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治中國學習報告

XXX(單位名稱)《法治中國》學習情況匯報

《法治中國》是由中央組織拍攝的六集政論專題片。該片以建設法治中國為主題，以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關于全面依法治國重大決策部署和重大成就為主線，內容涵蓋法治建設主要方面，既有權威、嚴謹的理論闡述，突出思想性和理論深度，又有豐富、生動的案例故事，體現人民群眾因法治進步而不斷增強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一個現代化國家必須是一個法治國家，國家要走向現代化，必須走向法治化。”該片緊緊圍繞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全景式反映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審時度勢、統籌謀劃，堅持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將法治確立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把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帶領13億中國人民凝心聚力、團結奮斗，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偉大征程。

8月XX日，XXX(單位名稱)通過“XXXX”微信公眾號轉載《法治中國》六集專題片，對全區青少年進行教育宣傳。8月XX日，XXX(單位名稱)全體工作人員集中觀看了大型政論專題片《法治中國》第六集《全民守法》，并進行了認真、熱烈、深入的討論。

全民守法促和諧。法安天下，德潤人心。人民是依法治國的主體和力量源泉，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推進全民守法，推進法治社會建設，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團委在法治工作中要積極發揮作用。

一、全民守法，XXX(單位名稱)工作者要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始終對憲法法律懷有敬畏之心，牢固確立法律紅線不能觸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的觀念。

二、全民守法，XXX(單位名稱)工作者要做法治環境的營造者。積極推進法治建設，在基層切實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發的法治氛圍，讓群眾真正信任法治，信任政府。過去老百姓對法律法規不熟悉，不知道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往往采用原始極端方式維權，留下了不小的教訓。現在老百姓覺得，法律越來越公正、平等，法治中國距離我們越來越近，就在我們身邊。

三、全民守法，XXX(單位名稱)工作者要做依法行政的踐行者。法治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團委基層工作者自要覺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辦事：一方面要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努力健全依法行政決策機制、規范政務服務窗口、深入推進政務公開，提升政府的法治形象和

公信力，解決好群眾最后一公里的法律服務需求；另一方面必須筑牢依法行政的“防火墻”，把依法辦事、遵守法律作為工作準繩，規范執法行為，強化執法監督，規避“執法任性”，遇事習慣從法律的角度找路徑，處事習慣從法律的規定找底線，做有作為而不亂的基層工作者。

法治中國建設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不僅僅是口號提法，更是目標方向，基層工作者作為法治的踐行者，應將法治建設深植于骨髓，與中國夢更好地結合，只有這樣才能帶給人民群眾更多獲得感，法治中國的明天才會越來越美好。

第二篇：法治理念學習報告

法治理念學習報告

根據“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大討論活動第二階段工作安排，全體人員認真學習黨的十七大報告及徐光春書記在省委八屆八次全會上的重要講話和陳全國副書記在全省“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在動員學習的基礎上，結合本部門的工作實際，認真查擺了思想觀念、司法理念、工作標準、精神狀態、自身素質、工作作風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現將查擺發現的問題歸納總結如下：

一、在思想觀念上還不符合“思想大解放”的要求，存在著思想觀念放不開、跟不上的問題，與新形勢下思想大解放相比還保留有陳舊的思想觀念。

二、社會主義司法理念有待進一步加強。對社會主義司法理念精髓的理解不深刻、不透徹，對社會主義司法理念與西方的司法理念如何辯證對待問題上存在模糊認識。

三、在實際工作中要求標準不高，存在只求過得去，不求過得硬的思想傾向，缺少創新突破的發展意識。

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有待于進一步加強。個別時候有少數同志對待當事人不夠熱情，存在有不耐煩的思想，個人自身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

五、工作中開展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力度不夠，存在有怕得罪人的思想，不利于工作的進步提高。

針對以上存在的問題，全庭人員認真對上述問題的原因進行剖111

析，查找根源，對照此次活動的要求及目標任務，結合自身的工作實際，經過全庭人員的認真討論和總結，在充分征求意見的基礎上，制定了如下整改措施。

一、進一步加強學習，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繼續解放思想，以實際行動推動解放思想持續深入的進行。

二、牢固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司法理念，在司法實踐中摒棄西法腐朽錯誤的司理念，充分認識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先進性和科學性，旗幟鮮明的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并不斷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

三、牢固樹立審判工作服務大局的意識，在實際的形式審判工作中，嚴格認真履行審判職責，堅持原則、秉公執法、全面把握法律的精髓和立法的本意，堅決摒棄孤立辦案，就案辦案的錯誤觀念，樹立“三個至上”的辦案思想，切實辦好每一起案件，確保不發生錯誤，提高案件的審判質量，樹立精品意識，打造“鐵案工程”。

四、確立正確的工作標準，牢記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政法工作搞得好不好，最終要看人民滿意不滿意”，在實際工作中，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堅持便民、利民的原則，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把打擊“兩搶一盜”犯罪活動深入的開展下去，確保社會大局的和諧穩定。

五、加強審判業務知識的學習，提高審判技能，在實際審判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提升個人綜合素質。準確把握和理解法律及相關的司法解釋精神，大力推行陽光審判，做好判前釋法和判后答疑工作。

六、增強廉潔意識，強化紀律觀念，廉潔自律，奉公守法。

七、持續深入的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轉變工作中不適應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思想觀念、工作作風，為實現刑事審判工作的新跨越，為實現我們漯河的新崛起而奮斗。

第三篇：學習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心得體會

學習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心得體會

植保站—龍飛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為主題，這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次以依法治國作為中央全會的主題。由此可見，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法治的重視，法治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

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已經多次就依法治國發表重要論述，闡述了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方向和方法，指出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強調憲法的生命在于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于實施。建設法治中國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必須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進程。習近平關于依法治國的重要論述指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目標和路徑，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對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建設法治中國的前提是依憲治國。

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再次強調這一點。依法治國要依什么法來治國呢？要以憲法為核心，各種法律法規組成的完整法律體系來治國。這其中所有的法律的地位不是一樣的，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所有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是整個法律體系的基礎。我國所有的法律都是依據憲法制定的，都是對憲法精神的具體化。因此，依憲治國是依法治國的基礎和必然要求。

建設法治中國的途徑是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習近平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進程。”他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進一步強調：“要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不斷開創依法治國新局面。”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再次強調要把“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之一。

科學立法是建設法治中國的前提，嚴格執法是建設法治中國的關鍵，公正司法是建設法治中國的防線，全民守法是建設法治中國的基礎，四者缺一不可。

建設法治中國的目的是實現好、維護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總書記強調，我們任何時候都必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誠心誠意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也是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根本目標。這充分肯定了人民群眾在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

第四篇：2014中國法治報告：群體性事件資料

群體性事件的特點、誘因及其應對

本報告收集了中國10年來公開途徑可獲取的群體性事件信息，通過統計、比對，分析了群體性事件的規模、特點、誘因，研究了群體性事件所暴露的國家法治發展、政府管理、糾紛化解等方面的問題，提出了應對群體性事件的對策。

當前，中國處于社會轉型期，因各種社會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其成因復雜多樣，影響面各不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對社會穩定造成負面影響，更對政府管理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為全面分析中國當前群體性事件的特點、引發因素等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治指數創新工程項目組（以下簡稱“項目組”）根據新聞媒體的公開報道，對2000年1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發生在中國境內、規模在百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進行了統計、分析，本報告著重研究其特點及法律應對。

一 調研概況

群體性事件往往由某些社會矛盾引發，由特定群體或不特定群體的多數人參與，以表達訴求、維護權益等為目的。考慮到在當前階段，參與者達100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具有高度的代表性，且一些地方將100人作為評價群體性事件嚴重程度的分界線，項目組將100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作為此次研究的對象。

本次調研所采集的數據均來自中國境內正式出版發行的紙質媒體以及擁有“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的網絡媒體（統計僅含上述網站的新聞報道板塊，微博、博客、論壇和評論等板塊中的群體性事件信息不作統計）的報道。項目組通過逐條檢索媒體報道的方式，統計了2000年1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發生在中國境內的100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

由于無法通過逐條閱讀的方式統計群體性事件數量，為盡可能全面統計相 關事件，項目組采取了“規模關鍵詞+性質關鍵詞”的方式進行檢索。其中，界定規模的關鍵詞包括：聚集、聚眾、不明真相的群眾、大規模、大批，百、上百、百余、數百，千、上千、千余、數千，萬、萬余、上萬、數萬；亦可檢索00（表示三位數以上）。界定性質的關鍵詞包括：抗議、騷亂、罷工、請愿、上訪、游行、靜坐、示威、討薪、沖突、斗毆、械斗、罷課、醫鬧、堵路、圍堵、圍攻、打砸、抗議、維權、群毆、流血、抗法、暴力、罷市、拆遷、環保、征地、城管、警察、襲警、下跪、自焚、聚眾、集會。

通過上述方法，課題組共檢索到群體性事件3145起，其中，有1018起來自紙質媒體（含對應的電子報媒體），有2127起來自網絡媒體，兩者結果無交叉。其中，檢索到結果但網頁無法打開或內容無法下載的28起，規模數量描述不清、無法判斷是否為百人以上的856起，百人以下的1390起，百人以上的871起。需要說明的是，盡管使用了上述關鍵詞，群體性事件的搜索結果仍然可能存在遺漏，因此本報告使用的數據僅是基于上述關鍵詞搜索到的結果，且可能是不完全的結果。本文只就通過上述方法搜索到的參與者在100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進行分析，其理由有二，一是群體性事件經媒體報道說明該事件具有一定的嚴重性和代表性，二是媒體報道本身對社會就具有較大的影響力。

二

100人以上群體性事件概況

（一）參與人數在100~1000人的群體性事件居多

據此次調研所獲取的樣本，2000年1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中國境內發生的871起100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中，參與者規模在100人至1000人的有590起，占677%；參與者規模在1001人至10000人的有271起，占311%；參與者規模在10001人及以上的有10起，占11%。有36起群體性事件造成總計至少79人喪生。估計有220萬以上的人員參與群體性事件。

（二）2010年、2011年和2012年是群體性事件的高發期

據此次調研所獲取的樣本，2010年、2011年和2012年是群體性事件的高發期，在871件100人以上群體性事件中分別占187%、197%、240%。

（三）群體性事件呈現一定的地域性

從空間上看，華南地區是群體性事件的高發區，發生100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319起；華東地區居第二位，發生189起群體性事件；西南地區居第三位，發生118起群體性事件。其中，廣東居全國之首，占307%，其次為四川，占62%。

（四）維權類群體性事件居多

根據群體性事件的性質，項目組將其劃分為維權、泄憤、糾紛以及混合類。維權類群體性事件的基本特征在于有統一、明確的利益訴求。泄憤類群體性事件由個別沖突引發，在事件中利益訴求不明確、不統一，主要是表達、發泄情緒。糾紛類群體性事件則是指械斗、群架等公民內部矛盾引發的事件。混合類群體性事件指的是隨著事件的進展，性質發生了改變，如從維權轉化為泄憤。根據本次獲取的樣本，維權類群體性事件的數量最多，占55%之多；其次是混合類群體性事件，占約37%。

（五）部分群體性事件具有組織化傾向

“組織”的有無，是判斷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參數，有組織的群體性事件應引起高度重視。根據此次可得數據的統計，有組織的群體性事件占大多數，占816%。根據組織化程度，可以分為三個級別：Ⅰ級為有事先謀劃，確定分工和行動目標；Ⅱ級為在I級基礎上印發傳單或標語，意圖極力擴大事件影響；Ⅲ級為有固定領導人和行動綱領，訴求表達高度系統化。871件群體性事件中，Ⅰ級有組織群體性事件有428件，占491%；Ⅱ級有組織群體性事件213起，占245%；Ⅲ級群體性事件70件，占8%。

（六）部分群體性事件具有反復性

群體性事件是一次性得到解決還是經歷多次反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部門解決群體性事件的處理能力和水平。從可得樣本的統計看，2/3左右的群體性事件經處理后未再發生反復，但仍有近12%的群體性事件反復2次或2次以上。這也表明，政府部門的應對能力還需要進一步加強。

三 引發群體性事件的矛盾主體及其表現形式

（一）平等主體間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占多數

根據群體性事件矛盾雙方的身份，可以將其分為：公民與公民間的矛盾，公民與社會組織（如企業、學校、村居等基層自治組織）的矛盾，社會組織之間的矛盾，公民與政府或官員間的矛盾，以及其他矛盾（如國內不同民族間的矛盾、軍民矛盾等）。從此次調研可得的數據看，因平等主體間的糾紛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占多數，有476起，占546%，因公民等與政府或官員之間的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有383起，占440%。

（二）不同主體間群體性事件的表現形式

首先，因公民間矛盾或者公民與社會組織間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多數表現為集會、游行、罷工、示威、上訪。

但在因公民間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中，事件最終表現形式為集會、游行、罷工、示威、上訪的，占544%；在全過程中發生了打、砸、搶等暴力沖突的占246%，其中有三起造成了5人死亡。可見公民間矛盾同樣較易引發社會暴力事件。

其次，在387起因公民與社會組織間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中，有284起最終發展為集會、游行、罷工、示威、上訪，占此類事件的734%，成為公 民與社會組織矛盾最主要的表現形式。

再次，因社會組織間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極易引發暴力事件。32起此類群體性事件中，有25起產生了打、砸、搶等暴力沖突，比例高達781%。

最后，因公民與政府或官員間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中，有119起引發了集會、游行、罷工、示威、上訪，占311%；有139起引發了圍堵占道等嚴重破壞公共秩序的事件，占363%；有125起引發了暴力沖突，占326%。這表明，因公民與政府或官員間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具有較高的敏感性，對社會秩序的影響更明顯，應引起特別關注。

四 群體性事件的誘因

（一）總體情況

據此次調研所獲取的樣本，導致100人以上群體性事件的原因眾多，居前列的有：勞資糾紛267起，占3065%；執法不當174起，占1998%；拆遷征地97起，占1114%。而環境污染是導致萬人以上群體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在所有萬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中占50%；勞資糾紛是導致千人至萬人群體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在此類群體性事件中占3653%。

（二）公民間矛盾引發群體性事件的主要誘因

在公民間矛盾引發群體性事件的原因中，由交通肇事引發群眾公憤進而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比例較高，占439%。其中肇事者尤其是豪車車主肇事和交通逃逸導致市民公憤是引發公民間矛盾及群體性事件的主要類型，如2011年四川樂山“7·25”圍觀群眾砸壞豪車事件；其次是出租車司機、大巴司機與無合法運營資格的黑車司機發生的經營沖突，以及商戶與房東的經營沖突，通過圍堵、堵路、罷工、罷運等方式維權。

（三）公民與社會組織間矛盾引發群體性事件的主要誘因 從可得的數據看，勞資糾紛是當前公民與社會組織矛盾的主要原因，也是社會矛盾最集中和最尖銳的方面，共267起，占69%。勞資糾紛產生的原因主要是企業改制導致的下崗問題和職工安置問題，企業拖欠員工工資嚴重和工資水平過低的問題，以及企業違反《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侵犯員工合法權益問題。其次是消費者與經營者間發生的消費糾紛，共33起，占85%，其中26起是購房者與房產公司/物業公司之間的糾紛。列第三的是資源分配糾紛，共21起，占54%，主要有村民與附近景點的糾紛，村民與外來開礦企業的糾紛以及村民與道路開發商的糾紛。

（四）社會組織間矛盾引發群體性事件的主要誘因

在社會組織間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中，因鄉村間糾紛引發的事件較多，占469%；其次是因企業經營中的利益糾葛引發的事件，占438%。

（五）公民與政府間矛盾引發群體性事件的主要誘因

在公民與政府間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中，執法不當和拆遷征地是主要原因。其中，因執法不當引發的事件有174起，占454%；因拆遷征地引發的事件有83起，占217%；因信訪維權引發的事件有52起，占136%。在執法不當中，警察執法不當指警察在治安案件中執法不當，不含交警進行交通管理和執法活動。處于第一位，其次是城管執法不當，多部門執法不當指在執法過程中，公民與多個執法部門發生沖突，或公民與一個執法部門發生沖突后，其他執法部門也加入沖突的情況。和交通執法不當并列位居第三。可見，公權力運行的不規范也是激化矛盾、誘發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因素。

五 群體性事件所暴露的問題

（一）用法治思維化解糾紛的環境遠未形成

雖然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法治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法治思維和法治環境還遠沒有形成，法治權威尚未真正樹立。特別是，一些事件發生后，個別部門不依法辦事的做法更進一步破壞了政府公信力，也使多年來的普法宣傳教育成效受損。人們對法治的敬畏遠不及對權力的敬畏，信訪不信法、“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鬧得越大越有助于解決問題”、法不責眾等的思維，不僅在普通公眾心目中大有市場，甚至連不少公職人員也習以為常。可以說，在用法治思維化解糾紛的環境沒有真正形成的情況下，仍然會有大量糾紛因模仿效應而走向群體性事件。

（二）現行法律對群體性事件側重應對而忽視預防

應對群體性事件涉及事前預防、現場處置和司法救濟等諸多問題。多年來，中國已經形成了包括《突發事件應對法》《信訪條例》《治安管理處罰法》《集會游行示威法》《刑法》等法律以及2000年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治安事件規定》等法規規章在內的法律體系，基本確立了黨委、政府領導下多部門協調配合處置群體性事件的工作機制。但從法律法規規定及工作機制看，對群體性事件的處置仍以事后應對為主，特別是群體性事件一旦發生，普遍是以公安機關作為解決問題的主導機構。不可否認，群體性事件的應對不能缺少公安機關的參與，尤其在現場處置階段，因矛盾激化難免發生違法犯罪行為，公安機關介入不可或缺。但是，群體性事件大多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需要從根源上尋求內部矛盾的解決。

（三）行政執法失范問題亟待解決

根據可獲取的數據，可以發現，行政執法不規范是群體性事件發生的直接原因或者間接原因。一方面，相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公權力時，未依法用權，存在權力濫用、不規范執法等問題，使公眾與相關部門之間產生糾紛，進而引發群體性事件；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對經濟社會管理存在缺位，有法不 依、執法不嚴，無視甚至放任違法行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進而導致平等主體之間的民商事糾紛發展為危害社會穩定、破壞社會秩序的群體性事件。事實證明，“懶政”是群體性事件產生的重要原因，在引發群體性事件的眾多原因中居首位的勞資糾紛，往往源于政府平時怠于行使監管義務或者不作為，導致勞動者不得不采取極端舉措。

（四）政府決策的公眾參與效果不理想

從調研獲取的數據看，有相當部分的群體性事件起因于相關的政府決策，如因環境保護、征地拆遷等引起的群體性事件，都或多或少與公眾參與效果不理想有關系。如發生在一些地方的PX事件，當地政府往往都出于發展當地經濟的良好初衷，且已經履行了行政審批、環境影響評價等手續，甚至當地都有社會風險評估機制，但由于沒有處理好政府管理與尊重公眾意愿的關系，缺乏與公眾的有效溝通，對公眾訴求不能及時作出有效回應，引發公眾不滿，甚至釀成嚴重的后果。

（五）糾紛化解和訴求表達渠道不暢通

從此次調研獲取的數據看，相當一部分群體性事件起因于普通的糾紛，如租金上漲、交通肇事、打架及處罰爭議，但由于行政救濟、司法救濟等糾紛化解渠道不夠暢通，當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化解，最終只能通過群體性事件等渠道尋找出路。急劇的社會轉型直接導致各類群體訴求的空前膨脹，社會弱勢群體沒有暢通的利益訴求表達渠道也是群體性事件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

（六）群體性事件處理方面的透明度有待提升

從本次調研過程和結果看，當前群體性事件信息的公開程度還不理想。首先，當前中國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數量絕不止于項目組通過公開渠道獲取的數據，此外，從微博、博客、論壇和評論等板塊中獲得的群體性事件線索，大部分不能從公開渠道得到確認。其次，國家當前還缺乏對群體性事件進行詳細統計分析和發布的機制。究其原因，不排除當前各級政府對群體性事件的回避和對其負面影響的恐慌心理。但實踐證明，信息不透明往往導致謠言滿天飛、黨政機關公信力下降，對社會管理造成的危害更大。

六 應對群體性事件的建議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堅持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當前，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組合，利益多元化，社會利益的沖突和矛盾空前尖銳和激烈，可以預見，未來一段時間內，群體性事件將處于高發期。有效應對當前不斷增多的群體性事件應做到以下幾點。

（一）對群體性事件無須談虎色變

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并處于社會轉型期，發生一些糾紛，甚至出現一些群體性事件在所難免，關鍵在于以怎樣的心態去面對和處置，捂著、蓋著的鴕鳥心理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因此，上到國家，下到百姓，都無須談群體性事件而色變，而應以冷靜的心態，找準癥結，并將發現的問題及時反饋到社會治理中，實現對群體性事件的預防，提高應對群體性事件的能力。

（二）提升群體性事件及其處置過程的透明度

信息公開是掌握輿論導向、化解群體性事件的重要手段。群體性事件與謠言可謂孿生子，如甕安事件，因此完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是政府應對群體性事件的有效途徑。政府能否做到信息公開，保持信息暢通，對于應對群體性事件 最為關鍵。如果政府在事件發生的初期就迅速公布相關信息以及應對方案，一方面能體現政府處理事件的決心與信心，贏得人們的信任；另一方面，可以平息公眾的情緒與猜測，使公眾積極配合政府及時處理問題。因此，建議將群體性事件及其處置的信息公開作為未來政府信息公開的重點領域，并在未來修改《突發事件應對法》等法律法規時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的公開義務、公開時限等。

（三）進一步規范公權力運行

公權力依法規范運行，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關鍵，也是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的重要環節。首先，應建立健全公權力運行的監督機制，明確公權力的界限、行使方式，進一步推動公權力運行的公開透明，加強對違法用權的問責追責。其次，需進一步落實現行法律法規對政府管理經濟社會的要求，防范監管缺位，變被動執法為主動執法，尤其是在簡政放權的大背景下，更需要創新管理方式，及時發現和糾正市場主體、社會主體的違法行為。最后，應尊重公眾意愿，拓寬公眾參與決策和管理的渠道，充分聽取和積極回應公眾訴求。

（四）樹立用法治思維化解糾紛的思路和工作模式

法治是解決社會糾紛的最終、最權威的方式，是有效處置群體性事件的不二法門。應徹底杜絕任何以權壓法、以言代法、以錢替法、以領導意志取代法治的錯誤做法，所有糾紛都應依據法律法規對當事人的行為進行定性，并明確其權利、義務和責任，不因當事人的身份、處境等給予其不當的待遇。各級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更要依法辦事，將法治作為行使權力和解決問題的最終依據和最低要求，對破壞法治的單位和個人則應當從嚴追責。只有這樣，才能逐步樹立法治的權威，并引導公眾依法表達訴求、依法解決問題。

（五）加強社會風險評估與防范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應對群體性事件，不僅要針對重大決策行為，還要針對日常管理活動，建立有效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預判和防范機制。構建預警及時、信息精準、預控有效、超前工作預防群體性事件的預警體系，核心是建立全面客觀的群體性事件監控統計分析機制。在“大數據”基礎上，科學準確地反映有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主要因素，摸清群體性事件的產生規律和爆發前的信號特征，做到早發現、早預防、早預警、早化解。

（六）完善多元化有效化解糾紛和表達訴求的機制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建立暢通有序的訴求表達、心理干預、矛盾調處、權益保障機制。只有訴求得到有效表達，權益得到有效保障，矛盾才能得到真正化解，誘發群體性事件的因素才能被徹底消除。建立暢通有序的訴求表達機制。各級政府應建立健全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通道和司法保障機制，維護社會政治穩定，最大限度地預防社會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和惡化。此外，應加強法制宣傳和普法教育，進一步培育現代公民的參政意識和民主意識，暢通渠道，注重回應，引導和推動公民按照合理方式、正常渠道和合法程序來表達訴求、解決糾紛。

（七）處理好維穩與維權的關系

根據調研組的統計，約55%的百人以上群體性事件與維權相關，可見，化解群體性事件的關鍵是要處理好維穩和維權的關系。維穩必須以維護好公眾合法權益為前提，解決好其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使其合法權益受到公平對待和有效維護，這樣勢必會減少維權群體性事件的產生，從而實現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的目標。

第五篇：法治中國-演講稿

中國夢·法治路

大家好！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中國夢·法治路》。

記得《中國合伙人》里一句臺詞讓我記憶深刻，“夢想是什么，夢想就是一種讓你感到堅持就是幸福的東西。”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是黨中央新一屆領導集體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奮斗目標，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既是實現偉大中國夢的重要內容，也是重要保障。

法治與和諧社會的內在有機聯系,表明了法治對于和諧社會的重要意義。法律本身就是追求社會和諧的產物,和諧社會的性質就包含著對于法治的要求。法治既是和諧社會的必備要素,又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發揮著重要作用。

監獄作為國家刑罰執行機關，擔負著執行刑罰，懲罰和改造罪犯的重任，在鞏固國家政權，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具有重要作用，確保監獄持續安全穩定是我們每一位監獄人民警察神圣而義不容辭的責任，每一名有責任感，有職業理想和崇高價值追求的監獄警察都在為實現心中美好的職業愿景努力奮斗者，為此，我們還要不斷提高自身法律素質和履行法定職責的能力，真正做到“學法知責”，“依法盡責”。

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推動人人學法，遵法，守法，用法，為實現偉大中國夢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還要求我們監獄人民警察要有堅定的信念和立場，必須要為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保障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維護社會主義法治的威嚴服務，要不斷加強自身理論修養，使自己具有更加豐富的知識，只有通過學習，才能不斷提高運用知識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反對各類突發事件的防范處置能力。

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確保民主法制建設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保證國家法律的統一實施，我們監獄人民警察要肩負起歷史賦予的重托，為了實現“法德結合，文明改造”的新理念，讓更多的失足囚子早獲新生；為了讓共和國多一份祥和與安寧，讓更多的家庭盡享天倫之樂，我們愿將青春與熱血毫無保留地奉獻給監獄，將其變成放飛希望的綠洲；把昔日的浪子，改造成為祖國建設的棟梁。用博大無私的愛，去完成黨和政府賦予我們的化腐朽為神奇的光榮使命！

二年級：李亞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