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F境下農民人權法律保障機制的完善 20080616

和諧語境下農民人權法律保障機制的完善

劉 安 華

（湖南文理學院法學院湖南常德415000）*

摘要：農民是我國最大的社會群體，尊重和保護農民人權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法治是農

民人權的根本保障。加強農民人權保障，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離不開法治的推動。應當通過

完善農民人權代表和表達機制、農民人權立法保障機制、農民人權司法保障機制、農民人權

行政保障機制來強化農民人權的保障。

關鍵詞：農民人權；和諧社會；法律保障

□ 中圖分類號D920

On Perfecting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of Peasants′Human Righ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armony

和諧社會是尊重和保護人權的社會。近年來，我國農民人權及其保障問題受到了社會各

界的廣泛關注，農民人權的保障程度在整體水平上得到了提高。但是,和諧社會所要求的公

平、公正和平等對待在農民身上尚未得到完全體現，農民應該享有的人權諸如勞動保護權、選舉權、受教育權、社會保障權、自由遷徙權等，要么被忽視，要么沒有與別的階層一樣被

法律進行同等保護。我國農民人權保障之所以存在不足，其主要根源是法治的缺失。加強農

民人權保障，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離不開法治的推動。法律自身具有的規范性、明確性、利

導性、國家強制力的保證性等特性,決定了它能比道德、政策等其他社會規范在某種程度上

更具有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社會發展，有效地實現調控現代社會關系的優勢和價值。法治在構建和諧社會與保護農民人權中將起到至關重要和無可替代的作用。從國外的經驗看，不少

發達國家和地區在應對“三農”問題上，都有比較健全的“三農”立法和嚴格執法司法，注

重法治治農手段，促進和保障了“三農”良性發展。因此，在我國和諧社會建設中，必須完

善農民人權法律保障機制。

一、完善農民利益代表和表達機制

一個國家和社會,其成員組成都是多層次、多階層的，每一層次或階層的社會成員往往

有著共同的利益追求。為了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最好的辦法就是這一階層的社

會成員組織起來，以組織的形式同國家和社會發生各種聯系。其組織形式越完善,組織力量

越強大，其利益保護就越有效。在當今社會，一個社會群體有沒有自己的公民組織，會顯現

出巨大的利益差別。在現代社會，對弱勢群體保護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建立自己的利益代表

與表達組織，例如美國農民有農民協會、農民聯盟和農場局三大團體，日本則有全世界最大的全日農協聯盟，臺灣有被聯合國和東南亞不少國家奉為楷模的臺灣農會。這些組織都向其

成員提供經濟、教育服務。但是它們最主要的功能是謀求有利的立法，通過與立法人員的聯

系來謀求符合自己意愿的立法。在立法上對農村利益集團的損害,最終會導致對整個社會的損害。農民要維護自己的利益，關鍵在于利益表達。在我國，代表工人、婦女、青年人的法

定組織分別有工會、婦聯和共青團。此外，尚有各種各樣的社團和協會。這些群眾組織能在作者簡介：劉安華（1967—），男，湖南邵東人，講師，法學碩士，研究方向為法理學。

基金項目：本文為湖南省教育廳一般課題“和諧社會建構中的農民權利及其法律保障問題研究”的成果。

課題號07C46

2一定程度上保護該社會成員的利益。中國農民缺少自己的代言機構，自我保護能力弱，農民既無法保障自己的權利，也無法影響國家的政策和行動。由于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與表達組織，農民沒有城鎮居民所具有的那些參政、議政的機會與場合，政治權利被邊緣化。農民缺少參與政治的渠道和具體形式，導致農民參政能力弱化，農民基本上是現實政治的被動接受者，而不是積極參與者，在政治決策上也就順理成章地被忽視，農民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權益逐漸失落，面對現代政治國家中不法權力的侵害，農民難以抗衡，權利不斷受到傷害。

外國經驗值得借鑒，我們可以嘗試建立以農民自治為主體的鄉村農民組織制度，著手組織農會或其他社會中間組織，形成農民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農會組織在性質上應當同城市中的婦聯、工會等群眾組織一樣，擁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并發揮出促進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的積極作用。通過這類農民利益代表與表達組織，反映農民的要求與心聲，加強與政府的溝通和對話，用制度方式消解社會矛盾，避免釀成農民與政府的大規模沖突，從而使農民在權利保護方面獲得更多的支持和力量。

二、完善農民人權保護立法保障機制

要真正地實現人權保護，立法是前提，人權沒有變成可執行的法律，人權保護只能一句空洞的口號。“法是善和正義的藝術”。[1]必須從立法層面上以公平、正義的理念去完善農民人權保護的法律體系，為構建和諧社會打下堅實的基礎。

首先，要完善農民人權的憲法保障。憲法歷來被稱為人權保障書，人權的實現和保障離不開憲法和憲政制度。賦予農民以真正的憲法關懷,是保障農民人權的終極選擇。遷徙自由是現代國家公民權利的重要內容。1998年我國政府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就明確規定了遷徙自由的權利。現在世界各國普遍賦予公民居住和遷徙自由權,全世界只有中國、朝鮮和貝寧三個國家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要給予農民“國民待遇”，使農民工享受同等的勞動權益和就業機會，使農村和城市居民同等享有義務教育、土地、選舉、遷徙、社會保障等國民權利。中國應順應歷史潮流,改變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格局，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步伐，盡快與國際通行做法接軌，以批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為契機,將公民的“遷徙自由權”納入憲法修正案，為公民的遷徙自由提供憲法依據。同時建立相應的法律保障機制。嚴格按照遷徙自由原則設立戶籍制度，取消對戶口遷徙進行行政審批，要將戶口行政審批制度改為遷徙登記制度，使“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只具有統計意義，從根本上改變人口遷移方式，形成國家立法規范、社會經濟調控、個人自主選擇的遷徙調控新格局，將居住和遷徙權納入到公民意思自治的范圍。同時通過司法審查的方式推動制度的變遷。作為人權保障的憲法，在內容上應該突出對農民這一社會群體的特殊保護。尤其是在平等權方面，更應當明確加以規定，以改變目前農民平等權欠缺的狀況。國際人權公約關于平等保護、禁止歧視的內容詳細而明確，我們在憲法中應加以借鑒吸收，把平等權詳細闡明于憲法之中，在法律上還農民以真正平等的權利。

其次，要完善農民人權的具體法律保障。我國的立法結構按從高到低的層次分別為：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規章以下規范性文件。低層次的法律規范如果與高層次的相抵觸，就不具有法律效力。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因此，法律無論何時都需遵守最高規范，與憲法相抵觸者必須被確認為無效。在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新世紀，我們的立法部門絕不應再制定出類似1958年戶口登記條例之類削減公民權利的法律來。被制定出來的法律，應該是積極落實公民的憲法權利，至少不能克減公民的憲法權利。完善農民人權的具體法律保障要求立法要以農民人權為本位，切實保護農民人權。保護農民權利的立法應包括農民經濟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內容。對于涉及農民基本權利的重要問題必須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規定。要盡快填補農民人權立法空白, 提高立法層次，不斷修改、完善現有的法律法規。當前要加

強涉及農村基層政權組織建設、農業問題、土地問題、承包經營問題、土地流失問題、鄉鎮企業問題、農民社會保障和社會保險問題等方面有關農民人權保護內容的立法，應明確地賦予農民以土地權利為核心的財產權利，賦予其平等的社會地位與平等的社會權利，盡快形成一個保障廣大農民在政治上實行民主自治管理，在經濟上實行獨立自主生產經營，在生活上達到穩定有序、安居樂業的法律體系。

三、完善農民人權司法保障機制

有權利必有救濟，否則權利不過就是一句空話。當權利的侵害切實發生時，一種強大有力、健全完整的救濟機制將是必然的選擇。所以，給農民的權利以制度保障尤為關鍵。憲法作為公民權利的保障書，如果憲法權利沒有得到具體法律的落實，司法機關又不適用憲法條文作為判決依據，權利保障無疑便成為一紙空文。憲法的根本性和最高權威不應只體現在它自身所作的宣告上，而更應體現在它是公民權利保護的根本手段和公民權利救濟的最后措施上，體現在它可以作為審判機關維護正義的最后依據上。由于我國憲法缺乏現實約束力，當公民或單位的憲法權利受到侵害時，無法依據憲法提起違憲訴訟，請求國家機關對自己的憲法權利作出保護。這種狀況說明，目前我國憲法缺乏一個切實有效的憲法訴訟制度。因此，建立一個真正有效的憲法訴訟制度成為必要。憲法訴訟制度建立后，當農民的憲法權利遭受侵害時，就可以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尋求司法救濟。

完善農民人權司法保障機制需要確保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維護農民人權的制度保障底線。公正是司法的生命。一旦司法公正受到懷疑,社會公正便蕩然無存了。英國思想家培根指出：“一次不公的判斷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2]司法公正,既包括實體公正，又包括程序公正。要尊重司法規律,以解決制約司法公正和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為重點推進農村司法體制改革。強化農村基層司法機關建設，切實推進執法規范化, 同時采取措施緩解農村基層司法機關人員、經費緊張狀態,真正將農村基層司法機關建設作為整個司法系統建設的重中之重。實行司法公開特別是審判公開，接受社會監督，提高審判活動的透明度；盡力解決好爭議比較大、農民群眾上訪的案件，以減少農村不和諧的社會因素等。

完善農民人權司法保障機制需要建立健全農民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機制的本質是保障人權，實現社會公平。我們要建設的和諧社會，應該使全體人民共享社會進步的成果，如經濟資源以外的其他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其中包括法律服務資源的分配。當前，農民不僅在經濟成果的分享方面處于弱勢地位，在包括法律服務資源在內的其他社會資源的分享方面同樣處于弱勢地位。要建立健全農民法律援助制度，保障農民人權，實現社會公平。建立健全農民法律援助制度，首先必須完善現有法律援助機構，加強其對農民法律援助的職能。現有的專職法律援助機構和其他社會團體提供的法律援助應主動給農民以更多的關注，即變被動服務為積極主動服務。其次要建立專門面向農民的法律援助機構—農民法律援助中心。農民法律援助中心的主要職能是面向全體農民，為他們提供法律咨詢、代擬法律文書、非訴訟調解、提供法律性指導意見等法律援助，并為經濟貧困的農民進行免費刑事辯護和刑事代理、民事訴訟及行政訴訟代理。

完善農民人權司法保障機制還必須建立健全農民司法救助制度。獲得法律援助只是貧困農民能用法律來維護自己權益的第一步，這還遠遠不夠。進入訴訟程序后，高昂的訴訟費用也往往使很多農民不得不放棄打官司，所以還需要審判機關司法救助制度來幫助貧困農民。要在現行司法救助制度的范圍中增加關于農民司法救助的規定，對所有涉及農民根本利益的訴訟采取減、緩、免交訴訟費的救助措施，明確規定農民得到司法救助的條件，能讓確實貧困的農民得到司法救助的實惠。加大對司法救助制度的宣傳，特別是偏遠農村，一定要通過多種手段讓農民知曉司法救助制度。法院應進一步健全完善相關司法救助制度規定，要注意

加強與法律援助的銜接、配合，加強與法援機構的聯系溝通，對已經接受法律援助的當事人應在形式審查后直接給予司法救助，不必雙重審查。各級政府要加大對法院的經費支持力度，確保法院不因減免訴訟費而影響獲得各項經費的數量。要把法院的司法救助費用列入財政預算，確保法院辦公經費。同時要積極開展農村普法教育，增強農民法律意識。只有提高廣大農民的綜合法律素質，增強他們的法律意識才是保障農民人權的最根本因素。

四、完善農民人權的行政保障機制

政府是社會秩序、社會和諧和社會公正的守護者。政府行政權力涉及經濟、政治、文化和其他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依法行政能否以公平正義為價值尺度，調整社會關系，平衡社會利益，整合社會資源，維護社會秩序，達到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直接關系到構建和諧社會的成敗。構建和諧社會的消極因素主要自政府公共權力在農村的非理性運作。在構建農村社會和諧的過程中，農民人權能否得到保障，取決于政府公共權力是否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使。必須使政府的公共權力在法律的范圍內行使，強化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的職責，為農村、農業和農民提供一個公平的博弈平臺。

當前我國實行的是一種“壓力型”政治管理體制,農民在這種體制下缺少權利。這種“壓力型體制”將政府確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硬指標層層分解下達給各級政府,并把指標的完成情況作為考核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處在行政體制末端的鄉鎮政府,為完成各項行政任務,不可避免地會憑借行政權力,利用行政手段，把這種壓力傳遞給每一個村莊,落實到每個農民身上,使農村始終處于壓力型體制的控制之中,排除了農民分享經濟政治社會權利的任何可能性。[3]要改革當前的“壓力型”政治管理體制，確立政府權力的邊界,將地方政府的職能界定在為農民的自主發展權提供制度性保障,為農民財產權利提供法律保護，搞好農業發展規劃,推進農村社會保障,協調和解決農村的利益矛盾或沖突等的范圍內,為農民自主自立發展提供廣闊的制度空間。

在和諧社會建設中，必須改革政府對農民的治理理念和體制，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權,保障農民平等主體地位。建設法治政府，就是要求行政機關自覺運用體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管理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和社會事務，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誠實守信、權責統一的要求，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侵權要賠償。法治政府的具體目標是建設守法政府、廉價政府、誠信政府、透明政府和責任政府。[4]守法政府是法治政府的首要目標。在法治社會，善意不等于合法。執政為民,體現了目標的正當性，但其實現還必須謀求手段和程序的合法性。政府守法，要求政府機關及其公務員必須養成尊重法律、崇尚法律的觀念和習慣。政府守法，要求政府堅持無法律即無行政和法無明文禁止即公民自由的法治原則。政府機關只能基于憲法和法律所賦予的權力并在其范圍內實施行政管理，對憲法和法律沒有賦予的權力不得自行創制、行使或規制公眾的行為。法無明文禁止即公民自由,是一個基本的人權原則。它意味著只要法律沒有明文禁止，公民就可以自由地作為或不作為,不受政府機關的任意干涉。法治政府還要求政府是厲行節約、降低行政成本的廉價政府、誠實守信的政府、陽光下的透明政府和權責統一可問責的責任政府。建設法治政府，以法律約束公共權力，可以有效地防止行政權對農民人權的侵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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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秀東.農民負擔與農民權利的關聯思考[J].中州學刊,2003(1)：35

[4] 葉必豐.法治政府的建設目標[N].光明日報,200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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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淺析網絡直播平臺下直播帶貨法律規制的完善建議

淺析網絡直播平臺下直播帶貨法律規制的完善建議

一、網絡直播平臺下直播帶貨行為概述

當下，關于直播帶貨行為的定義，雖無統一說法，但是主旨意思相同。直播帶貨行為是指在網絡直播平臺下，網絡主播所實施的對商品性能、質量、款式等進行近距離品展示、咨詢回復、導購等的一種新型商品銷售模式。直播帶貨是一種新媒體電商形式，它具有以下特點：首先，它結合了線上線下銷售模式的優點，實現了線下銷售與顧客實時交談，線上銷售顧客流量大的優勢。其次，直播帶貨銷售的商品優惠力度大，與在線銷售平臺如淘寶、京東相比，直播帶貨突出的一大特點為商品的優惠力度大，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在商品的價格方面，直播帶貨銷售的商品價格優惠力度會比較大，商家通常會發放大量的優惠券，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欲望。第二，直播帶貨這種模式下，購買商品的同時常常會附帶優惠贈品。最后，主播帶貨節約了消費者的時間成本。在直播平臺下，主播會就某一特定商品進行展示，而不同于線上商鋪如淘寶店鋪等的讓消費者在廣泛的商品范圍中進行選擇。主播在直播銷售中充當的角色不同，其法律地位也有所不同。通常，直播帶貨銷售模式具有以下幾種類型：第一，主播是帶貨主播的同時，又兼具商家的角色。如網鋪店主為自家商品進行直播銷售，其行為受到《電子商務法》《廣告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約束。第二，經營者的員工基于職務行為而實施的直播帶貨。這種情況在電子商務平臺如淘寶、京東等較為常見。帶貨主播基于職務行為而進行直播銷售，此種模式下，通常利用的不是主播的影響力，對于此類主播法律地位的界定為職工，根據相關法律的規定，其所實施的職務行為所產生的法律后果應由其雇主承擔。第三，主播和商家簽訂委托合同，通過直播講解推薦商品，采用由商家支付一定的報酬或者是從銷售額中抽取一定的比例作為報酬的結算方式。這種行為模式是目前最普遍的。在此種行為模式下，商家一般是看重主播的影響力而委托其推銷商品，帶貨主播利用自己已經形成的影響力對商品做出推薦。如李佳琦帶貨等。

二、網絡直播平臺下直播帶貨法律規制的缺陷

（一）法律責任主體辨識困境

對于各方主體法律地位的界定是準確適用法律以及消費者正確維權的前提。但是我國目前對于法律責任主體的確定尚不明確，在適用法律上存在“法律適用競合”等問題，導致司法領域適用法律混亂、消費者難以找到對應責任主體等窘境的產生。首先，在第三種模式中，即主播代銷模式，主播的身份和銷售者發生分離，主播接受銷售者的委托，以其個人名義在直播平臺上對商品進行推銷售賣。這是直播帶貨最常見的形式。在此種模式下，存在爭議的是主播是否屬于廣告代言人?持肯定論的學者認為，根據我國《廣告法》第二條，廣告代言人在廣告中以自己的名義對商品或者服務做推薦。而帶貨主播大多都擁有一定范圍的影響力，通過和商家簽訂委托合同從而為商品做出推銷售賣服務，對商品進行宣傳和介紹，刺激消費者購買欲望。故此應將直播人員的法律地位定義為廣告代言人。持否定論的學者認為，廣告代言人是以自己的形象擴大商品的宣傳效應，目的是提高商品的交易量，其所獲得的報酬與商品銷售額無關。雖然主播也是以自己的形象擴大商品的宣傳效應，但是主播會直接參與到商品的交易之中，其所獲得的報酬大多與最終的商品銷售額有關。故此，不宜將主播認定為廣告代言人。在常規的直播帶貨模式中，雖然商品銷售者和主播身份分離，但是在適用法律的層面，由于主體的法律屬性不明，對于責任主體不知道是適用《廣告法》還是《電子商務法》等進行規制。主體責任不明確，這也是當下直播電商銷售模式中所暴露出來的法律責任主體辨識困境。其次，在第一種模式中，即商家直播模式。銷售者和帶貨主播屬于同一主體。在此種情況下，主體的身份產生了競合。對于銷售者而言，當下我們主要是適用《電子商務法》《產品質量法》等進行規制，承擔的責任范圍較大。單純針對主播而言，如將主播界定為廣告代言人，根據《廣告法》第五十六條的規定，廣告代言人只有在涉及消費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服務或者主觀上存在惡意的情況下才可能同廣告主承擔連帶責任，其所承擔的責任范圍較小。最后，第二種模式中，即員工直播模式。經營者在直播平臺注冊，委托其員工在平臺上宣傳推薦商品。此種模式常見于淘寶、京東等電商平臺。由于員工通常并非利用自身的人氣影響及個人身份推銷商品，只是基于職務要求，在直播間對商品展開推銷，因此一般應視其行為是職務行為，主播行為按照其與銷售者之間簽訂的勞動合同規制即可。這種模式在實踐中的法律適用問題不大，因此不做過多闡述。

（二）準入門檻過低，導致大量主體涌入

我國目前直播帶貨行業的現狀是，各大直播平臺的主播帶貨準入門檻過低，導致大量主體涌入，弊端是直播銷售的產品質量參差不齊，出現了假貨、劣貨的售賣現象等。當下我國直播電商領域對于帶貨主播的準入資格都有所要求，但是在準入資格的限定上都有所寬松。本文分別以淘寶和抖音兩大行業巨頭為例，展開論述。首先，在淘寶平臺上，淘寶店鋪入駐直播需符合基礎營銷規則和綜合競爭力的要求，會從店鋪的綜合數據進行校驗，包括不限于店鋪品牌影響力、店鋪dsr（賣家服務評級系統）動態評分、退款糾紛率、店鋪違規等數據。并且對于以上準入標準是系統自動進行校驗。其次，對于諸如抖音類短視頻平臺的直播帶貨準入資格則更為簡單，主要是以流量作為準入標準。只要滿足以下條件，就可以實施直播帶貨：進行實名認證，繳納保證金500元，以及個人主頁視頻數大于等于10條和賬號粉絲量大于等于1000。通過以上對直播平臺準入條件的列舉，我們可以看到各大平臺對于主播帶貨的準入資格都關注于主播本身的條件，粉絲流量作為其準入資格的關鍵衡量指標，但忽視了對主播進行宣傳的商品本身質量的關注。并且，對于各主播而言，達到額定的粉絲數據并不困難。準入門檻過低，導致直播帶貨行業水平參差不齊，無法提高銷售者對于直播售賣商品的信任度，消費者權益侵害率增高，對于該行業的發展無疑造成了阻礙。

（三）消費者維權困難現象突出

首先，通過調查表明，37.3%的消費者在直播購物中遇到過消費問題，其中有23.7%的消費者遇到問題并沒有投訴。對未投訴原因進一步調查發現，消費者覺得投訴處理流程復雜或時間成本過大，占比達18.1%。認為“投訴也沒有什么用”占比16.8%。可以看出，在直播帶貨的場景下，消費者的權益并未得到有效保護。其次，直播帶貨具有傳統電子商務的弊端，即無法真實直觀地感受商品。不同在于，主播對于購買貨物的煽動性更強，消費者產生沖動消費的欲望更加強烈。沖動消費的同時，通常不會考慮到售后問題，缺乏對原始交易數據、交易過程相關信息證據的保留，導致在維權的過程中，產生“舉證不能”的窘境。同時，在直播帶貨中，通過上文的分析，主播的身份具有綜合性特征，導致在適用法律規制時消費者無法準確找到有關的責任主體進行維權。這無疑為消費者維權增加了一道門檻。

三、網絡直播平臺下直播帶貨法律規制的完善建議

（一）規范責任主體的法律地位界定

在當下尚未出臺專門的法律規定直播電商主體的法律地位屬性的情況下，我們需要明確各方主體的法律地位，從而保證法律適用的準確性。根據行為內容不同，對于直播帶貨主體的行為，我們可以分為廣告行為和銷售行為，前者主要是適用《廣告法》進行規制，后者主要根據《電子商務法》等進行規制。按照行為分類的不同，主體所具備的法律身份也有所不同。第一，在廣告行為中。首先，主播接受商家的委托進行產品宣傳銷售，那么帶貨主播是否應界定為廣告代言人?這需要分情況予以討論。一是上文所說的第二種模式，即商家和主播之間是職務關系。主播并非是利用個人名義對商品進行推銷，而是基于職務行為對商品進行介紹；消費者對于商品進行購買的原因通常是基于對店鋪的信任以及對商品的喜愛，主播個人形象或名義在消費者對于商品的選擇上影響極小，此時主播的法律地位類似于線下的商品導購員。二是主播以個人名義進行直播帶貨。在直播銷售的過程中，主播利用其在網絡社群中的影響力和信賴度，為他人推薦宣傳商品或服務，在推銷商品的過程中，會用個人語言魅力對產品進行美化，消費者通常是基于帶貨主播對商品或服務的推薦而進行的購買。此時主播的法律地位應屬于廣告代言人。此外，如果對于商品的整個宣傳內容都是由主播設計，那么此時帶貨主播還身兼廣告經營者的地位。其次在商家和帶貨主播為同一主體的情況下，那么其角色不只是廣告代言人，還包括廣告主。其所應承擔的責任范圍也將有所擴大，還應承擔廣告主的義務。第二，在銷售行為中。爭議焦點在于直播平臺是否為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對此問題，我們需要分直播平臺的屬性進行討論。首先，當直播平臺為專門的電子商務平臺時，如淘寶、天貓等，那么其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的法律地位毋庸置疑，直接適用《電子商務法》進行規制。其次，當直播平臺為短視頻平臺時，如抖音、快手等。根據《電子商務法》第九條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是專門從事銷售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務的主體，而短視頻平臺大多為娛樂平臺，通常屬于網絡服務提供者。但是，主播的帶貨行為使得該類平臺具有盈利性質，此時對于平臺的法律地位界定發生改變。根據《電子商務法》的規定，發布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的信息，并不是構成電子商務平臺的充分條件。如果直播平臺只是發布主播推薦的商品信息，不具有訂單管理等撮合交易的服務功能，用戶點擊主播發布的商品信息鏈接后，跳轉到其他電子商務平臺才能下單交易，那么直播平臺提供者的法律地位不宜界定為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應界定為一般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如果平臺提供者與商品銷售者產生入駐平臺的合作關系，在平臺內為交易雙方提供訂單管理服務，則屬于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此時適用于《電子商務法》中有關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的規定進行規制。

（二）明確主播準入資格，建立從業考核機制

第一，應提高主播的準入條件。首先，對于主播的準入年齡，應與我國《民法典》所規定的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相對應，以確保其能夠在直播電商領域承擔民事責任、民事義務和享有民事權利。其次，對帶貨主播進行信用等級評價。各大直播平臺，對于主播帶貨應制定相應的主播帶貨信用等級評價機制，并且明確規定未達到相應等級的主播不允許其實施帶貨行為。信用等級的考核可以從主播直播間的投訴量、主播在平臺的交易情況等方面入手。第三，繳納保證金。雖然當下的某些直播平臺在準入資格中有此條件，但是繳納的保證金數額過低，不足以對主播起到相應的“威懾”作用。直播平臺應根據主播在直播間進行帶貨的商品價值的評估，對保證金的繳納進行分級管理，針對不同類別的商品制定不同標準的保證金繳納數額。第二，在對主播開放帶貨功能之前，直播平臺應加強對主播的培訓，促使其學習相關法律知識。在法律知識方面，應加強主播對直播電商領域相關法律的了解，使主播明確自己所處的法律地位、應該承擔的法律義務、違反相關法律義務后所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如注重對主播在直播過程中不侵犯他人知識產權、隱私權和禁止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法律知識培訓等。第三，直播平臺應建立主播從業的考核機制。在主播完成準入培訓之后，直播平臺應對主播進行考核，考核可以采取在線答卷的方式進行。只有通過該考核的主播，才可以在直播間進行商品銷售。

（三）建立維權幫扶機制，嚴格信息披露義務

通過上文的闡述，我們可以看到，消費者沒有進行維權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維權成本過高。首先，直播平臺應建立售后服務平臺，消費者可以通過直播平臺的售后服務機構進行維權，由直播平臺對違規事件進行處理；并且直播平臺掌握了更多有關主播和商家的信息，由其進行維權事件處理更加便捷和效率。其次，各大直播平臺可以在其相應的公眾號中加入直播帶貨消費者投訴版塊，通過公眾號的方式受理消費者投訴事件，可以增加消費者維權的積極性，降低消費者對于維權成本過高的擔憂。最后，可以要求主播或者商家根據售賣產品等級，繳納質量保證金或者購買“直播產品質量險”，以保證消費者權益的實現。此外，直播平臺還應要求主播和商家嚴格履行信息披露義務。直播平臺應要求主播披露涉及直播帶貨過程中的有關信息，如其是否所屬MCN公司（網紅培養機構）等。如果主播為商家，那么還應要求其披露店鋪名稱、所屬平臺等等。

總結

直播電商作為一種新興經濟形式，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和提高我國居民生活幸福指數中起著重要作用，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和空間。但是，在發展的同時，矛盾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來，法律規制的缺乏是其成熟的必經階段。為實現我國直播電商行業長遠平穩發展，應盡快完善直播電商領域法律規制的缺位。目前對該領域的法律規制應致力于準確主播法律地位界定、建立主播準入資格標準、建立消費者維權幫扶機制等。我們相信，隨著我國直播電商領域法律規制的不斷完善，我國的直播電商行業一定能夠實現健康繁榮、可持續性的發展。

第三篇：關于完善領導干部接訪約訪下訪

關于完善領導干部接訪約訪下訪

工作機制的意見

為認真貫徹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信訪工作的意見》（中發[2007]5號），推動領導干部接訪約訪下訪工作規范化、制度化，現提出如下意見。

一、領導干部接訪約訪下訪的主要任務

按照中央和省、市相關規定，區委、區政府主要領導每月要利用2個工作日親自接待上訪群眾，解決影響全區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其他區級黨政領導每月至少安排4個工作日接訪，確保每周都有一位區級領導干部值班接訪；各鎮辦主要領導每周至少安排一次接訪，每個工作日要有班子成員值班接訪，區級職能部門主要負責人每月至少安排一次接訪，每周有一位班子成員值班接訪，及時處理本系統本部門疑難信訪問題。

全區各級領導干部要堅持開展長期下訪、定期下訪和特殊時期集中下訪等多種形式的矛盾糾紛排查化解活動。區級領導干部要把下訪活動與“3+2”包抓機制相結合，全面了解包抓鎮辦的基本情況，對下訪中發現的重點疑難問題，要幫助指導鎮辦干部分析原因，化解矛盾，解決問題。區級領

導全年下訪時間不得少于30天。各鎮辦黨政主要負責人要認真履行信訪工作第一責任人的責任，堅持深入村組，全面掌握民情，吃透村情，通過下訪對排查發現的各種訪情及時化解處理，就地解決問題，定期回訪處理結果。鎮辦黨政主要負責人全年下訪時間不少于60天;區級職能部門結合自身工作特點負責安排本系統下訪排查工作。

二、領導干部接訪約訪下訪的主要方式方法

（一）公示。區聯席會議辦公室要根據實際情況，采取適當方式，在一定范圍內對接訪領導干部姓名、職務、分管工作以及接訪的時間、地點、形式等情況進行公示，方便信訪群眾了解和參與。

（二）接訪。采取定點接訪、重點約訪和帶案下訪等多種方式接訪群眾。定點接訪是指在固定的接訪場所面對面接待來訪人。重點約訪是指有針對性地約請信訪人并協調解決相關信訪問題。帶案下訪是指深入到矛盾突出、解決難度大的地方，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剖析問題癥結，研究解決辦法。

（三）包案。對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落實區級領導包掌握情況、包思想教育、包解決化解、包息訴息訪的“四包”責任制。對涉及人數多、組織化傾向明顯的群體性問題，包案的領導干部要組織有關部門提出解決問題的意見和建議，提交領導班子集體研究。包案情況要通過適當方式予以

公開，接受群眾監督。

（四）落實。領導干部接訪活動要切實在“案結事了”上下功夫，著力推動“事要解決”。要綜合運用政策、法律、經濟、行政、社會救助以及思想教育等手段，促使問題得到有效解決。對領導干部接待的信訪事項，要建立包括問題發生地、責任單位、產生原因、接待處理意見、辦理結果等要素在內的工作臺帳，以便督辦落實和回復來訪群眾。

三、領導干部接訪約訪下訪的工作原則

（一）堅持“一把手”親自接訪原則。各鎮辦、各部門主要負責人是信訪工作第一責任人，要親自接訪下訪約訪群眾，組織和帶動班子其他成員積極開展接訪下訪約訪活動，解決復雜疑難信訪問題。

（二）堅持“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各鎮辦主要負責同志要認真負責地處理好本轄區信訪問題，同時要對跨轄區、跨行業信訪問題加強組織協調，明確責任主體，落實工作責任。各有關部門尤其是涉訪事項責任主體單位要主動工作，密切配合，通力協作，形成集中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和疑難信訪問題的工作合力。

（三）堅持依法按政策辦事的原則。要嚴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堅持依法按政策辦事，實事求是地解決信訪問題。凡訴求合理的信訪事項，要依法按政策及時予以解決。對應

當解決但因客觀條件一時難以解決的，在主動說明情況，做好解釋工作的同時，積極創造條件適時予以解決；對不合理要求，要做好說服教育和引導工作，緩解對立情緒，防止矛盾激化，維護社會大局穩定。

（四）堅持暢通信訪渠道與規范信訪秩序并重原則。進一步規范領導干部定期接訪下訪工作程序，暢通信訪渠道，使群眾能夠就地順暢反映訴求，確保群眾合理訴求在當地及時解決到位。要廣泛宣傳《信訪條例》等法律法規及有關政策規定，教育引導群眾依法、理性、有序進行信訪活動，自覺維護信訪秩序和社會秩序。對無理纏訪鬧訪和非正常上訪行為以及挑頭煽動和組織聚眾上訪的重點人員，要堅決依法處理。

四、切實加強對領導干部接訪約訪下訪的組織領導 區級黨政主要領導及班子成員的接訪約訪下訪工作在區委、區政府領導下，由區聯席會議負責統一組織；鎮辦和部門的接訪約訪下訪工作，由各鎮辦、各部門負責組織實施。各鎮辦、各部門要高度重視領導干部定期接待群眾來訪工作，切實加強領導，主要負責同志要親自抓。要定期召開信訪工作例會，綜合研判形式，及時研究解決信訪工作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區委組織部要把領導干部定期接待群眾來訪工作納入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的重要內容，考核結果

要作為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據；區委宣傳部要組織媒體加強正面宣傳，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努力為信訪工作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區紀委（監察局）要對不履行職責、不認真解決信訪事項而造成嚴重后果的領導干部，依據有關規定嚴格追究責任；區信訪局要做好綜合協調和督促檢查工作。

第四篇：芻議低碳經濟下完善碳排放權交易的法律規制

◆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對我國低碳經濟下碳排放權交易現狀進行分析，提出確立低碳經濟下碳排放權交易的原則，健全碳排放初始分配標準和方式，完善碳排放權交易的內容，建立違法交易應承擔的法律責任體系等觀點，從而為推動我國低碳經濟下碳排放權交易的規范性發展提供理論參考。

關鍵詞：低碳經濟 碳排放權交易 法律規制

低碳經濟下碳排放權交易現狀

英國于2003年最早提出“低碳經濟”的概念。“低碳”是指在保持經濟社會穩定健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下，二氧化碳排放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對自然系統產生較小負面影響。低碳經濟是一種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經濟發展模式，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是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指導下，通過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技術革新、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低碳經濟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減少碳的排放，建立碳排放權交易機制是減少碳排放的有效方式之一。具體而言，是指由環保部門根據各種指標制定碳排放總量控制目標，然后依據一定標準將碳排放總量目標分配給各區域和企業，允許碳排放許可額在市場上進行買賣。低碳經濟下碳排放權交易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市場主體自發的力量，通過有效的市場交易將利益相關者的收益和成本有效對應，從而調動企業的內在積極性，使它們自發主動減少碳排放，從而建立低碳排放的經濟模式。

2008年7月以來，我國相繼成立了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環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權交易所、山西呂梁節能減排交易中心，邁出了構建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的第一步。這四個市場的建立表明，我國正在積極探索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化機制。雖然我國已經在以上地方進行了碳排放權交易的試點，但由于缺乏完善統一的法律、法規支持，這些交易所都算不上真正的碳排放權交易平臺，造成這個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在碳排放權交易中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導致對市場的培育力度不夠，交易主體范圍狹窄，交易價格不穩定、不透明等問題。同時，碳排放權交易的過程也受到多方面的局限，在交易過程當中由于我國對碳排污權交易中定價沒有話語權，議價能力低下，使得交易價格遠遠低于國際水平。另外，在實踐中還存在著碳排放權初始分配標準和方式不統一、碳排放權交易內容凌亂、對違法交易的法律制裁力度不強等問題。因此，如何從法律制度上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碳排放權交易機制勢在必行。

確立低碳經濟下碳排放權交易的原則

碳排放總量限制原則。碳排放總量限制是以一定區域內環境能承受的碳排放總量為依據，計算出各種特定物允許碳排放的總量，并據此對該區域內的企業作出碳排放的限量規定，以達到該區域內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目的。碳排放權交易的前提是不能對該區域內碳排放的總量進行增加，只有這樣才能促進該區域內的環境朝健康的方向發展。

碳排放物備案原則。需要進行碳排放交易的單位，必須向所在地的環境保護部門進行碳排放物的備案，將單位所擁有的碳排放物的排放設施和在正常作業條件下碳排放物的數量進行登記，并需要提供防治污染環境的相關材料。如果該單位的碳排放物種類、數量發生重大改變，必須及時到環境保護部門進行變更登記備案。碳排放物備案可以使環境保護部門及時全面地了解掌握本區域內碳排放情況，為科學合理地確定本地區碳排放許可證配額提供客觀依據。

政府監督原則。碳排放權交易是一種采用市場經濟運行的交易方式，通過市場競爭使碳排放權得到合理的配置。但是，市場經濟具有兩面性，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因此，碳排放權的交易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也難免會出現問題，這時就需要政府來進行引導和監督，靠政府的公信力和強制力來解決市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目前，我國正處于碳排放權交易的初級階段，政府的引導和監督至關重要。

意思自治原則。首先，碳排放權是一種財產性權利，是一種對環境資源的使用權，從法律屬性上應該屬于《物權法》中的用益物權；其次，進行碳排放權交易的主體是民事主體；最后，碳排放權交易的行為是一種民事法律行為。民事法律行為應當遵循意思自治原則，也就是說碳排放權交易必須遵循意思自治原則。市場經濟的典型特征就是允許市場主體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因此在碳排放權交易的過程中，擁有碳排放許可交易資格的雙方當事人應當在平等、自愿、等價有償的原則基礎上進行合法交易。

健全碳排放初始分配的標準和方式

筆者認為，應當根據經濟發展和減排目標來確定碳排放初始分配的標準，將排放總量進行分配，分配配額應當綜合考量地區經濟社會情況、歷史排放記錄、預測排放數值等各種因素。根據排放目標的實施情況和低碳技術發展情況及時調整審核每年的配額數量。在碳排放初始分配方式上，筆者建議采用出售和拍賣等有償的方式。具體操作中，應由環保部門根據上本區域各單位碳排放情況，確定本可以出售和拍賣的碳排放權比例，并可預留適量的碳排放權用于獎勵和吸引更多新的投資。碳排放權的初始分配以一年為一個周期，這樣有利于加快交易頻率，激活交易市場。環保部門應以上的12月31日為截止日，碳排放權分配系統和審核系統將自動計算出碳排放源的實際排放量和富余量，同時把信息反饋給總量目標系統，以便準確確定來年的碳排放總量標準，富余量從第二年的1月1日起允許在市場上進行交易。

完善低碳經濟下碳排放權交易的內容

（一）交易主體

碳排放權交易的主體，是指有資格進行碳排放權買賣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碳排放權的交易可以分階段逐步展開，每一個階段都應當按事先設定的標準確定具體的交易主體，交易主體應該到環保部門進行登記，接受環保部門的統一監督管理。環保部門事先設定的標準必須具備以下條件：第一，交易主體應是每年定期進行碳排放物備案登記的企業；第二，交易主體范圍限于排放同類碳排放物的企業之間，這樣既可以使碳排放權交易有效進行，又可以避免因交易所帶來的污染監管不力、環境污染失控等結果；第三，能耗高、污染嚴重、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環境功能區總體規劃的企業，不得受讓碳排放指標；第四，政府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充當交易主體，如在環境質量惡化時，買進大量碳排放指標，進行宏觀調控。

（二）交易標的

碳排放權交易的標的是指企業在達到國家規定的碳排放總量后超額減少的“節余”指標。碳排放權使用人依法在一級市場取得一定的碳排放許可額后，可能因各種原因而出現碳排放許可額的富余，二級市場就是對這些碳排放許可額進行的交易。企業采用新的技術設備提高碳排放的污染治理能力，從而具有了碳排放的減少量，對于企業是選擇將這種減少量出售獲利還是選擇留存，以備以后企業自身業務發展時使用，法律應給予相應的保護，保障企業對超額減少的“節余”碳排放指標擁有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

（三）交易合同

碳排放權交易合同是一種特殊的民事合同，應當充分考慮碳排放權交易合同的公法化屬性。因為在碳排放權交易合同中，當事人的意思不能完全自治，要受環境公共利益等條件的限制，這與傳統的民事合同存在很大的差別。意思自治是傳統民事合同的本質，如果將碳排放權交易合同納入傳統民事合同范疇按照意思自治原則，碳排放權交易合同應該是當事人意思自由協商的結果，政府無權對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進行干預，并且除當事人之外，任何人不得請求享有合同上的權利。但碳排放權交易合同中，涉及到對環境容量的使用。企業通過碳排放權的初始分配，對環境容量取得合法的使用權，但環境容量是一種重要的自然資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這就決定了同一環境資源物品上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沖突。在碳排放權的市場配置中，必須加入公共意志的干預因素。在碳排放權交易合同中，當事人的意志和公共意志是互相協調的關系。一方面，公共意志在碳排放權交易合同中處于基礎性地位，對當事人意志的限制需要通過確定公共意志的優先地位來實現，公共意志的作用范圍決定著當事人意思自治領域的大小；另一方面，公共意志又不能完全排斥當事人意志在碳排放權交易合同中發揮作用。碳排放權交易合同同時滿足當事人經濟利益和公眾的環境利益，合同成為平衡二者利益的支撐點。因此，碳排放權交易合同是通過私法手段實現公法目的的途徑，其合同的實質就是“利益平衡”問題，即當事人利益與公眾利益的平衡，強調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的統一。

（四）交易中介機構

交易成本在碳排放權交易中始終存在，如發布信息的成本、交易談判的成本等，這些交易成本必須進行有效的控制，否則就會抵減企業參與碳排放權交易實際獲得的利益，交易將變得無利可圖，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也就不能順利發展。另外，我國的企業具有規模大小不等、數量繁多、分布不固定等特點，這也會增加碳排放權交易的成本。因此，碳排放權交易中介機構的建立至關重要。建立碳排放權交易的中介機構，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企業交易的實際收益。筆者建議，碳排放權交易中介機構的業務應當包括提供交易信息、進行交易代理、辦理碳排放權的儲存、借貸等方面。

（五）交易程序

筆者認為碳排放權的交易程序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步驟：首先，碳排放權交易主體應該向環保部門提出交易申請，并提交交易雙方的詳細資料、交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說明等。其次，碳排放權交易必須取得環保部門頒發的許可證才可以進行交易。環保部門對碳排放權交易主體的審核應包括對雙方的審核和對交易本身的審核，由此確定其可以交易的碳排放額，并對交易前后的環境質量進行檢測。再次，碳排放交易各方就碳排放權交易的數量、價格、時間等具體內容應進行充分地協商，達成協議并簽訂書面合同。最后，碳排放權交易雙方就交易達成的初步協議須上報環保部門審批。若審查符合要求，環保部門則批準該協議并交付執行，變更雙方的碳排放許可額，頒發特殊的許可證，并監督交易的正常進行。

建立查處違法交易的法律責任體系

根據碳排放權交易制度的特點及國內、外的立法實踐，在一級市場里主要涉及政府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者主要承擔行政責任；二級市場是碳排放權主體之間的交易，同時存在環保部門的管理，違法者將承擔民事責任或行政責任，嚴重者將承擔刑事責任。

具體可作如下規定：對于不報送或不按期報送碳排放量削減計劃的，可以由環保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并限期改正；對于拒絕或者謊報有關碳排放申報登記事項的，拒絕環保部門檢查或者檢查時弄虛作假的，可以由環保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視情節輕重處以一定范圍內的罰款；對于無碳排放許可證或超過許可證允許排放量排放的，非法出賣碳排放許可證的，可以由環保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并處以罰款，情節特別嚴重的可以吊銷碳排放許可證；對于造成環境污染的，對有關責任人員，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當事人對行政處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逾期不申請復議、也不提起訴訟且不履行處罰決定的，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機關可以強制執行或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環保部門的執法人員，在執行碳排放權交易的監督管理工作時應當出示證件、文明執法，對玩忽職守、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于碳排放權交易的民事責任，可適用我國《民法通則》、《合同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

第五篇：論新時期下如何完善公務員考核工作

考核是人事管理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在日益強調黨政管理人才隊伍建設的今天，我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考核在公務員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在確立了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觀念的同時，我們也越來越清醒地看到在新時期創新考核思路、完善考核辦法的重要意義。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在改革中不斷完善，從能力建設和激勵機制入手，不斷思考和探索新時期下適合我們玄武區區情的公務員考核制度。

一、圍繞公務員管理，談考核工作的中樞作用。經過十年的考核實踐，我們充分認識到，考核工作作為一項基礎性的工作，在公務員管理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通過考核，加快了我區公務員管理的制度化建設。從我區公務員管理的運行情況看，考核工作作為公務員管理的中心環節，使得公務員管理制度中的各個環節環環相扣，緊密聯系。考核貫穿于公務員管理的全部過程，它既是一種評價方式，也是一種監督手段，考核作為任免獎懲的依據，使得公務員管理有了一個尺度和杠桿，也增強了公務員管理的可操作性。考核工作做得好，公務員管理也就更加有據可循、合理公正。

（二）通過考核，加強了我區公務員的能力建設。考核促進了機關工作人員的政治素質和思想道德水準及業務能力的提高。通過加強對“德”的考核，使機關工作人員樹立了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變革中，保持了勤奮廉潔、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精神面貌。同時，考核還促進了機關工作人員業務水平和業務能力的提高。通過加強對“能”的考核，在機關掀起了學習的熱潮。機關工作人員的文化層次普遍提高，目前，我區機關公務員大專以上學歷者已占90%以上。機關公務員的法律意識也明顯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也進一步增強。

（三）通過考核，加大了我區激勵競爭機制的建設步伐。近年來，通過做好考核工作，在我區初步形成了促進干部成長的激勵機制。從操作層面來看，考核結果的合理使用，對廣大公務員起到了鞭策作用，在任免、獎懲、工資、福利等方面，“干好干壞”不再一個樣了，這對于廣大公務員來說，就是一個積極的導向，考核對公務員工作績效的檢查、評價，促使大家忠于職守、改進工作、提高效率，從而為競爭機制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條件。

二、圍繞我區工作實際，析考核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自1993年在全區推行公務員制度以來，我們就考核工作的改進和完善也做了一些思考，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在操作中，我們仍發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制約了考核功能的充分發揮。

（一）平時考核制度落實不夠。平時考核是公務員考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考核的重要基礎。但是現在有些單位卻重考核，輕平時考核，平時考核成了“被遺忘的角落”，表現為有些班子領導對平時考核的思想認識不夠重視，未能真正做到真抓實管；平時考核的標準不具體，未能如實的體現績效管理的內容；《考核紀實手冊》的填寫少數單位馬馬虎虎，或干脆不填。與此同時，組織人事部門對平時考核提出了要求，并建立了一些制度，但在實際工作中檢查、督促不到位，未能充分發揮統一監督管理的職能，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平時考核的地位。

（二）考核測評體系的科學化程度不夠。目前的考核分為四個檔次：優秀、稱職、基本稱職、不稱職。要確實將四個檔次拉開，實事求是地評價每一位干部的實績，關鍵是在考核體系和考核方法是否科學。而我區的考核體系和考核要素還存在著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考核工作中“定性多，定量少”的問題未得到真正解決。我們的測評體系未能根據考核對象的類型、層次及其工作性質的不同，因事制宜，設計不同的考核指標，而是習慣于用統一的指標對所有的干部進行考核，考核標準客觀性、針對性、科學性的程度尚不能完全符合時代的要求。

（三）考核的激勵導向作用發揮不夠。考核的目的在于激勵先進，鞭策后進，考核結果的合理使用，能進一步提高考核工作的影響力，增強考核工作的權威性。然而，我區現行的考核制度雖然在“獎優懲劣”方面有了一些突破，但做得還不盡到位，具體表現在考核結果尚未充分運用到識人用人之中，真正做到以實績選人、憑德才用人，“下”的問題也未能在考核工作中得到充分體現，有些單位優秀等次的確定存在著輪流座莊的現象，有些單位的領導在考核中還沒有擺脫用親疏好惡來評價干部，造成了實際上的不客觀和不公平。這些現象使考核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的削弱，直接影響了考核工作的權威性。

三、圍繞我區在考核工作中的有益嘗試，論新時期下如何完善公務員考核工作。幾年來，我們針對考核工作的難點，緊緊圍繞提高考核的質量、發揮考核的作用這一主題，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嘗試，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更深層次的思考。

（一）我區考核工作的有益探索。

1、從制度入手，規范平時考核工作。一是將平時考核體現在日常管理的細微處。以制度規范平時考核的各項指標。鑒于各單位工作性質不同，考核指標也不同，我們要求各單位在平時考核的共性基礎上，結合工作實際，制定本單位的管理制度，并以此作為平時考核的內容。如我區物價局，制定了《物價局工作目標分解的實施意見》、《物價局思想作風建設實施細則》、《物價局十二項日常考核規定》等，規范了日常管理的同時，也使得平時考核有據可依、有章可循。二是加強了對抽調下派干部的平時考核。近年來，隨著“富民強區、加快發展”的新目標、新任務，每年我區都安排為數甚多的機關干部參與市、區重點目標、重點項目的建設，如何加強對這部分干部的考核管理，避免考核工作的“真空地帶”，我們采取了下派干部本人定期匯報、等情況。對工作環境變動或受批評的同志尤其需要回訪。考核回訪實質上對優秀干部是一次再激勵，對適應能力較慢的干部是一次促進，對自控力差、警戒防線松弛的干部是一次警示，對作風散漫、不求上進的干部是一次鞭策。考核回訪，最終將起到催化劑的作用，促進干部隊伍整體素質的全面提高。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建設高績效的服務型政府正在成為中國各級政府的共識，而建設高績效的服務型政府的實踐應從完善考核制度開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樹立“想干事”的思想，建立“能干事”的體制和“干成事”的機制，培養“會干事”的隊伍，構筑高效率的政府。200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