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后感對比君王論與商君書

不懂中的一點領悟

——讀《商君書》《君王論》有感

《商君書》曾是有名的禁書，過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歷代君王和準君王才能讀到。讀了這本書，你就會明白，當年那個北方落后的蠻夷秦國，為什么能在短短的14年內迅速崛起，最終摧枯拉朽般地統(tǒng)一六國，也會明白，歷代君王為什么能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個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三百年！商鞅真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書》書，不到三萬個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國手段的細枝末節(jié)，闡述得頭頭是道，深刻到無以復加。《商君書》既講道理又講辦法，真的做到了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結合。更令人震驚的是，《商君書》闡述的依法治國，集法家的丑陋和陰損之大成，《商君書》本身，就這么成了空前絕后的“嚴刑峻法”，讀了讓人不寒而栗！

從零星的史料中，我們偶爾可以看到秦國士兵的恐怖形象：一個個腰里拴著人頭。開始我總是不大敢相信，難道秦兵個個都是殺人狂？讀了《商君書》才知道，這絕對是可能的。《境內第十九》基本上是個士兵獎勵細則，這個細則，就是以人頭數(shù)量來作為獎賞標準的。“其戰(zhàn)，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又說“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zhàn)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將盡賞。行間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為上造也”。這種赤裸裸的“人頭獎勵政策”，徹底把秦軍打造成毫無人性的野蠻之師！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的代價，是22場大戰(zhàn)，斬首181萬，這個數(shù)字，還僅僅是有據可查的。秦軍為何狂殺俘虜，明白了吧？

世界上多次出現(xiàn)過文明民族被野蠻民族征服的歷史倒退，從東方的秦滅六國、蒙元和滿清征服中原，到西方的古羅馬毀滅古希臘文明、日耳曼人滅掉古羅馬文明，都是驚人的雷同！靠的都是血腥的殺戮政策，把士兵變成戰(zhàn)爭的機器！《商君書》禍害最深的，還得說是治國之術，而其治國之術的核心：一是毀商；二是弱民。《商君書》主張禁止糧食貿易，商人和農民都不得賣糧，甚至連為商業(yè)貿易和人口流動服務的旅館業(yè)也予以鏟除。人民都被禁錮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為農民，不能離開家半步，無法獲得知識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為君主的生產工具。毀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書》認為“有道之國，務在弱民”。通過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實行流氓政治；實行一教，統(tǒng)一思想，進行思想控制；通過剝奪個人資產，讓民眾依附國家；通過辱民、貧民、弱民，使人民貧窮、軟弱，實現(xiàn)民弱國強；如果還有強民沒殺光，還有殺手鑭——發(fā)動戰(zhàn)爭，通過對外戰(zhàn)爭，外殺強敵，內殺強民。這幾點，就是中國歷朝歷代君主，治國馭民心照不宣的詭秘暗器，是他們不惜以民生為代價，來化解內憂外患矛盾，獲得長治久安的看家本領！

讀到這里，所有的中國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為什么中國歷朝歷代君主都重農輕商；為什么中國的土地一直是國家所有；為什么中國皇帝一人威嚴可以壓過全國百姓，為什么中國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為什么中國民眾沒有話語權，文字獄在中國越演越烈；為什么中國官員一直身兼一方官吏和教父的雙重責任；為什么中國總會“恰到好處”地發(fā)動對內和對外的戰(zhàn)爭；為什么中國的太平盛世，都和百姓的生活改善無關；為什么中國人的身體素質一直比西方人差

得多得多；為什么歷朝歷代中國不允許老百姓擁有兵器；為什么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沒有財產給后人繼承；為什么中國歷朝歷代禁止民間習武，為什么中國功夫師徒傳承要有嚴格的師徒關系（背叛師傅要清理門戶）；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漢唐和東晉），中國人徹底失去了張揚的個性；為什么人類現(xiàn)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國出現(xiàn)等？同樣的問題可繼續(xù)羅列，但答案只有一個，這就是君主專制，這就是嚴刑峻法！

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悲哀，是歷史選擇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沒有消失，而是通過商鞅的《商君書》傳承在封建專制君主的腦袋里。得勢的法家根本不是真正的法家，而是法家的變種：為了一己私利，揮刀自宮的奴才法家。帝王們一直用法家的“陰和損”，在幕后操縱中國的興與衰。中國的儒家能在漢朝以后深入中國人的靈魂，也就不僅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勞了。在“嚴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國人也就只能從《三綱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點可憐的心靈安慰，這一點，中國和歐洲的中世紀異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及阿拉伯人和野蠻民族的入侵等天災、人禍面前，歐洲人也只能從宗教中獲得了心靈的救贖。如果西方沒有基督教的慰藉，東方沒有儒家的安慰，那歐洲人和中國人就只有集體自殺了！

《商君書》這種的皇帝枕邊書，西方人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才杜撰出來，這就是意大利人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1513）。不過，馬基雅維利的“智慧”顯然比不上商鞅，馬氏不過強調君主應該拋棄道德上的考慮，用冷酷和陰謀治國，無論是歹毒程度和陰損力度，《君主論》都遠遠不及《商君書》——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國人的“智慧”了！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出現(xiàn)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他的倒行逆施謬論一出籠，就受到廣泛的譴責。馬基雅維利本人，也被指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騙和陰謀的同義詞。《君主論》，除了擁有拿破侖、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幾個粉絲，在歐洲根本沒有市場。商鞅所在的春秋戰(zhàn)國，也是一個變革的時代。春秋戰(zhàn)國到底應該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現(xiàn)在也難有定論。長期以來，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是歷史必然趨勢的論調，占了主導地位。這種觀點，實際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贊美之詞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國第一位改革設計師的地位，也因此無可撼動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見，商鞅落得個五馬分尸，但他們都獲得后世連綿不絕的贊譽，你不覺得奇怪嗎？贊美商鞅，是替皇帝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

《商君書》是中國人最偉大的發(fā)明，遺憾的是，這話是對中國帝王們說的，對民眾來說，《商君書》是中國人噩夢的開始。秦朝以后，中國人最終變成了肢體羸弱，只知道盲從和服從的另類民族和大國愚民。等到中國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時候，一切已經恍如隔世——我們已經看不懂了！

第二篇：《君王論》讀書筆記

馬基雅維利《君王論》讀書筆記

每一個變革總是為另一個新變革作準備，并促成另一個更新的變革的發(fā)生！

---------題記

羅素曾說過，在尼柯洛·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哲學是科學的與得自經驗的，以他本人的事業(yè)經驗為基礎。他所關心的是要規(guī)劃出一些達到目標的手段，卻不問這些目標之為善與惡。不過有時候，當他肯讓自己說出他所希求的目標時，這些目標卻是我們大家都能贊成的。誠然，在他的思想中，的確許多真正需要批判之處，可是這些地方，不過是他那個時代的表現(xiàn)罷了。

我作為初學者，也只粗淺地讀完這本書，有些想法還不夠深刻，我將盡量避免非客觀，按照本書的部分篇章和書中內容談談我自己的看法。

作者論述了君主國的種類以及獲得它們的方式。君主國包括：世襲的、混合的、市民的、教會的這么四種，獲取君主國的方式包括：通過自己的軍隊和能力獲得、依靠他人的軍隊和依靠幸運獲得、通過犯罪方式獲得。

作者把國體分為兩類，分別為“共和國”和“王國”。而“王國”又可分為世襲王國和新奠基締造的王國。一個由某一個家族“一貫制”統(tǒng)治的世襲國家，要比其他以任何形式新奠基締造的國家好治理的多。世襲國家有一整套世代相傳的陳規(guī)舊舉，各代的統(tǒng)治者只要不逾越那些陳規(guī)舊舉，不進行大的“標新立異”，一切順從人民心意，我認為君王在決策的模式中根據國情可以選擇漸進決策模式，君王在決策中在既有的陳規(guī)舊舉的基礎上，采取漸進的方式對現(xiàn)行政策加以修改，通過一系列小小的改變，在社會穩(wěn)定的前提下，逐漸實現(xiàn)決策目標。但是，世襲國家下的君王過于安逸，不思進取，統(tǒng)治者缺乏變革的意識，它的主要弊端突出表現(xiàn)在古老、落后等方面，科技和生產力無法得到正常的發(fā)展，這樣充分說明了世襲王國終究要被強盛的國度所侵沒。

而所有新建的王國，臣民們所賦予最良好的愿望是國王帶領他們改善艱苦的困境，當他們不滿國王的腐朽統(tǒng)治時，他們就要拿起武器來推翻其政權，推舉新國王，這是一個循環(huán)往復的惡性循環(huán)。事實證明，一個君主要進入一塊新的領地，首先必須取得該地臣民對你的好感。徹底消滅原來統(tǒng)治過他們的王族便是最先決的條件，其次是充分地尊重他人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

作者有一條定律：即人若不受安撫，便待以被滅，人們往往會因為受到小小的傷害而燃起復仇之火，卻不能因為自己受到毀滅性的傷害而從事復仇。因此，我們一旦欲加害于人，一定要害到使其無法翻身的地步。我想很多人就看到這都會認為作者是一個性惡理論，君主要成為暴君不擇手段達到目的。我覺得并不是這樣的，作者在書中說過，以邪惡手段獲得君王權位者固然可以贏得統(tǒng)治權，但是卻不能贏得榮譽。殘暴手段要妥善運用，占領者在奪取一個國家之后，必須清醒地將自己對公民所做過的暴行審度一下，并盡可能采取必要的措施，防微杜漸，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時每日重復暴行。作者也很強調人民群眾的重要性，在許多篇章中都提到統(tǒng)治者一定要順應民心，要與民眾和睦相處，在民眾當中生活，如果民眾對君主不滿，君主將永遠得不到安全感。

我認為，中國不是也有古話，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斬草除根嗎？現(xiàn)在的外交手段也是一切以國家利益為主，而在那個弱肉強食的時代背景下，作為君主，必須居安思危，若不使用手段對外拓展或者進行自衛(wèi)，在不久的將來必定會被別的國家所吞并。流血戰(zhàn)爭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為了保衛(wèi)自己的國家保護自己的臣民，必須要做到徹徹底底的消滅敵人，毀滅性的傷害對方，使其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我想，即使是一位明君，在這樣的情況下也不會仁慈的對待自己的敵人，養(yǎng)虎為患。

作者認為通過自己的軍隊和能力獲得的君主國最為牢固的，新君王剛登基的時期，統(tǒng)治國家所要遇到的困難的程度，將取決于那些已征服這些領地君王的能力的大小。才能與機會

相加等于成功！任何一位英明謹慎的君王，只要他準備足夠的糧食，擁有強有力的防衛(wèi)措施，即使自始至終遭受敵人的圍困，他也能毫無困難地堅定他的公民意志。我概括覺得要成為一個明君就一定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隨時都要有危機意識，而是并為此做好足夠的準備。

作者論述了軍隊的種類和君主在軍事方面的責任。軍隊包括：援軍、混合軍、雇傭軍和自己的軍隊。從政治的角度講，任何軍隊都代表了一定的利益集團，軍隊為自己實質領導服務。所以，要讓軍隊效忠，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軍隊，其他的軍隊都是建立在其他利益基礎之上，無法反應和執(zhí)行君主的意志。

作者對武力抵抗較為偏愛，他說忽視戰(zhàn)爭專業(yè)，便是導致國家毀滅的主要原因，而能贏得一個國家的原因，恰恰就是你精通了戰(zhàn)爭這門專業(yè)。他應該在和平時期要比在戰(zhàn)爭時期更加關注這個課題。做到整軍經武，要運用兩個方面一是經常行動，二是靠心智思考。防范于未然是必須的。作為一名賢君切莫在和平時期無所事事，應該努力利用這些時期積聚財力，以便在命運遇到任何一種困境的挑戰(zhàn)的時候，不至于心慌意亂措手不及，反而能夠繼續(xù)有效力量，對一切來犯之敵給予有效反擊，這說明在和平年代也不可忽視國防力量，在當代社會也是一樣的。

作者認為，作為一名充滿智慧的英明君主，絕對不應該使用客軍，而應該完全依靠自己的軍隊。寧可依靠自己的軍隊打仗敗北，也不愿意依靠他人的武力而制勝，借助他人的軍隊贏得的勝利并不意味著真正的勝利。我認為，這個要依據具體情況而定的，抗美援朝戰(zhàn)爭就是一個反例，朝鮮求助于中國，以中國的軍隊力量取得勝利，原因在于當時的局勢，倘若美國打敗了朝鮮必定要對中國發(fā)動進攻，朝中又處在華約聯(lián)盟下，有蘇聯(lián)的支持，中國是一個將信用負責正義的國家，所以朝鮮可以信任中國，讓中國出兵。

作者論述了君主如何維持國家。在涉及褒貶、慷慨與吝嗇、殘酷與仁慈、被人愛戴與使人畏懼、是否守信、遭人鄙視與憎恨等方面，君主應該以國家利益和人民立場為重，為維護國家利益，甚至不惜任何代價。就國內而言，明智的君主應當急民眾之所急，賞罰分明；就君臣而言，親賢臣，遠小人；就國際而言，敵友分明，立場堅定；這樣才能夠贏得尊重，維持國家運行，甚至繁榮發(fā)展。

君王要突出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一個人要是為了應該怎樣辦而把實際上是怎么回事的問題置之腦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而且有可能導致自我毀滅。君王要做到即使不能贏得人們的愛，也要避免自己為人所憎恨。一個被人畏懼同時又不為人們所憎恨的君王，就是一個成功的君王。由此可見，君王是要具備一定的威嚴的，而威嚴卻不是讓臣民畏懼而是尊敬。

君王要順應時代的發(fā)展，與時俱進，如果一個人采取謹慎、耐心地方式行動，時代與環(huán)境的變異情況說明他的行動是合適的，那么他就獲得成功。如果一個人能夠隨著時代和環(huán)境的改變而改變自己，那么良好的命運是絕不會丟棄他的。因此，君王要順勢時而變，適者生存。

最后，作者從歷史的角度，以意大利為例，分析了其過去、現(xiàn)在的國家和政治，并勸告當時君主爭取意大利的解放。對于必須戰(zhàn)爭的人們，戰(zhàn)爭是正義的，當除了拿起武器以外就毫無希望的時候，武器是神圣的。

附：閱讀書目：《君王論》 馬基雅維利著 徐繼業(yè)譯 西苑出版社 2004年5月第1版

徐佳婧

第三篇：商君書讀后感

商君書讀后感

商君書讀后感1

傳說老毛讀過這本書，沒有作任何評論。在讀這本書時，最開始其實有點枯燥，除第一篇時的《商君書—更法》中特別讓人振奮。其它篇幾乎都是再講其治國之策，通篇都有講“壹”，講“重刑輕賞”，講“法”。這些無疑是商君最重要的思想了。

一、革新思想

商君書中最能體現(xiàn)的他的革新思想的莫過于第一篇《商君書—更法》。商君在自己的思考中提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其指出“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復”“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并進一步指出“圣人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信而為更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而不成；治不宜時而行之則不干”。并立論“立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譏諷道“知者作法，而愚者制”“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現(xiàn)在讀來令人唏噓不已，千年過去，還有這么多守舊之人，實在令今人汗顏。

二、制度、律令思想

在《商君書—壹言》《商君書—賞刑》中有專門的論述。商君的“壹”思想，用他的話說叫“壹賞、壹刑、壹教”。大體講是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高度統(tǒng)一。此很讓人聯(lián)想到我們現(xiàn)如今的所講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當然了只有些許類似，不是相同。從思想上來講，于戰(zhàn)國時百家爭鳴，商君沒有對各家各派的思想進行一個點評，但是其在書中指出的六種“虱害”“國有十者”“十二者”“八者”（例如“八者”指的是“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等，可看出商君對于各種人情世故的不信任，而只信任的是法制，律令。我想從秦孝公時秦為戰(zhàn)國一雄到秦始皇一統(tǒng)華夏，商君的這個制度、律令思想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在《大秦帝國》影視劇中有一個有意思的情節(jié)，就是秦孝公去逝后，秦代的后繼之君問于商君秦國變大那些押罪犯的時間太短了，是否要修改，而商君說修改秦法要等國家穩(wěn)定，秦法推廣有一定的時間才能改。而后來的陳勝、吳廣之輩卻正是因這事而起義，實在是孫先生在寫作進的一個巧妙之處，但也透露出在秦的后來國君者中只有對于國內人民的賞刑，在對外征戰(zhàn)的勝利與喜悅而忘了商君的.重要思想“立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這個重要思想。唉，實在是悲哀。

書中對于組織的構架中有《商君書—境內》《商君書—修權》篇等等。里面對于法，商君有言“農戰(zhàn)”有功皆有賞，而對于傳統(tǒng)的世代貴族，或者新貴族是采取同等對待，商君有言“有功于前，有敗于后，不為損刑；有善于前，有過于后，不為虧法”。書中對于權利的分配中，商君提出國家治理有要重視三個方面“法”“信”“權”。其解釋為“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商君似乎想達到新的政治上的動態(tài)平衡。其中對于臣下的制約是夠的，而對于君主的制約，則是不夠，商君只能說是作為君主不能“釋法任私”，如果拋棄法則于國家來講會有危機。于古代君主思想來講的確是一種進步。但也為君權獨攬撒下了種子。不能苛求古人，對于秦的幾千年再無商君和秦孝公這種超級搭擋實在是一種遺憾啊。

在對于法的執(zhí)行上，商君提出“連座”、“無宿治”（今天的政事，今天處理，不放在明天。即時辦理）等思想，像“無宿治”思想還是值得現(xiàn)在學習的。其還有關于法律的執(zhí)行的還有在各級行政部門都回有負責法律的專門人員，這些對于法律的執(zhí)行來講，此種政治的執(zhí)行力肯定是空前，秦國不強都難。

三、商君對于人民的體察

對于這個方面來講，商君雖然有一些早期早期封建思想，但是對于處于戰(zhàn)亂時的人民來講也實在是一種進步吧。從現(xiàn)代人的一般的思維來講，實行“重罰輕賞”對于人民來講就是“苛政”。可從商君行法效果來看，“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鄉(xiāng)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從《史記》等書可看出商君行支雖嚴，但是公平。賞雖輕，但是有希望。就戰(zhàn)國時最大的災禍來講，莫過于戰(zhàn)爭了。而商君思想來還有有一部分與道家有關，比如其有言“明賞之猶，至于無賞；明刑之猶，至于無刑；明教之猶，至于無教也”，在這里，商君對于戰(zhàn)的思想是戰(zhàn)爭之猶，至于無戰(zhàn)吧。就像“武”字本身，即有“止戈”之意一樣。只有通過戰(zhàn)爭達到統(tǒng)一，才能達戰(zhàn)事的少，乃至于無。秦用百年時間完成了統(tǒng)一，雖商君之法或者各種原因致苛政戰(zhàn)亂，此非商君所能預計，不能太苛求古人。商君對于民眾的重視非有以人為本，而是人民對于國家的重要性一點來講，其所講的“法者，所以愛民也”，就是“圣人為國也，觀俗立法而治，察事本則宜”。

商君之法使人民與國家的聯(lián)系更加緊密。于個人來講必有家庭、家族。而于個人、家族、家族來講最重要的莫過于榮譽。而商君之法提出“重刑”或者賞賜，對于一個普通人民來講都是夢寐以求的，而商君提出了能給他們實現(xiàn)的一條路就是“農戰(zhàn)”皆有功。且“賞隨功，罰隨刑”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所以秦人皆言商君之法。這樣商君就將人民團結起來了。加之人民對于自己國家的熱愛，使國家的凝聚力增強不少，對于國家的實力的增強會有重要的意義。

四、商君的思想

最后我們將儒家與法家進行對比一下，特別是與商君之法進行對比。儒家言“人之初性本善”故儒家提出“修身”“慎獨”，提倡用仁義來治國。而商君指出的“八者”即八種災害“辯、慧、禮、樂、慈、仁、任、譽”，再來看看商君口中的六種災害：“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zhàn)”。這些是儒家等奉為至寶的，在商君看來是于國無用的。商君看到人性的弱點，即人類追求名利、淫佚，而作為儒家之學只是“看上去看美”沒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全靠個人的自覺與修養(yǎng)，儒家所謂智善仁義并不能徹底的根除，于是商群采取了一個策略，即“重罰輕賞”。其還指出“凡賞者，文也；利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商君想重新建立一種人際關系或者新型社會關系即“賞厚而信，刑重而威，不失疏遠，不失親近”。

同是對國家的治理，儒法兩家所采取的方式卻不相同，儒家希望的是能過修養(yǎng)和君主施行仁義，而商君則認為靠嚴密的法治律令來讓人民規(guī)范思想行為，兩者的所選方式因此而不同。儒家講仁義，求仁而未得仁，而法家講法，行重刑而得長治。兩者都選擇了一個極端的方式來實踐，可兩者都失敗了。如何治理國家，怎么治，如何把握這個度仍是我武至今要面臨的問題，值得深思！

讀完此書，深深折服于商君，想起幾千年的歷史，不禁唏噓不已···

商君書讀后感2

《商君書》該不該讀，人們多取決與商君本人，有意思的是，歷史上對商君評價與看法，多是非黑即白。司馬子長說他：“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fā)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zhàn)書，于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史記商君列傳》)。有人看了這段說：“司馬遷到底是文人，說商君殘忍少恩，見解太幼稚了!”司馬子長對史實之認真，從古至今似乎沒幾個人質疑過;然而汗武帝以后“獨尊懦術”的風氣，同商君說背到而馳，因此《史記》中對商君的評判未免有失偏頗——隨著政權主張倒是文人史官們的慣性，司馬子長多少還算另類的一位。相反地，李斯則說：“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 (《史記李斯列傳》);王半山則有詩言：“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同是褒揚，李斯有李斯的立場，王半山有王半山的眼光。李斯是秦相，強調法度;王半山是改革家，強調變更——就如同“父親是科舉中人，要看‘板條’;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據。”——各有各的'主意。此是謬談。

《商君書》歷來號稱文筆古奧， (讀書筆記 )原因是流傳過程中脫文錯簡十分嚴重，并且其書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導致體例雜蕪，再加上近世學術界有“《商君書》精義較少，欲考法家之學，當重《管》《韓》而已。”(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使人對此書興致大減。

然而在這個所謂“法制”社會，《商君書》還是很值得一讀的。雖然《商君書》在許多方面尚不完備，但是古今中外，哪一部律法是沒有漏洞的呢?

讀完《商君書》，實在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好在作者多用前因推后果的句式，理解他的政治目的，并不十分艱難。只是全身心地錙銖積累，恐懼煞費神心，讀來并沒有太大的樂趣，想畢我不是研習政治的材料。

儒家的學說一直以來都被奉為精辟，其主張不言自知。我從不將《孟子》同《商君書》置于一處，迂腐地覺得他們水火不容，恐有鹽鐵之爭——法家對儒家的稱呼實在叫人觸目驚心：“國貧而務戰(zhàn)，毒生于敵，無心虱，必強;國富而不戰(zhàn)，偷生于內，有六虱，必弱。”(《商君書靳令第十三》)“六虱”即指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zhàn)的思想，《商君書》對儒家的概論基本上是“對內人治，對外非兵”。事實證明，儒家學說在盛世尚可招攬民心，在亂世則是大大行不通的。而儒家則慣言法家刑法過于嚴苛，“畜怨積仇比于丘山”。(《史記集解》引《新序》)。不過，無論如何，商君確使秦由弱轉強，“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稿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蘇東坡《商鞅論》) 的見解是不客觀的。

秦孝公登基之時“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 (《史記秦本記》)。于是日夜思想重振旗鼓，求賢似渴。因而“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yè)，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jiān)以求見孝公” (《史記商君列傳》)。商君三說孝公，最終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 (《史記商君列傳》)。然而秦欲變法，孝公恐天下議己，于是有了革新派與守舊派的激烈爭論，這便是《商君更發(fā)第一》，其間商君與甘龍、杜摯之辯足可見其駁說之才。首先，孝公同鞅、龍、摯共討國事，提出：“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的擔憂。于是商君鑒引“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戰(zhàn)國策

趙策二》)之言，“遇者暗于成事，知者見于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之語，“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之說勸諫孝公，繼而提出“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其關鍵在于“可以強國”、“可以利民”，遂可以“無顧天下之議”。甘龍以“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駁之，希望孝公沿已有法度，重申“人言可畏”。然而孝公之志，并非徒沿秦族，而恐是一洗前恥，復穆公霸業(yè)，因而商君說甘龍之言，世俗之言也，“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認為其論過于死板。商君之辭，重心在于“三代不同禮而王，王霸不同法而霸。”他不是為了說服、駁倒甘龍，而是令孝公不再猶疑不定，于是拿王霸之業(yè)而勸說，對于秦公來說，十分具有說服力。而杜摯“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之言，恰恰給商君一個表明變法之憂的契口。結果不言而喻，孝公說：“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樂之，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這便是變法的第一步。

有了痛下決心，變法之路任重道遠。強秦變法的第一要務，便是農業(yè)。《商君書墾令第二》便列出了細致的強制務農政策。墾令，屬法令，此篇卻像呈予君上的諫書，曉以利害，層層推進，因果相連，雖然是強制法令，卻極在說服力。其中一段最為有趣，可起到諷今之效，現(xiàn)錄如下：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余日。邪官不及為私利于民，則農不敗。農不敗而有余日，則草必墾矣。”

“宿治”即官吏拖延政務。讀到此突然聯(lián)想到神秘的“有關部門”，不禁一笑——此是笑談。此處若將“無”理解為“沒有”，那么這一篇甚至這本書就沒有什么意思了。“無”應當是“不允許”，表禁止，這樣法令才有了意義。然而官員拖延政務不辦之事，從古到今，層出不窮，目的是“為私利于民”，問題就出在這個“無”字上，如無嚴法苛刑，則無“情不相稽”，則無上下一令。此是后話。接下來一句：

第四篇：《商君書》讀后感

《商君書》絕對是神器，絕對值得細讀，我發(fā)現(xiàn)一個秘密，毛澤東的絕大部分行為和運動都可以從《商君書》找到影子，我猜中國封建時代絕大部分有作為的皇帝都讀過這本書，并且是非常秘密地去讀(即夜讀)！

這本書配合《韓非子》和《慎子》來讀，會有更深刻的理解和領悟，好好研讀吧，治國治民和做生意賺錢的原理其實是一脈相通的，《商君書》里面的好多思想都可以應用于商業(yè)經營中，假如能吸取其精華用之，會非常的不得了，《商君書》讀后感。

《商君書》雖然是神器，但也并非沒有缺點，關鍵在于讀書的人如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要因為《商君書》是神器而全盤吸收，也不要因為《商君書》思想的局限性而全盤否定，這正于古人所言“浩蕩長江水，我只取一瓢飲”；思想本身是無罪的，關鍵在于讀書的人如何運用如何吸取精華，讀后感《《商君書》讀后感》。好好讀吧，只要吸取《商君書》中哪怕只有幾個精華思想并且矢志不渝的用之實踐，用于企業(yè)管理與商業(yè)經營，可以幫助個人致富發(fā)財；用于政治改革和社會治理，可以實現(xiàn)富國強兵。

最后再重申一遍：盡信書不如無書，一個人讀書人在讀書的過程中必須以自己為中心，以自己的價值觀和獨立思考去辯證地看待書中的思想，對自己有用就“吸其精華”，與自己價值觀相悖的就“去其糟粕”，這樣會更好。

第五篇：商君書讀后感（范文）

《商君書》也稱《商子》，現(xiàn)存24篇，戰(zhàn)國時商鞅及其后學的著作匯編，是法家學派的代表作之一。《商君書》的文體多樣。議論體有《農戰(zhàn)》、《開塞》、《劃策》等十數(shù)篇，或先綜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綜合，兼用歸納演繹，首尾呼應。有時也運用比喻、排比、對比、借代等修辭手法。《徠民》篇運用了“齊人有東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強說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說明體有《墾令》、《靳令》、《境內》等篇，是對秦政令的詮釋。辯難體有《更法》，通過人物對話相互駁辯來闡述中心論點，司馬遷錄入《史記.商君列傳》，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張。《商君書》“更法篇”集中反映了秦國商鞅的更法思想，展現(xiàn)了以商鞅為代表的變法進取思想和以甘龍和杜摯為代表的墨守成規(guī)思想之間的斗爭，揭示了君主的治國之道，即欲治理好國家，必須順應歷史潮流，積極變法更禮。

商鞅在歷史上落得了一個殘忍濫殺，針對百姓的惡名。商君的確是主張用權術統(tǒng)馭百姓鞏固政權，可是統(tǒng)馭百姓不等于反對百姓;鞏固政權也不等于犧牲人民，權術更不等同陰謀，這個邏輯關系一定要理清楚。貫穿全書，商君都在論述如何富強國家造福百姓，這就是很好的證明。當?shù)闷鸨┚崂糁仨氂幸粋€前提，就是其初衷是為了盤剝百姓而自己得益，以壓迫榨取為目的。有句話形容的很恰當，商鞅是個一生“盡公不顧私，極心不二慮”的人。在他的心里，強國和利民是統(tǒng)一的方向，需要君主和百姓心無二致地齊心努力。

商鞅或許是把人心簡單化了。在他眼里，人民生來就為追名逐利，并無二致。他對于名利的論述甚為詳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民之生，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性之常，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

一個個人民在商鞅嚴重儼然變成了一臺臺機器，只會按照大自然為他們編寫好的程序，也就是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溫飽解決了就追逐名利的復制品。因為總結出人性的簡單，商鞅主張用權術賞罰來調控人心的簡單喜怒志欲，使其無一例外地變成忠心為國的助推器。

我對商君，尊崇有之，敬服有之，批判有之，更多的，是理解。我理解他治國強兵的夢想，理解他強國等于利民的邏輯，理解他劍走偏鋒的想法與膽識，更理解他作為改革先鋒的孤獨與壓力。他不是殘忍也不是嗜血，只是為了效率和成功運用了極端的手段試圖糾正他認為的社會弊端，只為了心中那個兼濟天下，造福蒼生的夢想。在他心中，開始的犧牲是為了最終造福天下。當然，這對那些沒有犯罪被連坐的人們也許是不公平的，如果我身為其一自然也會怨憤不已，但我還是要說，評價這件事情的功過得失不能只用放大鏡對準了國家和個人之中的某一方。事實是秦國風氣清明，繼而掃滅六國統(tǒng)一了天下，消弭了六國相爭的戰(zhàn)禍，的確是給烽火中受苦的人帶去了福祉的。

人類文明只能在不斷的嘗試和修正中前進發(fā)展，當然所謂的前進發(fā)展也未必是合理的方向，而是多方勢力的較量中不斷有占領上風者，控制了政治法律使之更為自己服務罷了。而前進發(fā)展的動力和方向則源于前人的經驗教訓，這也是研究歷史的價值所在。后人沒有權力在知道事態(tài)結果，或是只看負面影響的前提下去指責前人的不是，尤其是商君這種沒有多少歷史可以參詢的前人;商君的后人又有沒有人能保證自己完美得不被自己的后人所指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