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職務作品著作權歸屬合同效力之判定

職務作品著作權歸屬合同效力之判定

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有效平衡作者和單位的利益，其中職務作品著作權權屬的確定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果將職務作品的著作權歸屬于單位，無疑將會挫傷作者的創作積極性，文化產業的發展將會成為無源之水；如果將職務作品的著作權一概歸屬于作者，將可能妨礙單位有效利用作品，從而制約文化產業的發展。我國著作權法規定，除了特殊職務作品，法人或其他組織(以下為行文方便，統稱單位)可以與作者通過合同，約定取得一般職務作品除署名權以外的著作權。著作權法的規定為單位有效利用作品提供了空間，為協調單位與作者的利益關系提供了有效手段。但單位在與作者進行著作權權屬約定時，常常忽略職務作品的特殊性質，進而引發合同效力爭議；常常錯過締結合同的合理時機，導致合同無法發生效力。因此，審判機關準確認定職務作品著作權歸屬合同的效力，可以有效發揮司法裁判的引導作用，引導單位和作者有效約定著作權歸屬，解決好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性問題。

約定非職務作品著作權歸屬單位的合同無效

實踐中，單位與作者并不存在勞動關系或雇傭關系，但仍與作者簽訂合同，約定作品為職務作品，并進而約定單位享有除署名權以外的其他著作權。比如一些高校通過內部的管理文件規定，在校學生完成畢業論文的智力成果屬于職務智力成果。判斷這類合同的效力，應當看合同內容是否違反強行性法律規定。著作權法第十六條第二款第(二)項規定，合同約定著作權由法人或其他組織享有的職務作品，享有除署名權以外的其他權利。該條規定應該是授權性條款，而非效力性規范。但該條規定的授權是有條件的，作品必須是職務作品是限定條件之一。如果允許單位通過合同約定取得非職務作品的精神權利，將會與著作權法關于作品精神權利不可轉讓的規定相沖突。我國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中的精神權利不可轉讓。這是由作品精神權利與作者人格的不可分性以及人格權利的不可讓渡性決定的。著作權法關于作品精神權利不可轉讓的規定，是具有強行性的效力性規定，違反該規定的合同應屬無效合同。單位與作者就非職務作品著作權歸屬簽訂的合同，由于違反了作品精神權利不可轉讓的強行性規定，應屬無效合同。因此，對職務作品著作權歸屬合同效力的審查還需要首先對作品是否為職務作品進行

判斷。根據法律規定，構成職務作品必須符合兩個條件：第一，創作作品的自然人必須是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工作人員，與單位有實質意義的勞動或雇傭關系。第二，作品必須因履行職務行為的需要而創作，也即為了完成工作任務而產生。對職務作品的判斷，首先應判斷作者和單位之間是否存在勞動或雇傭關系。這里需要討論的是，如果單位與作者不存在雇傭關系，是否可以通過合同約定作品產生職務作品?學生和高校之間的教育管理關系與勞動雇傭關系存在本質不同，高校的內部規章并非法律、規章，只具有合同效力。這就涉及職務作品可否約定產生的問題。著作權屬于作者是確定著作權歸屬的基本原則，沒有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所付出的艱辛勞動和投資，就不會有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產生，也就不會有建立在作品之上的一系列權利產生。所以包括我國著作權法在內的世界各國著作權法，首先就是要保護作者的利益，以鼓勵他們創作更多的有利于社會發展的作品。法律之所以創設職務作品制度對作者的著作權予以限制，其目的在于解決法人工作開展的現實需求與作者著作權保護之間的矛盾沖突。法人為其工作人員支付工資的對價應該是工作人員的工作成果。如果法人不能自由利用其工作人員的工作成果，既不利于工作的開展，也不符合勞動或雇傭關系的本質。但如果過分強調法人開展工作的自由，又會損害作者的創作熱情。因此，法律對職務作品的權利歸屬采取了比較慎重的態度，對職務作品采取較為嚴格的定義應該是這種謹慎態度的直接反映。如果作者與單位并不存在勞動關系或雇傭關系，也就失去了職務作品制度保護單位利益的基礎。如果僅僅依據高校的內部規定，認定學位論文屬職務作品，將背離著作權法職務作品的立法初衷，也和學生獨立完成學業的根本要求不符。因此，如果作者與單位之間存在非勞動雇傭關系外的其他關系，即使雙方存在約定，法院也不應認定作品為職務作品。由于作品非職務作品，所以當事人之間關于法人單位享有職務作品除署名權外其他著作權的約定也應認定為無效。

約定額外作品著作權歸屬單位的合同有效

另一種情形是，作者和單位之間存在勞動或雇傭關系，作者在完成工作任務形成職務作品的同時形成了額外的作品，作者和單位之間可否通過合同約定額外作品的著作權歸屬于單位?有觀點認為，在主要利用單位物質技術條件創作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地圖、計算機軟件的情形，由于單位一般都是專門針對具

體項目和特定工作提供資金，所以利用單位專門資金所完成的作品著作權應歸單位所有。如果利用單位的專門資金創作出單位所要求的作品的同時，額外地創作出了另一作品，則額外的作品并不屬于著作權必須屬于單位的情況，而應當由雙方通過合同約定。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應當歸屬于作者享有。該觀點表明了兩層意思，一是利用單位資金完成的額外任務產生的作品不屬特殊職務作品，二是額外作品可以經約定將署名權外的著作權歸屬于單位。額外完成的作品是否為職務作品非常關鍵，如果認定額外作品為職務作品，則雙方對該作品著作權歸屬的約定有效；如果不能認定為職務作品，約定就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著作權法規定，職務作品是為完成單位的工作任務而創作的作品。根據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工作任務是作者在單位中應當履行的職責。由此，有觀點認為，臨時安排的與單位正常業務活動沒有直接關系的創作，由此產生的作品不是職務作品。司法實踐在一起著作權案例中也指出：醫生根據受托于就職醫院進行的臨床實驗寫作臨床總結報告是職務行為，但在此基礎上根據自己的臨床實踐經驗所撰寫的論文應屬個人作品。將工作任務限定于與單位業務活動有直接關系并無不妥，問題是對與單位業務活動是否有直接關系的判斷充滿了主觀性，不同的法官從不同的角度來認識，結論可能有所不同。

回到前面所述情形，額外創作是否與單位業務直接相關并非不存在爭議。拋開對之認定不談，現在的問題是：雙方如果作出了額外作品著作權屬單位所有的約定，法院能否僅僅以額外創作活動不屬工作任務而對約定的效力加以否定?在額外作品是計算機軟件等作品時，法院如否定約定效力，不認定額外職務作品歸屬單位，將會使法院的裁決與社會觀念的矛盾沖突非常突出。法律之所以規定計算機軟件等特殊職務作品由單位享有著作權，主要在于這類職務作品通常很難依靠自然人本人的力量單獨完成，而必須借助于單位專門提供的資金、設備和資料。為了鼓勵單位對作品的創作進行投資，所以要保護單位對于投資的合理利益；這類作品一旦出現錯誤，個人難以承擔，也承擔不了責任，只有由單位承諾擔保、承擔風險，才能獲得他人的信賴。特殊職務作品更加強調對投資者利益和潛在使用者利益的保護。依據雙方的約定，將計算機軟件等額外作品著作權歸屬單位，既有利于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又有利于保護社會公眾的利益，還符合當事人雙方的意愿，法院不予認定似乎沒有任何道理。但認定約定的效力似乎與法律規定不

符，因為法律只允許單位和作者約定職務作品的歸屬，作品是職務作品是有效約定的前提。問題在于這里預設了一個前提，就是額外作品與作者在單位中應履行的職責、應完成的工作任務不具有直接關系。工作任務是具有主觀性的概念，它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管理者根據單位業務需要作出的分工、安排。在單位與員工之間，如果雙方都認可某一任務屬單位任務，只要該項任務不違反法律強行性規定，應該沒有理由否定該項工作為單位任務。在單位和作者約定額外作品著作權歸屬單位時，本質上是雙方認可了所謂的“額外作品”與作者工作職責的直接關系，認可了“額外”研究屬工作任務。這時所謂的“額外作品”應屬職務作品。這里的邏輯應該是，法院首先認定的是雙方對工作任務一致的約定，再認定作品為職務作品，并以此為前提，認可作品著作權歸屬于單位的約定。在額外作品并非計算機軟件、地圖、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時，作者創作積極性的保護可能需要考慮，因為一般職務作品更注重作者利益的保護，但是只要雙方都認可系完成工作任務而得出的作品，認定為職務作品并無不妥。

在作品完成之后締結的著作權歸屬合同不發生效力

日本著作權法第15條規定，從事法人等使用者業務的人在職務上創作的著作物，如果以法人等使用者的名義發表，只要在作品創作完成時契約或勤務規則沒有特別約定，著作者為法人等使用者。我國著作權法第十六條第二款第(二)項并沒有限定合同締約時間，但根據著作權權屬原始取得的基本原理，對該條款應作縮限解釋。著作權是自然生成的權利，作品完成就產生著作權，而無需公示要件。我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六條也明確規定，著作權自作品創作完成時產生。合同約定職務作品著作權歸屬是著作權原始取得方式。如果一般職務作品完成之時，并不存在生效的關于權屬的約定，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作品的著作權就應歸屬于作者了。單位如需取得著作權，則只能通過繼受取得的方式，因為在已存在著作權主體的作品上不可能再存在權利的原始取得。實踐中，有單位以作品完成后形成的合同或者作者的聲明為依據，主張享有作品的精神權利而提起著作權人身權侵權訴訟。對作品完成之后簽訂的合同，如前所述，由于已不存在著作權原始取得，故合同屬自始履行不能，應為無效合同。如果合同約定合同生效之日或生效之后的某一特定時間起，作品的著作權除署名權以外的其他權利歸屬單位，只要生效時間晚于作品完成時間，那么這一約定并不能產生將一般職務作

品轉變為特殊職務作品的效力，屬于未生效合同。即使存在合同，在程序上單位無權以自己的名義對著作權中的人格權遭受侵害而提起訴訟，在實體上單位也無法按照特殊職務作品的規定取得著作權。更多的情況可能是，單位以作品完成之后作者和單位的共同聲明，或者作者單方的聲明為基礎提起侵權之訴，聲明的目的是證明職務作品的著作權歸屬單位。聲明產生何種法律效果取決：于對聲明法律性質的界定，判定聲明的法律性質則需要分析其表述的內容。聲明的內容是證實雙方在完成作品時或之前達成了約定著作權歸屬的口頭協議，從證據形式上講，聲明或者是證人證言或者是當事人陳述，如能確定聲明的證明力，就可確定作品完成時作者和單位存在著作權歸屬的約定，就可認定作品為特殊職務作品。聲明的內容是直接認可職務作品，從證據形式上看，聲明應是書證，如是雙方的聲明或一方通過行為認可了聲明的內容，從法律效果上看，應是雙方成就了合同。合同成就的時間應該是共同聲明的時間或認可聲明的時間。如前面的分析，合同并不能產生溯及力，也就不能產生將一般職務作品轉化為特殊職務作品的法律效果。

單位和作者在作品完成后達成的協議，如不能產生將一般職務作品轉化為特殊職務作品的法律效果，其能否產生著作權流轉的法律效果呢?如認可流轉的法律效力，那么單位至少可以取得著作權財產權。根據合同法的規定，合同部分無效并不影響合同其它部分的效力，但在確定單位和作者達成的協議的法律效力時，還需要考慮合同的性質。從法律行為的本質特征看，當事人意欲實現的目的應該是判斷合同性質非常直接的因素。作者和單位之間達成的協議，雖然內容并不完備，但協議的目的很清楚，那就是通過合同將一般職務作品轉化為特殊職務作品，合同的性質應該是確定職務作品原始權屬的合同。但由于合同成立于作品完成之后，對作品著作權權屬的約定與著作權法關于作品著作權原始取得的規則相矛盾，不能產生法律效力。由于合同并沒有流轉著作權財產權利的目的，所以并不能從中推定雙方存在權利流轉的一致意思表示。另外，如雙方都有著作權財產權利流轉的意思，則只需另行簽訂轉讓協議即可。因此，在認定單位和作者就職務作品簽訂的著作權歸屬協議無效時，不應推定雙方存在著作權財產權利流轉的協議，從而認可單位就財產權利提起訴訟的主體資格。

作者單位：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

第二篇：作品著作權歸屬協議

作品著作權歸屬協議

甲方：

乙方：作品是甲方安排乙方完成的工作任務，作品報酬已在乙方的工資中支付，著作權歸甲方所有。

甲方：乙方：

證件號：份證號：

年月日年月日

第三篇：計劃經濟時代職務作品著作權歸屬的認定

計劃經濟時代職務作品著作權歸屬的認定

2013-07-22 來源：戚繼敏

－－胡進慶、吳云初訴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著作權權屬糾紛案

□戚繼敏

【裁判要旨】

80年代中期職工為單位創作了“葫蘆娃”角色造型美術作品，其創作成果的歸屬，應根據創作當時的時代背景、歷史條件和雙方當事人的行為綜合判定作品的性質為特殊職務作品，作者僅享有署名權，而著作權的其他權利由法人享有。所謂歷史背景包括經濟體制、法律制度、社會現實和約定俗成的普遍認知。當事人的行為則可以從單位的規章制度、明令禁止、獲得報酬、雙方的言行等方面進行深入探究。此外，從對其形象的整體性和知名度所作貢獻的角度出發，進一步判定著作權歸屬于法人，亦體現了民法的公平原則。【案情】

原告（上訴人）胡進慶

原告（上訴人）吳云初

被告（被上訴人）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以下簡稱美影廠）

原告胡進慶又名進慶。1953年、1964年原告胡進慶、吳云初分別進入被告處工作，1988年3月、1996年10月兩原告分別晉升為一級導演和一級美術設計師。1985年11月被告向文化部電影局上報1986年題材計劃中包含剪紙片《七兄弟》八本。1986年3月上海電影總公司向下屬各單位發文《一九八六年各項任務指標安排》，下達制片生產、拷貝洗印、發行放映、利潤計劃、勞動人事等各項指標任務，并明確改進獎金發放辦法，創作人員實行酬金制。1987年1月上海電影總公司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報告《上海電影總公司一九八六年工作概況》時稱，我局今年各項指標均超額完成計劃，新嘗試的《葫蘆兄弟》等五個系列影片試映后獲得好評。證人沈如東、龔金福、沈壽林(均為涉案影片的工作人員)均證實：1986年左右創作人員均需完成美影廠下達的任務指標，導演每年需完成一部長片或二部短片，其他創作人員跟隨導演完成相應工作量，主要由被告指派任務，創作成果歸屬于單位。就涉案影片除工資、福利外，均取得了相應的酬金和獲獎獎勵分配。1984年被告方的楊玉良創作了《七兄弟》文學劇本大綱。1985年底被告成立《七兄弟》影片攝制組，指派兩原告擔任造型設計。兩原告繪制了“葫蘆娃”角色造型稿，葫蘆七兄弟的造型一致，其共同特征是：四方的臉型、粗短的眉毛、明亮的大眼、敦實的身體、頭頂葫蘆冠、頸戴葫蘆葉項圈、身穿坎肩短褲、腰圍葫蘆葉圍裙，葫蘆七兄弟的服飾顏色分別為赤、橙、黃、綠、青、藍、紫。胡進慶繪制了《葫蘆兄弟》十三集分鏡頭臺本。經比對，分鏡頭臺本中的“葫蘆娃”角色造型與影片中的“葫蘆娃”外形基本一致。1988年胡進慶繪制《葫蘆小金剛》六集分鏡頭臺本，“金剛葫蘆娃”的造型與“葫蘆娃”基本一致，僅改為身穿白衣、頸戴金光閃閃的葫蘆掛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播電影電視部電影事業管理局（以下簡稱廣電部電影局）編印的影片目錄顯示，《葫蘆兄弟》、《葫蘆小金剛》每集的美術設計均署名吳云初、進慶等。《葫蘆兄弟》、《葫蘆小金剛》每集完成臺本和葫蘆兄弟系列VCD光盤的每集片尾均顯示造型設計：吳云初、進慶。影片目錄同時顯示自1986年至1991年先后完成《葫蘆兄弟》十三集和《葫蘆小金剛》六集。涉案影片先在電視臺播出，后在電影院公映。1996年被告將涉案影片制作成六盒VCD交由上海電影音像出版社出版發行。2008年被告將《葫蘆兄弟》十三集合成制作成一部電影公開放映。涉案影片的投資拍攝、拷貝洗印、出版發行、播映等費用均由被告出資。1986年8月廣電部電影局向下屬各廠發函“關于頒發一九八五年優秀影片獎金事”時表示，獎金的分發仍按我局規定辦理，即獎金全額發給獲獎影片的攝制組，其中60%發給主要創作人員。為鼓勵導演努力拍攝出更多的優秀影片，從今年開始分給導演的獎金應適當提高數額。1988年8月被告向該片創作人員發放1986年優秀影片獎的獎金7,000元。此外，該片還榮獲1987年兒童電影“童牛獎”。

二審時，證人嚴定憲（時任美影廠廠長）、蔣友毅（時任美影廠創作辦公室主任）證實：1984年楊玉良創作的《七兄弟》文學劇本梗概被廠方認可后，胡進慶獨立創作了《葫蘆兄弟》若干臺本及造型初稿，后經吳云初補充修改“葫蘆娃”造型，報美影廠創作辦公室審核，再報廠長審批。其時，美影廠并無關于作品權利歸屬的規定，雙方均缺乏著作權的概念，談論權利是“很不光彩的事情”?！逗J兄弟》拍攝時，蔣友毅曾明確要求創作人員不得在影片拍攝期間將連環畫對外投稿，但制片完成之后是否投稿，則廠方不干涉。【審判】

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葫蘆娃”造型設計的作者首次以線條勾勒出“葫蘆娃”的基本造型，塑造出炯炯有神、孔武有力的“葫蘆娃”角色造型，符合美術作品的特征，應受著作權法保護，根據我國著作權法有關署名原則的規定，本院認定兩原告共同創作了“葫蘆娃”角色造型美術作品。涉案影片創作的當時，我國正處于計劃經濟時期，兩原告作為被告方的造型設計人員完成被告交付的工作任務正是其職責所在，其創作的成果歸屬于單位是毋庸置疑的行業慣例。其時，我國著作權法尚未出臺，相關法律對于電影作品中哪些作品可以單獨使用并由作者單獨行使著作權均未作出規定,認定兩原告對其作品于創作的當時享有著作財產權缺乏法律依據。而且，當時單位的規章制度亦規定導演及其他創作人員需完成廠創作辦下達的任務指標，可見，完成法人交付的工作指標任務，取得工資、獎金及相關的醫療、分房等福利待遇，創作成果則歸屬于法人，符合當時社會人們的普遍認知。兩原告就系爭作品的創作已取得遠高于工資性獎金的酬金和獎勵，二十四年來亦從未就酬金及著作權提出過異議，故可認定“葫蘆娃”角色造型美術作品的著作權由美影廠享有，兩原告僅享有署名權。當系爭造型美術作品進入影片以后，經其他創作人員的創造性勞動，逐漸形成了“葫蘆娃”具有個性特征的完整形象，因此，從民法的公平原則角度出發，對于“葫蘆娃”形象的整體性和知名度所作的貢獻應歸功于美影廠。綜上，一審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三條第（四）項、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二款第（二）項、第六十條、第六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四條第（八）項、第（十一）項、第十一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四條的規定，判決對原告胡進慶、吳云初要求確認《葫蘆兄弟》、《葫蘆小金剛》系列剪紙動畫電影中“葫蘆娃”（即葫蘆兄弟和金剛葫蘆娃）角色形象造型原創美術作品的著作權歸兩原告所有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宣判后，胡進慶、吳云初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在《葫蘆兄弟》拍攝過程中，上訴人對于時任廠創作辦主任蔣友毅提出的創作人員不得對外投稿的要求，并未提出異議,也即上訴人以實際行為遵守了美影廠的規定。該事實表明，雙方當事人均認可美影廠可對包括上訴人在內的創作人員提出上述要求，即美影廠有權對動畫電影的角色形象造型進行支配。因此，從誠信的角度出發，上訴人不得在事后作出相反的意思表示，主張系爭角色造型美術作品的著作權。雖然，美影廠在涉案影片拍攝完成后，對上訴人將《葫蘆兄弟》連環畫對外投稿并出版的行為未加干涉，但并不表明其放棄了權利，而只是放棄行使權利，即放棄利用作品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本案中，系爭造型美術作品確由胡進慶、吳云初創作，體現的是兩人的個人意志，故對上訴人作為作者的人格應予尊重。綜上，系爭造型屬于我國著作權法第十六條第二款第（二）項規定的“特殊職務作品”，由美影廠享有除署名權以外的其他著作權，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評析】

近年來，全國各地涌現出較多因動畫形象而提起的著作權或商標權侵權糾紛，起訴的主體既有角色造型的作者，也有動畫電影的制片方或者著作權受讓人、被授權許可使用人，并涉及“三毛”、“阿凡提”、“葫蘆娃”、“黑貓警長”、“藍貓淘氣”等眾多知名動畫形象，但各地法院在此類案件中，對于動畫形象著作權歸屬的判斷卻存在明顯分歧，有的判定歸屬于影視作品的制片人，有的則判定歸屬于創作動畫形象的個人作者。[1]為此，如何界定此類作品的性質，特別是計劃經濟時期創作的動畫角色造型，并進而對其著作權的歸屬作出準確判斷，是知識產權審判面臨的一項嚴峻挑戰，該案作為一起全國首例計劃經濟時期創作的動畫角色造型形象著作權確權糾紛案，在當時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該案的判決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并期望對此類糾紛的解決有所裨益。

一、“葫蘆娃”角色造型是否構成作品及由誰創作

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成果。[2]“葫蘆娃”造型設計的作者首次以線條勾勒出“葫蘆娃”的基本造型，其巧妙地將葫蘆與中國男童形象相融合，塑造出炯炯有神、孔武有力、天真可愛的“葫蘆娃”角色造型，并以七色區分七兄弟，既表明兄弟的身份又以示區別，體現了作者的匠心獨運與繪畫技巧，其通過手工繪制而形成的視覺圖像，結合線條、輪廓、服飾以及顏色的運用形成特定化、固定化的“葫蘆娃”角色造型，已不再停留于抽象的概念或者思想，其所具有的審美意義、藝術性、獨創性和可復制性，符合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作品的構成要件，應當受到我國著作權法的保護。至于“金剛葫蘆娃”，因其與“葫蘆娃”的基本造型并無二致，故不構成新的作品，可歸結為一個“葫蘆娃”角色造型。雖然，兩原告既未提供定稿的“葫蘆娃”角色造型美術作品，也從未就該作品進行版權登記，但是，我國著作權法規定，如無相反證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作者，根據片尾署名結合證人證言，可以認定兩原告共同創作了“葫蘆娃”角色造型美術作品。

二、“葫蘆娃”角色造型美術作品的性質

法律制度通常反映了一國的經濟、文化、社會和時代特征，對系爭權屬的判定，同樣不能脫離作品創作的時代背景和當時的法律制度。其一，從宏觀的社會現實角度來看，在涉案影片創作的當時，我國正處于計劃經濟時期，被告作為全民所有制單位，影片的創作需嚴格遵循行政審批程序，影片的發行放映需嚴格遵循國家的計劃安排，如根據上級下達的指標任務上報創作題材規劃，組織安排人員落實，創作成果歸屬于單位，再將成果交由相關單位統一出版發行，年底向上級單位、政府部門匯報各項指標任務的完成情況等。兩原告作為被告方的造型設計人員完成被告交付的工作任務，正是其職責所在，其創作的成果歸屬于單位是毋庸置疑的行業慣例，也是整個社會的一種約定俗成。其二，從當時的法律制度來看，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九十四條僅作了原則性規定，對于電影作品著作權的歸屬及電影作品中哪些作品可以單獨使用并由作者單獨行使著作權均未作出規定。可供參照的1985年1月1日起生效，現已失效的《圖書、期刊版權保護試行條例》也僅規定，用機關、團體和企業事業單位的名義或其他集體名義發表的作品，版權歸單位或集體所有。我們更無法要求本案當事人在系爭作品創作的當時，能夠預先按照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就職務作品著作權的歸屬以合同的形式進行明確約定。因此，認定兩原告對其創作的作品于創作的當時享有著作財產權缺乏法律依據。其三，從微觀的規章制度來看，被告提供的證人證言均證實涉案影片創作的當時導演等均需完成美影廠創作辦每年下達的任務指標，其他創作人員跟隨導演完成相應工作量。原、被告均認可被告指派兩原告任造型設計。可見，完成法人交付的工作指標任務，取得工資、獎金及相關的醫療、分房等福利待遇，創作成果則歸屬于法人，符合當時社會人們的普遍認知，也是社會公眾普遍認同的行為準則。其

四、從取得的獎勵來看，根據有關規定，美影廠自1986年1月1日起對創作人員實行酬金制，獎金全額發給獲獎影片的攝制組，并對分給導演的獎金適當提高數額，其制度本身亦說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國家對影片主創人員創造性勞動的鼓勵、尊重和其價值的認可。兩原告就系爭作品的創作，已取得遠高于工資性獎金的酬金和獎勵，自涉案影片最初播映的1986年起至2010年兩原告起訴之日前的24年間也沒有證據表明兩原告曾就酬金和著作權歸屬向被告提出過異議。綜上，根據系爭作品創作當時的時代背景、歷史條件和雙方當事人的上述行為，可以認定“葫蘆娃”角色造型美術作品的著作權由被告享有，兩原告僅享有表明其作者身份的權利。

至于被告關于系爭造型系法人作品的辯稱意見，我們認為，雖然系爭造型是在單位主持下，為了完成單位的工作任務而進行的創作，責任亦由單位承擔，但是，我們不能將法人意志簡單地等同于單位指派任務、就創作提出原則性要求或修改完善意見等，反之，所有的職務作品均可被視為法人作品，作為自然人的創作者將喪失作者地位，這與我國大陸法系國家關于著作權是一種作者因創作而自然享有的權利的理論亦相違背。[3]系爭美術作品的創作無須高度借助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創作的過程也并不反映單位的意志，而是體現了作者獨特的思想、感情、意志和人格。無論是葫蘆娃造型的線條、輪廓、色彩還是服飾、頸飾、腰飾、葫蘆冠等的選擇都體現了作者個人的構思、選擇和表達。雖然，被告陳述攝制組其他成員和被告的部門負責人提出過修改意見，但這并不影響對葫蘆娃造型做出實質性貢獻的仍然是作者個人。而且，從片尾的署名看，造型設計也是署名兩原告個人，因此，葫蘆娃角色造型美術作品并不是代表法人的意志創作，不應認定為法人作品。

三、“葫蘆娃”角色造型能否作為單獨使用的作品并由作者單獨行使其著作權

著作權法第十五條規定：“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中的劇本、音樂等可以單獨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權單獨行使其著作權”，這是判斷影視作品動畫形象著作權歸屬不可回避的重要規則，實踐中，動畫形象是否屬于可單獨使用的作品存在分歧。一種觀點認為，就像攝影師不能主張電影中任何一幀畫面是其攝影作品一樣，動畫形象是影視畫面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與整體影視作品不可分割，因此，動畫形象不屬于可以單獨使用的作品。[4]我們認為，該條款的適用前提有三個，一是身份系作者，其意義在于進一步保護電影作品中合作作者的單獨的著作權，如果不是作品的作者，也就喪失了獲得單獨保護的前提條件；本案中，根據片尾署名即是承認兩原告系涉案影片角色造型美術作品的作者；二是著作財產權歸屬于該位作者，即只有在作者已獲得著作財產權的前提下，才能夠獨立地行使著作權，反之，如著作財產權歸屬于法人或其他組織，則即使系作品的作者也無權行使該作品的著作財產權，更談不上獨立行使其著作權，即只有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十一條和第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著作財產權屬于作者時，才能適用本條的規定；本案中，系爭作品的著作權應屬被告所有，兩原告僅享有署名權，故兩原告也就喪失了適用本條的前提；三是作品可以單獨使用，所謂單獨使用，并非是指截取影片中的任何一幅截圖進行使用，電影截圖是電影整體表達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其本身并不具有獨立于電影的表達，它仍然是在電影設定的背景和場景之下，表達著電影中的人物或故事內容，該等使用仍是對電影的使用，而不是一種對電影中其他作品的單獨使用；本法條雖然僅列舉劇本、音樂兩類作品，但由于系爭角色造型可以從電影中抽離出來，并獨立地使用在其他的商品或服務標識之上，事實上，多年來原、被告分別起訴的眾多著作權侵權案件，也從側面印證了系爭作品已被他人進行獨立于影片的單獨使用，故“葫蘆娃”角色造型美術作品屬于可以單獨使用的作品。上述三個前提條件只有在同時滿足的情況下，才能適用本條，由于兩原告并不享有系爭作品除署名權以外的著作權，故兩原告不得援引該條款獲得法律的保護。

四、“葫蘆娃”形象的著作權歸屬

形象是表現特定對象之個性特征的一個整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有關文件將形象分為“虛構角色”形象與“真實人物”形象兩種[5]。現代社會商業高度發達，將人所周知倍受喜愛的形象、名稱乃至某些特征用于商品或服務上，往往會喚起消費者強烈的購買欲望，獲得商業成功，從而使形象具有了商業化的價值。[6]這種權利人利用自身或虛擬形象，或授權許可他人使用該形象的權利，在美國法上被稱之為有別于人格權與知識產權的一項新型的無形財產權—形象權，學理上也有的稱為形象的商品化權。作為形象權客體的形象應當具有整體性、知名度、商品化三個法律特征。[7]當系爭作品進入影片以后，經動作設計、背景設計、編劇、導演、攝影、配音等人員的創造性勞動，形成了“葫蘆娃”具有個性特征的完整形象，該形象由包含姓名、身份、造型、聲音、性格等個性特征、人物在特定環境下的經歷和故事等情節以及人物的反應等組成，上述形象確認因素構成一個具有整體性的“葫蘆娃”形象，當人們看到靜態的“葫蘆娃”形象時，它已不是單純的一幅美術作品，而是包含個性特征、情節、反應等要素的生動形象，因此，本院認定被告對于“葫蘆娃”形象的整體性作出了貢獻。此外，“葫蘆娃”形象之所以能夠成為家喻戶曉、深受觀眾朋友喜愛的動畫形象，其知名度的形成有賴于：一是被告于1986年作出的投資拍攝《葫蘆兄弟》系列剪紙動畫電影的決定；二是自1986年至1991年被告連續不斷地推出《葫蘆兄弟》、《葫蘆小金剛》共十九集系列剪紙動畫電影；三是二十多年來被告通過電視臺播映、電影院放映、發行VCD等載體形式，公開、廣泛、持續地傳播涉案影片及所涉的“葫蘆娃”形象，使之成為具有機智、勇敢、正義、協作等精神品質的可愛中國男童的代表，在廣大的少年兒童乃至成人社會中產生良好的公眾效應，在社會公眾中享有較高的知名度。因此，從民法的公平原則角度出發，對于“葫蘆娃”形象的整體性和知名度所作的貢獻均應歸功于被告，故兩原告關于影片中“葫蘆娃”形象的著作權歸其所有的主張，法院不予支持。（作者單位：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責任編輯：顧 全）

[1] 參考：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動畫形象著作權權屬問題研討會會議綜述》，2009年10月28日。

[2] 2002年9月15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二條。[3] 參考王遷：《論“法人作品”規定的重構》，載《法學論壇》2007年11 月第6期，第30頁。

[4] 參考：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動畫形象著作權權屬問題研討會會議綜述》，2009年10月28日。

[5] 參見WIPO:Character Merchandising,WC/INF/10847998/IPLD,P9。[6] 參考：林雅娜、宋靜：《美國保護虛擬角色的法律模式及其借鑒》，載《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3年9月，第73頁。

[7] 參考吳漢東：《形象的商品化與商品化的形象權》，載《法學》2004年第10期，第77-78頁

第四篇：參賽作品著作權歸屬及相關規定

參賽作品著作權歸屬及相關規定：

1、所有寄送至主辦方的參賽作品及相關資料，恕不退還。

2、參賽者須保證其作品完全為本人創作或合作團隊共同創作，一經發現抄襲等行為，一律取消比賽資格。

3、參賽者在比賽期間不得將參賽作品轉讓給第三方，或許可第三方使用。任何個人或組織在未取得主辦方授權的情況下，不得將本次大賽作品用于任何商業用途。

4、比賽中所涉及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著作權、商標權等引起的糾紛，一律由參賽者或參賽團體承擔法律責任（主辦方概不負責）。

5、主辦方自收到參賽作品時起即享有參賽作品的全部著作財產權以及作品的發表權。

6、主辦方擁有對參賽作品的播映及改編權，入圍、獲獎作品的商業使用權及優先代理權。

7、天津外國語大學職業發展協會擁有獲獎作品的版權，有權免費使用獲獎作品進行非盈利使用。

8、如獲獎作品用于商業用途，主辦方將在與創作者或創作團體協商一致的基礎上，支付相應報酬后使用。

第五篇：數碼攝影作品著作權的歸屬（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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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攝影作品著作權的歸屬

【案情】

原告攝影師金任喜認為其對攝影作品“躺椅廣告照”享有著作權，他向法院提供了該數碼照片及存儲照片的光盤，光盤顯示數碼照片文件創建時間為2008年9月20日22點39分24秒，照相機型號為NIKON D200。

2010年9月14日，寧波江東傲威戶外用品有限公司與阿里巴巴（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簽訂了《中國供應商服務合同》，該合同約定投放網址為“nballwell.en.alibaba.com”。2011年7月4日，原告向公證處申請證據保全。在公證人員監督下，原告使用公證處電腦在前述網址的網站首頁以及相關產品介紹中下載了被訴侵權圖片。

原告認為被告傲威公司未經許可，擅自在公司主頁及阿里巴巴網站上使用原告享有著作權的照片并作為營利之用，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被告阿里巴巴公司對傲威公司的侵權行為沒有盡到審查義務，亦給原告造成了一定損失，故請求法院判令兩被告停止侵權并賠償損失。

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傲威公司相關行為構成對原告著作權的侵犯，阿里巴巴公司與傲威公司不構成共同侵權。一審判決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

【分歧】

原告攝影作品為數碼照片，且權屬證據為數碼照片轉存后的存儲介質，能否認定他享有涉案攝影作品的著作權？

第一種觀點認為，因未見存儲原始照片的相機，所以無法認定原告就是涉案攝影作品著作權人。數碼照片區別于傳統照片的最大特點是無形性，傳統照片在拍攝完成后即在膠卷底片上一次成形，膠卷和底片具有一一對應性，因此底片就是最具證明力的權屬證明，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擁有膠卷底片的人就應被認定為照片的著作權人。而數碼照片是虛擬的數字組合格式，必須依附于存儲介質而存在，其數據可以反復多次復制、刻錄于不同載體中，很容易與原始拍攝介質相分離。在本案中，原告僅提供數碼照片轉存后的光盤而非原始的拍攝、存儲設備，根據數碼作品的無形性特征，無法認定其為涉案數碼照片攝影作品的著作權人。鄭州睿信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提供資料來源網絡

第二種觀點認為，要求數碼作品權利人提供直接證據證明權利歸屬，證明標準過高，不利于數碼作品著作權的保護。數碼照片著作權與其載體相分離的特點，使得數碼照片的持有者不能當然地成為數碼照片的著作權人，其權屬認定應堅持民事證據的高度蓋然性標準，即對數碼照片著作權歸屬采取推定的方法，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對數碼作品著作權侵權的泛濫。通過推定可以產生一種符合民事訴訟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的事實認定結論，除非對方當事人提出有力的反證，否則應當作出對一方有利的裁判。本案中，作為刻錄有數碼照片數據資料的載體，也應認為是一種證據，具有一定的證明力。在此基礎上，法院應當結合其他事實排除合理懷疑，從細節出發，綜合全案得出符合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結論。

【評析】

數碼照片的權屬應結合其屬性參數拍攝時間、當時場地情況及原告提供的同一場景的系列圖片等相關證據，綜合判斷。具體應注意把握以下幾個要點：

1、數碼照片屬性參數難有足夠的證明力單獨證明數碼照片的著作權歸屬。數碼科學技術的普遍應用以及數碼攝像機的出現使攝影作品的表現形式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數碼照片已替代傳統膠卷照片走進了千家萬戶，與此同時，新技術也給數碼照片的著作權屬認定帶來了新的問題。由于數碼攝影的記錄、傳播、復制方式與傳統攝影完全不同，導致對原創性的認定也完全不同。對傳統攝影作品來說，只要有原始的膠卷底片，一般就可以認定作品的原創性。但是，對于數碼照片來講，由于作品的儲存介質是電磁數碼，因而照片的復制極其簡便，而且復制并未改變數字信息，使其可以對網上和硬盤里的數碼照片隨意復制，一旦產生糾紛，很難判斷到底誰是照片的原作者。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光盤中儲存的數碼照片已非原始格式圖片，且其在光盤中的存儲時間也與照片拍攝的時間不能嚴格對應，在此種情況下法院很難單純從機器可讀形式的數字證據中判斷數字攝影作品的原始著作權歸屬。

2、原始數碼照片屬性參數的證明力大于已轉存過的數碼照片屬性參數。在我國，作品只要完成作者就享有當然的著作權。因此，作者若能夠提供原始數碼照片屬性參數，證明其是原始和唯一作者的證明力將當然大于上述已經轉存過的數碼照片屬性參數。例如，從技術角度分析，照片拍攝完成后，將RAW原始數據格式刻盤保存，這樣，即使將來發生糾紛，RAW原始數據較之JPEG等格式數據更能說明數碼照片拍攝后的原始狀態?；蛘呃肞S等軟件，采取在自己的作品

上做“水印”等方法，避免侵權。另外，還可以將照片在不破壞美感的前提下進行適量剪裁，以此避免侵權者得到100%全畫面的照片。但是無論是否利用上述方式保存原始參數，單獨的數碼照片屬性參數證據都難以具有足夠的證明力單獨證明數碼照片的著作權歸屬。

3、利用創作過程的唯一性綜合認定數碼照片著作權歸屬。本案中，在原告提供的光盤存儲數碼照片屬性參數難以單獨證明原告對涉案攝影作品享有著作權的情況下，法院結合了證人證言對數碼照片拍攝時間、當時場地情況說明及原告提供的同一場景的系列圖片等相關證據，綜合判斷數碼照片著作權權屬。法院審理此案把握了這樣一個思路，即不同的人因構思不同、視角不同、時間點不同，在同一場景下所拍攝的照片不會完全相同，總能找出細微的差別，也就是說創作過程總是唯一的。如果無法根據數字文件的持有來認定創作者，還可以從具體的拍攝過程入手進行綜合判斷。如果照片的內容是人物，可向被拍攝者、現場的目擊者求證，由此來確定真正的創作者；如果照片的內容為靜物，則可以要求當事人對被攝景物出現的地點以及拍攝場景進行詳細說明，甚至還可以進行實地勘察或者現場模擬，從而證實當事人表述的真實性。

4、數碼照片著作權人可運用多種方式避免糾紛產生。首先，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的相關規定，在無法確認權屬的情況下，如無相反證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視為作者。因此，數碼攝影作品完成后，作者可以首先在紙質的報紙、雜志發表作品，署上自己的姓名并保存該報紙、雜志，一旦將來作品被侵權，報紙、雜志便可以證明著作權的歸屬。其次，數碼攝影作品一經完成，作者可以及時把含有該作品數碼底片的軟盤提交公證機關，由公證機關將軟盤封存并注明作者名稱、收到的日期，作為公證證據，這在證明效力上比其他書面證據的證明力要強。再次，還可以通過對原創性數碼攝影作品的登記來保護合法的著作權。我國著作權法對著作權實行自動保護的原則，規定作品創作完成后就享有著作權，并對作品實行自愿登記。為了更好地維護作者和其他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避免著作權權屬糾紛，我國現行的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對自愿登記的作品予以形式上的著作權確認，一旦發生著作權糾紛時，可以作為初步證據。除此之外，還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作者在完成數字攝影作品后，即將該作品的數碼底片儲存在軟盤中或者將作品打印在紙張上，然后將軟盤或紙張裝入信封并密封，到郵局以本人為收件人寄出。作者在收到密封的物品后并不啟封，而是完整地保存它。一旦發生糾紛，信封上郵戳顯示的寄出日期即能證明作品的完成日一定在該日期之前，而侵權日期肯定要晚于作品完成日期，從作品形成時間上證明權屬，借此達到保護著作權人合法權益的目的。

綜上，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原告向法院提供的數碼照片屬性顯示該文件創建時間為2008年9月20日22點39分24秒，照相機型號為NIKON D200，并申請涉案照片中的被拍攝者出庭作證。該證人陳述了涉案作品的拍攝地點及季節、拍攝者為原告等事實。原告還提供了不同角度拍攝的系列照片，以上證據可以作為原告享有涉案作品著作權的初步證據。在被告無任何相反證據的情況下，依法認定原告享有涉案攝影作品“躺椅廣告照”的著作權。被告傲威公司未經著作權人許可擅自將涉案數碼照片攝影作品用于經營目的，侵犯了原告享有的攝影作品著作權，應當停止侵權并賠償相應損失。兩被告簽訂的合同反映出阿里巴巴公司提供的是技術服務，阿里巴巴網站上的有關物品發布交易信息，均由其會員自行發布，阿里巴巴公司并未參與。被告傲威公司也在合同中對提供的全部信息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承諾。阿里巴巴公司作為網絡服務提供者，不具備審查所有傳播信息的能力，亦無證據證明網站幫助實施侵權行為，應當認定阿里巴巴公司已經盡到了合理的注意義務，與傲威公司并不構成共同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