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1夏季達沃斯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發言實錄

新浪財經訊 9月15日上午消息，以“關注增長質量，掌控經濟格局”為主題的世界經濟論壇2011年新領軍者年會(即第五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于9月14-9月16日在大連舉行，新浪財經進行全程直播報道。以下為中國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發言實錄。

主持人田薇：很長的單子，最重要的問題，郭先生也談到了，張教授請您解讀一下，這么多的任務，哪些是最重要的，而所有這些任務似乎又是枝纏盤結的，都在一起，如何找到一個突破點？

張維迎：最重要的是改革本身。我簡單評論幾句，他講到教育，講得非常中肯，整個幾十年的教育是失敗的。這個失敗，教育作為培養人，培養自主有創造性的人沒有注意，培養有道德的人沒有注意。如果所有的學校都取消了，包括連小學、大學全取消了，中國人的知識水平會大大降低，但中國人的道德水準會大大提升。這一點一直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從小學開始，每一步走過來，都培養大家在說假話，這個實際上影響到我們的國民素質，現在講到我們的很多企業，學校的信任沒有的時候，沒有真正反思這個問題。

其他方面，可能并不一定跟曉強主任的觀點一樣。規劃和計劃，過去60年沒有什么成功的，如果看一下歷史，看一下前5年，每年計劃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長20%、30%，你單年都計劃不出來。從全世界的情況來看，計劃這個東西基本就是一大批聰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當然現在對它給予這么多的希望，我想在中國的體制下是有道理的，因為中國仍然是政府在主導經濟的發展。

針對這個計劃有幾個問題需要講。第一個，我自己多次談到，我們用的擴大內需是一個錯誤的概念，我們真正要做的是開發國內市場，因為擴大內需，經常會倒向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為用刺激性的手段就可以把中國經濟發展起來。而中國經濟真正發展需要開放市場，開放市場要靠企業家精神，這個企業家精神是政府給不了的，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給不了的。與此相關，需要創新，需要產業升級，需要創新，從歷史看靠政府不可能創新的，我們很多產業政策實際上導致的后面變成尋租的政策，我們給某一個產。某一個技術有一些優惠，很多人編項目，編完以后，從我們國家政府那領了一大筆錢，幾千萬，幾個億，去干別的事。大家去調查，非常普遍的。

產業升級也是這樣，我們叫喚多少年產業升級為什么做不起來？是我們沒有真正依靠市場，依靠競爭。什么時候升級？這些企業生存不下去的時候，現有資產生存不下去的時候，就會升級。當然，要給它長遠積極性，如果對未來，對明年、后年沒有抱有希望，它也不會去升級。所有這些東西都需要改革，而目前的情況是我們“十二五”規劃看硬指標多，而真正的改革這方面有強調，但是沒措施。這是比較遺憾的一點。

主持人田薇：特別為今天到來的國際上的朋友解釋一下，張教授在中國是非常著名的對市場的支持者，所以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他剛才的話。您剛才講的五年計劃可能作用不大，但是我昨天碰到一個法國朋友，他跟我說，因為法國從十多年前他們自己的五年計劃就取消了，他說你們中國有五年計劃真好，至少能修公路，由一個計劃來進行基礎建設，我們國家現在沒有了。當然他并不代表法國政府的態度。

主持人田薇：今天的時間非常有限，但是在我們給大家提問的時間之前，還是請允許我最后問一個問題給張教授和王總編。一位從經濟角度，一位從社會角度，昨天總理說了一句話，他說“如果通貨膨脹同貪污腐敗結合在一起，足以影響社會的穩定和人心的背向”。通貨膨脹和貪污腐敗無論是中國民眾還是國際社會都是非常關注中國的話題，兩位從各自的角度，和“十二五”計劃相結合，非常簡單地說一下。

張維迎：這個問題留給波明。剛才說到責任，中國對世界最大的責任是改革自己的體制，給中國公民更多的自由，是建立民主法制的社會，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從全世界和人類共同角度來講始終是重大的憂患。要改革，機構的問題非常重要。1982年建立了國家體改委，目的是改革計委，改掉計委，到1998年體改委改成體改辦，2003年，體改委反到

被計委吃掉了，就是現在的發改委。自體改委消失之后，中國的改革速度大大減緩，最后停滯以至于倒退。所以我要強調的是，要真正啟動改革，恢復一個體改委或者類似體改委的組織是非常重要的。體改委在那個時候不是體改委的人本身多么地聰明，多么地積極，而是他的工作，任何部門提出的改革方案，最后都要經過體改委認可之后，才能得到最高領導的批準。現在的情況是任何一個部門提出一個方案，沒有任何的跟它辯論的機關，沒有一個駁回的機關，這樣的話名義上進行了改革，各部門經常打著改革的旗號，實際上干著反改革的勾當。這個是非常重要，不是我的新觀點，我已經呼吁很多年了，一句話，要中國啟動改革，就要恢復類似體改委這樣的組織。同時現在發改委的權利真的太大了，對發改委本身也不好。提問：你好，我是來自中國報道的記者，我叫孫玲(音)。

現在經濟衰落情況下，中小企業受到的沖擊很大，現在在生產成本提高、貸款很難的情況下，發改委和銀行將會有哪些措施激發中小企業的發展活力？謝謝！

張維迎：我再補充一點，大家只看到大與小，中國很多是國與民，中國大部分是民營企業，它們貸款難不僅因為他們小，或因為他們中，而是還因為他們民。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國有企業都變成民營企業，我想中小企業貸款的難度就會大大降低。

主持人：美國也有中小企業貸款難度？

張維迎：是這樣，但是不像中國這么難。

2011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于9月14日-16日在大連舉行。作為本屆達沃斯的參會嘉賓，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無疑是最吸引眼球的一位學界人士，論壇期間，他屢屢以驚人之語闡述市場經濟理念。

也許這些言論對于張維迎這樣一位精通市場經濟精髓的人來說屬于基本常識，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不斷擴散，各國政府通過救市等措施不斷的擴展自己權力，凱恩斯主義重新盛行，國內經濟面臨國進民退的大背景下，張維迎的如此不遺余力的頻頻發聲，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對目前狀況的焦慮。

本報對張維迎在2011年夏季達沃斯上的言論做了部分摘錄，以饗讀者。

很多錯誤政策，都是我們的無知造成的。當年搞計劃經濟就是無知的表現，當然現在繼續搞計劃經濟，很大程度上是無恥的表現。

土地應該私有化，這樣可以真正保證農民利益，現在的土地交易中充滿了強盜邏輯。我沒看到土地私有化有任何弊端，或許唯一的弊端就是政府權力減少了。

國家利益只是一個說辭，真正的國家利益是民眾利益。

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拉大，其中最不合理的差距是由于特權和政府對資源的壟斷導致。

政府搞那么多經濟開發區，本身就是笑話，最好的政策是全中國都是經濟開發區。

應該把開征新稅種的權力和任何對稅進行調整的權力，交由全國人大。民主政治和

法治社會的重要內容，甚至說是前提條件，是對政府征稅能力的約束。

并非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會伴隨國進民退。1929年大蕭條與2009年危機都導致了政府干預增加，但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帶來的是市場力量加強，因為當時大家正確認識到危機發生是因為政府干預太多。

西方國家與中國一樣，都面臨并需要反思監管過度的問題。美國政府對市場最大的干預是中央銀行制度，政府對貨幣壟斷。監管過度的表現往往就是監管不足，因為監管過度就會導致各種問題，大眾就會認為出現問題的原因是監管不足，一個監管會創造出另一個監管的需要。

溫總理所說“中國已是全面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他說的是未來的希望。

發展市場經濟與公有制主體地位，邏輯上是矛盾的，但非邏輯的力量有時候更強大。

如果國有企業繼續這樣龐大下去，中小企業就沒有出路；如果中國經濟繼續在去市場化的道路上前進，中國經濟會有更大麻煩。

將國有資產分給老百姓，阻力一個是利益問題，一個是認識問題，其實從國有部門得到好處的只是少數人。中國還有一個阻力，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原因。

現在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2009年過度刺激政策導致。

規劃和計劃，過去60年沒有什么成功的。看一下前5年，每年計劃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長20%-30%，你單年都計劃不出來。從全世界情況看，計劃這個東西基本就是一個大批聰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

民間借貸對中國經濟的作用總體是正面的。民間借貸出現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對金融管得過死，如果政府能夠放松對金融的控制，允許自由行辦銀行和自由簽訂合同，地下錢莊就會消失。

關于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人民幣升值壓力大、內外失衡、通脹明顯的問題，我的方法是自由化。

第二篇：張維迎發言實錄全文

張維迎發言實錄全文：

收到邀請，非常榮幸，其實覺得沒有什么特別好講的。前幾天在社科院也開過一個會，中國國內市場潛力有多大？這是我們下一步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知道過去一百幾十年里有兩次大的全球化，第一次從1870年到1913年，第二次應該從二戰之后和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之后的變化。應該說這兩次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很不一樣，第一次全球化中國是最大的受害國，第二次全球化中國是最大的收益國，主要表現在很好地利用國際市場發展經濟。

中國在過去30年里邊，平均而言，我們每年出口的增長是GDP增長的1.5倍，如果按照不變價算的話。到2008年的時候，中國的出口是1978年的553倍，GDP是83倍，也就是累積起來出口增長是GDP的6倍多，導致的一鍋是，中國出口占GDP的比重達到了37％，在全世界十大經濟體當中，只有德國超過中國，其他的國家遠遠低于中國，美國只有84％，日本16.3％，英國是15.7％，法國是21.6％，意大利是23.4％，西班牙是7.4％，加拿大是29.2％，巴西12.2％，只有德國是39.9％，它的出口占GDP的比重高于中國兩個百分點。

這么大的國家，出口占到GDP的比重如此之高，本身就有一點難以想象。我想剛才幾位演講人都談到這一點，但是不管怎么樣講，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國未來一輪經濟增長不可能再繼續過去三十年特別是最近二十來年高速出口導向，未來可能是能夠保持出口與GDP同步增長，我覺得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更不要講我們要像過去每年出口二十幾的速度，高于GDP的1.5倍。牽扯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國國內市場潛質有多大？第一個就是經濟規模。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每一個當成一個獨立的經濟體，或者當成一個獨立的國家來看，我們可以排序來看，中國GDP的排序廣東第一，山東第二，江蘇第三。和世界經濟體進行排名，非常有意思的的概念，日本按照世界作為一個國家來排的話，廣東排在世界第18位，廣州GDP落后第17位土耳其，相當于土耳其的67％，廣東的GDP大于波蘭、印度尼西亞、比利時、瑞典、瑞士、沙特。山東和江蘇，大于挪威、奧地利、伊朗、希臘、丹麥、阿根廷。愛爾蘭、南非、河南第五位，GDP大于芬蘭、葡萄牙、哥倫比亞，河北第六位，GDP大于捷克、香港、尼日利亞，上海第七位，遼寧第八位，GDP大于羅馬尼亞、以色列、馬來西亞，大于新加坡、烏克蘭和智力。湖北的GDP大于巴基斯坦、菲律賓，湖南的GDP大于聯合國聯合酋長國、埃及，福建GDP大于匈牙利，西藏的GDP大于蒙古，這是從經濟規模來看。

另外從人口來看，兩百年前英國崛起十個億，占2％，一百年前美國崛起的時候世界人口16億，美國將近九千萬，占5.8％，現在世界有68億人口，中國是13億將近14億，我們是一百年前美國崛起時，我們人口差不多，兩百年英國崛起的時候我們人口比它還要大，大1.3倍。

中國好多省在國家排人口規模相當大的，第一大人口是中國、印度、美國、印尼，廣州的GDP大于印尼，印尼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國，我們看到大的國家，人口規模都比中國的省要小。西藏也是我們中國人口最小的省，但是它的人口剛好大于蒙古。

這兩組數據我想告訴很簡單的一個意思，我們好好考慮一下，中國的潛力本身有多大？如果中國本身就是一個世界，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全球，中國的各個地區之間，如此巨大的差異，相互之間發展貿易潛力有多大？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唯一差的就是主權引起的交易成本的不同，可能需要護照，需要關稅、過關，還有很多非關稅的限制等，否則的話，國內貿易本身是沒有什么大差異的。就像我們看到的歐盟在一體化，東亞要一體化，一體化無非就是說，把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一樣。

很奇怪的是，中國在過去30年里邊，國際貿易覺得比國內貿易交易成本還要低，這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中國的問題究竟出現在哪兒？為什么同樣的生意和外國企業做，費用、交易成本比中國國內還要低。當然就有一些硬的東西，好比說山東和南韓做生意，運輸成本比東西運到西北要便宜，中國任何一點運輸的時間和二十年前相比減少50％到三分之二，過去大體需要3天時間到達的地方，現在就要1天的時間或者1天半的時間，過去三個小時到達的地方現在需要一個小時或者一個半小時，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就是說我們在開發國內貿易方面，我們面臨的障礙不是過去30年前、20年前硬件的問題，仍然是軟件的問題，有多少軟件由于政府的政策法律導致的，有多少是企業行為方式導致的，這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如果我們很好地發展，相互之間的交易貿易的話，由于國際貿易，不可能持續高增長帶來的負面的東西，完全是有可能靠我們自己的努力，給彌補上的。

我說的這個和我們所說的擴大內需不是一個概念，擴大內需是宏觀經濟學的概念，消費、投資、出口，出口出不去了，就增加消費，我說的不是這個概念。相信市場的決策，消費不是人為做上去的，好多語言的錯誤，沒有需求的話，儲蓄在那兒，需求在那兒，如果不在那兒需求不會在那兒。更多是制度性和微觀經濟學的概念，怎么樣給人民更多的自由，給企業更多的自由，使每個人每一個企業在中華大地可以自由做生意和自由遷移，包括城市化等，對未來的20、30年不應該有大的擔憂。

233年前，在亞當斯密寫《國富論》的時候，他就非常驚嘆地寫到，中國市場規模不亞于歐洲所有不同國家加在一起的規模，可惜的是，我們過去沒有很好地發掘國內市場規模的優勢，這是我們下一步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務，謝謝大家！

第三篇：達沃斯張維迎精彩語錄

達沃斯張維迎精彩語錄

者按：2011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于9月14日-16日在大連舉行。作為本屆達沃斯的參會嘉賓，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無疑是最吸引眼球的一位學界人士，論壇期間，他屢屢以驚人之語向觀眾闡述市場經濟理念。

也許這些言論對于張維迎這樣一位精通市場經濟精髓的人來說屬于基本常識，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不斷擴散，各國政府通過救市等措施不斷的擴展自己權力，凱恩斯主義重新盛行，國內經濟面臨國進民退的大背景下，張維迎的如此不遺余力的頻頻發聲，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對目前狀況的焦慮。

鳳凰網財經對張維迎在2011年夏季達沃斯上的言論做了部分摘錄，以饗讀者。

最犀利

1)國企私有化只有一個政治決策問題，如果下定決心解決它，沒有什么困難。

2)很多的錯誤政策，都是我們的無知造成的。當年搞計劃經濟就是無知的表現，當然現在繼續搞計劃經濟，很多程度上是無恥的表現。

3)土地應該私有化，這樣可以真正保證農民利益，現在的土地交易中充滿了需要強盜的邏輯。我沒看到土地私有化有任何弊端，或許唯一的弊端就是政府權力減少了。

4)國家利益只是一個說辭，真正的國家利益是民眾利益。

5)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拉大，其中最不合理的差距是由于特權和政府對資源的壟斷導致。

6)政府搞那么多經濟開發區，本身就是笑話，最好的政策是全中國都是經濟開發區。

7)應該把開征新稅種的權力和任何對稅調整的權力，交由全國人大，民主政治和法治社會的重要內容，甚至說是前提條件，是對政府征稅能力的約束。

關于政府與市場

01)并非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會伴隨國進民退。1929年大簫條與2009年危機都導致了政府干預增加，但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帶來的是市場力量加強，因為當時大家正確認識到危機發生是因為政府干預太多。

02)政府和市場本身不應該在一個平面上，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本身應該靠個人的自由和創造性，政府應該做的是如何保護這種自由和創造性，而不是去簡單劃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一般來講，私人產品應該是個人做的事，公共產品應該盡量利用市場的力量。政府沒有權利剝奪個人的自由。

03)除了政府，沒有誰能消滅市場。但從長遠看，如果消滅市場，對政府也沒什么好處。

04)西方國家與中國一樣，都面臨并需要反思監管過度的問題。美國政府對市場最大的干預是中央銀行制度，政府對貨幣壟斷。監管過度的表現往往就是監管不足，因為監管過度就會導致各種問題，大眾就會認為出現問題的原因是監管不足，一個監管會創造出另一個監管的需要。

05)凱恩斯主義是滿足政客短期的需要，但有長期的副作用。

06)在全世界大的經濟體中，美國可以說是最接近市場經濟的國家。

關于中國經濟

01)溫總理所說“中國已是全面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他說的是未來的希望。

02)發展市場經濟與公有制主體地位，邏輯上是矛盾的，但非邏輯的力量有時候更強大。03)如果國有企業繼續這樣龐大下去，中小企業就沒有出路。如果中國經濟繼續在去市場化的道路上前進，中國經濟會有更大麻煩。

04)國有企業如何不龐大。國企私有化只是一個政治決策問題，辦法很簡單，如果一旦下定決心解決它，沒有什么困難。現在大部分國有企業的股票都在市場上，需要做的只是怎么把這些股份轉讓出去，包括分給老百姓。

05)將國有資產分給老百姓，阻力一個是利益問題，一個是認識問題，其實從國有部門得到好處的只是少數人。中國還有一個阻力，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原因。

06)我們需要有正確的理念。真正決定我們未來的，是我們的理念，不是政府本身。其實很多的錯誤政策，都是我們的無知造成的。當年搞計劃經濟就是無知的表現，當然現在搞計劃經濟，很大程度上是無恥的表現。

07)土地應該私有化，土地的交易應該完全按照市場邏輯去做，這樣也可以真正保證農民的利益，現在的土地交易當中，充滿了需要強盜的邏輯。我沒看到土地私有化有任何弊端，或許唯一的弊端就是政府權力減少了。

08)關于中國龐大的國有部門在國際大環境下保護中國主權利益的作用，其實很多情況下國家利益只是一個說辭，真正的國家利益是民眾的利益。有一些謀私利的人常常會打著國家利益的旗號，而老百姓很容易被蒙蔽。

09)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中，最不合理的部分是由于特權和政府對資源的壟斷導致。如果消除了這些特權和政府對資源的壟斷，市場的收入差距會大大減少，不可能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10)現在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2009年過度刺激政策導致。

11)在過去十來年中，中部和西部發展非常快，甚至比東部還快。它們的發展要靠企業家精神和市場力量。其實政府搞那么多經濟開發區，本身就是笑話，最好的政策是全中國都是經濟開發區。

12)規劃和計劃，過去60年沒有什么成功的。看一下前5年，每年計劃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是10%左右，但是每年都增長20%-30%，你單年都計劃不出來。從全世界情況看，計劃這個東西基本就是一個大批聰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

13)應該把開征新稅種的權力和任何對稅調整的權力，交由全國人大。民主政治和法治社會的重要內容，甚至說是前提條件，是對政府征稅能力的約束。

關于金融市場

01)民間借貸對中國經濟的作用總體是正面的。民間借貸出現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對金融管得過死，如果政府能夠放松對金融的控制，允許自由行辦銀行和自由簽訂合同，地下錢莊就會消失。

02)關于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人民幣升值壓力大、內外失衡、通脹明顯的問題，我的方法是自由化。

03)匯率的自由浮動和外匯交易的自由是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他

01)現在的政府決策，與知識分子的意見，在兩個不同平面上運行。你說你的，我做我的，互不搭界。

02)中國整個幾十年的教育是失敗的。如果所有學校取消了，包括連小學大學全取消了，中國人的知識會大大降低，但中國人的道德水準會大大提升。我們從小學開始，每一步走過來，都培養大家在說假話，影響到國民素質。

第四篇：聽張維迎教授

聽張維迎教授《中國經濟增長和體制改革的前景》講座的分享

本人心得，轉載請說明。

前幾天就收到學會王老師的短信，告知張維迎教授要回西安做報告，作為西大的校友，自然是感到非常高興和自豪，一定要前去聆聽。于是周末早早起來，直奔丈八賓館，到了禮堂一看，座無虛席，看來慕名前來的聽眾不少啊。

作為曾經的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院長，現在的經濟學家，身份的轉變很是令人羨慕的。意味著從體制內的官轉變為可以自由做學問的學者，中國太缺少這樣的自由職業經濟學家了。人作為社會的人，不可能脫離其經濟基礎，所以如果是體制內的教授，與在一定程度上脫離體制約束的學者而言，所談的看法必定還是有很大的差異的。

張教授談到中國的政治家與官僚是兩類人，那么目前中國的改革到了這一步，政治家只能出自官僚，而當官與做事完全是兩個概念。

如果說中國的改革是成功的，也應該很清楚的意識到僅僅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那么下來改革的深入就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不改革，那么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的成果能保持多久就值得懷疑。因此，無論是企業家還是個人，都應該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做好迎接改革的思想準備。所謂的既得利益者更應該意識到這一點，積極轉變思路，使自己在下一改革里能夠充當起領導者的角色，從而更好的穩定自己的既得利益。

思想的火花閃爍在禮堂，不由得想起10幾年前上大學時，老師就在講的權利的尋租現象，現在我們還在呼吁要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可見改革的道路有多么漫長，時間這把利劍也無法快快削掉前進的肌瘤和障礙。

回來在車上，我們還在討論這個話題，老公忽然給出一個觀點，其實中國35年的改革成果就是對農民的成功改革。從最初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允許農民脫離土地進城打工，把8億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了，成為低廉的勞動力，為中國經濟的增長做出了極大額的貢獻。在這個過程中，涌現出了大批有才能的人，抓住改革的機遇先富起來了，例如王石、史玉柱等。

下一輪額改革肯定要對經濟降溫，也就是說10年內維持7%的增長速度，保證既有經濟改革的成果，而在政治體制上會加大私有化的步伐，鞏固執政黨的地位。

期待祖國的繁榮，期待民主的昌盛，期待法治的健全，期待你我的財產界定更清晰。與各位分享講座和我自己的部分觀點，歡迎質疑和探討。

第五篇：張維迎反思經濟學讀后感

張維迎反思經濟學讀后感

首先，表明立場。我是堅定的支持自由市場主義，不贊成政府去干涉經濟發展。因為市場經濟在這數個世紀的運行和發展，已足以證明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和對資源配置的合理性。當然，就像永動機一樣，沒有完美的存在，市場經濟存在其自有的缺陷，并且從某種意義上很難根除，譬如經濟周期中出現的經濟危機。但這就像一場巨大的洗牌一樣，讓身體強壯適應市場資源配置最優的企業存活下來，淘汰那些不足以抗拒如此風險的，以便在下一次發展機遇中讓優勢企業更加蓬勃茁壯起來。但一旦政府摻加其中，就會變味。政府從起源來看應是全體公民為了更好的生存而共同簽訂的一份契約，同意出讓部分權力以維持社會的健全運行。故而政府所有的行為應有利于全體人民。而一旦政府干預經濟，必然會使一部人受益一部分損失，無論受損受益的是貧富哪一方，都從政府的本質來說是不符的。

讀完張維迎教授的《反思經濟學》，給我留下最深的一句話是：“市場的有效運行根本不需要經濟學的那些假設”。我想這完全可以是全文的中心句。既然市場運行完全不需要假設，那么通過假設的限制下去推演市場運行規律的經濟學本身就具備先天的發育不良。

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我想任何一門社會科學都應是解釋現象的，而不是從某些現象中捏造理論再去套用現象。換言之，建立在想象中的概念都是空中樓閣，從而推演出的理論也不足為信。譬如說一個商店的購買量和銷售量是可觀察到的，永遠相等。但需求量和供給量是意圖之物，只是邏輯上的概念。我們只能假設令其相等，然后有若干推論，但實際運用中其是否時時相等的，想必是不見得。更何況，信息的不對稱性導致其應該是時時不相等才對。

因為自己讀的東西比較雜，沒有一個很清晰明確的體系。最早看比較正規的經濟學讀物是《國富論》，然后是看完張五常先生學習經歷后去看的J.S.Mill《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和M.Fisher《priceTheory》和《TheMarshallDemandcurve》。零散的看了張五常先生的《公司合約本質》和《佃農理論》、茅于軾先生的《擇優分配理論》。讀的東西很雜之后感覺經濟學是一個很龐大的體系，百家爭鳴。所以就沒有辦法很好的系統的邏輯的闡述對整個經濟學的認識。所以這個文章就是依附張維迎先生全文邏輯構造，付諸一些自己的看法吧。

首先，開頭我們講到了經濟學的架設。我覺得張維迎先生的假設不是很正確。我理解的經濟學假設應該是這三個：1.經濟人（理性人）；2.資源的稀缺性；3.“收益遞減”規律。我不是很理解其這三個假設是從哪來的，但無論從何談起，經濟學的這三個假設應該是跑不掉的。所以就不展開敘述了。

其次，張維迎先生談到了政府干涉經濟的原因有一個是信息不對稱。他已經做了很充分的闡述了，我想從另外一個方面談談：

韓愈的《馬說》中有“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里有一個問題就是，誰來判斷誰是伯樂。所以結果往往是有權力的人成為計劃者，計劃監督者和評判者。我們早先實行的計劃經濟的核心就是“有計劃，按比例”。從理論上說它沒有問題，但關鍵是沒人知道正確的比例是多少。正因為沒有生而知之和先天正確的人，所以貿然干涉市場運行，必定會產生問題。

關于經濟學研究的是什么。我想我的答案可能會更簡單。經濟學就是研究“資源配置的”，方法就是通過“交換”，前提是“自由”。由于資源的稀缺性，所以社會發展必然有鼓勵人們從事生產。畢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比“空手套白狼”的生活來的容易。張維迎先生談到的是亞當斯密的分工專業化產生的內生增長。但我想這應該也是一種表現，最根本的應該來自于“交換”。只要雙方可以自由的各自滿意的進行交換，價值變產生了。因為財富并不取決于物質，而取決于人們對它的使用價值。舉個簡單的例子（可能有些不恰當），你去過早，買了一碗3元的熱干面。你一定是覺得自己制造出一碗熱干面大于等于3元你才會去買，那么其中差價不就是新增的財富。對于店家，他一定是認為這碗熱干面成本低于三元，他才愿意賣給你，這其中的差價也是新增的財富。這就是交換帶來的財富增長。

其次，張維迎先生談到了產權界定不清帶來了外部性的種種問題。我想這也是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張維迎先生說“我們在公有制下，所有東西都是外部的，所以解決外部性的問題更需要產權制”。我想更清楚一點闡述的話，是交換的前提是所有權，所有權的不確定，就不會出現真正的交換。就像我們的國企，我們的五大國有銀行等等。這些企業的掌門人并不擁有這些企業，他們僅僅是代管，走馬上任一番，自然不會對不屬于自己的資產上心，時時爆出的國有企業高管的奢侈生活啊、貪污腐化啊，轉型期的國有企業廠長進行“MBO”侵占國有資產，五大行為了剝離自己不良資產成立的諸如長城、信達、東方等資產管理公司。都是其掌門人不用對自身的錯誤負責的結果。而市場機制的優越處就在于它會強制那些犯錯的人承擔后果，而不會牽連消費者。而政府加入其中之后，產權的界定不明，會使整體的國民為那些企業承受損失。

我們在來講壟斷，壟斷的形成如沒有政府的干預，便是該企業在該行業中資源配置最優的結果。我們要反對的是政府強加的壟斷而不是市場自發形成的壟斷。因為市場中的資本總是流向收益率最高的項目。一旦某個企業在某行業中獲得了壟斷地位必定收益率會上升，盡管他會設置各種進入門檻，但是資本的逐利性會不斷的侵蝕它的門檻同時逼迫他不斷提升自己技術。也就是“自由進入的行業，沒有任何一個企業可以形成持續的壟斷”。但政府一旦設置門檻，無論出于何種目的，只會使這家企業形成寡頭，從而一家獨大，然后店大欺客。打個比方，就像一個裝滿了金銀財寶的屋子，自然壟斷就像是門口裝著一扇木門，或者一把高科技的防盜鎖，但是可以采用各種方式，或暴力或巧妙。而政府壟斷就像是沒有門，只有兩個黑面門衛，一副生人勿進的表情，你只能盯著寶山流口水然后看在里面的人不思進取的胡作非為。君不見我們一汽最不要臉的口號“拿市場換技術”，然后是“人財兩空”。

再來談價格。市場的核心就是價格機制發揮其調節作用。價格是利益對立的產物，正是這種對立，是雙方都可以高效率低成本的完成交易。茅于軾先生的擇優分配原理的核心也就是價格=邊際成本是資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時候。所以無限制的價格是供需雙方最合適的狀態，一旦對價格進行限制而造成的供不應求都最終會導致腐敗。譬如最低工資和最高房租。政府可以規定價格，但卻不能去規定企業應雇傭的人數和房東要出租的房子。

我們再來看消費。我們奉行凱恩斯主義，一直在促進消費，為了保證GDp高速增長。關于這一點，我是贊同茅于軾先生的觀點。中國經濟高增長是依賴于高儲蓄，它支撐著高投資。投資的錢最后變成了工廠、礦山、鐵路。消費的錢最終變成了垃圾，糞便。這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凱恩斯主義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其儲蓄不能有效的轉化為投資，經濟周轉不靈，投資購買減少，人們收入下降，不敢消費，形成惡性循環。關鍵在于其投資意愿不足，沒有新的增長點時才鼓勵消費。但我國是產能過剩，投資意愿旺盛。沒有高達40%的儲蓄，投資的錢從何而來，一旦市場運行的資金減少，政府增加貨幣，就極有可能增加通脹的風險。所以老是在說因地制宜，借鑒，從實際出發，但是總是在照搬照套。

最后，談談經濟學近年來的新趨勢的變種，譬如“計量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這是我極其討厭的兩個分類。要闡述“計量經濟學”的問題需要很長的一個篇幅。但是我覺得“拉弗曲線”和“雷·費爾根據1912——1976年的經濟數據作了一項回歸分析，然后得出了一個如果成立就將轟動一時的方程式，該方程式可以提前預測誰會在接下來的總統競選中獲勝。你僅僅需要在方程式中輸入幾個經濟要素——通貨膨脹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等。這兩個例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福利經濟學”，別的不說。我從最簡單的理解。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簡化來看只有四種關系：“共贏、損己利人、損人利己和既不利人又不利己”。最后一種是全社會應該摒棄的。我認為的福利經濟學是在創造一張大餅的基礎上如何更好的分配它，也就是在“損己利人和損人利己”兩種的糾結，但無論哪一種，其實他們的總和都沒有增加社會財富，只有共贏的狀態下才會增加財富。當然還有他們對于心理學很簡單的歸結為效用這種可計量的惡習。

寫了這么多，都很零碎。其實中心意思很簡單。經濟學應該是一門從現實中總結歸納出對資源配置的一些方法，更高層次，它是一種認識論或者方法論。而近代的經濟學卻是習慣從古典經濟學中的推理中再加入各種限定，結合各種漂亮的數學公式，然后推導出各種好看的結論。但是我覺得對更好的認識現實無益。任何一門學科都應該是幫助人們更好的認識世界。而不是企圖在空中樓閣中再建筑一個空中花園。所以經濟學的發展應在實踐經濟學中，走街頭，串巷尾。發現人們的各種選擇。當然這種思潮最近也變得越來越多，譬如我很喜歡的丹尼爾·卡內曼的行為經濟學，把心理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特別是與在不確定狀況下的決策制定有關的研究，更貼近實際。以及威廉·龐德斯通的《無價》中從受眾者心理層面分析價格機制。說到底是人在進行各種經濟活動，原來的簡單抽離“人”把它當成常量的研究可能忽視了這個重要的因素。文藝一點的結尾是：對于蒼穹之上的存在，如果我們無法確信其是否存在，我們應保持精神上的敬畏或警惕，但是現世生活里卻不做任何理會，這才是相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