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村養老保險的研究背景及意義

研究背景：養老，是社會成員生產與發展中的客觀需求，人類生存的自然規律表明，任何一個完整的的人生必然經過出生、成長、衰老、死亡的過程。當一個人步入老年后，就可能部分或者全部喪失勞動能力而需他人的供養。養老保險是為社會成員生命過程最后階段的生活進行的物質儲備，是現代各國社會保障中最重要的項目，也是開支最大的項目。眾所周知，中國不僅是個人口大國，而且還是一個農業大國，更加是一個擁有8億農民的農業人口大國。因此，農民的問題不容忽視。當前，中國人口結構的一個重要特征和趨向是人口老齡化，因此解決好養老問題，特別是農村人口的養老保障問題是當前一段時間甚至是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的熱點話題，能否解決好農村養老保險問題關系著中國的穩定發展，也關系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我國從1954年就開始實行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到目前為止，已經是比較完善了。但對于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則是從1986年開始的，而且只是初步探索時期，真正意義上的農村養老保險是從1991年以后才算建立起來的。目前，大多數的學者都只是在研究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制度建設及資金管理問題上，而忽視了對農村養老保險的研究與探索，特別是對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管理的研究問題就更是少之又少。俗話說，萬事開頭難，對于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建設而言，不僅僅是開頭難，更難的是對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制度的建設，包括養老保險資金的籌集、基金的投資運營以及養老保險金的支付三個方面。農村養老保險資金的籌集堅持“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的原則，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由于缺乏相關制度的約束，導致個人繳費缺乏積極性、集體補助不到位、國家政策難以落實等亂象叢生。在基金的運營方面，由于統籌層次過低，導致養老保險基金缺乏互濟性；投資渠道單一，導致基金保值增值困難。在養老保險金支出方面，由于國家給予的補貼標準過低，導致農民缺乏參保積極性；由于各地區的發放標準一致（主要是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之間），使養老保險失去了公平性。因此，在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管理亂象叢生的背景下，研究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具有更大的現實意義。

研究意義：農村養老保險從開始試點到現在已經將近三十年，在其探索與前進的道路上遇到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問題，其中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問題是至關重要的問題。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包括保險資金的籌集、必須基金的投資運營與養老保險金的支出三方面。農村養老保險資金的籌集堅持“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的原則，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由于缺乏相關制度的約束，導致個人繳費缺乏積極性、集體補助不到位、國家政策難以落實等亂象叢生。在基金的運營方面，由于統籌層次過低，導致養老保險基金缺乏互濟性；投資渠道單一，導致基金保值增值困難。在養老保險金支出方面，由于國家給予的補貼標準過低，導致農民缺乏參保積極性；由于各地區的發放標準一致（主要是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之間），使養老保險失去了公平性。如何處理好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問題，是關系到這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能否良性有運行的關鍵所在。本文從養老保險資金的籌集、基金的運營投資與保險金的支出三方面分析了玉山鎮在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上遇到的問題，并以此提出了一些對策，希望通過此次研究可以為解決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管理提供一些建議及對策，使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能夠處于良性運轉之中。

第二篇：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研究背景與意義

研究背景與意義

研究背景

1.民政部1992年推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方案(簡稱“老農?！?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需求

我國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沒有實行農民養老保險，只有生活貧困的農民才有社會救濟。直到1986年，國家“七五計劃”提出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當時受到改革開放政策影響有農民開始外出打工，收入有所增加，起初在江浙一帶的鄉村試點，并建立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1991年，為進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我國選擇山東的五個縣作為典范開始試行。1995年到1997年的兩年時間里，全國2900個縣中有2123個縣引進了此項制度，參保率為9.74% 0 1998年，為滿足資深投資人士選擇可預測的、透明的、且有一定管理框架的市場進行資金注入，國家著手整頓保險業，這一舉措阻礙了農村養老保險業務發展且使其進入暫停整頓時期。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在有條件的地區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9年9月，國家出臺《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探索建立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相結合的新農保制度，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與家庭養老、土地保障、社會救助等其他社會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保障農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2009年試點覆蓋面為全國10%的縣(市、區、旗)，以后逐步擴大試點，在全國普遍實施，2020年之前基本實現對農村適齡居民的全覆蓋。但是，我國老年人口規模不斷擴大，人口高齡化不斷發展，鄉村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城鎮人口，且城鄉老齡化差距在擴大。袁俊、吳殿廷、吳錚爭(2007年)根據1990-2000年數據預測，到2010年全國除東北的黑龍江和西北的新疆、甘肅、寧夏、青海、西藏6個省份尚處在成年型外，其余都將進入嚴重的農村人口老齡化狀態。農村人口老齡化由東部沿海地區逐漸向中部、西部內陸遞進，且已發展成農村地區相對普遍的人口變化趨勢①。

在人口快速且大面積老齡化狀態下，我國一直實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屬于“杯水車薪”。面對強大的農村社會變化，大部分農村老年人口依然處于貧困和養老遠，這意味著，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方案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需求。

2009年6月2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會議決定，2009年在全國10%的縣(市、區)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此次養老保險籌資方式改變了過去主要由農民自己繳費的模式，實行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和政府補貼相結合;在支付結構上采取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分開，基礎養老金由國家財政全部保證支付的形式。9月1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試點的指導意見》，著手建立針對農民的以“?；?、廣覆蓋、有彈性、可持續”的新型養老保障制度，意味著“中國農民60歲以后都將享受到國家普惠式的養老金”。

2.政府及政府財力具備參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行為可行性與經濟可行性

政府行為包括政治行為、經濟行為和行政行為，研究政府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中的行為也就是研究政府如何參與社會養老保險。通常認為，政府的經濟職能包括資源配置職能、收入分配職能和經濟發展職能。而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養老保險是指國家和社會通過相應的制度安排為勞動者解除養老后顧之憂的一種社會保險，它的目的是增強勞動者抵御老年風險的能力，手段是提供相應的收入保障，這極大的體現了政府的收入分配職能。由于社會保障維護社會公平和增進社會福利的本質屬性，政府在社會保障中承擔主要責任便構成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共同特征，這一共同特征不會因為社會保障制度的變革而改變。

政府在社會養老保險中的責任定位在監管責任和財政責任兩個方面。在大多數國家，財政對養老保險提供一定的支持，養老保障開支成為財政預算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于財政支持問題，一直以來備受關注和爭議?，F在財政有沒有能力徹底解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問題?到底需要多少錢可以在全國普及農村養老制度?隨著我國國民經濟和政府財力持續高速增長，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物質基礎日益豐厚，國內生產總值從2000年的88254億元增長到2009年的335353億元，增幅279.99%;國家財政收入從2000年的13395億元增長到2009年68477億元，增幅411.21%，通過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也可達到國民福利與國民經濟增長、政府財政同步增長的異曲同工之妙。3.國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施的成功經驗給予我國的良好啟示和借鑒 關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模式選擇問題，世界各國具有較大差異。一部分國家沒有設立單獨的農村社會化養老保障制度，而是給予農村居民以相同的國民年金待遇;一部分國家則針對本國的實際情況單獨設置在具體內容上受到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因素影響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或農民養老保障制度。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無論采取何種形式的農村(農民)養老保障制度，都是圍繞農村、農業和農民而展開，其最終目的都是成功的解決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問題:例如德國、加拿大、日本等發達國家建立農民養老保障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解決土地細碎化、實現現代農業經營和提高農民收入，而發展中國家建立農民養老保障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決老年貧困問題，為農村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另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實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時大多數都成功地建立了完備的法律制度，這是各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得以順利實施的一個重要保證。當然，在國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施中，政府的財政作用也不能忽視，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給予了穩定的財政支持，這樣可以從根本上解決農村養老保險的資金積累和支付問題，從而實現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

因此，國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制度設計、模式選擇、法律保障和財政支持等方面的成功經驗對我國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給予了良好的啟示和經驗。1.1.2研究意義 1.理論意義。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是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由于農村人口眾多，國家財力有限，地區發展不平衡等因素制約，我國不可能簡單選擇高福利模式，也不可能采取完全自助型模式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據最新公布數據顯示，我國目前經濟平穩快速發展，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呈可持續發展態勢，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已趨于成熟，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尚屬空白，本文引入養老保險制度的基礎理論，借鑒國外成功經驗，試圖厘清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中政府、集體和個人的關系，從理論上拾遺補缺，提供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理論參考。

2.實用價值。農村養老保險依托國家強大的經濟實力與財富積累，通過國家財政的收入再分配手段保障農民的老年基本生活甚至是較高水平的生活，促進現代農業經濟效益的穩定提高和增長，這種良性的社會收入再分配方式給農民帶來希望和感動。總之，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確保農村居民基本生活、推動農村減貧和逐步縮小城鄉差距、維護農村基本穩定、消除農村貧困，尤其是消除農村老年貧困現象，為農村老年人提供一定的基本生活保障都能帶來較大實用價值。

第三篇：農村銀行研究背景和意義

1.1選題的背景及其意義

經濟學家樊剛的一項統計研究表明，我國非國有企業的主體是中小企業，它們創造了70%以上的工業總產值，65%的GDP以及95%以上的新增就業，但占用了不足30%的銀行借貸資源。我國70%以上的銀行信貸資源仍然由國有部門占用，這一比例與中小企業所創造的產值比例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與此同時，證券市場上的直接融資多為國有企業服務，“融資難”己經成為制約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的主要障礙，資金供給的不平衡不僅制約著金融市場的成熟和發展，也制約著整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長期以來，我國以四大國有銀行為主體的正規金融機構主要傾向于為發展成熟的各類企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提供融資服務，而中小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企業則由于本身的高風險等不利因素而在融資活動中處于劣勢地位，只能獲得極為有限的資金支持。當中小企業旺盛的融資需求與正規金融機構提供的有限資金支持之間的缺口越來越大時，民間金融，特別是非正規民間金融，解決了中小企業由于高風險而得不到融資的困難，成為了中小企業的重要資金來源。

民間金融較好地滿足了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對中小企業的發展壯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民間金融也爆發出旺盛的生命力。根據花旗銀行一份研究報告的估計，在2004年4月到5月期間，大陸銀行居民存款流失額在9000億元左右，而這些資金都用于自己投資或民間融資，報告認為由于地下信貸的原因，官方信貸的降低可能轉向了地下信貸。事實證明，民間金融由于靈活和成本低的特點，具有正規金融不可比擬的優勢，發展速度不斷提高，發展規模不斷壯大。根據國際農業發展基金的研究報告，中國農民來自民間金融的貸款大約為來自正規金融機構的四倍。根據農村固定點辦公室的調查顯示，2000年每個農戶累計借入款為1020元，其中約700元來自民間借貸，約占68.6%。溫鐵軍分別對東、中、西部15個省份的調查研究發現，民間借貸的發生率高達95%。張建軍(2003,數據來源于張建軍《正規金融推出后的信貸市場研究》金融研究 2003（7）)對廣東恩平基層鄉鎮的300戶農戶和不同行業的300個企業的調查顯示，發生民間借貸行為的農戶和企業分別占樣本總數的94%和87%，2002年民間借貸余額約為10億元，約占恩平市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50%。何廣文(2004)對360戶農戶的調查發現，農戶60.96%的借款行為是與民間放貸主體之間發生的，農戶93.95%的放款行為是在親戚、鄰居、朋友之間進行的，其余部分是在農村企業、合作基金會、農村基層機構之間發生的(分別占2.2%，1.65%，0.55%，其他關系人所占比例為1.65%)。朱守銀(2003)的調查結果顯示，沒有一筆借款來自商業銀行，來自農村信用合作社的僅占16%，而民間借貸占79%（數據來源于劉錫良王磊《轉型時期我國農村金融改革政策研究》第三屆金融學年會）。從以上不同的研究可以發現，在正規金融市場之外，民間借貸在我國農村地區不同程度地廣泛存在，而且其發展已經形成了相當的規模。

但是，民間金融也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負面效應，對國家宏觀經濟運行及調控造成了沖擊。在我國，非正規金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被認為是違法的，受到蔑視和輕視。那么，如何全面地認識民間金融產生和發展的合理性，如何正確地認識民間非正規金融與正規金融之間的關系，如何在非正規金融與正規金融之間建立一個能夠發揮各自所長的平臺，讓民間非正規金融得到健康的發展?對這些問題的探討都將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第四篇：課題研究背景及研究意義

一、課題研究背景及研究意義

現代心理學研究認為，在幼兒早期學習中，閱讀興趣、習慣和能力的培養對幼兒學習能力的提高、智力的開發及終身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早期閱讀對幼兒早期的語詞、概念、能力的形成也具有積極的作用。

近年來，隨著幼兒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早期閱讀備受幼教界的關注。許多幼教工作者對早期閱讀進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如：閱讀環境的創設研究、閱讀材料選擇研究、指導策略的實踐研究、以及家園互動培養幼兒閱讀興趣的實踐研究等，在不同方面都總結出了一定的教育經驗。我園過去也曾對早期閱讀進行了一些嘗試性研究，發現幼兒對早期閱讀頗有興趣，但在實踐中存在著一些問題：有些教師在指導幼兒閱讀時有灌輸的現象，忽視為幼兒創造良好的閱讀教育環境；重知識輕能力，把早期閱讀等同于識字教育；重結果輕過程，忽視情感體驗和創造性思維訓練；重集體教學，忽視日常培養；重幼兒園教育忽視家庭社區等教育資源的作用。為此，從2009年7月起我園將對幼兒早期閱讀的培養進行更深入、更細致的研究和探討。并有針對性的從2——3歲幼兒早期閱讀指導為切入點，在分析2——3歲幼兒閱讀特點的基礎上，以圖畫讀物為主，以看、聽、說有機結合為主要手段，通過家園同步開展早期閱讀指導策略的研究，實現家園教育資源的共享；提高教師、家長指導幼兒閱讀的水平的能力，激發幼兒的閱讀興趣，培養幼兒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提高幼兒閱讀理解能力，并在閱讀過程中，引起幼兒閱讀識字的愿望，獲得有關書面語言的知識，發展想象、思維、表達能力。

二、研究的主要思路

1.研究目的：了解教師與家長在2—3歲早期閱讀指導過程中的困惑，總結出一套有效解決2—3歲早期閱讀指導的方法和策略。

2.研究方法：調查研究法、觀察法、案例收集法、追蹤記錄法、個案研究法、行動研究法

3.研究途徑：

① 通過調查分析了解教師及家長對早期閱讀指導的困惑；

② 通過文獻的搜集與整理，獲得理論上的經驗積累；

③ 通過具體方案的實施，不斷觀察幼兒的閱讀特點，進行案例的總結，個案分析；

④ 積累2—3歲早期閱讀指導的策略，并總結出適宜的指導方法；

二、研究價值

本研究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有很大的研究價值：一方面，可以豐富和提高本幼兒園上在早期閱讀的材料、指導方法等方面的認識，另一方面，可以細致探討一下針對2—3歲幼兒的、教師與家長在早期閱讀指導中的策略，同時讓好的圖書在幼兒2—3歲這個年齡段發揮更好的作用，并在研究過程中實現輻射家庭的目的。

三、研究基礎

在以前的工作中，進行過有關早期閱讀材料和指導的初步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這是這次研究的基礎和前提。如2007年6月，梅建寧的教案—

—《小鳥的家》收錄在《幼兒園發展課程——教師用書》中，2008年2月，倪雪春的文章《開展家園互動促進幼兒良好行為習慣的養成》全國創建和諧校園教育科研成果二等獎、2008年9月，倪雪春圖文《蟲蟲爬》在《現代教育報》啟蒙?？堑取?/p>

我們在日常的工作中，對適合2－3歲幼兒的閱讀材料已經有了一些感性的認識，并搜集了大量的圖書（比如……），同時也認識到有些方法能幫助幼兒更好地養成閱讀的習慣（比如……）。但要更好地發揮圖書的作用，就需要進行進一步的實驗研究和探討。因為圖書只是閱讀過程的第一步，它還需要具體指導策略、閱讀環境和氛圍的營造以及家庭參與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在前面獲得大量經驗的基礎上，我們將通過實驗研究的方法對如何更好地發揮圖書的作用、如果更好地指導和干預幼兒的閱讀過程，幫助他們享受閱讀的興趣，并不斷獲得閱讀能力的提升和發展。

第五篇：1 研究的背景及意義

研究的背景及意義

（背景）1906年美國俄亥俄州誕生了第一個安樂死法案，安樂死作為一個法學問題被正式提出，從此以后成為學界熱烈討論的一個話題。本文根據國外和國內的安樂死的背景和對安樂死支持與否的民意調查，從我國的立法角度和立法背景等方面和我國的憲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個體法等方面來認證我國實行安樂死的意義和可行性。并且提出一些關于安樂死的立法建議和實行措施。

（意義）安樂死是一個涉及倫理、法律和醫學等方面的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在當代社會，為制定政策和立法之目的，審視安樂死必須立足倫理，要圍繞生命價值、個人自由和人權保障等來看待問題。討論安樂死的最佳情景是國家經濟、法制、醫療保障和公民的觀念達到一定的發達水準，根本問題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夠在物質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礎上得到保障。從倫理上來講，絕對禁止或全面開放安樂死均不可取，我國社會目前不具備討論安樂死的理想條件，從立法上來講，我們仍需創造條件。其中最為重要的是要嚴格規范安樂死使用的對象范圍、主體范圍、實施條件、申請程序、審查程序、操作程序，和明確擅自實行安樂死的刑事責任，不履行或不認真履行安樂死職責的刑事責任，并明確所要承擔的民事責任。

其中以安樂死為例必須符合下列條件：（1）實施安樂死的對象必須是根據現代醫學和技術斷定已身患不治之癥，并死期又迫在眼前的病患者；（2）實施安樂死的目的是為了減輕或消除病人的痛苦；（3）病人忍受的肉體痛苦，達到任何人都難以忍受的程度；（4）病人意思清楚并能表達自己的意識，必須有其本人真摯的囑托和承諾，且該囑托和承諾是在事前或行為當時作出。在病人無法表達時，近親屬及其他人不得代為請求，醫生也不得主動實施；（5）除安樂死外，無其他可供選擇的方法來減輕或消除痛苦；（6）應由醫生實施，其他人無權實施，且實施安樂死必須有三名醫生研究同意，在經主治醫生批準；（7）實施安樂死的方法必須合乎倫理而且被認為是妥當的。研究方法

安樂死的性質

由此可見安樂死行為的實施是需要第三方的致死行為，那么第三方行為是合法的民事行為還是我國《刑法》中232條所規定的故意殺人罪呢？目前我國學者多數人認為應該定為故意殺人罪，其理由是符合犯罪的本質特征，對社會具有嚴重的危害性。但是，我國目前還沒有關于安樂死的相應法律規范，因而若從法律角度上看，其行為本身屬于一種故意殺人行為，但鑒于這種行為的特殊性，又應另當別論。[4](P.687)

首先，從行為實施動機上看，第三人實施行動的初衷是為了使病人在醫學無法救治時盡量免受病痛對身心的雙重折磨，與故意殺人的初衷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主觀意愿。其次，從行為實施依據上看，第三人的活動是應病人要求而實施的，并非行動者自身的要求，與故意殺人的依據不同，因此，實施安樂死的第三人的行為是否違法，應從多方面考察，而不應簡單地從行為本身上進行認定。由此可見，安樂死的合法化即安樂死第三人行為成為合法的民事行為是可能的，但應輔之以相應的法律規范，建立一套嚴密的評定程序，使安樂死真正名符其實的“安樂”。再次，從行為實施的結果上看，第三人實施行動結束病人的生命，并未造成社會危害，與故意殺人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不可相提并論，與刑法所要達到懲處犯罪，保障社會安全的目的不相符，因而從行為結果上亦不能體現刑法的宗旨。

安樂死的分類

安樂死的分類較多有主動、被動、積極、消極、直接、間接、自愿、非自愿等，通常意義下人們把安樂死粗略的劃分為主動和被動兩類。

主動安樂死是指醫務人員或其他人采取某種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如采用藥物或其他辦法主動結束痛苦的生命，這也稱積極或直接安樂死。

被動安樂死是指中止維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病人自行死亡，也稱消極或間接安樂死。

一般所說的安樂死是一種狹義的提法即無痛致死術也就是主動安樂死。論文提綱（研究路徑/論文（設計）框架）

只給你寫出正文的一級題綱，分則你自己可編寫。

一、安樂死的概念、起源、各國法律規定；

二、安樂死在各國的實施情況、法律對此引發糾紛的處理；

三、對安樂死立法及合法實施是社會必然發展趨勢；（理由及你的觀點）

四、結論（安樂死對社會發展的最終作用）論文寫作計劃（進度安排）

（這個你自己完全能做出來，再說我也沒法安排你的時間：））主要參考文獻

〔1〕楚東平《安樂死》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2〕高銘暄.《新編中國刑法學》（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版.〔3〕陳興良 《刑法的啟蒙》 第1頁 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高銘暄.《新編中國刑法學》（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版.〔5〕李連科著：《價值哲學論》，商務印書館1999年2月版，第246頁?！?〕歐陽濤：“安樂死的現狀與立法”，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6年第5期。〔7〕呼滿紅 張暉 《“安樂死”離我們有多遠》載《民主與法制》2001年第11期.〔8〕祝世訥 梁中天 《安樂死論綱》載《醫學與哲學》1998年第7期.〔9〕參見《刑法問題與爭鳴》第2輯之專題三“安樂死的刑法意義”的附錄中國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10〕（英）尼古拉斯 余紀元 《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11〕黃茂榮 《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12〕（美）羅爾斯《正義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13〕邱仁宗《生命倫理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摘要]“安樂死”一直是備受法學界、醫學界、宗教界等關注的世界性問題。對于“安樂死”，有贊成和反對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各國的法律也對“安樂死”采取不同的態度，有的法律上允許“安樂死”，有的在法律上把安樂死當成是故意謀殺罪。本文主要是從法律角度來說明“安樂死”在法律上不應該是一種犯罪，它對社會、個人具有積極的意義，以及“安樂死”的社會基礎來分析“安樂死”具有可行性，同時也探索了“安樂死”的立法問題。[關鍵詞]安樂死 可行性 法律

一、“安樂死”的定義 “安樂死”源于希臘的EUTHANASIA一詞，原意為 “快樂死亡”或 “尊嚴死亡”。目前，我國的學者普遍認為，“安樂死”是指對身患絕癥，生命垂危的人或無生命價值的人，經過積極治療病情不見好轉甚至惡化，患者痛苦不堪，根據患者及親屬的意愿和請求，在醫務人員的幫助下使其無痛苦地、安然地死亡。它包括了以下幾方面的內容：（1）“安樂死”實施的對象應該是指那些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在當前醫學條件下毫無救治可能并且正處在極端痛苦之中的病人或者是無生命價值的人；（2）“安樂死”應該是在病人自愿請求的前提下進行。如在果明知病人不愿意，而強行對其實施的話就構成是故意殺人罪；（3）在這一行為中，執行“安樂死”的人，只能是經過正規的培訓，取得合法資格的醫護人員，且須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進行；（4）實施行為的目的必須是仁慈和盡可能無痛地讓病人死去。目前學術界依照不同的標準將“安樂死”分成不同的種類： 1.根據終止生命的行為方式不同，分為積極的“安樂死”與消極的“安樂死”。積極的“安樂死”又稱為主動“安樂死”或仁慈助死，指醫務人員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結束病人的生命。消極“安樂死”又稱為被動“安樂死”或任其死亡，是指對那些身患絕癥處于極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放棄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的輔助設施和藥物，使病人自然地死于疾病。事實上，在醫療實踐中，消極“安樂死”已相當普遍地實施了，法律對于消極“安樂死”也是默許的，現在頗有爭議的是積極“安樂死”。2.根據被實施安樂死的病人是否明確表達愿望，分為自愿“安樂死”和非自愿“安樂死”。自愿“安樂死”指的是患者在意志清醒的時候，有過明確的表示，不愿意忍受疾病的折磨，而愿意實施“安樂死”。如通過立遺囑。而非自愿“安樂死”針對的是那些無行為能力的病人，主要是指腦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嬰兒實施“安樂死”。由于這幾類人都是無行為能力的人，無法表達自已的意愿。因此，對于這類病人的安樂死問題，應該是由其監護人向法院申請，由法院組織有關部門對患者進行審查，來決定是否對病人實行“安樂死”。

二、實施“安樂死”是犯罪嗎？ 在我國現行法律未對“安樂死”做出認可的情況下，既使經死者同意而終止其生命的行為，同樣也是我國法律所不允許的。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對幾乎所有的“安樂死”案例均做了有罪的判決。但是把“安樂死”案例一律定為有罪判決，從理論和實踐上是不合理的。根據我國理論界的說法，犯罪的本質特征是具有社會危害性。是否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是犯罪成立的根本條件。筆者認為“安樂死”不是犯罪，是因為“安樂死”不具有犯罪的本質特征——社會危害性。在一定條件下的安樂死對國家、社會、患者本人及其家屬都是有益無害的，不具備社會危害性。首先，從人身危害性的角度分析，“初犯可能”和“再犯可能”的機率是極小的。因為首先要有一個身患絕癥且痛苦不堪的病人存在，其次是要在病人的請求下，實施行為對象的特殊性大大制約了“再犯可能”和“初犯可能”；其次，從社會危害的角度來看，實施“安樂死”行為的客觀結果是病人的死亡，是一種非自然原因而喪失生命。這樣的結果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這個問題上，病人是希望離開這個痛苦的世界而得到解脫的。它從根本是不同于一般的殺人行為，行為人是出于人道主義的原則，在瀕臨死亡的病人請求下對病人實施了安樂死，不僅體現了人的自由意志而且還體現了人不但可以選擇生的權利還可以選擇死的自由，尊重尊嚴死的權利。因此，“安樂死”不具有社會危害性。另外，從犯罪的另一個特征刑法的當罰性看，刑罰的目的是一方面通過刑罰懲罰犯罪，改造犯罪。另一方面是威懾、警戒潛在的犯罪者，防止他們走向犯罪的道路，從而達到保護人民，維護社會的目的。而實施“安樂死”不具有社會的危害性，不會給社會民眾產生危險的壓力，此外安樂死的再犯可能性非常小。因此根據刑法的懲罰目的來看，“安樂死”行為不應該是犯罪。總之，從刑法理論和實踐來看，“安樂死”無害于社會、不具備故意殺人罪人本質特征，不具備刑法懲罰的目的。因此，不能把“安樂死”當成故意殺人罪來論處。

三、實行“安樂死”的合理性及意義 目前法律對“安樂死”是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通過調查分析，不難發現實行“安樂死”對于患者、家屬甚至是國家來說，都有很大的意義。同時“安樂死”在我國具有很大的可行性。

（一）對病人來說，實施“安樂死”是他的權利。生與死都是自然現象，人不僅有生的權利，而且每個人都應該有“尊嚴死”的權利。對某身患絕癥的病人，在其倍受病痛折磨、求生不得的情況下，明知治愈無望而采用人工的方法延續其生命讓他忍受肉體上和精神上的雙重折磨，這顯然是極不人道的行為，也損害了患者生命的尊嚴。

（二）從病人的家屬能及社會來說，對病人實施“安樂死”，有利于減輕他們的負擔。親屬對病人在道義上有照顧的義務，在法律上有贍養的義務。然而，在長期醫治無效下，親屬、單位以及社會已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第一，在精神上繼續要求他們長期負擔義務，長期地看著自己的親人整天躺在病床上，忍受著病痛的煎熬，而自己卻無能為力，作為一個病人的家屬，他在精神上是否承受得了呢？發生在1971年，荷蘭的鮑格太太“憐憫殺人”一案中，作為一個醫生的鮑格太太正是忍受不了看到母親受到病痛折磨的樣子，在其母親的請求下，幫助母親死亡。從這我們可以看出鮑格太太是在精神上不忍看到母親被折磨的情形下才讓她母親死亡。后來法院正是因為這一點而判其無罪。因此，對病人實施“安樂死”不僅是對病人肉體上的解脫而且也是病人家屬精神上的解脫；第二，在經濟上，對于一個身患絕癥的病人來說，醫療上的花費是非常昂貴的。據統計，我國現有5～7萬的植物人患者，為了維持這些患者的醫療費用，頭一年的花費是10～30萬人民幣，以后住院治療的花費每年約6～9萬，在家治療和護理至少也每年需要1.5萬。由此可見維持一個已經無生命價值意義的病人的醫療費用是如此的昂貴，給社會增加了一個很沉重的費用。而對于一個普通家庭來說，支付一個絕癥病人的費用，對他們來說更是一種災難。因此，對于患者實施“安樂死”，從經濟上不僅減輕了家庭的經濟壓力，而且也在情感上減輕了病人的痛苦。

（三）從生命的價值上看，“安樂死”有助于節約吏多的醫藥資源，實現醫藥資源的合理分配。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各種醫藥資源還比較缺乏，病情危重無生存希望的病人長期占用醫療設備、醫務人員，消耗大量醫療藥品用以延續無希望的生命，顯然是對有限衛生資源的嚴重浪費。據統計，2001年我國每千人只有2.39張床位和1.69個醫生，醫療設備和醫療費用均十分有限，如果允許對那些身患絕癥、生不如死、無生存希望的病人實施“安樂死”，就可以為那些有望康復的病人提供更多的資源，從而更能體現人的生命價值以及醫藥資源的有效利用。

（四）從醫學技術的角度上，實行“安樂死”有利于人體的器官移植。目前各個國家都面臨著人體器官來源稀少的困境。由于無器官來源，很多病人相繼死亡。但對于那些身患絕癥、生不如死、無生存希望的人來說，他們身體的某些器官是完好的。如果用來移植的話，不僅可以救活其他病人，同時還可以節約衛生資源，此外還有利于器官移植技術的進步。為了防止為器官移植而濫用安樂死，必須制定一套完整的“安樂死”執行程序，以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此外，實施“安樂死”在我國已經有了相當的社會基礎。首先，從醫生方面來說，“安樂死”并不違背醫生“救死扶傷”和“人道主義”的醫德。因為不僅解除了病人的痛苦而且還節約了有限的醫藥資源。其次，實施“安樂死”已經有了相當的社會基礎。經過網上調查：你是否贊成“安樂死”？共有671人參與投票，贊成的548張，占82%，否定的92張，占13%，無所謂的33張占5%。從這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多數人在心理上對“安樂死”是可以接受的。無可非議，任何事情都是有兩面性的，在我們看到“安樂死”的合理性、可行性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了它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有可能導致“安樂死”的濫用，人們推卸他所應該擔負的責任，造成人情冷淡，甚至可能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以合法的方式掩蓋其非法的目的，比如，為了人身器官。但我們不能因為它有弊端就否認它，我們必須做的是，用法律的方式加以規范。

四、對“安樂死”進行立法。“安樂死”可能涉及到每個活著的人，因此“安樂死”的立法是一件事關社會和千家萬戶的大事。因此，在對“安樂死”進行立法以前，我們應該在整個社會中舉行一次有關“安樂死”的討論。使廣大人民群眾對于“安樂死”有一個更好的認識，把“安樂死”和犯罪區分開來，從而為“安樂死”的立法執行創造良好的環境，在此基礎上才對“安樂死”立法。一個合法的“安樂死”應該包括“安樂死”的條件規定，執行程序的規定，監督機構的規定等。

（一）在醫療技術的立法上，應該對“安樂死”的條件進行規定。1.安樂死的對象應該是那些身患絕癥在當前的條件下已經是毫無救治的可能性并正在遭受難以忍受痛苦的病人。2.除了具備第一個條件外，還應該是在患者的請求之下，如果病人已無法表達自己的意思，應由其監護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3.該醫生對病人執行安樂死的首要理由是為了結束病人的痛苦維護其生命的尊嚴。4.由于醫生對患者實施了“安樂死”，才導致病人的死亡，這是構成“安樂死”的充分條件。5．這種死亡應該是一種快速的，無痛苦的死亡，同時也應該是一種符合人道主義，能夠被人民接受而不是用槍殺、溢死或者砍死的方式進行。此外，一外合法的安樂死還包括執行者是經過嚴格培訓的醫護人員。那么，一個合法的“安樂死”應該經歷哪些程序呢？

（二）實行“安樂死”的程序。一個完整的“安樂死”的程序應該包括請求、審查、批準、實行四個階段。1.申請。首先申請者除了具備法律所規定的“安樂死”對象的條件外，還應該是智力和精神正常，年滿18周歲的成年人。對于那些無行為能力或未滿18周歲的人，其親屬可以根據其意志或現實情況提出申請。申請者在有市一級醫療單位和有一定職稱的主治醫生證明的基礎上，以書面的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2.審查。人民法院在接到申請書后，為了減輕患者的痛苦，應該在最短的時間內組織一個委員會（由具有一定職稱的醫生、倫理和法律專家組成）對這份申請書進行審查。審查的內容應包括專業審查和司法審查。3.批準。人民法院在接到專業審查與司法審查的報到以后，應認真地對這些材料進行審查并再次征求患者的意見后，對申請安樂死的行為做出批復，并指定由誰來執行且指派法醫到現場進行監督。4.執行。醫療單位在接到法院的載決后，應在規定的時間內對實施安樂死的一切事宜做好準備。在執行完畢后，所有相關人員應在有關材料上簽名，并將有關材料轉到法院存檔保密。由法院出具證明給病人家屬。為了防止“安樂死”被某些人濫用，除了加強在法律上的審查外，應允許民間成立非官方的“安樂死”審查委員會，對所進行的或未進行的“安樂死”進行審查，并提出自己的意見。綜上所述，“安樂死”是關系到人們生與死的問題，是一把雙刃劍。但只要我們正確使用，用法律加以引導、規范和監督，就有益于病人、家屬及社會，“安樂死”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