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本科論文《我國新會計準則下的公允價值計量研究》中英文摘要

摘要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歷史成本計量越來越不能滿足會計計量的需要，此時，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就進入了我們的視野。本文主要研究在新會計準則下我國的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運用情況、存在問題和完善對策。論文首先簡要表明研究的背景及意義，回顧了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在國際、美國、中國的歷史、發展及應用。通過與歷史成本計量模式的對比，闡明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特點及其優越性。其次，對于新會計準則中規定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具體方面分別進行分析，在分析中通過引用例證來說明公允價值在具體會計中的運用方法。接著，對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中主要存在問題進行分析，找到問題產生的原因，并根據這些問題提出具體完善對策，以便公允價值模式更好地在現實會計中得到利用。最后，我們對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發展進行了前景展望。

關鍵字：公允價值 優越性 存在問題 完善對策

Abstract

It is difficult for historical cost to meet the needs of accounting measure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At this time, the measurement model of fair value comes into our vision.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fair value in China under the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including its application situation, problems and improving policies.Firstly, this paper shows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and then reviews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fair value in internation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For comparison with the historical cost which explains the features and advantages of fair value.Secondly, we analysis representative of several specific aspects which are provided use the fair value in the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By quoting examples in the paper, we find the using methods of fair value in specific accountings.Thirdly, we discuss the major problems about using fair value and put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specific improving policies to make the fair value get a better used in real accounting.At last, we prospec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air value of future in china.Key words: fair valueadvantagesproblemsimproving policies

-i-

第二篇：新會計準則下的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研究綜述

新會計準則體系中的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研究綜述

摘要：2006年2月，財政部發布新會計準則體系，在堅持歷史成本基礎上適度謹慎地引入了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再次進入到我國會計準則體系之中。隨著這一會計制度的重大變革，學者們開始聚焦新會計準則體系中的公允價值，展開了對公允價值理論與應用的又一輪深入研究。本文綜述了我國新會計準則頒布后，對有關公允價值的理論和應用研究。

關鍵詞：公允價值 新會計準則 綜述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針對兩個方面：一是新會計準則引入公允價值的適當性以及利弊問題；二是公允價值在新會計準則中的應用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對策。

一、對新準則引入公允價值的評價

大部分研究認為新準則引入公允價值計量是合適的，符合國際趨勢，這既標志著我國會計國際趨同邁出了實質性一步，也是我國市場經濟日趨成熟的重要標志，對發揮會計準則在資產市場基礎設施作用具有重要意義。如姚娟和潘洪魯（2006）認為新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中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采用，順應了市場經濟發展要求，使得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在一定程度上相一致，增加了國際間會計信息的可比性，但公允價值難達“公允”，并極有可能成為利潤操縱的工具。劉泉軍和張政偉（2006）從三個方面論證了我國適度引入公允價值的正確性：

1、對可取得公允價值的資產采用公允價值是國際會計準則、美國及多數市場經濟國家會計準則的普遍做法；

2、在我國適宜于公允價值應用的土壤已初步形成；

3、公允價值在新準則中的應用較為謹慎，不會導致濫用。朱丹等（2010）認為我國在會計準則體系中全面謹慎地引入公允價值，既有理論支持，也能夠體現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的目標。

部分學者提出了其優勢與劣勢。針對公允價值計量的優勢，楊春鳳、伍丹、左偉江等課題組（2007）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述：

1、公允價值信息具有良好的可比性與預測性；

2、波動性不會誤導報表使用者；

3、實證研究表明公允價值信息更具相關性。程海濤（2012）認為新準則引入公允價值有以下優勢：

1、有利于有效地保全企業資本；

2、有利于更加合理地反映企業財務狀況；

3、有利于更好地適應金融體系的創新；

4、有利于提高決策信息的實用性；

5、有利于促進會計收益的真實性和全面性。針對公允價值計量的劣勢，程海濤（2012）認為有：

1、公允價值的信息成本高；

2、公允價值運用的主觀性強；

3、公允價值的可靠性差。

二、公允價值在新會計準則中的應用

（一）應用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當前的研究指出公允價值的應用最核心的問題是公允價值計量方面的問題，也是公允價值計量中的一個瓶頸。謝詩芬（2004）在其專著《公允價值：國際會計前沿問題研究》中提出的以下觀點，對于理解后金融危機時代新興和轉型經濟國家在應用公允價值計量中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更顯重要：公允價值是經濟學中價值概念的會計表達，是對能反映會計要素本質特征的現值概念的體現；公允價值會計計量就是基于價值和現值的會計計量；現值在當今會計環境中越來越重要，不能離開現值的重要性來談公允價值的產生，運用公允價值的根本目的是為了體現現值。但眾所周知，“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難以計量。無論是作為經濟管理中的一個基礎概念、一種最重要但最難計量的會計計量屬性，抑或是作為一種常見的計價技術，現值的計量都是古今中外公認的難題，也是公允價值計量中的一個瓶頸。

除了計量問題外，公允價值的應用還受經濟、法律、技術、道德、成本等各方面的影響。楊春鳳、伍丹、左偉江等課題組（2007）認為我國大量運用公允價值的條件尚不成熟。辛向國（2007）認為由于我國經濟環境的約束，金融工具市場化程度不高、交易行為不規范，加上會計人員的主觀方面的因素，以及實際操作和成本方面的問題，使公允價值的準確獲取成為新會計準則實施的重大挑戰。唐敏、金娟、郝環妮（2008）認為我國市場經濟不完善、會計從業人員素質不高、公允價值不易取得且容易成為利潤操縱的工具。廖名杰（2007）提出了三個新會計準則運用公允價值計量基礎存在的問題：

1、從會計準則建設本身來看,存在對公允價值的運用還不夠充分、公允價值確定的指南還不夠完善等問題；

2、從公允價值的確定來看,存在公允價值確定難度大、可操作性較差等問題；

3、從公允價值運用的效果來看,存在可能增加財務報表項目的波動性、加大企業信息成本等問題。陳威、曹偉（2011）認為公允價值的運用障礙主要有：

1、公允價值存在被企業利用操縱利潤的風險；

2、公允價值的取得存在難度；

3、公允價值的順周期效應；

4、審計監督無效管制。

（二）改進建議

對于公允價值應用的改進建議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外部因素，如完善市場環境，加強監管，建立公允價值審計制度規范等；二是內部因素，如解決技術難題，加強會計人員培訓等。許多學者從這兩方面進行了闡述，本書綜述如下：楊春鳳、伍丹、左偉江等課題組（2007）從五個方面對推廣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應解決的難題提出了建議：

1、客觀評價我國現實環境，逐步采用公允價值計量；

2、加強公允價值計量的理論研究，培養公允價值觀念，盡快建立公允價值的準則體系；

3、加強教育，提高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和專業水平；

4、建立估計公允價值的政策和程序；

5、建立公允價值審計制度。鄒春舫（2007）提出從四方面來完善公允價值計量的措施：

1、制定公允價值內部控制規范，完善公允價值的取得程序和審核程序，杜絕公允價值取得的隨意性；

2、在沒有市場交易價格時，通過評估方式是取得資產公允價值的有效途徑，因此規范資產評估市場，明確評估責任是改進公允價值的重要環節；

3、對我國的會計進行培訓，提高業務素質；

4、對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項目進行充分披露，增加資產負債表的附表，單獨披露公允價值計量的項目，并且在會計報表附注中進行說明。廖名杰（2007）為全面實施新會計準則,確保公允價值的有效運用,在提高會計信息相關性的同時不失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提出了四個解決措施：

1、創建公允價值運用的良好環境；

2、進一步完善會計準則體系,盡可能詳盡地規定公允價值運用的細節問題；

3、進一步明確決策有用觀的財務會計目標。財務會計目標定位不同,對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及提供方式的要求就不同,進一步導致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方法上的差異；

4、解決好可靠性與相關性的權衡問題。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和相關性與計量基礎的選擇密切相關。程海濤（2012）從五個方面對公允價值的運用提出了建議：

1、完善公允價值的市場環境；

2、提高公允價值會計計量的可操作性；

3、完善公允價值信息披露；

4、加強對公允價值計量的監督；

5、提高會計人員的綜合素質。

三、結語

隨著市場機制的健全和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公允價值的取得將變得容易，其可靠性也將會加強，我國對公允價值的應用也將會和國際會計準則趨同，未來由歷史成本和公允價值混合計量模式將會向公允價值單一計量模式轉化。公允價值計量在我國的運用目前仍處于初級階段，但要看到公允價值計量研究在總體上呈現出越來越深入的趨勢，新企業會計準則的頒布，更是促進了理論界對公允價值的研究。但是，仍有許多問題需重視：

1、如何統一理論界對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認識；

2、怎樣結合我國實際引入公允價值計量；

3、采用何種切實可行的準確方法進行公允價值的確定；

4、怎樣避免公允價值計量帶來的負面效應；

5、如何計量使用公允價值的效益和成本；

6、如何詳細而低成本地對公允價值進行披露。這些都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并且要繼續加強對國外公允價值計量的研究，借鑒先進經驗與做法。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及公允價值應用的推廣，理論界對公允價值的研究會不斷深入，公允價值將成為公認計價基礎，公允價值的合理運用將是必然結果。

文獻綜述參考文獻

[1] 謝詩芬，戴子禮，廖雅琴.FASB和IASB有關《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準則研究的最新動態述評[J].當代財經.2010(5): 107-116.[2] 徐鐵祥.對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中公允價值運用相關問題的思考[J].財經理論與實踐.2007(3): 52-56.[3] 楊春鳳，伍丹，左偉江.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對新會計準則的探討[J].中國管理信息化(會計版).2007(4): 24-27.[4] 姚娟，潘洪魯.公允價值——新企業會計準則中的一大亮點[J].會計之友.2006(8): 50-51.[5] 張惠.公允價值在我國會計準則不同階段的應用思考[J].中國經貿導刊.2009(15): 53.[6] 辛向國.公允價值在我國新會計準則中的體現及挑戰[J].財會研究.2007(4): 34-35.[7] 彭丹.公允價值在我國新會計準則中的應用[J].合作經濟與科技.2007(19): 85-86.[8] 范新安.公允價值在我國新會計準則中的應用及影響分析[J].財會通訊.2009(3): 52-53.[9] 唐敏，金娟，郝環妮.公允價值在新會計準則中的影響分析[J].財會通訊(學術版).2007(4): 84-85.[10] 廖名杰.公允價值在新會計準則中的運用與改進思路[J].求索.2007(9): 42-44.[11] 于曉謙，李喜榮，李妍妍.公允價值在新會計準則中謹慎應用的幾點思考[J].財務與會計.2007(3): 46-47.[12] 鄭軍玲.會計準則引入公允價值模式分析[J].財會通訊(學術版).2006(9): 73-75.[13] 高芳，苗研研.會計準則運用公允價值的經濟后果研究——基于利益相關者的視角[J].會計之友.2012(3): 55-56.[14] 陳威，曹偉.基于新會計準則的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研究[J].財會通訊.2011(27): 31-33.[15] 張麗琨.基于新會計準則下公允價值的運用與慎用[J].商業會計.2010(21): 69-71.[16] 王進，趙小宇，楊高武.論公允價值及其在我國會計準則中的應用[J].經濟師.2002(12): 185-186.[17] 李江萍.論我國會計準則的近期目標與最終目標——兼論歷史成本與公允價值[J].上海會計.2003(10): 12-14.[18] 楊新.略論我國公允價值會計準則應用現狀及存在的問題[J].商業時代.2010(10): 63-64.[19] 張會莉.企業會計準則國際趨同中我國公允價值計量的優化策略[J].商業會計.2011(18): 35-37.[20] 鄧立華.淺議公允價值在新會計準則中的應用[J].中國經貿導刊.2010(7): 61.[21] 王雷，朱學義，闞宏偉.談公允價值在新企業會計準則中的應用[J].財會月刊.2006(19): 16-17.[22] 劉永澤，孫翯.我國上市公司公允價值信息的價值相關性——基于企業會計準則國際趨同背景的經驗研究[J].會計研究.2011(2): 16-22.[23] 鞠亞輝.現行準則中公允價值計量與創造性會計[J].財會通訊.2010(22): 32-33.[24] 李世輝.新會計準則公允價值的應用、影響及挑戰分析[J].事業財會.: 11-13.[25] 張燕，黃汝光，田甜.新會計準則下公允價值的應用及對策[J].中國經貿導刊.2012(11): 44-45.[26] 朱超.新會計準則下公允價值運用的條件及環境的分析與思考[J].特區經濟.2007(4): 79-81.[27] 韓東平，沈雯雯，殷琦.新會計準則中公允價值應用研究[J].財會通訊.2009(21): 29-31.[28] 盧真.新會計準則中公允價值運用研究[J].企業經濟.2009(11): 156-158.[29] 黎雪瑜.用好新企業會計準則中的公允價值計量[J].中國注冊會計師.2009(9): 64-66.

第三篇：我國新會計準則當中關于公允價值計量的規定

我國新會計準則當中關于公允價值計量的規定

我國已發布的38個具體會計準則中所涉及的30個會計要素計量準則中有17個不同程度的選用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下面針對運用的具體情形加以簡單介紹。

1.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

《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規定,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主要包括交易性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例如企業為充分利用閑置資金、以賺取差價為目的從二級市場購入的股票、債券、基金等;再如,企業不作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如遠期合同、期貨合同、互換和期權等。此外,企業可以基于風險管理需要或為消除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在會計確認和計量方面存在不一致情況等,直接指定某些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以公允價值計量。

2.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允價值計量

《企業會計準則第3號——投資性房地產》中規范的投資性房地產規定了成本模式與公允價值模式兩種可選擇的計量模式。在成本模式下,投資性房地產比照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準則計提折舊或攤銷,并在期末進行減值測試,計提相應的減值準備;在有確鑿證據表明其公允價值能夠持續可靠取得的,企業可以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的折舊、減值或土地使用權攤銷價值直接反映在公允價值變動中,并通過“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對企業利潤產生影響,而不再單獨計提。

3.其他業務的公允價值計量

在新會計準則體系中,目前已頒布的38個具體準則中至少有17個不同程度地運用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對企業影響較大的事項除前文分析過的兩項外,還有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債務重組和非共同控制下的企業合并等交易或事項。在存貨、固定資產、生物資產、無形資產四項具體準則中,均在計量或初始計量中做出了幾乎一致的規定,即:投資者投入相關資產的成本,應按照投資合同或協議約定的價值確定,但合同或協議價值不公允的除外。這意味著接受投資形成的有關資產必須以公允價值確定。

第四篇：金融危機下公允價值會計改進問題研究

金融危機下公允價值會計改進問題研究

【摘要】 我國新會計準則在諸多方面實現了新的突破，其中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運用是最為顯著的。文章從公允價值的內涵入手，結合金融危機的發生、發展過程以及影響，對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長期性、穩定性進行探討。

【關鍵詞】 金融危機 公允價值 計量屬性

1.公允價值會計理論優勢

1.1歷史成本會計計量模式的局限性

在會計的發展歷程中，存在兩種典型的計量模式：歷史成本會計計量模式和公允價值計量模式。歷史成本會計以其含義簡明、易于操作、可靠性強的特點，在現代會計中長期據于重要地位，受到普遍推崇與應用。但是，歷史成本屬性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在價格變動的情況下，一些局限性就成為問題和缺點。比如，當價格明顯波動時，基于各個交易時點的歷史成本代表不同的價值量；當價格上漲時，費用按歷史成本計量將無法區分和反映管理當局的真正經營業績和外在價格波動引起的持有利得；當價格上漲時，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期末資產負債表中，除貨幣性項目外，非貨幣性資產和負債都會低估，這種報表就不能解釋實際的財務狀況，對決策可能不相關甚至無用。

1.2運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根源

投資者整體上在處理信息時并沒有市場效率理論假設的那樣老到，歷史成本基礎的凈收益只能解釋股價變動的一小部分。在市場不是充分有效的情況下，依靠歷史成本計量加充分披露的信息觀并不能向投資則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決策者必須依賴會計提供資產和負債更公允的價值，這是導致決策有用性的計量觀產生的根本原因。公允價值的本質屬性，使得它能更好地克服歷史成本會計可能面臨的種種問題，更好地履行資產計價和收益決定的功能，比較真實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增進財務報告關于企業財務業績信息的完整性和有用性，為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決策相關的信息。

2.公允價值會計實施的現實問題

2.1利用公允價值操縱利潤的情況依然存在公允價值要想成為利潤操縱的工具需要同時具備三個要素：上市公司管理層蓄意造假、會計審計人員失去職業道德與證券市場監管失靈（劉泉軍，2006）。公允價值在我國的運用對整體上市公司的年報產生了波動性的影響，其主要原因就是對公允價值會計信息的可靠性的擔憂，尤其擔心公允價值的運用會導致金融機構的收益產生巨大波動。那么，包含大量公允價值計量的新準則的施行，是否還會導致大量的利潤操縱？我國的市場經濟近年來日趨成熟，公允價值應用的環境已經有了一些改善，證監會推進股權分置試點，改革了上市和再融資的程序；廣大投資者對會計信息進行分析判斷、有效識別的能力也有所加強，證券市場的有效性逐步提高。同時，也應該注意到我國在諸多方面的不足，上市公司利用公允價值會計操縱利潤的情況依然存在，這些從2007年和2008年的上市公司年報中不難發現。所以，要時刻注意改善我國經濟環境，努力推動公允價值會計在我國的創新發展和應用。

2.2我國有關公允價值的研究尚不深入

我國2006年新會計準則體系中大量采用現值和公允價值，與國際準則趨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迫于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多重高壓，而并非政界、學界、實務界真正從會計發展規律上理解和掌握了紛繁復雜的現值技術和公允價值會計理論方法精髓。我國新會計準則對公允價值的運用采取了非常謹慎的態度，規定了非主導性和苛刻的限制條件，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準則制定者的擔憂，從而限制了公允價值會計在實務中的廣泛應用。中國會計學會2006年學術年會上，公允價值會計問題已被宣布為未來兩年中國會計學會重大科研課題，并將由中國會計學會召開全國性專題研討會，表明公允價值會計問題研究的緊迫性。

2.3會計準則體系還不完善

公允價值概念是一個最基礎、最復雜、最重大和最迫切的會計理論與實踐問題，而我國在公允價值既不知其然、又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下，就付諸實施了。我國財政部（2006）《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第四十二條將公允價值與其它四種會計計量屬性（歷史成本、重置成本、可變現凈值和現值）簡單并列，而對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無任何解釋的做法就嚴重誤導了公允價值的外延，已引起國內不少人的質疑。除了公允價值概念方面的缺陷外，我國有關公允價值計量與披露的規定和闡述分散于各項具體會計準則及其應用指南中，很不詳盡和統一，無法有效指導實踐。因此，我國會計準則體系中迫切需要補充類似于FASB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及其應用指南。

2.4實施中的估計技術問題

公允價值計量必須依賴估價技術，而計量公允價值時使用估價技術的目標在于，確定被計量資產或負債在計量日出于正常商業考慮所進行的公平交易中的交易價格。該估價技術應最大限度地使用市場輸入變量，且最小限度地使用主體特有輸入變量。但是，我國利率和匯率還未完全市場化，生產要素市場還不夠成熟，即使那些有效的交易市場，也缺乏足夠的深度與廣度。因此，我國在運用估價技術計量公允價值時缺乏市場參考標準。另外，我國當前缺乏一份既能詳細規范公允價值計量技術又有很強可操作性的執業指南。這些都會對公允價值計量的可靠性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3.公允價值會計的改進對策

3.1完善我國公允價值會計體系的理論前提

公允價值會計的經濟內核具有科學性，其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是決策有用的會計目標，只要決策有用的會計目標仍然得到認可，公允價值會計的基礎就難以削弱。因此，通過重新分類金融資產或其他方式停止公允價值會計的措施，在危機得到緩解后，必然會遭到投資者的反對。金融危機是消費者過度債務化、金融機構過度杠桿化、資本市場過度證券化和金融監管過度自由化等原因造成的，會計準則不是罪魁禍首，但實踐中依據“非公允”的市場報價確定公允價值的方式對危機起了一定的推波助瀾效應，改進公允價值會計不應否定其科學內涵，而是應建立有效機制，來調整非正常、非有效市場下確定公允價值的操作方式。我國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也明確了非活躍市場下或僅考慮估值技術更公允情況下公允價值的確定方式，因此沒有必要修訂我國現行會計準則，而且我國金融市場體系仍處于總體健康狀態，沒有必要啟動非正常、非有效市場下如何確定公允價值的操作機制。當前針對非活躍市場、非理性市場調整公允價值的確定方式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如何保證會計信息相關、可靠、可比是需要關注的新問題。同時，也需要考慮市場回歸活躍、有秩序后，如何再次將公允價值確定方式調整為按市場報價。

3.2完善公允價值會計的應用

近年來，宏觀經濟環境變化迅速，2008年又恰逢全球范圍內的金融風暴，國內也存在經濟增長預期放緩等不利因素，新會計準則體系需要在這種不同境況下的宏觀經濟環境中得到施用，方能更顯其適用性，并于具體內容層面上尋求進一步完善。對于會計準則制定者而言，應當持續對公允價值會計在企業的實施情況進行調研，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教訓，結合我國特有的會計環境，慎重地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應用公允價值的方法和具體措施，從而可以避免走一些不必要的彎路。同時，會計準則制定者還應加大對公允價值估價技術的研究，加強公允價值會計相關準則的探索、改進和完善。

公允價值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只要充分考慮到各種變量和不確定因素，科學地設計改革方案，穩步推進公允價值計量，就能夠使實行公允價值計量的風險最小化，從而確保公允價值會計得到有效實施。

參考文獻：

[1] 夏成才，邵天營.公允價值會計實踐的理論透視[J].會計研究，2007（02）.[2] 尹夏楠.公允價值的運用及對財務報告的影響[J].財會研究，2009（02）.（作者單位：黑龍江省廣播電視大學）

第五篇：高管薪酬與公允價值計量研究論文

摘 要：經濟學論文發表 我國金融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一直居高不下，成為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熱點話題。2013年年報數據顯示，A股上市公司最終年薪超過500萬的企業負責人中，半數以上就職于金融類企業。2013年6月，德勤發布的《中國A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調研報告》顯示，關鍵詞：公允價值計量論文投稿,公允價值計量研究論文發表

我國金融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一直居高不下，成為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熱點話題。2013年年報數據顯示，A股上市公司最終年薪超過500萬的企業負責人中，半數以上就職于金融類企業。2013年6月，德勤發布的《中國A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調研報告》顯示，2012—2013年間，金融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均值位列各行業之首，分別是位列第二的房地產行業的2.4倍、位列第三的批發和零售貿易業的3.4倍以及位列末位的農林牧漁業的6.6倍。金融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受多種因素的影響。2014年7月，財政部頒布了《企業會計準則第39號———公允價值》，首次從準則的高度明確規定了對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應用，公允價值計量日趨規范。那么，公允價值計量與高管薪酬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公允價值損益對金融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有無影響？本文以A股金融類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其高管薪酬與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之間的相關性，為金融企業高管薪酬制定機制的改進與優化提供思路。

一、文獻綜述

根據對CNKI數據庫中期刊論文以及學位論文的搜索，國內公允價值計量與高管薪酬相關性研究始見于2008年趙婧的《公允價值計量與高管薪酬的關系研究》。截至2014年，該領域的研究論文共44篇。研究方法以實證研究為主，主要圍繞公允價值變動收益與損失對高管薪酬的影響展開。趙婧（2008）認為高管薪酬與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這一正相關關系并不顯著，我國上市公司中股權激勵存在，但效用不大，容易造成管理層短視行為，影響公司長遠發展。高管薪酬在業績上升時的邊際增量大于業績下降時的邊際減少量，即為薪酬粘性。郭凱（2009）認為公允價值收益會增加利潤而掩飾主營業務的不足，有利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增加，使得個別持有公允價值收益比例較大的公司出現高管薪酬與實際業績相背離的情況；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會拖累企業業績，但未因此影響到高管薪酬的增長。劉浩、楊爾稼等（2010）發現公允價值計量在增量意義上提高了會計業績與高管薪酬契約的相關性，正的公允價值變動會帶來更多的薪酬，而負的公允價值變動將不會帶來薪酬的顯著下降。徐經長、曾雪云（2010），韓金紅（2011）經實證檢驗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結論，公允價值收益對高管薪酬影響顯著為正，而損失對高管薪酬沒有顯著影響。周輝與楊靜（2012）也發現公允價值變動收益與高管薪酬正相關，而公允價值變動損失與高管薪酬不相關。周林潔（2014）研究結果表明，公允價值變動與高管薪酬之間具有明顯的薪酬粘性，公允價值變動收益與高管薪酬正相關，公允價值變動為負時與高管薪酬沒有顯著相關性，上市公司高管可能通過操縱公允價值變動收益來提高自身的收益。除此之外，其余研究也普遍認為公允價值變動收益與高管薪酬正相關，而公允價值變動損失與高管薪酬沒有顯著相關性，高管薪酬粘性仍然存在。鄭開焰、劉建偉（2013）以我國上市銀行為樣本進行研究發現，高管薪酬與銀行利潤表中的業績沒有顯著相關關系，而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對薪酬———業績敏感度不存在增量效應，銀行業沒有像非金融行業那樣表現出公允價值損益對薪酬契約的不對稱性，也沒有顯示出以往研究中發現的薪酬粘性。除開展公允價值變動收益及損失對高管薪酬的影響研究外，學術界還開展了基于企業產權性質、高管不同職位等方面的研究?；诋a權性質的研究，發現不同產權性質企業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對高管薪酬存在差異影響；而基于不同職位的高管薪酬研究則從管理層內部不同職位出發來探討公允價值的薪酬契約有用性，發現不同職位的管理人員，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對其薪酬的影響也是不同的。除鄭開焰、劉建偉（2013）專門選擇上市銀行為研究對象外，已有公允價值計量與高管薪酬相關性研究的樣本選擇基本都剔除了金融行業。金融行業（包括銀行、保險、券商與信托）與其他行業在涉及使用公允價值計量的具體業務內容、相關公司治理機制以及國家對高管薪酬約束機制等方面都存在明顯差異，因此，公允價值計量對金融行業高管薪酬的影響不同于其他行業。剔除金融行業這一特殊值，能體現其他行業的平均情況以及大體趨勢，為衡量與評價其他行業高管薪酬整體情況提供了相對客觀的依據與標準。但是，由于金融行業的重要地位和金融行業業務的特殊性，導致公允價值計量對其業績影響更為重大，若不將其作為研究對象，也不能全面反映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對高管薪酬的影響。為解決這一問題，本文針對金融類上市公司深入開展兩者關系的實證研究，以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

二、研究假設與模型設計

（一）研究假設

現代公司治理機制中，為了有效對企業管理人員進行激勵，高管薪酬一般與企業經營業績掛鉤。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是企業經營業績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研究企業經營業績對高管薪酬的影響時勢必要涉及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與構成企業經營利潤的其他盈余項目相比，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更容易受到市場波動的影響，風險較大。當企業經營業績上升時，更容易將其歸功于管理層的努力，因而人們會認為提高管理層薪酬是合理的。由于高管薪酬除了與相關激勵相結合外，還應該受到一定的約束，并且出于保證穩健性、規避風險的需要，對管理層行為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同時根據相關政策指引，薪酬也應隨經營業績的下降而下降，才能體現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因此，提出以下兩個假設：假設1：公允價值變動收益與高管薪酬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假設2：公允價值變動損失與高管薪酬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

（二）模型設計

現有研究認為，高管薪酬的影響因素包括企業規模、股權結構以及行業差異等。因此，為檢驗金融類上市公司中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與高管薪酬之間的相關性關系，本文借鑒已有研究采用的研究變量（如表1）以及研究模型，用如下模型進行檢驗：

三、描述統計與回歸分析

我國財政部于2006年頒布、2007年正式施行的《企業會計準則》中對于公允價值計量屬性適度引入，而2008年金融危機中金融類企業高管薪酬沒有隨著公司經營業績的下降而下降，反而升高，有一定的特殊性。同時由于數據庫中2009年金融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數據不全，故本文選取2010—2013年共4年間持有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A股金融類上市公司（包括上市銀行、上市保險、上市券商與信托）作為研究樣本，數據均取自CSMAR（國泰安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剔除下列異常值：高管薪酬數據缺失的公司、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缺失或為零的公司、停牌的公司，共得到145個樣本數據組成全樣本。同時將其中63個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為正、82個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為負的樣本分別組成兩個子樣本進行研究分析。表2是對樣本數據進行描述統計的結果。對全樣本進行分析得出如下結論：高管薪酬LN（COM）的均值為15.5997、標準差為0.743，表明金融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并不大。其他盈余均值為0.1809，最大值為0.85，最小值為-0.02。公允價值變動損益CFV的平均值為-0.0019，最大值為0.05，最小值為-0.05，與同樣影響利潤總額的其他盈余相比，則金額相對較小，說明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在利潤中所占的比重小于其他盈余，對利潤的貢獻也較小。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Frist的最小值為22.44，最大值為97.51，均值為65.8357，標準差為18.7761，說明金融類上市公司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差異較大，股權集中度差異明顯。公司規模SIZE最大值、最小值分別為30.57和20.35，標準差29.0599，說明金融類上市公司公司規模之間也有較大的差異。資產負債率LEV平均值為0.7073，標準差為0.25682，說明金融類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普遍較高，但差異不大。獨立董事所占比重Dir均值為0.35，說明公司獨立董事的數量平均約占到三分之一。董事會規模Board最大值、最小值分別為22和5，但標準差為3.67，說明在董事會規模上，金融類公司之間差異較大。表3顯示的是各變量間的相關關系。從表3看，對全樣本分析，不區分CFV正負以及不考慮其他相關控制變量時，公允價值變動損益（CFV）與高管薪酬為負相關關系。其他盈余REA與高管薪酬正相關關系不顯著，說明金融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受利潤影響的程度較低。資產負債率LEV與高管薪酬LN（COM）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資產負債率保持在安全的范圍內，企業有足夠的償債能力時，資產負債率越高，高管薪酬就越高。獨立董事所占的比例Dir、董事會規模Board均與LN（COM）呈顯著正相關，表明企業董事會規模越大，獨立董事比例越高，獨立性越強的金融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越高。CFV與REA之間呈負相關但并不顯著，并且CFV與其他控制變量之間的關系也不顯著。REA與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董事會規模Board顯著正相關。此外，其他控制變量之間的關系并不存在較高的相關性。表4是對樣本進行回歸分析的結果，結論如下：（1）就全樣本分析來看，公允價值變動損益CFV的估計系數為負且在統計上顯著，說明在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為負時，其對高管薪酬LN（COM）的影響較為顯著。D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公允價值損益CFV為正或為負對高管薪酬有顯著影響。（2）對CFV<0與cfv>0這兩個子樣本進行分析，可以看出：當CFV<0時，公允價值變動損失的回歸系數為-21.485且在統計上顯著，說明公允價值變動損失與高管薪酬是顯著負相關的，當公允價值變動損失越大，相應的高管薪酬就越低；而當cfv>0時，公允價值變動收益的估計系數為0.092，但在統計上不顯著?？v觀全樣本與兩個子樣本，其他盈余對高管薪酬的影響在統計上都是不顯著的。從這一角度而言，與已往剔除掉金融行業之后得出的研究結果不同，金融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不存在薪酬粘性。（3）從全樣本的回歸結果來看，控制變量對高管薪酬也有一定的影響。資產負債率與高管薪酬成顯著正相關，同時，在CFV<0的情況下，LEV與高管薪酬呈顯著正相關，即在安全范圍內，在保證企業償債能力的情況下，企業擁有越高的資產負債率，高管薪酬越高。作為公司治理變量的前十大股東的持股比例First的估計相關系數為-0.003，且在統計上具有顯著性，說明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則對高管薪酬約束效果越明顯，高管薪酬越低。用董事會規模Board作為公司治理變量，其估計回歸系數為0.063，在統計上具有顯著性，說明董事會規模越大，公司治理機制越完善，則高管薪酬越高。通過表4的回歸結果，證明假設1并不成立，而假設2是成立的。說明公允價值變動損失與高管薪酬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公允價值變動損失越高，高管薪酬越低，而公允價值收益越高則并不意味著高管薪酬越高。金融類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并不是完全依據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其他盈余制定，但高管薪酬隨著公允價值變動損失的發生而減少。表明現有金融類上市公司薪酬制定機制中，公司業績對高管薪酬有一定的約束作用。金融類上市公司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主要來自于對交易性金融資產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等金融資產的交易，出于合理薪酬制定機制的考慮，交易性金融資產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一般來源于其市場價格的變化，而并非真實產生的損益，因此，依據該項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上升而增加高管薪酬顯然是不合適的。同時，金融類上市公司受政府控制程度越高，其薪酬受會計指標的影響就越小，因此，高管薪酬不會出現隨著公允價值變動收益的增加而增加。但由于薪酬約束機制，公允價值變動損失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表明管理層經營業績的下滑會使高管薪酬數額減少。

四、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文選取金融類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數據對其高管薪酬與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之間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發現在金融類上市公司中，公允價值變動損失與高管薪酬顯著負相關，公允價值變動損失越高，高管薪酬則越低。金融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定不完全依賴于企業的經營業績，說明現有高管薪酬制定機制不完善，未能實現財政部2009年制定的《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中規定的高管薪酬激勵要與約束機制相結合，與經營業績掛鉤的目標。但其中合理之處在于公允價值變動損失越大，高管薪酬越低，說明其約束機制是相對有效的。為改善與優化金融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定機制，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就企業內部而言，完善董事會的構成以及獨立董事選聘制度，擴大獨立董事權利，加強獨立董事監管作用，增強內部控制，充分發揮薪酬委員會職能。在制定高管薪酬時，要加強對其業績的考核，提高高管業績影響在其薪酬構成中所占的比重。同時為了避免片面追求短期業績而造成的管理層短視行為，應當將對高管進行的短期激勵與長期激勵相結合，提高薪酬制定機制的合理性，改善我國金融類上市公司長期激勵較為缺乏的現狀。第二，發揮外部對金融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外部監管作用，增強金融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定的透明度。我國目前上市公司在年報中對高管薪酬披露內容較為簡單，一般是對高管薪酬絕對數的披露以及對薪酬制度的簡單描述。例如，表明高管薪酬由董事會或股東大會決定以及簡單描述管理層考核、激勵獎懲制度。證監會應在現有薪酬信息披露規定的基礎上，要求上市公司對高管薪酬從嚴從細進行披露，同時借鑒美國較為完善的薪酬披露內容體系，使信息使用者明確知悉高管薪酬的構成部分、確定依據以及相關業績條件等，增強信息有用性并有效監督高管薪酬。第三，對公允價值計量準則應進一步完善修訂。2014年財政部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39號———公允價值》（CAS39）對于公允價值的應用導向依然是抽象而非具體的，缺乏具體操作指南。為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就適用情況而言，除規定哪些準則固定內容適用于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外，更應當明確具體準則中哪些情況下適用該計量屬性；另一方面就估值技術而言，應在市場法確定公允價值中明確對有關市場的時間范圍給予指引規定，而不是籠統地使用“近期”這一時間概念，同時對適用的計量模型給予具體說明，使得估值法有據可循，提高其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