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安刑事偵查行為可訴性探討

公安刑事偵查行為（以下簡稱偵查行為）的內涵是指公安機關在刑事案件立案后，依照法律規定進行的專門調查工作和采取的強制措施。根據法律規定，公安偵查行為的種類有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勘驗、檢查，搜查，扣押物證、書證，鑒定，通緝，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等等。同時，因扣押派生出來的查封、凍結、追繳行為，因拘傳派生出來的傳喚

行為，因監視居住派生出來的暫扣證件行為等，也屬法律規定的偵查行為。此外還應包括在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經常采取的竊聽、通訊監聽、郵檢等不由刑事訴訟法規范的秘密偵查措施。偵查機關不僅擁有如此多的偵查權，且在行使這些權力時擁有相當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權。而相對來說，我國對偵查行為的監督和控制就顯得很薄弱。筆者認為只有對偵查行為進行司法監督，才能更有效的保障公安機關依法辦案、保護被偵查人的合法權益。下面筆者就偵查權的性質、將偵查行為列入人民法院司法審查范圍的必要性談談自己的一孔之見。偵查行為具有行政屬性不具有司法屬性對于偵查權的性質，我國傳統上是將其與檢察權、審判權并稱為“司法權力”，與此相對應，我國《刑法》第94條將負責偵查的人員確立為“司法工作人員”。近年來，由于一系列現實問題的出現，促使學界對這一傳統觀點的合理性提出質疑，筆者也認為將偵查權歸結為司法屬性不恰當，將其歸結為行政屬性更適宜。所謂司法，是由特定主體通過適用和宣布法律對具體的爭訟進行裁決的國家行為。一般來說司法具有以下四個特點：第一，具有被動性。眾所周知，司法活動實行的是“不告不理”原則，它是由適格主體依法啟動程序，司法機關不能主動進行。而對犯罪的偵查，是公安機關對于懷疑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犯罪事實依職權積極主動地進行的調查或采取的強制措施。第二，具有中立性。司法活動簡而言之就是司法主體居中裁判，而偵查活動中偵查人員直接與犯罪嫌疑人周旋、較量，不具有中立者的地位。第三，具有獨立性。在司法過程中，司法權的主體居于獨立的地位他們只忠實于事實，忠實于法律，不受制于系統內外任何來源的權力。偵查機關則不具有這種特性，他們在追究事實真相的過程中是組織嚴密的集體，必須遵從一體化的上命下從的模式。第四，具有終結性。是指相對于行政而言，法治國家中一切因適用法律而引起的糾紛以司法為最終解決途徑。偵查機關顯然不具有這種終結性的權力，偵查活動在整個案件處理過程中屬于前期準備階段，對于公民的法律責任并不能裁決。而偵查行為是以查明犯罪事實、查獲犯罪嫌疑人、揭露犯罪、證實犯罪為目的的行為，其從主體、目的、結構、手段上都具有行政特征。（1）從主體上說，我國實施偵查行為的公安機關（擁有刑事偵查權的不止是公安機關，本文僅就公安機關而言）屬于行政機關，這是毫無疑問的，并不因為其承擔偵查任務而染上司法的色彩。（2）偵查的目的，簡單地說就是揭露犯罪、證實犯罪，這一目的必然決定的在偵查中適宜作用行政權。偵查的本義就是警察利用國家權力詰問事實真相，查明犯罪嫌疑人，為刑罰權的正確運用打好基礎，偵查過程實際上體現了行政權的運用。（3）從結構上說，偵查行為不存在司法所要求的雙方主體，即不存民主相對抗，利益相矛盾的雙方以及從中立者的地位對糾紛事實作出處理的裁判者，卻與其他種類的行政行為的結構沒有區別：偵查的主體是警察，偵查的意圖是查清犯罪事實，偵查的客觀表現是實施了某些行為或采取了某些措施，偵查產生的法律效果是使被偵查人的權利、義務受到影響。（4）從手段上說，偵查強調效率而體現行政的風格。效率原則是貫穿于行政過程始終的，可以說，行政不講效率，也就失去了其作用。司法雖然也講效率，但更多的卻是遵循嚴格而健全的程序，包括提起訴訟、審理、判決和執行等，并對各個環節規定了具體的保障制度，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及時間的投入。如果在偵查中賦予太多的司法因素，如將聽證規定為必經程序、甚至規定可以裁判等，那必然會影響速度，還會導致國家機關職權的混亂。因此在偵查過程中為了查清犯罪事實，為整個刑事程序打好基礎，必須采取體現效率的行政模式，才能適應與紛繁復雜的刑事犯罪作斗爭的需要。縱上所述，偵查行為具有行政性，不具有司法屬性，也就是說其具備了人民法院對其進行司法審查的前提條件。對公安偵查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的必要性對偵查行為的監督在我國主要表現為檢察機關的監督、來自公安系統內部的監督以及律師參與偵查活動進行監督這三種方式。因基于“偵查要屬于刑事司法權力”這樣一種傳統觀點，國家立法把刑事偵查活動排除于行政訴訟范圍之外。檢察機關是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其對偵查活動的監督一般采取事后審查的方式：審查公安機關該立案的有無立案、審查公安機關提請批捕和起訴的證據是否充分、審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有無違法情況及審查已經偵查終結的案件等等。對于偵查機關采取的強制措施，除了逮捕以外的大量涉及到公民人身、財產或者隱私的專門調查工作或強制性偵查措施的實施

第二篇：公安刑事偵查行為可訴性探討

公安刑事偵查行為（以下簡稱偵查行為）的內涵是指公安機關在刑事案件立案后，依照法律規定進行的專門調查工作和采取的強制措施。根據法律規定，公安偵查行為的種類有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勘驗、檢查，搜查，扣押物證、書證，鑒定，通緝，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等等。同時，因扣押派生出來的查封、凍結、追繳行為，因拘傳派生出來的傳喚行為，因監視居住派生出來的暫扣證件行為等，也屬法律規定的偵查行為。此外還應包括在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經常采取的竊聽、通訊監聽、郵檢等不由刑事訴訟法規范的秘密偵查措施。偵查機關不僅擁有如此多的偵查權，且在行使這些權力時擁有相當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權。而相對來說，我國對偵查行為的監督和控制就顯得很薄弱。筆者認為只有對偵查行為進行司法監督，才能更有效的保障公安機關依法辦案、保護被偵查人的合法權益。下面筆者就偵查權的性質、將偵查行為列入人民法院司法審查范圍的必要性談談自己的一孔之見。偵查行為具有行政屬性 不具有司法屬性對于偵查權的性質，我國傳統上是將其與檢察權、審判權并稱為“司法權力”，與此相對應，我國《刑法》第94條將負責偵查的人員確立為“司法工作人員”。近年來，由于一系列現實問題的出現，促使學界對這一傳統觀點的合理性提出質疑，筆者也認為將偵查權歸結為司法屬性不恰當，將其歸結為行政屬性更適宜。所謂司法，是由特定主體通過適用和宣布法律對具體的爭訟進行裁決的國家行為。一般來說司法具有以下四個特點：第一，具有被動性。眾所周知，司法活動實行的是“不告不理”原則，它是由適格主體依法啟動程序，司法機關不能主動進行。而對犯罪的偵查，是公安機關對于懷疑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犯罪事實依職權積極主動地進行的調查或采取的強制措施。第二，具有中立性。司法活動簡而言之就是司法主體居中裁判，而偵查活動中偵查人員直接與犯罪嫌疑人周旋、較量，不具有中立者的地位。第三，具有獨立性。在司法過程中，司法權的主體居于獨立的地位他們只忠實于事實，忠實于法律，不受制于系統內外任何來源的權力。偵查機關則不具有這種特性，他們在追究事實真相的過程中是組織嚴密的集體，必須遵從一體化的上命下從的模式。第四，具有終結性。是指相對于行政而言，法治國家中一切因適用法律而引起的糾紛以司法為最終解決途徑。偵查機關顯然不具有這種終結性的權力，偵查活動在整個案件處理過程中屬于前期準備階段，對于公民的法律責任并不能裁決。而偵查行為是以查明犯罪事實、查獲犯罪嫌疑人、揭露犯罪、證實犯罪為目的的行為，其從主體、目的、結構、手段上都具有行政特征。（1）從主體上說，我國實施偵查行為的公安機關（擁有刑事偵查權的不止是公安機關，本文僅就公安機關而言）屬于行政機關，這是毫無疑問的，并不因為其承擔偵查任務而染上司法的色彩。（2）偵查的目的，簡單地說就是揭露犯罪、證實犯罪，這一目的必然決定的在偵查中適宜作用行政權。偵查的本義就是警察利用國家權力詰問事實真相，查明犯罪嫌疑人，為刑罰權的正確運用打好基礎，偵查過程實際上體現了行政權的運用。（3）從結構上說，偵查行為不存在司法所要求的雙方主體，即不存民主相對抗，利益相矛盾的雙方以及從中立者的地位對糾紛事實作出處理的裁判者，卻與其他種類的行政行為的結構沒有區別：偵查的主體是警察，偵查的意圖是查清犯罪事實，偵查的客觀表現是實施了某些行為或采取了某些措施，偵查產生的法律效果是使被偵查人的權利、義務受到影響。（4）從手段上說，偵查強調效率而體現行政的風格。效率原則是貫穿于行政過程始終的，可以說，行政不講效率，也就失去了其作用。司法雖然也講效率，但更多的卻是遵循嚴格而健全的程序，包括提起訴訟、審理、判決和執行等，并對各個環節規定了具體的保障制度，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及時間的投入。如果在偵查中賦予太多的司法因素，如將聽證規定為必經程序、甚至規定可以裁判等，那必然會影響速度，還會導致國家機關職權的混亂。因此在偵查過程中為了查清犯罪事實，為整個刑事程序打好基礎，必須采取體現效率的行政模式，才能適應與紛繁復雜的刑事犯罪作斗爭的需要。縱上所述，偵查行為具有行政性，不具有司法屬性，也就是說其具備了人民法院對其進行司法審查的前提條件。對公安偵查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的必要性對偵查行為的監督在我國主要表現為檢察機關的監督、來自公安系統內部的監督以及律師參與偵查活動進行監督這三種方式。因基于“偵查要屬于刑事司法權力”這樣一種傳統觀點，國家立法把刑事偵查活動排除于行政訴訟范圍之外。檢察機關是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其對偵查活動的監督一般采取事后審查的方式：審查公安機關該立案的有無立案、審查公安機關提請批捕和起訴的證據是否充分、審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有無違法情況及審查已經偵查終結的案件等等。對于偵查機關采取的強制措施，除了逮捕以外的大量涉及到公民人身、財產或者隱私的專門調查工作或強制性偵查措施的實施，都不需要經過檢察機關的批準，偵查機關具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權。立法對偵查行為規定的公安內部存在的制約機制，就是偵查人員在實施強制措施之前，必須取得偵查機構負責人的授權或者批準，并由后者簽發有關的許可令狀，同時，偵查機構采取的其他強制性措施，如搜查人身、住所，扣押文件、物品或郵件，進行電話或其他方式的監聽，查詢和凍結，以及對公民進行通緝等，也須由偵查機構負責人經審查后予以授權并發布令狀。律師參與偵查活動，通過對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從一定意義上說對偵查權的行使起到了監督作用。在這里筆者不想強調，檢察院的監督范圍太窄，且對偵查活動中的違法行為因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而監督不力，也不想強調公安機關的內部制約效果不甚令人滿意，而是想說，這種所謂的“法律監督”和“內部制約”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因為作為偵查機構，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往往是作為一個整體開展偵查活動的。檢察機關盡管名義上屬于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卻事實上擔負著審查起訴和提起公訴的職責，在訴訟目標和訴訟角色方面與偵查機構總體是一致的。偵查機構負責人無論是公安局長還是檢察院檢察長，都屬于偵查活動的領導者和指揮者，與案件偵查活動及其結果存在直接利害關系，因此檢察機關的監督不足以發揮根本上的作用。司法實踐中屢禁不止的刑訊逼供、非法羈押、超期羈押、非法搜查、任意扣押和竊聽等現象，很多都是在偵查機構負責人授權同意下出現的，也很多都是在檢察機關“法律監督”下發生的。這顯然表明，只靠檢察機關進行的法律監督或者偵查機構的內部制約，偵查活動將很難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而對律師來說，他們對偵查活動的參與范圍極為有限，只是在偵查階段對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定的法律幫助而已，其參與偵查活動的范圍受到法律、司法解釋以及各種不成文慣例的嚴格限制，故律師對偵查機構權力的制約更是極其微弱。因此筆者認為由不負有偵查職責的具有超然、中立地位的司法機構對偵查行為進行司法監督，才會起到積極有效的作用。也就是說有必要將偵查行為列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圍，規定對于偵查過程中國家行政權力對個人造成的一切損害，公民均可以尋求司法救濟，真正實現司法權的最后屏障功能。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長遠實踐來看，如不賦予偵查行為可訴性，很可能失掉司法權對行政權的普遍約束，使整個社會面對失控的警察權力而束手無策。也許有人認為，即使偵查行為具有行政屬性，也沒必要通過提起行政訴訟的方式對其進行監督。因為如果偵查行為侵害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受害人可以要求國家賠償。但是我國國家賠償法規定了行政先行的原則，賠償程序復雜、冗長，加之對賠償義務機關的信任不夠，很少有人選擇這樣的救濟渠道。況且，從一定意義上說，沒有訴訟就沒有“權利”，一切行政“權力”都應接受司法監督。因此，只有將偵查活動列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圍，才能使受害人權益真正得到及時、有效的救濟。如此，公安機關不會以其違法行為系“刑事偵查行為”為由而逃避法院對其進行司法審查，司法實踐中也不會因公安機關的違法行為是“刑事偵查行為還是具體行政行為”而爭論不休。當然也許又有人認為這樣會存在法院干涉公安機關偵查活動之嫌，影響公安機關對刑事犯罪的打擊力度。這個擔心也是多余的。法院受理偵查行為相對人的起訴后，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訴訟期間具體行政行為不停止執行的原則，偵查行為可不要求停止。法院通過答辯、舉證、質證、法庭辯論等程序的審理后，確認偵查行為程序合法，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的，即判決維持該具體行政行為；如確認偵查行為程序違法、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法規錯誤、濫用職權或超越職權等，法院要么依法判決撤銷該行為、要么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如行為對原告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還可判決公安機關作出相應賠償。這樣既保護了被偵查人的合法權益，又保障公安機關依法進行偵查活動，維護了警察權威。縱觀西方各國，均建立了“司法授權”機制。即負責偵查的警察盡管有權實施具體的偵查行為，但對那些涉及限制或者剝奪公民個人自由、財產、隱私等權益的強制性偵查措施，不具有最終的決定權，要向法官提出申請，須取得法官的審查和授權，由法官依法發布許可令狀方采取。同時還規定被偵查人對羈押這種最嚴厲強制措施的合法性，可隨時提請法院進行事后的司法救濟。可見西方國家基本上都拋棄了那種將偵查行為視為國家對公民個人進行單方面追訴的觀念，大體上都能夠按照“訴訟”的形態構建偵查程序，將國家追究公民刑事責任的活動納入“訴訟”的運行軌道。因此我國將偵查行為列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圍勢在必行，此種監督方式，在我國對偵查行為監督初期采取，符合我國的國情。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公民法律意識的進一步增強，法官素質的進一步提高，我國借鑒西方國家的做法，同時建立“司法授權”機制也未償不可，這對偵查行為相對人權益的保護更合理、更全面。

第三篇：公安偵查行為行政可訴性研究

公安偵查行為行政可訴性研究

[ 馬懷德 ]——(2000-9-1)/ 已閱19548次

公安偵查行為行政可訴性研究

近年來，由于公安機關實施偵查行為，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損害引發的爭議呈逐年上升趨勢。如何受理對公安機關違法行使職權行為提起的訴訟，是人民法院在實踐中遇到的最困難的問題之一，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本文將就此問題進行探討。

一、公安偵查行為的涵義和分類

公安偵查行為是指公安機關根據刑事訴訟法或行政法律法規的規定，在辦理案件的過程中，進行的專門調查工作和采取有關的強制性措施。在我國刑事法學界和實際工作部門，有人主張“公安偵查行為”包含“對刑事案件的偵查”和“對行政案件的偵察”兩種情況，前者依據的是刑事訴訟法，屬于司法行為；而后者依據的則是行政法規，是一種行政行為[1]。本文采納這種觀點。

我國公安機關是政府的職能部門，具有雙重職能，不僅具有行政職能，還具有司法職能，即依法承擔絕大多數刑事案件的偵查工作。所以公安機關在調處刑事案件中所采取的扣押、查封、凍結、沒收財產、限制人身自由等強制措施，均不具有行政訴訟的可訴性。因刑事偵查行為或程序違法而使有關人員的人身權、財產權受侵害，應按《國家賠償法》的有關規定，通過司法賠償途徑解決，而不應納入行政訴訟范圍。同時，刑事強制措施是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且由刑事案件引發出來的一種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目的是保證刑事偵查、審判工作順利進行，與行政法上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不屬于同性質的行為。將刑事偵查行為排除在行政訴訟之外，可以避免行政訴訟對刑事偵查行為的干擾，也符合監督、維護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的行政訴訟宗旨。行政訴訟法沒有規定對刑事強制措施諸如監視居住、取保候審可以提起行政訴訟，說明這類措施不屬于行政訴訟調整范圍。

公安偵察行為是一種行政行為，在偵察中采取的強制措施是具體行政行為。公安行政行為是指公安機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行政法律、法規或規章，針對特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權利、義務所作的特定的單方行為。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第5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由此可見，公安偵察行為的行政可訴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對公安偵查行為性質區分標準的反思

從學理上區分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并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對這件事情的處理仍然存在的一些問題，主要是界定二者的標準，似乎進入了兩個誤區。一

個是所謂的“結果標準”：即看公安機關在采取各種措施之后，最后的結果是否又有新的司法行為出現。如果有新的司法行為出現，就是刑事偵查行為，反之就是行政行為。以此來判斷其全部行為的性質是屬于行政行為還是司法行為。另一個是所謂的“形式標準”：即看公安機關行為在形式上是否具備刑事偵查行為完備手續，如果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就是司法行為，反之才是行政行為。我們不妨稱他們為“結果說”和“形式說”。

司法實踐已經反復證明，僅靠這兩項標準，是不能完成正確區分公安機關司法行為和行政行為的使命的。這是由這兩種行為外表極其相似，而實質迥異的特點決定的。兩種行為的主體都是公安機關，行為的對象都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行為的內容在開始階段，又往往都表現為強制措施，強制措施外在的極端相似性，使得這種區分愈加困難。上述的“結果標準”和“形式標準”，其實質都是內容標準，顯然也不能得出有效的結論，更談不上從根本上解決實際問題了。按照“結果說”，公安機關在采取了強制措施后，如果由于種種原因不能進入下一步程序，或者故意拖延不作結論的話，那么就永遠無法判斷行為性質，被采取強制措施的對象就無法提起訴訟，自己的權利也無法得到有效救濟。

這種局面反過來又助長了公安機關故意拖延案件辦理速度的風氣，導致案件久拖不決，基實質是逃避法律的制裁。按照“形式說”，公安機關就會，“先辦案，后補手續”，或者干脆給多數案件都披上司法行為的外衣。這種現象在公安機關干預經濟案件時表現得尤為明顯。

從邏輯的角度分析，如果兩種行為的主體、行為對象和以內容都相同，那么，以其中任何一項作為標準，都不可能正確地區分這兩種行為。這是否意味著找不到合適的標準對兩種行為進行區分呢？不是的。只要他們的性質不同，他們之間就一定存在某種差別，只是這種標準不是那么容易確定。換句話說，這種標準不太直觀，是一種由多種因素整合在一起的復合性標準，而不是單一標準，非專業人員、非通過特殊程序很難有效運用該標準，對兩種行為進行區分，所以，讓當事人自己辨別公安機關行為的性質，是十分困難的，也是不切實際的，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訴權。

那么，究竟應采取何種標準區分公安機關的司法職能和行政職能呢？我們必須另辟蹊徑。即：通過形式審查，只要當事人提起的訴訟符合行政訴訟的形式要件，人民法院行政庭應該全部受理當事人對公安機關偵查行為提起的行政訴訟。

三、從保護當事人訴權角度出發，人民法院應加強對公安偵查行為的司法審查監督

訴權是指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人民法院以國家審判權保護其合法權益的權利。基實質是起訴權[2]。對當事人訴權的保護，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主體的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訴訟，只要符合法定條件，必須依法受理，保證他們的起訴權得以充分有效地行使。所以，對訴權的保護與人民法院對比起訴的審查和立案的受理行為有直接關系。

一方面，訴權是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一項重要權利。對訴權的保護是法律規定的人民法院的職責。我國憲法第4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權利。”我國行政訴訟法也作了相應的規定。因此，對起訴權的保護，人民法院負有最直接的、不可替代的職責和義務。最大限度地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訴權的行使提供充分的保護，是人民法院的神圣職責。另一方面，起訴權是全部訴權中至關重要的一項，是行使其他訴權的前提和基礎。保護起訴權是通過司法程序保護公民其他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的前提。

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起訴條件有四項：1.原告是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給；2.有明確的被告；3.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根據；4.屬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和受訴法院管轄。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項條件中的“認為”二字，它只是原告個人的一種“自以為是”的主觀判斷。如果公民合法權益受到行政機關侵害時，顯然應該允許其通過法律的手段進行保護。具體到公安偵查行為，公民可能分辨不清它究竟是行政行為還是司法行為，以及是否具有行政可訴性。這時，作為公民權利保護神的人民法院，是不應該保持沉默、不予受理的。至于被告是否合格、是否是行政案件，需待法院審理后才能確定。

實際上，在法院對公安機關的職權進行審查之前，根本無法確認被起訴行為是否屬于司法行為。只有法院經過認真審查核實，才能夠區分被訴行為是行政行為還是司法行為。因此，剝奪相對人對公安機關職權行為的訴權，拒絕受理對公安機關司法行為提起的訴訟是不可取的。“對限制公民人身、財產權利的公安機關所有職權行為，相對人都有權提起訴訟。經審查如被告提供的證據足以證明該行為屬于依照刑事訴訟法采取的司法行為，那么法院可以采取駁回原告起訴的方式結案[3]。”

有人認為，刑事強制措施是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且由刑事案件引發出來的一種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不同于行政法上的強制措施，當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沒有法律依據，因而主張不予受理。同時，法院受理對所有公安機關職權行為引起的爭議還會不適當地干擾刑事偵查工作、影響刑事訴訟程序。其實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在一些西方國家，刑事案件的偵查通常有很高的透明度，但往往正是迫于輿論的壓力，偵查機關提高了辦事效率和案件偵破的客觀性和準確性。法院受理此類案件并不意味著必須公開審理此類案件，更不意味隨意中止或撤銷合法必要的刑事強制措施。法院受案的意義只在于區分被訴行為的性質，保證把每一項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權益的公安具體行政行為納入行政訴訟范圍。因此，如果被訴行為確系刑事司法行為，法院通過行政訴訟程序不僅不會妨礙公安機關行使職權，而且還能夠維護公安機關的刑事司法職權，打消犯罪嫌疑人規避法律的企圖。如果是公安機關借刑事強制措施之名對公民、法人人身或財產權利加以剝奪限制，而實際上屬于越權或濫用職權的行政行為時，法院可依照行政訴訟法作出判決。因此，在公民對公安機關的偵查行為有異議時，人民法院應從保護當事人訴權的角度出發，切實加強對國家行政執行法機關行為的監督和制約，維護公民合法權益。筆者認為，就本文涉及到的問題，應采取如下步驟，進行審查確定。

（一）審查偵查行為的法律依據，確定其是否具有行政可訴性

法院受理此類案件后，要想正確區分公安機關的某一行為究竟屬于司法職能還是行政職能，應當從其所依據的實體法和程序法兩方面同時予以審查。如果法院僅程序上區分公安機關的兩類行為，那么就難以發現公安機關（在程序上）借刑事強制措施之名而實際上（在實體上）越權或濫用職權的行政行為。在這種情況下，（行政）治安管理是目的，刑事偵查則被作為為行政目的服務的“有效”手段，亦即本應作為刑事訴訟獨立階段的刑事偵查被“異化”，公安機關完全可以利用合法的程序規避實體問題。因此，單一的程序審查是無法準確區分公安機關司法職能和行政職能的。同樣，單一的實體審查也不可行。對法院而言，實體審查會較大地增加其工作量，而且要求法院行政庭同時還要熟悉刑事、經濟、民事等審判工作。因為公安機關往往是假借偵查犯罪之名越權插手經濟、民事糾紛的，那么法院就要在是審理行政案件時一方面查明公民不構成犯罪，另一方面又要認定公安機關越權行使司法裁判的事實。所

以，脫離程序性審查的單一的實體審查也是不可行的。

一方面，法院應當審查被告公安機關的被訴行為是依照什么程序實施的。如果想要證明自己的行為屬于司法職能，公安機關應當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其行為是依照刑事訴訟法及有關刑事案件偵查的法律進行的。如：向法院說明立案的理由，立案履行的程序，適當的管轄權依法采取的刑事偵查手段、措施等，即公安機關偵查刑事案件，必須要履行的合法程序。公安機關如果能夠向法院提供合法履行以上程序的證明，并說明該程序與行政行為的程序有何區別等，就可以初步認定公安機關行使的是司法職能而非行政職能。

在實踐中，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處理程序和制裁方法明顯不同。公安行政行為的實施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和有關具體行政法律法規規定的程序進行處理，如制定書面處罰決定書、舉行聽證程序等，對行政管理相對人采取的制裁方法僅限于訓誡、責令其悔過、罰款、查封、扣押、凍結、劃拔直至限制人身自由（行政拘留、收容審查、勞動教養）。刑事偵查行為必須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形式和程序要件，依刑法對刑事犯罪嫌疑人、現行犯以及與犯罪有關的其他人等作出，這里的形式要件對公安機關在偵查活動中作出的非刑事偵查中所特有的行為尤為重要，特別是在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財產方面，有時是界定行政行為與偵查行為的重要環節。行政行為作出上述強制措施時，是以行政主體原已作出某種行政處理決定、行政處罰決定和相對方沒有履行此種決定為前提。刑事偵查行為采取上述強制措施時，只要認為被調查人或被查封、扣押財產、物品涉及偵查案件，即可作出。但最先出示給當事人的是刑事案件的有關手續，如拘留證、贓款贓物扣押清單等，其最后結果是將犯罪嫌疑人不起訴、提起公訴送審判機關定罪量刑，追究刑事責任或無罪釋放。刑事沒收要上交國庫或返還被害人；確定無罪的，將財物返不原主。否則依《國家賠償法》的規定，當事人有要求賠償權。

另一方面，法院還應當審查被告公安機關所依據的實體法律。公安行政行為的依據是國家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規，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戶口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交通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教養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過防出入境管理條例》等等。而刑事偵察行為實施的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及國家有關刑事方面的法規和司法解釋。公安行政行為目的是為了迫使負有法定義務的個人、組織履行義務，或者出于維護社會秩序或保護公民人身健康、安全需要。重在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護人民的合法權益，減少和消除各種不安全因素，預防和及時發現犯罪。刑事偵查行為所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以及以此為前提強制扣留的財、物、是為了迅速及時、準確地查明案件事實真相，證明犯罪嫌疑人罪輕罪重、有罪、無罪，應否追究刑事責任，為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作好準備，是審判機關準確有效地適用法律的重要環節。準確界定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對于保證行政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和準確、及時的行使刑事偵查權，打擊犯罪，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審查偵查行為的事實依據，確定其是否具有行政可訴性

這里提到的事實包括公安機關行為本身的事實（即采取的行為是屬于行政行為還是刑事行為）和實施這種行為的事依據。

就行為本身的事實而言，行政法律關系與刑事法律關系的構成要素不同。在主體上，行使公安行政權與刑事偵查權的雖同為公安機關，但在行使行政職能時，主要是運用行政手段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公民的合法利益，預防和處理治安災害事故，保障社會生活的正常進行，充當行政管理人的角色，是行政法律關系的當事人，是行政法主體。而在行使刑事偵查權時，是運用國家賦予的刑事偵查權，對各種刑事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活動進行調查，揭露犯罪，證

實犯罪，查獲罪犯，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以保障國家和人民的安全。在客體上，公安行政法律關系的客體主要包括兩種，即物和行為。物，指一定的物質財富，如財產、物品等，是由于公安機關行政行為引起的行政管理相對人財產、物品的扣押、沒收等后果。行為，指法律關系主體有意識的活動，如交通肇事，打架斗毆，等等，包括作為和不作為。而刑事法律關系客體所指的是受到刑法保護的各種社會關系，如社會經濟秩序、金融秩序等。在內容上，公安行政法律關系的內容就是公安機關作為行政法主體的權利（職權）和義務（職責），包括治安秩序管理，戶口管理，消防管理，交通管理，特種行業管理，危險物品管理，以及邊防、出入境管理等等。公安機關的刑事偵查權僅限于在辦理刑事案件中的偵查、拘留、預審和執行逮捕四項工作，行使這些職權就是行使偵查權。

公安機關如果認定某一案件屬刑事案件，首先要依據一定事實進行立案，然后可能對犯罪人采取一定強制措施。法院對該事實的審查又應包括兩方面，其一是立案的事實條件，其二是據以采取強制措施事實條件。

第一，關于立案條件。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立案是司法機關進行偵查、起訴和審判活動的法律依據。但是，立案必須建立在一定的事實基礎上，其立案條件有二：一是犯罪事實的存在。即有一定事實、材料證明發生了刑法所禁止的某種危害社會的行為，且該行為已構成犯罪。如果某行為雖然有違法性且對社會造成危害，但是沒有達到構成犯罪的程序，就只能視為一般違法行為。不能納入刑事訴訟程序。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就是說行為人的行為不僅構成犯罪，而且必須依法給予刑罰制裁。由于立案以追究刑事責任為直接目的，法律規定不追究刑事責任的，不應立案追究。即使已經立案，也應撤銷案件。

第二，關于采取強制措施的條件。根據我國賠償法第3條、第4條、第15條、第16條的有關規定：對沒有犯罪事實或沒有事實證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錯誤拘留、逮捕或采取其它強制措施，給公民人身權、財產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這里的核心問題是，公安機關據以確定犯罪嫌疑人并對其采取強制措施的事實依據，如何加以認定。這就需要法院的審查。公安機關應當提供證據材料證明原告已涉嫌犯罪，這些證據材料必須有證明力，初步證實某人與犯罪實存在客觀的而不是臆造的聯系，才能確定其犯罪嫌疑人。然后提供相應的實體法律說明涉嫌犯罪的性質、特點及其對涉嫌犯罪人應采取強制的必要性。法院的任務，就是根據公安機關提供的證據材料--有關的實體法律條文，判斷是否能據此推定某公民已涉嫌犯罪，或對其進一步采取強制措施。如果法院在審查中發現該公民行為只涉及民事糾紛或經濟糾紛，不具備犯罪嫌疑時，可以認定被告公安機關的被訴行為屬越權行政行為，而非司法行為。刑事訴訟法中也規定，采取強制措施要考慮4項因素，其中之一是考慮偵查機關對案件事實的了解情況和對證據的掌握情況，必須是在掌握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定證據后，經審查符合適用某一強制措施的條件時，才予確定。[4]

四、結論和建議

通過以上討論，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法院有權全部受理原告對公安機關包括違法司法行為在內的所有行使職權行為提起的訴訟，這是防止公安機關借刑事強制措施之名規避法律、越權、濫用職權的必要途徑。

第二，區分公安機關的司法和行政職能，應從程序和實體兩方面同時入手，要求公安機關提供證據證明其行為在程序、實體上均符合刑事偵查行為的特點，而非行政行為。經審查，法

院認為公安機關行為確系司法行為時，應駁回原告起訴；如公安機關行為屬于刑事偵查措施之名而為的越權行政行為時，法院有權撤銷違法決定，責令公安機關解除對原告人身、財產權利的限制。

針對我國公安機關兼具行政和司法雙重職能的特點，應該盡快從改革入手，對現行公安體制進行改革，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動態社會管理的需要。為此，提出如下建議。第一，搞好立法和協調，切實加強對公安機關各類執法行為的司法審查監督，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害。第二，借鑒一些大陸法系國家的做法，理順公安機關行政職能與司法職能的關系。將這兩項職能進行分離

。就是將刑事司法警察從公安機關中剝離出來，與治安警察進行分立。根據其職能特點，與刑事檢察職能結合，按照檢警一體化的原則，受檢察機關節制。“檢警一體指為有利于檢察官行使控訴職能，檢察官有權指揮刑事警察進行對案件的偵查，刑事警察機關在理論上只被看作是檢察機關的輔助機關，無權對案件作出實體性處理。這種檢警一體化的偵查體制賦予檢察官主導偵查的權力，為其履行控訴職能打下了良好基礎[5]。”在這種體制下，刑事司法警察的偵查活動不再受公安機關治安管理職能的主導，懲治犯罪不再是治安管理職能的主要手段。這樣不但從客觀上減少了公安行政職能對司法職能的干預和牽制，而且加強了檢察機關對刑事偵查活動的監督和領導。同時，公安機關也不能再以刑事偵查為借口對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和經濟案件進行干預，從而把公安機關因職能交叉或權力濫用造成的侵犯公民人身權、財產權的現象降低到最小限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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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松年.行政訴訟法[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192

[3]陳桂明,馬懷德.案例訴訟法教程(上卷）[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276

[4]卞建林.刑事訴訟法學[M].法律出版社,1997.162-163

[5]陳興良.檢警一體:訴訟結構的重塑與司法體制的改革[J].中國律師,1998,(11):56

第四篇：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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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

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 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

公安行政行為刑事偵查行為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法律行為。兩者既有緊密聯系，又有顯著區別。公安行政行為，是指公安機關在公安行政管理活動中，依照公安行政管理法規所賦予的職權所實施的一切能產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為，也就是公安行政法律行為。刑事偵查行為，是指具有法定刑事偵查權的國家偵查行為，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為查明犯罪事實，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依照《刑事》和《刑事訴訟法》等刑事法規的規定所實施的一切偵緝調查行為，也就是刑事法律行為。這兩種行為本應是涇渭分明，清楚明白的，但是，近幾年來，在公安行政訴訟中，公安機關和人民法院之間就某一被訴行為是公安行政行為還是刑事偵查行為的爭論時有發生。其中突出的是公安機關認為人民法院將公安機關的刑事偵查行為作為公安具體行政行為立為行政案件進行審理，人民法院也有其立案審查的根據和理由。因此，對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進行理論上的探討，已是公安執法和法院行政司法實踐的迫切需要。筆者就這一命題抒一己之見，拋磚而引玉。

一、區別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公安機關在同一案件或同一事件中，同時使用公安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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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和刑事偵查兩種手段，使某一公安執法行為是公安行政行為還是刑事偵查行為，產生了分辯的難度，使區分成為必要。

眾所周知，公安機關是國家武裝性質的公安行政力量，擔負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保護公共財產，預防、制止懲治違法犯罪活動的重任，具有公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偵查的雙重職能。在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的過程中，公安機關貫徹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針，采用公安行政管理與刑事打擊雙管齊下的方法，收到了良好效果。在同一案件和同一事件中，公安機關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和執法需要，充分運用法律武器，同時實施公安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對違法犯罪人員采取分性質、分責任、分層次依法處理，或者在案情變化后根據后來的情況變更處理，既堅持嚴格執法，又做到實事求是。上述情況主要出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同一違反公安行政管理案件上有多名共同犯案人的，如集體哄搶財物、聚眾賭博、聚眾斗毆、聚眾尋釁滋事、聚眾擾亂工作秩序等違反公安行政管理案件，對其中多數人員給予治安處罰和勞動教養等行政處理，對為首者和積極參與者如構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采取刑事偵查措施。

2、對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在獲取充分證據，查明犯罪事實的基礎上，根據各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責任大小、情節為依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繼續完成刑事偵查工作，對犯罪情節輕微和不構成犯罪、依法勞動教養或給予公安行政處罰。

3、在群體性事件的處置中，為防止事態擴大和繼續危害社會，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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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公安機關偵查的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民檢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免予刑事處罰決定，其行為應當給予勞動教養的，公安機關可以決定勞動教養。

5、對吸毒成癮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機關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禁毒的決定》和國務院《強制戒毒辦法》的規定，先采取行政性的強制戒毒措施，待其毒隱戒除后，再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6、對某一犯罪嫌疑人，尚不具備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條件，從偵查工作的全局需要出發，確又必須對其人身進行控制，而該犯罪嫌疑人又犯有應當行政拘留或勞動教養的其他違法行為，公安機關采取讓其“先進籠子”的策略，先決定對其行政拘留或勞動教養，以保證刑事偵查工作的順利進行。

7、某一違法行為或犯罪行為，開始由于事實尚未查明，公安機關根據開始對案件事實的不確定了解，立為公安行政案件或刑事案件，并采取了相應的行政或刑事處理手段，隨著調查工作的深入，案件的事實趨于明朗，發現原來的行政處理或刑事處理是錯誤的，因而變原來的行政處理為刑事處理，或者變原來的刑事處理為行政處理。

除了上述幾種情形外，也有的公安機關執法不嚴，違法地將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混用，損害了執法的嚴肅性。主要表現在：

1、在某些刑事案件中，有的公安機關為解決刑事拘留期限短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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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同案犯在逃，證據不足，短期內無法抓獲同案犯，補充所需證據，查明犯罪事實，羈押期限屆滿的犯罪嫌疑人，借用勞動教養對人身限制的條件，先批送勞動教養，待抓獲同案犯，補充所需證據，查明犯罪事實后，撤銷對其勞動教養，再追究其刑事責任。

3、對“賭、毒、黃”案件，其標準已構成刑事案件，應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但有的公安機關受利益驅動和案外因素的影響，降格處理，給予公安行政處理。

4、混用法律文書在扣押物品、訊（詢）問違法犯罪人員和證人、傳喚違反治安管理人和犯罪嫌疑人等行政、刑事執法行為中時有發生。

（二）為解決公安行政訴訟中公安機關與人民法院之間被訴訟行為是公安行政行為還是刑事偵查行為的爭議，需要有一個合法的、科學的、便于掌握的區別的準則。

對于那些純粹的、不在同一案件或同一事件中同時使用的、與案件性質完全一致的公安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公安機關和人民法院之間是沒有爭議的。關鍵是上列各種情形的公安執法行為被訴公，由于公安機關在執法形式上確實同時實施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執法行為，雙方往往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各執己見，難以統一。究其原因，在于客觀上確有區別難度，主觀上的認識差異，也有部門保護主義作崇。有時人民法院的判定是正確的，將被訴行為定為行政案件進行審理，但作出被訴行為的公安機關為規避行政訴訟和可能承擔的法律責任，牽強地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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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許多理由和根據，硬說該公安具體行政行為是刑事偵查行為，影響了行政審判活動的正常進行。有的甚至動搖了人民法院原先對該被訴行為性質正確判定的認識，致使人民法院將該案作為“難案”擱置，或者錯誤地裁定駁回原告起訴，撤銷案件，剝奪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客觀上在社會上產生“官官相護”的負面效應，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失去“民告官”的信心，對社會主義法制造成損害。有時人民法院錯誤地將公安機關的刑事偵查行為作為公安具體行政行為立案審理，在公安機關提出充足的根據和理由證明該被訴行為是刑事偵查行為的情況下，有的人民法院依然堅持己見，不予采納。其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認為《行政訴訟法》第二章第十一條關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圍規定中的第八項規定“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行為，包括了公安機關的一切執法行為，據此將把刑事偵查行為作為公安具體行政行為立案審查的法律依據。這種對法律規定作擴大理解的作法顯然是不合法的。二是有的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員提出“法院決定論”，認為被訴行為是公安具體行政行為還是刑事偵查行為，完全由法院說了算，即法院說是公安具體行政行為就是公安具體行政行為，法院說是刑事偵查行為就是刑事偵查行為。意即是說，即使人民法院將被訴行為的性質搞錯了，也應以法院的決定為準不能改變。否則，人民法院的權威就會受到影響，這種離開事實與法律，以權定性的辦法應絕對不可取的。在上述兩種認識的指導下，有的人民法院堅持將公安機關的刑事偵查行為作為公安具體行政行為立案審理，有的判決公安機關敗訴，造成的有犯罪嫌疑人被釋放，被扣押的贓款贓物被返還，有的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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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別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重點意義

1、有利于促進公安機關嚴格執法，規范執法行為，提高執法水平。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特別是劃清違反公安行政管理法規的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的界限，是保證公安機關正確執法的先決條件。在劃清違反行政管理法規的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的前提下，對違反公安行政管理法規的違法行為實施公安行政行為，對犯罪行為實施刑事偵查行為，就會防止對違反公安行政管理法規的違法行為實施刑事偵查行為，對犯罪行為實施公安行政行為的錯誤執法行為的發生。

2、有利于公安機關通過行政訴訟活動，維護其依法行使公安行政管理職權和刑事偵查職權。有效地防止人民法院將刑事偵查行為作為公安行政行為立為行政案件進行審理的情況發生，給刑事偵查工作創造寬松有利的條件，加強同刑事犯罪行為的斗爭。

3、有利于人民法院依法審理公安行政案件提高人民法院的審判權威，增強公安機關接受司法監督的自覺性。可以使人民法院嚴格把好受案范圍關，避免出現將刑事偵查行為作為公安具體行政行為或將公安具體行政行為作為刑事偵查行為立案審理的問題。

4、有利于教育引導當事人依法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應當通過行政訴訟解決當事人與公安機關之間的行政爭議的，通過行政訴訟來解決。對公安機關追究其刑事責任不服申訴的，通過刑事申訴程序解決。減少當事人因選擇行政訴訟或刑事申訴程序錯誤，加之人民法院的錯誤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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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

（一）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聯系

1、行為主體的同一性。這是公安機關集公安行政管理與刑事偵查雙重職能于一身的特殊性所決定的。公安機關既是行政執法機關，又是刑事執法機關，既可依法作出公安行政行為，又可依法作出刑事偵查行為。公安機關依法作出兩種不同性質的執法行為，并不因為是同一主體而混淆行為的不同性質，恰好相反會更加使公安機關嚴格依法辦事，依照法律與事實，準確作出不同的執法行為。

2、行為目的的一致性。公安機關無論實施的是公安具體行政行為，還是刑事偵查行為，都是為實現一個目的，充分發揮自己的職能作用，完成公安機關法定的基本任務，即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保護公有財產，預防和制止違法犯罪活動。

3、行為法律原則的相同性。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作用，都要遵循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則，絕不允許違背這些基本的法律原則，如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責罰相一致的原則，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的原則，教育與懲戒相結合的原則，等等。這些原則對公安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的作用起規范、指導作用。

4、行為特征的職務性。行為的職務性，是指公安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它們是公安機關及其所屬的人民警察在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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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行公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偵查職務時所作出的行為，這兩種行為均具有法定性、組織性、程式性的特點，公安機關及其所屬的人民警察的一切與職務無關的行為，均不能構成公安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

5、行為均以警察強制力為后盾。公安機關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工具，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織部分。警察強制力是國家為維護安全和社會治安秩序的需要，通過法律賦予公安機關的一種特殊權力，這種強制力使公安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都具有強制性，公安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一經作出，必須無條件執行，拒不執行的，公安機關即行強制執行，執行中可以依法采取強制措施，使用武器、警械。

（二）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

1、兩種行為的性質不同。公安行政行為是行政執法行為，有的是基于違反公安行政管理法規的違法行為而作出，有的是為防范各種危害治安的因素不致發生危害而作出，重在管理刑事偵查行為是刑事執法行為，基于對觸犯法律的犯罪行為而作出，重在打擊。刑事偵查行為與有些公安行政行為雖然都具有制裁性，但其程度不同，公安行政行為是一種較輕的法律制裁，追究違法者的行政責任，而刑事偵查行為則是一種最嚴厲的法律制裁，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

2、兩種行為作出的法律依據不同。公安行政行為的依據是公安行政法律規范，包括公安行政法律、公安行政法規、地方性公安法規、公安部規章、省級和省會市、國務院批準的較大市的地方人民政府規章，民族自治條例、及上級公安機關、人民政府的規范性文件。可見，公安行政行為的法律依據具有多層次性和廣泛性。刑事偵查行為的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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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刑事法律規范，主要有《刑法》、《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有關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司法解釋、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刑事案件立案標準等有關刑事偵查工作的規定。刑事偵查行為的法律依據則具有高層性和集中性的特點。

3、兩種行為的結案結果和決定機關不同。公安行政行為只在公安機關內部操作，最終由公安機關決定結案。結案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對違法行為人給予行政拘留、沒收財物、罰款、責令停產停業整頓、吊銷（扣）執照（許可證）等公安行政處罰；一種是對人身采取更嚴厲的強制措施，如對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對吸毒成癮者強制戒毒、對不夠刑事處罰的人員勞動教養等。刑事偵查只是刑事訴訟的一個環節，刑事案件一般要經過公安、檢察、法院三道工序，最后以法院的判決結案：①公安機關經過偵查，對沒有犯罪事實的，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犯罪已過追訴日限期限的，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犯罪嫌疑人死亡的，以及其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幾種情形的案件，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和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六十八條的規定，由公安機關決定撤銷案件結案。②檢察機關對經過兩次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對具有《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檢察機關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

4、兩種行為所適用的程序不同。公安行政行為適用的是公安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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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執法程序，由各種公安行政執法程序所組成，如治安管理處罰程序、道路交通管理處罰程序、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消防管理處罰程序、出入境管理處罰程序、邊防管理處罰程序、勞動教養案件辦理程序、公安證照辦理程序等，適應公安機關內部行政管理職能的分工，各個程序相對應的公安行政管理實體法不同。公安行政執法程序的這種多樣化、分散化特點，是公安行政管理事項的多樣性、分散性決定的。刑事偵查行為適用的是刑事訴訟程序，是刑事訴訟法和公安部為貫徹實施刑事訴訟法制定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規定的，體現高度集中、統一的特點。公安行政執法程序的另一特點是執法行為所需的環節少，簡單、快捷，時間要求短，適應對治安問題快速、高效處理，與此相比較，刑事偵查程序則要復雜、繁慢得多，時間也相對較長，適應對犯罪案件質量的更高、更嚴的要求。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所使用的法律文書也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使用的是公安行政法律文書，后者使用的是刑事法律文書，這些文書在名稱、格式、所載內容上均截然不同。

5、在同一案件、同一事件中需要同時實施兩種行為的，它們的地位，作用不同。在些種情況下，刑事偵查行為一般處于中心、主導、支配地位，公安行政行為則處于從屬、次要地位，起支持、配合、服務于刑事偵查工作的作用，公安行政行為在此往往根據刑事偵查工作的需要而作出，作為一種偵查策略而使用。在有多名違法犯罪人員的同一案件中，有的人的行為構成犯罪，有的人的行為只構成違法，公安機關對犯罪行為實施刑事偵查行為，對違法行為實施公安行政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兩種行為則是各自獨立的，沒有主次輕重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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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確區別公安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的方法。

區別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除弄清上述兩種行為之間的聯系與區別外，還應結合具體實踐，運用科學的方法，綜合分析研究，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具體方法就是把握一個原則，堅持“三看”。

一個原則，就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事實，就是公安機關作出某一執法行為所指向的違法事實或犯罪事實。認定該事實是違法事實還是犯罪事實，是有具體的衡量標準的。治安案件有公安部頒行的《治安案件立案標準》，刑事案件也有公安部頒行的刑事案件立案標準，還有最高人民法院對各類犯罪構成犯罪有關數額、情節標準，這是我們區別違法行為和犯罪行為的基本依據。是違法和犯罪區分開了，適用法律就有了基礎。法律，這里有兩層含義，一是根據違法犯罪事實，應該適用什么法律，是適用公安行政管理法規，還是適用刑事法律。二是公安機關已經對某一違法或犯罪事實適用了法律這種適用法律行為是否正確。公安機關針對違法行為適用了公安行政管理法規，實施了公安行政行為，或者針對犯罪行為適用了刑事法律，實施了刑事偵查行為，這里，事實和法律就會把這兩種行為嚴格區別開來。

一看案件的實質。實質，就是案件究竟是刑事案件，還是違反公安行政管理案件。不要被表面現象所迷惑。本人認為，公安機關就刑事案件所實施的一切行為都是刑事偵查行為，其中，對就與刑事案件事實無關的其他事實實施的行政行為，是公安具體行政行為；在違反公安行政管理的案件中實施的刑事偵查行為，不能視為具體行政行為。

二看案件的全過程。某些案件，在辦案調查中，有一個逐步查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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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實，對案件性質不斷認識的過程。因此，開始立為刑事案件的，可能最后以行政處理結案，開始立為違反公安行政管理案件的，可能最后以轉為刑事偵查，追究刑事責任結案。以最后的結案結果確定執法行為的性質，應該是比較科學合理的。即使公安機關結案處理之前作出了與最后確定的性質不相一致的行為，這樣的行為應該為主行為所吸收，不把某一執法行為從整個案件中剝離出來，孤立地看它的錯誤的、不當的公安執法行為，支持兩種性質的執法行為混用。筆者則以為，只要我們的行為有事實依據，有法律依據，都是合法的，法律賦予了公安機關雙重職能，且都是為了實現同一目的，完成相同任務，并用公安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是充分、靈活運用法律的表現，而這種死板的執法觀念則是需要擯棄的。

三看法律文書，法律文書是公安執法行為書面表現，是確定某一公安行為是公安行政行為還是刑事偵查行為最有說服力的根據。一般法律文書均載明了法律文書的名稱，案件的事實、案件性質、適用法律、處理意見等內容，準確地指明了該執法行為的法律屬性。

如勞動教養決定書、治安處罰裁決書、強制戒毒決定書、違反治安管理財物扣押單、道路交通管理處罰裁決書等，一目了然地表明了這些行為是公安行政行為，而《拘傳證》、《拘留證》、《逮捕證》、《取保候審決定書》、《監視居住決定書》、《沒收保證金決定書》、《提請逮捕意見書》、《起訴意見書》等，也最清楚不過地表現這些行為是刑事偵查行為。總之，通過法律文書來區別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不失為一種簡單易行的辦法。當公安機關與人民法院就被訴行為的性質發生爭議時，法律咨詢s.yingle.com

贏了網s.yingle.com 公安機關應將全案的法律文書提供給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也應當堅持以法律文書為依據，在事實與法律的基礎上，作出正確的判斷。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 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

行政法相對于民法和刑法的適用，行政法的適用具有許多特殊性。對于很多人而言，行政法似乎有點陌生。行政法的適用主體包括法院和行政執法機關，且大量的是行政執法機關。行政法相關法律困惑，可咨詢贏了網在線律師。

來源：（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http://s.yingle.com/w/xz/1894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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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論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模式

論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模式

摘要：本文從理論和實務的角度對公安偵查階段引入刑事和解的合理性進行了分析，對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的現有模式及其分類做了說明，并結合實踐對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中存在的問題逐一進行了剖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統一規范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的標準及模式。

關鍵詞：刑事和解 司法調解 公安偵查 和諧社會

一，刑事和解簡析

1，刑事和解的概念

刑事和解是一種解決刑事糾紛的新型司法模式，它有別于以往我國傳統強調國家對犯罪者的有效治罪及刑罰權的實現，將訴訟機構與被告人置于完全對立地位的司法模式；而是以被害人和加害人的關系為中心，注重對被害人的權利保護和對被犯罪行為所破壞的社會關系的恢復，也正是在此意義基礎之上，刑事和解解決刑事糾紛的模式契合了我國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筆者認為，刑事和解是在刑事訴訟中，對符合法定條件和程序的案件，加害人和被害人雙方自愿就他們之間的刑事糾紛進行面對面的協商，加害人以真誠認罪、悔過、道歉以及合理賠償等形式獲得被害人的諒解，并達成和解協議，經國家專門機關見證和確認，使加害人獲得相對輕緩的處罰，使受損的社會秩序得以恢復的一種刑事司法制度。

2，刑事和解的基本特征

從刑事和解的概念中可以看出，刑事和解應具備以下幾個特征：

（1）刑事性。刑事和解首先是“刑事”，其次才是“和解”，其針對的是犯罪問題。在刑事和解中，刑罰的作用和影響始終存在，刑事和解仍然是在司法機關主導下對犯罪的處理。所以，刑事性是刑事和解的基本屬性。

（2）自愿性。“和解”即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糾紛。刑事和解就是刑事糾紛的雙方主體通過自主協商達成合意，并依據合意達成解決刑事糾紛的方式。所以，當事人雙方的自愿性是刑事和解的基本條件，也是提起刑事和解的原則性前提。自愿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雙方當事人同意的意思應為雙方各自自由意思表達，而非被迫；二是雙方當事人對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應為明知，而非被欺騙。

（3）公權力的參與性。刑事和解雖然是犯罪方與受害方的和解，但這一和解離不開公權力的參與。刑事和解的制度化表明，無論是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進行的和解，還是在程序之外進行的和解，它都必須是國家所認可的被害人與犯罪人之間的和解。因此，在一定情況下國家不僅可以而且應當對刑事和解進行監督和審查。這也表明，公權力的參與性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條件。

（4）適用范圍的有限性。刑事和解不可能用于任何刑事犯罪案件。首先，必須是侵害個人法益的案件才可以適用刑事和解。對沒有確定受害人的犯罪是無法使用刑事和解的。其次，對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刑事案件不適用刑事和解，因為案件事實不清，也就無法確定犯罪人及其在該案件中的作用。最后，刑事和解適用的范圍過大、條件過寬會瓦解社會對犯罪的認識評價體系，犧牲法制的權威，并有可能影響長久的和諧。

二，公安偵查階段適用刑事和解模式的種類

1，刑事和解模式簡析

公安機關偵查階段的刑事和解模式是指，在偵查階段進行刑事和解的基本條件與方式，以及犯罪嫌疑人（加害人）、被害方，公安機關三方在刑事和解中的法律關系的基本格局。它是實現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的程序和手段。一個良好刑事和解模式，有助于完成刑事和解的任務，并完整體現刑事和解的功能。

2，當前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的三種主要模式

由于我國各地經濟文化的差異以及司法機關對刑事和解認識的不同，刑事和解在實踐中也存在不同的模式。筆者認為，在公安偵查階段存在的刑事和解模式有以下三類：

（1）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自和模式

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自和模式是指，發生刑事案件后由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自行協商解決刑事糾紛，在達成和解后向公安機關提出申請，經由公安機關審查予以確認。這一模式中“自和”源于民間的“私了”行為，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在司法實踐中也易于推廣。但這一模式在實踐當中，由于和解的過程中參與者均為與案件有直接關系的相關方，缺乏公權力的監督和制約，難以保證和解的客觀公正。

（2）公安機關促和模式

公安機關促和模式是指，發生刑事糾紛后，由希望和解的當事人向公安機關提出和解要求，經公安機關審查和解適格的，再由公安機關促成和解，此種模式也可稱為公權力機關促和模式，比較重視公權力對和解的促成作用。在這種模式下，由于辦案人員對案情深入了解，可以及時找到雙方當事人糾紛的關鍵點，同時也可以發揮公安機關對轄區內部各種情況全面、熟悉掌握的優勢，給糾紛雙方當事人創造充分的和解機會，有利于和解的及時達成。但這一模式在實踐中由于過于強調公安機關的促和職能，而難免使公安機關忽視打擊犯罪的職能，放縱了犯罪，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

（3）委托第三方促和模式

委托第三方促和模式是指，發生的刑事糾紛到達公安機關后，公安機關認為有和解可能的，不自行促和，而是將該刑事糾紛委托專門的民間調解機構進行調解，達成和解協議后，再由公安機關予以審查和確認。這一模式的優點是既有專業調解機構促成當事人雙方的和解以便于案件的分流，也避免了公權力機關的過度介入。但這一模式，在刑事和解過程中由于公安機關缺位，一方面會使犯罪嫌疑人處于漏管失控狀態；另一方面由于雙方當事人及主持促和的“第三方”沒有對應公安機關公權力的監督制約，刑事和解的公正性難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三，公安偵查階段適用刑事和解中存在問題剖析

1，缺乏現實的法律依據

目前，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沒有可以支持公安偵查階段適用刑事和解的依據。一方面，《刑法》第36條有關民事賠償優于罰金的規定、第37條有關犯罪的非刑罰處理規定、第98條有關告訴才處理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72條有關適用刑事調解的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一些司法解釋、規定、意見等含有刑事和解的精神。但是，在這些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中并沒有關于“刑事和解”明確規定。

2，缺乏統一的適用標準

正如前文所說，目前對公安偵查階段適用刑事和解還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與之相配套的刑事和解模式更沒有統一規范的標準。所以，各地公安機關在適用刑事和解的具體實踐中，和解模式、和解程序也各不一樣。不同的模式自然會有不同的程序，對刑事和解的結果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由于目前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缺乏統一規范的標準，在模式使用上沒有統一的規定，程序上也缺乏規范，致使在具體實務中不可避免的出現刑事和解隨意性，臨時性以及操作性不強等問題。

四，統一規范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的標準及模式

1，刑事和解的適用條件，筆者認為應是：(1)被害人是自然人。（2）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3）加害人真誠悔罪。（4）雙方自愿，且意思表示真實。（5）加害人主觀惡性不大。

2，公安偵查階段適用刑事和解的統一模式

（1）關于加害人、被害人、公安機關或第三方參與人在刑事和解中的法律關系與基本格局。對于適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該案件的辦案人員不能參與和解，但其有將案情書面告知和解參加人的責任。所以，這種模式因為“委托第三方促和-公安機關消極參與模式”，具體設計為：以當事人雙方的自由和談為主，人民調解員主持促和為輔，公安人員消極參與。

（2）關于實現刑事和解的程序，即和解的啟動，和解的場所選擇、和解過程的監督、和解協議的簽訂及審查、和解協議的履行及救濟等程序都要進行詳細的規定。

五，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模式運行的保障機制

1，完善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的法律法規。2，完善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的監督制約機制。3，完善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的救濟性保障機制。4，完善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與社區矯正對接機制。

作者簡介：王賓祖，1985年7月出生，中國人民公安大學09級碩士研究生刑事訴訟法專業，內蒙古包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