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封建社會的漫長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中國封建社會的漫長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摘要：中國封建社會大約從戰國時期開始形成，秦公元前221年第一個封建王朝開始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1912清帝退位，中國封建社會前后延續了兩千多年的漫長發展歷程。崇尚和諧的中和理念、以德為本的文化理念、以農為本的經濟理念、以民為本的政治理念構成了中國傳統意識形態的基本結構。它決定了中國封建王朝的制度設計和政治決策，支撐了中國封建文明的長期繁榮，同時也對制度變遷的路徑進行了鎖定，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主因。同時，這些理念也對中國未來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內部相對穩定，對外隔絕，避免外部力量的騷擾，客觀上有利于封建經濟的持續發展，另一方面：是中國落后于世界潮流，隔絕了與外界的聯系，不利于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是導致中國近代挨打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閉關鎖國，封建思想，重視經濟，與時俱進

鴉片戰爭的爆發，成為了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此時的中國不論是在經濟、政治，還是軍事、科技，抑或是思想文化的發展上，都遠遠的落后于西方。兩千年的歷史文化沉積在爆發之后對近代中國的發展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政治制度

從秦至清延續兩千多年，中國古代實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專制的官僚政治體制。秦漢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得到了建立和鞏固，隋唐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得到了完善，宋元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得到了強化，清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達到了空前的強化。支撐專制主義的核心是皇權和官僚，在政治形態上，是以官僚而非貴族為主體；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也是中央集權，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是與中國封建生產方式相適應的。作為封建國家的管理體制，其承擔著兩方面的國家職能：一方面壓迫、剝削、鎮壓人民，另一方面也起著組織公共事務的職能。它促進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鞏固了國家統一，為封建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也有利于民

族融合，能有效地組織人力、物力和財力從事大規模的生產活動和經濟建設，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使中國產生了高于同一時期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是也加強了對人民的控制，影響了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自由活潑發展。這種制度又往往取決于君主個人政治品質的優劣，因為皇帝個人因素對政局影響巨大，皇權專制極易形成暴政、腐敗現象，是阻礙歷史發展的因素。統治集團內部的各種矛盾斗爭(宦官專權、朋黨之爭、外戚干政等)可以說都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副產品。其消極作用在封建社會后期越來越大，特別是明清以后，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革，禁錮了人們的頭腦，造成了生產力的停滯。這也是中國長期停滯于封建社會的重要政治原因。

在封建王朝政策中，清政府的當值一提，閉關鎖國政策推行了近二百年，清政府試圖通過“閉關政策”，對內加固自身的統治，對外進行民族“自衛。但是,當時的西方國家正先后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跨入生產力迅速發展的新時代.清政府閉關鎖國,與世隔絕,即看不到世界形勢的變化,也未能適時的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使中國在世界上逐漸落伍了.這種政策作為一種消極防御的手段，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對外侵略的日益迫近和愈加狂暴，曾起到過一定的民族自衛作用。但它更大的影響是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前進和發展起到了嚴重的阻礙作用，它使中國長期處于與世隔絕的狀態，嚴重阻礙國內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使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日益落后于西方；它“作繭自縛”，不利于中華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國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學習世界各民族優秀的思想文化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從而導致了近代中國的被動挨打。

應該承認，封建問題曾經是個政治問題：為了革命的需要給中國社會定性。現在革命任務早已完成，就得由政治向學術轉化，還歷史以真面目。定性、命名是上世紀的任務，現在重要的是認識社會。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黨領導人民革命實踐的結果，并不是“封建論”的功勞。況且反帝、反封建只是一個大目標，后來還有更具體的目標、任務。抗戰時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放戰爭時期“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這類口號就起著更直接的作用。五四運動”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中國廣大中下層的知識分子們高舉“科學”“民主”的大旗，在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反思，正是中國文化文明、民族思想

意識的覺醒。她超越了政治層面的統治階級的局限性。對中國文化文明進行的一場文化思想的革命。在這個超越政治形態左右的文化革命的運動中，許多走在前面的思想者，都是深通中國文化的，有著深厚功底的文化人。他們甚至有許多人是從科舉制度中走過來的人，深知封建儒家文化對國人的荼毒，深知被統治階級“御用”、“幫閑”的儒家封建文化與政治的關系及其亡國亡種的危害。

經濟發展 經濟是決定上層建筑的基礎。經濟的發展決定了一個國家。在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經濟占據主導地位，以個體家庭為單位并與家庭手工行業牢固結合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生產結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唐時，曾第一次出現了“至富敵至貴”的說法。政治力量對社會發展影響較大的封建時代，這確實是一個不小的變化，它表明經濟力量已從此崛起，與政治力量相抗衡，在左右著社會的發展。財富力量的崛起，勢必要求按經濟力量重新規范社會關系。于是，原有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制度發生改變，朝著一個新的方向發展。在這種情況下，門閥士族等級制崩潰而代之以新的庶族地主等級制度；土地制度從原來的立田制、抑兼并轉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人們的價值取向由過去的求貴轉而求富。與此同時，封建國家的法律、政策也出現重大調整。這樣，以唐宋為中界點，整個社會呈現出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一方面進一步瓦解著封建的生產關系，另一方面則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場，積累了充足的資本，準備了大量的雇傭勞動力。在此基礎上，在江南部分行業，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預示著中國社會將出現又一次更為重大的轉折和變革。

鴉片戰爭前，中國的自然經濟結構曾給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侵略以頑強的抵抗，但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狂潮面前，中國加快了自然經濟的解體過程。一方面，傳統的手工業，其中主要是家庭手工棉紡織業，開始衰落，并且與農業分離。男耕女織相結合的小農經濟結構開始顯著瓦解。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是歷史的進步，它準備了發展資本主義所需要的商品市場、大量的雇傭勞動力、充足的貨幣財富積累，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確立的前提條件。正如毛澤東所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的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

手工業；另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近代商品經濟發展，從而逐漸瓦解了自然經濟。正是受到了外國資本主義的沖擊，中國才深刻的意識到了要想徹底的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光是守著舊時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不可能有進步的，所以，在后來，在這基礎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鼓勵人民自己創業，進行實業救國的政策是民主的。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明顯提高。

文化思想體系

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思想體系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在中國文化思想學說中，儒家學派是歷史上重要的組成部分。從現實的人本立場出發（“儒”：人，需），繼承古代文化觀念中“仁”的思想，成為儒家學說的核心思想，在政治上提倡以德治國，實行普遍的教化。成為中華文化步入封建時代的文化現象的重要的一支，并且成為歷代統治者倡導的官方文化意識形態，成為封建政治正統學說的顯意識形態的主流。并且為統治階級的政治意志服務。儒家以“仁”為主的思想，對當今的領導人還是有一定的積極的影響的。例如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領導人的行為就充分體現了仁政的思想，一切以人民為核心，人民至上。正是有這種思想的存在，在國家遇難時，人民才不會感到無助，國家才不會輕易倒下，這也是儒家思想給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積極影響，這是不可否認的。

在戊戌變法中，康有為專制的工具，借孔子作為反封建專職的工具，把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同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權威來論證資產階級維新變法的合理性，為維新變法思想創造歷史根據；再有資產階級革命派宣揚資產階級民主，反對封建專制，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而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為宣傳民主和科學，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以孔子為首的儒家傳統道德，它從意識形態領域深入地開展反封建斗爭，以改造國民劣根性，推動了民主和科學的發展，為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掃清了思想上、道德上的障礙。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條件。

科技發展

生產力是社會的功能，生產關系是社會的結構，社會發展的一般進程就是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生產關系的變革。可見，科技功能的發展將推動和促進社會結構的變化。在中國古代社會發展中，科技與封建社會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具有強烈的封建特征，表現為中國古代科技具有很強的實用性，服務于生產和鞏固統治的需要；中國古代科技著作大多是對生產經驗的直接記載或對自然現象的直觀描述，具有較強的經驗性；在封建社會處于上升階段時，古代科學理論的技術化傾向嚴重，而這些技術又不具有開放性，沒有轉化為普遍的生產力。封建社會的對待科技發展的思維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近代科技落后。

（一）社會轉型遲滯，影響近代科技發展

中國古代科技思想比較重視總結實踐經驗，而輕視理論概括和抽象，因此古代科技具有很強的實用性，而忽視抽象科學的研究。古代科技中的天文學、農學、醫學成就比較突出，就反映這一特點。近代科技以實驗事實為依據，并具有嚴密的邏輯體系，這與中國古代科技思想迥然不同。在由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中國由于對外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對內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壓制新的生產關系的發展，導致中國社會發展遠遠落后于西方。社會整體轉型的遲滯同時導致科技思想轉型也沒有跟上世界科技思想的發展潮流。這是近代以來我國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

（二）政府對科技的重視程度不夠

古代中國儒家文化占據統治地位，儒家講求入世主張“學而優則仕”，大量知識分子醉心于科舉考試對科技發展不重視。統治者大力提倡儒學對科技的發展重視不夠，直到19世紀60年代清政府中的守舊派依舊將西方的先進科技稱為奇技淫巧，即使主張學習西方的洋務派，也只是對西方的部分實用技術感興趣，對西方的科技缺乏全面的認識。政府對科技的漠視使中國古代的科技人員社會地位低下，歷史上能夠青史留名的科技人才寥寥無幾。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西方，早在1624年英國的議會就通過“專利法”鼓勵和保護私人發明。這極大的推動了近代英國的科技發展。

（三）落后的教育體制制約科技的發展

宋代程朱理學產生，它提出“存天理，滅人欲”很大程度上壓制人的個性發展，不利于科技進步。從明代開始程朱理學成為官方哲學，學校講授四書五經，以培養科舉人才為主要目的，自然科學一片空白。相比之下自從1810年西方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柏林大學開辦以來，很快成為全世界的大學樣板。中國具有近代色彩的學校出現在鴉片戰爭后的洋務運動時期，第一所現代意義的大學建立于

維新變法時期。單從學校建設來看我們就比西方落后將近100年，教育體制的落后也是近代以來中國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

（四）社會動蕩影響科技發展

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動蕩不安，清朝晚期雖然有大批的有志青年出國留學，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試圖挽救民族危亡。但是政局不穩，吏治腐敗報國無門。尤其是清朝結束后中國長期陷入戰亂之中，中國的科技發展缺乏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科技的發展。

古代科學理論確立的一套體制和運行機制適應并保證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但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力早就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卻沒有進化到新的社會形態；而中國古代科技發展以領先世界多年的成果積累，也沒能夠向近代科學轉型，近代自然科學最終產生在曾經長期落后于中國多年的西歐。第二次工業革命時中國仍然是清朝的封建統治，洋務運動只是為維護封建統治而學習西方軍事技術和科學技術，并且很快失敗；外國資本主義設備的引入，反而通過戰爭和資本輸 出在中國繼續掠奪；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極其緩慢；第三次科技革命時，由于帝國主義國家長期敵視、封鎖、包圍，中國沒有發展科技革命的和平環境，也缺乏正常的交流；建國后受蘇聯高度集中政治經濟體制影響，“左”傾思潮泛濫，沒有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教育發展經常受到沖擊，科學技術失去了發展的好機會。中國自古以來在科技方面就有突出的成績，至今為止，仍影響著整個中國乃至世界，這使得中國的社會生產力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也讓中國深刻了解到要想使本國的地位在世界上有所提高，就必須注重科技的創新和發展。所以，要大量的發展科技人才，培養人才，重用人才，就要注重教育的發展，要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實行“科教興國”的政策。正是經過了漫長的封建社會的沖擊，才讓中國有所覺悟，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若想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就得先從科技教育入手，這是進步的根源。只有意識到了這一點，中國的社會才能從封建社會的根深蒂固的思想中有所改變。

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統治者們對皇權和中央政權的的不斷地加強，重農抑商政策隨著各朝代換湯不換藥的實行著，儒家思想文化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思想體系，科技從發達到遠遠落后于西方。尤其在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王朝淪為了西方列強統治中國的工具，從鴉片戰爭、洋務

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抗日戰爭再到解放戰爭，中國人民用鮮血換來了一個新中國。在這期間，中國不再是泱泱大國，我們看到只是一個“東亞病夫”。兩千年的封建歷史帶給我們令人驕傲的物質與精神文明，卻也給我們帶來了不堪回首的百年滄桑歷史。唐太宗曾經說過：“與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是非，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作為當代中國人，我們更應當以史為鏡，珍惜和平，與時俱進，改革創新。

參考文獻：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頁。

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489頁。

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427—428頁。

第二篇：中國有沒有封建社會論文

布洛赫《封建社會》一書出版，是一件大好事。布洛赫倡導進行比較研究，并把西歐和日本的封建制度相比較。借此機會，說幾句中國有沒有封建社會的外行話。

首先要申明兩點：一，我說的是歷史學中的封建社會。時下我國各種學者不時來討論封建，有人類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等。在那些領域里，你可 以說什么紳士社會、貢納社會、選舉社會、世襲社會、官僚社會、小農社會，都對我們很有啟發。不過我想歷史學最好還是叫封建社會。二，討論的前提是要承認歷史是有規律的，是可以認識的。如果你認為歷史就是亂七八糟的一堆東西，一個不能識別的過程，或者認為歷史這個文本在讀者那里各有理解，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歷史，那也就沒有什么共同語言了。

西方歷史學界的主流思想，仍然把封建當作一個政治、法律制度，所以他們把封建是局限于西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安德森，雖然使用了馬克思的生產方式的概念，可是仍然堅決反對把封建應用于歐洲以外的地區。在堅持五種生產方式說的前蘇聯學界，中世紀學也是不包括東方各國的，而另設東方各國中世紀史。他們實際上的封建概念，仍然是西方的。我國的學者應該知道，西方學者強調封建的唯一性，是和強調西歐歷史的獨特性一致的，其邏輯是，在封建混亂中產生了城市，從外于封建的城市產生出資本主義，你沒有封建，所以你是產生不出資本主義的，是實現不了現代化的。這是從馬克斯·韋伯以來（或者還要早）就一直這樣看的。近人的著作，大家可看一下譬如蘭德斯的《國富國窮》，或者瓊斯的《歐洲的奇跡》，而最明顯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安德森了。他說如果封建社會普遍存在，那為何只有歐美能發展資本主義呢。他的邏輯是，封建的概念應該把封臣制、主權分割等政治、法律內容都包括在基礎之中，所以它是獨特的，西歐才有的。如果封建的概念只是大土地所有權和小農生產相結合，無處不在，而又在許多地方產生不出資本主義，那豈不是要到政治法律等上層建筑方面去找尋資本主義產生的原因，豈不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嗎？（《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第431－434頁）安德森起先自己把基礎和上層建筑混淆，后來又要強調基礎的重要，所以他的觀點受到不少批評。

歷史科學是一門實證科學，他的理論、模式，都是要從具體中來，也要再得到具體的檢驗。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是重要的。所以，西方歷史學家雖然視封建為一種政治、法律體系，可是也得承認還有廣義的封建主義，而這是和土地制度、農民生產、社會生活聯系在一起的。布洛赫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可是也使用封建社會一詞。無論你對歷史發展階段采取什么分法，三分法，五分法，還是傳統 現代兩分法，都得承認在工業社會以前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在亞歐大陸上的主要國家和地區，其社會結構基本上是相同的。在經濟方面，農業是主要的生產部門，人力、畜力為主要動力，也有簡單的機械；工商業有相當的發展，不過生產在許多方面還是自給自足的；財產關系普遍的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產的結合，地主和農民的對立是不爭的事實；國家形態主要是君主制，其發展的趨向是君主的勢力越來越大，官僚機構越來越健全，可是分裂割據仍然是現實的存在。意識形態領域占統治地位的是宗教，當然理性、科學也在發展之中。

為什么把這個社會叫做封建社會呢。盡管，西方的封建來源于封君封臣制，中國的封建來自于封邦建國，都是政治制度，而非社會形態。但封建在歷史學那里已經越來越當作社會形態對待。西方學者一般認為9 13世紀是他們的封建時代，而封建制度的許多東西，一直保留很久，像領主權、農奴制殘余、等級制度、騎士精神等，是涉及社會經濟的，所以法國大革命才要廢除封建制度。在研究封建主義的過程中，它的內容越來越廣泛，地區也越來越擴大，正如德國史學家亨茨所說，“人們談論到封建主義在這些國家的發生，如波蘭和俄國，古埃及和古代中國，印度、土耳其以及日本。許多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常常這樣認為，封建主義是歷史上制度發展的一個階段，每一個國家和每一個民族都必須經過它，不管當今的歷史學家能否找到這個階段存在的證據”。而且封建一詞的意義也越來越寬泛，諸如地主統治、農業經濟、專制壓迫，以至陳舊的、落后的東西，都可以稱之為封建。

中國的封建制度在秦始皇統一后沒有了，那是對于立封建郡縣制的一種看法。以后歷代封爵而不治民的封建一直存在，在思想家、政治家那里，封建與郡縣孰優孰劣的討論一直進行，更把它和公天下與私天下、能否實行井田制聯系起來，其內容也在不斷擴大。所以中國的封建也不是秦以后就從歷史上銷聲匿跡的。近代以來，我們從西方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接受了封建社會的概念，現在可以說已是約定俗成，社會上也時常拿封建來形容落后的、過時的東西，為什么要放棄它呢。如果不使用封建，那么近代以來的反帝反封建的長期斗爭，又該如何命名呢。當然，使用封建社會的概念，主要還是它顯示了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承認歷史發展是一種有規律的序列。

我們承認歷史發展的共同規律性，可是決不否認歷史的獨特性。每個國家、民族的封建社會，無論從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來看，都是大不相同的。歷史研究正是要研究這些獨特性，否則歷史就被教條統治了。建議研究中國史的同志，讀一下布洛赫的這本著作，也許會有啟發。

第三篇：《中國封建社會》讀后感

《中國封建社會》讀后感

尹韋奇

瞿同祖（1910-2008）歸僑歷史學家。長沙人。1936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獲碩士學位。曾任云南大學歷史系教授。1945年赴美國，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研究員。后去加拿大，任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教授。1965年回國，歷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政協湖南省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1980年出席第二十七屆歐洲漢學會議。1985年，以高級學者名義訪問美國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華盛頓大學，闡述儒家思想與中國法律發展的關系。著有《中國封建社會》、《清代地方政府》、《漢代社會》、《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等。

一談到中國封建社會，我們大多會把它和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聯系起來，因為我們的教科書里、大媒體中都將秦始皇以至新中國成立的這段時期稱為封建社會（包括近代列強入侵以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把戰國時期之前的社會稱為奴隸社會。而在本書當中，瞿同祖先生卻采用的是西周封建說。他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是中國周代開始，至秦滅六國之后，建立真正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后結束的。這與我們平常所認為的封建社會有所不同，通過讀完這篇論文之后，我才感覺到對封建社會的理解還不夠準確。

瞿同祖先生一開頭就從整體的角度上概括了封建社會的定義，他認為，所謂封建社會，即“封建社會只是以土地組織為中心而確立權利義務關系的階級社會而已。”

在明確了研究的封建社會的概念之后，他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令人耳目一新。他在導論中寫到，他試圖分析封建社會形成乃至崩潰的過程，解剖它的各種社會組織的功能及彼此間的關系。

所以，從他整本書的結構來看，他先將封建社會形態與其之前的社會形態做了比較，概括出封建社會的特點，接著描述了封建社會形成的過程及在各個方面的表現。然后他從封建社會的土地制度、宗法制度、封建階級、封建政治等多方面展開了對封建社會形態的論述。最后分析了封建社會的崩潰，即使是從崩潰的角度來看，他也認為封建社會的崩潰不是突然的，而是有歷史必然性，同時是逐漸崩潰的。

本書的大致內容首先是進行對比分析，通過分析周代以前的社會制度，來得出中國的先民是經歷過漫長的游牧生活的，農業從無到有，再到作為畜牧的副業存在，最后到了周代初期農業經濟才成為主導的經濟形態。農業的發展將人們的生活從移徙變為了安定，財產制度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公有制變為了私有制，封建貴族得到了私有土地，而廣大庶民是沒有資格得到土地的，為了生存下去，他們就只有成為被統治階級，通過勞動為封建貴族耕種土地，通過土地關系，就形成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這兩個對立階級，階級社會由此而生。周獲得天下之后，分封諸侯，諸侯們起到輔衛王室的作用。王室可以根據諸侯國邑的大小和人民的多少，向諸侯征賦征兵役，而諸侯則除了治理封地，獲得封地賦役之外，還享有祭祀和征伐的特權。雖然諸侯各治一方，但與中央的關系還是很密切的。通過諸侯向王室納貢，提供賦役（包括工役和兵役）、巡狩、朝聘、隨王祭祀，通慶吊，天子對諸侯頒賜等活動，達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結果。之后通過宗法禮樂制度固化各階級的地位，明確各階級的權利義務，土地制度確保貴族的土地不可分與買賣確保貴族的經濟利益，封建政治制度來保障封建貴族絕對的通知地位，通過各方面進行嚴格的階級固定來維護封建貴族的階級利益。隨著天子王室的衰落，諸侯的日益強大，天子逐漸失去了對諸侯的控制力。諸侯國內的卿大夫勢力也在日益擴張，逐漸凌駕于諸侯之上，這對封建社會所要求的階級間下對上的絕對服從的原則構成了挑戰。第二，諸侯間的兼并戰爭加速了封建制度崩潰的過程，商業經濟的興起，讓各諸侯對財富的追求更高，商人們的需求和地位也日益提高，為了滿足商業經濟的發展呢土地制度進行改革，土地自由流轉，賦稅加重，這種種現象促使固化的封建社會階級以及封建土地制度變得名存實亡，封建社會也由此崩潰。

瞿同祖在整本書的研究方法上，整體上體現了結構功能主義的思想，他認為整個封建社會系統的各個部分各個制度都是有序相關聯的，各個制度相互作用對封建社會的整體發揮著必要的功能，起到了穩固的作用，例如分封制從政治層面上確立了奴隸主階級的統治，而宗法制度從社會思想上穩固了封建階級的統治地位，土地私有則是從經濟的領域確立了封建統治貴族對奴隸的絕對權威。在各個制度的“合作”之下，()封建社會系統得以平穩運行。瞿同組通過分析封建社會的各種社會現象如何滿足社會系統的需要來解釋社會現象，對全部的社會現象逐一討論，不把封建社會當成一個靜止的系統，而是分析社會系統產生，不斷平衡，再到崩潰的過程。這種研究思想是令我有所感觸的。

可以看出瞿同祖先生在寫這本書時搜集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包括周代，春秋戰國時期的大量史料，通過文獻資料的分析進行歸納和演繹推理，同時也列舉了西方亨利·梅因，亞當斯，布洛克等學者觀點進行對比，并抽象概括去偽存真，得出了封建社會的本質概念，這種方法為我們定性研究的學習提供了樣本。當然本書中也存在定量研究的思維，在研究周代兵制人口時，瞿同祖先生列舉了人口調查的數據來分析周代人口調查是為了便于兵制的觀點。

當然，最令我有所感悟的是瞿同祖先生的質疑精神，他在書中敢于質疑孟子的井田制一說，通過合理分析來反駁井田制的存在。同時也敢于評價各種前人的觀點，同時運用自己已有的知識進行分析，得出能讓人信服的論點，在我看來，這種讓事實說話的學術態度是我真正應該學習的

第四篇：新媒體技術的進步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新媒體技術的進步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的現代化程度越來越高，傳媒技術越來越先進，媒介社會化和社會媒介化進程也在加快，傳媒對社會的影響日益加強。同時隨著新技術的發展，新媒體的表現形式也日益豐富，讀者不僅可以接受信息，也可以提供甚至創造信息，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每一種新媒介的產生總會帶來新的信息傳播方式，從而影響人類的思維方式、交流方式、藝術形式等。媒介的發展史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社會的發展史。新媒介發展的迅速及其復雜性為社會生活帶來的沖擊是多方面的。

新媒介技術改變了受眾的媒介消費習慣，使受眾的主體性增強。網絡傳播打破了傳統大眾媒介的單向傳播模式，從而使信息傳播有了雙向交互和“一對一”的特點。在網絡傳播中，受眾不是被動地接收信息，而是主動地發現信息、選擇信息、處理信息。這就徹底改變了受眾被動接收的消費習慣，同時使傳者和受者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新媒介技術顛覆了受眾對特定媒介外形的固有印象。在新媒體模式下，受眾不再是媒體內容的被動接收者和消費者，而是媒體內容的選擇者，同時也是內容的主動參與者和創造者。新媒介技術賦予并進一步擴大了受眾權利。網絡傳播還擴大了受眾近用媒體的權利。此外，網絡還使傳統媒介的權利受到監督和制約。受眾可以根據網上獲得的多方信息對大眾媒體的公正性、中立性和可信性提出質疑和挑戰。新媒介技術進一步分化了受眾群體，使個人化消費趨勢加劇。網絡媒體使“點對點”、“一對一”的傳播成為可能，互聯網可以根據個體的個別需求提供相關信息和服務。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個性化”服務。“個性化”是網絡媒體的技術特點所帶來的理論上的結果。

新媒體在給我們的社會帶來積極方面的影響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負面的影響，影響和阻礙著社會積極的發展。現在互聯網侵權盜版現象仍十分猖獗，很多網站都依靠大量轉載報紙和雜志的新聞報道來增加點擊率，但很多都未經授權，且沒有支付費用。日益紅火的網絡博客也成為侵權災區，公民在博客上發表的文字、照片應受到法律保護，以贏利為目的的網站，如果未經本人同意，擅自使用他人的照片、文字，屬于侵權行為。同時網上充斥著大量的垃圾信息，如垃圾郵件、虛假信息、失實信息、過時信息等。

新媒體的迅速發展，在給社會帶來積極正面影響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是新媒體的發展已是大勢所趨，為了更好的發展新媒體，我們要積極正確運用新媒體，盡最大努力發展新媒體的正面作用，限制約束新媒體給社會帶來的負面作用。

第五篇：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存在的主要原因

在 中國 封建 社會 中，城市是封建的 政治 中心和商業中心，城芹是封建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城鄉的政治利益和 經濟 利益是統一的。剛性體制下如此，彈性體制下更是這樣。

在宋朝以后的長期封建社會彈性體制下，中國封建社會一直是十分穩定的。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存在的主要原因。中國封建社會彈性體制下的穩定，并不意味著社會不會發生大動蕩，不會發生經濟的凋敝或社會的危機，而是指：不管發生什么樣的大動蕩和什么樣的經濟社會危機，封建制度依然存在，封建社會照常運轉，封建秩序始終都能維持下來。宋朝開國以后的 歷史 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比如說，宋太宗繼太祖承繼皇位，明成相奪了建文帝的寶座，都是皇族內部權力斗爭，奪權成功后，封建制度不變，彈性體制也不變；又如金滅了北宋，元滅了金，再滅了南宋，明朝趕走了元朝的統治，清朝又代替了明朝，這些都是皇朝的興亡更替，封建社會一直照樣運轉著，封建社會中的彈性體制繼續起著作用；再如，元末明初群雄割據，割據者不管是起義軍的領袖，或是乘元朝衰微而獨霸一方的軍閥，還是親元的舊勢力殘余，他們混戰不已，但在所統轄的區域內仍然維持著封建秩序。此外，像明末李白成建立的大順政權，張獻忠建立的大西政權，依舊按照封建皇朝的統治方式來發號施令，封建制度既未因此瓦解，也談不上制度的更替。這一切表明，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性主要指彈性體制下封建的超穩定性。統治舞臺上的角色可以變換，朝代名稱可以變換，某些具體的統治方式也可以變換，甚至一個朝代之下對不同地區實行了不同的政策①，但制度始終不變。

在彈性體制下，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存在可以從以下三方面進行 分析 ：第一，從體制外權力中心和體制外異己力量不存在的角度進行分析，由此得出中國的封建制度下缺少可以取代這一制度的政治力量；第二，從封建制度再生產的 規律 性進行分析，由此得出中國的封建制度在任何一種動蕩與危機的條件下都有可能重現或再生。第三，從基層社會組織的構造和運作狀況進行分析，由此得出中國封建社會在劇烈震蕩之后依然具有頑強的再生能力。

一、中國封建制度下缺少可以取代這一制度的政治力量

宋朝以后中國封建社會的彈性體制使得社會流動性大為增加，這里既包括了社會的垂直流動和社會的水平流動。

從社會的垂直流動來看，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彈性體制下，一般人可以通過三種主要途徑向上流動，即讀書，從軍，經商。

1．讀書。如果走讀書這條途徑，最有前途的是參加科舉以進入仕途。宋朝以后科舉制度的日益完善和走向規范化，使得不少讀書人為爭取科場成功而付出一生的精力。只要還有機會參加科舉 考試，他們就總是存在希望。當然，除了科場成功而進入仕途以外，讀書人還有其他的向上流動的途徑，例如可以充任吏，以后由吏而官，也可以受聘于高官，作為幕賓，等待東家日后的推薦而進入仕途。此外，讀書人只要學有所成，又有名聲，還有被地方官員薦舉的可能。薦舉是一種對官員隊伍的補充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黃仁宇在《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一文中，以元朝南北稅制不同為例(江南實行秋稅、夏稅，仿唐朝的兩稅制，北方實行丁稅、地稅，仿唐朝的租庸調制)，說明政策不統一，不連貫是元朝政局不能穩定的一個主要原因。載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三聯書店，2001年，第67頁。

2．從軍。從軍的途徑對一般人基本上是暢通的。雖然宋朝和以后各朝兵制各不相同，但募兵制和征兵制的并存則是共同之點。在北宋，鄉兵通常實行征兵制，帶有強制性，但也有一部分鄉兵是招募來的。地方軍稱廂軍，他們有兵籍，而禁軍則是正規軍，由鄉兵和廂軍中挑選出來的精壯之士組成。從軍后可以按戰功而逐級被提升。南宋時，正規軍稱“大軍”，以區別于已潰散的北方地區的禁軍，而南方地區的禁軍有一部分也編人“大軍”。南宋的“大軍”同北宋的禁軍是相似的。明朝初年“創衛所制度，劃出一部分人為軍，分配在衛所，專負保衛邊疆和鎮壓地方的責任。軍和民完全分開。中葉以后，衛軍廢弛，又募民為兵，軍和兵成為平行的兩種制度”①。軍是有軍籍的，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管轄，世代為軍服役。兵則是任何個人自愿應募充當的，和家族、子孫都無關。軍有一定的駐地，兵是流動的，無一定駐地。應募當兵就成為一條可供選擇的垂直流動的途徑。清朝的正規軍是八旗軍和綠營兵。八旗軍是有旗籍的，采取抽丁服役的制度。綠營兵是漢人充當，原先是為了安插明降兵，在戰斗中起輔助作用，后來在平定三藩和平定噶爾丹叛亂戰爭期間屢立戰功，所起的作用增大了。雍正以后，八旗軍戰斗力下降，綠營兵開始成為軍隊主力，直到太平軍起義前仍保持這一地位。太平軍起義后，綠營兵連連潰敗，清政府改用勇營，即湘軍、淮軍，以對抗太平軍。綠營兵和勇營都是招募而來，入伍后按功行賞，有逐級上升的可能。此外，明朝、特別是清朝，武舉趨于規范化。沒有功名的習武士子，可參加武舉考試。考試分外場與內場，外場考馬射、步射、硬弓、舞刀、掇石，內場考默寫武經一段文字。考試獲勝者授予武官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吳晗：《明代的軍兵》。載吳晗：《讀史鍘記》，三聯書店，1961年，第92頁。

3．經商。經商作為垂直流動的渠道，在宋朝以后，隨著民營商業和民營手 工業 的 發展 和社會等級制的淡化、消失，而日益受到一般人的青睞。有錢的平民子弟可以自行經商，開肆營業，窮人子弟則往往先送到某一行業的作坊或店鋪中任學徒，滿師后作為店員，并可被提升為高級管理人員，也可在適當時候自立為業主。由于對土地買賣的限制一般不再存在，經商所積累的財富可用于購置土地，兼為地主，有些也可進入地方紳士行列。有的朝代甚至還可以捐個官職。

這樣，通過讀書、從軍、經商三個主要的垂直流動渠道，一般人家的年輕人社會地位上升的機會始終是存在的。在中國封建社會彈性體制下，這三個主要的垂直流動渠道等于社會的三個安全閥，使人們對社會的不滿有適當的排放口。如果再考慮到彈性體制下，只有財產可以繼承而官職不可以繼承的情形，處于下層的人們的心理也就多少得到一些平衡。具體地說，一個家庭中如果有一個子弟科場成功，進入仕途，做了大官，他死后如果兒子沒有能取得功名，于是官場之路可能就此終結。再隔一代，兒子如果未能考取，又不會經營家業，家道便中落了。對各個家庭來說，有的上升、興盛，有的下降、衰敗，但對整個封建社會來說，這種升升降降、興興衰衰的狀況不妨礙制度的照常運轉，不妨礙封建秩序的繼續維持。

中國封建社會的彈性體制下，家庭財產可以繼承，不存在平民或佃戶不能繼承家產的情況，但有 影響 的則是家產的繼承通常采取諸子析產的方式。這樣，一個地主官宦人家，主人死后留下一大筆田產，如果子孫中沒有人再飛黃騰達，進入仕途或經商獲利，為家庭掙得更多的財產，那么幾代以后，經過多次析產，肯定會窮困潦倒。家產的聚聚散散，對整個封建社會來說，不是什么壞事，因為制度不會因某些家庭由富而貧、另一些家庭由貧而富而發生變化，相反地，反而會因為一般家庭都有機會通過讀書做官、習武從軍或經商開店而購置田產，成為富人，即使由富變窮了也有可能再度使門第增光，所以封建社會下現實存在的安全閥起了維護封建秩序的作用。在西歐封建社會中是沒有這種垂直社會流動機制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安全閥的。

一個社會中，最擔心的應是出現一批絕望者。絕望者不僅僅對當前處境的改善感到絕望，更重要的是感到今后前途渺茫，無論自己怎樣努力，在現存體制之下也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而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彈性體制下，在一般人面前仍有讀書進入仕途，從軍可以謀生甚至升官、經商可以致富等可供選擇的途徑，絕望者的數量就會減少。當然，飽受官府賦稅勞役壓榨和地主殘酷剝削的貧苦農民也常被迫得無路可走而聚眾起事，或投奔到起義軍或地方割據者的隊伍中。元朝末年和明朝末年，這種情況十分突出。但農民起義的成功只是使皇朝換一個統治者，這種方式的改朝換代不會使封建制度不存在，因為農民起義軍和封建地方割據勢力都不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體制外異己力量。如果這些貧苦農民逃進了城市，由于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城市無論在剛性體制下還是在彈性體制下，都不是也不可能是體制外的權力中心，所以逃進了城市的貧苦農民在那里也不可能成為體制外的異己力量。

在中國封建社會彈性體制下，陷于絕望境地的讀書人也是存在的。他們主要是屢次參加科舉考試但都失敗的人，此外也有受到官府欺凌，或受到土豪惡霸壓迫而上告無門的人，或因身陷冤案而對前景感到失望、絕望的人。他們自己是不會聚眾起事的，而會投奔農民起義隊伍或封建地方割據勢力，成為那里的謀士或官員。即使如此，他們仍然不是封建社會中的體制外的異己力量，他們只不過為封建社會的改朝換代而努力，封建制度依然如故。

由此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即使在彈性體制下，封建社會始終缺少可以取代這一制度的政治力量。無論在鄉村還是城市，無論是有垂直流動的渠道可供選擇的一般人還是陷入絕望境地的人，都不可能成為威脅封建制度本身的體制外異己力量。

從意識形態方面來看，應當注意唐宋以來儒佛道合一的思潮的形成及其深刻影響。先秦時期，儒家是作為一個學派參加學術爭鳴的。漢朝的尊儒實際上是突出儒家思想中維護正統秩序這一面。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和道教廣為流行，儒家失去獨尊地位，但仍是封建思想的正統。從唐朝開始，儒佛道合一的思潮開始形成。在合一的過程中，儒仍是為主的，因為維護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的絕對服從關系是永恒不變的正統學說，這一正統學說始終被認為是主流。佛道則從宗教方面對這種世俗學說起了配合、補充的作用。“這種思潮，對于中國后期封建社會起了穩定作用，從而延緩了中國封建社會向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①。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任繼愈：《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載《任繼愈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第104頁。

為什么會得出這一結論?這是因為，唐以后，尤其是宋以后，中央集權日益加強，皇權迫切需要一種能鞏固中央集權統治和為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服務的精神力量。儒家關于君臣、父子、夫婦之間關系的思想的核心就是強調君權、父權、夫權，這正是維護封建專制統治所需要的。于是合一的思潮中，儒家思想一直居于中心位置。同時，“佛教是一種外來的宗教，它必須接受封建宗法傳統思想，即綱常名教思想，才能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根。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除了它的宗教修養以外，它也是以維護綱常名教為基本 內容 的，不得不與儒教合流”①。在這種情況下，宋以后人們的思想大受禁錮，即使社會上存在種種矛盾，但維護社會秩序，也就是維護既定傳統的思想使得各種不滿現實的力量在心靈上受到束縛，正如“一個人長期囚禁在幽室，必然蒼白失色，一株樹生在大石縫中，其根枝必定盤結扭曲。儒教壓制了追求個性解放的人本主義思想的抬頭”②。這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彈性體制下不曾出現體制外異己力量的原因之一。

正因為儒家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尤其是在宋朝以后占據著統治地位，所以連明朝后期起傳人中國的天主教，也試圖儒學化③。“然而這一嘗試并不成功，因為它盡管使天主教曾一度有較大發展，得到相當一部分儒生的認同，但最終并未使天主教與儒學真正地融合，而這正是天主教在清代中葉銷聲匿跡的深層原因”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任繼愈：《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載《任繼愈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第113頁。

② 任繼愈：《儒教的再評價》，載同上書，第167頁。

③ 參看《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93年。④ 陳衛平：《明清之際天主教之興衰與儒學》，載《跨文化對話》(3)，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1月，第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