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調查：農民對當前農村熱點問題的評價

虛心傾聽農民群眾的聲音，是黨和政府制定農村政策的重要依據。為全面真實地了解黨和政府在農村各項政策的貫徹落實情況，為各級黨政領導指導農業和農村工作提供第一手材料。近日，遼寧省農村社會經濟調查隊在全省51個縣（市、區）抽選了1530戶農民家庭，開展了農村政策執行評價及推進農村全面小康建設的快速問卷調查。調查結果表明，農民對黨在農村的政策執行評價的滿意度較高，但存在的問題仍需引起重視。

一、對農村政策執行情況比較滿意，執行中存在的問題不容忽視黨在農村各項政策貫徹落實的如何直接關系到農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調查結果顯示，農民對農村政策執行情況從總體上看是比較滿意的。土地承包政策是農村的基本政策之一，農民對土地承包政策的滿意率達87.7%。72.2%的農民對減輕農民負擔政策表示滿意，表明近年來減輕農民負擔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對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滿意率占70.5%，顯示出大多數農民對通過產業結構調整來增加農民收入持認可的態度。退耕還林、還草是近年來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72.2%的農民對此表示滿意。隨著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村扶貧工作力度越來越大，調查結果顯示，71.4%的農民對扶貧政策的落實情況感到滿意。對現行國家糧食收購政策的滿意率為60.2%。農村稅費改革是當前倍受農民群眾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當問及您對此是否了解時，24.1%的農民認為了解，42.6%的農民回答了解不多，33.3%的農民回答不了解。表明政策的貫徹實行還需向農民做更多的宣傳解釋工作，使廣大農民認識和了解。仍有部分農民對黨在農村的政策落實情況不甚滿意或不滿意。主要表現在：一是農民負擔仍然較重。19.7%的農民認為在落實減輕農民負擔過程中還存在一定問題，8.2%的農民對減輕農民負擔表示不滿意，認為仍然存在嚴重的亂攤派、亂集資、亂收費現象，超越了農民的負擔能力。二是扶貧力度尚需加強。24.2%的農民對農村扶貧政策執行情況的評價是一般，回答不滿意的占4%。三是糧食收購政策的落實不盡人意。27.8%的農民面對是否滿意的選擇時回答了一般，12%的農民表示不滿意，主要是認為收購部門壓等壓價、刁難賣糧戶以及出售不方便等。四是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難度較大。25.8%的農民對結構調整政策的落實不太滿意，他們普遍認為，在當前形勢下，產業結構調整勢在必行，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真正落到實處面臨政府指導不力、信息不靈、缺乏資金和技術指導跟不上等一系列難題。

二、對精神文化生活期望較高，推進農村全面小康建設任重道遠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黨的xx大提出的宏偉目標。當問及您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主要內容是否了解時，31.7%的農民認為了解，48.7%的農民回答了解不多，19.6%的農民回答不了解。問及XX年您家人均純收入與上年相比是否增加時，17.9%的農民認為收入下降了，其主要原因依次為受自然災害、農產品價格過低和經營管理不善。對農村業余文化生活的評價是：表示滿意的占41.1%，一般的占46.1%，主要認為當前農村業余文化生活比較單調，12.9%的農民對業余文化生活表示不滿意。對農民進行技術培訓是提高農民素質、增加收入的重要舉措之一，對此我們進行了調查了解，45.8%的農民表示滿意，42.6%的農民認為尚存在一些問題，11.6%的農民不滿意，認為農村科技人員數量太少，深入村、戶指導不得力，群眾感到不解渴。對農村醫療衛生狀況評價結果：42.9%的農民表示滿意，評價為一般的農民比重較高，占43.2%，13.9%的農民回答不滿意，認為農村醫療衛生條件差，人員素質低，收費高，有病看不起。對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活動，43.6%的農民是滿意的，41.8%的人回答一般，14.6%的農民選擇了不滿意，有的甚至說從來未見過“三下鄉”活動。可見“三下鄉”活動在農村還存在死角。真正在農村普及“三下鄉”活動，任務還相當艱巨。農村教育對增強農村發展后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至關重要，當問及您對農村教育狀況的評價時，50.8%的農民選擇了滿意，認為近年來農村教育事業獲得了長足發展，農村教育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普及率得到提高；選擇回答一般的占35.3%，認為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尤其是農村中小學教師師資水平較低；13.9%的農民回答不滿意，主要是提出當前農村教育中收費過高問題相當嚴重，許多農戶認為，供高中以上學生念書，其學雜費難以承受。在對農村治安狀況的評價中，59.9%的農民表示滿意，34.4%的人認為一般，對農村治安狀況不滿意的占5.6%。

三、農民對鄉村干部基本滿意，糾正不正之風仍需加大力度鄉村干部處在農村最基層，在農村經濟發展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問卷調查結果表明，農民群眾對基層干部基本上是滿意的。在被調查的1530戶農民中，對鄉鎮干部表示滿意的占60.1%，回答一般的占33.9%，選擇不滿意的占6%。對村干部的滿意率為73.5%，選擇一般的占21.1%，回答不滿意的占5.4%。對鄉村干部不滿意，其反映的問題主要是不思進取、不深入基層、貪占、吃喝風嚴重、知識結構不能滿足需要和缺乏領導能力。我們對村務公開情況進行了調查了解，73.5%的農民對村務公開表示滿意，21.1%的農民選擇的是一般，對村務公開表示不滿意的占5.4%。與此同時，我們對XX年農民家庭農業投入資金情況請農民談了想法，46%的農戶計劃增加投入，49.9%的農戶表示將與上年基本不變，預計投入減少的農戶占4.1%。

第二篇：調查：農民對當前農村熱點問題的評價

虛心傾聽農民群眾的聲音，是黨和政府制定農村政策的重要依據。為全面真實地了解黨和政府在農村各項政策的貫徹落實情況，為各級黨政領導指導農業和農村工作提供第一手材料。近日，遼寧省農村社會經濟調查隊在全省51個縣（市、區）抽選了1530戶農民家庭，開展了農村政策執行評價及推進農村全面小康建設的快速問卷調查。調查結果表明，農民對黨在農村的政策執行評價的滿意度較高，但存在的問題仍需引起重視。

一、對農村政策執行情況比較滿意，執行中存在的問題不容忽視

黨在農村各項政策貫徹落實的如何直接關系到農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調查結果顯示，農民對農村政策執行情況從總體上看是比較滿意的。土地承包政策是農村的基本政策之一，農民對土地承包政策的滿意率達87.7%。72.2%的農民對減輕農民負擔政策表示滿意，表明近年來減輕農民負擔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對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滿意率占70.5%，顯示出大多數農民對通過產業結構調整來增加農民收入持認可的態度。退耕還林、還草是近年來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72.2%的農民對此表示滿意。

隨著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村扶貧工作力度越來越大，調查結果顯示，71.4%的農民對扶貧政策的落實情況感到滿意。對現行國家糧食收購政策的滿意率為60.2%。農村稅費改革是當前倍受農民群眾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當問及您對此是否了解時，24.1%的農民認為了解，42.6%的農民回答了解不多，33.3%的農民回答不了解。表明政策的貫徹實行還需向農民做更多的宣傳解釋工作，使廣大農民認識和了解。

仍有部分農民對黨在農村的政策落實情況不甚滿意或不滿意。主要表現在：一是農民負擔仍然較重。19.7%的農民認為在落實減輕農民負擔過程中還存在一定問題，8.2%的農民對減輕農民負擔表示不滿意，認為仍然存在嚴重的亂攤派、亂集資、亂收費現象，超越了農民的負擔能力。二是扶貧力度尚需加強。24.2%的農民對農村扶貧政策執行情況的評價是一般，回答不滿意的占4%。三是糧食收購政策的落實不盡人意。27.8%的農民面對是否滿意的選擇時回答了一般，12%的農民表示不滿意，主要是認為收購部門壓等壓價、刁難賣糧戶以及出售不方便等。四是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難度較大。25.8%的農民對結構調整政策的落實不太滿意，他們普遍認為，在當前形勢下，產業結構調整勢在必行，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真正落到實處面臨政府指導不力、信息不靈、缺乏資金和技術指導跟不上等一系列難題。

二、對精神文化生活期望較高，推進農村全面小康建設任重道遠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宏偉目標。當問及您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主要內容是否了解時，31.7%的農民認為了解，48.7%的農民回答了解不多，19.6%的農民回答不了解。問及2002年您家人均純收入與上年相比是否增加時，17.9%的農民認為收入下降了，其主要原因依次為受自然災害、農產品價格過低和經營管理不善。對農村業余文化生活的評價是：表示滿意的占41.1%，一般的占46.1%，主要認為當前農村業余文化生活比較單調，12.9%的農民對業余文化生活表示不滿意。對農民進行技術培訓是提高農民素質、增加收入的重要舉措之一，對此我們進行了調查了解，45.8%的農民

第三篇：當前農村若干熱點問題調查

當前農村若干熱點問題調查

1.土地產權問題

土地問題顯然是當前農村一個大問題, 據有關資料統計, 目前農民上訪中, 為土地上訪的比例很高, 占 到農民上訪總數的50%.。因此, 有一種意見認為, 應該給農民更加明確的土地產權, 甚至提出要將土地私 有化。不過, 農民為土地上訪的案例, 大多集中在沿海發達地區和城郊農村。廣大的中西部農村, 農民為土地 上訪的案例較少, 且中西部為土地上訪的案例中, 上訪農民所針對的對象, 往往不是國家, 甚至不是鄉村干 部, 而是村莊大多數村民的意愿。具體地說, 在土地問題上, 有三種不同的農民對土地抱有三種不同的期待。在沿海發達地區和城郊農村, 因為工商業的發展, 土地的非農開發, 土地附加價值大大增加, 土地可以帶來極大的利益。為爭奪土地非農開發的利益, 地方政府、村社集體和個體農戶等各方有激烈的博弈。從農民的角度來看, 農民越多的土地產權, 就意味著分享土地附加收益上越強的談判能力。土地非農化的巨大利益, 使沿海地區和城郊農村的農民要求更加明確的土地產權。土地私有化當然就更好了。在土地缺少非農使用空間的廣大內地農村, 經營農業的土地收益不會太多, 農民種地僅可以保持# 溫飽有余, 小康不足.的生活水平。取消農業稅前, 因為農民負擔較重, 糧價較低, 農民種田不劃算, 甚至有農民發出#我不要地還不行嗎.的抗議。取消農業稅后, 國家給農民種糧補貼, 糧價也一直保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 種田有了收益, 這個時候, 內地農村土地的承包權重新變得重要起來。有一些已經放棄承包土地的農戶再次回到村里要回自己的承包地, 然后以比如每年每畝200元的租金轉包給真正種田的農戶耕種。也就是說, 在當前種田有收益的內地農村, 也存在 著兩種不同的農民, 一種是并不真正種田, 但可以將土地轉包給種田農戶以收取租金的農民。明確的土地承 包權(一般30年不變)使那些已經脫離土地的農民可以繼續從土地中獲取租金, 真正種田的農戶向不再種 田的已經進入城市的農戶(務工經商戶)交租, 農村為城市提供資源。顯然, 越是明確的土地產權, 就越使那 些已經脫離農業的農民可以從土地中獲益。而在土地產權比較模糊的情況下, 真正種田的農戶本來可能借 土地集體所有, 通過幾年一調整的辦法來免費獲取耕種土地的權利。這樣, 真正種田的農戶(當然也是更難 非農就業的農戶)就不得不在比較收益較低的情況下, 再另外交上一筆租金給那些有機會非農就業的已經進 城的農戶。這樣, 在內地經營農業土地上的兩類農戶中, 那些已經非農就業的農戶, 的確可以從更多土地產權中獲益, 而那些更難非農就業不得不繼續種田的農戶, 就會在更加明確的土地產權中受到損害。如此一來, 農村土地更為明確的產權, 是沿海和城郊農村農民所歡迎的, 也是已經非農就業的農戶所歡迎的, 卻不大為那些真正種田的農戶所歡迎。而當前我們講到農村中農民的弱勢群體, 或我們一般所指的農民, 恰恰就是那些仍在種田的農民, 這樣的農民不僅占中國農民的絕大多數, 而且是中國農民中處境最差、最需要得到政策好處的農民, 也是那些聲稱給農民更多土地產權以道德力量讓人同情的農民(而非珠三角地區已經變成土地食利者階層的農民)。土地產權更加明確的政策所損害的農民利益, 恰恰正是這部分農民的利益。更糟糕的是, 因為農村大部分公共品是建立在土地基礎上的, 有一部分農民已經非農就業, 但他們仍然在農村占有土地, 這些非農就業的農民, 就不大愿意為農村公共品建設出錢出力, 他們甚至不大關心自己土地的收成: 農業收入只是自己收入中不重要的部分, 有無都無所謂。而真正經營農田的農戶, 因為在大片的農田中, 有幾戶已經非農就業且不太關心自己農業收入農戶的土地穿插其中, 這幾戶農戶不愿為公共品(比如水利建設、灌溉費用)繳費, 就切割了農村中的利益結構, 使農村公共品供給更加困難。此外, 越是明確的土地產權, 就越是形成不可調整 的既得利益, 這就使得農村在需要自下而上供給公共品的現實下, 使農村內生的公共品供給更加困難。村 社較多的土地權利, 可以較為有效地通過調整土地, 來解決農村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問題。現在土地產權是明 確了, 土地的農業收益卻更少了(因為公共品供給更不足了), 且農業收益的分配更不合理了。

2.村民自治與村委會選舉

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也是當前農村中的熱點問題之一。村民自治因為與村委會選舉聯系在一起, 給 人以民主的想像, 而引起了普遍的關注。但村民自治在當前的中國農村, 發展十分不平衡, 且很難對村民自 治寄以過高的期望。從村委會選舉的角度來看, 有兩類地區, 村委會選舉較為激烈, 一類是村莊有資源的農村, 包括沿海發達地區和城郊農村, 因為土地的非農收益, 而使村莊占有較多資源。還有就是如山西有大量煤炭資源的農村。正是因為村集體占有資源, 村委會選舉的背后涉及巨大利益的分配, 村委會選舉因此激烈。在這類農村地區, 村委會選舉中的賄選就很容易出現, 并且幾乎沒有辦法克服。

另一類村委會選舉激烈的農村地區, 是村莊內存在著若干分裂的小型集團的地區, 典型是華北農村, 村 莊中一般有若干個以家庭聯合為基礎的小親族群體,村委會選舉成為村莊中不同小親族群體合縱連橫, 激

烈競爭的工具, 村委會選舉不是提高了村莊的民主訴求, 而是充當了宗派斗爭的手段。在廣大的中西部農村, 人財物資源不斷地流出農村的背景下, 村民自治缺少基本的資源基礎。因此, 在內地農村, 村莊精英往往不愿參加村委會的選舉, 村民自治徒有其表, 村莊中以#一事一議.為基礎的公共品籌資機制, 根本無法發揮作用, 農村基層組織在村民自治的表象下, 逐步解體。也就是說, 因為中國農村地域廣大, 情況復雜, 不同地區農村的情況相差太大, 同樣的農村政策, 在不同地區找到的接應力量不同, 而導致政策實踐效果的差異很大。那些迷信民主可以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人忽視了當前農村大規模人財物流出農村的基本事實, 忽視了農村越來越被城市所邊緣化、農民越來越喪失主體性的基本事實。

3.農村的價值失落

當前中國農村的問題, 顯然不只是農民的經濟收入問題。因為現代性因素的進入, 農民得以安身立命 的傳統價值開始解體, 農村出現了嚴重的價值失落問題。在農村調查, 最觸目驚心的可能就是農村老年人 越來越差的處境。我在一個村莊調查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況, 這個村的老年人回答我說, 最近幾年, 村里 就沒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說沒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雖然有點夸張, 卻道出了當前一些農村的實際情況。我們估計, 當前中國關于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率(主要是自殺)的公開數據, 可能遠低于實際非正常死亡率。農 村老年人去世, 往往無論什么原因都被作為正常死亡, 而只要調查足夠深入, 就會發現, #正常死亡.的老年人 中, 相當部分其實都是#喝農藥.或#上吊.而死。老年人#不得好死., 就給農村中青年人以強烈的暗示和預期, 人們不再對未來抱有高的期待, 及時行樂就十分合理。正是: 生兒育女一大堆, 辛苦到頭卻不得好死, 不如# 只生一個好.。與農村老年人有關的是辦喪事的黑色幽默。2006年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曾以# 喪事上跳脫衣舞., 報道江蘇農村辦喪事請戲班子表演脫衣舞的事情。我近年在全國農村調查, 發現在最近5~ 10年, 農村喪事競爭中, 表演歡快歌舞的情況極其普遍, 且以很快的速度在傳播。舉例來說, 我在蘇北、河南安陽、陜西關中、湖南衡陽和湖北農村的調查中, 均發現了喪事請歌舞班子表演類似脫衣舞的歡快歌舞的現象, 其中在河南安陽農村調查的10天, 親眼見到數場這類表演。喪事上歡快歌舞表演的關鍵不是喪事大操大辦的問題, 而是喪事本身的哀傷與神秘, 被這些歡快的歌舞搞得不倫不類, 從而使人們不再從喪事儀式上獲得意義。在另一些農村, 倒是喪事上不表演歡快歌舞, 而是將喪事簡化到草草了事的地步。因為子女不孝, 不僅老年人被薄養, 而且去世后也被薄葬, 子女以完成任務的態度對付父母的死亡, 這種#唯物主義.態度, 使人們不再有對任何神秘力量的敬畏和期待, 一旦慎終追遠的傳統儀式變成搞笑游戲, 或草草了事, 則農村基本的價值準則也就無法存在, 其后果會十分嚴重。農村價值失落的原因, 既與當前農村社會轉型有關系, 又與國家農村政策失誤有關系。比如, 計劃生育方面, 僅僅考慮降低人口出生率, 而對農民傳統的構成安身立命基礎的#傳宗接代.觀念徹底抨擊。喪葬上, 為了節約土地, 甚至是為了讓民政部門從火葬上得到好處, 而不顧農民的感受, 不分地區地強制推行火葬, 且建議農民將骨灰草作處理, 這樣的態度, 就進一步加強了農村的價值失落。而如江西萬載縣曾下文強制將宗祠改建為農村文化活動中心, 甚至說宗族組織是未經政府登記的非法組織, 要禁止宗族&, 都說明了當前政府在農村價值失落問題上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4.農村公共品供給問題

自2002年開始, 我們一直在湖北荊門五村進行農村公共工程建設的實驗, 尤其是水利建設實驗。取消 農業稅前, 因為鄉村組織還可以從農民那里提取一些用于公共品供給的費用, 一些維持農村基本生產生活 秩序的公共品還能供給。取消農業稅后, 鄉村組織不再向農民收取稅費, 國家指望通過# 一事一議.的辦法 來籌集公共品建設所需資金, 至少在荊門農村十分的不切實際。結果, 在我們的實驗區, 因為沒有與之匹配 的農民內生組織, 鄉村行政組織又已經退出, 以前依靠大中型水利設施進行灌溉的農田, 不再能有效使用, 農 民不得不花巨資打深井來灌溉。深井灌溉的問題有三, 一是深井灌溉的成本很高, 打一口井的成本要花費 數千上萬元, 而灌溉能力卻有限。二是深井灌溉水稻, 在風調雨順的年景, 可以解決問題, 一旦出現大旱, 離 開從大江大河調水的大中型水利設施, 農業的抗風險能力就成大問題。三是一些經濟狀況較差的農戶打不 起深井, 又不再能從以前廉價的大中型水利設施獲益, 農業生產因此變成靠天收成, 經濟狀況陷入惡性循環。結果, 取消農業稅后, 農民負擔是減輕了, 但農民投資水利設施的支出卻是大大地增加了。有報道說取

消農業稅后, 農民投資水利的積極性提高了, 因為農民用于水利建設的支出增加了。問題是, 農民水利建設

支出的增加, 是被迫還是主動? 是使農村水利建設更合理了, 還是既有的大中型水利設施被新投資的小型 水利設施所切割和破壞了? 是農業生產的風險增加了還是農業生產的風險降低了?更重要的是, 鄉村組織因為不再向農民收取稅費, 鄉村組織不再有介入農村公共事務的積極性, 農村公共品供給成了個體農戶的私事。而個體農戶在公共品建設上得出的經驗是#怕餓死的會餓死, 不怕餓死的不會餓死., 意思是說, 只有那些最需要公共品或最擔心公共品供給不足的農民, 才最愿意出錢出力解決公共品供給之不足, 這些農戶因此在每次公共品供給中都出資出力最多, 而另一些農戶卻可以搭便車。次數一多, 那些每次都出錢出力最多的農戶就成為村莊經濟上最為貧窮、社會地位上最為弱勢、說不起話、辦不成事的真正弱勢群體, 他們越怕餓死, 就越是要多出錢解決全體農戶所需要的公共品, 因此就越是首先要被餓死, 而那些不怕餓死每次搭便車的農戶, 卻因為有便車可搭而生活得很好。但最終, 怕餓死的人都餓死了, 這些不怕餓死的人, 就不再能得到免費公共品, 因此遲早也會餓死。我們面對實驗區如此嚴峻的公共品供給困境, 多次與當地縣鄉政府溝通, 縣鄉政府不是不明白從大江大河調水灌溉的大中型水利設施對于季風型氣候的當地農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當地政府卻認為這不是政府的事情, 而是種田農戶自己的事情。當地政府甚至將幾乎所有大中型水利設施都拍賣、承包給農戶經營, 這樣既可以減少地方政府的支出壓力, 又可將水利供給失敗的責任推給承包人和農戶。總之一句話, 地方政府越來越認為, 農戶經營層面的事情, 包括基本的公共品供給, 是與地方政府無關的事情。湖北省政府 在2003年開始的農村稅費改革后, 進行農村配套改革, 提出鄉鎮事業單位改革的方向是#以錢養事.。理論上 # 以錢養事.好像很通, 實踐中, 地方政府卻變成了#我不再向農民收稅, 農民也別再找地方政府的麻煩., 地 方政府越來越與農村社會成了互不相關的兩張皮。而一旦離開地方政府的強制力, 農戶自發合作的可能幾乎沒有。這不僅表現了水利灌溉這類生產所需基本公共品的供給上, 也表現在其他各種與農民生產生活秩序維持相關的公共品供給上。這樣一來, 除自上而下由國家出資, 并作具體項目安排的公共品建設可以有些增長以外, 農村內生供給公共品的能力越來越弱, 狀況越來越差。而離開農戶對自己生產生活所需公共品偏好的表達能力, 自上而下安排的公共品建設資金, 將大量被無效地用在地方政府的政績工程和面子工程上。在國家事實上不可能包攬所有農村公共品供給的情況下, 如何依托包括地方行政力量在內的力量來解決農村公共品供給中合作難的問題, 是當前中國農村面臨的一個大問題。農村當前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另外一類表現則是農 村社會的灰色化。所謂# 灰色化., 是指農村正式組織逐步退出之后, 農村社會帶有黑社會性質力量的崛起。其中包括以暴力和暴力威脅為基礎的謀利集團, 這些集團強占農村公共資源, 欺行霸市, 從而破壞了農村的 基本秩序, 也破壞了農民的基本預期。包括農村以地下六合彩泛濫所代表的無序力量。地下六合彩在全國 大部分農村泛濫, 其后果極其嚴重。地下六合彩在很短的時間便吸干了農民的積蓄。還包括農村邪教的快 速傳播, 2004年以來, 我先后在全國約10省市的10多個農村地區調查, 幾乎每個地區都有地下邪教組織。地下邪教傳播速度之快, 其后果之嚴重, 用任何詞匯來形容都不為過。

第四篇：臨武縣當前農村熱點問題調查問卷分析

臨武縣當前農村熱點問題調查問卷分析當前，臨武縣上下正在大力宣傳、深入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簡稱“中央1號”）文件精神，農民種糧積極性提高，農村經濟正朝著良好態勢發展。為了更深入地了解農村社會實際，給縣委、縣政府制定有關政策提供分析參考，針對當前農村一些熱點問題，縣統計局與農調隊專門組織了10個精干人員共分5個組，對全縣10個鄉鎮150戶農戶進行了調查。共發放150份《當前農村熱點問題調查問卷》和《2004年農業生產經營意向及增收途徑調查表》給農戶不記名填寫，共收回125份問卷。通過調查分析發現，臨武縣當前農村經濟發展利好因素與制約因素并存，總體情況如下：

一、當前農村經濟發展利好因素

（一）農民普遍知道“中央1號”文件，但對文件精神了解得不多。125份問卷顯示，95.4%的農民知道“中央1號”文件，只有5.6%的農民不知道，而這部分人大都是些不識字的、上了年紀的人。半數農民都是通過電視知道的，有16.8%的農民是通過政府宣傳知道的，24.8%的人是聽別人說的，3.2%的人是通過報紙、雜志知道的。其中54.4%的農民只是隱約知道一點，而不了解1號文件的具體內容。

（二）大多數農民知道文件規定的農業稅減免內容，并為之感到歡心鼓舞。問卷中94.4%的農民知道農業稅減免的消息，其中有73.6%的農民知道農業稅每年減免3個百分點，有19.2%的人知道農業稅每年減免1個百分點，88.8%的農民知道文件規定從2004年起除煙葉外農業特產稅全免。

（三）農民備耕備種熱情高，資金準備充分。由于糧價上漲，中央1號文件的貫徹落實，糧食直補政策的到位，農民積極性大大提高。被調查的125戶農戶95%以上的已備齊今春所需化肥、農藥和農膜，大部分連中稻所需農資都已備好。2004年計劃施用化肥43905公斤，比去年同期增長7%；農家肥料2914公斤，增長6%；農藥1131公斤，同比增長78%。備好早、中稻種籽756.7公斤，比去年同期增長31.9%。備耕金額大都在1500元以下，其中在200元以下的占9.6%；200-400元的占14.4%；400-600元的占28%；600-800元的占19.2%；800-1000元的占12%；1000-1500元的9.6%；1500元以上的占

7.2%。

（四）糧食面積呈現擴大趨勢。在125戶農戶調查中顯示，2004年計劃種植糧食502畝，比上年增長8.1%，其中稻谷453畝，同比增長16.4%；早稻140.5畝、中稻205.9畝、晚稻106.7畝，分別比上年增長29%、1.2%、39.1%。

（五）糧食種植結構呈現優化趨勢。在市場價格的誘導下，為提高糧食的經濟效益，農民種植優質稻的意識大大增強。據125戶調查，計劃種植優質稻362畝，占稻谷面積的78%，比上年增長17%，預計全縣今年優質稻種植面積可達到13.85萬畝，比去年增加1.5萬畝，增長13%；雜交玉米面積可達到6.33萬畝，比去年增加0.4萬畝，增長6.75%。

（六）農林牧漁業呈全面發展態勢。由于各級黨委、政府都強化了支農意識，尤其日前為了深入貫徹中央一號文件精神，臨武縣委、政府作出了開展“送政策、促增收，排憂難、促發展”活動的決定，從機關抽調1000名干部組成了聲勢浩大的工作隊奔赴農村促農增收，幫助農民脫貧致富，廣大農民為此感到信心倍增。從125戶調查來看，由于今年肉價上漲(由去年10元/公斤漲到今年16元/公斤)，農民養豬積極性提高，2004年計劃生豬出欄312頭，比去年增長6.3%；計劃水產面積11畝，同比增長13.3%；水產產量1500公斤增長25%；林業收入1.93萬元，增長46.2%。

二、當前農村經濟發展及農民增收的制約因素

（一）目前農戶近半數存在缺糧現象，糧食產不足銷的狀況日益突出。據125戶農戶調查，從調查日起距早稻收割還有3個月左右時間，人平庫存糧必須達到75公斤才能滿足消費，而從調查結果來看，只有69戶農戶達到此標準，其余56戶或多或少都要靠購買糧食來維持生活。這對于純農戶占40%的臨武縣來說，不僅農業生產受到阻礙，農民生活水平將難以提高。據農調隊抽樣調查，2003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3151元，調查的120戶就有79戶沒有達到平均水平，占調查戶的65.8%。主要原因：一是盡管2003年下半年以來，糧食價格開始回升，但仍未走出低谷，難以有效刺激農民種糧積極性。二是農村近四成農民在外務工，且都是些青壯勞力，留在家里從事農業生產的基本上是些老弱病殘、婦女兒童，難以提升農業生產質量。三是由于建設占用耕地較多，農業結構調整和退耕還林政策，使得耕地面積逐年減少。

（二）農資價格飛漲，農業生產成本過高，農業生產效益低，農民增收難度大。據物價局調查，今年的農資銷售價格比去年同期平均上漲15%，其中尿素上漲23%、鉀肥上漲33%、碳銨上漲10%、復合肥上漲5%。據測算，原來農民種1畝稻谷，需要種子2公斤20元，化肥60公斤80元，農藥4公斤40元。犁田80元，農業稅65元，計成本285元，1畝收稻谷400公斤，按51元/擔計算，每畝收入408元，扣除成本得純收入123元，如果要請人插田、收割另外支付160元的話，農民每種1畝田，還要虧37元左右。而由于農資價格上漲，每畝農田種植成本將增加40-50元，也就是說成本上升到325-335元，即使加上糧農從省里定下的每畝11元的糧食直接補貼、10-15元的良種補貼及降低農業稅3個百分點、附加降0.6個百分點，也只是剛好與農資上漲相抵，按當前國家保護價70元/擔，1畝田只得純收入235-225元，扣除請人插秧、收割160元，最后只

得75-65元，種糧的效益仍未走出低谷，這樣勢必會造成農民增產不增收，挫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

（三）農資假冒偽劣產品多，虛假欺騙性的信息多，坑農現象時有發生。

1、據農民反映，現在種田農藥每年要殺三次，每次要幾種農藥一起套用才管用。而化肥所需份量是以前的2-3倍。

2、目前種植市場信息魚龍混雜，加上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不完善，產、運、銷環節基本脫節，農民很難得到準確的種植信息、技術信息、購銷信息、價格信息，最后造成農民虧本的現象時有發生。

（四）農業基礎設施嚴重滯后，自然條件惡化，耕地退化，糧食生產難以長治久安。

1、由于這些年來對農業的投入不足，造成農業機械陳舊落后，農業基礎設施薄弱。目前全縣還存在著許多病險水庫，且大部分是六、七十年代修的，渠道年久失修，許多電排荒廢，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大大下降。

2、多年來礦山開發在帶給人們實惠的同時，也造成部分產礦區環境惡化，水土流失嚴重，如：甘溪坪、東山河，大面積耕地受到污染而不能耕作。

3、耕地由于長期使用化肥，很少施用農家肥，造成耕地退化，土地貧瘠，糧食生產質量難以保證。

（五）當前農民大部分不打算辦理農戶小額信用貸款，要貸款也是短期的，信貸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力度減弱。問卷顯示，69.6%的農民不打算貸款；打算貸款的只有28%；正在辦和已辦的占2.4%。打算貸款的金額不高，其中87%的人只需要貸2000元以下的就行了；貸2000-3000元占5.6%；貸3000-4000元的占4%；貸5000元以上的占3.2%。貸款一般要求短期的多，能周轉半年以下的占73.6%；一年的占20%；一年半的占3.2%；兩年及以下的占0.8%；兩年及以上的占2.4%。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信貸網點集中，撤消了所有行政村信貸員，農民想貸款而不知怎樣貸。二是目前農村信用社實行貸款終身追償制，造成呆 賬的要追究領導責任，因此對農村小額貸款的發放非常謹慎，貸款手續繁多，發放貸款一般均要求提供抵押品或擔保人，許多農民只有望“貸”止步。三是大多數農民沒有產業化經營意識，生產規模不大，所需資金不多，即使缺乏資金，到親戚朋友那調劑一下就行，根本就沒考慮要貸款。

（六）臨武縣近四成的農戶家里有人在外務工，由于大多數是通過親戚朋友介紹、自己找的，就業渠道很窄，使得臨武縣純農戶所占比重太高（占40%左右），加上還有拖欠民工工資的現象，農民增收空間相當有限。問卷中有38.4%的農戶家里有人外出務工。外出務工的途徑大都是通過親戚朋友介紹和自己去找，分別占務工人員的37.5%和

43.8%，通過政府組織的有16.7%，而通過職業介紹所就業的只有2%。外出務工農民中有91.2%的人回答沒有拖欠工資的情況，拖欠工資在500元以下的有4.8%，500-1000元的有2.4%，1000-1500元的有1.6%，1500元以上的沒有。

（七）當前農民整體文化程度不高，農業技術難以推廣，這對農村經濟發展帶來直接影響。在調查的125戶農戶中，53.6%的農戶家里沒有孩子上學，有23.2%正在上小學，17.6%上初中，0.8%上高中，大中專及以上的只占4.8%。

（八）大多數農民只求溫飽，對子女的教育不是很關心，農業生產的后備力量素質堪憂。問卷中只有44%的農戶知道孩子學雜費的基本構成。農村教育搭車收費的現象不多，有89.6%的農戶回答孩子上學沒有其他單位搭車收費，搭車收費在50元以下的有4%，50-100元的有0.8%，說不清具體金額的占5.6%。

三、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的建議

（一）各級政府、部門應強化支農意識，充分發揮鄉鎮“七站八所”為農民服務的功能，建立健全農業信息技術服務網絡，利用多種渠道繼續大力宣傳、認真貫徹落實中央1號文件規定的糧食直補、良種補貼，降低直至取消農業稅和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政策，嚴格執行涉農15項稅費減免的規定，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吸引青壯勞力致力于農業生產，促進農村經濟長足發展。

（二）加強農資市場的監督和管理，切實保護農民利益。一是物價部門要加強市場物價的監督管理，對農資產品實行限價銷售，出現暴利銷售行為要及時制止，嚴肅處理。二是工商、技術監督、農資、農業等部門要加強對化肥、農藥等農資和種子的出廠和流通環節的監督和管理，嚴格查處經營假冒偽劣產品的違法行為。

（三）千方百計加大投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自然環境，提高耕地質量。一是政府積極介入，確保財政增加農業綜合開發資金，興修農田水利工程，加強農村水、電、路、橋、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大力治理環境污染，抓好退耕還林工作，提高耕地質量。二是改革和創新農村金融體制，加大金融系統對農村的投入力度，擴大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切實解決農民資金困難的問題。三是完善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環境，放寬農村民間投資準入領域，積極運用稅收、貼息、補助等手段，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等農村投資。

（四）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調整產業結構，培育農民收入新的增長點。一是大力發展產業集群經濟，因地制宜發展“一鄉一品”、“一縣一業”，鞏固并發展以舜華鴨業公司為龍頭的“公司+基地+農戶”的模式經濟，使之真正起到“一品帶動”的輻射作用，加強產、運、銷環節的聯系，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二是合理推進農地流轉，積極完善家庭承包經營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推行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造成了臨武縣糧食生產現在零星的、小規模的自由發展狀態，農民也缺乏做大養殖規模產業的觀念、資金、技術和有利環境，實行農地流轉可較好地解決農地拋荒和粗放經營的問題，促進農業結構調整和規模化經營，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益，有效實現人和土地的有機結合。

（五）廣開農民進城就業的“綠色通道”，使二、三產業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一是拓寬農民就業的途徑，讓職介所真正成為勞務市場供需雙方滿意的“中介”。二是減少農民就業準入的限制條件，簡化進城務工的各種手續，取消針對農民進城就業的歧視性規定和不合理收費。三是政府要把對進城民工的職業培訓、子女教育、勞動保障及其他服務和管理經費列入財政預算，切實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四是清理拖欠農民工工資，使農民工增收落到實處。

（六）要加強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的文化、科技素質。從調查結果看來，當前農村基礎教育和農業技術發展不快，尤其是流動民工的子女就學問題堪憂。農民普遍素質不高，對子女教育問題或是漠不關心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難以適應現代生產要求，已在農村造成惡性循環，我們要把提高勞動力素質作為長遠的戰略任務來抓。一要加大教育投入，促進“普九”義務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二要加強流動民工子女教育管理，嚴格執行今年出臺的涉農稅費減免政策中關于免收農民進城子女義務教育借讀費的規定，讓流動民工子女享受到城鎮子女同等的教育權利。

第五篇：當前農村熱點問題剖析

農村稅費改革尤其是取消農業稅后，中國農村的形勢有了新的變化。之前的農民負擔問題、干群關系問題，不再是問題，但農村更多深層次問題暴露出來。以下就四個重要的農村熱點問題作些討論。

一、土地產權問題

土地問題顯然是當前農村中的一個大問題，據有關資料統計，目前農民上訪中，為土地上訪的比例很高，接近占到農民上訪總數的50%[1]。因此，有一種意見認為，應該給農民更加明確的土地產權，甚至提出要將土地私有化。

不過，農民為土地上訪的案例，大多集中在沿海發達地區和城郊農村。廣大的中西部農村，農民為土地上訪的案例較少，且中西部為土地上訪的案例中，上訪農民所針對的對象，往往不是國家，甚至不是鄉村干部，而是村莊大多數村民的意愿。

具體地說，在土地問題上，有三種不同的農民對土地抱有三種不同的期待。在沿海發達地區和城郊農村，因為工商業的發展，土地的非農開發，土地附加價值大大增加，土地可以帶來極大的利益。為爭奪土地非農開發的利益，地方政府、村社集體和個體農戶等等各方有激烈的博弈。從農民的角度來看，農民越多的土地產權，就意謂著分享土地附加收益上越強的談判能力。土地非農化的巨大利益，使沿海地區和城郊農村的農民要求更加明確的土地產權。土地私有化當然就更好了。

在土地缺少非農使用空間的廣大內地農村，經營農業的土地收益不會太多，農民種地僅可以保持“溫飽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水平。取消農業稅前，因為農民負擔較重，糧價較低，農民種田不劃算，甚至有農民發出“我不要地還不行嗎”的抗議。取消農業稅后，國家給農民種糧補貼，糧價也一直保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種田有了收益，這個時候，內地農村土地的承包權重新變得重要起來。有一些已經放棄承包土地的農戶再次回到村里要回自己的承包地，然后以比如每年每畝200元的租金轉包給真正種田的農戶耕種。

也就是說，在當前種田有收益的內地農村，也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農民，一種是并不真正種田，但可以將土地轉包給種田農戶以收取租金的農民。明確的土地承包權（一定30年不變）使那些已經脫離土地的農民可以繼續從土地中獲取租金，真正種田的農村的農戶向不再種田的已經進入城市的農戶（務工經商戶）交租，農村為城市提供資源。顯然，越是明確的土地產權，就越是使那些已經脫離農業的農民可以從土地中獲益。而在土地產權比較模糊的情況下，真正種田的農戶本來可能借土地集體所有，通過幾年一調整的辦法來免費獲取耕種土地的權利。這樣，真正種田的農戶（當然也是更難非農就業的農戶）就不得不在比較收益較低的情況下，再另外交上一筆租金給那些有機會非農就業的已經進城的農戶。

這樣，在內地經營農業土地上的兩類農戶中，那些已經非農就業的農戶，的確可以從更多土地產權中獲益，而那些更難非農就業因此不得不繼續種田的農戶，就事實上會在更加明確的土地產權中受到損害。

如此一來，農村土地更為明確的產權，是沿海和城郊農村農民所歡迎的，也是已經非農就業的農戶所歡迎的，卻不大為那些真正種田的農戶所歡迎。而當前我們講到農村中農民的弱勢群體，或我們一般所指的農民，恰恰就是那些仍在種田的農民，這樣的農民不僅占中國農民的絕大多數，而且是中國農民中處境最差、最需要得到政策好處的農民，也是那些聲稱給農民更多土地產權以道德力量的讓人同情的農民（而非珠三角地區已經變成土地食利者階層的農民）。土地產權更加明確的政策所損害的農民利益，恰恰正是這部分農民的利益。更糟糕的是，因為農村大部分公共品是建立土地基礎上的，有一部分農民已經非農就業，但他們仍然在農村占有土地，這些非農就業的農民，就不大愿意為農村公共品建設出錢出力，他們甚至不大關心自己土地的收成：農業收入只是自己收入中不重要的部分，有無都無所謂。而真正經營農田的農戶，因為在大片的農田中，有幾戶已經非農就業且不太關心自己農業收入農戶的土地串插其中，這幾戶農戶不愿為公共品（比如水利建設、灌溉費用）繳費，就切割了農村中的利益結構，使農村公共品供給更加困難。

此外，越是明確的土地產權，就越是形成不可調整的既得利益，這就使得農村在需要自下而上供給公共品的現實下，使農村內生的公共品供給更加困難。村社較多的土地權利，可以較為有效地通過調整土地，來解決農村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問題。現在土地產權是明確了，土地的農業收益卻更少了（因為公共品供給更不足了），且農業收益的分配更不合理了。

二、村民自治與村委會選舉

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也是當前農村中的熱點問題之一。村民自治因為與村委會選舉聯系在一起，給人以民主的想象，而引起了普遍的關注。但村民自治在當前的中國農村，發展十分不平衡，且很難對村民自治寄以過高的期望。

從村委會選舉的角度來看，有兩類地區，村委會選舉較為激烈，一類是村莊有資源的農村，包括沿海發達地區和城郊農村，因為土地的非農收益，而使村莊占有較多資源。還有就是如山西有大量煤炭資源的農村。正是因為村集體占有資源，村委會選舉的背后涉及巨大利益的分配，村委會選舉因此激烈。在這類農村地區，村委會選舉中的賄選就很容易出現，并且幾乎沒有辦法克服。

另一類村委會選舉激烈的農村地區，是村莊內存在著若干分裂的小型集團的地區，典型是華北農村，村莊中一般有若干個以家庭聯合為基礎的小親族群體，村委會選舉成為村莊中不同小親族群體合縱連橫，激烈競爭的工具，村委會選舉不是提高了村莊的民主訴求，而是充當了宗派斗爭的手段。

在廣大的中西部農村，人財物資源不斷地流出農村的背景下，村民自治缺少基本的資源基礎。因此，在內地農村，村莊精英往往不愿參加村委會的選舉，村民自治徒有其表，村莊中以“一事一議”為基礎的公共品籌資機制，根本無法發揮作用，農村基層組織在村民自治的表象下，逐步解體。

也就是說，因為中國農村地域廣大，情況復雜，不同地區農村的情況相差太大，同樣的農村政策，在不同地區找到的接應力量不同，而導致政策實踐效果的差異很大。那些迷信民主可以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人忽視了當前農村大規模人財物流出農村的基本事實，忽視了農村越來越被城市所邊緣化、農民越來越喪失主體性的基本事實。

三、農村的價值失落

當前中國農村的問題，顯然不只是農民的經濟收入問題。因為現代性因素的進入，農民得以安身立命的傳統價值開始解體，農村出現了嚴重的價值失落問題。

在農村調查，最觸目驚心的可能就是農村老年人越來越差的處境。我在一個村莊調查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況，這個村的老年人回答我說，最近幾年，村里就沒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說沒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雖然有點夸張，卻道出了當前一些農村的實際情況。我們估計，當前中國關于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率（主要是自殺）的公開數據，可能遠低于實際非正常死亡率。農村老年人去逝，往往無論什么原因都被作為正常死亡，而只要調查足夠深入，就會發

現，“正常死亡”的老年人中，相當部分其實都是“喝農藥”或“上吊”而死。

老年人“不得好死”，就給農村中青年人以強烈的暗示和預期，人們不再對未來抱有高的期待，及時行樂就十分合理。正是：生兒育女一大堆，辛苦到頭卻不得好死，不如“只生一個好”。

也與農村老年人有關的是辦喪事的黑色幽默。2006年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曾以“喪事上跳脫衣舞”，報道江蘇農村辦喪事請戲班子表演脫衣舞的事情。我近年在全國農村調查，發現在最近5到10年，農村喪事競爭中，表演歡快歌舞的情況極其普遍，且以很快的速度在傳播。舉例來說，我在蘇北、河南安陽、陜西關中、湖南衡陽和湖北農村的調查中，均發現了喪事上請歌舞班子表演類似脫衣舞的歡快歌舞的現象，其中在河南安陽農村調查的10天，親眼見到數場這類表演。

喪事上歡快歌舞表演的關鍵不是喪事大操大辦的問題，而是喪事本身的哀傷與神秘，被這些歡快的歌舞搞得不倫不類，從而使人們不再能從喪事儀式上獲得意義。在另一些農村，倒是喪事上不表演歡快歌舞，而是將喪事簡化到草草了事的地步。因為子女不孝，不僅老年人被薄養，而且去逝后也被薄葬，子女以完成任務的態度對付父母的死亡，這種“唯物主義”態度，使人們不再有對任何神秘力量的敬畏和期待，一旦慎終追遠的喪禮儀式變成搞笑游戲，或草草了事，則農村基本的價值準則也就無法存在，其后果就會十分地嚴重。

農村價值失落的原因，既與當前農村社會轉型有關系，又與國家農村政策失誤有關系。比如，計劃生育方面，僅僅考慮降低人口，減少生育，而對農民傳統的構成安身立命基礎的“傳宗接代”觀念徹底抨擊。喪葬上，緊緊為了節約土地，甚至是為了讓某些部門從火葬上得到好處，而不顧農民的感受，不分地區地強制推行火葬，且建議農民將骨灰草作處理[2]，這樣的態度，就進一步加強了農村的價值失落。而如江西萬載縣曾下文強制將宗祠改建為農村文化活動中心，甚至說宗族組織是未經政府登記的非法組織，要禁止宗族[3]，都說明了當前政府在農村價值失落問題上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四、農村公共品供給問題

自2002年開始，我們一直在湖北荊門五村進行農村公共工程建設的實驗，尤其是水利建設實驗。取消農業稅前，因為鄉村組織還可以從農民那里提取一些用于公共品供給的費用，一些維持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公共品還能供給。取消農業稅后，鄉村組織不再能夠向農民收取稅費，國家指望通過“一事一議”的辦法來籌集公共品建設所需資金，至少在荊門農村十分地不切實際。結果，在我們的實驗區，因為沒有與之匹配的農民內生組織，鄉村行政組織又已經退出，以前依靠大中型水利設施進行灌溉的農田，不再能有效使用，農民不得不花巨資打深井來灌溉。深井灌溉的問題有三，一是深井灌溉的成本很高，打一口井的成本要數千上萬元，而灌溉能力有限。二是深井灌溉水稻，在風調雨順的年景，可以解決問題，一旦出現大旱，離開從大江大河調水的大中型水利設施，農業的抗風險能力就大成問題。三是一些經濟狀況較差的農戶打不起深井，又不再能從以前廉價的大中型水利設施獲益，農業生產因此變成靠天收，經濟狀況陷入惡性循環。

結果，取消農業稅后，農民負擔是減輕了，但農民投資水利設施的支出卻是大大地增加了。有報道說取消農業稅后，農民投資水利的積極性提高了，因為農民用于水利建設的支出增加了。問題是，農民水利建設支出的增加，是被迫還是主動？是使農村水利建設更合理了，還是既有的大中型水利設施被新投資的小型水利設施所切割和破壞了？是農業生產的風險增加了還是農業生產的風險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鄉村組織因為不再向農民收取稅費，鄉村組織不再有介入農村公共事務的積極性，農村公共品供給成了個體農戶的私事。而個體農戶在公共品建設上得出的經驗是“怕餓死的會餓死，不怕餓死的不會餓死”，意思是說，只有那些最需要公共品或最擔心公共品供給不足的農民，才最愿意出錢出力解決公共品供給之不足，這些農戶因此在每次公共品供給中都出資出力最多，而另一些農戶卻可以搭便車。次數一多，那些每次都出錢出力最多的農戶就成為村莊經濟上最為貧窮，社會地位上最為弱勢，因此說不起話、辦不成事的真正弱勢群體，他們越怕餓死，就越是要多出錢解決全體農戶所需要的公共品，因此就越是首先要被餓死，而那些不怕餓死因此次次搭便車的農戶，卻因為有便車可搭而生活得很好。但最終，怕餓死的人都餓死了，這些不怕餓死的人，就不再能得到免費公共品，因此遲早也會餓死。

我們面對實驗區如此嚴峻的公共品供給困境，多次與當地政府溝通，當地政府不是不明白從大江大河調水灌溉的大中型水利設施對于季風型氣候的當地農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當地政府卻認為這不是政府的事情，而是種田農戶自己的事情。當地政府甚至將幾乎所有大中型水利設施都拍賣、承包給農戶經營，這樣可以減少地方政府的支出壓力，又可將水利供給失敗的責任推給承包人和農戶。總之一句話，地方政府越來越傾向認為，農戶經營層面的事情，包括基本的公共品供給，是與地方政府無關的事情。恰恰在2003年開始農村稅費改革后進行的配套改革，提出鄉鎮事業單位改革的方向是“以錢養事”。理論上“以錢養事”好象很通，實踐中，地方政府卻變成了“我不再向農民收稅，農民也別再找地方政府的麻煩”，地方政府越來越與農村社會成了互不相關的兩張皮。

而一旦離開地方政府的強制力，農戶自發合作的可能幾乎沒有。這不僅表現了水利灌溉這類生產所需基本公共品的供給上，也表現在其他各種與農民生產生活秩序維持相關的公共品供給上。

這樣一來，除自上而下由國家出資，并作具體項目安排的公共品建設可以有些增長以外，農村內生供給公共品的能力越來越弱，狀況越來越差。而離開農戶對自己生產生活所需公共品偏好的表達能力，自上而下安排的公共品建設資金，將大量被無效地用在地方政府所在乎的政績工程和面子工程上。

在國家事實上不可能包攬所有農村公共品供給的情況下，如何依托包括地方行政力量在內的力量來解決農村公共品供給中合作難的問題，是當前中國農村面臨的一個大問題。農村當前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另外一類表現則是農村社會的灰色化。所謂“灰色化”，是指農村正式組織逐步退出之后，農村社會帶有黑社會性質力量的崛起。其中包括以暴力和暴力威脅為基礎的謀利集團，這些集團強占農村公共資源，欺行霸市，從而破壞了農村的基本秩序，也破壞了農民的基本預期。也包括農村以地下六合彩泛濫所代表的無序力量。地下六合彩在全國大部分農村都深有泛濫，且其后果極其嚴重。地下六合彩在很短的時間便吸干了農民的積蓄。還包括農村邪教的快速傳播。2004年以來，我先后在全國約10省市的10多個農村地區調查，幾乎每個地區都有地下邪教的快速傳播。用我個人的調查感受來說，地下邪教傳播速度之快，其后果之嚴重，用任何詞匯來形容都不為過。

（賀雪峰 劉燕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