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養豬環境污染的經濟學分析

養豬環境污染的經濟學分析養豬環境污染問題的經濟學解釋

經濟學家主要用3種理論來解釋環境污染問題，即環境庫茲涅茨理論、產權理論和外部性理論。現分別運用這3種理論對養豬環境污染問題進行分析。

1.1 養豬環境問題的庫茲涅茨曲線分析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含義是.在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演進的過程中.資源與環境問題先出現逐步惡化的特征.然后再逐漸減少直至消失。在養豬業發展的初級階段，養豬生產規模較小，環境污染問題較輕。當前我國養豬業正在逐步實現現代化。養殖規模不斷擴大，養豬污染環境問題開始凸顯。隨著人們物質生活質量的提高，對生活環境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政府就會加大對養豬環境污染問題的整治力度。隨著整治工作的不斷推進，今后養豬污染環境問題會得到有效遏制。并逐步好轉，最后肯定會得到妥善解決。目前，發達國家的養豬環境污染已經得到很好控制，已經趨于下降。而發展中國家的養豬環境污染問題仍在上升。

1.2 養豬環境產權失靈

用產權方式來分析環境問題，最早是由科斯(Coase，1960)提出的。科斯認為，如果交易成本為零，只要產權明確.則無論最初產權是如何分配的，通過交易總能達到帕累托最優.外部性也就可以消除。根據這個觀點，現實中的很多環境污染問題都跟產權界定不清有關。實踐證明，產權界定清晰，環境利用與保護就會越好。目前，我國養豬環境產權失靈現象十分普遍，這是因為養豬環境范圍不易確定，其產權邊界也難以確定或確定成本較高。由于缺乏排他性的產權安排。養豬環境污染問題的監督就會缺位，污染問題就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1.3 養豬環境問題的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是由馬歇爾于1910年提出的。他的學生、福利經濟學創始人庇

古后來提出。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存在著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的不一致，兩者之間的差距就構成了外部性。所謂“外部”，簡單地說。就是在經濟活動中，未在價格體系中體現的那部分副產品或副作用，可以用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的差來衡量。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就是負外部性，反之就是正外部性。現實生活中，大多數外部性是有害的，是負外部性。養豬環境污染問題就是養豬生產的負外部性，養豬投資者獲取利潤，但沒有承擔環境污染整治的成本。使得養豬生產的社會成本大于養豬生產的私人成本。另一方面，養豬環境保護是一種為社會提供集體利益的公共物品或勞務，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養豬投資者不會主動為它付費，從而造成了養豬投資者的環境保護行為嚴重不足。一般來講，外部性與產權有一定聯系，產權界定有助于某些外部性問題的解決，但有些外部性又決非產權界定就能奏效。當前，通過政府出臺一系列制度安排，把外部性成本內部化，是解決外部性問題的比較理想的辦法。這也是當前環境治理政策最主要的理論依據。養豬環境污染治理的經濟制度選擇

解決養豬環境污染問題不能單靠市場機制，養豬投資者受個人利益驅動，不會主動根據環境和社會效益來安排自己的生產，所以養豬環境污染問題的治理需要政府實施強有力的干預。從理論上講，政府可以選擇以下幾種方式來達到將養豬環境污染的外部性成本內部化：

2.1 排污收費

“排污收費”是按“污染者付費”原則，將環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內部化。激勵排污者治理污染，從而達到保護環境資源的一項經濟制度安排。但實踐中很難將污染造成的損害精確計量和貨幣化，確定最優收費標準的難度大。

2.2 開征環境稅

環境稅是國家為了保護環境資源，憑借其主權權力對一切開發、利用環境資源的單位和個人，按照其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壞環境資源的程度征收的一種稅。對污染性產品征稅，可以將污染性產品的外部社會成本“內部化”。

2.3 污染削減補貼

污染削減補貼的原理和環境稅是一樣的。生產者不愿從事環境保護的主要原因是私人收益低于社會收益，那么借助于補貼手段，對參與環境保護的生產者給予適當的補貼，使他們的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一致.這樣可以把社會所需的環境保護活動誘發出來，消除或減少負外部性的活動。

2.4 排污權交易

戴爾斯(Dales)在其1968年出版的《污染、財富和價格》一書中，首次提出了污染權的概念，他認為國家可以建立排污許可證制度.將污染權出售給出價最高者，運用市場機制對污染物排放進行控制。這種手段有利于克服法規標準的局限性，其核心是刺激排污者在其自身經濟利益和環境保護目標間進行權衡。

在養豬環境污染治理中，到底應該選擇哪種經濟制度方式.這個問題必須結合我國現階段養豬業的具體情況。當前我國養豬污染具有三個主要特點：一是污染隱蔽性強，隱性污染源大大超過顯性污染源：二是由于養豬地區的氣候、土壤、水文、地形以及地貌等存在很大的差異，政府難以制訂一套以技術檢驗為基礎的條例。給治理執法帶來了難度；三是我國養豬行業總體經濟效益較低，承擔污染稅或排污費的能力較弱。因此，我國目前對養豬環境污染治理更適合采用以污染消減補貼為主的模式進行。建立養豬污染消減補貼體系。全方位治理養豬環境污染問題

污染消減補貼可以調節養豬生產的外部效應，使養豬生產的外部負效應內在化，一定程度上使養豬生產的成本與收益能接近相應的社會成本與收益.從而解決養豬污染問題。

3.1 完善養豬環境環保立法

借鑒國際上成功控制養豬污染的法律法規，建立我國養豬環保生產的技術規范，制定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養豬環保法律法規。

3.2 加強對養豬行業的環保意識教育

通過科普和大眾媒體，提高全民的環保意識，著重提高養豬行業對養豬環境污染的認識和自覺參與防治污染的意識。

3.3 集中財政資金引進國外“潔凈農業”技術，加速改造低效率、高污染的傳統養豬生產方式

近年來，發達國家的養豬環保技術正逐步由“終端治污”向“潔凈”技術與產品過渡。我國應加大財政資金的投入，加速引進國外“潔凈農業”技術，改造低效率、高污染的傳統養豬生產方式。

3.4 對“潔凈型”高效養豬技術與產品創新進行補貼

養豬技術進步是改善養豬環境質量的基本手段。在養豬生產方式的研發中，國家應加大資金投入，重視“潔凈型”高效養豬技術與產品創新，探索和推廣能夠減少養豬污染排放的養豬生產技術和生產模式，淘汰粗放式養豬方式，鼓勵發展精確化養豬，實現我國養豬業環境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第二篇：經濟學角度分析環境污染

經濟學角度分析環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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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珂雨

近年來，中國環境污染問題相當嚴重，以危害到人們的生命安全。如今協調資源、環保與發展關系，可見社會對環境的重視是不容小覷的，人們應當重視經濟環保的生產方式。

今年年初，嚴重的霧霾席卷了中國中東部地區。中國74個城市從1月1日起公布PM2.5數據，在過去的十幾天內，有33 個城市指標超過300微克/立方米，其中京津冀最為嚴重。從北方的石家莊、北京，到南方的南京，以及中部的武漢，大半個中國浸泡在濃霧中。

北京氣象臺發出了北京氣象史上首個塵霾橙色預警，城區多數地方的PM2.5濃度一度超過700微克/立方米。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主任周嶸向中外對話解析了霧霾成因：“首先是由于冬季北方采暖煤炭增加帶來整體污染排放增加；周四至周六區域冷空氣減弱形成逆溫層（不利于污染物擴散的大氣層），京津冀的本地污染不斷向近地面持續累積；同時周五從西北方向的山西、內蒙等煤工業區還有部分遠距離輸送，周六晚南部河北的重工業區和煤電廠污染也緩慢傳輸至北京。”北京市環保局判斷:10日到13日，北京地區擴散條件極端不利。在地面閉合低壓控制下，地面風速減小，濕度加大，致使逆溫層形成，導致污染的持續累積。”

然而，無論其間有多少具體的氣象因素，如此嚴重，大規模的惡劣空氣質量，足以累積至此的空氣污染物，已經使2013年1月中旬成為一個新的節點，對中國的整體環境質量再次發出警示信號。

與此同時，山東排污地下的時間也引起軒然大波，先有網友微博爆料山東某地許多化工廠，酒精廠，造紙廠將污水通過高壓水井壓至1000多米的水層，污染地下水。又有網友作證“山東廣饒大王鎮造紙廠就是典型的地下排污，用壓力泵把造紙的惡臭毒水拍到地下水系里”一時之間，“地下排污”成為眾矢之的。無論此事真假虛實，地下排污引發了眾多人們的共鳴。據媒體報道，“全國90%的地下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嚴重污染，基本清潔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這些殘酷而冰涼的數據，讓人遽然惶恐之余，不免黯然感嘆，如果連作為生命之源的水都慘遭污染，我們的子孫后代如何存活，當一名因飲用污染水而染上沉疴，當一個個鄉村淪為癌癥村，慘烈的事實已經向我們發出最后的哀鳴和警告。再也不能容忍水污染了！

面對以上的環境問題，我想從經濟學角度對其進行分析。環境問題實質上是一個經濟問題。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市場機制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資源,但要有一系列嚴格的條件。只有當這些條件都成立的情況下,亞當·斯密曾經所描繪的神奇的“看不見的手”才能有效發揮作用。如果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這些條件時,就出現市場失靈。所謂市場失靈,就是市場機制的某些缺陷造成資源配置缺乏效率,使市場不能有效地配置公共資源。而這兩個嚴峻的環境問題造成公共資源配置不均，從而導致市場機制紊亂，經濟混亂。

環境既包括生物資源、土地資源、水資源、礦產資源等環境實物資源,也包括環境容量、生態平衡和調節、空氣質量等環境質量資源。其中一些資源可以被所有人共用,一些資源被一部分人共用,還有一些資源被私人利用。這就涉及到環境的物品屬性分析。經濟學根據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消費的競爭性,把物品分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競爭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無排他性又無競爭性的物品,共有資源是具有競爭性而無排他性的物品。將物品屬性分析引入環境領域,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環境質量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像清新空氣就是最純粹的公共物品,既無消費的競爭性和也無排他性。即一個人的消費不會影響其他人對同一環境物品消費的數量和質量。同時,一個人不論付費與否,都不能從這一環境物品的消費中被排除出去,即環境質量作為公共物品,使得無法、很難或不必對其進行收費,私人企業賺不到利潤,市場機制就無法激勵其減少空氣中污染物的排放來提供清新空氣這一公共物品。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機制是失靈的,必須政府干預,由政府來提供公共物品。

其次，環境資源的共有資源屬性。像森林、地下水、野生動物等就是典型的共有資源,有競爭性而無排他性。由于共用資源產權不明以及不能或很難向使用共用資源的人收費,即人人都可以自由取用而不負擔成本,必然導致環境資源消費過程中的“搭便車”行為,濫用環境資源。以我國的地下水為例,由于地下水屬于共有資源,任何企業都可以隨意掘井取用，同時為了避免因污水而向政府繳納各種費用，許多企業把污水偷偷排入地下，導致嚴重的地下水污染，對我們的地下資源，甚至土壤、植被、動物、人都產生了嚴重影響。這些影響都是毀滅性破壞,這就是“地下水的悲劇”。經濟學分析認為,當今社會,資源的枯竭、生態的惡化,與共有資源的非排他性有密切關系。

環境污染是指經濟活動的污染物或污染因素排入環境,超過環境容量和環境的自凈能力,使環境質量惡化。“外部性指的是企業或個人向市場之外的其他人所強加的成本或利益。”經濟學認為,“市場之所以能有效率的運作,是因為價格向生產者和消費者雙向傳遞了信息。然而,有時市場價格并不反映生產者或消費者的活動。當一種生產或消費活動對其他生產或消費活動產生不反映到市場價格中的效應時,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的內涵包括以下主要內容:

首先，當企業或個人的行為不是通過影響價格而影響另一個企業或個人的環境時,便有了外部性存在。其次，私人成本或收益與社會成本或收益不一致。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價值規律無法發揮作用,導致資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這種非市場性的影響,對社會有利的稱為正外部性,對社會不利的稱為負外部性。

將外部性理論引入環境領域,實質是把經濟行為主體的經濟活動放到環境-經濟復合系統中考察,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環境污染是一種典型的負外部性,產生了不能全部反映到市場交易價格中去的額外社會成本。如化工廠向空氣中排放污染氣體，致使北京霧霾天氣。由于無須向任何人賠償損失,從而導致外部不經濟的產生。由于環境污染并不構成私人生產成本,必然出現企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差異。這一差異被轉嫁給社會和公眾,外部性成本的順利轉嫁,必然導致這種帶有負外部效應的物品的過度供給行為,使資源配置扭曲,造成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社會福利損失。

因此，協調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綜合利用資源。我們要建立資源節約型國民經濟體系。有的國家發展以節能、節材、節水、節約資本等重效益、重品種、重質量的工業生產技術和制度;有的國家調整工業內部結構,由生產初級產品為主向深加工、精加工的“朝陽工業”轉變,以減少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程度。還要重視二次資源的開發利用。很多國家提倡廢物資源化,把再生資源稱為“第二次物料革命”,或“第二礦產資源”。例如,巴西、意大利每年所消耗的貴金屬幾乎全部來自再生,其他廢舊金屬的80%～90%均被回收利用,變廢為寶。為減少水資源消耗,有些國家工業用水的回用率已接近100%。更要加強對資源內涵的認識。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從注重物質投入的外延正在向注重資源內涵擴大的方向轉變。如回收利用垃圾也能創造新的價值,日本對垃圾回收利用率高達90%,法國每年從垃圾中回收廢紙占造紙工業原料的40%。現在世界各大國正在進一步對回收垃圾進行深層次的開發利用,以保護地球生態環境。

我們還可以樹立生態技術觀。每當新科技成果向經濟建設轉化時,總會帶來生產的大發展,產生顯著的經濟增長效應和質變效應。然而,進一步深思,又發現另一種傾向,大多數技術的應用,如果是以單一目的性——經濟效益為前提,那么技術越尖端,單一目的性越明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也就越大。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技術究竟是給人類帶來幸福還是災難,這主要取決于人類自己,而非技術本身。21世紀的技術觀應當是生態技術觀。生態技術觀的含義為: 科技發明的指導思想,要堅持技術的單一性目的與多元性目的的統一,即以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為雙重目的,或以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為多重目的。科技成果的應用要考慮到生態環境的內在承受性和外部承受性,如資源再生循環技術、環境無害技術,都是經濟可持續發展所要求的。

綜上所述面對現在的環境現況，正確的廠商經營模式的建立是必然趨勢，經濟的發展必須考慮到環境的因素，形成資源有效利用、合理利用并實現安全生產。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近年來逐漸增多的和環境污染事件來看，資源的不合理運用造成了人均資源日趨匱乏，污染物不合理排放造成了人員事故。自此我們已經深刻的體會到了，先發展后治理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過去，環境與經濟的雙方結合才是發展之道，正確之道。

第三篇：環境污染問題的經濟學分析

環境污染問題的經濟學分析

[摘 要]環境污染作為從事經濟活動所需付出的代價是一種經濟現象，一旦存在外部不經濟，環境污染就成為需要解決的經濟問題。由于現實中的市場和政府都不完美，所以產生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而要解決該問題，單純地依靠政府手段和市場手段都是不可取的，可行的辦法是通過發揮政府與市場的比較優勢，使二者協調配合、取長補短，以盡可能降低環境污染危害的程度。

[關鍵詞]環境污染；市場失靈；政府失靈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08)05－0024－04

從經濟學的角度講，環境污染可以看作是人類從事經濟活動所需付出的成本和代價。在付出的環境成本或代價一定時，取得盡可能大的收益，或者在取得的收益一定時，付出的環境成本或代價盡可能的小，即實現了資源配置的凈收益達到最大值，符合“帕累托最優”標準的要求。從經濟學的角度講，這樣的環境污染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而不是經濟問題。能夠成為經濟問題的環境污染是指在環境遭受污染，付出環境代價以后，社會資源配置并不能做到邊際社會收益等于邊際社會成本以實現資源配置的凈收益達到最大值，從而偏離“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現象。本文對這樣的環境污染問題進行分析，從市場和政府雙重失靈的角度揭示問題的成因，以期能對我國環境污染問題的解決有所助益。

一、環境污染問題的實質是外部不經濟

所謂的外部不經濟是指一個經濟主體的行為對其他經濟主體產生了不利影響，但卻并未給予應有補償的現象。對環境污染問題來說，所謂的外部不經濟就是指有的經濟主體污染了環境，但卻并未付出代價，或者雖然付出了代價，但付出的代價卻小于環境污染治理的代價，而由其他經濟主體承受環境污染治理代價的現象。顯然，此時就出現所謂的成本外溢，從整個社會角度考察的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的條件與從該經濟主體自身角度考察的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的條件就不一致，從而導致資源配置的效率損失。

假定污染者是一廠商，其作為“經濟人”必然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即利潤最大化；假定污染者所處的市場是充分競爭的，即污染者在商品市場上是價格接受者，商品市場不存在壟斷性扭曲；假定污染者造成的外部成本是EC=EC(Q)；并假定不存在信息費用。則社會凈效益(SNB)就等于產生污染的經濟活動的總效益減去私人成本C和外部成本EC，即：SNB=PQ-C(Q)-EC(Q)。其中，P是產品的價格，Q是產生污染的經濟活動的總量，C和EC皆是產生污染的經濟總量的函數。當社會凈效益最大時，有dSNB(Q)／dQ=P-dC(Q)／dQ-dEC(Q)／dQ=0。即：P=dC(Q)／dQ+dEC(Q)／dQ=MSC。該式中，sc為社會成本，SC(Q)=C(Q)+EC(Q)，MSC為邊際社會成本。顯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的條件是價格(邊際社會收益)等于邊際社會成本(dC(Q)／dQ+dEC(Q)／dQ)。但是污染者并不考慮外溢的成本，其會按照價格(邊際社會收益)等于邊際私人成本(dC(Q)／dQ)進行決策，這就使得資源配置結果表現為資源配置量偏多，邊際社會成本大于邊際社會收益而導致效率損失。

二、市場失靈導致的環境污染問題

(一)完全競爭的市場可以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能夠使資源的配置符合帕累托最優狀態，但要實現帕累托最優，隱含著如信息充分、無外部性、不存在規模報酬遞增、產權界定清晰、資源自由流動、交易成本為零等一系列嚴格的假設條件。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科斯發表了著名的《社會費用問題》一文，他的主要思想被后人總結為著名的“科斯定理”：外部性可以通過明確界定和保護產權，并通過市場的自愿交易來解決，即當交易談判涉及的當事人較少、市場交易費用小于政府干預的成本時，通過市場機制而不是政府干預來解決外部性問題效率更高。科斯認為外部負效應是產權界定不夠明確或界定不當引起的，所以只要界定并保護產權，隨后所產生的市場交易就能達到帕累托最優(藍虹，2004)。科斯以“走失的牛群損壞鄰近土地的谷物”的案例來說明他的論點。他在交易費用為零的假定下，分別討論了養牛人對農場主的損失負責賠償(即養牛人無權讓牛群吃農場主的作物)，以及養牛人不向后者提供賠償(即養牛人有吃麥的權利)兩種不同的情形。他得出的結論是兩種情形都能使資源配置的凈收益達到最大值，因為在對權利給出初始的明確界定后，只要市場交易費用為零，無論產權屬于何方，通過協商交易的途徑都可以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在科斯看來，外部性完全可由私人合約得到解決，即基于自愿交易的私人合約行為對市場運轉有著自我修正的效能(羅必良等，1994)。

(二)現實中市場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為何會失靈

在環境問題上市場失靈的原因可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1、環境資源的公共品屬性。大氣、森林、水等環境資源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從性質上講屬于公共產品的范疇，其具備公共物品的一個或多個特征。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這些特征使得人人都想成為“免費搭車者”——只想享用或利用而不想出資提供或承擔成本，于是以等價交換為基礎的市場機制在此不起作用。由于環境具有的公共產品特征，那么環境資源在使用中必然出現所謂的過度使用，換句話說，對于免費提供的環境資源，使用者會一直使用到自己的邊際效用為零為止。這種對環境資源的過度使用表現出很強的負外部性，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表現為私人邊際成本小于社會邊際成本。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導致人們無節制地使用有限的環境資源以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但個體的理性卻要導致集體的非理性，即個體追逐個人私利的結果最終導致環境質量下降及所有人福利水平的降低，這就是哈丁所表述的“公地悲劇”。

2、環境行為主體的有限理性。對環境行為主體來說，首先，不少環境問題有潛伏期和時滯，這使得人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往往需要一個過程，在人們對環境保護尚未產生清醒認識之前，人類行為只能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全理性，這意味著環境污染在特定條件下難以得到有效治理；其次，即使人們認識到保護環境的必要性，但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人們還是不得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換取經濟增長，即人的短視性及機會主義傾向驅使人類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或只顧局部利益，不顧全局利益，從而以犧牲環境來求得經濟增長。

3、環境信息的稀缺性和不對稱性。環境信息是稀缺的，因為生態經濟系統是一個復雜的網絡系統，人類對環境的認識至今還是微乎其微的，與人類對環境信息的需求相比，環境信息的供給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如果信息公開不利于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人們就傾向于封鎖信息，通過保證自身具有信息優勢來謀求私人利益。這很容易導致環境信息的不對稱，比如污染者對于他的污染狀況、污染物的危害等往往比受污染者了解得多得多，但受個人利益驅使，污染者往往會隱瞞這些信息，以繼續其污染行為。污染者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產生嚴重的機會主義行為，而受污染者由于所擁有的相關污染信息相對較少，如果想“討回公道”則需要付出很大的信息成本。這也許正是在一定的限度內人們寧愿“忍聲(噪聲)吞氣(廢氣)受污染”的原因(沈滿紅，1997)。

4、環保投資的規模報酬遞增性。所謂規模報酬遞增是指隨著資源配置規模的擴大，資源配置平均成本下降的經濟現象。由于環境具有明顯的整體性特征，所以在環境保護方面，單個企業通過自身的投資防治污染往往是不經濟的。比如，對于中小企業而言，如果地域分布較為集中，那么各企業單獨建污水處理設備，遠不如在該區域內集中建一個污水處理廠更為經濟有效。正因如此，中小企業由于在治理污染方面缺少規模收益，所以其治理污染的能力會因無法實現規模收益而弱化，這是中小企業成為重要的環境污染源的原因之一(金三木，2007)。

5、交易成本導致市場在污染治理方面的局限性。如果沒有交易成本，在產權界定清楚的前提下，市場本身就可以把污染所導致的外部效應內部化，但是沒有交易成本只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個遠離經濟現實的假定。現實中，即便環境資源產權界定清楚，要真正維護產權仍然需要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由于環境資源的公共產品性質，要維護環境產權，就會出現“免費搭車”現象，每個理性的經濟主體都希望別人出面與污染者交涉，然后自己在不分擔交易成本的前提下獲取交易收益，于是也就沒有人與污染者進行交涉、談判或訴諸法律，環境污染也就難以通過市場渠道加以治理。

三、政府失靈導致的環境污染問題

(一)理想的政府可以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為了解決市場失靈，凱恩斯學派通過對新古典學派的“革命”，提出了通過政府干預來彌補市場失靈的主張，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水平。與市場有效配置資源需要具備完全競爭的條件相類似，政府要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也要求政府必須是理想的政府，理想的政府也需要具備一系列嚴格的假定條件，如具有充分的信息(事前全面、準確：及時地了解影響資源配置效率的所有因素)、參與制訂計劃和執行計劃的所有人都必須一心為公而不能謀取個人私利等。具備了這樣的條件，政府也就可以把外部效應內部化，從而解決環境問題。英國福利經濟學家庇古在1920年所著的《福利經濟學》提出的“庇古稅”就是依靠政府介入來解決外部性問題的一種手段，按照庇古的傳統，當一個廠商施加一種外部社會成本時，應該對它施加一項稅收，該稅收要等于廠商生產每一連續單位的產出所造成的外部損害，即稅收(T)應恰好等于邊際外部成本，使廠商將環境損失這種外部成本納入其實際成本核算之中，進而可保證產品的價格能反映生產的社會成本。

(二)現實中政府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為何會失靈

在環境問題上，“政府失靈”的原因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1、政府部門的官員及公務人員存在明顯的利己動機。布坎南創立的公共選擇學派把“經濟人”假設運用于政府行為的分析，無論我國還是西方國家的政府實踐活動都證明這一假設是經得起實證檢驗的。在市場有效作用的領域，由于“看不見的手”的調節，經濟主體要“利己”首先必須“利他”，但在政府部門，由于市場手段的失效，政府官員及公務人員的利己行為卻通常以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為代價。

首先，這種利己動機促使政府干預的缺位。按照公共經濟學對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界定，市場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情政府應該去做。雖然市場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情，政府未必就一定做得了或做得好，即市場失靈并不必然意味著政府有效，但是如果在市場失效而政府相對有效的前提下，客觀上就需要發揮政府的調節作用，即在政府干預是完全必要的前提下，政府不進行干預，就出現了政府的“缺位”。對于環境污染問題來說，市場機制自身難以進行有效調節，這就需要發揮政府的干預和調節作用，但很多時候政府并沒有對環境污染進行必要的干預，而是對污染“放任自流”。在我國經濟欠發達地區，這種現象屢見不鮮。比如，一些政府官員為了追求GDP增長率而根本不顧及經濟增長所付出的環境成本，對嚴重的環境污染視而不見，不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來加以彌補糾正，或即便制定了相應的環保措施也不認真貫徹實施。

其次，這種利己動機表現為政府的不合理干預，即面對市場在治理污染和保護環境方面的失靈，政府進行了干預，但是這種干預卻未能起到彌補和糾正市場失靈的效果，甚至政府干預所導致的政府失靈較之市場失靈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政府干預的失靈集中體現為政府制定的規章制度、財政、稅收、外匯、金融、價格和環境政策等造成環境資源使用價格的扭曲，無法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并最終導致產品生產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脫節。這一是由于一些作為非環境資源管理部門，在政策制定中沒有給環境和生態以足夠權重，或者仍然采用在環境問題還沒有受到充分重視時期的政策，這明顯是強調部門利益以致部門利益重于公共利益的結果；二是污染者為了維護自己污染環境的既得利益，會加大“院外活動”的力度，利用政府部門從業人員的利己動機通過“賄賂”的辦法促使政府部門保持或放寬環境標準，這可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政府政策制定的失靈；三是政府本身目標選擇失誤，過于看重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利益，缺乏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長遠眼光。這顯然也受利己動機趨使。

2、政府缺乏關于環境保護及污染防治、治理的有關知識、信息、人才及明確的目標或手段。環境保護及污染防治、治理是復雜的系統工程，要搞好這一工程需要政府具備充分的知識、信息、人才資源以及切實可行的政策目標和保證目標順利實現的有力手段。這些條件往往是在環境污染達到一定程度，對社會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構成威脅，需要政府總結經驗教訓時才能達到，這是政府干預失靈及西方國家走“先污染、后治理”道路的重要原因。

3、政府本身所具有的壟斷地位使其在污染治理方面不存在競爭壓力。市場有效是因為競爭機制的存在，一旦市場出現壟斷通常就出現效率低下。同樣的道理，政府壟斷的存在也在降低政府治理環境污染的壓力和積極性，這使得政府對污染的治理難以取得理想效果。

4、社會對政府失靈的認識還很不充分。不少研究者還沒有把政府行為的分析納入與私人行為分析相同的邏輯框架，關于政府法制建設還嚴重滯后，對政府權力的行使還缺乏足夠的監督。脫離了監督的權力會使腐敗的收益大于成本，因此，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其必然會利用手中的權力攫取私人利益，這是政府在治理污染時因存在嚴重的尋租行為而導致政府失靈的重要原因。

四、啟示 長期以來，人們用經濟手段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遵循兩種基本思路：一種是帶有鮮明的政府干預特征的“庇古稅方案”，另一種是帶有鮮明的市場自由放任特征的“科斯方案”。但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單純采取兩種方案中的任何一種都不可能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對于強調政府手段作用的“庇古稅”方案來說，其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是政府能夠準確掌握私人邊際成本與社會邊際成本的差額，但這對政府來說是有相當難度的，在政府不能準確判斷外溢的成本到底有多大的時候，政府開征的“庇古稅”的稅額可能是不合理的。如果稅負水平偏低，則不能有效把外部成本完全內部化，即經過庇古稅的調整，仍然存在成本外溢，資源配置的效率水平雖然有所改進，但仍然不能做到資源配置的邊際社會收益等于邊際社會成本。如果稅負水平偏高，則必然矯枉過正，使本來資源配置量過多轉變為資源配置量偏少，以致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而導致效率損失。對于強調市場手段作用的科斯方案來說，其在實踐中得以有效運用也需要一定的假設條件：一是談判的費用(交易成本)要較低；二是產權必須明確；三是外部性影響涉及的范圍較小。但由于環境資源具有無形性、流動性、受益范圍廣泛等特點，在大多數情況下，其產權保護和產權界定成本很高，而且受益者往往會隱瞞自己的真實需求，市場主體與眾多受益者之間進行直接磋商達成交易的可能性很小，因此，科斯定理對治理環境污染也不具備普遍的意義。

如果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市場而政府又是理想的政府，則無論強調政府手段的“庇古稅方案”還是強調市場手段的“科斯方案”都可以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從結果看，這兩種手段就沒有什么差別，但事實恰恰相反。由此我們得到的啟示是：單純依靠市場手段或單純依靠政府手段來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是沒有出路的，可行的辦法是發揮二者的比較優勢，使二者相互協調、相互配合、取長補短。在環境污染問題波及的范圍比較小，責任主體比較明確，利益損失涉及主體少且遭受的損失比較容易界定，進而通過市場渠道解決污染問題受交易成本的制約比較小的時候，應該發揮市場手段在解決污染問題方面的基礎性作用；而在環境污染問題波及的范圍比較大，責任主體比較模糊，利益損失方涉及主體多且遭受損失難以準確界定，進而通過市場渠道解決污染問題面臨很高的交易成本約束的時候，應該發揮政府手段在解決污染問題方面的主導作用，同時加強法制建設、強化對政府行為的監督，使政府從業人員把利己和利他統一起來，也是充分發揮政府手段作用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第四篇：養豬生產的環境污染及防控

養豬生產的環境污染及防控

隨著養豬生產集約化、規模化的快速發展,豬場排泄物帶來的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大氣污染等綜合環境污染,已引起社會大眾的廣泛關注,也成為制約養豬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

養豬生產的主要污染是其排放的糞尿、污水及有害氣體。一個年產萬頭肉豬的豬場,年排污量至少3萬噸以上,即相當于每年向周圍環境排放約108噸氮和30噸磷。每天向大氣排放氨35.3千克、硫化氫32千克以及大量有害氣體和病原微生物,這么多的排泄物,如不經處理直接排放,對水體、土壤、空氣和作物等造成嚴重污染,成為嚴重公害。

養豬場污染防控措施,可從以下幾點著手:

1.合理規劃,適度規模,注重生態效益合理選址與規劃是解決污染的先決條件。新建豬場時,場址要遠離水源、城市、工礦區等人口密集的地方1公里以上。選擇場址要保持一定的坡度,排水良好、無污染、排廢方便,且距離農田、果園、菜地、林地或魚池較近,便于糞污及時利用。既要著眼于近期效益,又要考慮長遠環境、生態效益和可持續發展。必須把排污及配套設施規劃在內,充分考慮糞污處理與利用的環境。從經濟效益、生態效益以及豬場對糞污的消納能力等考慮,只有合理的豬場規模,才有效益,一般肉豬場以2000~3000頭為宜,大型豬場以5000～10000頭為宜,不宜過于集中。

2.推行干集清糞工藝,糞尿分開從清污方式上減少排污總量干(鮮)豬糞由人工收集,經清糞道清除,尿及污水從地下水道流出,養分損失小。經調查,一個年出欄萬頭規模的豬場,每日排污量為:水沖清糞方式為150～200立方米/天;水泡清糞方式為100～120立方米/天;人工干清糞方式為50～60立方米/天。由此可見,采用人工干清糞方式比其他兩種方式可減少排污總量的

1/2～2/3。改進飲水系統,增加防漏裝置,避免飲、漏水與糞便的混合,也可從源頭上減少污染物的排放總量。

3.發展種養結合生態養殖“養豬不賺錢,回頭看著田”有較好生態效益。發展現代化養豬,必須和傳統養豬相結合,充分利用豬的糞尿發展有機農業和循環經濟。因地制宜推廣“豬-沼-果(茶)、豬-沼-菜”等養豬生態模式。豬場排出的糞尿污水導入一級處理池(沼氣池或酸化池)后,通過污水管進入集中處理工程,以厭氧為主體工藝,結合氧化糖等處理系統。一般通過處理后的水,可作農田灌溉用水,也可達標排放。同時利用部分沼液作為周邊果(菜)園的肥料,實現糞便污水的多層次利用,可有效地控制污染。

4.利用酶制劑,降低氮、磷的排放豬飼糧中近2/3的磷是以植酸磷和磷酸鹽形式存在,由于豬體內缺乏能有效利用植酸磷的各種酶,所以以植酸形式存在的磷幾乎不能被豬利用,在飼料中必須添加大量的無機磷(如磷酸氫鈣)才能滿足豬的生長所需,這既造成資源的浪費,同時也由于磷的大量排出,造成環境的污染。在飼料中添加植酸酶就可以將植酸磷水解為游離的正磷酸和肌醇而被吸收,從而提高磷的利用率,間接緩解了磷對環境造成的污染。另外,飼料中的植酸還是一種抗營養因子,飼料中的礦物質元素(如鈣、鎂、鋅、鐵等)常與植酸形成穩定的植酸鹽而存在,利用率極低,而且植酸也干擾蛋白質、氨基酸的吸收。利用植酸酶能提高豬對蛋白質、鈣、銅、鎂、鋅等礦物質微量元素的利用率,對減少臭氣排放和減輕微量元素對環境的污染有著較為積極的意義。

5.利用有機微量元素,降低銅、鋅等重金屬的排放由于高銅、高鋅能促進豬的生長,提高飼料利用率,因此被許多國家普遍使用,這是造成養豬場銅、鋅等金屬元素污染的主要原因。有機微量元素的開發利用為解決銅、鋅污染問題提供了一個有效途徑。有機微量元素是金屬元素與蛋白質、多肽、氨基酸、有機酸、多糖衍生物等配體通過共價鍵和離子鍵結合而形成的絡合物(或螯合物),具有穩定性好、生物利用率高、抗吸收干擾等優點。低劑量的有機銅、有機鋅可以代替高銅、高鋅的促生長效果,而且可極顯著降低豬肝臟和糞中銅、鋅含量,所以從豬的生長和環保來看,具有重要意義和廣闊的應用前景。

6.采用生物除臭,減少臭氣和有害氣體污染沸石是天然礦物質除臭劑,它有較強的吸附能力,具有離子交換性,可以交換吸附一些放射性元素和重金屬元素,對畜禽消化道產生的氨、硫化氫等有害氣體也有很強的吸附作用,可大大減少糞臭。將微生態制劑加入飼料中,不僅能提高飼料利用率,促進生長,還可增強畜禽的免疫力和抗病性,而且在環保方面,可降低氮的排泄量,明顯減少糞尿臭味,有效降低有毒、有害物質含量,凈化生態環境。

7.抓好豬場的綠化工作場地綠化可凈化25%～40%的有害氣體和吸附50%左右的粉塵,還可改善圈舍小氣候,達到遮陽、降溫作用,搞好畜禽場綠化可以減輕空氣污染,凈化場區空氣。■

(江西奉新縣畜牧水產局330700楊俊敖禮林)

第五篇：談規模化養豬的環境污染及對策

談規模化養豬的環境污染及對策

趙湘云

桃江是地處湖南中部的農業大縣，也是養殖大縣，近年來，隨著畜牧業科技的進步，養豬規模化快速發展，由于忽視“環保先行”，如場址選擇、生產布局不合理，設施設備、環境綠化不配套，排污和污染防控體系不健全，豬場帶來的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大氣污染等綜合環境污染，已引起社會大眾的廣泛關注，也成為制約養豬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

一、規模化養豬的環境污染

養豬生產的主要污染是其排放的糞尿、污水及有害氣體。一個年產千頭肉豬的豬場，年排污量至少3千噸以上。即相當于每年向周圍環境排放約10.8噸氮和3噸磷。每天向大氣排放氨3．53千克、硫化氫3.2千克以及大量有害氣體和病原微生物，這么多的排泄物，如不經處理直接排放，對水體、土壤、空氣和作物等造成嚴重污染，成為嚴重公害。

據統計，目前我縣生豬生產能力能年出欄肉豬100-499頭規模養殖戶1652戶，年出欄500-999頭的養殖戶297戶，年出欄1000-2999頭以上的養殖戶42戶，年出欄3000頭以上的養殖戶24戶，年出欄10000頭以上的養殖戶5戶，今年規模養豬比去年增加了210戶。主要分布在桃花江、牛田、石牛江、高橋、馬跡塘等10個鄉鎮。由于養殖戶淡漠環保意識，豬場廢水不經任何處理大量排放，有些鄉鎮已造成水域的嚴重污染。不僅農田灌溉用水遭到破壞，而且導致江河水體污染告急，有的水體顏色變異，有的有害藻類泛濫，水質日益惡化，以至危及供水安全，也給我縣COD減排工作帶來了不小的壓力。因此，發展規模化養豬，要從長計議，最關鍵的是生態環境建設要先行，要把環境保護和無污染“零排放”列為發規模化養豬的重中之重。

二、規模化養豬污染對策

1．合理規劃，適度規模。注重生態效益合理選址與規劃是解決污染的先決條件。新建豬場時，場址要遠離水源、城市、工礦區等人口密集的地方l公里以上。選擇場址要保持一定的坡度，排水良好、無污染、排廢方便，且距離農田、果園、菜地、林地或魚池較近，便于糞污及時利用。既要著眼于近期效益．又要考慮長遠環境、生態效益和可持續發展。必須把排污及配套設施規劃在內，充分考慮糞污處理與利用的環境。從經濟效益、生態效益以及豬場對糞污的消納能力等考慮，只有合理的豬場規模，才有效益，一般肉豬場以2000-3000頭為宜，不宜過于集中。

2．推行干集清糞工藝。糞尿分開從清污方式上減少排污總量，干(鮮)豬糞由人工收集，經清糞道清除，尿及污水從地下水道流出，養分損失小。經調查，一個年出欄千頭規模的豬場，每日排污量為：水沖清糞方式為15～20m3／d；水泡清糞方式為10～12 m3／d；人工干清糞方式為5～6 m3／d。由此可見，采用人工干清糞方式比其他兩種方式可減少排污總量的1/2～2/3。改進飲水系統，避免飲、漏水與糞便的混合，也可從源頭上減少污染物的排放總量。

3．發展種養結合生態養殖。“養豬不賺錢，回頭看著田”有較好生態效益。發展現代化養豬。必須和傳統養豬相結合。充分利用豬的糞尿發展有機農業和循環經濟。因地制宜推廣“豬一沼一果(茶)、豬一沼一菜”等養豬生態模式。豬場排出的糞尿污水導入一級處理池(沼氣池或酸化池)后，通過污水管進入集中處理工程，以厭氧為主體工藝，結合氧化糖等處理系統。一般通過處理后的水，可作農田灌溉用水，也可達標排放。同時利用部分沼液作為周邊果(菜)園的肥料，實現糞便污水的多層次利用，可有效地控制污染。4．利用酶制劑降低氯、磷的排放。豬飼糧中近2/3的磷是以植酸磷和磷酸鹽形式存在。由于豬體內缺乏能有效利用植酸磷的各種酶，所以以植酸形式存在的磷幾乎不能被豬利用。在飼料中必須添加大量的無機磷(如磷酸氫鈣)才能滿足豬的生長需，這既造成資源的浪費，同時也由于磷的大量排出，造成環境的污染。在飼料中添加植酸酶就可以將植酸磷水解為游離的正磷酸和肌醇而被吸收，從而提高磷的利用率。間接緩解了磷對環境造成的污染。另外，飼料中的植酸還是一種抗營養因子，飼料中的礦物質元素(如鈣、鎂、鋅、鐵等)常與植酸形成穩定的植酸鹽而存在，利用率極低。而且植酸也干擾蛋白質、氨基酸的吸收。利用植酸酶能提高豬對蛋白質、鈣、銅、鎂、鋅等礦物質微量元素的利用率，對減少臭氣排放和減輕微量元素對環境的污染有著較為積極的意義。

5．利用有機微量元素降低銅、鋅等重金屬的排放。由于高銅、高鋅能促進豬的生長，提高飼料利用率。因此被許多國家普遍使用，這是造成養豬場銅、鋅等金屬元素污染的主要原因。有機微量元素的開發利用為解決銅、鋅污染問題提供了一個有效途徑。有機微量元素是金屬元素與蛋白質、多肽、氨基酸、有機酸、多糖衍生物等配體通過共價鍵和離子鍵結合而形成的絡合物(或螯合物)，具有穩定性好、生物利用率高、抗吸收干擾等優點。低劑量的有機銅、有機鋅可以代替高銅、高鋅的促生長效果。而且可極顯著降低豬肝臟和糞中銅、鋅含量。所以從豬的生長和環保來看，具有重要意義和廣闊的應用前景。

6．采用生物除臭。減少臭氣和有害氣體污染沸石是天然礦物質除臭劑，它有較強的吸附能力，具有離子交換性。可以交換吸附一些放射性元素和重金屬元素，對畜禽消化道產生的氨、硫化氫等有害氣體也有很強的吸附作用，可大大減少糞臭。將微生態制劑加入飼料中，不僅能提高飼料利用率．促進生長。還可增強畜禽的免疫力和抗病性，而且在環保方面，可降低氮的排泄量，明顯減少糞尿臭味，有效降低有毒、有害物質含量，凈化生態環境。7．抓好豬場的綠化工作 場地綠化可凈化25％～40％的有害氣體和吸附50％左右的粉塵。還可改善圈舍小氣候，達到遮陽、降溫作用。搞好畜禽場綠化可以減輕空氣污染，凈化場區空氣。

當然，以上幾點對策，既需要資金支持，也需要技術支持。既需要政府扶助，更需要養殖戶自己加強環保意識。就桃江目前的情況而言，規模化養豬向標準化、集約化發展還任重而道遠。但我們也相信，只要我們做好產業結構調整，正確引導，利用好國家的鼓勵政策，桃江縣規模化養豬會有一個全新的發展，減少這一行業對水、大氣的污染，將為全縣減排，切實保護好生態環境作出貢獻。

作者單位：桃江縣環保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