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陳子箐醫療糾紛案

安徽腦癱兒第一案以調解結案 獲賠60萬元

2007年11月26日17:39 [我來說兩句] [字號：大 中 小]

來源：民主與法制時報 作者：馮 敏

2007年“五一”勞動節前，安徽腦癱患者陳子菁的祖母李文峰將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通知書公之于媒體。這份案號為（2007）合執字第29號的法律文書上寫道：“本院將20萬元人民幣于2007年4月27日轉至陳子菁賬戶。

依據法律規定，本案予以結案。”

這是一起《民主與法制時報》連續發文23篇稿件，經過兩屆全國人大代表質詢監督，全國法學界、醫學界以及新聞媒體等各方面的不斷呼吁的案件。同時，也最終引發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法院判決的抗訴。

“一個案件引發媒體連發23篇稿件，最終引發全社會的關注而結案，它在司法程序和實體審理中反映出來的問題，極具典型意義。”一位法律人士說。

案情回顧

1996年5月29日，陳子菁在安徽省醫院經剖宮產出生，由于醫護人員機械執行母乳喂養規定，在產婦產后發生青霉素過敏且無奶可供的情況下，疏于履行注意義務而造成陳子菁在出生后48小時內無任何食物攝入。導致這個雙胞胎中的弟弟連續饑餓引發低血糖，長時間抽搐，釀成缺血缺氧性腦病，加之省立醫院的誤診誤治，最終發展成極為嚴重的腦損傷，造成了不可逆轉的終身殘疾。

1998年8月10日，陳子菁的父親陳先生和祖母李文峰，分別以陳子菁的法定代理人和訴訟代理人身份向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省立醫院賠償醫療及終身康復費用270萬元，以及殘疾人生活補助費25萬元、精神損害補償金20萬元。

一審庭審過程中，原告方向合肥市中級法院提供了與陳子菁母親同一病房的其他產婦及其家屬共8名證人的證言，證明陳子菁在出生至出現病癥期間未吃到任何食物。其中兩名證人還在一審庭審中出庭。

原告同時向一審法院提交了大量的醫學專家對此案的分析意見。出具書面診斷及結論的醫療機構有：北京兒童醫院、協和醫院、中國康復中心、上海華山醫院、仁濟醫院、上海兒科醫院、中國醫科大學等十多所權威醫療及科研機構。

2000年9月13日，合肥市中級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法院認為省立醫院在陳子菁出生后，雖然在病史記錄、臨床及輔助檢查以及對患兒疾病的特殊性和預后的嚴重性認識等方面存在問題和不足，但這些診療行為缺陷與陳子菁目前病情結果之間并無直接的因果關系。陳子菁在庭審中未提供充分證據證實其病情確實由饑餓引起，故省立醫院不應承擔賠償責任。駁回陳子菁的訴訟請求。

陳子菁家人不服，提出上訴。2000年10月省高院正式立案之后，在律師幫助下，在國家級司法鑒定單位進行了兩份文字鑒定和一份法醫學鑒定——認定一審法院采信的皆是偽證。同年11月30日開庭時，雙方訴訟代理人均要求對原始病歷重新進行司法鑒定。但是，2001年4月16日，安徽省高級法院在沒有重新對原始病歷進行司法鑒定的情況下，同樣以陳子菁未能提供充分證據為由，駁回上訴請求，維持原判。

申訴之路

陳子菁家人多次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訴。最高法院均轉安徽省高院辦理。在強大的輿論壓力和人大代表的監督下，安徽省高院于2002年5月“決定立案??復查。”

一年多以后，安徽省高院副院長親自找陳子菁的訴訟代理人李文峰等人談話，表示：“省高院對此案討論多次，仍是患方敗訴，已向最高院匯報，結果也是患方敗訴。但省高院還是想調解一下，爭取庭外和解。”李文峰不同意法院提出的庭外和解，要求判決。

2004年2月10日，省高院副院長等人來到李文峰所在單位解放軍蚌埠坦克學院，要學院領導幫助一起做李文峰教授的工作，稱他們已5次去省立醫院，醫院愿意給的錢已經由原來的5萬漲到25萬，希望李文峰能接受并主動撤訴，使此案能以和解結案。

李文峰說：“感謝院長親自來我院，但我想不通：我們到底是該敗還是該勝？若該敗，你為什么5次去醫院還要給我們錢，且是幾十萬！若該勝，法院為什么不依有錯必糾的原則進行改判？在我方敗訴的前提下，我要醫院25萬豈不成了訛詐？”坦克學院領導也不同意這種做法，認為法院應該查清事實，依法辦事，不應逼迫當事人接受和解。

安徽省高級法院于2004年12月13日駁回了陳子菁的申訴。

從2000年至2006年，《民主與法制時報》報針對此案一審判決、二審判決和復查再審等過程中的問題先后發表了社會各階層人士撰寫的23篇文章。

此前，新華社安徽分社也對省立醫院接二連三發生惡性醫療事故的問題向上級有關部門進行了內參反映。

該案同時引起了全國人大和法學界、醫學界專家們的高度關注。自1998年3月以來，先后有兩屆、99人次全國人大代表對陳子菁案的審理提出意見并提請法院依法再審。

全國政協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專家咨詢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著名法學家梁慧星教授，在2005年3月的全國政協會議的提案中一針見血地寫道：“陳子菁訴安徽省立醫院醫療損害賠償案，是轟動全國的錯案。被告偽造、篡改、藏匿病歷，嚴重妨礙醫療鑒定和司法鑒定的客觀性。一審法院和二審法院出于所謂‘維護安徽形象’的原因，偏袒被告，枉法裁判，一再堅持錯誤判決。經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幾十名代表提案，軍隊數十位將軍關注，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多家新聞媒體報道，眾多法學專家、醫學專家和律師提出質疑，而安徽省高級法院仍然虛與應付，固執錯誤，并通過各種渠道對原告方面施加壓力??

“本案申訴迄今7年，我以最高法院專家咨詢委員身份，先后數次向最高法院轉呈申訴材料，并附上我對本案的意見。希望能夠通過法院內部的審判監督機制糾正錯判，避免進一步損害法院的威信。姑且不論枉法裁判，單就安徽省高級法院長期拖延敷衍、搞什么‘無過失補償’，就已經極大地損害了人民群眾對法律和法院的信賴，不僅極大地損害了安徽省的形象，也極大地損害了國家的形象！建議最高法院當機立斷，調卷再審，糾正錯判，維護法律的尊嚴，挽救法院的威信！”

除梁慧星教授外，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政法大學夏家駿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湯維建教授，北京大學陳瑞華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劉革新教授，華東政法學院武勝健教授等一批國內著名法學家也紛紛指出，該案“事實不清、程序錯誤、適用法律不當，是一起明顯的錯案”，“這樣的判決與公平、公正相距甚遠”。

朱建平、翟建、唐建立、郭志聯、徐國祥和章慶國等京滬皖三地律師，多年來分文不取為陳子菁提供法律援助。

最高檢抗訴

2005年，陳子菁案引起了最高人民檢察院賈春旺檢察長的重視。

最高檢察院會同安徽省檢察院，經過半年多的詳細調查，于2006年2月5日，向最高人民法院發出“高檢民抗【2006】3號民事抗訴書”。

抗訴書認定：“終審判決采信的鑒定結論依法不能作為本案的證據使用。陳子菁的‘缺血缺氧性腦病’是在省立醫院造成的。終審判決認定省立醫院不承擔過錯責任的主要證據不足。省立醫院有關醫護人員明顯違反衛生部有關護理工作制度的要求，其違規的行為是導致陳子菁患病的原因之一。”

抗訴書指出：本案審理中“法院向司法鑒定所送審的材料有不真實的情況，法院應該調查取證，而未做調查”。

抗訴書認為：“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2000）皖民終字第247號民事判決認定事實不清，主要證據不足，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適用法律錯誤。”

最高檢察院依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一、二、三項規定，要求最高法院對本案進行再審。

如此調解

2006年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進行再審。

2006年9月20日，安徽省高院進行了開庭審理。在走了庭審的過場后，再審法官為了實現調解，直言不諱：“調解不需要查清事實，分清是非，只要你提出錢數，對方答應就可以。”

從開庭后的第二天開始，法院連續10多次找陳子菁的父親和訴訟代理人李文峰前去談話、做工作。甚至在不講事實不分是非的前提下，提出了公開賠償20萬元，暗地里另行補償40萬元的陰陽調解方案，遭到李文峰和陳子菁父親的嚴詞拒絕。

于是法官們撇開了李、陳二人，找到了遠在上海工作的陳子菁的母親。對她說：“這個方案已經過院領導同意，而且省衛生廳也同意了，不可再改。”“若你們不同意，案子會發回重審，那需要重新進行殘疾等級鑒定，雙方責任認定，起碼需要一兩年時間，若要上訴，還要一兩年時間；另外，法官有自由裁量權，結果如何還不一定，也可能最終只有幾萬。”身心俱疲的陳子菁母親無奈之下接受了這個方案。

2006年12月12日，法官通知陳子菁的母親和委托代理人侯先生去安徽省高院簽署調解協議（而不是調解書），“調解協議”只有一份，存入法院卷宗，不給當事人。簽字者回憶，該“調解協議”的基本內容有：

一、省立醫院支付陳子菁醫療、護理、生活費人民幣60萬元，一次性了結此案。

二、省立醫院通過省高院先支付陳子菁40萬元，之后雙方再簽訂一份公開的調解書，再付20萬元，但支付期限為2007年4月30日。

三、雙方對媒體均有保密義務，若一方違約，另一方可以不履行付款義務。

李文峰得知消息后怒不可遏，第二天找到省高院法官激烈質問，但已無濟于事。

但保密卻是保不住了，12月27日，為了將法院賬戶上的40萬元轉入陳子菁個人賬戶，在銀行要求出具法律文書的情況下，法院不得已出具“情況說明”一份：“本院審理的陳子菁訴安徽省立醫院人事損害賠償糾紛案（2006）皖民一再終字第7號，經本院主持協調，雙方已調解結案，鑒于該案調解結果需要保密，故不能附相關的法律文書，請向陳子菁辦理肆拾萬元轉款手續，特此說明。”

就在同一天，法院讓陳子菁的家人和省立醫院另行簽署了一份（2006）皖民一再終字第7號《民事調解書》，上面的賠償額是20萬元。2007年1月18日，安徽省高院經最高法院聯絡工作辦公室以法聯復（2006）第148—2號公函的形式，將這一并不完整的調解內容答復全國人大代表。至此，這起轟動全國的醫患糾紛案畫上了“句號”。

(責任編輯：霍鍵)

“抽搐30分鐘”被醫院改為“5分鐘”，關鍵證據涉嫌偽造；法院委托司法鑒定遺漏”關鍵材料；多份對醫院不利的證據“神秘失蹤”??面對重重疑云，法院仍匆匆判決患者敗訴；13位全國人大代表要求依法糾錯，至今未果———

今年“兩會”期間，13位安徽籍九屆全國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建議案，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審判監督程序，依法糾正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對陳子菁與安徽省立醫院人身損害賠償案的錯誤判決。前不久，解放軍總參政治部司法辦公室給本報來函，認為該案“確實存在嚴重侵害軍人親屬合法權益的情況”，希望“給予關注和監督”。

親屬憤而告醫院

陳子菁1996年5月29日在安徽省立醫院(下稱“省立醫院”)剖腹產出生，是雙胞胎中的“小雙”，出生時阿氏評分9分，為優良新生兒。出生第三天上午，其祖母李文峰發現陳子菁面色青紫、四肢抖動、呼吸暫停，立即告知醫生。省立醫院醫護人員對陳子菁進行了搶救。6月4日，省立醫院CT室出具結論：陳子菁患“缺血缺氧性腦病”。該院小兒科最后認定陳系“低鈣驚厥”，對陳進行了治療。陳出院后，又多次出現驚厥、昏迷，先后到北京、上海等地大醫院治療。1997年5月，北京醫科大學診斷陳患有繼發性癲癇，伴腦性癱瘓、腦發育落后，均系重度“缺血缺氧性腦病”后遺癥。

李文峰是解放軍蚌埠坦克學院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老教授，幾年來一直是陳子菁的代理人。陳子菁的親屬認為，省立醫院機械推行母乳喂養，在陳出生后48小時無母乳的情況下，沒有給陳吃任何食物，致使陳因低血糖患上“缺血缺氧性腦病”；陳被救過來后，省立醫院又錯誤地對其進行補鈣治療，加劇了陳的病情。因此，省立醫院應當作相應的醫療損害賠償。省立醫院則認為，對陳子菁的護理、治療行為沒有問題，對陳的病患不負任何責任。

安徽省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于1998年7月做出鑒定結論：“不屬醫療事故”。但指出醫院存在“對患兒疾病的特殊性和預后的嚴重性認識不足”、“臨床及輔助檢查不全面”、“病史記錄不及時，有些地方不夠準確”、“對患兒喂奶關心指導不夠”等問題。1998年8月，雙方調解不成，陳子菁訴至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2000年9月13日，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駁回陳子菁的訴訟請求。陳子菁不服，向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01年4月16日，陳子菁二審敗訴。

審理過程疑點多

陳子菁案的審理結果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除上述全國人大代表和解放軍總參政治部外，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陳瑞華、中國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主任劉革新、中國人民大學證據法學所所長湯維建、華東政法學院民訴法室主任武勝建等多位法學專家也發表意見，認為此案在程序和實體上存在不少問題。通過調查，記者發現，兩級法院在審理此案中確實存在許多令人不解之處：

關鍵證據未查清真偽、重要事實未調查清楚。此案的爭議焦點是：省立醫院對陳子菁的護理是否規范，陳出生后是否長時間處于饑餓狀態；搶救后對陳的補鈣治療是否有誤；院方的行為和陳的疾病有無因果關系。省立醫院向法院提供的證據中有3項至為關鍵：一是“新生兒24小時監護記錄”，說明陳當時得到了足夠的母乳，不存在挨餓問題；二是“1996.6.1血鈣檢驗報告單”，說明陳當時確系“血鈣低”，進一步說明院方沒有誤診誤治；三是多處記載陳有“呼吸困難伴抽搐5分鐘”等癥狀的“新生兒病史”，說明陳在省立醫院未造成嚴重腦損傷后遺癥，其“缺血缺氧性腦病”與院方無關。然而，二審開庭時，陳子菁一方出具了國家級司法鑒定單位———北京華夏物證鑒定中心的“文字檢定”意見，認為上述證據均有偽造或篡改嫌疑：《新生兒24小時監護記錄》內容共12項，前3項系1人書寫卻簽有兩人姓，后9項系1人書寫卻簽有4人姓，違反《病歷書寫規范》中“誰操作誰簽名”的規定，可視為偽造的無效單據；“1996.6.1血鈣檢驗報告單”上“檢驗者”欄無人簽名，填寫檢驗結果者與開具檢驗單者是同一人，有重大偽造嫌疑；《新生兒病史》中“5分鐘”明顯系“30分鐘”篡改而來(醫學界公認嬰兒抽搐30分鐘會引起嚴重腦損傷)。但是，至終審結束，兩級法院未查清這些關鍵證據的真假。

一審期間，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曾于1998年9月委托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進行司法鑒定。該所于1999年4月26日出具意見：鑒于醫患雙方在患兒當時是否“饑餓”問題上各執一詞，建議由法院調查取證，“若‘饑餓’屬實，則‘饑餓’與低血糖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但是，至此案終審結束，法院也未將此重要事實調查清楚。

不讓原告方依法查閱、復制原始病歷。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和訴訟代理人可以查閱本案有關材料，并可以復制本案有關材料和法律文書。但本案立案后，原告方多次向法院提出查閱、復印陳子菁母子的原始病歷，均未得到法院許可，理由竟是地方行政法規《安徽省醫療事故處理細則》規定“病歷不得讓患者及家屬查閱”。一審開庭后，在安徽省人大常委會有關部門的干預下，合肥市中院才允許原告代理人查閱原始病歷復印件，但不準復印。一審敗訴后，陳子菁一方在遞交上訴狀的同時向法院呈送了《證據保全及文字鑒定申請》，未被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采納。時至今日，陳子菁一方仍未見過作為本案主要證據的原始病歷。

以病歷復印件作為定案依據。法律規定書證應當提供原件。如證據材料為復印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線索，沒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證，對方當事人又不予承認的，在訴訟中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在該案審理過程中，陳子菁一方多次對存于法院的原始病歷復印件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提出疑問，指出僅從復印件即可看出，陳子菁的11頁病歷正文有9頁被多處修改，要求法院責令省立醫院拿原件質證或鑒定。但兩級法院以病歷復印件蓋有“與原件核對無異”的法院印章為由，堅持以復印件定案。法院這樣做有將自己當成省立醫院的證人之嫌。

法院委托作司法鑒定時，部分關鍵材料未送交。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進行司法鑒定時，只送交了65頁陳子菁母子的原始病歷復印件，而現存于法院的母子原始病歷復印件為81頁。經李文峰等人仔細對比，發現記載陳子菁病情的16頁病歷未送去作鑒定，而這些病歷均有可能對省立醫院不利。以“抽搐時間”一項為例，送交的病歷記錄的都是修改后的“5分鐘”，而未送交的都是原始記錄“30分鐘”。

該案部分重要證據原件神秘“失蹤”。一審開庭審理后，5張有可能影響審理結果的病歷原件不翼而飛。這5張病歷分別是，陳子菁母親產前及產后病程記錄2張，陳子菁的“新生兒24小時監護記錄”1張，新生兒體溫及護理記錄1張，陳子菁住小兒科時住院病歷1張。李文峰告訴記者，這些病歷原件都是本案至關重要的證據，比如：2張產前及產后病程記錄可以證實，陳子菁母親當時患嚴重的青霉素過敏癥，根本不可能給陳子菁喂奶，進而證明“新生兒24小時監護記錄”所載的“喂母乳12次”純屬虛構。

法院的判決書表述過于簡單。二審判決書對陳子菁敗訴原因的陳述僅有一句話：“上訴人未能提供充分證據證明陳子菁的病患確系省立醫院的診療行為所致，其要求省立醫院承擔賠償責任的理由不足”。中國人民大學證據法學所所長湯維建對記者說，判決書連法院是怎么認定案件事實的、為什么否定原告的事實主張、為什么肯定被告的事實主張等基本問題都未說明，“無論從邏輯法則和經驗法則的角度來分析，均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立案復查盼公道

采訪期間，經安徽省衛生廳協調，記者在省立醫院看到了那份始終未讓陳子菁一方查閱的原始病歷。這份病歷確已殘缺5頁，且有多處修改或添加。記者見到了參與改動此病歷的小兒科醫生，這位醫生承認是她將“30分鐘”改成了“5分鐘”。對記者提出的偽造或篡改原始病歷等問題，省立醫院有關負責人予以否認，但卻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關于修改病歷，省立醫院有關負責人稱，按照病歷書寫規范，上級醫師可以修改下級醫師書寫的病歷。可是，他無論如何也解釋不清楚，為什么當時不在場的小兒科醫生可以修改產科醫生對陳子菁的搶救記錄。

在合肥期間，記者多次與兩級法院聯系，想聽聽經辦法官的看法，未能如愿。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原負責人經院領導同意“破例”接受采訪，但是談話時間不長，他便以記者“擅自”錄音為由中止了談話。

牽頭提建議案的全國人大代表吳莉芳、張秉臣日前接到了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公函。該函稱：“關于陳子菁一案的有關問題，最高人民法院以‘法聯函396號’轉來我院。經研究，已決定立案，調卷后交審監庭復查”。兩位人大代表對記者說：“在一起案件中出現這么多怪事，決不是巧合。有關方面在復查案件時，應查清省立醫院和兩級法院個別人是否有違紀違法問題。”

編后：近年來，醫療損害賠償糾紛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熱點之一。不論是院方，還是患者及其家屬，誰都不愿意發生醫療事故。萬一不幸發生事故，醫患雙方如果能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分清責任并不難。但是，有的醫院不敢面對自己造成的醫療事故，不愿為此承擔經濟賠償責任，千方百計制造偽證，經辦法官又往往對此視而不見，致使患者或其家屬長年奔走于申告之途，嚴重影響工作、生活。今天刊登這篇調查文章，不僅僅是為了關注一名腦癱患兒的合法權益，更是希望借此提醒司法機關嚴格秉公裁判醫療糾紛。我們相信，法律最終會給陳子菁一個公道的說法。本報將對此事跟蹤報道。本報記者傅昌波

第二篇：教子有方陳子墨

教子有方

每個孩子來到我們身邊，都是上天賜給我們最好的禮物。我總會對我的孩子說：“你是天上的老天使派下來讓我們開心的小天使！”每次說給兒子聽時，他都高興的昂著頭。因為他知道因為有了他，爸爸媽媽才會每天都那么開心。在教育孩子方面，我和爸爸也是邊學習邊教育，經常翻看一些書籍或者和別的家長交流經驗。我和大多數家長一樣，都希望孩子為人處世有原則，善良，富有責任心，有出息，在健康快樂的環境中成長。轉眼間，孩子已經從呀呀學語的小毛頭成為一名小學生，在孩子成長的歲月里，我們共同感受成長過程中的甜蜜、歡笑、淚水，失敗和成功。在教育孩子時，父母頭腦中存在的清晰或不清晰的目標，也同樣自覺或不自覺地引導著父母對孩子的教育行為。所以我們家長要多與孩子溝通、交流、互動，隨著父母與孩子有意識的思考的深入，清晰的家庭教育目標便會呈現在眼前。以下就是我教育孩子的一點心得體會。

一、對待孩子要用適當方法，我們要做到既不傷害與孩子之間的感情，又讓他高興的聽話。

記得這學期剛開學的時候，他放學回家，拿出作業在那停住了，我問他：“你怎么了。”他說：“媽媽，我忘記老師留的什么作業了。”我給同學媽媽打電話問了一下，告訴了他。他寫完作業，我過去對他說：“今天你忘了作業，我不訓你，也許是剛過完假期的原因。但是我不允許你有第二次這樣”。他點了點頭。第二天，下午送他上課我還提醒他要注意聽講，記住老師留的作業。他答應著跑進學校。到了下午放學，我接上他第一時間就問他：“留什么作業了？”他沒回答我，就是教子有往前走。我也沒說什么就回家了。到了家，他說：“媽媽，老師留作業的時候我聽了，可是一穿衣服再站隊我就忘記了！”我生氣了，“這是理由嗎？裝進腦子里的東西能溜出去？你還是沒用心去記。我也不問別的家長了，你去門口罰站，什么時候想起來，什么時候開始寫作業！”他在門口站了好久，著急了，我看他的小手在褲子上來回揪，哭著說:“媽媽，我錯了，你原諒我吧！如果完不成作業老師要罰站的。”我聽了，說：“在家也是罰站，誰要你不注意聽老師留作業！”“在班級有好多同學。”我頓住了，兒子長大了，也有自尊心了！我問了同學家長告訴他，他很快就完成了作業。看樣是著急了。寫完作業，我把準備的小本給他，告訴他：“你把小本放在書包里，老師留作業的時候你就趕緊拿出來記在上面，不要每個字你都記，你用你能看懂的方法把主要的記下來，“好記性不如爛筆頭”，這句話是媽媽小時候上課的時候姥爺總對媽媽說的話，知道了嗎？”第三天，下午放學我去接他，第一時間就問：“把老師留的作業記到小本上了嗎？”他搖搖頭。事不過三，我剛要變臉，他嘻嘻笑著，指著自己的小腦袋說：“媽媽，我記到這里面了！”我笑著摟過他。從那以后，他果然記住老師的作業了，沒有說再讓我去問別的同學家長，有的時候別的家長打電話問我作業，他都急著去告訴。

二、培養孩子好的學習習慣，家長要讓孩子從細節做起。

孩子的成長稍縱即逝，我們作為家長要抓住孩子們上小學的這六年，陪伴孩子快樂渡過小學生活。說真的，我兒子的學習成績在班級里一般，但我在學習這也抓的很緊。學前班的時候我坐他跟前看他寫作業，因為他幼兒園的時候基本沒動過筆，寫作業時總會玩。因為這個我經常批評他，我告訴他：“媽媽什么都慣著你，吃喝玩，我都盡最大程度的滿足，但是只有學習和毛病，我是從來不慣你的。”現在一年級了，雖然他寫作業用的時間很長，那我也會在他學習和寫作業的時候，坐在外屋給他出題、翻看書或者練字，不打擾他。但是我會給他規定時間，如果沒寫完作業，我也會要他睡覺。第二天很早就叫他起床完成剩下的作業，那樣他還清醒，效率好一些。寫作業時他有不認識的字或者不理解的題意叫我，我再過去看。他寫完作業會拿到我桌子上，我再檢查，簽字。前幾天，數學練習冊錯了一道題，是在周日做的。他回家不高興了，怪我不好好檢查。我說：“你自己做的作業，錯了難道都是我的錯嗎，作業是我的？”他想想不說話了。告訴我，他粗心了，沒有看清圖上的小棒，有32根，他看了一眼就寫成31根了。其實，我知道，也是我的錯，因為家長簽字就是先給孩子檢查作業，沒有錯誤再簽字，可是我沒對他說。因為我想他自己養成寫完作業檢查的習慣，而不是寫完作業媽媽檢查的習慣。現在他寫完作業都會自己看一遍，覺得沒錯了，再給我檢查，不過我還會檢查出錯誤。我告訴兒子：“錯題就好像你掉到了坑里一樣，這次你沒注意看，不小心掉下去了，那下次你走到這里，又看見這個坑，你還會掉下去嗎？”他都會呵呵的笑我的“掉坑定理”特別逗。我知道對于一個九歲的孩子，你講大道理他還是很難理解的，何不把大道理比喻成有意思的事，那樣對于他說還是好理解的！

三、做家長的不要讓孩子一味的在家學習，看課本。以為那樣才會有知識。畢竟處處留心皆學問，走出課本，走出家門，對孩子也是一種學習，而且是輕松高興的學習。

我們家有個“家庭日”，就是把每個周末下午的時間交給他，陪他一起騎自行車溜達，地點也由他決定，如生態公園、敖包山、人工湖、外環城路。他都喜歡去，到了生態公園，他總是第一時間去扒地上的枯草，看那下面的小綠草出來沒。然后看看十二生肖，把家里人的屬相都點一遍，然后再看看公園里面工作人員設的牌子，認認字。我在給他解釋意思。有次發現了公園新加的地圖，特別驚喜，連忙喊我過去和他研究。聽到好多小鳥在那嘰嘰喳喳的叫，他會對我和爸爸說：“百鳥爭鳴，老師教我的“。去敖包山，我就給他講我小時候的事情，他也很愿意聽。然后我們在一起大聲的喊，大喊就是為了放松身心的，也是一種休息方式。去人工湖，他都忙不過來，看這看那，而且他總是有好多問題會問我們，有很多需要發現分享的東西。有次問我:”媽媽，湖里結冰，怎么高低不一樣？“我楞了下，好像真沒注意過這個。趕緊翻看手機，然后給他解釋：“因為湖中心的溫度比四周的溫度低得多，冰先在四周開始凍，擠到中間水多，冰就高了。” 其實答案說的不是這樣的，我知道按答案解釋他聽不懂，就按我理解的意思去給他解釋了。在樹上發現小鳥的窩，也是對于他高興的事情，我記得他細細的觀察了下鳥窩，當時還跟爸爸商量要爬上去看看，那么高太危險了，當然是不能同意的。爸爸只好讓他騎脖子上，那樣看的更清楚些。他說：“我好想變成小鳥去鳥窩里，還可以和它們一起玩，而且去哪兒都不用走路，飛就可以了。”小家伙的腦袋里都是奇思妙想。回到家還因為鳥窩的事情寫了篇日記，而且還把鳥窩的樣子畫在了日記本上，說要給他的老師看看。去外環城路就是他的地盤了，那邊車輛很少，而且經常有玩滑板的孩子，對于家長說，沒有車輛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了。在他騎車子的時候，我告訴他：“學習就和騎車子一樣，你只有不斷的蹬車蹬，它才往前走，而如果你不蹬了，它就停下來了。學習也一樣，如果你不努力學，你就會落在同學們的身后，越來越遠。所以要不斷的進取，最后才能到終點。”一直都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出去旅游對孩子的好處真是是益處多多。我們每年暑假還會陪他出去旅行，因為父母和孩子是一個小團體，互相之間關心體貼照顧。我坐車會暈車，他知道，總會讓我喝水，摸摸我的頭。還會學爸爸的樣子讓我倚他的小肩膀睡覺。而且他還學會了怎么樣有禮貌的跟陌生人打招呼問事情、問路。會看游樂場里的地圖，路標。去大的地方，他知道記周圍有特點的標志物記路，因為他知道媽媽是個路盲，從來不記路的。他隨時隨地發現有意思的事情總會跟我們分享。他適應能力還是較強的，有的地方需要走好長的路，他也不耍賴，就是跟著走。小的時候我怕他累，總會抱著他，后來他大了，根本不要抱，知道媽媽也累。反正走會兒玩會兒的跟著我們。兒子很有愛心懂得分享，他每次旅行回來都會給他的小伙伴·老師 和家里人帶禮物。所以家長一定要多帶孩子出去旅行，絕對會有你意想不到的收獲。

四、家長要幫助孩子養成禮貌待人的好習慣。

家長要做孩子的好榜樣，我們要起個表率作用，在每天早晨起床的時候我們都會和孩子

互相問“早”，睡之前也會互相說“晚安”。在孩子上幼兒園起，我就教他要懂禮貌，見到老師和認識的叔叔、阿姨都要打招呼問“好”，別人給東西或幫助了他，他都要說'謝謝“。走的時候也要打招呼說”再見"。在與同學相處時難免會有磕磕絆絆，比如：同學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不會和同學計較。但是如果他不小心碰了同學，他會說：”對不起“。在日常的生活中潛移默化孩子自然就禮貌起來了，孩子禮貌待人后我們要表揚他，他就牢記在心上了做個有禮貌的孩子。

記得我有次看書讀到一則寓言。一位農夫得到一塊玉，想把它雕成一件精美的作品，可他手中的工具是鋤頭。很快，這塊玉變成了更小的玉，而它們的形狀始終像石頭，并且越來越失去價值。我們家長也都得到一塊玉——可愛的孩子——多年后的結果卻是，一些人得到了令人滿意的作品，一些人眼瞅著玉石的變化越來越失望。二者的區別，就是后者使用的，常常是鋤頭。如果把正確的教育方法比喻是一把精美的刻刀；那錯誤的教育方法就是一柄鋤頭——當我們手上有一塊玉石時，我們必須做的正確，才能讓我們的孩子成為一塊精美的玉。

第三篇：征文(陳子洋)

讀《第七條獵狗》有感

江東二小601班 陳子洋

書——教育家說是智慧的鑰匙；書——科學家說是攀登高峰的階梯；書——革命家說是終生的伴侶；書——求知者說是良師益友。一本好書，可以令人難以忘懷。讀了著名動物小說大王沈石溪的《第七條獵狗》，令我難以忘懷！

這本書講的是講的是人與狼、狗和豺三種動物的故事。如：作者在山洞里冒著被狼吃的危險，變成“公狼”，照顧他的“孩子”與“妻子”，在山崖邊帶著狗群，去追狡猾的狼和狽；在山林中捕捉偷吃羊羔的“白狗”；在村里和“災之犬”花鷹生死相依??，沈石溪遇到的事都與平常不太一樣。

在《狗》中，《藏獒渡魂》最充實而又最驚險的語言吸引了我。此故事說藏獒在剛出生的時候要與剛出生的小羊羔同養，被稱為“渡魂”。成功的藏獒是狗中上品，而失敗的藏獒卻與一般的狗沒什么兩樣。主人公買了只失敗的藏獒，名叫曼晃，它為主人的野外觀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完成了主人無法完成的夢想。但是，曼晃生性兇猛，與其他弱小動物水火不容，大部分動物遇見它，都會落荒而逃，他也殺死了許多落入他手的小動物。于是主人想把它送走。可就在第二天，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改變了曼晃的命運。早上，一只雪豹與曼晃爭奪一只母羊與小羊，最終母羊與雪豹同歸于盡，而曼晃卻沒有照例去吃了小羊羔，而是把小羊給了主人，還第一次搖起了那油光閃亮的尾巴。

在《狼妻》中。講述了作者的捕獸夾夾死了一只大公狼，不久后，作者偶爾聽到了狼的叫聲，同行的朋友告訴他，那是母狼在呼喚

那只被夾死了的公狼（當然，母狼并不知道公狼已經死了），便突發奇想，想披上狼皮，假扮成狼。此后，作者擔當起“丈夫”的職責，每天都為母狼和狼崽們“叼”一只公雞或者其他食物。但是作者的偽裝并沒有繼續下去，終于有一天，母狼向作者發動了攻擊，但是最后母狼卻放開作者，把別的狼驅趕走，用一種混合著仇恨、感激、憎恨、諒解的十分復雜的眼光最后看了坐在這一眼，叼著披在作者身上的那張狼皮，追趕它的伙伴們去了。

這些故事告訴我們：其實動物和人類一樣的，動物與動物之間也存在著仇恨、友情??只要是人的情感，每個動物身上都有。所以說我們應該保護動物，雖然我們不知道它們的心里面在想些什么，但是只要你用什么方式來對待它們，它們就會用各種方式來回報你的。我們人類要與自然應和諧相處，勿到處亂砍濫伐，亂捕亂殺，別讓小鳥沒了家園，讓綠洲成了沙漠，一些動物瀕臨滅絕。

第四篇：何某某醫療糾紛案：民事再審申請書

民事再審申請書

再審申請人（二審上訴人）：何遠忠，男，1968年3月1日生，漢族，貴州省湄潭縣人。住貴陽市南明區市西路19號。電話：（0851）8973149。

再審被申請人（二審被上訴人）：貴陽市第四人民醫院，地址：貴陽市解放西路91號。法定代表人：張云強，職務：院長。

申請人對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05年12月5日（2005）筑民一終字第879號《民事調解書》不服，請求撤銷（2005）筑民一終字第879號《民事調解書》，對何遠忠訴貴陽市第四人民醫院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進行再審。

事由：

2004年5月1日，何遠忠患病就治于貴陽市第四人民醫院，雙方發生醫療糾紛。

2005年4月1日，何遠忠將醫方訴至貴陽市南明區人民法院。4月28日，何遠忠申請南明區人民法院委托有關部門對“手術病人知情同意書”和“手術同意書”上的“何遠忠”與其簽名是否系同一人所簽進行司法鑒定。5月31日，南明區人民法院找雙方當事人談話，確定鑒定機構。雙方表示由法院指定。6月6日，南明區人民法院委托貴州省公安廳進行筆跡鑒定。7月13日，貴州省公安廳就此作出（2005）公技文字第026號《司法科學技術鑒定書》。

2005年7月29日，南明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何遠忠及其代理人就鑒定人貴州省公安廳的鑒定資質提出異議。開庭筆錄記載：

?審：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經過原告申請對他的簽字進行筆跡鑒定。鑒定結論是，手術同意書、知情同意書的簽字均是何遠忠本人親自簽字的。雙方是何意見？

?原：我不認可這份鑒定結論書，要求重新鑒定。

?原代：鑒定書不能反映公安廳是否有鑒定筆跡資格，鑒定人是否有鑒定資格。?原：同意以上意見，要求重新鑒定。?

對何遠忠及其代理人的上述表述，南明區人民法院2005年9月8日（2005）南民初字第1269號《民事判決書》錯誤表述和認定為：

?審理中，根據何遠忠的申請，對‘手術病人知情同意書’和‘手術同意書’上的‘何遠忠’簽名委托貴州省公安廳進行了筆跡鑒定，結論為上述兩份同意書上的‘何遠忠’的簽名為何遠忠本人書寫。該鑒定結論經提交雙方當事人質證，市四醫無異議，而何遠忠則認為貴州省公安廳不具鑒定的資質，鑒定人員也不具有相關資質，要求重新鑒定。公安廳是經原被告雙方同意，由本院在有資質的鑒定機關中指定的。

?關于何遠忠提出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員的資質有問題，要求重新鑒定，經查也不能成立，故對要求重新鑒定的要求不予采納。?

（2005）南民初字第1269號民事判決書的錯誤在于將何遠忠委托南明區人民法院指定鑒定機構 1 進行鑒定直接等同于委托它指定貴州省公安廳進行鑒定。事實上，1、2005年4月28日，何遠忠在其委托鑒定申請書中僅僅是請求人民法院委托“有關部門”予以鑒定，并沒有要求該鑒定機構就是貴州省公安廳。

2、5月31日，南明區人民法院通知雙方到庭，確定鑒定機構時的法庭談話筆錄中，何遠忠僅僅表示“鑒定機構請求法院確定”，醫方僅僅表示“同意由法院指定”。

根據何遠忠委托時的表示和在法庭談話時的表示，醫患雙方僅僅委托法院確定鑒定機構進行司法鑒定，并沒有直接要求或同意法院指定由貴州省公安廳進行司法鑒定。根據當事人的委托，法院只能在具有司法鑒定資質的鑒定機構中進行確定。而法院卻辜負了當事人的信任，沒有在具有資質的鑒定機構中進行確定，而徑直委托沒有相應鑒定資質的貴州省公安廳作為鑒定機構進行鑒定，將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治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混淆起來。在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或者行政案件中，公安機關為了刑事偵查、治安處罰、行政管理的需要，對其職權范圍內的書證或者物證進行鑒定無可厚非。由于公安機關沒有職權接受委托而從事面向社會的司法鑒定工作，所以對于公安機關超越職權而在民事案件中從事司法鑒定活動，越權參與民事審判，已為國家明令禁止。對此，1998年國務院《司法部職能配臵、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國辦發（1998）90號）、2000年8月14日司法部《司法鑒定機構登記管理辦法》等早已明確規定。

南明區人民法院和貴州省公安廳作為國家審判機關和行政管理機關，日常工作與司法活動緊密相連，對國務院《司法部職能配臵、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司法部《司法鑒定機構登記管理辦法》這兩個指導司法鑒定工作的法律文件不可能不知。在明知故犯的情況下，南明區人民法院作了不符合法律的委托，貴州省公安廳作了不符合法律的鑒定，其鑒定結論自然不能得到當事人的認同。當事人只有上訴于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尋求解決。

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調解方式審結此案。2005年12月5日，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制作了（2005）筑民一終字第879號《民事調解書》。該《民事調解書》稱：

?本院在審理過程中，雙方當事人自愿達成一致調解協議：……

五、本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在調解筆錄上簽字后即生效。

?上述協議符合有關法律規定，本院予以確認。

?本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在調解筆錄上簽字后生效，與簽收本調解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依據上述，在此《民事調解書》制作之前，有一份雙方當事人簽字的調解筆錄。可查遍整個二審卷宗，此前只有一份調解筆錄。至于時間，筆錄第一頁開頭是：2005年11月30日上午9時，而第二頁末尾何遠忠簽名處是：2005年12月1日。這至少說明：

1、調解時何遠忠不在場，因為調解時間和何遠忠簽字時間相差了一天。從筆錄看，僅兩頁紙，以法院記錄人打字的速度，不會超過5分鐘就可將此兩頁字打完。如果調解時何遠忠在場，當場就可以簽字，不可能等到第二天再叫何遠忠大老遠的跑一趟法院去簽字。其次，該調解筆錄上即便有調解次日何遠忠的簽字，為何只在第二頁有何遠忠的簽字，而第一頁沒有？

2、該調解筆錄也無對方當事人簽字或蓋章。如果是雙方當事人在法院調解，自愿達成協議，為何醫方不在調解筆錄上簽字。這也可以說明，法院調解時，醫方沒有在場。此外，該調解筆錄中僅僅列明雙方當事人，而未有雙方當事人中有誰參與調解的記載，更沒有當事雙方任何人調解當日在調解筆錄的簽字。如果說當事人拒絕簽字，那起碼也得有個情況說明附卷才對。可找遍整個二審卷宗，并沒 2 有這樣的情況說明在卷。原《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三款明確規定：“法庭筆錄由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簽名或蓋章。拒絕簽名或蓋章的，記明情況附卷。”

3、從法庭調解筆錄與《民事調解書》行文比較，調解筆錄第一頁第10行起至第二頁全部與《民事調解書》第三頁倒數第6行起至第四頁正文倒數第4行止，文字完全相同。當然，司法實踐中，法庭調解及筆錄制作在先，《民事調解書》制作在后是自然情理。在制作《民事調解書》時，部分援用調解筆錄的情形也是有的，而且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本案中卻是完全相反，不是《民事調解書》沿用法庭調解筆錄，而是先前的調解筆錄倒過來沿用在后的《民事調解書》，這無論如何都不是情理中事，不是正常的現象。因為調解筆錄中就兩次出現“本調解書”這樣的字樣。既然是同一份調解筆錄，為何又變成調解書了呢？而且，調解筆錄上“

四、本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在調解筆錄上簽字后即生效”這樣的字樣，到底是指的本調解書呢，還是指的本調解筆錄？

之所以出現上述不正常現象，是二審法院根本就沒有組織雙方當事人進行過法庭調解，雙方當事人更沒有就調解問題達成協議。二審卷宗從第19頁到30頁，二審法院共有五份筆錄。除前面分析過的所謂調解筆錄外，其余四分筆錄分別為2005年11月14日的調查筆錄、談話筆錄及11月16日、18日的談話筆錄。在這四份筆錄中，除11月14日的調查筆錄有雙方當事人的參與外，其余三份筆錄均只有一方參與。而 1、11月14日的調查筆錄有雙方當事人參與的記載和醫方簽字，但主持法官和擔任記錄的書記員的簽字卻在筆錄制作前一個月就形成了。在該調查筆錄上可以看到，筆錄記載的調解時間和醫方簽字的時間是2005年11月14日，而調查人曾楨法官和記錄人吳丹書記員簽字的時間卻提前了一個月，為10月14日。如果說其中一人簽錯系筆誤還說過得去，而法院的兩個人簽同一個時間都說成是筆誤就不好講了。如果說調查在先，筆錄制作在先而簽字確認再后可以說得過去，那簽字在先，筆錄制作在先而調解活動在后就再也說不過去了。或者簽字在先，調解在后、筆錄制作在后那就更說不過去。這樣，不是事先就將結果預設或者先拿一張空白紙來簽上名字然后等著填寫內容嗎？這樣的調查活動是法律允許的嗎？

2、上述倒填時間提前簽名的錯誤在11月16日的談話筆錄中再次出現。該談話筆錄中患方代理人簽字的時間是2005年11月14日，可筆錄抬頭顯示，法庭談話的時間是2005年11月16日。在這里，不知是患方簽錯了時間還是法庭記錯了談話時間。如果說人的記憶有誤，那相差一日尚在情理之中，而相差兩日能夠說的過去嗎？更何況，該份筆錄還沒有談話人曾楨法官和記錄人吳丹書記員的簽字。法官與當事人進行法庭談話并鄭重制作了筆錄，為何不在談話筆錄上簽字呢。原《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一款明確規定：“書記員應當將法庭審理的全部活動記入筆錄，由審判人員和書記員簽名。”

3、至于2005年11月18日那份談話筆錄，由談話人曾楨法官與患者家屬進行。更為奇特的是，這份談話筆錄既沒有被談話人患者家屬簽字，也沒有記錄人吳丹書記員簽字，更沒有談話人曾楨法官簽字，仍無情況說明附卷。這是一份怎樣的筆錄呢？法律規定有這樣的法庭談話和筆錄制作方式嗎？

原《民事訴訟法》第九條明確規定，調解“應當根據自愿和合法的原則進行”。二審法院的上述調解活動說得上是自愿和合法嗎？那么，在患方沒有自愿的情況下，2005年11月30日那份錯誤百出的所謂調解筆錄上次日何遠忠的簽名又是怎樣形成的呢？在2005年11月18日那份只有患者家屬而沒有任何當事人參與的談話筆錄無意中記載了患者當時的精神狀況。二審卷宗第29頁記載：

?審：做了醫院的工作后把信息反饋給你們，但要有你們的具體意見，基于何（遠忠）的精神狀態才須要家屬的配合。

?被：何的情況非常不好。?

事實上，11月14日以后，何遠忠因病精神狀況一直不好，所以11月16日、18日的兩次法庭調解他均沒能參加。何遠忠的這種精神狀況一直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在2005年11月30日那份他并沒有參與的錯誤百出的調解筆錄上簽字時的精神狀況就是如此。

以上就是二審法院對何遠忠訴貴陽市第四人民醫院醫療損害賠償糾紛一案的調解過程，上述調解過程這么多錯誤和不合常理，嚴重違反關于法院審理案件進行調解的一系列法律規定，難道說不違反自愿原則和違反法律嗎？

也正因為這個原因，申請人何遠忠曾依照原《民事訴訟法》第180條“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調解書，提出證據證明調解違反自愿原則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違反法律的，可以申請再審。經人民法院審查屬實的，應當再審”之規定，于2007年10月25日向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再審申請，要求對何遠忠訴貴陽市第四人民醫院醫療損害賠償糾紛一案重新審理。但數月過去，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臵若罔聞。當然，指望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充當本人的法官肯定是不現實的。為此，申請人再依照今《民事訴訟法》第182條“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調解書，提出證據證明調解違反自愿原則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違反法律的，可以申請再審。經人民法院審查屬實的，應當再審”之規定，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望予受理為盼。

此致

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

申請人：何遠忠

2008年4月1日

附：01、申請人何遠忠身份證復印件 02、2005年12月05日，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05）筑民一終字第879號民事調解書復印件 03、2005年11月30日，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庭調解筆錄復印件

筆錄顯示：1）、在所謂調解之前，民事調解書就也制作好了。調解只是一個簡單過場。調解在先，制作在先的調解筆錄正文完全照搬制作在后的民事調解書的內容，無論如何都不是情理中事。不但在意料之外，而且也不在情理之中。2）、醫方并未在調解筆錄上簽字，作為調解筆錄的?本調解書?并未發生法律效力。3）、主持人法官曾楨、記錄人吳丹書記員沒有對筆錄簽字確認，4）、調解時間為11月30日，患者簽字時間為12月1日，說明調解當時患者并未在場，何遠忠沒有參與11月30日的調解，所謂的調解書自然沒有法律效力。04、2005年11月18日，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庭談話筆錄復印件

筆錄顯示：1）調解時患者何遠忠沒有參加，他的家屬也不知道是誰？2）、主持人法官曾楨、記錄人吳丹書記員沒有對筆錄簽字確認，患者何遠忠或家屬也未在筆錄上簽字，也沒有文字說明附卷。3）、筆錄記載了那段時間患者何遠忠的精神狀況：?審：……基于何（遠忠）的精神狀態才須要家屬的配合。4 ?被：何的情況非常不好。? 05、2005年11月16日，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庭談話筆錄復印件

筆錄顯示：1）、談話時患者何遠忠精神狀況一直不好，不能正常表達意思，因此筆錄上沒有他的發言記錄，也沒有他的確認簽字；2）、主持人法官曾楨、記錄人吳丹書記員也未在筆錄上簽字確認；3）、談話時間是2005年11月16日，卻有了患方代理人2005年11月14日的簽字，而患者對代理人授權的時間是2005年11月16日。這至少表明在談話之前，字就簽了，而且在沒有患者授權的情況下簽的，談話只是過場，代理人的談話不具備法律效力。06、2005年11月16日，患方何遠忠對二審代理人的授權委托書復印件

該委托書顯示，授權時間為2005年11月16日，代理人于11月14日在11月16日的法庭調解筆錄上的簽字及11月14日在法院的談話不是患者何遠忠的意思表示。07、2005年11月14日，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庭談話筆錄復印件

筆錄顯示：?審：今天通知醫方來談話。就本案來看，醫方還是有點瑕疵。卷內有X光片，時間是2004年4月20日，醫方稱是筆誤，但5月1日有病情計劃。X光片什么時候做的？……審：宣讀一審卷19頁證據，初診就發現腸梗阻，醫方在初診及門診的記錄有不吻合。……審：知情權沒有很好履行。?這說明所有二審筆錄中，只有此份筆錄完整、真實，因為與其他筆錄要么沒有主持人法官、記錄人書記員簽字，要么主持人法官、記錄人書記員預先簽字，要么患方代理人預先簽字，要么當事一方沒有簽字，要么當事一方事后簽字，要么當事雙方均無簽字不同，該份筆錄上參與談話的人均在談話當時就予簽字，連主持人法官、記錄人書記員也于談話當時就在筆錄上簽字確認。這說明主持人法官、記錄人書記員并非不知道原《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一款?書記員應當將法庭審理的全部活動記入筆錄，由審判人員和書記員簽名?、第133條第三款?法庭筆錄由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簽名或蓋章。拒絕簽名或蓋章的，記明情況附卷。?等規定的重要性。08、2005年11月14日，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庭調查筆錄復印件

筆錄顯示，1）、法庭調查時間為2005年11月14日，可調查人曾楨法官、記錄人吳丹書記員卻提前整整一個月于10月14日簽了字。2）、此外，筆錄記載，宣布到庭的還有組成合議庭的審判長鄔黔明、代理審判員王茗，可在法庭調查筆錄上并沒有二位法官簽字確認。難道原《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一款?書記員應當將法庭審理的全部活動記入筆錄，由審判人員和書記員簽名?是不需要執行的嗎？ 09、2005年09月23日，患方何遠忠民事上訴狀復印件 10、2005年09月08日，貴陽市南明區人民法院（2005）南民初字第1269號民事判決書復印件

判決書對何遠忠主張關于貴州省公安廳不具鑒定資質，鑒定人員不具相關資質，要求重新鑒定的主張不予采納，稱?公安廳是經原被告雙方同意，由本院在有資質的鑒定機關中指定的。?從而認定，?關于何遠忠提出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員的資質有問題，要求重新鑒定，經查也不能成立，故對要求重新鑒定的要求不予采納。? 11、2005年07月29日，貴陽市南明區人民法院開庭筆錄復印件 12、2000年08月14日，司法部《司法鑒定機構登記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三條

辦法規定：?本辦法所稱的面向社會服務的司法鑒定機構（以下簡稱司法鑒定機構）是指接受司法鑒定機關、仲裁機構和其他組織或當事人的委托，有償提供司法鑒定服務的組織。司法鑒定機構應當具備本辦法規定的條件，經司法行政機關核準登記，取得司法鑒定許可證，方可從事面向社會的司法鑒定活動。??司法行政機關是面向社會服務的司法鑒定工作的行業主管機關，對司法鑒定機構及其鑒定活動進行指導和監督。未經登記機關核準，任何單位不得從事面向社會服務的司法鑒定活動。?

對照規定，貴州省公安廳未經貴州省司法廳核準登記而取得貴州省司法廳頒發的《司法鑒定許可證》，不能接受貴陽市南明區人民法院的委托而收取何遠忠鑒定費用而從事面向社會的司法鑒定活動。13、2005年07月08日，貴州省公安廳鑒定費收款票據復印件

票據表明，貴州省公安廳從事的是面向社會的有償提供司法鑒定服務的活動。而貴州省公安廳并不具備這樣的司法鑒定資質。14、2005年07月13日，貴州省公安廳（2005）公技文字第026號司法科學技術鑒定書復印件 鑒定書表明：

1、貴州省公安廳是（2005）公技文字第026號司法科學鑒定的主體；

2、貴州省公安廳接受貴陽市南明區法院的委托有償從事面向社會的司法鑒定活動，而不是在刑事偵查或治安管理活動中從事其司法、行政工作所需要的內部鑒定活動。

貴州省公安廳既然未經貴州省司法廳核準登記而取得后者頒發的《司法鑒定許可證》，便不能夠接受貴陽市南明區人民法院的委托收取何遠忠鑒定費而從事面向社會的司法鑒定活動。因而貴陽市南明區人民法院違法進行委托、貴州省公安廳違法接受委托而作出的（2005）公技文字第026號《司法科學技術鑒定書》便不具備法定要件而是一份沒有法律效力的司法鑒定文書。15、2005年04月28日，患方何遠忠委托鑒定申請書復印件

申請書顯示：何遠忠僅僅申請人民法院委托有關部門予以鑒定，并未要求法院直接委托并不具備資質的貴州省公安廳進行司法技術鑒定。16、2005年05月31日，貴陽市南明區人民法院談話筆錄復印件

筆錄顯示：5月31日，貴陽市南明區人民法院通知雙方到庭，確定鑒定機構時的法庭談話筆錄中，何遠忠僅僅表示?鑒定機構請求法院確定?，醫方僅僅表示?同意由法院指定?，醫患雙方未直接要求貴陽市南明區人民法院直接委托不具備鑒定資質的貴州省公安廳進行司法技術鑒定。17、2005年

月

日，醫方貴陽市第四人民醫院病歷――愛克斯光照片檢查會診記錄復印件 愛克斯光照片檢查會診記錄顯示，何遠忠在貴陽市第四人民醫院作愛克斯光照片檢查的時間為2004年4月20日。而事實上，何遠忠在2004年4月20日那天并未生病，也未在貴陽市第四人民醫院進行愛克斯光照片檢查，更未在該院住院治療。這充分說明，貴陽市第四人民醫院在醫療事故發生后編造病歷以推御責任。18、2005年11月14日，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庭談話筆錄復印件

筆錄顯示，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醫方編造病歷以推御責任非常清楚。筆錄中明確記載：?審：‘今天通知醫方來談話，就本案來看，醫方還是有點瑕疵。卷內有X光片，時間是04.4.20日，醫方稱是筆誤。’? 19、2007年10月25日，患方何遠忠向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寄送再審申請書郵件收據復印件 20、2007年02月10日，北斗星律師事務所法律意見書復印件

第五篇：醫療糾紛案中的幾大法律問題

醫療糾紛案中的幾大法律問題

[ 宋蕾 ]

醫療糾紛,是在患者(或患者家屬)和醫療機構之間由于對醫療過程、醫療結果以及醫方是否存在醫療侵權,以及醫療服務合同履行是否到位等事項存在分歧而產生的糾紛。

近十年來,隨著我國醫療衛生事業不斷發展,與醫療相關的法律法規日趨完善,公民維權的意識也逐步增強,醫患之間出現的爭端日漸增多,已經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

北京市西城檢察院就近年來受理的醫療糾紛申訴案分析調研發現:

一、近年醫療糾紛申訴案件呈現的主要特點

(一)醫療申訴案件數量大幅增加

隨著人們的健康意識和法律意識不斷強化,開始尋求多層次的法律支持,對醫療行為的質疑和不滿從口角之爭升級到對簿公堂,醫療侵權訴訟的數量呈上升的趨勢,到檢察機關申訴的醫療案件也相應成比例上升。西城檢察院民行處2011年和2012年受理審查醫療侵權申訴案件各占當年收案的10%以上,均為2008和2009兩年審查該類案件總數的三倍。

(二)化解矛盾成為審查醫療糾紛的重點

醫療糾紛爭議的焦點在于是否應該給予經濟賠償。

患者(或家屬)一方認為由于醫方存在不當治療給自己造成身體、物質和精神等多重損害,應該進行經濟賠償或后續治療,而后續治療的巨大壓力使經濟賠償更加現實;醫療機構運用醫學知識、醫療服務為患者進行治療,認為已經依據診療規范盡到職責,造成患者死亡、傷殘不幸后果的原因往往是病灶、患者年齡、其他并發癥等患者自身因素,以及正常手術風險及后遺癥,不存在醫療侵權的問題。雙方對事實的認定和賠償金額的爭議較大,申訴人大多措辭激烈,情緒激動,檢察機關審查此類案件應著重于釋法析理,綜合運用檢察和解、檢察建議等多種方式,努力將矛盾化解于申訴階段。

(三)對醫療申訴案件提起抗訴成為民事檢察監督新突破

長期以來,醫療糾紛申訴案件的審查都以醫療事故鑒定結論作為核心證據,只要存在不構成醫療事故的明確鑒定意見,即使醫方的診療工作存在某些不當,往往也很難以此作為抗訴的理由。

醫療立法的不斷完善,使人民法院對醫療糾紛案件的審理思路逐漸轉變,檢察機關也相應調整了此類案件的審查思路。

今年年初,經西城檢察院提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向法院就我市首例醫療侵權糾紛案提出抗訴。法院再審期間,經各方共同努力,終于促使當事人達成和解,成功化解了雙方長達7年的矛盾,為今后審查醫療糾紛申訴案件提供了十分寶貴的經驗。

二、審查醫療申訴案件發現的問題及成因

醫學的專業性及醫療手段的復雜性使醫患雙方在就診治療方面明顯處于權利義務不對等的狀態。

為了調整這種特殊關系,《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將醫療行為是否存在過錯的舉證責任,以倒置的方式轉移到醫療機構一方,《侵權責任法》將醫療損害責任確定為過錯推定責任,但患者仍然負有對某些事實舉證的責任。在多年的醫療糾紛申訴案件審查過程中,我們發現醫療糾紛訴訟暴露以下問題:

(一)患方參與訴訟仍處于弱勢地位

前來檢察機關申訴的醫療糾紛案件都是患者(或家屬)一方,我們經過審查發現,絕大多數患者缺少相關的醫學知識,也不掌握參與訴訟的法律規則和訴訟技巧,未能通過訴訟達到獲得賠償的目的,具體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1、缺乏醫療訴訟基本常識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起訴必須有明確的被告。有明確的被告不僅指原告知道自己起訴的對象是誰,還必須查明被告依法核準的正式名稱。

如:陳某向法院起訴某醫院,在寫被告名稱的時候用的是口頭常用的說法,卻沒有到相關部門查證醫院的正式名稱,結果被法院駁回起訴。還有些申訴人不懂法律專業術語,如王某在訴訟中完全不理解“質證”的含義,認為只有醫院用證據說服了自己才叫質證,如果說服不了自己,這份證據就沒有法律效力,不能被法院采信。這些錯誤認識都會影響申訴人有效運用法律維護自身利益。

2、缺乏收集和保存證據的意識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患者死亡,醫患雙方當事人不能確定死因或者對死因有異議的,應當在患者死亡后48小時內進行尸檢。

絕大多數患者家屬沒有尸檢意識或不懂進行尸檢有時間限制,由于缺少尸檢結果不能查明患者死因,導致醫療責任無法確定的現象在醫療訴訟中并不少見。

如:孫某的兒子因病在某醫院治療后,回到家中進一步調養,不料半個月后孩子突然在家中摔倒死亡。巨大的悲痛使父母無法承受,卻沒有想到進行尸檢。父母認為醫院的治療構成醫療事故,但最終由于無法確定孩子的死因而敗訴。

此外,許多患者家屬認為自己是醫療活動的親歷者,自己眼睛看到的就是證據,卻沒有固定證據的意識。

診療初期,患者不可能在醫院就診時對醫生的治療過程和談話進行錄音、錄像。糾紛產生后,醫學會和法院以院方提交的病歷作為主要證據進行核對、分析。許多申訴人在案件審查階段都提出病歷記載與治療時客觀情況不符,但均無法提供充分的證據予以證明。敗訴后,申訴人心有不甘,難免怨天尤人,激化矛盾。這種現象的惡劣之處超出一案的成敗,可能引發嚴重的公共信用危機[1]。

3、及時取得醫療病歷尚有難度

病歷是醫療機構對患者醫療過程的記錄,應當客觀真實,在訴訟中也是證明醫療機構是否符合醫療常規的核心證據之一。

有些申訴人不清楚調取和封存病歷的最佳時間和方式,有些申訴人不能對病歷提出合理質疑,有些申訴人不知道對病歷的質疑可以通過訴訟中的質證程序解決。

造成申訴人一方不能及時取得病歷的原因不是單方面的,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醫療機構對患者調取病歷的要求推三阻四,遲遲不予滿足的現象。

如秦某的丈夫在某醫院就醫去世,秦某認為醫院搶救不及時,到醫院要求復印病歷。醫院經過幾次推脫后為秦某復印了病歷,卻不允許秦某把復印件取走,無奈之下,秦某將醫院告上法院,才在丈夫去世一年后取得其在醫院就診的病歷復印件。

(二)有些醫療機構管理缺乏規范性

1、部分醫療機構病歷管理欠缺規范

病歷是醫療機構診療活動的全部記載,在法律上具有證明醫療機構是否存在醫療過錯的重要意義。

目前,醫療機構涂改、更換患者病歷的現象依然存在。衛生部曾對“涂改、偽造”病歷的現象作出批復,允許“病歷的正常補記和上級醫師查房修改(應保存原有字跡清晰可辨)”且說明“若去除涂改、偽造部分后,病案無法進行鑒定,醫療事故技術委員會可不予鑒定,由當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請追究其相應的法律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五十八條更是規定,患者有損害,醫療機構有偽造、篡改或者銷毀病歷資料,推定醫療機構有過錯。

司法實踐中,申訴人對涂改、更換病歷的現象十分不滿,特別是對鑒定部門將申訴人提出過錯質疑的病歷涂改定性為病歷管理不當不能認可。

如:趙某發現自己在醫院復印的病歷與醫院在法庭提交的病歷不一致,有幾頁病歷出現更換現象,于是就病歷更換問題向法院起訴,最終法院判決醫院對其更換病歷行為向趙某賠禮道歉,并賠償損失。

目前,基于對病歷真實性產生懷疑,進一步對醫療行為產生懷疑,最終對鑒定結論和法院判決不服,成為部分申訴人申訴的主要原因之一。

2、醫療機構的風險告知仍需不斷完善

案件審查中,醫療機構在治療和手術等醫療活動的風險告知過程中存在的不足是引發醫療糾紛的誘因之一。

典型案例是何某與某醫院的醫療侵權案。

醫院為何某治療“右膝關節游離體”時,出于何某身體狀況和手術需要考慮,在何某住院后決定為其改變術式,該行為本無不當,但未能及時向患者及家屬明確告知更換手術方式的內容、后果及手術的各種風險。

由于該院未能向患者一方履行該告知義務,給患者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直接引發該民事訴訟。醫學會“綜合分析了原告的病情,診治過程,得出院方的術式選擇未違反診療常規,手術同意書中的手術方式雙方理解存在爭議,術前被告改變術式未向原告充分交代清楚,但此實施的手術與手術同意書中所決定的手術方式相符,原告目前右膝關節部分功能障礙為術后并發癥??治療不屬于醫療事故”法院認為醫療機構不構成醫療事故,駁回何某賠償的訴訟請求。

西城檢察院經過審查,認為醫院的治療行為雖不構成醫療事故,但侵害了患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依法仍應給予賠償。該案向法院抗訴后,雙方就賠償問題達成和解,矛盾得以圓滿化解。類似的情形在很多醫院不同程度的存在,客觀上對患者和醫療機構都會造成損害。

(三)醫療事故鑒定爭議較大

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結論是很多醫療侵權糾紛的主要證據。

在法院審理階段,由當事人申請,并由雙方協商或法院依職權決定委托各級醫學會組織進行醫療事故的技術鑒定。鑒定結論是法院認定醫療機構是否應該承擔醫療責任的關鍵證據之一,也是絕大多數民事申訴案件的焦點矛盾之一。

1、醫學會鑒定組成結構有待改進

醫療行為具有極強的專業性,醫院在行使醫療行為過程中是否存在醫療事故或過錯,應當交由法定部門進行鑒定。

我們審查的醫療糾紛案件中,有些申訴人在法院審理階段對負責進行醫療事故鑒定的醫學會組成人員持有一定的懷疑。《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暫行辦法》規定,負責首次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工作的醫學會原則上聘請本行政區域內的專家建立專家庫。但各醫院都是醫學會的成員,醫療事故鑒定的組成人員與各醫療機構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甚至是醫療機構的醫生。這種鑒定體制下的公正性是多年來爭論不休的話題。

因此,很多申訴人,如:劉某訴某醫院侵權糾紛案,區級醫學會鑒定結論認為醫院給劉某的治療不構成醫療事故,出于對再次鑒定的公正性信心不足,以及增加一筆不菲鑒定費用的雙重考慮,在法院二審程序中無奈放棄向市級醫學會申請鑒定的權利。

目前,法院根據當事人申請委托鑒定機構就醫療機構進行是否存在醫療過錯,以及該過錯對損害后果參與度的司法鑒定,成為讓越來越多當事人較為認可的鑒定方式。

2、對鑒定檢材的客觀性需正確理解

醫院在患者就醫時所制作的病歷是否是真實、客觀,往往是醫療糾紛爭議的焦點。

申訴人對病歷不予認可,多數針對病歷中的涂改問題提出,但李某訴某醫院醫療侵權糾紛卻不是這樣。李某認為某醫院為其治療的病歷被改寫過。但從醫院向鑒定部門及法院提交的病歷來看,直觀病歷上無修改、涂抹、添加的痕跡,醫院認為此病歷真實有效,如實記載了患者就醫的全過程。但申訴人堅持認為病歷上記載內容前后存在矛盾、欠缺真實性,訴訟時拒絕以此病歷作為鑒定檢材。但病歷中記載內容是否存在矛盾正是鑒定部門認定醫院是否存在過錯的素材,與病歷本身真實性并非同一概念。錯誤認識使申訴人在訴訟中缺乏證據支持其主張導致敗訴,轉而向檢察機關提出進行鑒定的申請。檢察機關審查申訴案件針對法院審理活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對于申訴人缺乏合法理由的鑒定申請不能支持。

三、對審查醫療糾紛案件的思考及建議

經過多年民事檢察監督實踐,西城檢察院對醫療糾紛案件的審查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思路,并從檢察監督的角度對醫療案件審查進行了思考,提出相應建議。

(一)關于醫療糾紛案件檢察監督的思考

1、案件審查專業化

自2011年起,西城檢察院民行處開始嘗試將民事案件以專業類別分組辦案,醫療糾紛由專人審查,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首先,專人負責能夠集中掌握醫療爭議的法律、法規,提高案件審查的針對性;其次,專人負責與醫學會、各鑒定部門、醫療管理機構聯系醫學專業信息,出口統一,便于進行專業溝通;再次,專人深入學習醫學知識,了解法院關于醫療糾紛審理的原則和尺度,便于對申訴人進行釋法析理。

2、社會管理多樣化

審查醫療糾紛難度較大,且社會責任較大,必須采用多種方式和手段積極參與社會管理,促成社會矛盾化解。

幾年來,西城檢察院針對醫方管理和治療過程中的不當,鑒定機構在鑒定活動中的程序性缺陷,分別向北京西城區幾大綜合醫院、專門醫院發出一般檢察建議,督促醫院在全面履行告知義務、強化對患者治療活動責任心和醫療規范方面的改進和管理;向與訴訟相關的某些鑒定機構發出一般檢察建議,指出其鑒定程序中的問題,提出整改意見和建議,都收到被建議單位的回函,有力的維護了患者和醫方的合法權益,在減少醫患爭議方面發揮良好的社會效果。

3、審查流程簡易化

醫療糾紛雖然都發生在醫方對患者的診療活動結束之后,但其中部分患者仍然急需大量的繼續治療的費用。將醫療糾紛申訴案件提前審查,或在法律規定的條件下簡化審查流程,及時向申訴人告知審查結論,能夠減少申訴人在檢察機關因審查周期長帶來的負面情緒和經濟損失。

4、監督立場中立化

檢察機關審查民事申訴案件,必須立足于法律規定的監督職責之內。由于檢察機關審查民事申訴案件多與申訴人進行接觸,特別在醫療糾紛案件審查過程中,患者本人(多數已經身患殘疾或有嚴重后遺癥)、照片、以及部分物證會都給辦案人員帶來直觀感受,形成心理上的同情。為了避免因此產生的不利影響,承辦人要嚴格把握審查標準,首先審查法院審理案件的程序合法性,其中尤為關鍵的是對向鑒定機構所提供檢材的質證程序審查;在程序合法的前提下再對證據進行審查,可以避免承辦人員的情感偏向,公正審查案件。

(二)對醫療相關問題的建議

1、醫療活動具有極強的專業性,由于醫學和法律知識的不足為患者一方帶來的不利后果是顯而易見的。患者在與醫院發生爭議后,首先應該冷靜思考,避免由于沖動、猜測,或對個別醫生、護士工作的不滿而輕易訴諸法院,產生不必要的訴訟;患者可以與北京市或各區縣醫療糾紛調處中心聯系,進行早期調解,盡量友好協商解決爭端;即使必須對簿公堂,患者方最好請具有醫療專長的專業人士代為訴訟,充分維護個人利益。

2、嘗試醫療事故鑒定人員出庭質證。司法部《司法鑒定人管理辦法》第29條已經規定了司法鑒定人員按時出庭義務,但醫療事故鑒定人員出庭質證卻無法律規定。醫療事故鑒定是鑒定人員利用醫學專業知識、經驗對有關醫療活動是否屬于醫療事故進行分析論證,得出最終意見的過程。鑒定結論是同物證、書證等作用相同的證據種類,它的證明效力也必須經過法庭質證方可認定。當鑒定結論與其他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特別是病歷中出現添加、涂改等情形時,請鑒定人員出庭對鑒定結論作出更為詳盡的解釋,有利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實,進行公正的裁決,也有利于患者一方客觀了解醫方的治療活動,減少內心的疑惑和不解,消除對醫療機構的不滿情緒,徹底化解醫患爭端。

3、建議醫療機構完善各項制度。

(1)風險告知制度。《侵權責任法》第五十五條規定,醫療機構“實施手術、特殊檢查、特殊治療”應“及時向患者說明醫療風險、替代醫療方案等情況,并取得其書面同意”,并規定違反的法律后果。北京市高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25條規定,對患者施行手術,醫療機構能夠將患者的病情、醫療措施、醫療風險告知患者或其家屬并取得其同意而未告知的,應認定醫療機構違反了告知義務;第26條規定,醫療機構違反告知義務使患者一方未能行使選擇權,以致造成患者損害后果的,醫療機構應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

知情權和同意權是患者在醫療機構就診時應該享有的權利。患者對于醫療機構為自己健康所采用的處理手段均享有獲取基本信息的權利,醫療機構也應尊重患者的選擇權利。

(2)尸檢申請告知制度。尸檢雖不是每個醫療糾紛必經的程序,但尸檢結論會直接決定醫患爭端的走向。醫療機構應該通過適當方式讓家屬在患者死亡時決定是否進行尸檢,既能夠辨清是非,也便于爭議的非訴訟化解決。

(3)建立病歷修改說明制度。醫療機構根據治療客觀情況對病歷進行補記或修改,并不違反診療規則。但在醫療訴訟過程中,一旦患者一方發現病歷出現涂改、修改或其他更換情況,醫療機構有義務就上述行為的合法性進行說明,鑒定部門也應就該行為屬醫療管理不當抑或醫療過錯進行鑒定。

作者單位: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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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醫患沖突造成的血案已經屢見不鮮,2012年3月哈爾濱市一名患者在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就診時闖進辦公室,刺死1人致傷3人,震驚全國。這些信用危機帶來的損害到底是給醫生,還是最終由患者自己承擔,值得引起深深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