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縣群體性事件的現狀分析與對策研究

自我市建市以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我縣群體性事件屢有發生，且在人數、手段、方式等要素上有逐漸極端化的傾向，給我縣的社會經濟發展環境帶來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縣群體性事件的現狀分析與對策研究。

1996年未發生群體性事件，1997年1起，1998年1起，1999年2起，2000年1起，2001年1起，2002年1起，2003年2起，2004年3起，2005年1-2月份已經發生2起。其中規模較大，影響較深的如2004年丁家溝事件，2005年初因泗中新校區建設引發的眾興鎮前進事件等。

縱觀歷次群體性事件的發展態勢，可以直觀地看出其發展趨勢，形成要素及其規律特點。從時間上看，群體性事件的發展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轉型的不斷加快而呈上升趨勢；從每次群體性事件的發生來看，在表面上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如果深究下去則是長期矛盾聚集的結果；從群體性事件爆發的情況看，其特點也很明顯：一是人數較多；二是有組織、有預謀；三是有明確的要求和目標；四是情緒比較激動，手段也較為極端；五是處理難度大；六是故意擴大影響，給政府施加的壓力。

分析群體性事件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在經濟快速發展中，有些問題沒有及時得到處理。由于近幾年農村征地、城鎮拆遷、企事業改革、區域調整、規劃建設等面廣量大，力度增強，有的時間跨度比較長，有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政策不夠完善、不夠配套，缺乏統一性、連續性的問題；基層基礎工作比較薄弱，存在工作不能及時做到位的問題等。

2、社會綜合管理能力還不夠。企事業單位轉改制或破產倒閉以前，這些單位基本上都有“主管部門”，群眾反映信訪問題，可以按照“分級負責、歸口辦理”的原則，轉企事業單位或上級“主管部門”出面協調、處理和解決。企事業單位轉改制或破產倒閉后，主管部門消失，“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信訪部門遇到這些問題時，常常是無口可歸或有口難歸。

3、少數單位和部門對處理信訪問題的重視程度不夠。少數單位和部門對群體集體訪、越級訪還缺乏敏感性和責任心，對信訪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認識不夠，宣傳政策不耐心，思想工作不得法，掌握時機不恰當，工作作風不扎實。發現信訪問題尤其是集體訪、越級訪不能認真及時對照相關政策，結合實際情況研究處理或解釋疏導。

4、少數群眾認識上存在偏差。有的群眾維護自身權益意識增強，但又法制觀念淡薄；有的對一些政策規定理解有偏差，片面強調個人利益；有的思想觀念一直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依賴思想比較嚴重；有的提出過高要求，不達目的就反復上訪。

5、規范上訪行為的手段缺失。現行的國務院《信訪條例》屬于行政法規，對于有些非正常上訪行為約束力度有限，盡管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來規范上訪人員的行為，但效果不明顯。

對群體性事件的預防及對策。

（一）理順經濟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可以說，篩除收入分配中不合理的因素，調節居民收入差距是經濟穩定增長的關鍵。而在收人分配中如何處理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最佳銜接點，是調整收入分配的關鍵。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原則同先富帶后富原則是彼此呼應的，具有政策上的連貫性和一致性。但隨著改革的深化和收入分配差距的過分擴大，我們在繼續堅持效率優先的同時，不能不注重公平、公正。公平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政策目標，應從改革初期的次要地位上升到新的地位，即現階段公平至少應該等同，甚至優先于效率。如果效率的獲得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礎上，則其有效性非常值得懷疑，如同植物如果植根于腐敗的土壤，即便開花，也是惡之花；即便結果，也是惡果。社會不公經常會挫傷社會成員的勞動積極性，嚴重時導致社會動蕩和經濟停滯。

但這里所說的公平，是競爭機會的公平，而不是簡單的競爭結果的公平。前者的公平能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通過良性競爭推動社會進步。而后者的公平，只能重新落入平均主義的第臼，滋生懶漢，打擊先進。歷史已經證明，大鍋飯的弊端不一而足。

（二）轉變觀念，從積極的角度看待群體性事件。在對事態保持控制力的情況下，允許一定范圍和程度的沖突，允許適度宣泄，放寬相關的制度性規定，因勢利導，既可以提供一個教為寬松的社會環境，又可以大大減輕政府部門，特別是公安機關與社會成員之間的大面積摩擦，有利于社會穩定和平衡。雖然，對一個有組織的社會而言，把沖突視為對社會的威脅是很自然的，但美國當代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指出，沖突有時可以促進社會團結。沖突的表達就像鍋爐的安全問題一樣，可以避免壓力達到無法控制的局面。

同時，要以開放的心態，對待社會輿論和媒體傳播。言論自由是社會開放的重要標志，也是社會監督體系中強有力的因素，有利于社會健康運行，調查報告《縣群體性事件的現狀分析與對策研究》。否則，越是信息封閉封鎖的地方，越盛產謠言，越容易有不明真相者被蠱惑、被煽動。放松對新聞輿論的控制和戒備，允許對群體性事件的事實進行客觀報道和適當評論，這不僅滿足了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知情權，也有利于事件得到公正、公平和透明的處理，將事件的誘發原因公之于眾，可以使民眾將視線從事件本身轉移到事件產生的深層次原因，有利于從根源上解決群體性事件，即達到社會綜合治理的效果。如果僅靠公安機關一家，只能是“按下葫蘆浮起瓣”，根本原因不解決，由它引起的群體性事件必將反復發生。而且，新聞單位的及時介入和記者的跟蹤采訪，可以幫助公安機關在事后處理時再現當時的現場情況，又因其第三方的立場，容易取信于社會公眾。

（三）完善法律法規體系，暢通合法渠道，把矛盾納入法制化軌道，是從制度上拆解群體性事件的重要保障。要建立完善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體系，依法辦事，規范經濟活動主體的經濟行為，減少因市場行為不規范導致的利益沖突，從源頭上過濾群體性事件的誘因。通過加強法制建議，還能有效抑制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的過快增長（這是腐敗的結果），這樣能相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緩解利益沖突。不斷完善法律程序，普及法律知識，提高法律意識，保護合法權益，用法律規范人與人之間的行為關系，通過訴訟、仲裁、調解等法律手段解決由民事糾紛引起的各種矛盾，這是分流和解決群體性事件多發的有效途徑。

當前，處于社會轉型期間的法治建設遠遠滯后于經濟的發展，在新的法律、法規不斷出臺的同時，又存在大量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加上一些執法人員素質不高，以行政手段取代法律手段，或者借法律之名，行不法之事，假公濟私，為個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使群眾的正當權益和合理訴求得不到及時保護，甚至還受到損害，如民間盛傳打油詩“大蓋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由此導致矛盾激化，迫使其尋求法庭以外的場所，采取非法律手段，通過群體事件等其他方式表達。

（四）加強社會保障。建立健全救助機制。社會保障機制是世界各國在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來的社會安全制度，有助于補救市場缺陷，減緩激烈的市場競爭給部分失業者和貧困人口帶來的沖擊和痛苦，被視為社會的“減震器”和“安全閥”。

轉型期間，除了合理調節個人分配，消除不合理分配現象，更要認真處理好各階層的利益關系。要以一定的方式，盡快補償利益損失較大的階層，盡快建立處理各階層利益摩擦的特殊機制，最根本的是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最大限度地減輕社會震蕩，維護社會穩定。解決貧困人口的落后狀況，提高貧困人群的收入并改善其生活環境，在住房、就學、就業、醫療、衛生、保健、養老等方面為他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這是保持社會穩定、有序發展的重要籌碼，是轉型期間曾被忽略的，但卻是最不能忽略的一個環節。可以說，盡快加強社會保障，建立廣泛的多層次的社會救助機制，是改革的當務之急，已經迫在眉睫。國家和社會應最大限度扶助弱勢群體，出臺補償性政策，調整收入分配的秩序，幫助低收入階層實現生存與發展的合理愿望，幫助他們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這對穩定社會具有重大意義。

（五）慎用警力，公安機關要謀求社會援助，以統一戰線的方式，共同應對群體性事件。在實際工作中，許多地方的黨委、政府在群體性事件發生后，都把公安機關推到第一線，民警孤軍作戰，既要控制事態、維護秩序。又要做疏導、勸解工作，而引發矛盾的具體職能部門通常不是公安機關，由他們做疏導勸解工作必然流于形式，不觸及要害難見成效，而且正面對抗往往給后續工作制造障礙。所以在這類事件的處置中，必須明確黨委、政府及有關職能部門是主體，規范各相關部門的工作職責和工作要求，對事件處置實行綜合治理，推動社會聯動。對因具體利益問題和政府職能部門的工作失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要把情況及時向黨委。政府報告，建議其責成有關部門特別是領導要直接面對群眾、接觸溝通，以負責任的態度盡快答復，及時緩解和化解矛盾。

公安機關的工作對象大致分為兩塊，一是保護服務的對象，即守法公民；二是打擊處理的對象，即犯罪分子。而群體性事件的成員界乎二者之間，絕大部分成員都是老百姓，性質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完全能夠化解。但如果局面失控，很可能演化為對立矛盾，公安機關將不得不對越軌行為加以打擊。而即便如此，真正被打擊的應該僅僅是群體中起領頭、挑唆、鼓動作用的極個別核心和骨干分子，對大部分從眾者應該區別對待。但事到臨頭，有時很難當即分辨，也不可能逐一清理，警察必須以最快的速度處理事端，恢復現場秩序。這實際上，擴大了警察的對立面，不利于公安機關的長遠利益。而且，隨著改革的深入，各種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必將越來越多，公安機關的頻繁介人，不但耗費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大大增加執法成本和對立面，而且效果堪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打擊方式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反彈和復發不可避免，因為癥結所在往往不是公安機關一家所能掌控的。

警察的介入，通常會刺激事態急速升溫，情緒更容易緊張對立，導致矛盾激化。而通過與非警方人員聯手，共同建立緩沖地帶，可以消解不必要的對立態勢，淡化甚至模糊警察與對方可能直接發生沖突的交界面。除了配合政府有關職能部門，公安機關還要依靠社會多家力量（比如民政、教育部門、心理咨詢機構、律師援助中心、社會工作以及一些民間組織、中介機構），走綜合治理的道路，多方位多角度多層面分解群體性事件。不得不提出的是，過度頻繁地使用警力，會使其邊際使用效益遞減，即警察出現的起點越低，其威懾作用越小，價值越低。在處理群體性事件時，警力應在其他處理手段均告無效之后，作為不得不出的一張“王牌”，既給自己預留了足夠的空間和時間，又保持了國家機器應有的威力。

（六）公安機關的處理方式要講策略，要正確分析形勢，善于抓住戰機，將執法成本降至最低限度。用兵之道在于不戰而勝，兵不血刃，以盡可能小的代價換取盡可能大的利益。公安機關也要講效益。雖然這僅僅是微觀的技術層面的問題，但操作不當造成的損失有時不亞于決策的失誤。與其劍拔弩張，不如盡可能以疏導化解的方式妥善處理群體性事件、防止矛盾激化。

在具體操作層面，公安機關要注意保證后勤力量的充足，平時加強訓練，提高應戰應急處置能力，不打無準備之戰，保證警力集結速度的提高，快速反應。兵貴神速，快能贏得主動，公安民警要“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并注意整體作戰，優化配置。處置的原則應該是能迅速、有效地控制局面，根據事態發展，掌握放收尺度，既能讓事件的參與者出出氣，發泄一下情緒，通過宣泄過濾心情，又不至于失去控制，以至養癰遺患，釀成事端。整個處置過程要有條不紊，緊張有序，形成統一指揮下的整體作戰態勢；從最壞處著想，朝最好處努力，以最小代價爭取最大成效。

“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強制措施”是防止矛盾激化的處置原則，但必須實事求是，必須是在維護法律尊嚴，維護公安機關執法權威和保護公安民警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換言之，“三個慎用”不等于“三個不用”。當事件的發展尚未危害社會治安秩序、尚未觸犯刑律時，“三個慎用”原則可以幫助對事件降溫，將矛盾化解在初級階段，而一旦事件的發展失去控制，事件的參與者行為失去理性，公安機關就必須從維護執法權威、保護民警的角度，善用警力，果斷出警。不能為了避免事態擴大，一味強調民警忍讓，甚至危及自身的安全。不能以文明執法犧牲法律的尊嚴。

對暴力襲警的行為，必須依法嚴懲。同時，在處置現場，由于群眾情緒激烈，容易發生身體沖突，警察在克制的基礎上，必須提高自我防范和自我保護的意識，個人防護裝備齊全，并配備非殺傷性武器，避免不必要的損傷。

第二篇：群體性事件及對策

群體性突發事件及政治學對策

摘要：群體性事件是我國經濟和社會改革時期各種矛盾問題的綜合反映，對我國的社會治安環境產生了嚴峻的挑戰。現階段的群體性事件代表性地揭示了眾多群體性事件表現出來的特點和引發原因，群體性事件頻發已經凸顯了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推動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是當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也是減少和杜絕群體性事件發生的現實選擇。本文以群體性突發事件為切入點，在對政治參與內涵及價值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對當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特點進行了分析，并從公平正義、制度建構以及公民文化培育等方面提出應對我國公民群體性事件的對策。

關鍵詞：群體性事件 政治參與 政治權利 對策

群體性突發事件是指超常規的、突發性的、需要立即做出處置決策的社會事件。此類事件會使與其相關的政府組織社會控制力受到削弱，甚至可能使政府組織處于信仰危機困境。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成功處置，將構成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條件并發揮基石功效；反之則嚴重削弱共產黨執政地位，丑化共產黨執政形象。正如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所指出的：要“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形成統一指導、功能齊全、反應靈敏、運轉高效的應急機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由此可見，如何在社會矛盾凸現期成功地預防和處置群體性突發事件，已經不容置疑地擺在全黨和全體人民面前。

一，關于群體性事件的概念

群體性事件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存在于一切社會形態中。是指某一社會群體（含臨時性群體），因某種潛在社會矛盾或現實社會問題尚未得到解決而自感自身利益受到剝奪，借助某種自然性或社會性契機，采取非常規甚至極端方式對抗黨政機關及至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破壞社會穩定、擾亂社會秩序的負面社會事件。具體表現為：越級群訪、集體上訪、非法游行、沖擊政府、堵塞交通、罷工、罷課、罷市、聚眾械斗，并部分伴有打、砸、搶、燒或傷害政府工作人員人身安全的違法行為。當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表層含義表現為利益訴求，而深層含義則表現為社會階層或群體間的利益關系調整和利益分配的博弈。對于當前的群體性事件，我們應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認識：

首先，群體性事件是一個政治概念。中共中央辦公廳2004年制定的《關于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的工作意見》中將“群體性事件”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即“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群眾認為自身權益受到侵害，通過非法聚集、圍堵等方式，向有關機關或單位表達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醞釀、形成過程中的串聯、聚集等活動”。對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解決敵我矛盾的方法，而只能用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出發點。其次，群體性事件是一個法律概念。從法律角度看，不論群體性事件的原因如何，只要法律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受到侵害，即屬違法或犯罪行為。因此，《工作意見》在限定公安機關的職責時特別指出：“根據黨委、政府的決定，在處置群體性事件時，依法采取相應的強制措施，控制局勢，平息事態，恢復正常秩序；對群體性事件中違法犯罪人員以及插手群體性事件的敵對分子，依法打擊處理”。顯然，群體性事件的處置又必須通過法律的手段，在法治的框架下解決。

二，群體性事件的特征

可以概括出當前群體性事件的基本特征：

1.多發性、多元性。雖然各級黨委、政府普遍重視預防群體性事件，但群體性事件前仍呈現出逐年增多的態勢。發生領域多元、發生次數頻繁、發生地域廣泛，作者在防城鎮掛職期間，參與處理的群體性事件中，范圍涉及土地權屬糾紛、土地補償款糾紛、因采礦造成污染產生的糾紛、醫患糾紛、企業改制遺留問題、征地拆遷問題等等方面。

2.從眾性。從眾心理嚴重，認為法不責眾，“一哄而起”常見，情緒偏激并且短時間內群體動員力較強。群體性事件一般都有挑頭人物，有幾個核心組織者進行煽動，大部份群眾是跟隨者，其往往存在以下心理：認為法不責眾，隨大流得到利益后可參與分配，如追究責任也追不到一般參與者頭上；如不參與可能什么也得不到。有的地方挑頭者為產生人多勢眾的效果，增加談判籌碼，甚至許諾不論是否爭取到利益，凡是參與者都可以得到一定的誤工補償。

3.組織性。從近幾年群體性事件的發展情況看，規模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大，這應歸結于其組織性越來越強；有的事件背后出現有單位干部或是社會閑散人員參與其中出謀劃策的現象。

4.復雜性。人員復雜、情況復雜、理由復雜、處理復雜、控制復雜。

5.傳播性。謠言四起，迅速傳播。流言成為短時間內進行群體動員的主要手段和個別不負責任的媒體的主要消息來源。

6.破壞性。造成損失(經濟損失、政治損失、社會損失、物質損失等)，破壞社會組織秩序，降低政府公共信譽。

7.非政治性。盡管有些群體性事件表現激烈，但當事人的請求大多是與自身物質、經濟利益有關，并不是政治事件或刑事事件，往往只是利益表達和博弈的形式之一，是利益訴求得不到有效回應的無奈之舉，他們并不具有反對社會政治制度的目的，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但如果不及時處理，被敵對勢力煽動、利用，也極易演化成政治性矛盾。

8.難處理性。群體性事件的形成大多由于矛盾沒有得到化解而形成的，解決這些問題受諸多因素的制約，必須付出一定的努力，做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因此，處理解決難度較大。

三，政治參與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呢？我們先來解釋有關公民政治參與的概念。政治參與是現代化研究、特別是政治發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和研究領域，是傳統政治學在行為主義革命影響下新發展的產物。關于政治參與，中西方學者已作過深入的研究，從各個視角下過多種定義。公民政治參與是指“普通公民通過一定方式去直接或間接影響政府決定或與政府活動相關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為”。美國著名學者孔奇則認為:“政治參與可以解釋為全國或地方、個人或集體支持或反對國家結構、權威和有關公益分配決策的行動。”另外，亨廷頓和納爾遜在《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一書中給出的定義為:政治參與就是“平民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活動。”該定義中并未區分參與活動的合法性與非法性，而是涵蓋了無論根據政治系統的既定準則是否合法的所有活動。

從政治參與是否受到合理規制或規范角度看，可分為有序政治參與和無序政治參與。“有序”是同“無序”相對的范疇，所謂有序的公民政治參與，是指一般公民和團體以合法的形式，通過制度化的渠道，理性地有節制地參與政治生活和影響政治決策的過程。相反，無序的政治參與或者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則是突破現有制度和規范的政治參與行為或是合理但不合法的邊緣型政治參與行為，群體性事件就是典型的無序政治參與行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一種具體體現。政治參與的有序主要包括以下幾層含義:一是政治參與的合法性。這里的合法性具體表現為對現行國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規的遵循，以及政治參與途徑方式的合法利用。二是政治參與的理性化。理性化的政治參與是與激情型的政治參與相對應的。理性化的政治參與表現為對問題的理性分析，對法律、制度的遵循，對參與目標的合理確定，以及對參與方式的正確選擇。三是政治參與的程序化。政治參與的程序化是對政治參與程序的遵從，歸根到底是對政治制度的認同。

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并將“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公民政治參與有序擴大。”明確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要防止和減少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必須大力推進公民有序政治參與。

四，當前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主要特點

1．由于公民政治參與意識的覺醒和提高，公民政治參與開始從動員型參與向自主型參與轉變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我國傳統的利益結構被打破，出現了多種相對獨立的利益結構和利益群體。在思想轉變和利益動因的驅使下，人們的政治參與熱情被激發出來，一旦發現國家的政治決策同自身利益息息相關，人們就會積極關注并設法影響這些政治決策的制定和執行，以期政府能制定出符合自身或所在群體利益的政策，公民的權利意識、民主意識、參與意識隨之高漲，公民政治參與開始從動員型參與向自主型參與轉變。2．公民政治參與制度不健全，非制度性政治參與有上升趨勢 以政治參與和既定的政治法律規范的關系為依據，可以將政治參與分為制度化政治參與和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公民在既定法律規范內展開的政治參與活動就是合法的(制度化的)政治參與；超越了既定的政治法律規范的政治參與行為，就是非法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從合法性的層面來看，當下中國公民的政治參與也可以分成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改革開放以來，政治參與制度的建設使我國公民政治參與迅速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我國基本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發展提供了根本制度的保證。然而，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這些制度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還存在著具體制度不夠規范、不夠健全，程序上不夠嚴密、完整以及執行不到位等問題。結果導致公民以制度外的方式從事參與，即“非制度化參與”，我國公民非制度化參與日益增多。

3.政治參與渠道不夠暢通，開始尋找其他方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始注重參政渠道的建設，但真正被公民采用并且確實行之有效的參政渠道并不多，參政渠道的理論性和實用性相互脫離，二者并沒有有機地結合起來，我國公民的參政渠道仍很狹窄，存在利益表達不暢通的情況，特別是對于社會弱勢群體，在找不到正常的利益表達渠道而且自身的參與能力又較低的情況下，極易發生無序的政治參與行為，甚至發生群體性事件。總體來說目前我國政治參與的渠道還相對單一，有待提升和開發。公民參與意識的高漲與我國政治參與制度的不健全、參與渠道的不暢通形成的矛盾在沒有被政府部門覺察和緩解的條件下，極易發生沖突，如果處理不好，就會發展成為群體性事件。

4.網絡政治參與發展迅速，但公民消極參與的心態呈上升趨勢 網絡政治時代借助于信息技術對政治參與主客體雙方的政治權力和政治權利進行了新的界定和分配，為公民政治參與打開了一個新的窗口。雖然我國公民的網絡政治參與方興未艾，但也不可否認，目前公民政治參與的消極心態有上升的趨勢。使得原來的參與渠道喪失，新的參與渠道尚未建立起來，從而帶來新的參與危機。五，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是應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有效途徑 鄧小平認為，人民群眾的參與是改革開放成敗的關鍵，而“確認人民群眾的參與是改革開放的目標之一”。因此，我們必須在實踐中進行途徑創新，來確保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

（一）發展社會經濟，在社會公正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經濟為公民政治參與提供物質保障

公民由于公民政治參與意識的覺醒和提高，有積極參政的愿望，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政治參與地位低下、經濟基礎不強、非組織化的個體分散無力，在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時很難具備影響政府決策的信心，其參政需求得不到僵硬的政府機構及時有效的回應，參政的失敗感最可滋生消極的政治參與心態，當然亦有可能激發極端的非理性政治參與。因此，要大力發展經濟，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提供前提條件。

（二）完善政治制度，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提供制度保障

保證公民政治參與的有序進行，必須建立和健全公民政治參與的機制，廣泛吸納社會各階層的政治參與；同時還要加強公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化建設。完善制度是實現有序參與的保障，也是公民政治參與的必由之路。加強制度建設，需要做到: 第一，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基本參與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人民政治參與最基本的制度安排。這些政治參與制度需要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地完善和發展。第二，拓寬參與渠道，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提供空間。一是要發揮社會團體的作用。參加政黨或社會團體是公民進行有效政治參與的重要途徑，以組織為中介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會比個人行為更容易達到目的。二是要發揮大眾傳媒的作用。輿論媒體為公民進行政治參與提供了及時便利的信息支持，同時，也使公民的政治要求得以表達。三是要發揮基層民主的作用。實行城鄉基層民主與基層群眾自治成為最典型、最直接的民主形式。四是要發揮網絡參與的作用。網絡技術可以改善政治參與的途徑和手段，提高公民政治參與的興趣和能力，保證政治參與的數量和質量。

（三）培育新型政治文化，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提供社會基礎

培育文化，提高公民的教育水平，加強公民的政治知識和政治技能的教育和訓練，培養公民的利益意識、民主意識和權利意識是培育我國公民的政治文化，提高公民政治素質的關鍵。政治文化對于實現公民高度的政治認同和有效的政治參與，保持社會政治穩定，促進政治文明建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培育適合現代化的新型的公眾參與型政治文化，不斷增強公民的主體意識，是實現有序政治參與的文化條件。具體來說，一是要培養公民意識，增強公共責任。通過不斷加強對人民群眾的公民意識的培養，進一步增強公眾的公共責任感，也就是要求公民在遇到有關國家政治和社會利益的問題時，必須自覺維護公共利益。

（四）健全社會組織，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提供有力支持

政治參與應當是組織化的。“沒有組織的政治參與將墮落為群眾運動”，是對民主的直接破壞。參加政黨或社會團體是公民進行有效政治參與的重要途徑，以組織為中介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會比個人行為更容易達到目的。我國公民可以通過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組織參與政治、表達意愿，這些團體分別代表不同社會成員的利益，又同時與政府合作，是公民參加國家事務管理的重要組織形式。首先，必須處理好黨、政府與社會團體的關系。構建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良性互動關系，對建設服務型政府、推動公共管理社會化進程、促進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和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次，加強社會團體的自身建設，提高社會團體自身的服務意識和參政的能力。要在政府和社會組織兩者間建立真正平等、有效的互動關系，不僅要緩解兩者之間的各種矛盾，創造寬松的制度環境和科學規范的管理體制，更要加強社會組織自身能力建設，明確兩者權、責、利關系，增強社會組織對政府管理的有效參與，政府與社會組織雙方在互信的基礎上齊心協力，才是今后的發展方向。

第三篇：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分析與應對研究

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分析與應對研究

孟彩霞

1（1.鐵道警官高等專科學校，河南省鄭州市，450053）

摘要：由于網絡本身具有的虛擬性、自由性、開放性等特點，網絡輿論極易成為失真信息、虛假新聞乃至謠言的產生地、傳導線和催化器。網上群體事件屢有發生，對社會和諧造成一定沖擊，本文分析了當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特點，并在此基礎上總結了應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基本措施，對構建未來和諧的網絡環境具有極高的應用價值。

關鍵詞：網絡技術群體性事件分析措施

1、引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網絡傳播技術的迅猛發展，以及網民群體的不斷擴大，網絡已經成為

[1]群眾意愿的常態表達和社會監督的重要形式。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虛擬性、自由性、開放

性等特點，網絡輿論極易成為失真信息、虛假新聞乃至謠言的產生地、傳導線和催化器。近年來，以“華南虎事件”、“鄧玉嬌案”、“石首事件”、“河南杞縣鈷60被傳泄漏事件”

[2][3]等為代表，網上群體事件屢有發生，有的雖對一些社會公共事件的解決起到推動作用，但有的也不同程度擾亂了網絡內外秩序，甚至對政治穩定、社會和諧造成一定負面沖擊。探尋網絡群體性事件的解決方法與應對措施，對具有潛在威脅的網絡群體性事件進行有效的輿論與政策引導，有助于構建和諧的虛擬社會環境，觸使其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發揮重要作用。

2、網絡群體性事件

網絡群體性事件，廣義上指在互聯網上有較多網民參與討論并產生一定社會影響的事件。狹義上特指在一定社會背景下形成的網民群體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關目的，利用網絡進行串聯、組織、呼應，乃至可能或已經影響社會政治穩定的群體性非正常事件。

2.1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形成因素：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二十六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如圖

1），2010年6月，中國網民已達4.2億人，居世界第一位，網絡正在成為信息傳輸最重要[4]的渠道和輿論媒介，其影響力日益廣泛和深遠。

圖1 CNNIC第二十六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看似孤立偶然，但背后都有共性的成因。目前社會進入矛盾多發期，公眾參與輿論的意識大大增強，再加上網絡的方便性，都為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形成提供

了條件。網絡群體性事件是在網絡輿論場中意見聚合的過程中形成的，網民自由“發帖、灌水、加精、置頂、跟帖、回帖和點擊看帖”形成“網絡輿論場”的焦點事件，在網絡輿論場中，圍繞著公眾關心的話題，網民的意見逐漸聚合形成網絡群體性事件[5]。

（1）公共話題聚合。網民在一些話題上聚合是公共輿論產生的前提條件，以目前的“華南虎事件”、“云南躲貓貓事件”、“甕安事件”，“鄧玉嬌案”、“石首事件”、“河南杞縣鈷60被傳泄漏事件”為樣本分析，網絡公眾易于聚集到以下話題：與國際矛盾有關的主題、與官員相關的話題、與貧富懸殊有關的主題，另外還有一些是沒有明確主題的事件，通過策劃也可能引發一起網絡群體性事件。

（2）公共輿論場出現。當大量的網絡公眾在某一話題上聚集，各種類型的網絡公眾便會聚焦圍繞這一話題發表意見，從而形成公共輿論場。在公共輿論場中，各方因為利益和出發點不一致，在對公眾話題討論中所表達的意見也不同，因此，出現針鋒相對的意見對抗，此時公共輿論場就出現了。

（3）意見領袖出現。在公共輿論場中，各參與人都可以自由表達意見。當一些意見能夠揭示有關公共話題的真相或表達的意見具有某種程度的說服力時，會得到很多網民的認可，主流意見就開始醞釀。有組織的網群事件中，通常會有意見領袖的存在，意見領袖引導網絡輿論的走向。在無組織網絡群體性事件中，不特定的網絡事件參與者會在不同階段成為意見領袖，這些意見領袖通過對事件真相的公布和對細節的分析，起到了對廣大網絡民眾的動員作用。

（4）網絡與傳統媒體的互動。當某一議題成為網絡公眾共同關注的話題時，網民意見的聚合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當網絡事件可能引起社會公眾關注時，傳統媒體對網絡事件進行深入報道。傳統媒體與網絡在互動的過程中不斷地將事件推向深入。傳統媒體的加入一方面可以強化群體性事件的傳播，另外可以通過對網絡意見的綜合，加強意見的公信力，引導輿論的方向。

綜上所述，網絡群體性事件的輿論生成過程：公共話題聚合→輿論場出現→意見領袖出現→網絡與傳統媒體間互動。

2.2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特點

網絡群體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社會背景下形成的網民群體，利用網絡大規模發布和傳播某一方面信息，以表達訴求、輿論、發泄不滿，并造成一定社會影響的社會現象。較之傳統的[6][7][8]群體性事件，網絡群體性事件具有以下突出特點：

（1）誘因相對集中。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產生有對外和對內兩方面誘因。對外主要表現為廣大網民面對涉及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問題，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如全國范圍的“抵制家樂福事件”；對內主要表現為對部分地區或部分干部，因誤用、濫用公權力而損害公眾利益問題的高度關注，如“周久耕事件”、“林嘉祥案”。

（2）事發難以預測。一個普通事件甚至只是一條普通新聞，隨時都可能演化成為網絡上的著名事件，引起軒然大波。如山東科技大學校長乘車檢閱軍訓新生的照片被網友發現，校長王春秋頓時成為眾矢之的。一件在校方看來“很正面的事情”，一夜間在網絡世界里變成了負面新聞，使目前的社會穩定預警機制難以準確預判。

（3）網絡特征鮮明。網絡群體性事件以互聯網為傳播載體，具有傳播速度快、影響范圍廣、放大效應明顯等特征。局部現象、個別言論，瞬息可以傳遍全國乃至全球，并被高倍放大，最終成為重大社會事件。如廣元柑橘事件，起初只是廣元旺蒼縣11個鄉鎮的68000多株柑桔樹發生大實蠅疫情，僅占全縣柑桔總數的8.9%，蛆果率僅為1%左右，但在網絡的傳播和無限放大下，一次普通的植物病蟲害，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竟然變成全國性事件

（4）網絡內外互動。網絡群體性事件源起于現實事件在網上的傳播，網民意見的集聚反過來又對現實事件推波助瀾，并掀起更大規模的網上關注。如重慶、三亞等地的出租車罷

運事件，先是出租車司機小規模群體性抗議，后經互聯網傳播引起廣泛關注，進而形成現實中全城出租車司機大規模罷運，以及網絡上以出租車運營為主要話題的大范圍討論。

（5）參與主體日益呈現出非利益相關性。傳統群體性事件的參加者，一般為事件的利益相關方，如一些地方農民工為討薪而自發組織圍堵開發商。而在網絡群體性事件中，絕大多數參與者與事件本身并不存在直接利益沖突，只是借此機會實現某種意愿的表達或發泄不滿情緒。如“鄧玉嬌案”，真正的利益相關方可能僅局限于湖北巴中縣的幾戶人家，但結果有數百萬網民參與其中，有些還組織后援團赴巴中直接支持鄧玉嬌。

3、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應對措施

面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層出不窮及其影響力的日趨擴大，應對網群事件要堅持“預防為

[9][10]主、標本兼治”的原則，多手段并舉，從網上和網下兩個方面做好工作。

（1）堅持政府信息公開，預防網絡群體性事件。充分利用信息技術的優勢，建立權威的政府門戶網站，堅持科學的網絡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構建消除群體性事件的機制，尋求各個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平衡，從而減少政府和民眾利益沖突，減緩網絡群體性事件對社會穩定的不良影響。

（2）及時捕捉網絡輿情熱點，增強對有關熱點的預見性。

分析研究網絡輿論的形成發展規律，準備預測和把握網上動態。要善于將小事件放到大背景下觀察，提前預測，增強對有關熱點的預見性。這就要求我們的工作由原來的被動應付轉為主動出擊，在小熱點演變成大熱點之前、新熱點拖成老熱點之前、簡單熱點衍化成復雜熱點之前，發現苗頭和傾向，做好預測。只有這樣，才能使網絡輿情的輿論引導工作更加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保證網絡輿論的健康發展。

（3）以重大突發事件為契機，爭取輿論引導“第一落點”。

網絡媒體要利用網絡傳播的快捷性特點，發揮自身優勢，在重大突發事件發生時，及時與相關部門主動溝通，力爭第一時間發布權威信息，及時發出正面聲音，穩定民眾情緒，避免社會恐慌。同時，針對網民最為關心、質疑最多的問題，請專家學者解答，或請相關部門直接與網民對話交流。及時進行后續報道，利用網絡的海量性推出專題，通過準確、客觀、全面的報道，向社會提供全方位信息，滿足不同社會群體不同層次的信息需求，消除可能產生負面輿論熱點的信息盲點。

（4）堅持正確輿論導向，以正面輿論壓倒負面輿論。

網絡輿論與社會律動、公眾情緒息息相關。它是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晴雨表，是社會震蕩的預警儀，群體性事件是反映輿情的窗口，是輿情狀況的非正常表露或極端的外化形式，網上意見表述或情緒表露限于群體性事件出現，成為先導和前兆，可能發揮輿論動員和情緒感染的作用。面對一些社會重大事件，必須采取審慎的態度，報道務求客觀、真實、全面、公允，避免偏聽偏信，避免信息不對稱，避免誤導社會視聽，避免添亂。

（5）推動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良性互動，相互放大正面輿論。

當網民在網上要獲得新聞信息時，總是把傳統媒體特別是有影響力的傳統媒體經營的站點作為主要甚至是首要選擇。傳統媒體本身所具有的公信力、權威性和可靠性，可對網絡輿論進行選擇、過濾、放大，調控網絡輿論的導向。近年來，許多引起社會關注和政府重視的事件，都是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相互推動的產物。

[101]（6）培養網上“意見領袖”，引導網民自我教育。

網上輿論易受少數人控制，當網絡上出現大量虛假信息和極端言論，網民對于權威言論有較強的依賴感，需要“意見領袖”解疑釋惑。我們在網上輿論引導和斗爭中，要把培養和爭奪“網上意見領袖”作為一項長期工作。通過網民引導網民，用網民自己的聲音引導、感染網民，實現網民自我教育、自我引導，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9]（7）建立健全法律法規，重點解決好網絡虛擬社會建設管理問題。廣泛開展宣傳教

育，提高廣大網民特別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觀念，加強是非標準的確立，培養個人自制力。要重點解決好網絡虛擬社會建設管理問題。堅持建設與管理并重，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經濟手段、技術手段并用，最大限度地發揮網絡積極作用、遏制網絡消極影響。

4、結語

網絡群體性事件是信息化條件下群體性事件的一種嶄新樣式，其參與人員多，涉及范圍廣，牽扯面大，影響力強，不僅嚴重影響網絡秩序，也對人民生活和社會穩定造成很大沖擊。而且，未來一個時期，網絡群體性事件可能成為一種主導形式，引領群體性事件的發展和變化，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因此分析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特征和發展規律，研究網群事件的應對措施，對構建未來和諧的網絡環境具有極高的應用價值，有利于促進社會的穩定和和諧發展，引導人們積極投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四、參考文獻

[1]賈寶林.網絡與群體性事件研究述評[J].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9（3）.[2]楊久華.關于當前我國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研究[J].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9（3）.[3]夏臨.我國網絡群體性事件及其輿情研究現狀綜述[J].東南傳播，2010（7）.[4]

[5]王擴建.網絡群體性事件:一種新型危機形態的考量[J].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0.[6]李瓊.轉型期網絡群體性事件研究述評[J].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2（12）.[7]劉劍宇 Web挖掘技術在網絡輿情預警中的研究與應用 [期刊論文]-四川警察學院學報2009(3).[8] 王擴建：網絡群體性事件.特性、成因及對策[J].，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學報，2009(5).[9] 李大帥.社會突發事件應急信息管理評價初探[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8(31).[10] 郭奔勝、季明等.應對網上群體事件新題[J].瞭望新聞周刊，2009.6

第四篇：處置群體性事件的法律對策研究

處置群體性事件的法律對策研究

［ 作者：佚名轉貼自：本站原創點擊數：2553更新時間：2006-8-22 ］

大東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鄭允岐

群體性事件是目前我國社會活動中出現的一些超出現行社會規范的行為，是社會關系中出現的一種不協調、不和諧現象。在社會上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影響了社會的穩定。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重要的新概念。“和諧”成為中國改革發展戰略機遇期的社會主調。以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的條件下，和諧社會必須以有序、安全和穩定為基本前提。近年來，作為社會矛盾和沖突特殊表現的各種群體性事件，數量正不斷上升、規模日益擴大、表現形式趨于激烈，已越來越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由于群體性事件的突發性和復雜性，加之相應的法律法規的匱乏，使處置工作異常艱難，很容易導致事件的惡化，它嚴重干擾了政府的辦公秩序，損害了法律的權威性，日益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制約因素。因此，如何有效預防群體性事件已成為當前社會必須研究的重大課題。本文試就群體性事件的概念、產生的原因、主要表現形式以及如何正確處置群體性事件的法律對策進行一下探討，以期為今后處置這方面問題提供參考。

一、“群體性事件”的概念

在國外，一些社會學者將“群體性事件”稱之為“集群行為”或“集合行為”等，如美國社會學家帕克在其1921年出版的《社會學導論》一書中，最早從社會學角度定義“集合行為”，認為它是“在集體共同的推動和影響下發生的個人行為，是一種情緒沖動”。斯坦萊?米爾格拉姆認為，集群行為“是自發產生的，相對來說是沒有組織的，甚至是不可預測的，它依賴于參與者的相互刺激”。戴維?波普諾也指出，集群行為“是指那些在相對自發的、無組織的和不穩定的情況下，因為某種普遍的影響和鼓舞而發生的行為”。而在我國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群體”是指本質上有共同點的個體組成的整體。“事件”是指歷史上或社會上發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根據以上解釋，“群體性事件”就可以理解為由同類個體組成的整體，因為共同的要求，對社會造成的不平常影響的事情。在我國，由于受不同時期的政治環境和經濟、社會因素的影響，對群體性事件的認識也不盡相同。在建國初期稱之為“群眾鬧事”、“聚眾鬧事”；八十年代稱之為“治安事件”、“群眾性治安事件”；九十年代稱之為“突發事件”、“治安突發事件”、“治安緊急事件”、“突發性治安事件”；在21世紀初期稱之為“群體性治安事件”。

對于群體性事件的定性，我國國內的一些專家、學者也是眾說紛紜，說法不一，有的界定側重明確群體性事件的人民內部矛盾性質，有的界定指出了群體性事件在行為手段上的特點及其社會作用和影響。綜合上述論述，筆者以為：群體性事件是指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群體，為了實現某一目的，采取靜坐、沖擊、游行、集合等方式向黨政機關施加壓力，破壞公私財物，危害人身安全，擾亂社會秩序的事件。盡管群體性事件的外在呈現出某些對抗性的傾向，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現階段的群體性事件多數屬于人民內部矛盾，而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當也會由非對抗性轉化為對抗性。群體性事件既是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一種社會現象，也是與處在既定社會規范制約下的群體行為相對而言的集群越軌行為。群體性事件的副作用和社會危害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在客觀上對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也是應當肯定的。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認為，在一定程度上，群體性事件可能是這樣一個機制:“通過它，社會能在面對新環境時進行調整。一個靈活的社會通過沖突行為而受益，因為這種沖突行為通過規范的改進和創造，保證它們在變化了的條件下延續。”群體性事件對社會的積極影響在于它能夠釋放出長期積壓的一些社會能量，能使部分心理失衡的群眾得以心理的平衡，這對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是有積極作用的，其次它向社會發出了警告或信號、表示部分群眾的利益受到損失必須加以補償，或者行政管理活動中出現問題需要糾正，或者社會保障機制不夠健全應該完善等等。所以，我們對群體性事件決不能只能看到它的負面效應，還應該看到它可以是社會壓力的減壓閥和報警器，有利于促使我們加強和改進工作，更好地為群眾服務。因此，只有正確認識群體性事件的性質，才能妥善審慎地處置好群體性事件。

二、“群體性事件”產生的原因及主要表現形式

群體性事件產生的原因是復雜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社會環境和社會政策等宏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個體與群體心理等微觀方面的因素。群體性事件的產生是社會變遷過程中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各種社會矛盾的綜合反映，是各種利益沖突的集中體現，它的產生及我國正處于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基尼系數超過0.4的國際警戒標準）的經濟發展關鍵期和敏感期，群眾維權意識增強等深刻的社會經濟政治背景，又有現實的具體成因。概括起來，群體性事件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社會轉型中群體利益的損失。深化改革和經濟發展必然會觸及特定群體的利益，如企業轉制中的下崗職工群體，超過了社會的承受能力，下崗失業工人也極有可能受到煽動而引發集會、游行、示威；城市拆遷補償未及時到位，回遷日期遙遙無期，搬遷地點不理想，生活設施不配套等原因，導致拆遷戶與拆遷公司的矛盾激化。體制的轉換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觸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在一定條件下這種利益沖突激化便導致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二是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存在官僚腐敗現象。近年來上訪、鬧事等群體性事件增多，既有隨著改革的深化，經濟領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

紛繁復雜的矛盾和問題的客觀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有的干部工作作風不踏實，脫離群眾，腐化變質，一部分干部以權謀私、貪污受賄、濫用權力，搗毀了黨和政府的威信，造成一部分人民群眾對整個政府的不信任，從而以極端的表現形式表達自己的不滿和失望，導致干群矛盾激化。

三是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健全。隨著改革的深化，其配套措施有的沒能及時出臺，對改革帶來的負面影響起不到緩沖作用。例如一些離退休職工因企業原因領取不到足夠的退休金，一些工人下崗之后面臨困境，而社會又不能提供足夠的生活保障，這就引發了社會矛盾，成為產生群體性事件的間接原因。

四是一些群眾對政府的新政策不理解。政府制定的新政策、新制度，有的符合當前的實際情況，有的則是按照超前的思想設計的。一部分群眾由于受傳統觀念限制，一時難以接受，特別是當這些新政策、新制度損及他們的切身利益時，這種矛盾便更為突出。

五是部分群眾心里存在著“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負面影響和造勢心理。認為鬧事是唯一解決問題、獲取實際利益的辦法，故意擴大事態，聚眾上訪。同時，政府及職能部門在處理同一類群體事件中，對行為過激的事件和一般性的上訪在解決方式、承諾程度及兌現結果的差異也加重了群眾的這種心理，產生連鎖反應。

三、處置群體性事件的法律對策

2005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中央處理信訪問題及群體性事件聯席會議《關于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的工作意見》的通知。《通知》中對處理群體性事件的處理原則、組織領導、職責分工、現場處理和宣傳教育等項工作都做出明確的規定，對于各地在處理群體性事件提供了依據。但從我國當前的群體性事件分析來看，多數還是集中在法律方面的問題，或者說是應該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的問題。從法律角度來看，當前頻繁發生群體性事件的深層原因就是法律不適合社會的發展。目前我國在處置群體性事件方面的法律法規主要涉及《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集會游行示威法》及其實施條例、《治安管理處罰法》以及《信訪條例》等，此外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治安事件規定》等部門規章。而從法理的角度來看，我國現有的有關群體性事件的法律法規中，禁止性、義務性規定多，授權性、可行性條款少，還未形成一個從權利的設置、組成到行使、保護、規范的完整體系。例如，現實生活中，工人要求發放拖欠的工資，由開始個別工人零星去要，到后來成群結隊去鬧，以致影響了單位正常的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對這種行為的法律性質應當怎樣界定？無論是分散催討還是集體催討，在我國的法律上都沒有明文的禁止性規定。因此從整體上來看是合法的，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但是這些工人若采取堵截鐵路、沖擊黨政機關的方式來解決拖欠工資的問題，則構成違法行為。某些執法機關在沒有對群體性事件的合法性作出判斷之前，就盲目采取措施。群眾沒有違法，而執法機關卻已經違反法律，這不僅不利于矛盾的解決或化解，而且往往會導致矛盾的進一步激化。

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這表明法律在規范國家制度、社會制度和調整各種社會關系上已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和至高無上的地位。群體性事件是社會尖稅矛盾和突出問題的特殊表現，我們應從法律的視角、運用法律的途徑和方法來認識、分析和解決矛盾。如果離開法律規定采取行動和措施，不僅往往使處置工作陷入被動，事后也將留下隱患，從而導致法律權威和政府信譽的降低。因此，我們在觀察、分析、判斷和處置群體性事件時，必須堅持法治的視野、法治的立場、法治的原則、法治的方式和法治的程序，將處置群體性事件納入到法治的軌道上來。

第一，處置群體性事件的主體必須合法。也就是說主體必須是法定的主體。目前我國缺乏一部處置群體性事件主體資格的統一專門的規定。只是在有些法律法規中對相應表現方式的群體性事件，規定了處置的主體，如我國《集會游行示威法》第六條規定：“集會、游行、示威的主管機關是集會、游行、示威舉行地的市、縣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游行、示威路線經過兩個以上區、縣的，主管機關為所經過區、縣的公安機關的共同上一級公安機關。”在《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治安事件規定》第四條規定：“群體性治安事件的現場處置工作由事件發生地的縣市公安機關負責；重大群體性治安事件，事件發生地的地（市）公安機關負責；上級公安機關在必要時可以直接負責現場處置工作或派人到現場指導、協調工作。”此外，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也有受理公民控告、建議和批評的職責。但是對處置群體性事件的主體資格卻沒有真正的被確認下來。正是由于處置群體性事件的主體沒有法定化，從而造成在處置工作過程中各相關部門不愿承擔責任，相互推諉，或因對群體性事件的性質認識不同，在處置工作中發生矛盾，不能形成合力。因此，建議制定專門處置群體性事件的行政法規，對處置群體性事件的主體以法律法規的形式確認下來，使處置群體性事件的主體法定化。第二，處置群體性事件的措施必須要有法律依據。當前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中，存在著合理要求與違法行為、多數人的一般違法行為與少數人的嚴重違法行為甚至犯罪行為交織在一起。因此，在處置群體性事件時必須要嚴格依法進行，要針對不同的群體性事件和不同的發展階段，正確分析判斷群體性事件的法律性質，嚴格掌握合法與非法、罪與非罪的界限，并嚴格按照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開展處置工作。處置群體性事件只有依法進行了，才能把矛盾和問題的解決納入到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上。第三，處置群體性事件必須嚴格依照法定的程序進行。對于群體性事件的處置必須遵循一定的程序和步驟，要在認真研究的基礎上，選擇正確的方式，進行妥善處理。各類群體性事件涉及面廣，既有根源的復雜性，又有事態的模糊性，還有過程的多層性，因而一般處置難度較大。要在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各部門各單位相互配合，統一認識，上下一致，充分發揮各自的職能作用，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同時在確定事件的性質，這是形成處置決心的關鍵環節。要根據事情的起因、界定事件的性質及嚴重程序，進行風險評估，要始終堅持平息事態、維護穩定為目標，堅持“有所

為、有所不為”，嚴格法律政策界限，嚴格遵循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不越權、不失職，將處置工作的各個環節納入到法律政策軌道，確保處置工作既依法有據，又干凈徹底，不留隱患。

四、檢察機關處置群體性事件的執法策略

當前，腐敗現象在社會上的泛濫，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力，激起群眾的怨恨，加深了社會的矛盾。職務犯罪在本質上是一種權力腐敗的現象，不僅破壞黨組織肌體的健康，而且也是影響社會文明、民主建設、破壞社會風氣的毒瘤。同時，司法不公也成為當前社會關注的焦點，人民群眾對司法不公引發的有罪不究、以罰代刑、違法辦案、超期羈押、權錢交易、徇私枉法等問題反映強烈。正是由于這些問題的存在，導致使群眾對國家法律的執行力產生懷疑，當這部分群眾的訴求得不到滿足時，便引發了涉法上訪，嚴重時發展為群體性事件。

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機關在處置群體性事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檢察機關在開展各項檢察工作的同時，要始終堅持把化解人民內部矛盾、處置群體性事件、維護社會穩定作為政法工作和維護穩定的重中之重來抓，認真研究其特點和規律，采取有效措施，落實好黨的各項政策，切實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作出決策立足多數群眾的切身利益，制定政策維護群眾的基本權益，開展工作符合群眾的實際需要，積極預防和化解各類矛盾。要從鞏固共產黨執政地位、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高度，高度重視群體性事件的處置工作，把預防和處置群體性事件的過程，變成疏導理順群眾情緒的過程，變成為群眾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變成克服官僚主義、改進作風的過程。要積極加強與公安機關、審判機關配合，繼續貫徹嚴打方針，依法懲治各種刑事犯罪，始終保持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犯罪的高壓態勢，積極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參與人民內部矛盾的排查調處，依法處置群體性事件，努力把影響穩定的不安定因素解決在基層，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不斷加強對刑事立案、偵查、審判和刑罰執法的監督，在處理突發事件過程中，既要防止打擊不力，又要注重保障人權，平等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堅持監督糾正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讓人民監督普遍地樹立司法公正的信心。突出重點，集中查處發生在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中濫用職權、以權謀私以及其他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腐敗犯罪案件，促進依法行政、廉潔從政。同時做好預防職務犯罪工作，堅持標本兼治，從源頭上治理腐敗，從根本上減少引發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因素。

正確處理上訪和申訴群眾的息訴工作是檢察機關維護社會穩定，消除矛盾的重要工作，耐心做好說服教育工作，幫助群眾消除法律的誤解，使他們息訴服判，化解矛盾糾紛，避免集體訪、越級訪問題的出現，維護社會穩定。建立健全檢察機關處置群體性事件的預警機制，提高檢察機關處理復雜矛盾、突發事件、群體性事件的能力，不斷增強工作的前瞻性和預見性，努力做到無論發生什么樣的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都能沉著應對，依法及時妥善處理。在處置群體性事件時要正視問題，找準癥結所在，克服無能為力的畏難情緒，消除埋怨思想，增強工作主動性，不推不躲不拖，積極向黨委政府建議，與有關部門密切配合，促成群體性事件主客觀雙方對話，有效地解決實際問題，特別是對待下崗職工和城市拆遷、貧困居民等困難群眾遇到的實際問題，要帶著深厚的感情幫助解決，將矛盾與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

第五篇：關于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分析及對策建議

關于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分析及對策建議

王森郭偉方敏

2010年05月13日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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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同志指出：“互聯網已成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我們要充分認識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媒體的社會影響力”。近年來，隨著我國網絡傳播技術的迅猛發展，以及網民群體的不斷擴大，網絡已經成為群眾意愿的常態表達和社會監督的重要形式。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虛擬性、自由性、開放性等特點，網絡輿論極易成為失真信息、虛假新聞乃至謠言的產生地、傳導線和催化器。近年來，以“華南虎事件”、“云南躲貓貓事件”、“甕安事件”，“鄧玉嬌案”、“石首事件”、“河南杞縣鈷60被傳泄漏事件”等為代表，網上群體事件屢有發生，雖然有的對一些社會公共事件的解決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有的也不同程度擾亂了網絡內外秩序，個別甚至對政治穩定、社會和諧造成一定負面沖擊，給引導公民理性表達意見、有序政治參與帶來了新的挑戰和課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瞭望》、《國際先驅導報》等媒體，紛紛對最近發生的網絡群體性事件給予專門報道。

一、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基本特點

網絡群體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社會背景下形成的網民群體，利用網絡大規模發布和傳播某一方面信息，以表達訴求、輿論、發泄不滿，并造成一定社會影響的社會現象。較之傳統的群體性事件，網絡群體性事件具有以下突出特點：

1.誘因相對集中。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產生有對外和對內兩方面誘因。對外主要表現為廣大網民面對涉及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問題，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如全國范圍的“抵制家樂福事件”；對內主要表現為對部分地區或部分干部，因誤用、濫用公權力而損害公眾利益問題的高度關注，如“周久耕事件”、“林嘉祥案”。

2.事發難以預測。一個普通事件甚至只是一條普通新聞，隨時都可能演化成為網絡上的著名事件，引起軒然大波。如山東科技大學校長乘車檢閱軍訓新生的照片被網友發現，校長王春秋頓時成為眾矢之的。一件在校方看來“很正面的事情”，一夜間在網絡世界里變成了負面新聞，使目前的社會穩定預警機制難以準確預判。

3.網絡特征鮮明。網絡群體性事件以互聯網為傳播載體，具有傳播速度快、影響范圍廣、放大效應明顯等特征。局部現象、個別言論，瞬息可以傳遍全國乃至全球，并被高倍放大，最終成為重大社會事件。如廣元柑橘事件，起初只是廣元旺蒼縣11個鄉鎮的68000多株柑桔樹發生大實蠅疫情，僅占全縣柑桔總數的8.9%，蛆果率僅為1%左右，但在網絡的傳播和無限放大下，一次普通的植物病蟲害，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竟然變成全國性事件。

4.網絡內外互動。網絡群體性事件源起于現實事件在網上的傳播，網民意見的集聚反過來又對現實事件推波助瀾，并掀起更大規模的網上關注。如重慶、三亞等地的出租車罷運事件，先是出租車司機小規模群體性抗議，后經互聯網傳播引起廣泛關注，進而形成現實中全城出租車司機大規模罷運，以及網絡上以出租車運營為主要話題的大范圍討論。

5.參與主體日益呈現出非利益相關性。傳統群體性事件的參加者，一般為事件的利益相關方，如一些地方農民工為討薪而自發組織圍堵開發商。而在網絡群體性事件中，絕大多數參與者與事件本身并不存在直接利益沖突，只是借此機會實現某種意愿的表達或發泄不滿情緒。如“鄧玉嬌案”，真正的利益相關方可能僅局限于湖北巴中縣的幾戶人家，但結果有數百萬網民參與其中，有些還組織后援團赴巴中直接支持鄧玉嬌。

二、網絡群體性事件的主要成因

網絡群體性事件個案的發生看似孤立偶然，但背后都有共性的成因。

1.社會進入矛盾多發期。當前，我國已進入人均收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間的發展階段，從國際經驗看，這既是發展機遇期，也是社會矛盾多發期。從國內情況看，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期、利益格局調整期和民主政治發展期，利益差距有所擴大、資源分配尚不均衡、社會保障體系仍未健全，涉及就業、司法、教育、醫療、住房等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社會問題日漸凸顯，其中，一些長期“久拖未決”或是迅速“抓人眼球”的問題，特別是個別地區司法不公、少數領導干部貪腐瀆職等群眾關注度高、影響面廣、民憤較大的，極易通過網絡媒體“發酵”做大，最終以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形式表現出來。

2.相關部門處置不當。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形成，往往與相關部門在應急處置中“反應滯后、信息缺失、處理失當”密切相關。事件萌芽階段，相關部門反應不及時、行政不作為，坐失解決問題的黃金時間；危機公關意識不足，主流媒體失語或片面報道，網絡謠言風傳，并迅速被公眾接受，事態不斷擴大；處置方法簡單，得不到公眾認可，個別地區甚至動用警力，致使事態激化，釀成群體性社會沖突，引發強大的網絡輿論聲勢。

3.公眾社會參與意識增強。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公眾利益主體意識和社會參與意識日益強烈，對公權力參與社會利益調整問題尤其敏感。公眾已不僅僅滿足于信息知情，更希望能參與和影響行政、司法過程，最高人民檢察院舉報網站開通首日即被點爆就是例證。但在目前參政渠道相對單

一、利益表達尚不暢通的情況下，借助網絡表達訴求、發泄不滿、形成輿論壓力，已成為公眾積極進行社會參與的普遍方式。對此如不加以有效引導，極易誘發網絡群體性事件。

4.網絡“群體極化”傾向推波助瀾。在網絡中網民群體極易出現“群體極化”傾向，即觀點相近的網民一開始就有某種偏向，通過網絡上的相互影響，在群體壓力下產生從眾心理，主觀傾向繼續偏移，失去了對信息的理智分析和判斷，最終形成極端觀點。這種盲信、盲從的集體無意識，使網絡中充斥著非理性的情緒宣泄，形成了強大的網絡輿論壓力，往往使事態失控，演變為網絡群體性事件。

5.境外敵對勢力挑撥煽動。國際反華勢力、境內外“三股勢力”等，或是由頭面人物親自出馬鼓噪，或是雇傭“寫手”冒充中國公民或中立方，滲透網站論壇、編造虛假新聞、散播反華言論，并不斷通過設置議題、跟帖回帖等形式，發布大量誣蔑、攻擊黨和政府的信息，尋機挑起事端，推動形成網絡群體性事件，或使之出現政治化、擴大化趨向。“7?5”事件就是典型例子。今年6月26日，廣東省韶關市旭日玩具廠發生一起新疆籍員工與當地員工群毆案件。這一普通的社會治安案件，卻被熱比婭和“世維會”抓住大做文章，他們通過網絡極力歪曲事實真相，煽動群眾游行示威，還利用互聯網與境內不法分子聯系，隨時掌握情況、發布指令，叫囂鬧事“要勇敢一點”、“要出點大事”，導致“7?5”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發生。

三、統一戰線應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意見建議

近年來，涉及民主政治、民族宗教、非公有制經濟等統一戰線領域的突發事件和社會輿論明顯增多，加之個別黨外知識分子、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等統一戰線成員思想認識存在偏差，有人甚至公開在網上發表錯誤言論，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各級統戰部門要在積極配合相關部門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推進民主法制建

設的同時，緊密結合統一戰線特點，大力加強統一戰線安全建設，改進統戰宣傳和信息工作，確保網絡輿論始終處于可控狀態、發揮積極作用。

1.建立統一戰線預防和應急管理機制，消除網絡群體性事件現實根源。發揮統一戰線優勢，建立風險防范機制，暢通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渠道，及時反映統一戰線成員意見建議，幫助解決合理利益訴求，化解利益矛盾，消融尖銳意見。建立應急處置機制，形成代表人士隊伍應急處置體系，建立代表人士調解員隊伍，第一時間參與協調勸解，穩定情緒；統戰團體應急處置體系，按照橫向分類別、縱向分層級原則，及時開展現場調解，引導輿論、控制事態；黨政部門應急處置體系，通過統戰工作領導小組或聯席會議制度等，利用統戰、政法、公安、安全等部門的優勢、渠道和方法，形成全方位、立體式的處理機制。建立善后處理機制，協調有關部門適當照顧利益受損群眾各方面利益及實際困難，做好勸解、說服、疏散群眾和維護現場秩序的工作；對統一戰線成員的錯誤觀點旗幟鮮明地進行批評和糾正，對受到迷惑的群眾及時進行教育引導；研究深層次原因，加強調查研究，完善相關政策，努力從根本上杜絕涉及統一戰線領域網絡群體性事件。

2.建立信息工作體系，掌握輿論主動權。要加強輿情收集，設立信息直報制度，加強對一些重點地區、場所、人物管控；通過網絡調查、專題討論、互動交流等形式，緊密追蹤熱點、難點和敏感問題，準確掌握相關問題的關注程度、具體評價、傳播范圍和受眾人群，確保各類隱患控制在視線之內，掌握在預料之中，化解在萌芽狀態。推進信息公開，要進一步完善統戰部門新聞發言人制度，充分發揮新聞發布會、“吹風會”、“通氣會”等的作用，主動向社會提供及時、全面、可靠的信息，保證公眾的知情權得到充分滿足，樹立正面輿論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實現力量整合，在用足用好統戰系統現有宣傳陣地的基礎上，進一步密切與宣傳、出版等部門的工作聯系，實現統戰宣傳資源的最大整合，特別要注重發揮網絡宣傳傳播迅速、貼近群眾、覆蓋面廣的優勢，利用網絡手段開展宣傳引導，構建功能互補、覆蓋廣泛的統一戰線輿論引導體系。今年5月，中央統戰部新聞發言人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與網友深入交流、解疑釋惑，取得了良好社會效果。

3.把握信息傳播規律，增強輿論導向性。要了解把握受眾的心理特點和接受習慣，探索輿論引導的新方式。講求藝術性，突出統戰特色、運用群眾語言，宣傳統一戰線各領域典型工作和典型人物，特別是廣大成員服務祖國現代化建設、維護民族團結、推進宗教和睦、投身公益慈善事業、促進祖國統一等方面的先進事跡和鮮活事例，使主流價值觀以靈活多樣、深入淺出的方式入耳入腦入心。增強計劃性，在涉及統一戰線

領域的敏感節點或突發事件期間，準確把握輿論脈搏，配合相關部門主動設置有效議題和議程，根據輿論傳播各階段的不同特點，合理安排事件報道、背景知識介紹、新聞評論等內容的比重，引導群眾理性關注社會問題，有序參與事件討論，防止主觀猜測和謠言散布。注重策略性，針對受眾易接受中立觀點、專業觀點、非官方觀點的特點，重視發揮專家學者、論壇版主等“意見領袖”的輿論引導作用，鼓勵他們充分運用在相關問題專業優勢或群眾中的影響力，通過參加電視訪談、發表專欄文章、網絡論壇發貼等方式，在有關問題上發表正確意見和見解，為主流觀點提供有力的外部輿論支持。

4.加強網絡管理和建設，提高輿論控制力。要加強統一戰線網絡建設，開發網絡資源，形成一批有影響、有特色的網上統戰工作輿論陣地。要建好一批網站，既要加快統戰部門信息化建設，充分利用門戶網站、互動論壇等網絡平臺，發布權威信息，宣傳正面觀點，清除不實攻擊；也要建立以民間面貌出現的網站，采取靈活多樣的手段和國內外受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吸引社會關注，配合正面輿論，形成聲勢規模。要管好一批論壇，目前以政黨、民族、宗教等為主題的網絡論壇數目眾多、魚龍混雜，個別已經具有固定受眾群和一定影響力，要積極協調聯系相關部門，加強對網絡論壇的檢查。對于宣傳錯誤觀點、極力造謠生事的，要堅決予以取締；對于立場較為客觀、屬于純學術研究范疇的，要加強溝通管理，引導其嚴把宣傳尺度，批駁錯誤輿論，配合正確觀點。要用好一批人才，建設政治強、業務精、具備新聞素質的專兼職網絡評論員隊伍，使用網民習慣的“網言網語”參與網上博弈，及時闡釋法理、解惑釋疑，爭取網上話語權。

（作者均系中央統戰部研究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