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有關法律法規看農機監理部門的權力

從有關法律法規看農機監理部門的權力

我省農機主管部門（主要指農機監理機構）對農業機械實行牌證管理的權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簡稱《道交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機械化促進法》（以下簡稱《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理》（以下簡稱《實施條理》）、國務院第412號令和《山東省農業機械管理條例》（以下簡稱《管理條例》）等中有明確規定。

第一、對拖拉機的管理。《道交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對上道路行駛的拖拉機，由農業（農業機械）主管部門行使本法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三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三條規定的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的職權”（說明：第8、9、13條是關于機動車登記的規定；第19條規定是關于駕駛機動車應當取得機動車駕駛證發證的規定；第23條是關于定期對機動車駕駛證實施審驗的規定）。即確定了農業機械主管部門對上道路行駛的拖拉機及其駕駛人行使原來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行使的登記、考核、發證、定期技術檢驗、審驗等管理職能。從此農機管理部門獨立行駛上道路行駛的拖拉機及其駕駛人管理的權利。《管理條例》第十七條規定農業機械行政管理部門應當按照國家和省的有關規定，加強對農業機械作業區域的使用管理和安全監督檢查。

第二、對拖拉機駕駛員培訓學校的管理。《道交法》第二十條規定：機動車的駕駛培訓實行社會化，由交通主管部門對駕駛培訓學校、駕駛培訓班實行資格管理，其中拖拉機駕駛培訓學校、駕駛培訓班由農業（農業機械）主管部門實行資格管理。《管理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農業機械駕駛培訓機構應當具備與其培訓活動相適應的場地、設備、人員、規章制度等條件，取得省農業機械行政管理部門頒發的農業機械駕駛培訓許可證明……。

第三、行使職權的要求。農業機械主管部門依法行使管理職權的同時，也對農業機械主管部門行使職權提出了的要求。

1、要求應當遵守《道交法》、《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否則，要追究有關人員責任。主要涉及《道交法》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一百一十六條、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一百一十八條；《管理條例》第三十七條。如《道交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要求，農業機械主管部門依法履行法定職責，應當接受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的監督。

2、《道交法》第九條、《實施條理》第十九條規定：機動車登記證書、號牌、行駛證的式樣由國務院公安部門規定并監制。《道交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機動車”是指以動力裝置驅動或者牽引，上道路行駛的供人員乘用或者用于運送物品以及進行工程專項作業的輪式車輛，那就是說《道交法》中的“機動車”肯定包括拖拉機。

3、一方面，《道交法》第五條規定：國務院公安部門負責全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第一百一十九條：“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雖在單位管轄范圍但允許社會機動車通行的地方，包括廣場、公共停車場等用于公眾通行的場所。“鄉村道路” 屬于“道路”的范疇，不在農機部門的管轄范圍內，農機監理部門的執法范圍僅局限于鄉村、田間、場院，因此從《道交法》來看沒有賦予農機主管部門行使路上處罰權（含鄉村道路）。另一方面，《促進法》第二十條：國務院農業行政主管部門和縣級以上地府人民政府主管農業機械化工作的部門，應當按照安全生產，預防為主的方針，加強對農業機械安全使用的宣傳、教育和管理、第二十一條：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工作部門，應當支持農業機械跨行政區域作業，維護作業秩序，提供便利和服務，并依法實施安全監督管理、《管理條例》第五條：縣級以上農業機械管理部門，負責本轄區內的農業機械管理工作、第十七條：農業機械行政管理部門應當按照國家和省的有關規定，加強對農業機械作業區域內農業機械的使用管理和安全監督檢查。從這一面來看，農業機械管理部門對農業機械作業區域內農業機械的使用管理和安全有權進行監督檢查。

第四、對聯合收割機的管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412號《國務院對確需保留的行政審批項目設定行政許可的決定》176項《聯合收割機及駕駛員牌照證照核發》規定：縣以上各級人民政府農業機械行政主管部門負責本轄區內的聯合收割機及駕駛員的安全監理工作。農業部1999年第10號令規定：縣以上人民政府農業機械行政主管部門負責本轄區域內的聯合收割機及駕駛員的安全監理工作。主要指農業機械號牌、行駛證、駕駛證核發等。

第二篇：從權力話語理論看異化翻譯

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更多期刊：點此訪問 >>> 2007年第5期

從權力話語理論看異化翻譯

作者：金敬紅 張艷新 字體： 【大 中 小】

摘要:福柯權力話語理論闡述了權力、知識和話語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即知識是權力的象征,話語是權力的表現形式,控制知識權力話語的文化力量能夠實現其文化控制地位。強勢文化憑借其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在文化交流中獲取說話的權力,并對弱勢文化進行操控。翻譯作為不同文化之間進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勢必會受到這種文化霸權的影響,這體現在譯者對翻譯題材和翻譯策略的選擇中。翻譯已不再是單純的語言轉換工具,而是一種在不同的權力話語制約下的對話與交流。弱勢文化通過采取異化翻譯策略介紹自己本民族的優質文化,有利于抵制強勢文化的文化霸權。

關鍵詞:權力話語;強勢文化;弱勢文化;異化翻譯

中圖分類號:H 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758(2007)05-0451-05

20世紀70年代,翻譯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這種文化轉向強調了翻譯與目標語體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關系,這使得研究者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翻譯已不再是一種中性的遠離政治及意識形態斗爭和利益沖突的純粹的文字轉換活動,而是一種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話語在另一種文化、思想、意識形態中的改寫、變形或再創造。與此同時,異化翻譯也逐漸成為當今翻譯理論的熱門話題之一。作為文化轉向的產物,異化翻譯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學乃至政治的內涵。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異化翻譯進行了客觀的解釋。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宏觀視角,將社會之維、歷史之維引入翻譯研究,從廣度和深度上拓寬了翻譯研究的領域。權力話語理論深刻揭示了翻譯活動的社會性、背后的操控因素和它在文化建構中的重大作用。因此,采用權力話語理論的視角,將異化翻譯置于廣闊的國際政治文化框架內進行審視,注重探討異化翻譯的真正含義及其在文化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權力話語理論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被公認為是西方結構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受馬克思主義、現象學、結構主義以及尼采關于真理、知識和權力關系觀念的影響,福柯在對文學和哲學領域、精神分析領域、政治經濟領域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權力話語理論。權力、知識和話語是這個理論的核心概念,而且權力是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權力和知識的關系

在權力話語理論中,福柯認為權力是社會理論的重要課題。權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這其中有有形的,如政權機構、法律條文;也有無形的,如意識形態、道德倫理、文化傳統與習俗的影響。這些都可以視為權力,它們是一種對人們思想行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們形成一個龐大的網絡,任何人都不能獨立于這個網絡而存在［1］。而作為社會重要組成部分的知識更不能擺脫權力的制約。福柯針對人與人的關系指出,知識就是權力。

通過考察,福柯發現人文科學的社會知識內在地與權力機制聯結在一起,因為這些學科的主題至少部分地是被權力機制所建構的,知識的生產只有依靠作為社會權力網絡的知識團體作背景才可能實現。在福柯看來,不僅人文科學是與權力內在地聯系在一起的,而且自然科學也是如此。

在知識與權力的關系問題上,福柯不僅考察了權力對知識的作用,而且考察了知識對權力的作用。他認為知識和權力是不可分的,權力深受知識的影響;知識能給人以權力,如果沒有知識的傳播、保存,權力也無法發揮作用。知識中又滲透著權力關系。權力對知識起著促進或阻礙的作用,它或者鼓勵和激勵知識,或者征服、限制知識,在知識身上打上權力的烙印。權力和知識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知識不僅僅反映著權力關系而且蘊涵在權力之中。人類的本質就是知識和權力的關系。權力和知識相互作用。沒有知識,就沒有權力關系,權力在已有的知識基礎上發展;相對應地,沒有權力體系也就沒有知識,權力體系是知識存在的前提條件［2］。權力和話語的關系

福柯所指的“話語”,從狹義上,可理解為“語言”的形式;從廣義上,它又涵蓋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疇。因此,對“話語”的分析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著密切的關聯,如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度等［1］。事實上,福柯所謂的“話語”是從索緒爾的“語言”和“言語”標準中分離出來的,但這里的“話語”并非索緒爾的“言語”,它不是指個人的語言實踐或表達方式,而是一種隱匿在人們意識之下的深層邏輯,暗中支配著各個不同群體的言語表達、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它是對某一特定的認知領域和認知活動的語言表述。它也不等同于索緒爾的“語言”,因為它不是指一種抽象的語法規則,而是一種受到制約的語言應用,并且體現意識形態的語義。關于“話語”,福柯早已超出了語言學和文學研究中所說的“話語”概念,在福柯那里它是“權力”的表現形式,所有權力都是通過“話語”來實現的。所以權力實質上就是說話的權力［3］。在任何一個社會里,“話語”一經產生,就立刻受到若干權力形式的控制、篩選、組織和再分配。我們通常看到的某種歷史性表述,都是經過具有約束性的話語規則的選擇和排斥后的產物［4］。

福柯認為,權力和話語是不可分割的,權力通過話語來實現。例如,知識和真理是權力的象征,通過掌握知識和真理的話語權,人們可以掌握權力。換言之,話語是實施權力的工具,也是獲得權力的關鍵。每個社會層面都存在著一些特別的話語,它們與政治、權力及意識形態相互交織,組成一個龐大的網絡體系控制和支配著社會成員的思想。所有的社會活動都會受到這些權力話語的支配。福柯認為,文本應該從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霸權角度進行理解和闡釋。翻譯已不是純語言轉換活動,而是從始至終都受權力話語支配的活動。翻譯帶來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能夠支持或者減弱甚至摧毀目標語中的意識形態,所以翻譯是一種控制行為。

二、從權力話語理論看翻譯中的文化霸權

根據福柯權力話語理論,文化也是無形的權力形式。文化和所有其他力量結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權力網,使得整個社會中的任何個體都不能擺脫它的影響。知識,作為權力的象征,也不可避免地與文化緊密相連。因此,任何控制知識權力話語的文化力量都能夠實現其文化控制地位。

相比較而言,強勢文化國家通常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以至于他們能夠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獲取說話的權力;而弱勢文化則經常會陷入失語的狀況。這種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之間知識話語的差異勢必導致文化霸權的存在。而且文化霸權的存在肯定會影響重要的文化和知識傳播工具翻譯。翻譯活動已不再是發生在“真空”中而遠離政治及意識形態斗爭和其他社會、經濟因素的行為。相反,翻譯是政治性十分強烈的活動。譯者對翻譯文本和翻譯策略的選擇無不受到文化霸權的影響。

一般說來,強勢文化國家多數會不屑選擇弱勢文化國家的文本來進行翻譯,因此,導致翻譯書籍在強勢文化國家市場只占很小的比例。比如,在1990年,英國出版了63?980種圖書,其中翻譯書籍僅有1?625種(24%);美國出版了46?743種圖書,其中翻譯書籍僅有1?380種(296%)［5］。與其相反,翻譯的書籍在弱勢文化國家中卻占很大比例。由此可見,強勢文化國家利用其經濟、社會、文化等的快速發展建立起了文化霸權主義,長期以來,翻譯實行的是強勢文化譯成弱勢文化民族語言的單向運作。在翻譯選材方面,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常常以英美本土習見的美學標準來審視第三世界的作品,作出有意識的選擇。那些反映第三世界原始神秘、落后的文本往往成為強勢文化國家的首選,并且將之當成第三世界的文化經典一譯再譯,而那些不符合他們預設的文本則被剔除。譯者對翻譯策略的選擇也明顯受到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之間的文化權力差異的影響。在對待翻譯中怎樣處理文化差異的問題上,翻譯界有兩種不同的意見歸化翻譯策略和異化翻譯策略。前者是以目標語文化為導向的翻譯,這種翻譯往往撇開原文的語句和形象,進而把源語文化中的異質成分轉化為目標語中人們所熟知的內容。而后者是以源語文化為歸宿,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采取相應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這種翻譯保留源語中特有而目標語中沒有的語言表達形式或文學形象。一般說來,在翻譯外語文本時,由于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比較自信,輕視其他文化,往往對他們認為落后的文化不屑一顧,在翻譯東方弱勢文化文本時,一般不會接受東方弱勢文化中有別于自己文化價值的成分,多半會采取歸化策略。在具體的翻譯中,譯者為了迎合讀者的口味,不惜修改、刪除原文中與譯語文化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英美等國對那些選中的文本還要加入許多適合接受者接受的大量解釋性的材料,使譯語在內容上歸化于目的語(英語)的嗜好和偏見。

自從17世紀以來英美翻譯外語文本時就采用這種“流暢翻譯”或“透明翻譯”,其主導地位一直持續到今天。這種翻譯潮流體現了英美文化霸權主義,其實質是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一種侵略。這種歸化翻譯有意抹殺存在于外語文本里的語言、文化差異,盡可能將外語文本歸化,用英美社會的價值取向和觀念予以取代,使譯文變得明白易懂,讓讀者陶醉在轉化成為自己文化的異地文化之中。龐德在《神州集》里翻譯的中國古典詩歌,所采用的顯然就是歸化策略。其歸化程度之高以至于大多數評論家一致將之視為“一組基于中國素材的英語詩歌”,而不是翻譯作品［5］。更為典型的例子是英國譯者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ld)對波斯詩人歐謨·伽亞謨(Omar Khayyam)《魯拜集》的翻譯。在英美中心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下,菲茨杰拉德對原作進行了隨意改動,他在1851年寫道:“這些個波斯人,我拿他們想怎么著就怎么著,實在是開心得很。他們雖說也是詩人,但還沒到讓人不敢恣意妄為的地步,而且他們也確實缺乏一點藝術來塑造自身”。結果譯作被英國人視做不僅是英國整個翻譯史上最優秀的譯作之一,而且是英國文學史上的杰作,被列入“世界文學名著”。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強勢文化和東方弱勢文化之間進行的翻譯活動是一種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存在著文化霸權主義。歸化的翻譯策略與文化霸權緊密相連,歸化翻譯作為一種話語實踐塑造了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之間的不對稱的權力關系,即一切弱勢文化都得聽命于英美強勢文化的擺弄,歸化的翻譯成了他們進行文化殖民的共謀。也就是說,歸化翻譯幫助強勢文化撒播話語權力,實施文化侵吞。

三、權力話語理論的借鑒意義

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深刻地沖擊了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也給翻譯理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機。福柯的一大貢獻在于他使話語不再局限為話語本身,而是把話語變成了歷史研究的方法和對象。換言之,權力話語理論給翻譯研究帶來了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轉變了文本中心論的翻譯觀,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根據權力話語理論,我們得知,在英美文化霸權的影響下,語言之間透明的互譯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語言為媒介來進行透明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翻譯已不再是純粹的文本之間的信息轉換,而是一種在兩種不同的權力話語(源語話語與譯語話語)制約下的對話與交流。西方強勢文化在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優勢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文化霸權的存在。因而,第三世界應以翻譯為武器,對文化霸權主義給予反擊。韋努蒂的異化翻譯策略

為了打破西方強權話語下的翻譯不平衡局面,抵制西方的文化控制,第三世界國家應大量翻譯自己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尤其是反映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文學作品。換句話說,如果弱勢文化不想被強勢文化同化,磨滅自身的特性,那它就必須把自己的文學、史學和哲學作品翻譯成外語,以使得各國人民對其地域風情和人文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對待民族文化的策略上,弱勢文化要勇于采取異化翻譯策略,向西方推介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在向外翻譯本民族的文學作品時應充分體現本土文化之異,或者改變傳統以西方人的價值為準則歸化弱勢文化的翻譯策略,從而讓西方意識到文化無優劣之分,世界上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為此,許多翻譯家和文化研究者已經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們提倡在翻譯中應盡量使用異化翻譯策略來保留異國文化形象,盡量不使譯文失去文化特性。其中尤為突出的是異化翻譯策略的代表人物韋努蒂。韋努蒂的異化翻譯理論源于德國思想家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的啟迪。1813年,施萊爾馬赫在就不同的翻譯方法發表演講時指出:“翻譯只有兩種方法,要么譯者盡可能讓作者安居不動,讓讀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譯者盡可能讓讀者安居不動,讓作者去接近讀者”［6］。韋努蒂因此認為:“譯者可以選擇歸化或異化的譯法,前者以民族主義為中心,把外國的價值觀歸化到異語文化中,把原作者請到國內來;后者則離經背道,把外國文本中的語言和文化差異表現出來,把讀者送到國外去。”［7］除此之外,韋努蒂指出:異化翻譯策略在有利于民族文化重構的同時,也會破壞目的語的民族文化概念,挑戰民族文化典律和民族價值觀。

在翻譯過程中,韋努蒂提倡采用異化的處理方法而不是英美傳統上的歸化方法,其真正的目的在于發展一種翻譯理論與實踐,把外國文本中的語言和文化差異帶進占統治地位的目標語文化價值中,進而發展一種不同于今天廣泛流行的千篇一律的翻譯模式的方法。因此可以看出異化翻譯重在彰顯原文的差異,這種差異主要表現為翻譯的“語言之異”和“文化之異”,而且這種差異只有通過打破目的語中現行的文化準則才能得以保存。異化翻譯通常會偏離本土的文學規范,讓讀者感受到一種異樣的閱讀體驗。也許有些人會認為,這會使翻譯失去其建立理解和溝通的作用。其實不然,因為溝通的最終目的是要達到相互了解和尊重,當然這里也包括了解和尊重各方的差異,從而做到互通有無。從這個角度上看,異化翻譯更是一種有益于各國、各民族相互理解和溝通的方式,它是在“求同存異”的前提下,讓源語文化得到目標語讀者的理解。漢譯英中的異化翻譯

身處第三世界的我國在把自己優秀文化譯成英語時,更應該對異化翻譯給予足夠的重視,因為只有通過異化翻譯原汁原味地介紹我國文化的特性,我國文化的精髓才能不被西方強勢文化所歸化,進而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紅樓夢》的兩個不同譯本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說明了異化翻譯在文化交流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這兩個譯本分別來自楊憲益夫婦和戴維·霍克斯。由于他們采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譯法,所以得到的效果也截然不同。例如,《紅樓夢》第十一回中王熙鳳說道:“真是‘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前者將其譯為:“Truly,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而后者將其譯為:“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8］。顯而易見,楊憲益采用的是異化翻譯策略,其保留了源語中的文化因素和漢語諺語的句法結構及修辭風格。這種翻譯有利于在西方讀者中營造一種生疏感,以使他們面對文化差異的事實,進而質疑當今世界標準語言(如英語)的優越性和文化霸權。而霍克斯則采用了歸化譯法,其拋棄了漢語諺語的形象,對源語的文化因素進行了歸化,表面看起來似乎霍克斯的譯文把兩種文化的距離拉近了,因為它讀起來通俗易懂。但事實上正好相反,英語讀者借助變通了的方式理解了原文的部分內容,而對原文的真實文化內涵卻全然不知。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剝奪了英語讀者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權利,從而也阻礙了文化的交流。因此不難看出異化翻譯更有利于將我國的特色文化介紹給世界各國,保持自身固有的文化地位和文化屬性,從而保存自己的優秀文化遺產不被色彩繽紛的西方強勢文化所吞噬。也許有些人會對具有鮮明文化特色的譯文能否被外國讀者所接受提出疑問。但事實上大可不必,因為隨著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與過去那種抵御陌生和尋求認同的心理相比,人們已經對異質文化采取寬容和開放的態度,他們正逐漸縮小彼此間的差異。所以說那種采用“入鄉隨俗”的原則將無助于滿足人們渴望尋求新的文化因子以充實和更新自己的文化構成的心理。

四、結語

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讓我們認識到翻譯遠非語言轉換那樣簡單,它與政治、經濟、權力、意識形態以及社會環境等因素密切相關。我們應該時刻注意翻譯和翻譯實踐的復雜性,這有利于我們對強勢文化的文化霸權提高警惕。我們要想使本民族的文化不被世界遺忘,就必須大力加強文化輸出,以此來改變原來翻譯逆差的現象。當然在面臨西方強勢文化時,我們應該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而且在翻譯的過程中要勇于采取異化翻譯策略,將自己本民族的優秀文化原汁原味地介紹給西方,進而讓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國,而不是“文化霸權”這套觀念下,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在對待西方強勢文化時,我們應該以批判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主動吸取強勢文化的優秀成果,為我所用。我們不能因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權行為而感情用事,閉關鎖國,對西方文明一概排斥,這既不利于平等的文化交流的建立,也不利于本民族文學的發展。我們所要倡導的是在對各種文化的差異給予尊重、理解、包容和欣賞的前提下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

參考文獻:

［1］呂俊 翻譯研究:從文本理論到權力話語［J］ 四川外語學院學報, 2002(3):108

［2］趙金鳳 “文化勢差”對翻譯的負面影響［D］ 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 2005:19

［3］秦文華 翻譯 一種雙重權力話語制約下的再創造活動［J］ 外語學刊, 2001(3):74

［4］辛斌 語言、權力與意識形態:批評語言學［J］ 現代外語, 1996(1):21

［5］李紅滿 翻譯研究的后殖民視角［J］ 四川外語學院學報, 2003(1):106－107

［6］Lefevere A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 book［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49

［7］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20

［8］郭建中 翻譯中的文化因素:異化與歸化［J］ 外國語, 1998(2):14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Discourse Theory

JIN Jinghong, ZHANG Yanxin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 China)

Abstract:Foucault's power discourse theory elabor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wer, knowledge and discourse, ie, knowledge is the symbol of power and discourse is the representative form of power, but the culture controlling the discourse of knowledge power can realize its predominance over all the three factors Powerful cultures gain the discourse right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weak cultures by virtue of its advanced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integral part of the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translation will be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this kind of cultural hegemony This is manifested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themes to be translated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ion is therefore no longer merely the instrument of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but a dialogue or communication means restricted by different power discourses Recommending their own superior cultures through picking out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for proper foreignization, the weak cultures will gain the advantage to resist more efficiently the hegemony of powerful culture

Key words:power discourse;powerful culture;weak culture;translation foreignization

(責任編輯:劉曉萍)

第三篇：從《總統是靠不住的》看權力制衡

從《總統是靠不住的》看權力制衡

首先是作者林達，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名字時還以為是一位女性作家，后來才知道林達，是一對美國籍華人作家夫婦合用的筆名。他們著有“近距離美國”系列：《歷史深處的憂慮》（之一）《總統是靠不住的》（之二）《我也有一個夢想》（之三）《如彗星劃過夜空》（之四）旅游筆記 ：《帶一本書去巴黎》、《西班牙旅行筆記》等作品。

在《總統是靠不住的》一書中，林達以信件的形式與讀者進行交流，從“美國總統是什么？”這個問題入手，通過“一個收銀機的故事”、尼克松的“水門”案的過程、克林頓的兩次競選及其第一個任期、辛普森案中刑事審判和民事審判的不同結果等，一步步向讀者揭示了美國是如何通過“平衡和制約”來實現對權力的監督和限制。

首先，在“美國總統是什么？”這個問題上林達指出在對外打交道的時候，鑒于總統的角色是政府日常事務的執行總管，由于美國實行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分立的三權分立制度，三種權力分屬三個不同的權力分支，三個分支有著嚴密的互相制約機制，立法權屬于國會，但受到總統和法院的制約；行政權屬于總統，但受到國會和法院的制約；司法權屬于法院，但受到國會(州議會)和總統(州政府)的制約，避免形成一個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所以國家并不是由總統說的算的。

在“‘美國娜拉’的出走”這一章節中林達指出在立法、行政、司法這三大權力分支外，在屬于行政分支的機構中也存在一個司法部，負責處理與司法有關的日常事務。由于治安得到改善是每一任總統在其任內的一大政績，而司法部長主管治安，因此這個部門對于總統來說就變得非常重要。作為立法分支的國會將會針對總統所提名的司法部長人選進行嚴格的審查。

在“一個收銀機的故事”，從收音機的發明背景出發進一步明確收銀機的意義：“人”的品質與素質，都不必再由雇主去操心。因為這一切都在收銀機——整個機制的監督控制之下。

因為人是靠不住的，但收銀機卻在事實上保障了對于不可靠的人的篩選，以及對于不可靠行為的監督和控制。

從這封信中我明白了美國實行三權分立制度的原因，因為人是靠不住的，而總統也是人，所以總統也是靠不住的。因此美國的國父們設計了一臺“收銀機”，用來限制和規范人的不可靠行為。

他們將權力層層分割，聯邦、州、市、縣，直至雞毛小鎮，都擁有完整的權力構架，它們都是獨立的，由各自選民直接選出。切割的原則是，寧可切的支離破碎、自相矛盾，也不要全面統一、高度集中。三個分支有著嚴密的互相制約機制，任何一個分支都不可能掌握絕對的權力，這就是“制衡”。

在“水門事件”中，作者用詳實的描寫記錄了事件曝光及審判的全過程，進一步闡述了司法分支對于總統（即行政分支主管）的不可靠行為的監督與限制。在這個過程中作者提到了“黨性”問題，在美國，議員不會因為自己的黨派就輕易做出表態，因為他們是人民選出的代表，應該代表人民的意愿，表達人民的立場。否則人民是不會接受的，這決定了立法分支不會因為黨派的原因失去其制衡的作用。

“水門事件”中抗爭的焦點是政府能否將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在這中對峙發生時“收銀機”發揮了重要作用，憲法的解釋權在最高法院手中，尼克松掌握軍隊但他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我尊重和接受最高法院的裁決。”

克林頓的第一個任期讓我看到了總統不可靠的一面也讓我看到了完整的監督機制，“白水門”、“旅行門”、“檔案門”等等事件都是在其任期中被曝光。其任期中的一個事件更體現出美國的三權分立體制，那就是“政府關門”。

這件在中國看來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其原因是“平衡預算”問題。由于克林頓和國會始終無法就預算問題達成一致，因此當前一年的預算用完之后，政府只能關門。

他們政府每一年的預算都需經過國會，只有國會通過后，才能撥出錢，限制了政府的不必要消費，保證了其納稅人的利益。

在“辛普森案續集”中我明確的區分開了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的不同，刑事訴訟的目的是“正義”，民事訴訟的目的是“經濟賠償”；刑事訴訟中訴訟的人是各級檢察官，受害者家屬處于一種被動的證人

位置，民事訴訟中的訴訟人是受害者家屬。

因為政府的力量需要“制衡”，因此在刑事訴訟中設計了一整套保護被告公民權利的措施。如：大陪審團審查，檢方必須提供“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據”，在陪審團裁定被告罪名成立前其無罪等。而民事審判中要求的是“證據的衡量”，可行度高者勝。

審判原則的不同都是基于公平的考慮，刑事訴訟中，政府和個人是處于不平等的位置的，為了保證個人的利益不受不當侵害，必須嚴格對證據提出的要求。而民事訴訟中，主體都是個人，人人生而平等，因此公平就是“天平式”的證據衡量。

這也就解釋了在三權分立體制下的美國，為什么會在對于“辛普森案”的兩種審判中有不同的判決結果，因為他是兇手的可能性較高，但不能肯定他就是兇手。

至此，林達在《總統是靠不住的》一書中，解釋了文化差異帶來的誤解，從不同的故事出發，深入淺出的講解了美國的權力制衡機制讓讀者能從中體會到設計這種機制的目的與作用。

第四篇：農機監理知識講座

農機監理知識講座

一、名次解釋（5個）

1、本質安全是指通過設計等手段使生產設備或生產系統本身具有安全性，即使在誤操作或發生故障的情況下也不會造成事故。

2、安全生產管理就是針對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安全問題，運用有效的資源，發揮人們的智慧，通過人們的努力，進行有關決策。計劃組織和控制等活動，實現生產過程中人與機器設備、物料、環境的和諧，達到安全生產的目標。

3、事故是發生在人們的生產、工作上發生的意外損失或災禍。

4、事故隱患是指作業場所、設備及設施的不安全狀態，人的不安全行為和管理上的缺陷，是引發安全事故的直接原因。

5、危險源是指一個系統中具有潛在能量和物質釋放危險的、可造成人員傷害、在一定的觸發因素作用下可轉化為事故的部位、區域、場所、空間、崗位、設備及其位置。

二、選擇題（單選，5個）

1、機動車經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后，方可上道路行駛。尚未登記的機動車，需要臨時上道路行駛的，應當取得臨時通行牌證。（1）登記（2）檢驗答：（1）登記

2、《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拖拉機和其他機動車（）。（1）每兩年檢驗1次。（2）每年檢驗1次。答：每年檢驗1次。

3、拖拉機（）發生轉移，應申請轉移登記。（1）檔案轉出。（2）達到國家強制報廢標準。（3）所有權。答：（3）所有權。

4、拖拉機所有人應當向住所地的農機監理機構申請注冊登記，填寫（），提交法定證明、憑證，并交驗拖拉機。（1）《拖拉機抵押／注銷抵押登記申請表》。（2）（3）《拖拉機注冊登記/轉入申請表》。答：（1）《拖拉機抵押／注銷抵押登記申請表》。

5、拖拉機駕駛證有效期分為（）。（1）為6年、10年。（2）為6年、10年和長期。（3）為5年、10年和長期。答：（2）為6年、10年和長期

三、簡答題（3個）

1、簡述安全生產方針

答：安全生產方針是指政府對安全生產工作總的要求，它是安全生產工作的方向。根據歷史資料，我們發現我國安全生產方針大體可以歸納為3次變化，即：“生產必須安全、安全為了生產”(1949-1983年);“安全第一，預防為主”(1984-2004);“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

2、簡述安全生產法律體系

答：是一個包含多種法律形式和法律層次的綜合性系統，從法律規范的形式和特點來講，既包括作為整個安全生產法律法規基礎的憲法規范，也包括行政法律規范，技術性法律規范、程序性法律規范。

3、《安全生產法》確定了那幾項基本法律制度，答：主要是：（1）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制度。（2）生產經營單位的安全生產保障制度。（3）生產經營單位負責人的安全責任制度。（4）從業人員的權利義務制度。(5)中介服務制度。(6)應急救援和事故處理制度。(7)責任追究制度。

四、論述題（2個）

1、論述安全生產立法的重要意義。

答：（1）是在安全生產領域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需要（2）是加強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的需要（3）是保護人民群眾生命和財產安全的需要（4）是預防和減少事故的需要（5）是制裁安全生產違法犯罪的需要

2、“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三者之間的關系

答：“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安全生產方針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安全第一是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統帥和靈魂，沒有安全第一的思想，預防為主就失去了思想支撐，綜合治理就失去了整治依據。預防為主是實現安全第一的根本途徑。只有把安全生產的重點放在建立事故隱患預防體系上，超前防范，才能有效減少事故損失，實現安全第一。綜合治理是落實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的手段和方法。只有不斷健全和完善綜合治理工作機制，才能有效貫徹安全生產方針，真正把安全第一、預防為主落到實處，不斷開創安全生產工作的新局面。

第五篇：農機監理站工作總結

農機監理站工作總結

為進一步托管兩區九個鄉鎮的農業機械化及農機安全監理工作，經兩區城鄉發展統籌局的協調努力，在市農業局和市農機監理所的大力關心支持下，兩區農機監理站于2013年5月15日掛牌成立。隨后，兩區城鄉發展統籌局經與市農機處和尋甸縣、祿勸縣、東川市三縣區農業局協調，于5月28日召開農機購機補貼工作培訓會，組織三縣區農機購機補貼業務人員對兩區九個鄉鎮農機工作人員開展農機購機補貼政策、農機購機補貼工作流程等進行業務培訓。通過精心組織、完善機制、規范操作、加強監管等措施，保證了農機購置補貼工作圓滿完成。上半年共落實補貼機具552臺，合計補貼資金119.92萬元。其中，補貼微耕機541臺，補貼金額64.92萬元，大中型機械11臺，補貼金額55萬元。

上半年，兩區農機補貼工作主要抓了以下幾方面：

(一)加強組織領導，落實工作責任。今年農機購置補貼工作得到了兩區城鄉發展統籌局的高度重視，在工作經費緊張，農機購機補貼分別需要與三縣區農業局及農機推廣站協調配合的復雜背景下，通過市農業局、農機處和城鄉發展統籌局的協調努力，組成多部門聯合開展農機購機補貼工作機制，各部門間對補貼政策實施情況進行監管。同時在城鄉發展統籌局建立健全區農機購置補貼工作機制和內部約束機制，落實“主要領導負總責、分管領導負全責、工作人員直接負責”的工作責任制，層層簽訂責任狀，明確任務和責任。加強與財政部門的溝通和協作，一起研究農機購置補貼工作，由兩區農機監理站和各鄉鎮農機工作人員負責抓好此項工作具體實施。

(二)完善機制，規范操作。按照《云南省2013年農業機械購置補貼資金實施方案》和市、縣農機購機補貼的相關政策及工作流程，根據各縣區要求，兩區在保障農民購機的自主權、公開公平確立補貼對象、補貼操作方法等方面進行了完善，做到把好“五關”，一是把好補貼對象關。兩區農機監理站嚴格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公正確認受益對象，根據農民的申請，參照優先補貼的條件，對申請購機補貼的農戶進行認真審核，確定購機者名單、購置機型和補貼金額，并在公示欄中張榜公布，自覺接受群眾監督;二是嚴格審核經銷商的資質條件、確定程序嚴格按照《農業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規范農機購置補貼產品經營行為的通知》要求。對農機經銷商資質條件進行審核，對符合條件的方準代理經銷補貼產品，同時在兩區農機監理站備案，準予懸掛農機購置補貼產品經銷商”標牌。三是嚴把檢驗審核關。辦理補貼時，實行現場辦公，做到補貼工作人員、購機農民、補貼經銷商、補貼機具四到場，經銷商現場向補貼對象開具發票，并填寫《農業機械購置補貼申請表》、《經銷企業供貨表》、《農機購置補貼指標確認通知書》、《購買農機購置補貼產品承諾書》、《云南省農機購置補貼核實表》等，對大中型農業機械，堅持農機監理人員驗機拓號，人機合影，由監理站負責同志對驗機登記表格簽字確認，后發放補貼指標確認通知書，防止弄虛作假;四是把好安全技術培訓關。對購機農民實施現場安全技術培訓，并學會基本的維修保養技能，讓農民盡快掌握操作要領;五是把好售后服務關，協調好企業與用戶之間的關系，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

(三)加強補貼政策宣傳，做好補貼信息公開和公示。通過電視、報紙、會議等多種形式廣泛宣傳農機購置補貼政策，讓廣大農民和社會各界了解政策、熟悉政策，將農機購置補貼的內容、程序、資金規模、補貼機具的種類、執行的進度、投訴電話等向社會公開，確保補貼實施過程公開透明。同時督促經銷商對所售補貼機具的型號、配置、價格等在門店上墻公示，讓農民明白消費。充分發揮鄉鎮農機工作人員熟悉所轄鄉鎮情況的優勢，按照政策規定及時受理農民的購機補貼申請，及時公布本鄉鎮機具補貼申請情況，接受社會監督。

(四)做好補貼機具的統計與監管工作。堅持把監督檢查貫穿整個補貼實施過程和每個環節，采取經常性檢查和重點抽查相結合、明察和暗訪相結合、了解新情況和群眾投訴相結合的方式，對照補貼程序和補貼信息資料逐項核實到購機者、機具和經銷商，對發現的問題及時糾正，及時整改。

(五)開展警示教育,建立風險防控機制。2013年5月28日，通過市農業局、農機處和兩區城鄉發展統籌局的協調努力，兩區農機購置補貼工作培訓會在倘甸鎮召開，會上，通過學習農機購機補貼政策，開展農機購機補貼工作流程演示，交流農機購機補貼風險防控經驗等，利用一些反面教材和事例，使兩區農機工作人員深刻領會了以“廉潔從政、遵紀守法、規范操作”為主題的農機購置補貼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動，從而增強了干部廉潔自律和經銷商守法經營的自覺性。按照省、市安排，進一步加強了對農機購置補貼廉政風險防控機制建設，查找農機購置補貼工作中的風險點，并制定有針對性的防范措施，比較科學確定職責分工，在崗位之間進行合理分解和配置，做到實施人員和監管人員分離，建立制衡、制約機制，從操作流程上規避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