來，農村農民問題一直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老大難問題。由于農村的長期落后，農村自身的各種建設搞不上去，無數的農民至今仍然在物質貧困和精神貧困中掙扎。顯然，這一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社會全面發展的巨大阻力。在當今經濟市場化、社會法治化的形勢下，這一問題顯得更為突出、更為嚴重。它不但關系到農村、農民的前途和命運，更關系到整個國家的發展大計。

在解決我國農村農民問題上，有兩種思路：一種是實施勞務輸出戰略，使農村剩余勞動力盡可能在城市就業，增加農民收入，繁榮農村經濟，提高農民素質；另一種是著力于農村自身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諸方面的建設，使農村朝市場化、法治化和政治、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方向邁進，以改變當前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

第一種思路在目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面貌難以得到根本改變的狀況下，不失為一種可行的策略。由于種種原因，我國絕大部分農村基本還處于自然經濟狀態，大量的剩余勞動力無法在農村找到用武之地；而且，由于長期的落后，農村的各項事業很難完全靠自身的力量發展上去，農民的素質和能力難以在農村得到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實施勞務輸出戰略，一則能夠使農民收入在短期內有一個明顯的增長，從而為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最基本的資金保障；二則能夠使廣大農民在城市的廣闊天地施展自己的能力，并使自己的素質和能力在各種現代化生產和實踐中得到鍛煉、提高。這對于改變廣大務工者自身的地位和命運、發展和繁榮農村的社會經濟、推進農村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僅僅靠從外面“輸血”，是難以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的落后狀況的。所以，這一思路對于解決我國的農村農民問題來說，還是存在著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只能居于輔助性的地位。

第二種思路相對于第一種思路來說，則具有很大的優勢。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內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依據，事物的變化發展從根本上來說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我國農村的發展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涉及到整個農村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諸方面，其艱難性和復雜性是不言而喻的，是需要廣大農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一步一個腳印、扎扎實實地努力推進的。目前，我國農村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諸方面的發展狀況離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還很遠，需要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一點一滴、全面、積極、協調地推進。只有這樣，才能使廣大農村朝市場化、法治化和政治、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方向邁進，最終從根本上擺脫貧窮落后的局面，成為經濟、政治和文化協調發展，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齊頭并進的嶄新世界。但建設這一工程需要一個艱難、漫長的過程，決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所以，這種思路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尤其是在廣大農民渴望早日改變自身的處境、實現自身的價值、維護自己的尊嚴的情況下。

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兩種思路是互相補充、互相滲透、互相促進、相得益彰的，它們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統一體，統一于促進農村的發展和繁榮、實現城鄉一體化，最終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發展戰略之中。

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思考

用胡錦濤總書記的話說：“‘三農’問題始終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確定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項惠及廣大農民群眾的民心工程，是一項涉及方方面面的宏大浩瀚工程，是一項需要長期不懈奮斗的攻堅工程，因此在開局起步時就需要把握好它的切入點和著力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特別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要從農民群眾最關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見效的事情抓起，不斷讓農民群眾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

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量力而行、盡力而為，針對不同地區、不同情況、不同條件，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形成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做到不急于求成、不搞一刀切、不強迫命令，不包辦代替、不搞形式主義，特別要防止出現以各種名義增加農民負擔的現象。

第二，加強體制機制建設。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很重要的一項任務是要形成一套有效的體制機制。有了好的體制機制，不僅可以更好地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好地鞏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取得的成果。

第三，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

農村基層黨組織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的基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充分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廣大農村基層干部深處農村工作的第一線，風里來雨里去，任務繁重，工作辛苦，對他們政治上要嚴格要求，工作上要大力支持，生活上要熱情關心，滿腔熱情地幫助他們提高素質和解決實際困難，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第四，加強干部培訓和宣傳教育。

要有針對性地加強干部培訓，尤其要加強對縣、鄉鎮干部和村干部的培訓，使他們提高認識、堅定信心、明確思路，增強團結帶領農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本領。要深入宣傳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把政策原原本本交給農民群眾，使他們了解政策、掌握政策，共同7 為落實政策而努力。要積極引導農民群眾正確處理國家扶持和自身努力的關系，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用自己勤勞的雙手改變農村面貌、建設美好家園、創造幸福生活。

第五，加強調查研究。

要認真總結經驗，全面把握情況，不斷研究新問題、開拓新思路、探索新辦法。組織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加強對全局性、前瞻性、戰略性的重大課題的研究，及時、全面地認識和把握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情況新特點，以利于更好地指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各項工作。要注意研究國外在統籌城鄉發展方面的有益做法，并結合我國國情加以借鑒。構筑新農村建設的生態環境基礎

保護生態環境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要求，它體現了人們保護自然、利用自然、尊重自然，與自然協調發展的文明形態。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必須加強農村地區的環境規劃，加強環境管理，保護農村生態環境。近年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和支持關懷下，經過多年努力，我國農村環境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取得了積極進展。各地結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積極探索農村環境保護新路子，比如浙江實施了“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和“農村環境五整治一提高”工程；江蘇開展了以“六清六建”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四川等省實施了“戶集、村收、鎮運、縣處理”的農村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模式。此外，農村環境監管工作逐步展開，環境保護的組織管理體系逐漸向農村延伸，越來越多的村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農民成為直接受益者。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我國農村環境保護工作還遠遠不能滿足廣大農村群眾日益提高的改善生活環境的要求，不能適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當前我國農村面臨的突出環境問題主要有:農村地區飲水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農村居住區生活污染問題突出、工礦污染與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加劇、畜禽糞便和秸稈等生產廢棄物污染突出、農業面源污染危害加劇、土壤污染問題日益凸現、不合理的資源開發導致的生態破壞加劇、鄉村旅游污染逐步凸顯。

為此，在今后的農村環境保護工作中，一是要抓住擴大內需政策機遇，強化農村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推進農村污水和垃圾收集處理設施、飲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設施、規模化畜禽養殖場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逐步改變農村地區環境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的現狀，提高農村污染治理水平。二是要全面落實農村環保“以獎促治”政策措施。率先針對重點流域、區域和問題突出地區開展集中整治，著力解決危害農民群眾身體健康、威脅城鄉居民食品安全、影響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的突出環境問題，實行“以獎促治”，并真正把這項政策落到實處，讓農民得到實惠。三是要研究和完善有關土壤污染防治、畜禽養殖污染防治等農村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制度。按照地域特點，制定村鎮污水、垃圾處理及設施建設的政策、標準和規范。抓緊制定實施有利于農村環境保護的政策措施，逐步建立農村生活污水和垃圾處理的投入和運行機制。四是要按照區域生態環境整體特征，建立和完善城鄉環境監測體系，定期公布全國和區域農村環境狀況。加強農村飲用水水源地、自然保護區和基本農田等重點區域的環境監測。積極推動環保機構向縣以下延伸，加強人員培訓和能力建設，加大環境監督執法力度，嚴肅查處違法行為，逐步建立覆蓋城鄉的環境監察體系。

農村環境保護是一項長期、艱巨、復雜的工作，必須堅持不懈地努力才能看到成效。農村生態環境不僅對農民的生產生活意義重大，同時也事關我國的經濟健康快速的發展。無論是各級政府還是當地群眾都應從各個方面積極作為，使生態環境切實得到有效的保護。范文點評：

文章形式非常好，用關鍵詞“近年來”“與此同時”“為此”引出論點，一目了然地讓閱卷老師知道這段文字可能要說的內容。文章主題鮮明，以我國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為中心，深入分析了當前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取得的進步，以及仍待解決的部分問題，并提出了具體的解決措施。全文可分為五個部分，每個自然段為一個部分。第一段首先明確了農村生態環境建設的重要地位，為下文的完全展開作以鋪墊；第二段首先以積極的筆調肯定了近年來我國農村環保工作取得的積極進展，符合公考的基本思路；第三段就問題而論，指出了當前農村環境保護工作仍有待于提高完善，分析了農村面臨的突出環境問題所在；第四段緊承上文，順勢推出的相應的對策措施，包含了強化基礎設施建設、落實“以獎促治”、研究和完善相關法律制度、以及建立和完善城鄉環境監測體系四個方面的內容，對策具體全面，具有一定的見地；第五段最后明確了農村環境的重要意義，并提出了進一步的倡議。本文結構完整，層次清晰，結構布局合理，分析全面深刻，語言規范流暢。打造鄉村旅游亮點 促進農村經濟繁榮

鄉村旅游是旅游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發展潛力大、關聯度高、帶動力強、拉動內需明顯的特點。而今，發展鄉村旅游已經成為轉變農村經濟發展方式、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途徑。為推動農村經濟繁榮發展，我們應立足各地特色，著力打造鄉村旅游亮點，實施“以游助農”方略，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我國的鄉村旅游起源于上世紀80年代。截止目前，已建成的兩萬多個旅游景區（點），一半以上分布在廣大的農村地區。由國家旅游局倡導創建的“全國農業旅游示范點”達359家，遍布內地31個省區市，覆蓋了農業的各種業態。與此同時，在鄉村旅游的發展中也遇到過以下問題：一是認識不到位。部分地方政府的角色仍不到位，主導意識不強，重視程度不夠，投入有限，規范不力。二是規劃不合理。還有一些地區gkz6.net急于發展經濟，增加收入，對當地資源優勢及客源市場的分析不夠，僅憑熱情，一哄而上，盲目發展，缺乏合理的規劃設計。三是監管不夠。部分地區的旅游項目在審批上、后期的管理監督上都不到位，甚至存在無證經營的現象。四是設施較差。有的景區存在道路狹窄、坑凹不平、指示不明等問題。要想真正把鄉村旅游產業發展好，就必須使這些問題得以有效解決。

首先，要提高認識，加強投入。各級黨委和政府把鄉村旅游納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規劃之中，將其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快發展。要統籌規劃，加強協調，完善機制，依法管理，動員和組織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到鄉村旅游之中。各相關部門應把鄉村旅游作為其重點工作加以扶持，重點幫助解決鄉村旅游基礎設施薄弱、創業資金不足和從業人員素質較低等問題，消除鄉村旅游發展中的制約因素。

其次，要因地制宜，合理規劃。鄉村旅游的發展要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在有資源、有客源、有財源的地方先行發展。要選擇好發展的時機，防止盲目決策、盲目開發。要從規劃指導、信息服務、宣傳促銷、人才培訓等方面著手，加強對鄉村旅游發展的服務，在鄉村旅游產品開發、市場定位、突出特色等方面加以分類指導。但對鄉村旅游的發展不應設定指標，不設固定模式。

最后，要科學監督，成果共享。對新的旅游項目要嚴格審批，細致審查，在后續的管理中也要堅持常抓，保證各旅游項目的正規運營。此外，要讓發展鄉村旅游的成果惠及廣大農民。發展鄉村旅游的關鍵，是要使廣大農民得到實惠。因此，要將農民作為旅游開發的主體，增加農民就業機會，增加農民收入。要將鄉村旅游的發展與農村的精神文明提升相結合，提升農民的生活境界。

發展鄉村旅游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整體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具有獨特的產業功能、很強的關聯帶動作用和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因此，各級黨委和政府都應立足長遠，放眼大局，把鄉村旅游納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規劃之中，將其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快發展。

【范文點評】

文章側重對策分析，布局上采用了先分析，再提出對策的形式，即先分析了鄉村旅游中遇到過的一些問題，而后有針對性的提出了對應之策。

首段明確了鄉村旅游產業的獨特特點以及發展鄉村旅游的現實意義，立意高遠。第二段首先肯定了我國鄉村旅游取得的喜人成績，點明問題前先從亮處著墨，從成績優勢講起，為全文奠定了一個積極的基調。進而引出了在鄉村旅游的發展過程中所發現的問題，從而為對策的提出埋下了伏筆。對策部分包含了第三、四、五段，分別從提高認識、因地制宜及科學監督三個方面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三個方面的措施具體到位，與上文的問題準確對應，切實可行。文尾以倡議之言作結，達到首尾呼應、嚴密扣題的效果。

文章的結構完整，條理明晰，語言流暢。對我國鄉村旅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分析得全面深刻，對策具體可行，針對性較強。論證之中采用了例證法，如對我國鄉村旅游成績論述中的引證，使文章的內容得到充實的同時，也顯得更具說服力。

第四篇：教案：申論熱點專題：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

一、含義及其現狀

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從事行業、居住地域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但三者側重點不一，必須一體化地考慮以上三個問題。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三農問題獨立地描述是指廣大鄉村區域，只能以種植、養殖生產業為主，身份為農民的大部分國民的生存狀態的改善與產業發展以及社會進步問題。系統的描述是指21世紀的中國，歷史形成二元社會中，城市現代化，二、三產業的發展，城市居民的殷實，受制于農村的進步、農業的發展、農民的小康相對滯后的問題。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且不論質的提升，僅從量上考察，中國的重大經濟問題都依賴于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突破。三農問題實質是城市與農村發展不同步問題，結構不協調問題。

1、農業問題：

主要是農業產業化的問題。市場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根據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形態，農業的購銷體制不暢是農業不能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常常聽到農民兄弟抱怨種了東西賣不出去或賣得過于低廉，根子在沒有遵循市場規律。產供銷形成一條龍是農業在市場經濟中大有作為的一著好棋，黨和政府在創設“產―供―銷”鏈條的活動中起著關鍵作用。農業產業化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農業基本上屬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沒有形成規模經濟。加入世貿組織后，如何應對國外的集約型農業的挑戰？這將是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面臨的嚴峻問題。從現在看來，中國應在解放剩余勞動力的同時，通過加快農業機械化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拋棄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迎接入世挑戰。

2、農村問題：

突出表現的一個問題是戶籍制度改革。以往戶籍制度將城鄉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鄉之間經濟發展、文化水平的較大差異。這種戶籍制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已經受到理論界的一致質疑。各地興起的戶籍制度改革紛紛向這種不合理的制度開刀，希望能夠借此進一步解放農村剩余勞動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戶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勞動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導，形成的移民潮會給社會治安造成相當大的壓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驟需要控制，小城鎮是消解城鄉二元對立、改革戶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3、農民問題：

可以分為素質和減負兩個問題。農民素質問題，主要是指文化素質。據統計，截至2000年底中國義務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蓋率達到85％，在“普九”未能覆蓋人口中，農村人口占大多數。同時，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錯誤觀念指導下形成的便是“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的惡性循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果沒有一定文化素質的國民如何與強國競爭？因此，提高農民素質是富民強國的重要舉措。農民問題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是減負問題。黨中央國務院再三強調要減輕農民負擔，但個別地方“令不行禁不止”——農民負擔照原樣，引發農民抗交國稅和集體上訪等事件發生。農民負擔重直接影響農民收入的增加，農民負擔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夠，還有些地方政府部門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飯的人不少”。因此，減輕農民負擔首先應該考慮加大力度進行機構調整，減員增效，把農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4、解決“三農”問題的四個關鍵

一是要全面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堅持完善農村土地制度，依法維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和生產經營自主權。

二是要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科學利用水土光熱資源，依靠科技，突出特色，積極推進建設農業優勢產業帶和優勢特色產品基地，壯大支柱產業。

三是要全力以赴打好扶貧攻堅戰。

四是要加大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力度。增加農民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減少農民。要把勞務輸出作為調整農村經濟結構，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的重大戰略措施，增強農民外出務工的組織化程度，根據市場需求，有針對性地搞好農民外出務工應用技術和基本技能的培訓，擴大輸出規模，提高勞務輸出效益。

二、國家相關的政策法規

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 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2008—2020年）》；

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2009年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若干意見》。

六次中央一號文件都對三農問題有所關注： 09年：加大對農業的保護力度 08年：加強農業基礎建設 07年：加大三農投入力度 06年：推進社會主義農村建設 05年：支持農村基礎建設 04年：推進農業結構調整

三、可能會遇到的三農問題相關材料及應對措施

1、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十七大報告標準表述）

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必須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強農業基礎地位，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堅持把發展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作為首要任務，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健全農村市場和農業服務體系。加大支農惠農政策力度，嚴格保護耕地，增加農業投入，促進農業科技進步，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加強動植物疫病防控，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以促進農民增收為核心，發展鄉鎮企業，壯大縣域經濟，多渠道轉移農民就業。提高扶貧開發水平。深化農村綜合改革，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和創新，改革集體林權制度。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龍頭企業發展。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發揮億萬農民建設新農村的主體作用。

2、農業的脆弱

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中國農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沒有根本改變，收入增加緩慢，農藥、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等因素造成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下降。

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下降，對農業投入的減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較法則。當某些政策傾向和外部環境對農民的利益造成損害時，農民就會采用減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滿，由此導致糧食減產。

資源瓶頸是制約農業發展的一大障礙。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耕地仍然是發展農業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國有限的耕地卻每年以上百萬畝的速度急劇減少。中國的淡水資源嚴重不足，人均占有量僅及世界平均數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減少。

農業的資金投入嚴重不足。農民由于負擔沉重，收入增長緩慢，以及農地產權制度上的缺陷所引發的短期行為，沒有能力或不愿意向農地投資。現有金融體系根本不把農民作為服務對象，農民即使有合理信貸需求也融資無門。政府財政用于農業的公共投資占財政支出的比例越來越低，至使大量農用水利設施年久失修，農村公共用品供給嚴重不足。

人力資源是發展農業的主體要素。我國農村勞動力過剩，但從結構上看，有知識、有文化、掌握現代農業技術和市場流程的新型農民卻數量有限，極為稀缺。

市場競爭考驗著農業的今天和未來。市場經濟條件下，來自于需求的約束使得賣糧難、賣果難、賣豬難、增產不增收構成對農業的新困擾。農民既要面對國內市場的瘋狂競爭，也要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角逐。

分析：一要推進城市化進程，將大批農業人口轉移到城市，減少農民對有限土地的壓力；二要加大資金投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三要加強環境保護，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進一步加大；四要嚴格把關農田征用，保證守住全國耕地不少于18億畝這條紅線；五要加強對農民的教育與培訓，培養高素質的新型農民；六要實現農業產業結構轉型，提高市場競爭力；七要穩定糧食收購價，保證農民利益不受損害，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

3、農民的貧困

1997-2000年，農民收入增幅急劇下降，1996年為9%，1997年為6.4%，1998年為4.7%，1999年為3.3%，2000年為2.1%。1995年每畝農業純收入為376元，而2000年下降為161元。2001年以后增幅雖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6.8％增幅的好成績后，繼續保持難度很大。

農民增收問題的嚴重性在于，農民窮困既是農村經濟面臨的突出矛盾，也是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農業長期不增收，農民生產積極性受影響，農產品供求形勢就可能發生逆轉；農民收入和農村購買力上不去，不僅工業品的市場需求將受到制約，也會影響農民對農產品的消費支出，加劇農產品的賣難，令擴大內需方針難以真正落實；農民生活得不到持續改善，農村不穩定因素就會增加，危及社會安定；農民不能富裕起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現代化的目標就不可能最終實現。

農民收入的問題，主要表現在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缺少農民收入與社會收入同步增長的機制。二是農業生產方式不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農產品的質量不適應消費需求，農業效益偏低。三是農村經濟發展缺乏后勁，落后于國民經濟的增長；農村社會事業滯后于經濟發展，大大落后于城市；農村生態環境還有待于進一改善。

分析：農民為什么貧窮？除了歷史原因外，一是收入渠道比較窄，主要是種地和到城市打工；二是從二元化社會結構看，農民處于不平等的一極；三是忽視市場導致增產不增收。因此，應當給予農民國民待遇，取消對農民的歧視性限制，讓廣大農民有平等的就業機會；應當加大投入，積極引導，拓寬市場，轉變農業產業由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應當推廣先進農業技術，以科技帶動農業增產增收，切實增加農民收入。

4、農民的卑微

從理論和法律地位上講，農民是全體社會成員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構成部分。但是，農民的名義社會地位與實際社會地位相差甚遠，農民在社會結構中的實際地位處于最低層。

現行的剛性戶口管理制度對農民是極為不利的，把農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農民的遷徙自由和擇業自由受到了極大限制。在嚴格的戶口等級制中，農民處在寶塔式等級階梯的最低層。農民要想改變自己的戶口性質，幾乎是不可能的。

國有財產名義上是屬于全民的，農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員。可事實上，農民對國有財產沒有實際占有權和支配權，從國有財產的收益中分到的好處也很有限。國家在奠定工業化基礎的過程中，以價格剪刀差的形式從農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資金，農民為國家做出的真實貢獻長期被掩蓋了。農民在財產關系上的這種不平等地位，是其社會地位整體低下的重要根源。

中國農民是極易遭受外部攻擊和傷害的群體，農民的總體力量很單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來的傷害。對農民的傷害主要有：政策性傷害，如農業基建投資減少，取消或不兌現已公布的獎勵政策，某些產品國家訂購價格偏低等；交易性傷害，如收購農產品壓價，殘次農機具、假農藥、假化肥賣給農民，生產資料價格大幅度上漲，超出了農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傷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機構的少數干部，依仗權勢橫行鄉里，巧取豪奪，大吃大喝，亂搞攤派，嚴重侵害農民的合法權益。

分析：完成農民身份的戰略轉型，必須解決農民“國民待遇”問題，在義務教育、戶籍管理、遷徙自由、市場準入、勞動就業、公共用品使用等諸多領域，逐步取消對農民的歧視性限制，給予農民平等機會，切實保護農民的合法利益不受損害，在解放農民的路上邁出實質性步伐。

5、廢止農業稅

農業稅作為國家的重要稅種，為我國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農民作為納稅人，為此作出了巨大的歷史性貢獻。在“十一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起步之際，中央1號文件出臺了2006年在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業稅的政策，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作出了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定。這標志著在我國延續了2600年的農業稅從此退出歷史舞臺，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件大事，是統籌城鄉發展的一大舉措，是惠及億萬農民的一大德政，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全面取消農業稅，并不等于農民負擔問題完全解決了，農民負擔反彈的隱患依然存在，減輕農民負擔的長效機制尚未建立，深化農村綜合改革的任務仍很繁重。要加快推進以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和縣鄉財政體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綜合改革，努力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層行政管理體制和覆蓋城鄉的公共財政制度。要建立健全減輕農民負擔的長效機制，繼續做好農民負擔監督管理工作，嚴格執行有關制度和規定，切實把減負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

要適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堅持統籌城鄉發展的方略，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堅持“多予少取放活”，重點在“多予”上下功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國家財政支出、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和信貸投放，要按照存量適度調整、增量重點傾斜的原則，不斷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努力創新財政支農機制。讓公共財政的雨露更多地滋潤農業，讓公共財政的陽光更多地照耀農村，讓公共財政的支出更多地惠及農民。

分析：要深刻認識全面取消農業稅的重大歷史意義，全面推進農村綜合改革，繼續加強農民負擔監督管理，加快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努力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6、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

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勞動力市場的安全網，對保障勞動者的養老、就醫等至關重要。據統計，今年我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約為1.2億人，進城農民工約1億人，跨省就業的農民工約6000萬人。然而，在這個龐大的人群中，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僅為15%，醫療保險的平均參保率為10%左右。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目前仍與絕大多數農民工無緣。農民工參保率低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而參保的農民工紛紛退保現象，更加耐人尋味。

社保制度門檻高、轉移難，導致農民工權益難以保障，是目前農民工社會保障存在的兩個主要問題。我國目前的各項社會保障在計年限、繳費辦法和待遇享受等方面，都是依據正規就業情況而定的，對農民工這種流動性大、范圍廣、勞動關系不穩定、工作崗位不確定、工作時間長短不一的特殊人群，缺乏制度設計和保障。例如，山東農民到廣東打工，在廣東繳納的社保金，根本無法轉移到山東。我國養老和醫療等主要社會保險制度被分割在2000多個統籌單位，各統籌單位之間政策不統一，養老保險關系也無法轉移接續。此外，在農村社保制度與城市社保制度無法接軌的情況下，農民工在城市內繳納的社會保險，不能享受相應待遇。對于回到戶籍地就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的社保，農民工當然要退。

值得警惕的是，不少地方政府也歡迎農民工退保。政府通過行政力量讓農民工參保，讓地方社保基金更充足；而退保時，農民工并不能領回全部金額。有人統計，廣東省每名參保一年的農民工退保，就將向當地養老基金“貢獻”1348元。分析：讓農民工真正能老有所養，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針對我國農民工社會保障面臨的困難，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國家應建立適合不穩定就業農民工特點的過渡性養老保險制度。第二，為不穩定就業的農民工建立大病醫療保險。第三，建立由國家、集體、農民三方負擔的農村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實現農村社會保險與城鎮職工社會保險制度的接軌和社會保險關系的接續。第四，建立農民工應急救助機制。

7、推進“三化”

解決“三農”問題，其根本措施在于推進“三化”，即農業的“產業化”，農民的“非農化”，農村的“城鎮化”。

農業產業化經營之所以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業的弱質狀況，推動農業走上現代化之路，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農業產業化的龍頭企業具有開拓市場、引導生產、深化加工、提供服務等職能，它一頭連市場，一頭連著基地農戶，形成市場帶龍頭，龍頭帶基地、基地帶農戶的機制，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和生產的社會化水平，從而增強了農業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二是農業產業化的主導產業，實行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系列化加工、企業化管理，一方面可以吸引各種生產要素向高效益的主導產業和優勢產品流動和聚集，帶來結構效益。另一方面其農副產品主要產業的區域化、專業化的發展，可將小而分散的農業生產聚合成規模化經營，從而產生規模效益。

從現實看，阻礙農民增收和阻滯其擺脫弱勢地位的因素主要是有以下幾點：一是勞動力需求因素。我國不足1億公頃耕地只能提供5千萬個農戶的勞動生產，勞動力供大于求，僅依靠農業增加就業來提高農民收入，難度太大。二是農產品需求因素。目前我國近8億人生產農產品，共約5億人消費商品農產品，可見農產品需求市場多么狹小。需求拉力小，必然造成農產品商品率低，從而制約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必須推進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加速農民非農化進程，才能富裕農民；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

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看，當前我國最突出的矛盾是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最重要的結構調整是城鄉結構調整。近年來，我國國民經濟增長需求拉動乏力，與農村有效需求不足有很大關系。我國農村消費群體大，但消費支出少；需求潛力大，但購買力低；市場空間大，但市場容量小，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大力發展小城鎮，促進農村人口向小城鎮集中和向二、三產業轉移。小城鎮的二、三產業，不僅是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載體，也是改變農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擴大消費群體，擴展農村市場容量，擴大內需的有效途徑。

8、三農問題與城市化 黨中央提出貫徹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發展。城市（鎮）和農村是經濟社會的兩大組成部分，正確制定和實施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和政策措施，具有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第一、要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

農業生產對土地等自然資源的依賴性較強，在農業自然資源既定的條件下，農民越多，人均可支配的農業自然資源量越少，農民的收入也就越難以提高。只有大幅減少農民，農民收入才能增加。而減少農民的根本途徑就是進城，就是使大部分農民轉變為市民。第二、農民大規模進城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

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兩大推動力，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兩大標志。農民大規模進城，不會危及農業安全，同時可以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步伐。

第三、加快城市發展是統籌城鄉的基礎

首先，我國農村的不發展是因為城市的不發展。城市吸納農村人口、輻射帶動農村的能力還不夠強大。其次，在城市化加速時期農村要素向城市聚集具有合理性。可以加快社會生產力發展，減少現代化成本。再次，增加城市建設用地將提升我國土地集約利用水平。

第四、加強對農村的支援要調整方向

一是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支持力度。二是加強農業科技進步和農產品市場信息網絡建設。三是支持農村醫療事業，特別是公共衛生的發展。四是支持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五是支持農村公用基礎設施建設。六是支持開展農村小額信貸業務。

第五、給農民自主選擇權是統籌城鄉發展政策的基石

勞動力自由流動是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前提條件，限制農民進城與完善勞動力市場的要求不相容。取消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給農民以進城工作、居住、生活的自主權，讓農民與市民享有平等權利和平等機會，既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基石，也是社會的進步。

9、中央財政將繼續加大支持“三農”投入力度

近年來，國家財政把支持解決“三農”問題放在財政工作的首要位置，從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高度出發，堅持“多予、少取、放活”，不斷加大投入力度，調整支出結構，創新財政支農機制，有力地促進了現代農業發展、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增收。

財政部統計顯示，2007年，中央財政預算用于“三農”的資金3917億元，比上年增加520億元，增長15.3%，增量和增幅也均高于2006年。

為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穩定農民種糧收益，目前我國正在實施以“四補貼”為主要內容的農業補貼制度，即糧食直補、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以2007年為例，全國糧食直接補貼總額達151億元，農資綜合直補總額從2006年的120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276億元，良種補貼資金從2002年的1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55.7億元，農業機械購置補貼從2004年的7億元擴大到2007年的12億元。

為更好地減輕農民負擔，我國還實行“四取消”為主要內容的減免稅費政策，包括取消屠宰稅、牧業稅、除煙葉以外的農業特產稅和農業稅。此外，還取消了農村“三提五統”、農村教育集資等收費。與農村稅費改革前相比，農民減輕負擔1250億元，人均減負140元。

中央財政的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為農業豐收奠定基礎。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顯示，今年全國夏糧產量達到11534萬噸，增產146萬噸，增長1.3%。這是自1985年以來中國首次連續第四年夏糧豐收，也為全年糧食生產開了一個好局。

分析：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有利于進一步解決農業基礎薄弱和農村發展相對滯后的問題。事實證明，中央進行農業稅費改革，廢止農業稅，并對農民給予補貼的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在推動農業發展和增強糧食安全中發揮了很大作用，為農業豐收奠定基礎，同時也激發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奠定了很好的經濟基礎和政策基礎。

四、歷年真題涉及到三農問題的：

2009年中央國家機關錄用公務員申論考試《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2007年中央國家機關錄用公務員申論考試《維護土地作為農民生存、社會穩定、國家安全的命脈》；

2005年中央國家機關錄用公務員申論考試《做好扶貧工作，解決農村農民問題》； 2009年下半年重慶市錄用公務員申論考試：土地流轉問題； 2008年湖南省錄用公務員申論考試：農民工養老保險問題；

2006年12月四川省錄用公務員申論考試：農民工進城務工給城市發展帶來的好處和目前農民工存在的種種問題；

2006年4月吉林省錄用公務員申論考試：通過戶籍制度的歷史與現狀，直指戶籍制度的弊端，引出戶籍制度改革的問題；

2006年4月湖南省錄用公務員申論考試：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五：需要特別注意的三農問題及其解決方案 第一、農民工問題

（一）、進城務工人員存在權益受侵害的現象：

1、一些地方在農民工務工就業的職業、工種等方面，設置了許多不合理限制；

2、企業用工和勞動管理很不規范；

3、勞動崗位極不穩定，報酬難以有效保證；

4、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得不到保障；

5、社會基本保險普遍缺失。

（二）、進城務工人員權益受侵害的主要原因：

1、許多人觀念上有錯誤，以農民來定位“進城務工人員”；

2、社會保障不完善。

（三）、對策：

1、解決好雇傭者對進城務工人員隨意克扣工錢和拖欠工資等問題；

2、提高進城務工人員的健康保障；

3、加強對進城務工人員的職業培訓，提高其技能和素質；

4、確立進城務工人員的工傷保險制度；

5、確立進城務工人員工資分配辦法；

6、幫助建立一個具體的進城務工人員組織。

第二、拖欠民工工資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總理關注引出“清欠風暴”

2003年10月產24日傍晚，重慶市云陽縣龍泉村村民熊德明，回家后發現自家門前圍了一大堆人，然后。她見到一位她以前在電視上見過的大人物——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在猶豫了一會后，熊德明告訴總理，現在農民收入主要靠打工，但她愛人李建明有2000多元錢的工錢已拖欠了一年，影響娃兒們交學費。總理聽后表示：拖欠農民的錢一定要還。人群中立即響起熱烈的掌聲。當天夜里11時，熊德明和丈夫拿到了拖欠的2240元務工工資。

2003年月日《中國政法報》發表了題為《如果不是總理過問》一文，隨后，從中央到地方，全國掀起了一場“清欠風暴”。

拖欠民工工資的現象不僅在個體和私營企業村在，在某些國有企業也相當嚴重。

（二）、問題的原因：

專家分析，民工工資被拖欠的主要原因有五點：

1、一些地方不切實際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以及一些房地產項目資金來源不落實，是造成拖欠的重要原因。

2、部分開發商資金不足，盲目立項、開工；

3、施工企業墊資施工，導致總包單位無力墊資又要求分包單位墊資施工的惡性循環，進而造成民工工資的拖欠；

4、包工頭為了自身利益多賺利潤，故意拖欠；

5、包工頭不與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導致民工投訴時缺乏法律依據；另外，不按時發工資也是造成民工工資被拖欠的原因之一。

（三）、解決民工工資拖欠的對策：

首先，充分認識解決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的重要性。

（1）、是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對于維護人民利益，維護社會穩定大局，化解人民內部矛盾具有重要意義。

（2）、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保證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舉措。

（3）、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的發展觀，制止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的要求。

其次，要采取有力措施，完善相關制度。

（1）、應該建立一個認定拖欠民工工資的制度。國家應該制定統一的《民工拖欠工資管理條例》，而不是各地自搞一套；

（2）、要建立民工任職的資質人定，以此遏制我國由于民工進城沒有管理造成的巨大浪費；

（3）、要建立勞動合約的認定制度，通過第三者公證，在法院打官司的時候就具有法律效力；

再次，要加強民工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的教育，增強其維權意識。

第三、農民增收問題

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農民收入問題。目前我國農民的收入狀況，總的來說出現了下降的趨勢。

（一）、影響農民增收的相關因素

1、農產品成本高、價格低、限制了農民增收。

2.、農業經營結構不合理阻礙了農民增收。、農民負擔居高不下掣肘了農民增收。、非農崗位就業不足抑制了農民增收

（二）、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分析、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是關鍵。

2、農業結構調整是必要條件。

3、發展勞務經濟，改革戶籍管理是必要途徑。

4、減輕農民負擔是保正。

5、政府加大投入是基礎。第四、教育公平問題

第五、農村養老與醫療保障問題

第五篇：申論熱點：三農問題再解析

三農問題再解析

本文主要觀點：

1、在學者和官方眼中，存在著三種分別基于發展概念、穩定概念和權利概念的三農問題；

2、現有的三農解決方案，均表現為每一個具體措施面對數不清的具體困難，無法推行，因而必須尋求全盤解決的方案；

3、應該從捆綁起來的三農問題中剝離出農業和農村問題，農民問題才是三農問題的核心；

4、農村是中國的第三世界，農民問題相當于印度的種姓制度和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農民問題的實質是人權問題；

5、農民民權運動的目標不僅僅是改革戶口管制，而是要實現戶口背后和戶口之外的平等的權利和利益；

6、農民平權已經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并將有益于城市的發展和全體中國人的人權回歸。

一、學者和官方眼中不同的三農問題

近幾年來，三農問題受到了學界前所未有的廣泛關注。有學究式的探討、有實證性的研究、有情緒化的吶喊、也有政策性的建言。比較罕見的是，不論是站在農民立場上仗義執言的，還是站在當局立場上忠言極諫的，對三農問題的嚴重性、迫切性、危險性的認識，學者們表現出高度的一致。到上世紀末的最后幾年，即使是一直為農村政策和農業形勢唱頌歌的人，也加入了三農問題的大合唱。這與他們在政治體制問題、腐敗問題、國有資產問題上的巨大分歧是明顯不同的。

梁漱溟先生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農民的處境表示深切同情的學者。梁先生一句“農民處于九天之下”的大實話讓毛澤東勃然大怒，毛用極具侮辱性的語言當眾斥責這位毫無惡意的學者：“你以為你比楊貴妃還美？其實你比臭大便還要臭，你臭不可聞！”梁先生從此厄運連連，沒有救出農民，連自己也跌落到九天之下。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受此驚嚇，只好把表述農民問題的專利權交還給黨中央，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重新鼓起勇氣表達對農民和農村的同情。梁漱溟的時代，執政當局正陶醉于“八億農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的絕妙感受之中，梁面對一個把自己當作農民再生恩人的政黨，面對一個與“朕本農民”的朱元璋一樣自封為農民問題專家的中共領袖，即便梁先生宅心仁厚、忠誠無二，他卻忘記了“圣主之下絕無忠臣”的道理。朱元璋和朱棣的理論是：如果你是忠臣，莫非朕是昏君？所以，在太平盛世，正確的思想只能由領袖親自來發布，錯誤的政策也只能由領袖親自去糾正。

曾經備受摧殘的知識分子階層表現出遲到的正義和良知，對農民之窮、農村之苦、農業之險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討。溫鐵軍、秦暉、何清漣、黨國英、胡鞍鋼、張英紅、曹錦清、于建嶸等人對三農問題的研究深度，遠遠超過了當年的梁漱溟先生。不僅如此，以李昌平、桂曉琦、熊國劍、馬銀錄為代表的一些官員身份的準學者，也勇敢地站出來“向總理說實話”、“向農民道歉”，雖然最后一個個從官場上悲情出走，卻贏得全社會的由衷贊賞。但學者終究只能說說而已，憂其民也好、憂其君也好，理性分析也罷、警世危言也罷、泣血陳情也罷，無非盡一點匹夫之責。

誠然，三農問題絕非是學者們“發現”出來的。那些在信訪辦門前下跪的人、趕著黃牛進北京城找“青天大老爺”的人、被“雞頭”組織起來賣身致富的人、扛著鋤頭打砸鄉政府的人，其實他們一直在用另一種語言，向人們敘說同一個問題。他們不懂得“絕大多數與極少數”、“主流與支流”、“暫時陣痛與長遠利益”、“前途光明與道路曲折”的官方辯證法，他們也不懂得產權界定、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國民待遇的學術語言，然而，在中國，常識往往比學理還難得一聞，農民的故事并不亞于學者的宏論。

直到共和國的總理也用“橫征暴斂”、“民怨沸騰”、“官逼民反”來形容農村的狀況，并因為沒有增加農民收入的良策而“頭痛”的時候，三農問題終成鐵案，諱疾忌醫者們也很難再推翻總理的判斷。但是，盡管總理頭痛不止，也還是有口頭上承認但行動上不承認三農問題的人們。各省的高官要員雖然三個代表、執政為民照講不誤，但他們的行蹤卻永遠偏愛發達的異國他鄉和先進的沿海城市，很難走到代表落后生產力的窮鄉僻野去體驗三農情懷。那些親自執行“三鐵政策”（鐵面孔、鐵心腸、鐵手段）的幾千萬基層官員更遲遲不能認同三農問題，他們認定農民除了太懶、太笨、太刁以外并沒有其它的問題。豈止越級上訪的農民要抓要關，編印減負手冊、張貼國務院文件的人都能成為**分子。所以，實屬無奈的中央，只能頒布沒人情愿落實的“好政策”，“歪嘴和尚”們仍然執行“以惡法對刁民、用重典治亂世”的既定方針，因此農民的收入愈增愈少、負擔愈減愈重。

三農的論述已經是汗牛充棟，“三鐵政策”的執行者們并不需要本文來給他們提神醒腦。本文也實無必要再列舉已經盡人皆知、而且無人否認的中國農民收入幾許、人均負擔幾許、自殺比例幾許、基尼系數幾許、鄉村負債幾許、流動人口幾許、民工繳納進城費幾許等數據，也實無必要再列舉欠費農民如何被虐、上訪農民如何受難、離鄉農民如何受欺、無告農民如何反抗的實例。溫鐵軍、李昌平、馬銀錄的著述，足以讓有良知的國人感動到淚流滿面、憂慮到夜不能寐。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在我看來，朝野各方的認識中有政治層面、經濟層面、文化層面、社會層面的三農問題，主要表現為三種概念上的三農問題：一種是基于發展概念的三農問題，一種是基于穩定概念的三農問題，一種是基于權利概念的三農問題。如果說人們對三農問題存在與否已經形成共識的話，那么，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問題，要如何解決問題、解決到什么程度，則是大異其趣的。好在不管是關心全面小康的人，還是擔心農民反抗的人，還是主張憲法權利的人，終于有機會走到一起來了。

二、現有解決方案概述

農村是中國共產黨武裝革命的發祥之地，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發源之地；農民曾經是革命戰爭的主力軍，又是社會主義政權的“次領導階級”；農業一直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從來都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我們曾言之鑿鑿地聲稱農民和農業生產力被“解放”過“兩次”，那么，為什么還會有三農問題？為什么被兩次“解放”的農民和農業總是趕不上已經被“推翻”的官僚資本主義和一直被窮追猛打的貪官污吏，為什么被遺忘與被拋棄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總是他們這一群？

曾幾何時，中共中央固定地以每年“一號文件”的形式象征性地表達對農村政策的重視，也暗示了解決農村問題是中共的強項和優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獲得巨大成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一”，國人志得意滿之態，仿佛還在昨天。難道三農問題是剛剛冒出來的所謂“發展中的新問題”？

幾年來，三農問題的藥方已經開出一大堆。對開藥方的御醫和江湖朗中來說，需得三思：藥方是否有效？此其一思；藥鋪里可配得齊藥、買藥的可出得起價？此其二思；即便是濟世良方，當局者可愿采用？此其三思。

李昌平甚至設想如果我是“欽差”將如何如何，大有經世濟國之志、懷才不遇之慨，恐怕正如他在向總理上書時自喻的，顯得“政治上不太成熟”。學者們成熟不了多少，也是熱面孔經常往冷屁股上貼。而幸虧有這些不成熟的言論，否則三農問題將萬劫不復。非官方學者和民間的方案能否進入官方的視野，能否影響到高層決策的思路？大概學者們必須學會講那種官方能夠聽得懂的語言，亦即“講政治”的語言，方有參知政事、行走軍機、言聽計從之效，然而，那些學會了“講政治”的學者，當他們擺弄出“高舉、落實、全面貫徹”、“加強、深化、積極推進”的時候，我們只怕又聽不懂他們成熟到和尚念經般的玄妙策論了。

我們見識過許多出自朝野多方的藥方：增收，到哪去增？減負，誰去減負？裁機構，人往哪安？費改稅，誰補窟窿？結構調整，啟動資金安在？國民待遇，農民冒充老外？農不養政，幾套班子誰養？村民自治，有何實質意義？發展小城鎮，誰來投資建設？向農民還債，九億人的債還得起嗎？廢戶口制度，城市可愿承受？農民社保，保險基金何來？從經濟的視角、從人口與資源的視角、從財政的視角、從城鄉關系的視角，三農問題到底還是個死結。一方面要依*基層官員去安撫農民，一方面又想堵截基層干部的糧米外快；既要給農村以利益，又不想讓城市受拖累；一句“中央財政有難處”，足以讓開藥方的人萬丈豪情立刻煙消云散；一句“下面干部兩頭受氣”，更讓你皇帝反不得貪官也不能反。

如果我們設定這樣的前提：中央和省級財政不打算掏大把鈔票，城市強勢群體不打算為三農買單（而且還想繼續從民工身上揩油），*農村“吃飯財政”養活的大部分官員不打算另找飯碗，最要緊的，如果政治體制不打算徹底改革，農民仍然不能成為平等的公民，國家與農戶的關系、農村政權的組成方式和運作方式沒有徹底的改變，那么，所有的藥方，到了農民農村農業那里，都會水土不服。現時的許多辦法如稅費改革或村官民選，據學界考證，早已有唐朝版本、明朝版本和清朝版本，足證托爾斯泰所謂“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了。至于土地承包和所謂雙層經營體制，不管如何繼續完善，其功用似乎已經發揮到了極限。

把思路局限在諸如土地產權、高效農業、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科技興農、公司加農戶、鄉鎮企業、撤鄉并鎮、機構調整、稅費改革、村民選舉等等這些具體方案上，結果總會讓人失望，所有的方案都缺乏可行性和推廣價值。每一個具體措施都會遇到數不清的具體困難，困難之大，足以讓任何措施無功而返，或是上下不同心，或是官民難協調，或是財政要崩潰，或是制度不配套。舉例言之：一個處于國家強權嚴密包圍圈中的村委會，對農村大政方針毫無發言權，根本不可能與黨權政權形成半點分權制衡之勢，即便是真正民主選舉出來的，又何來村民自治？一個負債累累、不盤剝農民不足以維持生存的鄉鎮政府，怎么可能指望它去推行減負政策？一群連基本生活也顧不上、簡單再生產尚且要*打工收入來幫助維持的農民，他們拿什么資金去引進農業科技、發展規模農業？

李昌平和于建嶸關于“替農民說話”和“讓農民自己說話”的區別，實無實質意義。有良知的學者和官員，未必說不出農民想說而未說的心里話，親近農民的官產商學愈多則愈好；另一方面，農民自己說的話，怕也只能在那一畝三分地上有點回音，即便他們用腳投票、用拳頭說話了，只怕又被人誤讀，終不成還得有學者和官員們去翻譯。替農民求情哀告也罷、農民自己說話造反也罷，只是手段而已，其本身自然都還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可行方案。

就現狀而論現狀，就三農而論三農，東鱗西爪、小打小鬧、零打碎敲、步步為營的解決方案，必然一步也走不出去。即便走出去了，不見得就不進一而退二。郭飛熊提出，“對于如此嚴重的、全局性的農村危機，需要一攬子解決計劃，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達大本大源。”這幾句話，實在精辟之至，本人高度認同“一步到位”、“一攬子解決”的全盤解決方案，竊以為沒有這種大徹大悟、大智大勇，便完全沒有三農問題解決的可能。三、三農問題必須剝離開來

鄧小平曾經有兩個預言，其一是：共產黨如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黨內；其二是：中國如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農村。對于第一個預言，本人沒有資格去談它。看這第二個預言，自然，鄧小平所關心的“問題”并非我們所謂的三農問題，而是三農問題惡性發展以后的政治后果。

秦暉教授發出“什么農民？什么問題？”的智者之問，讓人耳目一新，“農民問題是中國問題，中國問題是農民問題”的高論更引導我們放眼歷史的視野、國際的視野來觀照三農問題。找到三農問題的癥結、認清三農問題的性質，才能開出解決問題的藥方。

在我看來，所謂“三農問題”是一個捆綁起來的問題，并不適合于籠統論之。中國的國有企業也有很多問題，效益低下大面積虧損、大批職工下崗失業、工人貧困化和社會保障不到位，但是我們并沒有把國有企業的問題、國企職員的問題和國企人員社區社群的問題合起來稱為“三國問題”；同樣，如果采煤業出問題，不會有“三煤問題”，鋼鐵業出問題，不會有“三鋼問題”，銀行業要是出了問題，更不會有“三銀問題”。

中國有按血統劃分的農民，但沒有世襲罔替的煤民鋼民；有分散隔絕的農村，但沒有人為隔離的煤民社區鋼民社區；有被層層疊疊的國家強權嚴密管制、只抽血不輸血的農業，但其它產業要么自由多一些、要么照顧多一些。這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一個特點。

如果說“三農問題”被捆綁著提出來有其合理性，但要解決它，卻再也不能在三個被捆綁在一起的問題中間兜圈子，那是完全沒出路的。試圖通過農業的結構調整、產業化發展和科教興農來振興農業，從而改善農村的落后狀況和改變農民的命運是天方夜譚。即使中國的農業創造出不可能的人間奇跡，但是很明顯，占總人口70%的國民是不可能通過給另外30%的人生產糧食和果菜來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農業是農業，農民是農民，農業振興不一定農民“解放”，反之也是一樣，農民的“解放”也不必與農業的振興扯到一塊。農村問題與另外的“二農問題”的關系亦復如此，毋庸贅述。

如果我們僅僅用經濟學的眼光看待農業，可以說農業確實有問題，但我以為其問題的性質并不比鋼鐵業或銀行業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甚至可以肯定農業比銀行業的情況要好得多，所不同的只在于中國的制度和政策。之所以農業的問題呈現出一種特別的面貌，只是因為我們把農業不是當作一個產業來管理，我們用國家的強權構筑了一道道對三農的包圍圈。

農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特殊在土地有限、小規模分散經營因而不經濟、特殊在*天吃飯、剩余很少因而不能抗御自然風險、特殊在價格彈性低因而增產不增收，特殊在其他大多數國家必須給予農業以大量補貼。而中國對農業生產資料（種子農藥化肥等）的壟斷使農民喪失討價還價權，對農產品尤其是大宗農產品流通渠道的壟斷使農民喪失市場交易權，對農業產出的過度盤剝使農民喪失擴大再生產能力，這些并非農業之特殊，而是中國之特殊。在三農的外圍，有一道類似于邱吉爾所稱的“鐵幕”，以便控制鐵幕內部的一切，以使農民只能種地，而產前產后的事由國家包辦。而構建這個鐵幕，據說是因為民以食為天、農業關系國計民生、要確保糧食安全，所以國家必須把主動權抓在政府手上。

但是，把農業這個產業看得太特殊是沒有什么道理的，把進口糧食看得比進口石油要嚴重十倍更無道理，畢竟現在的世界是一個互通有無的世界，農業的全球化也并不一定就比工業和信息產業的全球化更可怕。說農業關系到中國的國計民生，難道能源、交通、外貿不也都關系到中國的國計民生？而且這句話對所有國家都一樣，卻不至于引發其它國家的三農問題。美國人布朗先生“誰來養活中國”的提問是帶著偏見的，這一問自然可以推及誰來養活日本、養活臺灣、養活新加坡，國家大小并不是中國糧食安全的關鍵，大的中國不也是由一小塊一小塊日本那樣大的地方組成的嗎？何以見得小一點的國家就不必民以食為天？因為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所以就必須是一個農業大國或農民大國的說法是荒謬的。

中國的農業大概比中國的金融業要樂觀得多，也至少不會比國有工商業更讓人擔憂。我們這樣來設想，如果國企也有一半以上的人員剩余必須由企業自己包養，政府也對國企職工開征人頭稅和三提五統，也要求國企下崗失業人員辦理三證、收取再就業費和非國企增容費，也控制國企的外圍領域，那么，國有工商業十之八九趕不上農業。如果政府把農業當作一個普通的產業，以農業占GDP的比例之小，不值得讓人們耿耿于懷，但前提是，不可指望用解決農業問題為突破口來解決全部的三農問題。

不是說農業沒問題，而在于農業的問題并不來自于農業本身。把農業問題從三農問題中剝離出去，有利于我們抵達大本大源。至于農村的問題，作為行政單位的縣、鄉、村，當然有很多問題，在農村教育、環境保護、社區公共服務、農村社會保障方面，官員食民祿而不為民辦事，就是最大的問題。中緬邊境的小學生因學費的差距都跑到貧窮得多的緬甸“留學”去了，還不值得我們深思嗎？但若談到什么基層組織軟弱渙散了、政權根基動搖了，卻不是真正的問題，只是收苛捐雜派不順利者們的抱怨。至于另一種意義上的農村，即作為自然聚落形態的農村和文化風俗意義上的農村，比之城市，也談不上有什么太大的問題。所以，我們也需要將農村問題從三農問題中剝離出去。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那么，農民問題是個什么問題？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我們已經和尚念經般地念了十多年，因為政府對“增收”提不出行政解決的方案，目前的政策多圍繞“減負”這個主題。看起來，“減負”的難題正在考驗當局的政治智慧和對農民的誠意。三令五申也罷、發放負擔卡和減負手冊也罷、費改稅也罷，效果都不甚理想。問題的癥結在于，農民過重的負擔是如何形成的？是村官鄉官貪污了，那不是減負，而應該首先反腐敗；是搞政績工程糟蹋了，那也不是減負，而應該先搞政治改革；如果主要是用于開工資、日常辦公開支和農村義務教育，那更不是減負，而是要首先解決基層政府的財政撥款和義務教育的經費來源問題，不然，就得按農民的意愿而不是按政府的意愿去裁撤農民不需要的機構。費改稅以后，如果貪污照舊、政績工程照舊、縣鄉鎮財政狀況照舊、義務教育經費來源照舊，羊毛還得出在羊身上，減負終不過是一句空話。四、三農問題的實質是人權問題

必須把三農問題剝離開來，并且絕不能僅僅用經濟的眼光找答案，這樣我們才能找到三農問題的實質。三農問題中核心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主要是人權問題。在我看來，這應該是三農問題的實質。

毛澤東用“三個世界”的理論來表述他的國際觀，作一個簡單的類比，在中國內部，也存在著“三個世界”：大城市是第一世界，那里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經濟和科技資源，左右中國命運的精英人物在那里聚集、從全國搜集的大量的財富也在那里聚集，中小城市是第二世界，廣大農村則是第三世界。作為中國之第三世界的農村基本上受“類殖民統治”，政治上無權、經濟上弱勢、文化上落后，其對城市的功用被定位為提供原材料和供應廉價勞動力。各個世界之間壁壘森嚴，“國籍”以血統主義為主。這個第三世界與前兩個世界的關系，除了按后者有定價權的原則建立起產品交換關系以外，基本處于隔絕狀態，投資移民和智力移民的門檻很高，“綠卡”價值不菲，勞務輸出中完全背離WTO的國民待遇原則。

大洋彼岸的美國和加拿大曾實施排華法案，與中國國內的戶籍管理條例極其相似。比如加拿大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向華人征收人頭稅，對其他地區移民卻沒有這項稅目，這相當于中國農民的稅費現狀，而中國的市民或城市企業都是按收入為計稅依據而不是按人口數目為計稅依據的。加拿大當局長期不允許華人居住在中國的配偶及子女加入加拿大籍，二戰后才予以廢除，這些不人道的做法難道在中國國內的戶口條例中不是仍然堂而皇之地寫著嗎？

在社會主義中國，農民不是一種職業，甚至也不單是一種身份。職業可以改變，身份也可以調換，煉鋼的可以去挖煤，教書的可以去經商，律師也可以去考公務員，國家本無權去干涉這樣的改變和調換，憑什么對“農民”搞雙重標準？我看對中國的“農民”這兩個字的含義，要做出恰當的理解，最可比照的是印度的“低種姓”，或者是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的“黑種族”。

印度的種姓代表社會地位，是世襲的，也與職業身份掛鉤。婆羅門是僧侶和貴族，剎帝利是武士，吠舍是農民和工商業者，首陀羅是無技術的體力勞動者，還有一種人不可在大路上行走、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入廟朝拜，稱為“不可接觸者”或“*民”。在印度，高種姓的人不屑于從事低種姓的固有職業，正如中國的城里人不屑于做農人一樣，低種姓的人從事高種姓的職業會受到強烈的排斥、必須付出更高的代價。但印度的種姓制度并不象中國的戶口管制一樣，它不是*國家發布一紙“種姓登記管理條例”之類的東西來維護的，印度人民的苦難與印度教中的毒素有關。

在南非種族隔離時期，黑人社會與白人社會相互隔絕。普通黑人只能從事農業、手工業，以及到白人的金礦做苦力。黑人的身份自然是世襲罔替的、就寫在臉上，這比中國的“農民”還糟。白人政府在管理黑人進入城市時用一套“通行證”制度，在各地實施的有“居住許可證”、“月度通行證”、“尋職通行證”、“遷移通行證”等，這與中國“農民”進城所用的暫住證、務工證、未婚證或計劃生育證相似。警察抓住無證的黑人可以收容、強迫勞動和遣送。1960年在紐約百老匯上演一臺反映黑人通行證制度的南非戲劇，演了五個月場場爆滿，當美國觀眾聽到劇中人說“一個黑人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煩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們的皮膚就是麻煩！”時，人們不禁對萬惡的通行證制度加以無情的譴責。我很想把這句臺詞改為“一個農民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煩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們的出身就是麻煩！”

然而，印度人可以將種姓制度歸咎于宗教，南非可以將種族隔離制度歸咎于白人種族主義，而我們中國卻一直在搞“工農聯盟”、“向貧下中農學習”，“農民”確實不應該是一個低等的“種族”。況且所有的中國人上溯三四代，他們的祖先全都來自于“農民”這一“種族”。

我很不愿意把農民問題與印度的種姓制度和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相比，作為中國人，這讓我感到羞恥。但想要說明白中國的“農民”是一類什么地位的人群，實無更恰當的比照對象。中國不僅有“農民工”，還有“農民企業家”、“農民商人”，何曾聽說過“鋼民企業家”或“煤民商人”？在中國，農民根本就不是指“農業生產者”或“農業經營者”，他的確是指那些依血統而成立的農民（除非成為城市的投資移民或智力移民）。用國家的力量來維持這樣一套隔離制度，不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罪惡的、萬惡的！將來的中國人必然會象譴責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一樣地譴責中國的農民隔離制度。

五、農民問題的解決

既然我們分析了農民問題的性質，實際上也就指出了其解決的辦法，農民問題的解決需要一場農民民權運動。既然三農問題的形成應該歸咎于農民隔離制度，那么，只能無條件地解除隔離，讓農民成為自由和平等的中國人。這應該沒有任何妥協的余地，也不能夠從經濟學或財政學上尋找拖延解決的理由。正如南非不能夠因為黑皮膚的人口太多而擔心白人社會容納不了就必須種族隔離一樣，我們也不能夠因為政府的困難或城市的困難而隔離任何中國人，哪怕他只是一個農民的后代。中央財政和省一級財政花多少錢去開奧運、辦世博，興建多少愛國主義工程，給后人留下多少“優質資產”，在我看來，實在比不上把錢花在廢除農民隔離制度上更意義深遠、更公正、更正義。這是比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更加偉大、更加深刻的社會變革，但它不應該比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更困難。南非的白人曾經恐懼過黑人將涌入他們的城市樂土、增加他們的就業壓力，但這絕不能構成剝奪別人同等權利的理由。

石家莊、寧波等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嘗試改革戶口制度，讓農民有合法的投資移民、遷居移民、就業移民的通道。這比建設小城鎮那種空中樓閣式的方案要現實得多，勞動力跟著資本走，而不可能讓資本到莫須有的小城鎮去尋找勞動力。這是有限地解除隔離的一項措施，它更應該在全國范圍內無條件地實施（任何入籍收費都是無理的、歧視性的）。完全徹底地改革戶口管理制度，也還遠遠不夠，戶口背后和戶口之外的那些權利和利益才應該是農民真正的目標。各類企業、各色人等按同樣的稅則納稅，各地的學生按同樣的分數線考大學，所有中國人都享有從政、務工、經商、務農的同等機會和平等權利，有同樣標準的福利保障。這樣一個改革目標，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任何困難都不應該成為否決這一目標的前提，任何推搪、敷衍都是歷史性的錯誤。

誠然，城市的教育、就業、交通、環保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壓力無疑會增大，但我們不應該把農民先天地想象成“盲流”。農民可以而且能夠按市場的法則做出他們的選擇，當城市沒有可供自由選擇的職業時，“農民”不至于會執著到為了一紙已經與農村戶口完全相等的城市戶口而放棄故鄉的一切。因為他們和城里人一旦有了一樣的自由，無論在鄉村和在城市都是同樣權利的中國人，有一樣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沒有回到農村和下一次入城的制度障礙，從事何種職業、居住在什么地方，只取決于自身的勞動技能、教育背景和市場選擇，他們為什么要去破壞城市的穩定呢？

中國的國情是人口多、耕地少，隔離制度所起的作用只是加劇了這種狀況。農民反感計劃生育、農民重男輕女，其實這主要是家庭農業的特點，因為獨生女兒出嫁就意味著農戶經濟后繼無人，意味著家庭經濟事實上的破產，農村計劃生育的困難正在于此。所以農村人口的增長速度超過城市、農村兩性比例失調正是城鄉隔離的后果。長期實行城鄉隔離，人口與資源的矛盾還會加劇，三農問題必將進一步惡化并使解決的難度與日俱增。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剛剛實施戶口管制的時候，城市是缺少自由市場經濟的，自然沒有自由地調節勞動人口的能力，不可能按市場的功能吸納農民中的剩余。九十年代以后，市場化的經濟改革為廢除農民隔離制度創造了基礎條件，市場經濟的發展已經使農民隔離制度松動。不幸的是，政府在這個松動過程中又實行了錯誤的政策。政府面對三資和私營企業對農村廉價勞動力的需求，面對城市市民主動放棄粗活、臟活、累活、低收入活所造成的空缺，雖然不再用行政命令對農民進城加以限制，卻改用收費、盤剝的辦法來表達歧視，人為地干涉城鄉居民平等競爭的勞務市場的形成和發展。隔離會造成痛苦，歧視將播種仇恨，政府如不改弦更張，勢必為未來的社會沖突埋下禍根。目前的中國正處于城市人口老齡化、市民職業白領化的發展進程之中，城鄉已有融合和勞動力互補的需求，農民自由入城不僅是農民的需要，也已經成為城市發展的需要。如果政府以市場力量為主并引導得當，應該可以再創造出更多的勞動與資本融合、城市與鄉村融合的需求。

把農民進城想象成一場災難，這是一種“種族”偏見。不能忽視的是，當今中國的經濟增長，國企、私營和外資已三足鼎立，而私營和外資企業中，農民出身的工人是主體。在廣東，農民工維持了珠三角的繁榮，同時還維持了他們故鄉的農村政府的稅費收入。把三億左右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僅僅當作負擔，這是一種弱智和短視的觀點。英國人、葡萄牙人可以讓中國的農民把漁村建成香港和澳門，江浙的農村移民可以造出一個大上海，中國的農民自然也可以擴大若干個城市、再造若干個城市。將過多的人口從太少的土地中解放出來，用市場的力量重新將勞動力資源洗牌，讓民間的資本、外來的資本與城鄉勞動力自由組合、優化配置，如果人口和資本都有是自由的話，浙江龍港那樣的農民城市將會更多地被創造出來。浙江的龍港是完全由農民創建的城市，可以設想，農民的勞動力和精英們的資產和智識在自由的市場制度下相結合，是可以再造一批深圳、東莞和順德的。

應該指出，農民的權利缺失并不僅僅體現在戶口簿中。戶口作為記錄公民出身地或居住地的證明，本是無可厚非的。體現在戶口簿中的權利也還遠不是城鄉人民權利的主要部分，中國人還有很多權利是寫在黨證、官證、資產證上的。

我們的愿望是，中國的農民得到一張無差別的戶口簿的時候，戶口將僅僅成為“戶口”而不是一張“權利等級證書”。所以，關鍵的問題絕不是戶口簿上面取不取消“農業戶口”或“非農業戶口”這幾個字，而在于戶口簿上的任何一個字都與人的權利的多寡、身份的高低不相干。如果我們用改革的辦法實現了人民的真正平權，不再因血統、因居住地、因職業的不同而按不同的稅則納稅和按不同的名目繳費、按不同的就業制度和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生活，如果出身于鄉村居住于鄉村的公民不僅可以成為工人商人和普通公務員，也可以成為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當主席退休時體面地回到他的農場舊居去，誰會在乎他戶口簿上寫著什么居住地和什么血統呢？ 從廣泛的意義上講，農民的身份革命作為一場人權運動，要完成它，必然伴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的重大改革，那么它所解放的就不僅僅是農民自身，而必將導致全體中國人的人權回歸。以此而言，廢除農民隔離制度、推進農民人權運動，是值得學者們大講特講、大書特書的。

新當選的十六屆中共中央于2002年12月底和2003年1月初分別召開了以農村工作為主題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將農村工作作為黨的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胡書記、溫常委、曾常委上任之初即深入農村，訪貧問苦、關懷弱勢，這是值得我們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