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伊朗政治體制專題

資料：伊朗的政治體制

2009-06-12 19:28:00 來源: 新華網 跟貼 0 條 手機看新聞

1979年2月，伊朗前宗教領袖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成立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當年12月，伊朗舉行公民投票通過新政權成立后的第一部憲法。根據憲法，伊朗實行政教合一、神權高于一切的政治體制，最高宗教領袖霍梅尼為伊朗國家最高領導人。1989年4月，伊朗對憲法進行了部分修改，強調伊斯蘭信仰、體制、教規、共和制及最高領袖的權力不容更改，同時對領袖的產生以及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門等方面的規定作了修訂，使伊朗的行政、司法和立法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根據憲法，領袖是伊朗國家最高領導人，也是伊朗政教合一的象征。領袖的權限包括任免憲法監護委員會（憲監會）宗教成員、司法總監、音像組織主席、武裝部隊參謀長、革命衛隊司令以及武裝部隊和安全部隊的司令；宣戰或宣布停戰；協調國家三權機構領導人之間的關系；頒發總統委任狀，在總統有瀆職行為或議會認為總統政治上無能的條件下罷免總統等。

領袖通過專家會議選舉產生。專家會議是選舉伊朗革命領袖的最高權力機構，共有成員86人，每年舉行一次年會，討論國家大事及領袖的行為。專家會議可在領袖不稱職或失去領袖的必要條件時廢黜領袖。1989年6月霍梅尼逝世后，通過專家會議推舉，哈梅內伊當選為伊朗最高領袖。

伊朗政府實行總統內閣制。總統是繼領袖之后的國家最高領導人，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總統可授權第一副總統掌管內閣日常工作，有權任命數名副總統，協助主管專門事務。總統由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四年，可連任一屆。伊朗內閣部長由總統提名，需要議會審議通過。

為了保證議會決議不違背伊斯蘭教義和憲法原則，憲法規定成立憲監會。憲監會有權審查議會通過的一切決議和提案，監督總統選舉、議會選舉和公民投票。

伊斯蘭議會是伊朗最高立法機構，實行一院制。議會有權批準同外國簽訂一切條約、協議和合同，隨時對總統和部長進行質詢和彈劾，批準政府需要采取的緊急措施等。但是，議會通過的任何議案必須得到憲監會的批準后才能成為法律。議員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四年。議長一年一選，可以連選連任。

司法部門是伊朗政壇的一支重要力量。司法總監是司法方面的最高首腦，由領袖任命，任期五年。最高法院院長和總檢察長由司法總監任命，任期五年。司法部長由司法總監推薦，總統任命，負責協調政府和議會間的關系。在司法總監領導下，還設有行政公正法庭和國家監察總局，分別審理民眾對政府機關的訴訟和監督國家機關的工作。

第二篇：歐美國家政治體制

法國、英國、德國、美國的政治體制異同

19世紀70年代，資產階級代議制度在歐美主要大國得以確立，但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差異，各國又呈現出復雜的政體局面。法國從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發展到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經過幾百年的波折，確立了其中庸式的半總統半議會制度。英國、德國形成了一會民主制的政治模式。而美國則是一個典型的總統制國家。

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產生了五位總統，這種“半總統制”既有總統制的特點，又有議會制的特征。總統候選人由政黨聯盟推薦，由全民直接選舉產生。總統權力不如美國總統大，但又遠遠大于內閣制國家的總統或國王。議會權力與總統相當，互相制衡，形成了世界政壇上獨特的現象。政府由獲得下院即國民議會多數的政黨組成，總理也由該黨領袖出任，并由總統任命，政府主要職責是治理經濟與內政事務，同時對總統和議會負責，議會可以質詢并彈劾政府。法國的總統和議會一般都實行兩輪投票制，總統、議員都是由在第二輪投票中獲得相對多數的候選人出任。這種政治模式的優點是，權力相對分散，不易于導致專制和專權，總統握有一定的實權，有利于政局的穩定。其缺點是，行政權力的分散使得政府權威較弱，不利于國家治理。

英國、德國是責任內閣制政體，是典型的議會民主制政體，在西方國家較為普遍。政黨獲得權力的主要途徑就是贏得議會選舉的勝利，即獲得下院即眾議院議席的多數。國家的權力體系以內閣為核心，內閣擁有國家的最高行政權力。內閣對議會負責，受議會制約。總統或國王更多的是一種榮譽性職位，并無真正的實權。政黨大都是一個相對嚴密的組織體系，但右翼比左翼要松散。這種政權模式的優點是，無論是體制形成還是實際運作都相對民主、公正，更有利于決策的科學和周全。但缺點是，體制或制度輕易模式化，導致官僚主義，影響執政效率。

美國的政治體制是一個總統制的國家。總統候選人由政黨推薦產生，總統在全國由全體選民直接投票、間接選舉產生。美國的政黨體制相當松散，政黨存在的意義更多的是作為各類選舉的工具，選舉之后，政黨作為一種組織體系作用相當微弱，所以它是一種典型的“選舉黨”。美國的國會即眾議院、參議院議員一般由政黨推薦參選，由全民投票直接選舉產生，擁有立法權。美國總統的權力較大，總統受政黨的約束小，獨立性較大，有利于較快地作出政治決斷，提高執政效能。但美國三大權力體系的相互制約與牽制明顯，造成一些體制消耗。

第三篇：伊朗門（范文）

美國的“伊朗門”事件

文章原標題：告訴你一個真實的“伊朗門”

作者：陳偉

來源：《法學家茶座》2008年第4期 本站發布時間：2008-7-31 11:42:18 閱讀量：931次

里根政府非法軍售伊朗、軍援尼加拉瓜反政府軍一案，很可能是美國憲政史上最為肆無忌憚、無法無天、撲朔迷離、波譎云詭的大案要案。此案內幕之復雜，情節之惡劣，手腕之狡詐，辯護之刁鉆，令人驚心動魄，嘆為觀止。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這場空前嚴重的憲法危機中，總統幕僚臨危不懼，勇承罪責，對薄公堂，逃脫懲罰；國會和獨立檢察官耗費巨資，窮追不舍，查無實據，一籌莫展；里根總統安然無恙，穩渡難關，大智若愚，全身而退，堪稱美國政治中的頭號奇跡。

（一）石破驚天，外交丑聞全球震驚

1986年11月3日，黎巴嫩的《帆船》周刊披露了美國與伊朗之間秘密軍火交易和“以人質換武器”的驚人內幕，全球震撼，媒體嘩然。伊朗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潮的大本營，是世界反美恐怖主義活動的主要支持者，秘密軍售發生在美國與伊朗這種水火不相容的敵對國家之間，簡直就是匪夷所思。它不僅與美國公開聲明的外交戰略南轅北轍，而且嚴重違反了美國國會制定的《武器出口管制法》。

令人納悶的是，當時伊朗在“兩伊戰爭”中焦頭爛額，自顧不暇，并未劫持過任何美國人質。曾經轟動全球的伊朗人質危機，早已是過時舊聞，明日黃花。

1979年初，在宗教領袖霍梅尼的號召和鼓動下，伊朗人民推翻了親美的巴列維王朝。巴列維國王流亡美國后，伊朗各界義憤填膺，要求美國遣返前國王回國待審。遭到拒絕后，11月4日，伊朗學生闖入并占領美國大使館，扣留使館人員為人質，以此要挾美國政府。但是，巴列維國王病逝后，經過秘密外交折沖，1981年1月20日，即里根總統就職典禮之日，伊朗釋放了全部美國人質。

既然如此，美國為何與壓根兒就沒有人質籌碼的敵國伊朗瞎搞什么“以武器換人質”的交易？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是，1984至1985年間，親伊朗的黎巴嫩真主黨在貝魯特劫持了7名美國人質，美國試圖借助伊朗的間接影響，達到人質獲釋的最終目的。為此，美國向伊朗出售了2008枚“陶”式反坦克導彈、235枚“隼”式防空導彈及其零部件。可是，截止武器交易曝光時，僅有3名人質獲釋。

更令人困惑的是，里根總統和白宮幕僚冒著法律嚴懲的巨大風險，國會彈劾的滅頂之災，秘密進行規模如此之大的軍火交易，難道只是為了營救區區3名人質嗎？乖乖，平均出售700余枚先進導彈才換回一個人質，里根政府的人權記錄真的如此大慈大悲嗎？這種荒誕不經的“以武器換人質”交易，豈不是等于“盛情邀請”恐怖分子繼續劫持更多的美國人質？

屋漏偏遭連陰雨。軍售案事發三周后，聯邦司法部長米斯（Edwin Meese III）在白宮的內部調查中，赫然發現了另一個爆炸性內幕：軍售伊朗的余款竟然被偷梁換柱，擅自挪用，秘密用于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軍，明目張膽地與美國國會制定通過的《博蘭修正案》迎頭相撞。就“伊朗門” 事件違法亂紀的嚴重程度而言，水門事件絕對只是小菜一碟。里根總統的白宮寶座風雨飄搖，岌岌可危。

（二）戰略構思，麥克法蘭臆想天開

事過多年，沉埃落定之后，根據美國政府已解密的文獻檔案以及當事人的回憶，軍售伊朗并非“以武器換人質”，而是里根政府第三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法蘭（Robert McFarlane）提出的一項好大喜功、一廂情愿的外交戰略計劃，并且得到了里根總統的正式批準。

基辛格的門生弟子麥克法蘭上任后，把修復美伊戰略關系列入重要議程。從全球戰略和兵要地志的角度看，伊朗南臨波斯灣，西接伊拉克，北靠蘇聯，東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扼霍爾木茲海峽戰略要沖，蘊藏豐富的石油資源，乃兵家必爭之地。巴列維王朝倒臺覆滅，使美國在一夜之間，痛失中東地區最重要的戰略盟友，遏制蘇聯南下波斯灣的前沿堡壘，霍爾木茲海峽油輪通過的安全戰略通道，常駐印度洋第六艦隊的軍事補給基地，牽制伊拉克戰爭狂人胡作非為的軍事策應，避免全球石油危機的避風港。每念斯此，里根總統和五角大樓痛心疾首，痛不欲生。

在此背景下，麥克法蘭認為，如果美國能夠利用伊朗深陷損失慘重的“兩伊戰爭”、急需購買美制武器的窘迫處境，以軍火交易為籌碼，施展縱橫捭闔之術，很有可能在中東戰略要地打開局面，取得震驚世界的歷史性外交突破。至于用軍火換回幾位人質，那是“摟草打兔子─帶捎的”。

在恢復美伊戰略關系的前景和促進人質釋放的誘惑之下，1985年仲夏，里根總統拍板決策，秘密批準了麥克法蘭的軍售計劃。在此問題上，里根總統打了個法律“擦邊球”，把國會給“忽悠”了。根據1947年《國家安全法》附加的秘密條款（Section 501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ct），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為了維護國家利益，美國總統有權臨機決斷，先斬后奏，秘密批準對外軍售。但事后，總統應當“適時”（in a timely fashion）向國會通報。可是，什么是“適時”的期限呢？法無明文，語焉不詳。這樣，直到媒體捅破“伊朗門”的驚人秘密，在長達16個月的時光中，里根總統沒向國會透出一絲口風，但事后卻很難追究其法律責任。美國知識界總愛譏諷里根不讀書不看報，頭腦簡單智商低，其實未必如此。

從1985年8月到1986年10月，美國與伊朗進行了6次秘密軍火交易，麥克法蘭和他的副職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海軍中將、軍事助理諾思(Oliver North)中校等人深深地卷入其中。可是，秘密軍售沒有取得任何意料之中的外交突破，對人質問題的影響也是杯水車薪。1985年12月，麥克法蘭被迫辭職，其職務由波因德克斯特將軍接替。

由于軍售效果不佳，麥克法蘭和波因德克斯特懷疑軍火中間商財迷心竅，耽誤大事，便急于與伊朗高層取得直接聯系。1986年6月，經里根總統批準，麥克法蘭以美國總統特使的身份，由諾思等4名助手陪同，仿效基辛格神話般的沖破中美堅冰之旅，秘密飛往戰火紛飛的德黑蘭，希望會見伊朗國家領導人，以期打破美伊外交僵局。但是，伊朗方面冷若冰霜，沒有任何高級官員出面會晤麥克法蘭。美方以軍售為突破口的外交努力遭到了徹底失敗，不但對釋放人質影響甚微，而且還惹出了“尼加拉瓜門”的險惡風暴。

（三）府會相爭，外交決策撲朔迷離

“伊朗門”事件實際上牽扯到兩個大案，一是非法向伊朗出售軍火，二是非法挪用“軍售余款”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軍（Contra）。如前所述，軍售案打了個法律“擦邊球”，而軍援案則是與國會制訂、里根總統簽署生效的《博蘭修正案》大唱“對臺戲”，屬于性質極為惡劣的違法行徑。

所謂《博蘭修正案》，是指1982至1985年期間，由美國國會制訂通過的一系列禁止向尼加拉瓜反政府軍提供軍事援助的法案，因其由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博蘭（Edward Boland）牽頭，故得其名。這個法案的出臺，涉及到美國政府行政部門與國會參眾兩院之間權力的分立與制衡，涉及到美國政治中錯綜復雜、撲朔迷離的“府會相爭”現象。

美國國會是世界上權勢最大的立法部門，更為厲害的是，其權力并不局限于立法。國會不但掌管聯邦政府的“錢袋權”（Power of Purse），而且擁有監管和督察行政部門日常工作的權威，其中包括絕密的外交、軍事和情報機構。依照美國憲法，只有國會擁有宣戰權。但是，國會認為，由總統和行政部門主管的軍事、情報、特工以及對外軍售和軍援，實際上使美國直接或間接地卷入了為數眾多的海外軍事沖突。因此，盡管法無明文，國會理所當然地擁有監督和管制軍事、情報部門以及對外軍售軍援的巨大權力。

以博蘭為代表的部分民主黨議員認為，美國不應毫無節制地干涉別國內政，肆無忌憚地插手海外糾紛。尼加拉瓜是人口僅為300萬的中美洲小國，不可能對美國的戰略利益構成致命威脅；所謂尼加拉瓜反政府軍，其實只是一幫烏合之眾，與強盜土匪無異。中央情報局在尼加拉瓜呼風喚雨，興風作浪，干涉內政，挑動內戰，甚至暗中在尼加拉瓜的港口布雷，企圖炸沉滿載蘇聯軍援的貨輪，實際上相當于不宣而戰，開始了一場針對主權國家的秘密戰爭。如此下去，將可能把美國拖入尼加拉瓜內戰的泥潭，使其成為“中美洲的越南”。

可是，里根總統的看法與此南轅北轍。1980年代初期，蘇聯不但在亞洲越南、老撾、柬埔寨，非洲安哥拉、埃賽俄比亞、索馬里等戰略要地連連得手，咄咄逼人，而且悍然出兵侵占中亞要沖阿富汗，威脅世界石油寶庫波斯灣。在拉丁美洲，蘇聯支持的古巴早已是美國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沒想到，一不留神又冒出來個桀驁不訓的共產黨政權尼加拉瓜，而且它還“輸出革命”，暗中支持鄰國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哥倫比亞的共產黨游擊隊造反。長此以往，素有“美國后院”之稱的拉丁美洲豈不是鬧翻了天？俗話說，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里根堅信，為了遏制蘇聯，贏得冷戰，美國決不能在尼加拉瓜問題上畏首畏尾，袖手旁觀，聽任蘇聯在“美國后院”得寸進尺，為所欲為。

即然如此，為何里根總統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最終仍然簽署了《博蘭修正案》，在政府行政部門的腦門上勒上了一道法律緊箍咒呢？

在美國的憲政體制中，國會政治撲朔迷離，府會關系錯綜復雜，治國難題頭緒紛繁，凡事都需要有個先來后到，輕重緩急。民主政體并不能保證事事最佳，只能防止出現最差最劣。里根執政之初，最艱巨、最嚴峻的挑戰是巨額減稅，重振經濟，擴軍備戰，對抗蘇聯，可是，當年民主黨牢牢地控制了眾議院，里根總統每通過一項議案，都需要與“帝王般的國會” 爾虞我詐，討價還價，協商談判，妥協讓步，其過程無比艱難，其細節難與人言。

結果，待到軍援尼加拉瓜反政府軍的議題臨頭時，里根總統已是強弩之末，既精疲力竭，又耗盡了政治資本，無力興師動眾，大動干戈，無法在國會湊足支持票。在此背景下，為了在中美洲對抗蘇聯，里根總統和白宮幕僚決定陽奉陰違，暗渡陳倉，最終鋌而走險，以身試法，鬧出了“尼加拉瓜門”的致命大案。

（四）將軍撐腰，諾思中校挪用余款

被迫簽署《博蘭修正案》后，里根怒不可遏，大發雷霆，痛斥民主黨控制的國會眾議院目光如豆，越俎代庖，出于黨爭偏見，肆意干涉總統主導的外交政策，背信棄義，半途而廢，無情地拋棄了中央情報局鼓動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抵抗力量，致使脆弱的反政府軍彈盡援絕，饑寒交迫，面對裝備蘇式現代化武器的強大政府軍，浴血奮戰，慘遭屠殺。真可謂親者痛，仇者快！

里根堅信，蘇聯的全球地緣擴張已達極限，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建立在專制集權、僵化低效的體制之上。如果美國改弦更張，勇于對抗，全力援助阿富汗、尼加拉瓜和安哥拉的反共抵抗力量，奮起反擊蘇聯的全球地緣戰略攻勢，爭取在幾個至關重要的戰略熱點取得歷史性重大勝利，勢必徹底逆轉長期以來蘇攻美守的冷戰態勢，用紙牌搭起來的蘇聯世界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將可能頃刻間土崩瓦解，不戰自潰。

在此背景下，里根拍板決策，暗中命令麥克法蘭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死活也要讓尼加拉瓜反政府軍苦撐待變，絕對不能在中美洲戰略要地妥協退讓，輕易認輸。但是，里根是個有名的甩手掌柜，大智若愚，舉重若輕，不問細節，放手讓權，極少具體指示如何行事，對請示匯報亦毫不留心。

麥克法蘭尋思，既然國會不批準軍援，政府援助的方式沒戲，那干脆另辟蹊徑，采取“民間援助”的損招兒吧。于是，白宮幕僚暗中運作，四處化緣，秘密募捐，憑借里根總統的面子，私下懇求鐵桿盟邦“無償捐贈”。據調查披露，出資捐款的“冤大頭”計有沙特王國3200萬美元，文萊王國1000萬美元，以色列、南韓、臺灣等各200萬美元。

為了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軍，僅僅募捐資金遠遠不夠，抵抗力量急需武器彈藥和軍需補給。經上司批準，名不見經傳、時任國家安全委員會政治軍事處副處長、兼具基層實戰經驗和統帥機關歷練的諾思中校脫穎而出，肩負重任，居中協調，具體主持秘密軍援和空運的特殊使命。他多次冒著生命危險飛往尼加拉瓜前線，為反政府軍出謀劃策，提供武器裝備、作戰指導和軍需后勤支援。

與美國像 “叫花子” 一樣“募捐”來的援助相比，蘇聯和古巴提供給尼加拉瓜桑地諾政府的軍援非常充裕，總數高達10億美元。政府軍裝備精良，火力強大，配備先進的飛機、導彈、坦克、裝甲車、火炮，尤其是蘇制米─24“雌鹿”型武裝直升機，性能優越，低空突襲，防不勝防，成為反政府軍的致命克星。據諾思估算，尼加拉瓜反政府軍若要維持現狀，固守待援，至少需要1億美元左右的軍援。

怎樣才能彌補資金缺口呢？諾思中校在回憶錄中披露，“挪用”軍售伊朗的“余款”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軍的想法，竟然是法籍伊朗裔軍火掮客戈伯法尼(Manucher Ghorbanifar)提出來的一個“天才創意”，而幕后撐腰和操縱者，則是諾思的頂頭上司波因德克斯特將軍。

對伊朗軍售系由五角大樓定價，由國際軍火掮客穿針引線，并預付了全部款額，國防部財務署記錄在案，壓根兒就沒有什么“余款”，更別提“挪用”了。轉折點發生在1986年初。在一次商談出售導彈的秘密會晤中，戈伯法尼企圖借助行賄，與美方建立“私人感情”，以便今后進行更大的交易。他對諾思耳語：“如果這筆交易能夠談成，其中有你100萬美元。”

賄賂如此巨大，出手如此大方，若是個心存貪欲的凡夫俗子，很可能經不住一夜暴富的誘惑，干出違法亂紀的罪惡勾當。沒想到，諾思中校不僅不為之所動，而且聲色俱厲地答復：“不行！別再提此事了，到此為止。”

出乎意料的是，老謀深算的戈伯法尼圓滑地解釋：“沒關系，我明白。我知道你空閑時都在忙些什么，也許我們可以為你的尼加拉瓜朋友準備點兒資金。”原來，戈伯法尼神通廣大，耳聰目明，曾為以色列情報部門和中央情報局當差。他通過各種秘密渠道，對諾思同時卷入軍援尼加拉瓜的艱難處境知之甚詳。諾思聆聽建議后，喜出望外，茅塞頓開。

飛回華盛頓后，諾思立刻來到頂頭上司波因德克斯特將軍辦公室，向他詳細匯報了戈伯法尼的“天才創意”。波因德克斯特大喜，推崇此舉是把里根總統中東和拉美外交政策圓滿結合的最佳辦法。當晚，波因德克斯特用保密電話聯絡諾思，正式授權他將“軍售余款”“挪用”于尼加拉瓜。

如此說來，非法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軍的“軍售余款”，其實是軍火掮客暗中付給美方的“回扣”。經過6次交易，其累計總額已高達1200萬美元。從嚴格意義上說，軍火交易中的“回扣”，仍然屬于“國家財產”，波因德克斯特和諾思兩人膽大包天，擅自挪用，確實觸犯了刑律國法。但是，如果換一個國家，“伊朗門”事件不但不是什么“丑聞”，而且堪稱廉潔奉公的英雄事跡，令人贊嘆的道德楷模!

（五）國會聽證，總統幕僚勇承罪責

“伊朗門”事件鬧大后，波因德克斯特將軍被迫辭職，諾思中校被白宮解除了職務。為了調查事件真相，里根總統任命前聯邦法院法官、曾任艾森豪威爾政府司法部副部長的著名律師沃爾什（Lawrence Walsh）出任獨立檢察官，主持調查“伊朗門”事件的來龍去脈和真實內幕。與此同時，國會捷足先登，聯合組成了參眾兩院特別調查委員會，舉行公開和秘密聽證會，傳召涉案證人和政府高官，企圖把“伊朗門”事件查個水落石出。

千萬不要小瞧美國國會的調查聽證會。大約三分之一的國會眾議員和一半左右的參議員是律師、檢察官或法官出身，精通法律，神通廣大。由于擁有以嚴懲偽證為后盾的監督、調查和聽證大權，美國國會實際上兼有“最高特別調查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的強大制度功能，其權威在相當程度上超過了美國總統。在水門事件中，正是在國會聽證會上，白宮法律顧問迪安被迫“賣主求榮”，原總統高級幕僚巴特菲爾德被迫招出了“白宮錄音帶”的超級機密，最終導致尼克松丟失了總統寶座。

可是，參與“伊朗門”事件的的兩位關鍵性人物諾思和波因德克斯特是現役將校級軍官。為了保護總統兼最高統帥，他們臨危不懼，態度死硬，以犯罪嫌疑人自居，異口同聲地援引美國憲法第5條修正案，聲稱有權保持沉默，拒絕回答任何實質性問題。為了查明真相，順藤摸瓜，釣到大魚，國會調查委員會發出傳票，強令波因德克斯特和諾思以國會證人而非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前來做證，同時給予兩人刑事豁免權，令其交待全部內幕，將功折罪，爭取寬大處理。

1987年5月，在向全國直播的國會聽證會上，諾思對國會議員解釋說，一個微不足道的海軍陸戰隊中校，不可能擁有決定對外軍售軍援的超級權柄，不可能做出影響美國外交的戰略決策；從軍售伊朗到軍援尼加拉瓜反政府軍，自始至終，他完全是“奉承上司旨意”。但是，諾思銷毀了全部可以證明上級授權的絕密文件，根本無法證明自己清白無辜。換言之，諾思變相地把責任攬在了自己身上，淪為犧牲品和“替罪羊”。

針對“奉承上司旨意”之說，調查委員會主席井上（Daniel K Inouye）參議員教訓諾思：“美國軍人法典明確規定，上級軍官下達的命令必須是合法的。事實上，它闡明美國軍人有義務拒絕執行上級不合法的命令。此項原則如此之重要，以致在紐倫堡審判中，美國政府建議將其作為國際上普遍適用的基本原則”。

諾思自辯說，美國國會見死不救，拋棄了在中央情報局“忽悠”之下揭竿而起的尼加拉瓜抵抗力量，使其彈盡援絕，饑寒交迫。諾思認為，軍援抵抗力量對反蘇反共和贏得冷戰至關重要，他本人對參與其中深感自豪。針對上級命令是否“合法”的問題，諾思認為，恰恰是“博蘭修正案”自身的合法性存在爭議之處，因為美國憲法并未賦予國會任意立法，肆無忌憚地干涉總統行使外交政策和全球軍事戰略的超級權力。

諾思認為，“博蘭修正案”僅僅明文禁止中央情報局、國防部以及“其它涉及情報工作的政府部門”向尼加拉瓜反政府軍提供援助，但是，他所在的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屬于“涉及情報工作的政府部門”，其成員只是總統的私人顧問和幕僚，在相當程度上不受此法案的約束和限制。從某種程度上說，諾思的自辯并非毫無道理，在美國政治制度中，白宮幕僚班子國家安全委員會確實是最少受到國會監控的特殊部門之一。諾思在聽證會上堅毅不屈的表現，神態若定的自辯，英武挺拔的軍姿，令在電視機前沒事兒看熱鬧的平民百姓高聲喝彩，贊口不絕。全美各地100余萬封電報和信件如雪片般地涌向國會山，強烈支持和聲援“愛國英雄”、“拒腐模范”諾思中校，令人大跌眼鏡。

根據已解密的文件，諾思從事的秘密使命，的確是奉承麥克法蘭、波因德克斯特等高官的旨意，所以很難追究他在“伊朗門”事件中的法律責任。相比之下，波因德克斯特將軍位高權重，身涉核心機密，堪稱“伊朗門”案中承上啟下、舉足輕重的關鍵人物。

在國會秘密做證時，波因德克斯特態度死硬，引用杜魯門總統的名言“責任到我這里為止”（The Buck Stops Here），愣是把“尼加拉瓜門”中駭人聽聞的罪責全部攬到了自己身上。他居然聲稱：“這是我作出的決定，我認為我有權力如此行事，我認為這是個好主意，我相信里根總統最終也會認為這是個好主意。”“經過深思熟慮，我決定不請示里根總統，這樣可以使他與此決定無關，萬一將來泄露出去，總統可以矢口否認。”

實話實說，“伊朗門”事件中真正的“硬漢” 并非諾思，而是波因德克斯特將軍。但因涉及此公的聽證和審判涉及高度機密，皆為暗箱操作，新聞媒體無法炒作，故這位海軍中將的“知名度” 遠遠不如“媒體名人”諾思中校。

（六）立案起訴，涉案嫌犯無罪開釋

國會聽證結束后，司法機關開始立案審判。1989年3月，獨立檢察官沃爾什首先對諾思正式提起公訴，指控他犯有篡改、轉移、銷毀機密文件，妨礙國會調查等12項罪名。法律專家注意到，非法軍售和軍援之類的“嚴重罪行”，在起訴書中居然一句沒提。

1989年年5月4日，聯邦地區法院陪審團判決，在12項起訴罪名中，諾思犯有阻撓國會調查、擅自銷毀文件等3項罪名，另外9項被判定無罪。法官判處諾思3年有期徒刑，緩期執行，獄外監管，罰款15萬美元。此外，法庭命令諾思從事1200小時無償社區服務工作，承擔一項使青少年避免吸毒的計劃，并終身不得擔任公職。諾思不服判決，當即向聯邦上訴法院喊冤叫屈。

1991 年，聯邦上訴法院對“美國訴諾思”案做出裁決，以控方證據主要基于享有“豁免權”的國會聽證為理由，推翻了聯邦地區法院的裁決。在判決書中，上訴法院法官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不同意在美國進行政治審判。”言外之意，“伊朗門”案的實質是“政治分歧”，而非刑事犯罪，點中了這個憲法大案的要害之處！沃爾什檢察官不肯善罷甘休，當即向聯邦最高法院上訴。出乎意料的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竟然袖手旁觀，不置一詞，致使聯邦上訴法院的裁決得以維持，諾思最終洗脫了全部罪名，無罪開釋。1995年，諾思出馬競選公職，居然差一點當選弗吉尼亞州聯邦參議員。

1989年7月，沃爾什檢察官對“鐵肩擔責任”的“硬漢將軍”波因德克斯特提起公訴。此時，里根總統任期已滿，退休賦閑，遭受彈劾的危險不復存在。面對刑事重罪起訴，老謀深算的波因德克斯特突然改口。將軍的律師聲稱，被告當年曾向里根請示過挪用軍售余款一事，并要求法庭請出已退休的里根總統出庭作證，解脫波因德克斯特將軍承擔的個人責任。

沃爾什檢察官決定，采取庭外錄像的形式，要求年近八旬的里根宣誓做證。可是，里根當時已出現了老年癡呆癥的癥狀，在錄像作證時，他迷迷登登，顛三倒四，胡里胡涂，答非所問，整個兒就是一腦門子漿糊。沃爾什是律師和聯邦法官出身，與各式各樣的證人打了數十年交道。他憑直覺感到，演員出身的里根總統確實已經癡呆糊涂了，并非演技高超，裝模作樣，逢場作戲，以假亂真。

面對如此窘境，僅憑出爾反爾、反復無常的波因德克斯特將軍的一面之詞，豈能給民望如日中天、如今癡呆糊涂的退休老總統輕易定罪？沃爾什無可奈何，最終決定放棄追究里根總統的法律責任。實際上，在水門事件中，如果沒有“白宮錄音帶”作為“鐵證”，尼克松總統很可能有驚無險，闖過難關，功成名就，永垂青史。在“拉鏈門”案中，如果沒有萊溫斯基裙子上的“鐵證”，克林頓總統肯定撒謊低賴，毫發無損，風流如初，濤聲依舊。

1990年6月，聯邦地區法院特別法庭陪審團裁定，波因德克斯特將軍雖然可能是“代人受過”的“替罪羊”，但是，他瀆職越權，出爾反爾，撒謊偽證，阻礙調查，嚴重觸犯了刑律國法，罪不容赦，難逃其究。陪審團裁定被告有罪之后，法官卻對將軍的處境深表同情，大筆一揮，僅判了6個月有期徒刑。盡管重罪輕判，形同兒戲，但是，聯邦上訴法院仍然以控方證據主要根據享有“豁免權”的國會聽證為由，推翻了聯邦特別法庭對波因德克斯特的有罪裁決。

沃爾什檢察官勃然大怒，當即向聯邦最高法院上訴，希望大法官主持正義，出面裁決，賞罰分明，以儆效尤。沒想到，聯邦最高法院老謀深算，老奸巨猾，精明過人，拒絕卷入剪不斷、理還亂的“政治棘叢”之中，不但宣布不受理“美國訴波因德克斯特”案，而且根本沒有解釋任何原因。這個驚天動地的憲法大案，最終竟然就這樣“不了了之”。

回顧歷史，“伊朗門”事件錯綜復雜，撲朔迷離。它是美國政治中“府會相爭”的奇特產物。在外交決策領域，政府行政部門與國會兩院爭權奪利，相互傾扎，各持己見。當國會積極行使監督權和“錢袋權”時，出于全球戰略考慮，里根總統及其親信幕僚不是俯首聽命，遵紀守法，甘拜下風，而是陽奉陰違，暗渡陳倉，鋌而走險，致使國會與總統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急劇升級，演變成一場前所未有的憲法危機。它既體現了美國憲政法治的成就和精彩，也反映出權力制衡的缺失和無奈。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總統幕僚凌駕于國會立法和權力制衡之上，進行秘密外交，從事違法軍售，操縱非法軍援，遙控隱秘戰爭，成為無法無天的“獨立王國”，觸犯了美國政治的大忌。對于波因德克斯特和諾思兩人，贊之者譽其為忠臣良將，恨之者斥其為亂臣賊子，各執一詞，爭執不休，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針對“伊朗門”事件，鮑威爾將軍深刻地指出：“出現這種局面，并不完全是麥克法蘭、波因德克斯特、諾思等人之過。他們為里根總統工作，而總統卻不喜歡插足于那些權力很大的閣員之間，做出困難的決策抉擇。里根希望人質獲釋、尼加拉瓜反政府軍繼續存在，但是，他卻不太操心如何具體達到這些戰略目的。其結果，國家安全委員會填補了一個權力真空，成為進行自己小型戰爭的國防部、成為實行自己秘密外交的國務院、成為從事自己隱秘情報活動的中央情報局。這一切造成的結果，就是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軍事件。” 回首往事，只有在美蘇冷戰全球對抗、兩伊戰爭如火如荼、美國急于打破對伊外交僵局、里根總統甩手掌柜治國、白宮幕僚特立獨行的歷史場景中，只有在國會制度、司法獨立、新聞監督以及府會相爭、政出多門、權力制衡的制度背景下，才能深刻而全面地理解“伊朗門”案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和最終結局。

1998年，“伊朗門”事件案發12年之后，在華盛頓水門飯店，因揭露水門事件而名滿天下的美國首席政治新聞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單刀直入，向獨立檢察官沃爾什提出了一個帶有蓋棺論定性質的問題：“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事件將怎樣被載入史冊呢？”

沃爾什檢察官回答：“我想它將作為一個并非卑鄙的違憲事件被載入歷史。”“我認為里根總統犯了錯誤，他挑釁了法律，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但是，他并不骯臟。”

第四篇：伊朗核問題

伊朗核問題

伊朗核問題

伊朗核能源開發活動開始于２０世紀５０年代，當時得到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支持。１９８０年美伊斷交后，美國曾多次指責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為掩護秘密發展核武器，并對其采取“遏制”政策。

２００３年初，伊朗宣布發現并提煉出能為其核電站提供燃料的鈾后，美國對伊朗核能開發計劃提出“嚴重質疑”，并多次警告伊朗停止與鈾濃縮相關的活動，甚至威脅將伊朗核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

國際原子能機構也通過多項相關決議，要求伊朗與其合作，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附加議定書，終止鈾濃縮活動。在國際社會，特別是在代表歐盟的法國、德國、英國積極斡旋下，伊朗采取了一系列積極舉措。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８日，伊朗正式簽署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附加議定書。２００４年４月，伊朗宣布暫停濃縮鈾離心機的組裝。

為說服伊朗徹底終止鈾濃縮活動，德法英３國還與伊朗舉行了多輪會談，并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初在巴黎初步達成協議。由于雙方在關鍵問題上的分歧，巴黎協議未能得到落實。

為了打破伊朗核問題的僵局，去年１２月，俄羅斯向伊朗遞交了兩國在俄境內建立鈾濃縮聯合企業的提議，以確保伊朗的核技術不會用于軍事目的。但伊朗表示其鈾濃縮活動必須在本國境內進行。

今年１月３日，伊朗宣布已恢復中止兩年多的核燃料研究工作，并于１０日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督下揭掉了核燃料研究設施上的封條，正式恢復核燃料研究活動。此舉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３月２８日，安理會通過要求伊朗在３０天內中止一切核活動的主席聲明。

６月１日，俄羅斯、美國、中國、英國、法國和德國舉行外長級會議，提出一項旨在解決伊朗核問題的新方案，并要求伊朗盡快對這一方案作出答復。伊朗認為，六國方案雖包含“積極措施”，但也有“模糊不清之處”，有待進一步探討，并多次表示將在８月２２日前對六國方案作出答復。

由于伊朗的消極反應，六國外長７月１２日在巴黎發表聲明，決定將伊朗核問題重新提交聯合國安理會。盡管聲明隱含制裁的威脅，伊朗依然重申，伊朗尊重國際法和國際準則，但決不放棄獲得核技術的權利。

７月３１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關于伊朗核問題的第１６９６號決議，要求伊朗在８月３１日之前暫停所有與鈾濃縮相關的活動，并呼吁伊朗與國際原子能機構開展合作。但伊朗表示，伊朗的鈾濃縮活動只會繼續和擴大，不會中止。

伊朗核問題在2006年初成為美國伊朗關系的核心問題，并成為美國伊朗戰爭的潛在導火索。

第五篇：世界各國的政治體制

世界各國的政治體制

現在世界上共有224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國家為193個，地區為31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國家和地域，政治體制不盡相同，大致可分為如下幾種類型：

古代——奴隸主共和制、君主獨裁制、封建制、君主獨裁制。

現代——獨裁制、君主立憲制、共和制、總統制、總理制、社會主義共和制。

政治體制名稱：

共和國：指國家代表機關和國家元首由選舉產生。現今世界上有125個共和國，像法蘭西共和國等。

王國：指以國王為國家元首的君主立憲制國家。現今全球共有16個王國。

公國：是君主立憲制的一種形式。如安道爾公國、列支敦士登公國等。

大公國：君主稱號為“大公”，由大公掌握國家權力的國家，如盧森堡大公國等。

聯邦：由若干成員組成的統一國家，如瑞士聯邦等。有的國家稱之為“聯盟”。

合眾國：是聯邦制的一種形式。像美利堅合眾國、墨西哥合眾國等。

民眾國：禁止一切政黨活動、沒有政黨的國家。如大阿拉伯利比亞人民社會主義民眾國。

酋長國：以部落酋長為國家元首的國家。像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

教皇國：以教皇為國家元首的國家。如梵蒂岡,好像世界上也只有這么一個國家是這樣的。

蘇丹國：一切執行權歸蘇丹的國家。如阿曼蘇丹國等。

政治體制中，無人統治——無政府、多數人統治——民主、少數人統治——寡頭政治、一人統治——專政、憲法統治——共和。

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這個要和本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德國是議會共和制，所以也是共和制。而美國實行的是憲政聯邦共和制，所以他們不同。地理環境，歷史起源，文化傳統，人口素質，發展程度，都會影響這個國家的管理形式。

資本主義國家政治體制，君主立憲制和共和制最多。

君主立憲：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過立憲，樹立人民主權、限制君主權力、實現事實上的共和政體。目前世界上君主立憲制的國家：

歐洲：英國、挪威、瑞典、丹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西班牙、安道爾、摩納哥、列支敦士登

亞洲：日本、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巴林、卡塔爾、不丹、約旦 文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

非洲：萊索托、摩洛哥、斯威士蘭

美洲：加拿大、巴哈馬、安提瓜和巴布達、巴巴多斯、伯利茲、圣基茨和尼維斯、圣盧西亞、圣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格林納達、牙買加

大洋洲：湯加、澳大利亞、新西蘭、巴布亞新幾內亞、圖瓦盧、所羅門群島

共和制：是指國家的權力機關和國家元首由選舉產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權組織形式。共和政體區別于君主政體，而且是作為君主政體的相對面而存在的。資本主義民主共和制，根據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關系的不同，可分為議會制共和制和總統制共和制。在議會制共和制國家中，議會擁有立法、組織和監督政府(內閣)等權力：政府(內閣)由占議會多數席位的政黨或政黨聯盟來組織，政府對議會負責，當議會通過對政府不信任案時，政府就得辭職或呈請國家元首解散議會，重新選舉；作為國家元首的總統只擁有虛位，沒有實權。實行議會制共和制的國家有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意大利、德國、奧地利、印度等。而在總統制共和制國家中，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總攬行政權力，統率陸、海、空三軍，行政機關(政府)和立法機關(議會)相互獨立；由當選的總統組織政府。美國是歷史上最早實行總統制共和制的典型國家。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埃及、印度尼西亞等國也實行總統制共和制。

現在社會主義國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古巴共和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它們的政治體制：古巴政體由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國務委員會和部長會議三個重要部分組成。古巴推行“社會主義新模式”的改革，其路線圖——改善民生，引進外資，搞活經濟。中國、朝鮮和越南在意識形態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三個國家又有很多不同。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經過改革開放后，很多東西基本上已經和國際接軌，還有許多地方基本上已經西化，特別是在經濟領域，基本上和西方資本主義沒有什么區別。但是在政治制度上，還堅持***。

越南和中國差不多，雖然開放比中國晚一些，但開放的步子相當的大。經濟幾乎已經全盤西化，政治上比較開明，新聞也比較自由，因為國家人口少，面積小，改革也比較容易。起初越南是學習中國，現在開始跟隨美國。越南政治體制改革走群眾路線，從直接選舉國會代表開始，有下列特點：越共發揮優良傳統走群眾路線，事前將《政治體制改革報告》交全民討論；國會493名代表，完全實行差額直接的民主選舉 ；國會代表允許非黨人士參加競選；國會代表允許自報候選人參選；允許候選人與選民會見、接觸，并向選民報告將來履行職責的諾言； 安排充分時間讓候選人與選民溝通、見面。2008年國會選舉的見面時間安排在5月3日至16日，并要求每位候選人至少參加6場見面會，讓選民充分了解候選人；選舉實行社會監督；規定候選人、社團代表、被委任者、媒體記者等有權監督選舉全過程。國會代表職業化，領取固定工資；國會有權對選舉的領導人（包括國家主席、國會主席、政府總理）進行 “信任投票”，并向政府官員提出質詢。越南司法獨立，越共中央及各級黨委不干涉司法審判工作。越共認為司法獨立是普世通用的原則，也是越南依法治國的根本原則；為避免“權大于法”，排除政府官員兼職國會代表，廢止“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弊端；越共積極推動司法改革，最高法院可審理黨的高級領導的腐敗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預審判工作；越南加強反腐，實行《陽光法案》國會代表和政府官員必須申報個人財產。越南在政治上逐步開放，解除黨禁，允許多黨制，2006年6月1日越南民主黨宣佈該黨復建。此外，越南國民黨一些老黨員，正在籌備復建國民黨。越南政治體制改革的幾個特點與經驗：越共中央新一屆領導年輕化，思想活躍，是改革的中堅力量，新人多是50歲左右的各省市黨委書記及政府各部委的副部長級人物，擺脫過去“老人主政”的弊端。這些新人思想活躍，容易接受新事物，無疑給黨帶來更多活力；改革從直接選舉國會代表開始，阻力最小，效果顯著；越南國會493名應代表中，中央推薦的代表為153名，地方推薦的代表為340名。345名是首次進入國會的代表，309名具備大學文憑。越南民眾認為，這樣的結果有利于改善官員“既當球員又當裁判”的弊病，有利于提高國會的監督職能；民主直接選舉國會代表與徹底反貪同步進行；過去越南國會代表選舉，由上級黨委提名決定，然后進行等額選舉，大家舉手通過，完全是形式主義走過場的“假民主”。代表不是專職干部也沒有工資可領，只不過是裝門面的“民主花瓶”，對政府領導的缺點、弊端不敢批評、揭發，否則代表資格就被撤銷。改革后，國會代表由人民直接選舉出來，完全“由民授權”，多數是正派、公道的共產黨員被選為代表，各級黨委和政府不能隨便撤換。因此代表們的腰桿子很硬，對貪污腐敗分子能夠大膽地揭發批判，使得越南反貪工作取得空前的成就，官員貪污受賄現象大為減少，官員也不敢隨便用公款吃喝；政治體制改革中體現黨的領導與民主制度相結合，越共的威信提高，社會保持穩定；過去許多人總是錯誤地把黨的領導與民主對立起來，一聽到“民主”就認為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危險品”；害怕講民主、接觸民主。事實上，越南國會經過直接選舉后，國會代表中黨員占80%以上，黨中央的重大決策與法案都能夠順利通過，越共中央牢固地控制著越南整個國家的政治航向，真正體現黨的領導與民主制度相結合。越南開始政治體制改革以來，“還政于民，權由民授”，人民真正地當家作主，人民的政治積極性空前高漲，貪污受賄案件大為減少，越共威信提高，政通人和，政局空前穩定。

朝鮮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切都是國有占先，一個國家只有一個聲音，而且實行的是先軍政治，在政治上朝鮮領導人實行世襲制度，并不斷挑戰國際社會底線。

中國這幾年一直在探索政治改革的方向，現在的中國已經逐漸民主開放，但是要徹底進行改革還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太大了，任何閃失就有可能給整個世界帶來災難。因此，中國的民主政治改革只能是逐漸摸索前進。我們相信，隨著中共提出的與時俱進口號一樣，中國的政治體制會自我完善的，這也是為了執政的需要。中國的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政治協商制度，其中人民代表大會制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其特點在于：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實行民主集中制，“一府兩院”由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并對它負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一元制度，不依賴任何其他制度而存在，其他各種制度均由這一制度派生，包括政黨制度、政治協商制度以及其他各種法律制度等等。十二五規劃不僅僅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內容，它還將觸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等全方位的改革內容。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是“積極穩妥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目標有三條：一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二是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三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里，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是：發展民主，加強法制，實行政企分開，精簡機構，完善民主監督制度，維護安定團結。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近期的具體目標，就是要增強黨與行政機構以及整個國家領導機關的活力；就是要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就是要充分調動人民群眾和各行各業以及基層的積極性，從而在政治上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措施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執政思想的轉變；服務型政府構建；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我國臺灣政體采用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立、相互制衡形式。民進黨過去“執政”8年，仍維持了原政權體制。越南政改的做法可供各國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