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我國公務員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走勢分析

論我國公務員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走勢分析 【摘要】 ———對公務員實行“分配統一標準”的調查與思考收入分配制度是公務員管理制度的一個重要內容,它既影響到政府系統內人才激勵機制的生成與政府工作效率,也對社會分配機制起著一種直接的示范和導向作用。隨著世界經濟的不斷融合,我國入世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戰略與目標選擇,急切呼喚著公正、廉潔、精干、高效的政府管理,全國各地政府改革與重塑的任務十分迫切和艱巨。而公務員的分配制度是否合理,直接關系著能否在政府系統內建立起有效的激勵機制,以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整體素質,增強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

“統一分配標準”,就是把原屬于行政資源配置的市屬548家行政事業單位作一整理歸類,對其單位經費的財政預算分配和工作人員工資獎金分配,由財政部門統一核定標準。

行政事業經費的單位財政預算統一分配標準,是按單位不同類別與性質采用不同的操作模式的。如行政事業單位共分機關事業類、公益型事業單位、公益服務型事業單位、服務經營型事業單位和經營型事業單位,前者全額財政劃撥,后者定額定向補助,或經費補助遞減,最終把經營型事業單位推向市場。

一、行政事業單位個人收分配統一標準,是根據按勞分配原則,對不同類型單位實行不同的分配模式。(1)機關團體類,實行固定收入加考核獎勵。固定收入是指國家和省明文規定工資、津貼;考核獎勵是根據地方經濟發展水平確定公務員的年度獎勵標準,一年一定。近二年實際的考核獎勵額度是人均8000元。(2)公益型、公益服務型事業單位,按定編數結合編制內實有人數,核定工資總額,實行增人不增工資總額、減人不減工資總額的工資總額包干辦法。(3)服務經營型、經營型事業單位,全面實行工資總額與經濟效益掛鉤的辦法。

實行公務員的“分配統一標準”,是讓同一地方政府內不同單位與部門的公務員按行政級別待遇拿統一的工資標準、拿統一的獎金、并適當有一定的系數差別,把公務員的整個收入過程和狀況置于“陽光下”,使之公開化、透明化,這在規范政府自身行為和公務員個體行為上,有著獨到之處,是管理層面的一種變革和創新。

2、公務員的總體反應和想法

為了了解這一制度項下的公務員的心態和想法,我們設計了有關個人收入分配方面的問卷表,從6—7月份起對嘉興市本級、所轄秀城、秀洲二區、平湖、桐鄉市、海鹽縣內的機關事業單位作問卷調查,并與部分公務員進行座談,共分發問卷表400份,回收342份,所得的信息大致匯總如下:

(1)調查對象情況

行政區域:地市機關28%,縣級機關64%,鄉鎮機關4%。

單位性質:行政機關92%,事業單位6%。

行政級別:副處31%,正科13%,副科19%,股級36%,辦事員1%。

工作年限:15年2%,6—10年5%,11—15年14%,16—20年24%,21—25年27%,26—30年13%,30年以上11%。

學歷狀況:高中1%,大專29%,本科59%,碩士研究生2%,博士生1%。

(2)目前年收入狀況

1—2萬9%;2—3萬45%;3—4萬30%;4—5萬4%,5萬及以上1%

(3)總體心態

認為在公務員中分配統一標準:利大于弊的56%,弊大于利的34%,沒感覺5%

認為與本省周邊區比自己的收入:偏高0%,偏低83%,持平12%,沒感覺5%

認為與當地企業管理人員比自己的收入:偏高2%,偏低67%,持平23%,沒感覺3%

認為與同系統、同行業比自己的收入:偏高2%,偏低50%,持平40%,沒感覺4%

認為自己的收入與前二年比:略有增加7%,增加較多14%,略有降低11%,降幅較大18%

認為自己的能力、對單位的貢獻與收入相比:很滿意1%,滿意34%,不太滿意42%,很不滿意5%,沒

感覺14%

在單位工作主要吸引自己的:報酬高低9%;人際關系的融洽度35%,專業對口,能力發揮35%,有提拔的機會1%,職業穩定保險15%

自己期望的與崗位、能力、職務相應的年收入水平是:3萬10%,4萬19%,5萬40%,6萬14%,7—10萬11%,10—15萬3%

如果政策允許你提前退休,選擇:離開、再干點別的62%,繼續留在原單位8%,無所謂20%

從這一信息反饋中起碼可以看出二點:(1)把公務員的收入置于“陽光”下,提高透明度,實施統一管理,大家總體是贊成的:(2)認為統一、透明、公開、去掉單位福利后的公務員總體收入偏低,不滿意較為普遍,公務員的崗位吸引力減弱。

二、現有的公務員工資制度及“分配統一標準”中的主要問題

結合問卷調查及座談,筆者認為我們目前公務員分配制度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1、工資收入偏低。我國從1993年起全面推行公務員制度以來,管理逐步規范化,也進行過幾次工資改革,1999年、2001年都有較大幅度的增資,并形成了正常的晉級增資機制。但總的來看,公務員總體收入水平還不高。據中華英才網“在線薪資調查”顯示,雖然公務員的薪資排名近期有所上升(從上次調查的倒數第一名變為本次調查的倒數第三名),平均薪資也有大幅度的上漲(漲幅達30%),但仍與企業平均薪水有一定差距。以碩士生為例,企業平均為60618元,而在機關,只有2萬元。據國家人事部統計,6年來我國共有22萬人辭去公務員職位。

2、分配有平均主義傾向。就法定工資而言,同一系統不同職級之間和同一職級不同崗位間的工資差距很小,具體表現為:第一,從縱向看,按現行公務員的職級工資標準推算,一名工作25年的地級市市長的年薪大約是3.5萬(基本工資加地方補貼,不包括電話費等),同樣工作年限的一般公務員(主任科員)的工資大約是2.2萬,而剛進機關的大學本科畢業生(科員)的工資大約是1 5萬,三者之比為1 6∶1∶07。而國內企業高層領導與一般職工工資收入之比大多在6∶3∶1,甚至更大。在西方,部長級工資收入與最低政府雇員的工資收入之差,美國是10倍,法國是6倍。第二,從橫向角度看,同一職級中領導職務與非領導職務之間工資差距小。以縣處級干部為例,省直機關的處長與地市機關的局長、縣(市、區)長各自崗位不同,工作特點、性質、難易程度、責任輕重等都不同,但在收入分配中只有任職年限的體現而無復雜難易程度的體現,只要是處級干部,如果工齡和任職年限相似,那么在工資分配上沒什么明顯差異(目前在嘉興統一分配政策項下,地市機關的局級干部實際收入是低于省級機關的處長收入)。第三,同一部門和單位,正副職之間、領導與非領導職務間的差距小。一些年青有為、學歷高、能力強、工作有闖勁、滿負荷的正職干部,工資收入反而比部分工齡長、資格老、水平低、守守攤子、混混日于的副職或非領導職務的干部少。

獎金“分配統一標準”后的新問題。一是各主體間,特別是相同職務人員間系數差別不大,形成新的“大鍋飯”;二是財政部門權力增大,工作量也增大,并因此而隨同一些工作量較大的行政執法部門,享受了“雙8000”待遇,引來政府的另一些部門的困惑和不滿。三是一些部門公費旅游、吃飯、招待費用上升,并出現亂發實物等“曲線救國”的現象;四是地區與條線間管理的失衡與不協調。由于上級條線考核及獎勵沒有統一規定,由此帶來部門單位間因考核不同、單位可用經費多少不同而出現隱性收入多寡、有無的不同,有人稱之為“統一分配”項下的“違規”。

二、公務員分配制度合理性的主要尺度

今年是國家公務員條例頒布實施10周年,分配制度是公務員管理制度的一個重要支撐點,它制約著公務員的素質優化機制與紀律約束機制的形成,從而也關系和制約著公務員整體素質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如果分配機制不科學、不合理,既制約精干、廉潔、高效的公務員隊伍的培育生成,也使政府管理滯后,指揮失靈,成本增加,難以適應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變化的節奏和形勢,使政府行政目標難以有效實現。

針對目前公務員工資分配中的實際問題,筆者以為公務員的收入分配中應當注意把握的幾個尺度是:

一是宏觀平衡。即公務員的工資水平應當與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的平均工資水平大體持平。這是

因為現代社會離不開政府的有效管理,公務員是政府行為的具體體現者,政府行為合理與否很大程度體現在公務員個體行為合理與否的基礎上的。應當承認,公務員也是一個理性的經濟人,有著自身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我們在制度安排上必須努力使公務員的個體利益驅動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進程相一致,同時與其它社會利益主體相協凋。搞好宏觀平衡是政府吸納優秀人才,確保隊伍穩定,進而建立優勝劣汰機制的前提和基礎。

二是政府部門之間適當平衡。公平的分配機制應當包含收入機會均等、分配尺度統一、差距適當。就政府內部系統而言,同一單位、部門內部必須有差距,而橫向職能部門之間則必須搞好平衡,如果部門間收入相差懸殊,那么低收入部門公務員的心態就會失衡,就難以吸納高素質的公務員,這些部門和單位就難以形成良好的、培育本部門人員敬業愛崗的土壤,其結果是低收入部門人才流失,功能萎縮,從而制約政府組織整體功能的有效發揮。

三是工資收入規范、透明并與特定的工作崗位和工作績效掛鉤。在公務員的分配制度中,既要體現不同職級之間的差別,也要體現同一職級不同工作性質的差別,形成一種權、責、利相結合的分配機制。可以按崗位定職責、定工資。目前的基礎工資、職務工資、級別工資、工齡工資這四塊組成的公務員收入,只大致反映了地位、職級、年資,不能充分反映崗位特點、責任大小、工作難易程度及實際工作業績的差別。有激勵機制的工資制度,應在保障基本生活的基礎上,充分體現和反映工作責任大小、難易程度和本人工作能力強弱、貢獻大小狀況,努力形成一種勝任什么崗位拿什么工資,能不斷催人學習、改進、革新、創新的分配制度上的壓力和動力機制。

四是公務員收入水平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公務員的收入水平不能脫離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總體水平的實際。應當根據國家公務員總體基礎工資、職務工資、級別工資、工齡工資的基礎上,根據地方政府職能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考慮不同崗位的領導可以有不同的職務津貼,不同崗位的人員根據其不同的工作能力和工作實績,也可以有不同的獎勵工資,可以根據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總體水平、年經濟增長狀況來設置,允許有地區差別,但應確立一個合理的基數,如測算沿海地區的上海、廣州等地公務員基本收入、工資總額、地區經濟增長狀況增資系數情況作參照,并構建立相關的比較完整、嚴密的考核標準和體系。

三、完善公務員分配制度的幾點思考

公務員隊伍要做到高效化、專業化,必須要制度上進行科學管理,健全與之相適應的素質優化機制、紀律約束機制和物質保障機制。而這三大機制中,物質保障是基礎,分配制度合理與否是關健,它影響和制約著紀律約束與素質優化機制的有效運作。

借鑒我國歷史及國外的經驗,著眼于全球化進程中中國社會發展變革的總趨勢、對政府改革的總要求,本文認為,公務員分配制度改革要卓有成效,必須建立在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的基礎之上,必須是與之配套的聯動改革。目前,就分配制度而言,要使之趨向合理、規范,必須:

1、明確公務員的范圍,壓縮公務員人數。公務員的數量應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來確定,人數過少或過多都不利于管理效能最大化。目前我們這支隊伍過于龐大,雖說公務員是指“各級國家行政機關中除工勤人員以外的工作人員”,事實上,目前公、檢、法、司,黨、政、群、團、工、青、婦統統包括在內,而且事業單位在加薪調資中都是“參照”執行。有數據顯示,我國政府在過去三年內裁減了50%的公務員,截止2001年底,全國的公務員總數為528萬人,另有200多萬離退休干部。而實際上機關“裁員”的許多人“分流”到了事業單位,而這也是財政供養的主要對象。我國歷史上需要財政供養的人與普通百姓之比:西漢1∶7945;唐朝1∶3927;明朝1∶2299;清康熙1∶911;新中國成立之初1∶66;目前是1∶29。嘉興市本級及秀城、秀洲兩區的總人口為86萬,財政供養人數約為2萬人,我們的比例是1∶43,低于全國平均數,但這一區域中有市、區三個政府,并不經濟。而筆者以為對公務員進行剝離的有效措施是:(1)減少地方政府層級,變目前的省、地、縣、鄉四級為省、縣(市)二級政府,街道與鄉鎮改為派出機構:(2)調整政府職能,理清各部門職責,重組政府管理機構,設置獎項,鼓勵政府部門提高管理績效;(3)加快事業單位改革步伐,實行政事分開,事業經費視社會發展需求狀況與該單位具體作為由政府財政支持。

2、提高工資基數。公務員的工資除全國統一的職務、級別、工齡等基本尺度外,可以根據地方經濟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和實際財力考慮工資增長系數。工資的增長應當是與經濟的增長相對應的,如果人均ＧＤＰ顯著增長,那么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應相應增加。由于公務員的工資屬于公共支出的一部分,因而必須同時考慮財政稅收的穩定增長,否則就缺乏增資的基礎。地方因素部分,可以考慮隨國民經濟的增長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提高。就當前而言,公務員的總體工資水平偏低,應適當提高工資基數。如工齡工資一年才一元,實在太低、無實際太大意義。現有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很難使公務員在特定倩況下維持他的尊嚴,以致有些公務員在進入政府部門時就懷有某種尋租心理,這對公務員隊伍建設是很不利的。

3、改革結構工資。目前的職級工資制,只大致反映了地位、職級、年資,不能充分反映崗位特點、責任大小、工作難易程度及實際工作業績的差別。建議加大職務津貼、和獎勵工資部分,基礎工資、職務工資、級別工資和工齡工資可以全國統一,而職務津貼則應根據正副職、領導崗位與非領導職務加以區別,獎勵工資與實際工作績效掛鉤。建立起以工作崗位性質定資,憑工作實力與能力拿工資的機制,勝任什么崗位拿什么工資。同時,在行政機關內視不同工作崗位也可采用不同的工資計酬機制,一些專業性強的特殊崗位如優秀的翻譯人員、智囊人員可以采用高薪聘任制。

第二篇：論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論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央黨校2010級經管班 徐騰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根據現有國情，對所有制結構進行了較大的改革和調整。將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調整、確定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結構形式。在這同時，對分配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與調整。與所有制結構相配套的分配制度是：“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新的分配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提倡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實行這樣一種分配制度，是由我國目前生產力發展水平及所有制性質和結構所決定的。

自此以后，我國國民經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已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為經濟增長和經濟效率的提高開辟了廣闊的空間。以按勞分配為主、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體制極大地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城鄉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高。然而，城鄉居民收入增加的同時，居民的消費水平和儲蓄存款也大幅增加。在經濟迅速增長和人民生活不斷提高的同時，收入分配也出現了分化的趨勢。產生這些現象的主要原因：

1、地域差別造成的差距

由于區位環境、歷史文化、基礎條件、人口素質、生產力水平等差異以及政策因素，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從總體上看，東部地區發展較快，中西部特別是西部地區發展較慢（具體數據上文已經列間距）。

2、政策因素導致的個人收入差距

改革開放后，我們首先提出了“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

來”的政策，并通過“兩富”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這種政策指導下，我國率先在基礎較好且具有開放區位優勢的東南沿海地區實行了特殊的優惠政策，使得東南沿海聚集了國內外大量資本，從而加速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擴大了地區之間特別是東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

法律政策缺位，在一些領域至今仍是無法可依，如某些娛樂行業；法律政策本身的規制力度不夠，如售假制假的懲罰過輕；政策規定有不周延的空隙，如某些稅收返還措施；法律法規貫徹落實不力或受到干擾等。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因素造成的，這就加劇了人們的憤怒和不滿。

3、制度因素導致的個人收入差距

第一、稅收調節乏力。對個人收入最具有調節效力的是個人所得稅，但從我國現行的稅種結構來看，由于個人所得稅不占主導地位，公民個人納稅的意識還比較淡薄，個人收入特別是無形收入難以查實，使得個人所得稅在收入調節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消費稅對個人的收入也有一定的調節作用，但從消費稅設計來看，范圍偏窄，把本應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的個別高檔娛樂消費行為，如保齡球、歌舞廳、高爾夫球等價高利大的行業未列其中；遺產和贈予稅在調節個人收入方面有其特殊作用，但我國目前還未開征。

第二、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在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我國由于歷史的原因，社會保障制度實施時間短，資金來源嚴重不足，致使全社會范圍內的有效保障力不從心，影響了社會公平的實現。

第三、分配制度不規范。我們在經濟轉軌時期，收入分配基本上處于一種無序失控狀態，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約束。

第四、政府職能“缺位”。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不足，存在拖欠工資、隨意增加工資外補貼等不規范的分配行為，也引發了不同群體、不同地區人的心態不平衡。

4、體制因素導致的個人收入差距

一是競爭機會的不均等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一些個體或群體憑借在計劃經濟時代占據的有利優勢或特權，在市場經濟放開搞活的條件下捷足先登，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聚斂了大量的財富，成為暴發戶。

二是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自行“創收”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改革開放20多年來，隨著放權讓利、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對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的自行“創收”現象基本上是持寬容和默認的態度，使得一些單位通過各種合法和非法甚或“打擦邊球”的途徑，盡可能多地攫取收入并將其所獲得收入的一部分分配給其職工。假如是政府部門，則便是權力的濫用，向其治理或服務的對象搞攤派，搞集資，或者亂收費、亂罰款。由此獲得的收入，當然成了為其職工發獎金、福利的財源基礎。于是伴隨著各單位圍繞搶占收入分配制高點的競爭，不同單位職工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由此形成并拉大了。

三是行業的壟斷性經營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我國直到現在，有些行業如電力、電信、煙草、金融保險、民航、鐵路仍未獲市場準入。壟斷經營的行業，在極力維護壟斷經營地位的同時，把其所獲壟斷租金的一部分以各種形式分配給自己的職工，這既不利于行業服務質量和經營效率的提高，也促使了不同行業之間人們收入差距的拉大。

四是地方保護、地區封鎖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地方保護、地區封鎖不僅與建立統一大市場的要求不相容，也違反了市場經濟自身的運行規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不同地區之間人們收入的差距。

5、非法性因素導致的個人收入差距

關于收入差距拉大的非法性原因在我國目前主要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是“灰色經濟”，主要是指未經工商登記，逃避納稅的個體經濟，如沒有營業執照的小商小販、家居裝修、私房建筑等；

第二種是“黑色經濟”，主要是指抗法抗稅的犯罪經濟，包括走私、販毒、洗錢、制假、色情業、人口販賣、坑蒙拐騙等；

第三種是“腐敗經濟”，主要是指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不合法的高收入會帶來反面的示范作用，非法經營、尋租活動帶來的高收入會嚴重挫傷合法經營者的生產積極性，破壞人們守法經營的理念，誘使更多的人從事非法經營活動或通過拉關系、走后門、疏通、行賄等尋租活動來增加個人收益，這既阻礙了市場經濟新秩序的建立，也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如何調節此現象呢？

1、完善稅收調節分配制度

主要通過稅收分配工具，運用直接、間接兩種稅收模式調節行業、企業、階層、群體間的收入分配差距。

一是通過直接、間接兩種稅收模式調節壟斷行業超額利潤，可考慮實行法人所得稅超額累進稅率；

二是改進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實行個人所得稅超額累進計征辦法，調整消費稅，同時，加強稅源、稅基治理，認真實施修改后的個人所得稅法，減輕中低收入者的稅負；

三是對高收入階層的財產分配、生活消費兩大行為設計行為調節稅，適時開征遺產稅、贈予稅、財產交易稅、房地產超面積使用稅、高消費行為的消費稅，建議提高累進所得稅率，對最高收入者稅率可達８０％，嚴格申報制度，加大逃稅處罰力度，強化治理，由此縮小與低收入者的懸殊差距；

四是實行社會保障費改稅。改依規交納社會保險費為依法交納社會保險稅，確定稅基，統一稅率，同時，建立社會保險稅全社會統籌機制。

2、完善轉移支付分配制度

綜合利用財政、價格、利率分配工具，調節區域、城鄉、階層、群體間的分配差距，在制度層面上做出法律安排，明確轉移支付法律規定，以約束各層次主體的分配行為。

一是明確財政轉移支付規模逐年增長，困難領域、困難地區、困難群體與先

進領域、先進地區、富裕階層實現利益同步增長的政府法律責任，建立公眾共享發展成果的法律機制；

二是明確價格轉移支付對壟斷行業、高收入階層收入的調節作用，以此發揮對政府轉移支付的補充作用。政府通過制定價格政策，引導價格收入所產生的價格收益用于保護低收入群體的基本消費利益；

三是運用利率分配可以承擔轉移支付的功能，探索實名制存款限額差別利率政策，用以調節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群體間在存款收益上出現的分配差距。

3、完善社會保障分配制度

主要是進一步完善政府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和建立政府社會保障與公民商業保險協調機制。一是用法律形式規范社會保障資金的政府、法人、個人三方面來源以及各自的責任與義務；

二是提高社會保障統籌層次，統一險種的費基費率，調整統籌內外政策，從來源和發放兩個環節建立起獨立于企業事業之外的社保機制；

三是建立基本養老金、失業保險金、城鄉低保對象支付水平與在職職工收入、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協調增長機制，為不斷縮小低收入群體與高收入群體間的分配差距提供制度機制保障；

四是建立城鄉低費率、廣覆蓋的醫療保障體系，建立醫療、住房、取暖、就學救助體系，并作為保障內容納入社會保障制度體系；

五是政府匹配財力引導商業保險進入弱勢群體保障保險領域。建立財險、災險、醫療保險三類險種與政府合作機制，運用政府和商險雙重功能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從機制上避免因災因病淪為社會底層的社會問題。

4、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

主要是從制度安排層面上解決好國有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和集體土地使用權兩大權能收益分配政策。

國有土地所有權、使用權收益在國家所有的前提下，一是依法完善政府間的分配關系，合理劃分土地及補償等涉地事權；二是兩權收益全額用于涉地城鄉居民個人利益補償和公眾認同的公共設施建設；三是制定違法違規土地收益使用范圍的處罰制度，從嚴監督兩權收益政府的分配和使用行為。

集體土地收益分配，一是完善現行法規，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集體土地使用權收益歸權屬主體農民全額所有；二是使用權轉讓中的土地價格由市場決定，從制度上糾正政府定價損害農民土地利益的行為；三是使用權收益分配以農民個人權屬為主體，集體經濟組織不能參與分配或參與分配也要規定不得侵犯農民利益的原則界限；四是政府統一制定失地農民社會保障政策，保證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中的農民利益不受侵害。

總之，改革和完善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市場型分配體制，也是市場經濟體制的組成部分。在對待和處理收入分配問題時，應在重視效率的前提下，重視分配的公平。而且分配的公平合理也有利于促進效率的提高。這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最終是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目標的需要。應該說，合理且適度的收入差距是貫徹黨和國家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重大方針的必然要求，對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創業機制，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會的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要看到，有效調控收入差距，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我們在許多方面付出不懈的努力。

第三篇：論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義和措施

論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義和措施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時，收入差距也在明顯擴大，也由于這原因，社會出現了各種的社會問題。當前，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已成為我國現階段發展生產力、構建和諧社會的關健任務。在此我們探討一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帶來的現實意義及具體的改革實施措施。

自從黨的十六大之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民生問題，特別是其中的收入分配問題，為此提出了一系列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公正收入分配制度的新措施。上述措施的實施對于遏制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進而推動了經濟和社會的和諧發展。盡管如此，我國收入分配中依然存在許多問題，主要是收入差距大，分配關系紊亂，制約機制缺失等。

首先，收入差距過大，嚴重影響到經濟和社會發展。高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走低，低收入群體的支付能力不足。一般來說，初次分配造成收入不平等，再分配緩和并縮小不平等。但我國當前的再分配卻加劇了不平等，公共服務在城鄉、區域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不平等問題尤為突出。這其中包過1.盡管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得到一定緩解，但是城鄉收入差距仍然過大。2.農村區域間收入差距過大，而城鎮區域間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沒有根本改變。3.行業收入差距過大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改善。

其次，收入分配關系紊亂，直接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自從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之后，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漸在我國建立起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分配制度隨之也在我國建立起來，即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盡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與其相適應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漸在我國建立起來，但是收入分配制度在現實中卻沒有得到有效的體現，造成收入分配關系紊亂，直接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其表現在1.政府過多涉入收入初次分配。2.相關勞動法令得不到有效執行，勞動者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

最后。制約機制缺失，缺乏對收入差距的調節。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障存在許多問題，阻礙了它們收入分配功能的發揮。1.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差距調節不

利。2.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第一，城鄉社會保障制度之間存在巨大差異。第二，城鎮社會成員社會保障制度不平等。第三，城鎮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社會保障制度之間不平等。改革的滯后性導致城鎮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社會保障制度之間存在巨大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直接導致了社會保障待遇的差距。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對生產力發展、建立和諧社會都有非常現實的意義

1、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進一步深化企業分配制度和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的改革，建立規范的，符合市場經濟運行要求的分配制度。

要通過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和機制轉換，使企業內部形成所有者、經營管理者、勞動者不同利益主體的相互制衡機制，最終形成企業工資總量的自我形成機制，逐步放開對企業工資總額的行政性管理。在股份制企業，應積極試行“職工集體持股”等方式，使職工利益與國家和企業的利益實實在在，更加密切地聯系在一起。逐步推行經營管理者的年薪制。期股認股制，鼓勵經營管理者的人力資本投資。

政府機關要結合轉變職能、精減人員、分流人員，進一步改革工資結構和工資制度。按照公務員待遇規則，規范工資收入，提高工資水平，真正克服目前的政府機關中存在的“低工資，高就業”所產生的種種弊病。

2、進一步規范分配秩序，最大限度地引入競爭機制，創造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

分配秩序紊亂，競爭機制不完善，是當前影響公平競爭、公平分配的突出因素。因此，規范分配秩序，理順分配關系，建立和完善競爭機制，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是當前分配領域亟待解決的問題。非法經營是非法收入的直接來源，要從根本上取締和打擊非法經營。逐步減少或取消審批經濟、關系經濟、后門經濟。后門經濟是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產生根源，最大限度地引入競爭機制。盡量減少壟斷行業，改變獨家經營的局面，打破由于行業間收入差距，而不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

3、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稅收制度，強化稅收對收入分析的調節作用和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是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桿，因此應當強化稅收在收入分配中的調節作用。要進一步完善稅種。如開征財產稅、遺產稅、贈與

稅，完善個人所得稅。其次，要加強征管，防止少數人偷稅漏稅。但有些問題，如灰色收入、私下交易，要通過轉換機制、完善法規來解決。

4、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扶助力度，確保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水平和社會穩定。

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可缺少的內容，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中，社會保障問題已成為一個十分突出的制約因素。一方面，深入開展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調整，盡快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又需要盡快深化改革，提高經濟效益，從而籌集必要的資金。除了要開征社會保障稅以外，變現一部分國有資產則是一個可供選擇的途徑。將一部分國有資產變現投入社會保障，一方面有利于加快社會保障的籌資步伐，有利于國企改革；另一方面也是合情合理的。

要強化轉移支付制度，加大扶貧力度，既有利于地區間收入差距的縮小，又有利于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

改革分配制度，國家重點采取的措施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我國收入差距過大主要是由于初次分配過程中收入分配秩序紊亂造成，所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關鍵在于整頓和規范初次分配過程中的收入分配秩序。初次分配秩序紊亂的根源在于政府過多涉入到了初次分配過程之中，所以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的重點在于使政府從初次分配過程中退出。

首先，轉變政府職能，縮小政府規模。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約機制，我國政府往往具有擴充自己權力、控制更多社會資源的動機，這種動機的存在是政府涉入具體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根源。由于政府所涉入的經濟社會事務越多，那么它所擁有的權力就會越大，控制的社會資源就越多，這樣勢必就要求政府的規模就越大。因而，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關鍵限制政府擴充權力和資源的動機，這就要求將政府職能由促進經濟增長轉變為保障民生。根據因事設崗的基本原則，政府從一般經濟事務中退出之后會導致工作崗位減少，進而出現大量剩余人員，這就要求合并機構，精簡人員。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限制政府對權力和資源的追逐，才能從根本上整頓和規范初次分配過程中過多的政府涉入。

其次，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消除行業壟斷。盡管政府行政權力是導致收入分配秩序紊亂的根源，但是作為政府附庸的國有企業才是擾亂收入分配秩序的始作俑者。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當前的國有企業與之前軍隊興辦企業對經濟秩序的破環在本質上一樣。因而，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的關鍵在于斬斷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聯系。在轉變政府職能、縮小政府規模的基礎之上要根據不同的原則對當前的國有企業進行改革。凡是與公共利益無關的國有企業，國家逐漸減少持股比例，最終成為由社會資本控制、以營利為目標的現代化企業。由于當前的國有企業規模龐大，一般在一個行業處于壟斷地位，所以政府要加大反壟斷力度，消除壟斷門檻，鼓勵其他所有制企業的發展，增加行業競爭，從而最終消除壟斷利潤。對于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國有企業，政府要直接經營，因為他們與政府的目標都是為了服務于公共利益。在國營企業管理中，政府要按照現代企業管理模式對國營企業進行管理。

最后，促進勞動法令執行，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既然我國已經制定了世界上對勞動者權益保護最為全面的勞動法令，那么就要促進法令條文的執行。首先，建立行之有效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這樣才能扭轉單個勞動者相對于資本的弱勢地位，才能為勞動者爭取到合理、公正的勞動報酬。只有建立行之有效的工資協商制度，才能形成勞資雙方共決、共創、共享企業財富的新模式。其次，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保證廣大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大概是當地平均工資的20%-30%，這大大低于國際勞工組織所建議的占當地平均工資40%-60%的最低工資標準。因而，要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維持勞動者的基本生存。最后，積極推進《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實施，為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提供法律依據和法律支持。

2.推進城鄉一體化，積極推動農民收入增加，逐步縮小嚴重的城鄉收入差距。首先，千方百計保證經濟增長速度，為農民就業提供保證。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而且經濟增長是拉動就業增加的源泉。只有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以此吸納農村勞動就業，從而增加農民收入。其次，積極推動城鎮化進程，逐步減少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這樣才能增加農村人均土地擁有量并增加農產品需求量，從而推動農產品價格上漲，最終增加農民收入。最后，加快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減少農民開支。要從農民需

求最迫切的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入手，逐步提高它們的保障水平。積極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解決農村老年人口的養老問題。

3.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逐步縮小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從而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積極推動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特別是農村地區，逐步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地方政府積極引導中西部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到東部沿海地區就業，增加農民收入。中央政府要加大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資金投入，與此同時適當對中西部地區進行政策傾斜。

4.完善政府再分配機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第一，建立切實可行的收入監測制度，從而能夠對居民收入進行有效監測。只有對居民收入進行全面監測之后，才能從根本上消除逃稅、漏稅的可能。第二，改革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將我國的分類所得稅轉變為綜合所得稅；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等。第三，推進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從農村居民最需要的基本生活和醫療保障入手，發展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使得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和農村合作醫療的保障水平在現有基礎之上不斷提高，保障農村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和農村居民的醫療需要。然后，隨著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農村純收入的增加，政府發展養老保險制度，使得農民的養老方式由傳統的家庭養老過渡到社會養老。將廣大就業人員納入到社會保險范圍內，保障其合法權益，特別是就業于廣大民營企業的就業人員。要按照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和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對機關及事業單位養老保障制度和醫療保障制度進行改革，建立面向所有城鎮勞動者的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

收入分配領域里的矛盾和問題，是長期積累下來的，建立科學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扎扎實實地實施好這次改革，才能為進一步的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礎。

健全一個科學的收入分配制度，就我國目前收入差距所帶來的問題來看，是現在和以后所都要面臨的重要任務。國家的領導人，經濟建設者，要抓住我國現分配制度所存在的問題進行新的改革，讓社會分配差距基本消除差距。只有這樣，才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讓人民的內心更為平衡，配合國家的管理工作，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形成一個健康和諧的社會。

總之，科學的收入分配制度對生產力發展與社會和諧的形成具有深遠意義，加快推進收入分配不公體制改革是一項涉及中長期發展的重大改革。要保證這項改革在實施中不流于形式或者走形變樣，建議盡快建立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高層協調機制。

第四篇：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走勢分析

文章標題：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走勢分析

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以來，各地都在積極探索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徑，特別是建立政務服務中心這一實踐，對推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深化起到了更為積極的作用。回顧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歷程，探尋其演進脈絡，分析其發展走勢，對進一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逐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新型的高效政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審批項目的清理——拉開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序幕

1.對行政審批項目的清理吹響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號角。眾所周知，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誘因是整治行政腐敗、治理經濟發展軟環境，進而發展地方經濟。這是一場自下而上的改革。改革是從清理行政審批項目入手的，隨后在全國各地掀起了清理行政審批項目、縮短審批時限、精減審批環節的熱潮。通過清理項目，使不必要的過多過濫的行政審批得到有效遏制，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遵循經濟規律，利用經濟和法律手段，促進市場機制作用的有效發揮，為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理順政府職能關系開辟了道路，為政務服務中心(大廳)建設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2.清理行政審批項目觸及到對整個法律體系的完善問題。隨著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項目清理也到了關鍵階段，它涉及到我國整個法律體系的完善問題，即把項目清理工作與法律法規的修改結合起來。因為從中央到地方都經過二輪乃至三輪的項目清理，削減項目的空間已經不大了，而許多能切實提高行政效率的應該削減的項目或精減的環節是由法律、法規以及省級以上部門設定的,并且多帶有隨意性，許多事項超過了規定的審批權限。據統計，四川省前一階段所保留的715項審批事項中，有國家法律和國家部委依據的有626項，占83;綿陽市保留的審批項目中由省以上部門設置的更高達90以上。因此要結合法律的修改而削減行政審批項目或環節，對這類項目的削減，地方是無權的，這就要求國家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相互配合、加強溝通，在實踐中，加大法律、法規的修改力度，特別要結合《行政許可法》加大對省級以上部門文件的清理力度，真正實現政府通過行政審批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有效管理。

3.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工作重心要與時俱進地轉移。隨著政務服務中心建設的不斷深入，行政審批項目的清理工作已不再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中心工作，不能只專注于削減項目，應及時調整工作思路，轉移工作重點。應該從加強對項目的后續監管、規范審批程序和環節上下功夫，從提高行政審批效率、完善服務手段上下功夫，從建立結構合理、管理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管理制度上下功夫，這也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目的所在。

二、政務服務中心(大廳)的建設——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試驗田

1.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直接催生政務服務中心(大廳)建設。項目清理以后如何加強管理，如果還放在各政府部門，很容易產生回潮現象，就達不到提高效率、統一監管、服務發展的目的。各地(主要是地級市)在不斷探索的基礎上，紛紛設立服務大廳(或叫政府行政服務超市)，實行“一站式”、“一條龍”服務方式，廣泛推行陽光工程。許多地方受益于改革為地方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收益，還建立了省、市、縣三級聯動的中心。中心建設的重要性在于為服務地方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十分巧合地成為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試驗田。

2.政務服務中心(大廳)的作用初步發揮。各地在政務服務中心建設的過程中，不斷探索出了轉變機關工作人員工作作風的管理機制、進中心項目的運行機制以及信息網絡的辦公機制，對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一是推動了政府職能的轉變。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目標是，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開、透明、講求實效的行政審批制度。這是從傳統的政府直接控制經濟運行的“計劃經濟”模式轉向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間接控制經濟運行的“審批經濟”模式之后的又一進步，有效地轉變了政府的職能。中心實行一個大廳、敞開式集中辦公，提供一條龍服務，這種運作機制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快”，變分散審批為集中審批，變串聯審批為并聯審批，變多頭受理為一家受理，變被動服務為主動服務，真正實現了規范運作、高效服務，大大方便了群眾。

二是推動了管理方式的轉變。通過推進各部門整建制進中心，實行一條龍全過程跟蹤服務，將工作重點轉移到提高效率和服務上來，有利于實現部門審批、執法、監管權的有效分離，使政府的管理方式逐步從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重審批、輕監管、輕服務”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轉到全過程監督、全過程跟蹤服務，做到審批、監管、服務的有機結合，從而真正發揮了政府“裁判員”和“服務員”的作用。

三是促進了機關工作作風和思想觀念轉變。基層

企業是否方便、人民群眾是否滿意是中心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圍繞這個中心，中心實行嚴格的限時承諾制，公開透明的辦公環境、規范的辦事程序、嚴格的考核管理、熱情周到的服務態度徹底改變了過去“門難進、話難說、臉難看、事難辦”的機關作風，特別是中心的做法帶動和促進了相當一些后方部門行政方式和行政觀念的轉變，服務意識明顯增強。進中心各單位

也根據自身情況，主動改進工作作風和服務方式，出臺了許多便民措施，公開做出服務承諾，帶來了行風政風的普遍好轉，形成了勤政為民、熱情服務、共謀發展的良好風氣，極大地改善了政府的形象，拉近了政府和群眾的距離。

四是探索出依法管理的新途徑。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并非不要審批，而是如何高效規范審批與管理，如何通過審批達到對資源的有效配置。集中式審批，已經探索出一條審批、服務、監管相結合的，以加強執法管理為手段的較為完善的執法管理體制，可有效解決重審批、輕管理的現象。加強立法監督是基礎。隨著《行政許可法》的頒布，與《立法法》、《行政訴訟法》、《行政處罰法》、《國家賠償法》等較完備的行政法律監管體系已經確立，可以加強對行政審批的過程監督。依法審批、依法管理是關鍵。審批后的管理很重要，這就要通過行政執法來實現。因此，要將行政審批與行政執法有效結合起來，形成審批許可、依法管理相結合的運行管理機制，切實做到依法審批、依法管理。統一監管是保證。就是要強力推動所有審批事項進入中心辦理，特別是要推動政府部門有關業務科室整建制進中心，截斷“兩頭辦”的后路，將項目進中心進一步向權力進中心推進，將政府行政審批納入統一規范的框架內，為審批的規范、效率搭建一個重要的監管平臺。

三、《行政許可法》的出臺——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動下的重要立法革命

政務服務中心(大廳)的建設與發展又促進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而《行政許可法》的出臺是審批制度改革的最重要成果。行政許可作為一項重要的行政權力，是行政機關依法對社會、經濟事務實行事前監督管理的一種重要手段，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的問題是行政許可過多過濫，一些中央政府部門和一些地方政府通過規章，甚至通過一般規范性文件濫設許可，而且設定許可的事項不規范，有些行政機關把行政許可作為權力“尋租”的一個手段，通過許可亂收費，為本部門爭權、為本地方謀利，也導致行政審批領域大量公權被利用，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因此說行政許可已經成為一個腐敗源并不為過。同時，重許可、輕監管或者只許可、不監管的現象比較普遍，總體看，原有的行政許可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轉變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建設法治政府的一個障礙。正是由于在政務服務中心的建設與發展過程中，才使這些問題逐漸暴露出來，推動一部新的法律的出臺。《行政許可法》的實施，對改進現行行政許可管理、影響和推動我國的政府現代化進程，必將產生重大影響。

1.行政許可法確立的行政許可合法原則和行政許可設定權制度，將促進行政管理重大決策的高度集中和統一，治理因行政管理決策渠道過多和分散導致的政出多門、決策混亂和管理事務的過多過濫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加速建設有限政府，加速行政機關的改革步伐。行政機關是國家的執行機關，行政機關的一切活動都應當依法進行，否則違法。由于立法的滯后，本該立法機關決定的許多問題，長期以來卻由下級政府及行政機關自主決定了。各地、各部門的官員為追求短期效果和轟動效應，不計行政成本和社會成本，超越職權，隨意決策。用行政許可設定權制度的方法治理這些問題，對各類行政管理項目的決定進行規范并進行清理，行政機關的工作量將大大減少，這就為精簡機構和精簡人員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2.行政許可法規定的行政許可實施主體制度，有助于全面開展行政機關的清理活動，加強政府機關及其行政管理活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建設。行政管理是嚴肅的國家行為，但長期以來，許多行政管理活動卻由非國家行政機關代行管理了。行政許可的實施收歸行政機關統一行使，純屬技術業務類的行政許可經法律、法規授權交由具有公共事務管理職能的組織實施，現行許可實施體制中存在的許多問題都迎刃而解了。如果沿循這條立法思路，將各類由社會承擔的行政管理事務清理歸類，統一收歸行政機關行使管理，行政機關以外吃皇糧的機構和人員將大大壓縮，國家和社會的負擔將會明顯減輕。

3.行政許可法規定了相對集中實施行政許可的制度，為進一步深化改革，解決目前行政機關數量過多過濫的問題，找到了一個切實有效的解決途徑。這一制度的重要性關鍵是它突破了現行設立行政機關的模式，提供了一個新的設立行政機關的方法。行政許可相對集中的規定是繼行政處罰法關于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后的又一次有關行政執法機關設立的法律規定，一旦行政許可與行政處罰逐步做到相對集中實施，其它方面的行政管理活動也逐步集中行使，大量因過細分工而產生的行政機關就沒有了繼續存在的理由，這就為未來合并、調整、精簡為數眾多的行政機關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4.行政許可法規定的行政許可設定范圍制度，將為解決行政管理價值取向失控，行政限制手段過多過濫，行政權力惡性膨脹的問題，建設一個有限政府、理性政府，提供寶貴的經驗。行政許可法用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了只有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宏觀控制、生態環境保護等重大、重要的社會公共事務，才可以考慮設定行政許可，并要求設定行政許可應當遵循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要有利于發揮公民、法，人、或其它組織的積極性、主動性。行政許可法關于規范行政許可范圍的法律制度為我們科學規范行政管理范圍，減少行政管理層次和頻率，建立一個理性政府，提供了極其有益的思路。

5.行政許可法確立的便民原則和一系列便民服務措施，將有助于轉變政府工作人員工作作風，加強政府機關的作風建設。人民政府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但長期以來，為人民服務只是掛在口頭的一句口號而已，卻一直沒有切實的法律制度保障這句口號能夠真實地落實在行動上。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服務義務和責任細化和法律化，是對我國立法中忽視行政管理技術和大而化之的歷史傳統的一次革命，是從根本上治理行政機關和工作人員拖拉懶散、麻木不仁作風的首次嘗試。

四、中心建設的蓬勃發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深化與完善

鑒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與政務服務中心建設對推進軟環境建設、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等所帶來的極大收益。目前，全國各地紛紛加強中心建設，中心建設呈現出強勁發展的勃勃生機，審批制度改革日益深化與完善。

1.加強軟硬件建設，拓展服務功能。隨著中心的發展，各地已經把軟環境建設、經濟發展與中心建設掛起鉤來，都把中心建設與發展作為優化地方投資發展軟環境、快速發展經濟的主要抓手，把中心建設作為地方的一個門面、一張名片，投入資金加強服務大廳的建設，改善服務大廳的環境，許多地方建起了上萬平米的服務大廳。同時，積極推進信息化建設，以實現“外網受理、內網辦理、外網反饋”的網上審批機制為目標，探索構建了以行政審批為主線的行政審批服務平臺、行政效能監察平臺、要素配置平臺和社會服務平臺，通過“電子監察”使行政審批更加規范、透明;構建了“一網式”網上服務中心，實行“一表制”受理和一個窗口收費，逐漸實現網上審批，以網上審批為主的模式，在政府、企業、公眾之間建立網上直通車，再建一個無形的中心。中心的服務功能不斷得到拓展。

2.加強聯動，構建立體服務體系。中心的建設是從地級市發起的，由于其服務發展的作用日益突出，并且由于其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各地紛紛往縣區、乃至鄉鎮延伸，四川、安徽等地還建設了省級中心。這樣，省市縣三級聯動的服務中心，構建成立體服務體系，更加有利于服務經濟建設。

3.推進相對集中許可，推動新一輪改革。《行政許可法》所規定的相對集中行政許可制度，為推動進一步加強中心建設提供了機遇。各地積極進行研究與探索，推出具有行政審批(含許可、服務)職能的市級相關部門，其內部各處室行使的行政審批職能向一個處室(審批服務處)相對集中，各部門的審批服務處以整建制的形式向審批中心集中;各部門進審批中心的項目、人員、授權要到位等新舉措，對推動新的一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乃至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創造了條件，必將掀起新一輪改革與中心建設的熱潮。

五、政務服務中心的消亡——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最終取向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正是從治理發展軟環境開始，從清理項目入手，通過中心建設推進改革的深化，催生行政許可法達到了高潮。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如何進一步深化，特別是中心建設何去何從，已經成為不光是“中心人”思索的重大課題。當然，政務服務中心的產生有其合理性、必然性，但政務服務中心本身的存在并沒有其價值，它只是時代的產物，是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必然產物或者說是替代物，是從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行政管理體制向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管理體制過渡時期的必然結果，其目的是推動政府職能的轉變、推動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不斷完善。有的地方在建立政務服務中心之初，當地領導人就明確提出，我希望在我手里建起政務服務中心，并希望在我手里消滅政務服務中心。這是基于對審批制度改革精神深刻理解所得出的結論，也是一個美好的愿望。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行政管理體制以及行政審批制度的日益完善，政務服務中心必將走向終結。

當然，終結政務服務中心必然要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這是由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艱巨性和發展要求所決定的。因為建立起完全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科學合理的行政管理體制與審批制度，也必然是一個經過不斷探索、不斷發展、不斷完善的漫長過程。在這一實踐過程中，需要使政府職能實現根本性的轉變，需要建立和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需要使審批方式找到完全替代方式，以便廢止審批，可謂任重而道遠。在當前的條件下，不能簡單地認為要終結中心，而且要大力加強中心建設，使其真正成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試驗田。

不論政務服務中心何時終結其歷史使命，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它對轉變政府職能、推動行政管理體制變革已經發揮了并正在發揮著歷史性的作用。

《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走勢分析》來源于xiexiebang.com，歡迎閱讀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走勢分析。

第五篇：分配制度改革

分配制度改革

1.收入分配公平的判斷依據應當是“三個有利于”標準。社會經濟領域沒有絕對的公平，公平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縮小收入差距、構建科學合理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系統工程，一靠發展，二靠改革。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從根本上講，還是要在發展中解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生產力是我們的根本任務。現階段收入分配公平與否的判斷依據還是要堅持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有利于標準”，即：“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④如果我們實行的分配政策能夠迅速發展生產力，那么這樣的分配就是公平的，可以說效率就是公平，公平是為了效率。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決定分配。社會的再生產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這四個環節中，如果分配環節扭曲，社會再生產的其他過程也會隨之扭曲。因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會導致經濟增長的成果不斷向少數人手里集中，而社會大多數成員的收入水平無法隨著經濟發展而相應提高，甚至可能下降，這樣就會導致生產規模與消費規模不對稱，有可能發生經濟危機，這是市場經濟國家的通病。

2.初次分配應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從正義的角度說，作為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實現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首先社會要盡可能保證“機會均等”和“公平競爭”，使人們有平等的機會接受教育、勞動就業。在我國，由于收入差距大，加上法規不健全，勞動者教育和就業的起點就不一樣，公平競爭也很難做到；其次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堅持“按勞分配”原則。按勞分配的依據是每個勞動者的勞動數量和質量，或者是根據勞動者的勞動貢獻，這樣可以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實踐中，由于對收入分配認識上的偏差或客觀條件的制約，還存在諸多不公平的分配現象。如在一些單位仍然不同程度地實行著平均分配，不同崗位勞動者的收入未能充分體現崗位特點和貢獻大小；在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普遍存在的合同工和正式職工工之間收入分配中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同樣的勞動崗位和勞動貢獻得到的是不同的收入；由于行業壟斷，不同行業勞動者收入差別較大；國有企業中經營者甚至憑借手中的權力使分配過分地向自己傾斜，與普通職工和技術人員的收入差距懸殊。這些都導致了收入分配中事實上的不公平。

江澤民同志指出：“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⑤作為點睛之筆的“社會主義”應該主要體現在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上。而在我國市場經濟中，從所有權來看，在國有企業中，勞動者作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是虛位的因而是殘缺的，他既不能通過“用手投票”約束使用者，也不能“用腳投票”轉讓所有權，因此資產的收益性對勞動者來講是不具備或不完整的。在我國目前勞動力總量供給過剩、資本供給短缺的情況下，勞動力在要素市場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低端勞動力市場中，以農村轉移勞動力為主的非熟練、非技術勞動力的勞動報酬更是被壓低到極限，并且缺乏基本的勞動保障，長期處于被資本剝奪的境地。加上我國的工會組織形同虛設，新的《勞動法》現實中很難推行，致使我國的勞動力價格遠遠低于其價值，更談不上“按勞分配”。

3.再分配要關注解決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教育、住房、醫療、養老、就業等也開始市場化、產業化，市場經濟的兩極分化使這些問題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低收入人群尤為突出。由于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限制，目前我們還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群眾的各種需求。這種資源和需求之間的矛盾觸發了一些新的社會問題：教育亂收費、醫療亂收費、商品房的價格居高不下等。以“按需分配”為基本原則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對于今天的社會生活是十分重要的。盡快地完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加大社會保障力度，向廣大人民群

眾提供實實在在的勞動就業、養老、醫療、生育、工傷等方面的社會保障，會大大增加社會生活的安全感和公平感，這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必然要求。

4.加大倫理建設力度。十七大制定了“提低、擴中、調高、打非”的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原則。“提低、擴中、調高”雖然屬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領域，但如果實施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促進農民持續增收，逐步提高扶貧標準、最低工資標準和最低生活保障標準，運用遺產稅等稅收手段調節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這本身對倫理分配有積極的作用。而“打非”，就是堅決取締非法收入，這能有效限制倫理分配中“惡的分配”。通過嚴格執法，對偷稅漏稅、侵吞公有財產、權錢交易等各種非法收入依法取締和懲處，規范壟斷行業的收入消除壟斷利潤，能提升廣大群眾的公平感。

我國社會目前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社會轉型期。當前我國社會的道德缺失已經觸發并加劇了很多社會問題，如像“三鹿奶粉”折射的食品安全問題、山西“黑磚窯”、“黑煤窯”反映出的勞動安全問題、上海“樓脆脆”代表的豆腐渣工程以及誠信卻失、貪污腐敗問題等等這樣一些令國人顏面丟盡的丑聞。所以當務之急就是要加強我國倫理道德建設，形成適應轉型時期的新的倫理道德架構。社會轉型時期，強勢群體的普遍道德感和責任觀是解決眾多社會問題的一劑良藥，大眾道德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強勢群體道德責任意識的影響。通過倫理道德建設，實施諸如發展社會慈善事業，組織各種對貧困地區和個人捐獻、饋贈活動等，不僅能緩解因貧富差別帶來的社會矛盾，而且能弘揚愛心和社會文明，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