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學習孫中山農業機械化思想

學習孫中山農業機械化思想

中國管理科學院農業經濟技術研究院研究員 張藍水

眾所周知，孫中山(1866?1925年)是近代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但孫中山也是中國近代農業機械化的積極倡導者，他有著非常豐富的農業機械化思想，只是社會上對此介紹甚少。學習和領會孫中山關于農業機械化的一些精辟而深刻的論述，對當今我國的農業機械化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指導意義。本文在浩如煙海的孫中山著作中，僅就3篇文章涉及農業機械化的論述作一簡單介紹，與同仁和朋友共勉。

1894年當時具有資產階級改良思想的孫中山，向清廷李鴻章上書，提出了他的“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4項改革綱領。在屬于其早期著作的這篇《上李鴻章書》的“地能盡其利”部分，孫中山第一次系統地提出了他的農業機械化理論。這段精彩的文字，可以單列成篇。真可以說是這位偉人的?篇非常精辟的《農業機械化論》。“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農官既設，農學既興，則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此農器宜講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借牛馬之勞，乃近世制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馬之用，以其費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則一器能作數百牛馬之工；起水，則一器能灌千頃之稻；收獲，則一器能當數百人之刈。他如鑿井浚河，非機無以濟其事；墾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機器之于農，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創器之家，日竭靈思，孜孜不已，則異日農器之精，當又有過于此時者矣。我中國宜購其器而仿制之。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仿效以收其地利也。”

這篇文字，分三層遞進。第一層，是解題。提出“地能盡其利”的3個內容：要有農政管理、農業知識、農業機器。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農業系統。21 世紀的今天，人們往往說農業現代化包括農業管理現代化、農業科技現代化和農業機械化3個方面。實際上，并未超出1lo年前孫中山提出的范圍。可以說，在那時，孫中山就提出了完整的農業現代化思想。

第二層，是核心。從“農官既設”到“我中國宜購其器而仿制之”，又分3個層次。首先，孫中山用斬釘截鐵的語言提出了農器的重要性。其中的“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用十分精辟的哲理詩一樣的語言，指明了農業機械化減輕勞動強度、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功能和作用。一個世紀以來，論及農業機械化作用、地位的文章與言論，恐怕也沒有出現可以與之相比的文字。這兩句話，可以作為我們農業機械化工作者的座右銘。其次，孫中山從歷史角度，對耕地、灌溉、收獲、鑿井浚河、墾荒伐木等幾個方面，具體地分析了農機“以一當百”的顯著功效和“非機無以濟其事”、“有器易以收其功”的獨特功能。現在我們經常說，人工可以做的農業作業，用農機可以替代勞動力，達到省工、省力；而有些農業作業是人工無法承擔的，只有用農機才能實施。這些說法都不及110年前孫中山的論述更嚴謹。可以說，孫中山是我國農業機械化理論的奠基者。110年以來，在理論方面，我們沒有多少新進展。最后，孫中山概括地說“機器之于農，其用亦大矣哉”、“我中國宜購其器而仿制之”。用我們現在通俗的話就是：機器對于農業的作用太大了，我國應該借鑒國外技術成果，發展自己的農機工業。

第三層，是結論。從“故農政有官”到“以收其地利也”。孫中山在指出三者皆備產生的社會效果之后，得出自己的結論：我國應當學習世界的先進經驗，建農政、立農務，實行農業機械化，最終使“地能盡其利”，充分發揮我國農業資源的優勢。孫中山在談“物能盡其用”時，向那位中堂大人還說了這樣一句話：“謀富國者，可不講求機器之用歟?”意思是，若為國家謀富強，難道能不講求機器的作用和使用嗎?把發展機器大工業，生產中廣泛使用機器，提到富國的國策高度。

這篇上書于1894年初定稿，6月赴天津向李鴻章投書，李對此未加理睬。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后，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了中國近代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走上革命道路。這篇-卜書成為研究近代 農業機械化思想的寶貴歷史文獻。在以后的許多著作和演講中，孫中山進一步闡發了他的農業機械化思想。《建國方略》是一部宏篇巨摯，是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規劃的20世紀振興中華的宏偉藍圖。在這部文獻中，孫中山展現了他的“國家經濟之大政策”，提出了“于斯際中國正需機器，以營其巨大之農業”的農業機械化方略。人們也許不會想到，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還提出了“農用車”的概念。這恐怕是我們農機行業見到“農用車”一詞最早的出處。

《建國方略》(1917?1919年)是孫中山寓居上海期間所作。該書由3大部分組成，即：《孫文學說》、《實業計劃》、《民權初步》。《建國方略之?二 物質建設》即《實業計劃》。在這部分的“篇首”中，孫中山提出：“固于中國兩種革命必須同時并舉，既廢手工采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于斯際中國正需機器，以營其巨大之農業，以出其豐富之礦產，以建其無數之工廠，以擴張公共運輸，以發展其公用事業。”按照孫中山的思想，在中國各經濟領域，包括農業、采礦、工廠、運輸，以及一切公共事業“廢手工采機器”，乃是20世紀初必須進行的?場革命。中國作為農業大國，孫中山把農業要用機器放到各經濟領域的首位，提出：“于斯際中國正需機器，以營其巨大之農業”。孫中山把農業機械化列入“建國方略”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地位。

孫中山在《實業計劃》的“第五計劃”提出：“無論如何，必須用機器以輔助中國巨大之人工，以發達中國無暇之富源也。”第五計劃包括：糧食工業、衣服工業、居室工業、行動工業、印刷工業等5個部分。在“糧食工業”中，孫中山分別論述了食物的生產、貯：藏及運輸、制造及保存、分配及輸出。在“食物之生產”中，孫中山提出：“將已耕之地依近世機器及科學方法改良，則此同面積之土地，可使其出產更多”。孫中山提出，即使中國有“巨大之人工”，為了使中國富裕，“無淪如何必須用機器以輔助”之。對農業來說，即使不增加土地面積，只要使用現代機器和采用科學的農藝，就可以提高總產量，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提高土地生產率。可以說，在我國農業機械化發軔之初，當時的倡導者們，就已經深刻地認識到，農業機械化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的重大作用。這使我們感受到，在歐美工業革命的影響和推動下，我國農業機械化思想起點很高。在“第五計劃”的“行動工業”中，孫中山提出：“自動車為近時所發明，乃急速行動所必要。”“所造之車當合于各種用途，為農用車、工用車、商用車、旅行用車、運輸用車等。此一切車以大規模制造，實可較今更廉，欲用者皆可得之。”“除供給廉價車之外，尚須供給廉價燃料，否則人民不能用之。故于發展自動車之后，即須開發中國所有之煤、油礦”。一般很難想到，孫巾山給我們提出丁“農用車”概念。百年來的發展史給人以啟示，人是騎在輪子上走向現代化的。孫中山所說的“行動工業”是指人的出行和物的運送。步行和肩挑是最原始的用最簡單工具的行動，與現代化不相干。為了“行動”現代化，人類發明了自動車，此乃“急速行動所必要”。在《建國方略》中，孫中山提出要造“合于各種用途”的車，首先提出的就是“農用車”。那是1917?1919間，這位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就提出了“農用車”的概念。60年后的1977?1979年，我們在摸索中才找到了為農村、農民、農業使用的“農用車”的概念。這是我們對歷史一知半解的無奈。孫中山還提出了“自動車”產業的基本方針：要造各種類車，要大規模制造，要用者買得起，要人民用得起，要開發中國油礦等。

當前“農用車”市場上，買車費用高，用油價格高，真正出現了一些農民買不起、用不起的局面。“農用車”產業又處于一個“十?字路口”，令一些人憂心忡忡。重溫近90年前的這段歷史，特別是孫中山關于中國現代化藍圖的《建國方略》，對我國現代化建設和當前的農業機械化工作有著重要的啟示。孫中山豐富的農業機械化思想，貫穿在他的眾多著作，包括他的演講中。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所作的民生主義第三講《吃飯問題》的演講，宣示了他對農民問題和農業問題的基本觀點。孫中山提出，“農民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于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接著，他說“我們對于農業生產，除了上說之農民解放問題以外，還有七個增加生產的方法要研究。第一是機器問題，第二是肥料問題，第三是換種問題，第四是除害問題，第五是制造問題，第六是運送問題，第七是防災問題。”這7個方法，用現在常用的說法，就是農機、肥料、種子、植保、農產品加工、運輸、水利排灌等。在每一個方法的講解中，孫中山還有針對性地談到機器的作用。

農業生產是農民操作農具，以加工勞動對象的工作過程。其中耕地、農具是可多次使用的固定資產，農具是勞動手段。其他的物質技術要素如種子、肥料、淡水、農藥等是一次性消耗的生產資料。整地、播種、施肥、泵水、噴藥、收割等，每個農業環節都是人操作農機具的勞動行為。在耕地確定的前提下，要增加農業生產，必須保證良種、肥料、淡水、農藥、農機等這5個物質技術要素的完備和合理投入。

近代、現代、當代，我們看到過很多述及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內涵的文獻、文章和演講，很少有如孫中山如此全面地提到農業生產的那5個物質技術條件，特別是把農業機器問題提到第一位。孫中山說：“第一個方法就是機器問題。中國幾千年來耕田都是用人工，沒有用過機器。如果用機器來耕田，生產上至少可以多加一倍，費用可減輕十倍或百倍。向來用人工生產，可以養四萬萬人，若是用機器生產，便可養八萬萬人。”講到肥料問題時，孫中山談到化肥，即“用化學方法來制造肥料。”并提到“利用機器，更用電力制造肥料”。他講的換種問題，是交換種子，防止退化，實際是良種問題。他講除害問題，談到“一是植物的害，一是動物的害”，即我們常說的病蟲害和植物保護問題。他講的制造問題，是農產品收獲后的制作、貯存，即現在人們說的農產品加工問題。他講的運送問題，是用輪船、火車、自動車(即現在的汽車)代替肩挑，運輸農產品。他講的防災問題，談到“防止水災與旱災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國大規模的森林。至于水旱兩災的治標方法，都是要用機器來抽水，和建筑高堤與浚深河道。”這里實際上講到了興修水利和排灌問題。

這7個方法，除了運輸與加工屬于產后處理之外，其余5項均屬產中的物質技術因素。孫中山從宏觀和微觀方面，對這5個增產方法作了不同側重面的分析。80多年前，作為杰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的孫中山對當時農民、農業、農村問題有如此高明而深刻的分析，特別是如此全面地提出體現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5個物質技術因素，令人敬佩。更令人鼓舞的是，孫中山把農業機器問題放到這5個因素中的第一位，極大地突出了農業機械化在農業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

蒸汽機的發明，極大地推動了18世紀末期的歐洲工業革命，這場工業革命實質上是?場機器革命。機器推動歐美發生的巨大高生產率，震驚了有機會到歐美的中國有識之士。人類的歷史從某種程度上講，是一部生產工具發展史。當時仍然是手工農業的中國急需一個走向機器農業的變革。這也許是孫中山“于斯際中國正需機器，以營其巨大之農業”的原因所在。今天，我們重新閱讀孫中山關于中國農業機械化的這些論述，有相見甚晚之感。這對于深刻認識農業機械化對農業、農民、農村發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對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以及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和保證作用，具有非常尖銳的針對性和指導性。

第二篇：孫中山的對外開放思想

孫中山的對外開放思想

內容摘要：孫中山先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資產階級革命家、思想家，在經濟上也頗有建樹。他的對外開放思想是其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探討孫中山的對外開放思想，對于進一步了解孫中山的經濟思想，把握中國近代以來對外開放思想的發展軌跡，搞好今天的對外開放，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孫中山先生對外開放的思想是隨著他的革命斗爭實踐逐步發展起來的。打開門戶、引進外資、引進人才，建設一流的國家，這是孫中山社會建設的核心理念。中山先生的對外開放思想作為三民主義體系中的一部分，與孫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一脈相承，實質就是為了改變中國落后的面貌，實現國民經濟的現代化。他利用外資、外才大力發展實業，加速實現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宏偉抱負雖然未能實現，但卻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思想財富，帶給我們很多有益的啟示，對我們在新世紀繼續改革開放建設創新型國家大有借鑒意義。

關鍵字：孫中山 對外開放 形成 發展

對外開放設想是孫中山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孫中山資本制度的配套工程。孫中山認為要振興實業，富強國家，在當時情況下，必須實行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技術和人才的方針，他說：“我們就要用此開放主義。凡是我們中國應興事業，我們無資本，即借外國資本；我們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我們方法不好，即用外國方法。”[1]為了有效地克服近代中國經濟發展中長期存在的資金不足、人才缺乏、技術落后這三大障礙，孫中山主張借鑒美、日等國對外開放成功經驗，“一變向來閉關自守主義”，“使整個國家毫無保留地對外開放”。

一、孫中山對外開放思想的形成

有著悠久歷史的中華民族是世界上較早脫離蒙昧時代進入文明社會的國家，大唐的開元盛世令全世界仰望。中華民族深知并提倡“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要不斷地吸收外來文明，為我所用，發展自己，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國自清朝乾隆年間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以后，與迅速資本主義化的西方國家相比，逐漸落伍了。19世紀40年代，英國殖民主義者用堅船利炮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滿族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產，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開始同外界發生聯系”。[2]自從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3]孫中山是向西方開放主義者，是向西方國家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杰出代表。

孫中山對外開放思想的形成，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是受西學的啟迪。孫中山從小接受西方教育，十三歲隨母往夏威夷，“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4]從此，他就讀于檀香山、香港等地的西式學堂，接受系統的西方教育，他“看見了歐美近一百年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5]。從而體驗到中國要想強大，必須學習西方。

二是基于對世界潮流的正確審視。人類歷史進入近代以后，“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于千載”[6]。隨著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蓬勃興起，為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本家奔走于世界各地，致使“百貨暢流，商賈云集”。而泰西各國為了保護出外經商之民，“必設兵船、領事為之保衛”[7]。開放主義成為一種世界潮流，孫中山敏銳地把握了這一經濟發展趨勢，認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獨立地世界經濟體系之外，他說：“今日立國于世界之上，猶乎人處于社會之中，相資為用，互助以成。”[8]因此，“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開放門戶政策，以振興工商業”[9]。

三是源于對清朝實行閉關政策危害的認識。孫中山認為，清朝實行閉關政策，是違背世界歷史潮流的。他說：“昔日之閉關主義，實于時勢不合。”并猛烈地批判了閉關自守、盲目排外的思想。他說：清朝的閉關政策，使中國人民“困于黑暗之中”，“天賦智能，艱于發展”[10]。這是造成中國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孫中山從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入手，論述了中國在清朝以前并不存在排外思想：“試取西安府景教碑讀之，則知當七世紀外人已傳教至支那，且歡迎教以入支那者為漢明帝，而國民亦熱心信仰，迄于今世猶極莊嚴，為支那三大教之一。至于外國商人，亦得旅行于內地，自漢晉以來，史不絕書。” “唐朝最盛時代，外國人遣派數萬留學生到中國求學。”“我中國人亦不反對。” “降至明季，其相徐光啟舍身以奉天主教，其摯友耶教徒利馬竇亦至北京，受國人之崇敬，則支那人此時絕無排外思想。”“至滿洲興盛而政策漸變，禁全國與外人通，放逐傳教士于境外，戮民人以私奉外教者，著之為厲禁，士人遷徙于他國者，處以死刑。”因此，“中國的閉關自守政策，乃是滿洲人自私自利的結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意志”[11]。孫中山在這里把能否實行對外開放政策視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明發達的標志之一，是很有見地的。南京臨時政府建立后，孫中山認為，興利除弊的事情很多，但主要的是發展實業，促進經濟的發展，而要想實業發達，非用“門戶開放政策不可”[12]。他指出閉關政策之弊：“中國亦素自尊大，目無他國，習慣自然，遂成孤立之性”，“猶孤人之于荒島”；這種“荒島之孤人，以一人之力而發展其荒島，使之田園盡辟，道路悉修，港灣深浚，市場繁盛，樓宇林立，公園宏偉，居室麗都，生活優逸，如此，雖延長其壽命至萬年，彼必無由成此等之事業”。孫中山還以修鐵路為例說明，“若不恃開放主義，則吾國人必無此財力，雖有政策，亦徒托之空言”。因此，他得出結論：中國欲求經濟發展，“不得不持開放主義”[13]。

四是受近代改革派開放思想的影響。早在鴉片戰爭前后，林則徐就開始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國外情況，主持編輯了《四洲志》和《華事夷言》，并且購買了外國船艦，要求道光帝與各國進行正常貿易。魏源在此基礎上編著了《海國圖志》，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主張仿制西方的軍事武器，學習西方的練兵方法，創辦軍事工業和其他廠礦企業，大膽建議清政府在虎門撥出一塊地方讓外國人投資辦廠，讓中國有識之士進廠學習。幾乎和魏源同時代的徐繼畬編纂了《瀛環志略》，系統地介紹了世界近八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地理歷史沿革、經濟文化及風土人情。此后，洋務派官員也主張在不觸動封建統治的前提下，提出引進外國的科學技術、派遣留學、翻譯西書等，洋務派的理論家、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從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國的前途，從中外對比中論證實施開放政策的作用。留美第一人容閎就多次呼吁中國要對外實施開放政策，并具體提出了中外合資開發長江和修建鐵路的建議，先后帶領詹天佑等一百多名幼童赴美留學。王韜、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等人也都大聲疾呼中國必須開放。戊戌維新時期，康有為、梁啟

超等一批維新派思想家以進化論為武器，主張在君主立憲制的前提下實行對外開放。孫中山的對外開放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思想，使近代對外開放思想具有了新的內容，更加完整、系統并趨于成熟。

二、孫中山對外開放思想的核心：引進外資與人才 孫中山認為對外開放是中國發展實業、富國強民的必由之路。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對外開放要想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時不可能的。孫中山在民國初年，闡述對外開放與主權問題時，存在兩個傾向，他一方面強調對外開放要堅持主權完整為前提；另一方面，他又對帝國主義保佑某種幻想，甚至妥協思想。他自信的認為：“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于世界，為列邦承認。”[14]為了獲得列強承認，孫中山為首的臨時政府還軟弱的承認各種不平等條約，然而這一切都沒有換得帝國主義各國的對他的政策支持。在曲折中前進的孫中山，終于看清了帝國主義的真實面目，在1924年以后，他堅決地提出反對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在這個思想指導下，他一改過去的軟弱，認為要使得全面開放成功，首先必須廢除不平等條約。“打破外國的經濟壓迫，解除條約上的束縛，做到了這個地步，中國的國際地位才可以通各國平等。”[15]孫中山認為打突破外國經濟壓迫，解除條約上的不平等的束縛，這是實行改革開放制度的第一步。

其次，孫中山認為對外開放的具體管理制度也是決定開放成敗的重要環節。他認為，為發展本國經濟，可以引進外資，但不能因為引進外資而喪失主權。因為主權一喪失，那么即使經濟上有某些發展，也是得不償失，得而復失。所以，要引進外資，就必須注意主權的完整與否。任何外債，都是有一定害處的，但是由于經濟上的需要，又不得不引進外資，這樣就兩害相權，應該選擇害少利多的方法實行。孫中山尖銳地批評清政府及北洋軍閥政府借債喪權弊端時，就強烈地突出了主權一條。用國家主權與外國交易，這種做法不但不能振興實業，相反必會陷入帝國主義設置的種種羅網之中。孫中山認為清政府借債失敗至慘，是因為喪失主權。他舉例說，埃及之所以由于借外債而亡國，就是因為喪失了主權。而美國獨立之初，也借外債，但因為沒有失掉主權，所以國家逐漸興盛起來。正是基于主權完整考慮，孫中山主張引進外資要在中央政府統一組織之下進行，堅決反對地方與民間完全自由地借款。首先，如果各省自由借款，可能會引起外人無窮的干涉。再者，地方自由借款，中央喪失了統一的能力，財政會更加紊亂。他認為，如果以私人公司的名義來代替國家進行借款，就能保證主權的完整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另外，孫中山認為中國要引進外資，必須注意所引進外資的性質。所謂外資的性質，就是外資是屬于商業性質借款抑或是政治性質的借款。商業借款就是由外國投資者（私人或者公司財團），與中國實業公司直接交涉而不帶任何政治條件，純粹從經濟利益出發而產生的借款。這種借款，既脫離政治糾紛，又不牽扯外交問題，對主權威脅較小。孫中山強調引進外資的性質，目的就在于擺脫帝國主義的政治勒索與控制。所以，商業借款無疑成為首選。

孫中山認為引進外資可以采取如下三種形式：

（一）利用外國資金，借款之后，自己進行建設。“如京漢、京奉、粵漢、川漢等路之辦法，與外人訂立借款合同”；

（二）中外合資經營。“招股章程，按照華洋合辦公司辦理”；

（三）外資經營建設。把企業“批給外人修筑，凡有資本家皆準包修一路，屆四十年期滿，由我收回。”[15] 孫中山認為上述三種辦法，以第三種為最好。他指出，這種方法，雖然在中

國引進外資中屬創見，但在外國使司空見慣、不足為奇，而且往往取得成功。他認為“中國如能利用此項辦法，其成功自必偉大。”[16]孫中山明確地把招聘外商承辦企業與喪失主權區別開。他批評有些人把兩種混淆起來的錯誤的見解。“吾人須摒除一種錯誤之見解，勿以為外人一旦羼入此種事業，則必破壞國家之主權，妨害吾人之自由，蓋實際上并不如是也。此同一之辦法，曾在各處施行，因皆不曾妨害國家之主權。”[17] 孫中山分析前兩種辦法為什么不適合中國，孫中山以前清政府借款自辦鐵路失敗為例子，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借款自辦害處，在受種種虧損，如當前借款交付時之回扣，包購材料，亦有回扣而借此款，每年出五厘息。此則如鐵路虧耗，則全由租任，至期滿，其借款金額，尚須還清??鐵路修筑事宜，委之于工程師，工程師之聘完，大率五年期限，或八年期限不等，彼等于職務期中，日作其應為之事，而不負完全責任。則欲工事之精良，消費之節省，善不可能之事也。”因此，這兩種方式不能采用。孫中山是根據清政府所辦的洋務企業的失敗而得出上述結論的。因此還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不過在中國還屬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任何真正的對外開放政策都是不成立的，因此也談不上那種引進方式適合于國情。至于今天，引進方式發展到多種形式。當然包括上面提到的三種形式，孫中山所闡發的引進方式還是有可鑒之處。

孫中山對外開放思想還有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那就是人才引進。他認為振興實業“為興國之要圖，為救亡之急務”，而振興實業最關鍵的要素——各種人才，特別是經濟建設的專門人才，在我國是極為缺乏的。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打破以往的陳規陋習，引進外國技術人才。他提出了頗有現實啟發意義的思想，那就是招聘外國專家要有兩個任務：一是“經營監督之責”，二是他們有義務培養中國的技術人員，即所謂的“佐役”。他認為只有引進人才，一邊建設，一邊培養本國人才，隨著經濟的發展普及教育，以后才可以不必雇傭外國人才。這種先經濟后教育，以經濟補教育，以外才補己短的設想，在當時是一種十分大膽而富有氣魄的思想。

人才是第一重要的，我們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近代以來資本主義全球化趨勢加劇，其競爭十分激烈，人才的競爭更加重要。孫中山早在1894年《上李鴻章書》中就把人才問題列為治國大本之首：“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于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于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18]他推崇“泰西諸國??以士類而貫四民”，尊重知識分子，痛恨清政府推行愚民政策，提倡“無民非士”，“無士非民”，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在人才問題上孫中山持鮮明的開放立場，他要求要舉國一致，“歡迎列國之雄厚資本，博大規模，宿學人才，精練技術，為我籌劃，為我組織，為我經營，為我訓練，則十年之內，我國之大事業，必能林立于國中；我實業人才，亦可同時并起。十年之后，外資可陸續償還，人才可陸續成就，則我可獨立經營矣。”[19]孫中山主張在一定的范圍和領域里可以引進西方人才。1913年1月29日，他致大總統袁世凱關于合資創辦中法銀行的電報中提出：“銀行在中國注冊，悉遵中國法律；董事局全為華人，法國人居顧問；總辦十年內用法國人，十年后可用華人；督理由中、法各舉2人，總辦執行，悉惟督理之命是聽。當督理決事可否各半、相持不下時，總辦有表決權。此外，華股略占優勢地位。”這反映了孫中山關心國家經濟利益，把利用西人經營管理之長，又不失主權，考慮得很周詳。利用西方人才加快我國的經濟建設步伐，是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孫中山說：“我們就要用此開放主義。凡是我們中國

應興事業，我們無資本，即借外國資本；我們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我們方法不好，即用外國方法。物質上文明，外國費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成果。我們采來就用，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 [20]在引進人才問題上，孫中山是很注意大的方面的：第一，引進西方人才的主要目的是發揮其經營管理的專長，幫助訓練我國人才，而不是招來發號施令的主子；第二，引進人才的去留要中國做主，“至資本還清之日，則管理之權，收回歸我，以后對于此項資本家或分別留任，或即行辭去，其權皆自我操之。”[21]堅持了這兩個方面，才能既發揮引進人才的技術優勢，又防止了他們的技術壟斷，還幫助我國培養了自己的人才，以便將來走自立自強的道路

三、孫中山對外開放思想及其價值評估

鄧穎超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上說：“孫中山雖然沒有能看到中國革命的勝利并進行他所渴望進行的建設事業，但是他在國家建設問題上也提出過重要意見，他認為，要建設好中國，必須認真學習外國的好東西實行“開放主義”，而不能實行“閉關主義”。同時，他強調學習外國要“適合中國國情”，反對“事事都是效仿外國”。孫中山這種態度體現著一種全面的觀點和對國家民族負責的精神。我們進行現代化建設也應這樣，既要勇敢地學習外國先進的東西，又要從本國的需要和條件出發，有分析地去學，用以促進自己的創造和發展。從世界歷史發展的經驗來看，后發國家要想迎頭趕上先進發達國家，必須實行對外開放和國際合作。近來有人總結出“誰封閉，誰落后”的一般規律，這是正確的。孫中山先生比較系統地提出了對外開放以及利用發達國家資金、技術、人才、經驗等發展自己的設想，說明他是一個具有國際眼光的政治家。從總體上來說，我們應該對孫中山先生的超出常人的戰略思想給予較高的評價。”

但是，在評價孫中山先生的對外開放的思想時，也不能回避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孫中山先生生活在中國積貧積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由于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孫中山對外開放細想本身存在不足，他的主張也無法實現。從客觀上說，孫中山卸任后，袁世凱等軍閥把持了政權，這個政權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結合的衍生物，盡管袁世凱也把“開放主義”作為八大政綱之一，但那只是騙騙人、裝裝門面的，他們根本上是維護其自身利益的，不僅不能維護主權，反而去損害主權，搞賣國主義的開放，以換取帝國主義的支持。孫中山把對外開放的重任放在袁世凱身上，結果必然失望。在這樣的政治條件下，孫中山利用個人的力量，引進、借貸等來實現民生主義，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結果。孫中山還希望通過對外開放、依靠“國際互助”，讓帝國主義國家來幫助中國發展實業，這也只是一廂情愿的幻想。事實上，無論引進外資、借債還是引進人才，都沒有得到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他曾派自己的顧問去美國洽談貸款事宜，用于修筑鐵路，但遭到威爾遜總統的斷然拒絕。從主觀上說，由于中華民族資產階級軟弱性，孫中山對帝國主義本質的認識是模糊的。例如，他認為西方國家的侵略不是為了掠奪，而是為了“商業之經營”，中國的開放可以消除帝國主義存在的一切矛盾等。因此，在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民國成立時，都不能獨立地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任務，更不能把這個任務放在首位。不從根本上動搖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沒有主權獨立的政權，都不可能完成對外開放、發展資本主義和振興中國的重任。就其經濟建設計劃本身來說，即使具備了良好的內外調節，但由于其規模過大，操之過急，也無法在短時間內順利地實現。因此，孫中山的對外開放主張，盡管非常美妙和完整，但在舊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不可能

實現的。

第二、孫中山先生的對外開放思想是根據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中國的具體國情提出來的，有著一定的局限性。必須指出的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取得了民族獨立，建立起了人民共和國，徹底結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歷史。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開放，已經有了全新的政治經濟基礎，孫中山當年提出的一些具體設想顯然已不符合當今的國情。因此，我們今天的對外完全必要教條主義式地照搬孫中山先生當年提出的一些具體設想。

第三、我們一方面要肯定“誰封閉，誰落后”的一般規律。但是，從一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國開放的效果來看，對外開放本身也是一把雙面刃，開放得當，有可能使國家富強起來；如果開放不當，或者過分開放，也可能帶來極其嚴重的后果。上個世紀的南美洲、拉丁美洲、蘇聯、東歐許多國家沒有正確處理對外開放與自我保護的關系，全盤開放的結果是，外資喧賓奪主，全面控制開放國的經濟，甚至將開放國的經濟洗劫一空，給開放國造成嚴重的經濟、金融乃至于政治危機，使這些國家的經濟長期處于**和崩潰的狀態。這些慘痛的經驗教訓告訴，對外開放必須掌握好度，正確處理對外開放與自我保護的關系，那些領域可以開放，那些領域不能開放，必須有周密的謹慎的思考。

對于這個問題，孫中山也有很清醒的認識，他說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并不是沒有風險的，他說：“用外資非完全無害也。兩害相權，當取其輕。”在開放過程中，應當采取措施“避去其害”。特別是提防開放不當，結果讓外資喧賓奪主，使自己“坐困于次殖民地的地位”。

我國自1978年開始的大規模改革開放，其深度和廣度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30年的對外開放，在肯定巨大的成績的同時，也應當理性地反思失誤和不足。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中華民族立于不敗之地。

注釋：[1] 《孫中山集全集》第三卷，第533頁，中華書局1981年第1版(下同)[2]《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第40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2版。[3]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358頁，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 [4]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頁 [5]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317頁 [6]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8頁 [7]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4頁，[8]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08頁 [9]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498頁 [10]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9頁

[11]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49頁 [12] 《孫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532頁 [13] 《孫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501頁 [14] 《孫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11頁

[15] 《孫中山選集》下卷，第846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 [16] 《孫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490頁 [17] 《孫中山集全集》第二卷，第490頁 [18] 《孫中山選集》第一卷，第8頁 [19] 《孫中選全集》，第19頁 [20]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33頁 [21]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589頁

第三篇：孫中山愛國主義思想的實踐

論孫中山愛國主義思想的實踐

摘 要：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是中國革命的領軍人物，在其幾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譜寫了中國歷史中的輝煌詩篇。孫中山先生堅持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原則，其畢生在民主、共和與三民的深信不疑思想信念驅使下，推翻千年封建帝制救勞苦大眾于水深火熱之中。孫中山先生被譽為“中國國父”。本文欲從孫中山先生的愛國思想為主線，通過兩大點的思想論述中引出其愛國的而思想實踐。關鍵詞：孫中山；愛國思想；實踐

引言：孫中山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偉大愛國主義者，他不僅具有濃郁的愛國情操，而且也是第一位將愛國思想付諸于行動且改變現實的人。他將一生都奉獻給了革命，奉獻給了解放中國人民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創舉中來。孫中山先生把愛國情懷當作自己一生事業經營的始點和歸宿，在當時荊棘載途的社會環境中，他冒著九死一生的生命危險與其他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們一路含辛茹苦、堅苦卓絕,在經歷了千萬革命戰士的流血、犧牲戰斗中，最終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統治。新時代的我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在這衣食無憂的現實當前不忘孫中山先生曾為了美好今天的實現而流的血、掉的肉；我們不忘孫中山先生為振興中華的不屈不撓精神。正如胡錦濤主席在孫中山先生誕辰140周年紀念大會上所講的話：“孫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開拓進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愛國主義情懷，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博大胸懷和放眼世界的開放心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永遠的指引。

一、孫中山先生將愛國情懷與學習知識統一

1801—1900年是十九世紀的始末，也正是中華民族在歷史上飽受帝國主義侵略者欺凌最嚴重的一個時期1866年出生的孫中山先生親眼目睹了我國人民在這個年代所遭受的苦楚與災難。清末王朝的腐敗昏庸在帝國主義的侵略欺壓下，唯唯連聲、軟弱無能，將人民生活推入水深火熱之中。年幼的孫中山，看著這民不聊生現實如同刀子插入眼中的刺痛，激發了他強烈的愛國、護國雄心壯志。他曾在幼年時期聽家鄉一位長者講解其在天平天國時期的往事時，孫中山而就嘆息到：如果洪秀全滅了滿清就好了，同時也十分羨慕和敬佩太平天國的英雄先烈。也正因為如此，革命燃燒的信念就在從小就根深蒂固在這個不平凡的孩童心底。

孫中山深知，若想救國必須具有救國的本領，文化知識與思想意識的掌握是實現該使命的基本前提。青年時期的孫中山在救國救民的思想信念中，異于常人的刻苦學習，根據既是好友又是戰友的陳昭白先生回憶說，孫文向來用心求學，是我一生中唯一所見之人，在學校讀書時，他所讀功課全部都是滿分好學深鉆,潛心探索。孫中山個人學識淵博，博學多才，除了掌握自己所學的各科知識之外，課余時間也都用在學習外國國家的政治、文化、歷史等各方面知識。尤其鐘愛《法國革命史》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而且，孫中山先生在自己的所讀、所寫、所想中也都能夠自如的學以致用，專心求學,以為建國之需，這是他勉勵其他留學生的話。

正如孫中山先生一生熱衷于刻苦學習，最終使他成為了一個人格出眾、學貫中西的偉大先行者。在革命中，他也有過失敗，有過錯誤，但正是這些讓他不斷吸取教訓、不斷改進，在他的指導、實踐下我們成功的借鑒了其他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革命成功經驗，取長補短，在自身的良好發展中構建了先進的資產階級革命思想。

二、孫中山先生將愛國思想與革命相集合

1866年出生的孫中山，正處在由封建社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渡時期，懦弱昏庸的清王朝對外演扮著傀儡的無能角色，對內卻處處鎮壓、剝削我國人民。面對這樣的一個苦不堪言、民不聊生的生存環境，救國救民的堅定信念在孫中山的心底更加根深蒂固。隨著年齡的增長，成年后的孫中山終于可以面對清王朝的無能和黑暗，他依靠自身力量試圖使用政治改良的手段來強我中國。于是，他向晚清重臣李鴻章表明他的救國主張，但沒有得到李鴻章的認同，這算是他在漫長救國路途上的第一次碰壁。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孫中山被逼于無奈，從此走上試用武裝革命手段來推翻清王朝黑暗統治的局面，從而使中華民族改頭換面，實現國民富強。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宗旨的興中會的建立是孫中山最終走向革命道路的根本。

興中會的成立和孫中山強烈的愛國思想點燃下，無形中給孫中山增添了巨大的革命信息，在盟軍、戰友的支持下，以孫中山為領導人的革命武裝起義進行了數以十次之多。在這些起義中，雖然有失敗也有一些錯誤思想，甚至屢次遭到封建勢力的破壞、鎮壓和帝國主義的打擊而導致失敗，但是孫中山毫不氣餒、越挫越勇，在失敗中不斷進取和改進，最終于1911年將滿清王朝推翻，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主義統治。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呼之欲出。但是，此次勝利的果實卻被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代表袁世凱所竊取，他又以兩大黑暗勢力統治籠罩著“新中國”。為了徹底解放人民，救民于水火，這個重大歷史使命非孫中山莫屬。孫中山又凝聚革命力量，將小力量的民眾力量擰成一股繩，從而又發動了第二次革命、第三次革命，一直到竊國大盜袁世凱的垮臺。隨后，孫中山暫且擱置了革命行動，又拾起了“護國”的口號。就在于南北軍閥的周旋中,孫中山不斷遭到挫折,他指出:“救國之業僅能出他一途,及重行革命是也。”對于曾經放棄革命旗幟,他是非常后悔的,他后來說:反袁時各地起兵,“那時并不用鮮明的革命旗幟。后來袁世凱自斃,總算我們反對袁世凱的成功;但是按之革命的真精神,仍然是失敗。后來護法之役,也沒有把革命旗幟豎起,做了五六年的護法工夫,最后曹錕、吳佩孚也贊成護法,弄得護法的問題又歸調整和妥協。”他認為這是沉痛的教訓。

孫中山愛國思想的發展過程是同中國革命的發展過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當孫中山認為需要“重行革命”之時,中國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五四運動的爆發,使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中,孫中山看到了民眾的偉大力量,他的愛國思想也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轉向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表現了服從真理的偉大力量。他從全民族的利益來考慮,決心“適孚世界之潮流,合孚人群之需要”,同中國共產黨攜起手來,改組國民黨,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將國民革命的目標明確指向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北洋軍閥。在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下,孫中山對愛國、救國與革命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向民眾堅定地指出:“今天我們要來拯救這個中國,要從那一條路走呢?我們就是要從革命這條路走,拿革命的主義來救中國”。

三、孫中山現實反對分裂祖國,維護祖國統一

反對分裂祖國,維護祖國統一,是孫中山愛國思想與實踐的重要內容。他繼承和發揚了我國古代“大一統”的思想,在同盟會成立前,他就宣稱:“余之主張為?大同主義?。”素來憎恨分裂祖國的丑行,為祖國的分裂痛心疾首。辛亥革命后,帝國主義企圖“劃中國為二,限制共和政府于江南”,他嚴詞拒絕。在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他提出了“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政之統一”、“財政之統一”等五個統一。

20年代初,面對一些政客、軍閥鼓噪“聯省自治”的主張,他又嚴厲加以駁斥,強調“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統屬的,而且統一之時就是治,不是統一之時就是亂”,指斥“凡是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他堅信“統一是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幸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孫中山還說:“中國要和平統一”,“統一成而后一切興革乃有可言”。正是孫中山的提出的“統一”主張，是促成國共合作的主要因素。這次合作的促成具有重大意義，它統一了國民革命的戰線，贏得了打倒北洋軍閥的重大勝利。孫中山先生在有生之年，曾經幾次赴臺，這一舉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臺灣人民反帝愛國的斗爭思想。

在中華民族正處于危難的時刻中，國共兩黨積極展開孫中山先生的“統一”思想，促成了國共的第二次合作，兩種力量緊密團結，一直對外，結成統一抗日戰線，最終取得長達八年的抗戰勝利，將小日本趕回他們的劣等國度。總看今天，全世界也已都在和平、互助的年代中成長，任何國家都力求民心與形勢兩者的協調統一。1997年的香港回歸，1999年的澳門回歸，臺灣同胞也在自行的50年制后回歸中華懷抱。建國大業的期許，在兩岸三地的共同發展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繼承著孫中山先生的遺志，在振興中華的康莊大道上把中國建設成為矚目世界的頭等強國。以無比堅定的信念，實現孫先生的“登中國于富強之域,躋斯民于安樂之天”的理想。參考文獻：

[1]水付新,趙建利.孫中山愛國思想的現實意義[J]科技信息(學術研究), 2008,(19).[2]張永明.略論孫中山的愛國思想與實踐[J]理論研究, 2001,(05).[3]宋富安,吳傳清.孫中山愛國主義思想的三點思考[J].培訓與研究(湖北教育學院學報), 1997,(02).[4]黃美玉,譚溢民.孫中山的愛國思想與實踐[J]廣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7,(03).

第四篇：參觀孫中山廉政思想及實踐圖片展覽活動學習小結

參觀孫中山廉政思想及實踐圖片展覽

活動學習小結

為加強黨員的廉政教育，增強廉政自律的自覺性，2010年8月20日下午，我辦黨支部共22名黨員（包括建黨對象、入黨積極份子）到鎮廉政文化建設基地參觀了《孫中山廉政思想及實踐》圖片展。在活動過程中，大家認真觀看了展出的有關孫中山先生廉政思想的珍貴歷史照片及孫中山先生的廉政思想言論。展出共分為“抨擊腐敗、立場救國，激濁揚清、箴言流芳，建立制度、反腐倡廉，身體力行、廉政一生”四個內容版塊，重點展示了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官為民仆”的廉政思想理論，“法律為綱”的依法治國構想，“主權在民”的民主監察制度等廉政思想及實踐事跡，大家都進行了認真細致的觀看學習。通過此次參觀學習，大家紛紛表示，孫中山先生從自身做起，當好表率，在行為實踐中躬行實現廉潔政治，為后人樹立了豐碑，給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尤其是廉政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應認真學習孫中山先生的廉政思想及其實踐事跡，進一步加強黨風建設，端正黨風黨紀，在日常工作中要樹立正確的反腐廉政意識，打造我辦“廉潔自律、為民服務、依法行政”的良好機關形象，為我鎮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營造良好的氛圍。

第五篇：孫中山先生祖國統一的愛國思想

孫中山先生維護祖國統一的愛國思想

孫中山先生是杰出的愛國主義者、民族英雄，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一生熱愛祖國，始終致力于振興中華。孫中山先生說自己“愛國若命”，“生平以愛國為前提”，充分體現了一位真正愛國主義者的偉大情懷。孫中山先生１００多年前第一個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他畢生的追求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和中國的民主統一。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之中，正是這種意識才使我們能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來”。他還強調：“?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他大聲疾呼：“中國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別人瓜分自己的國家，他們希望統一，成為一個強大的和不可動搖的民族”。孫中山先生維護祖國統一的愛國思想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光大。

一、孫中山先主張和平統一中國

孫中山希望中國和平統一：他曾采用許多方法，如用武力打倒軍閥，使中國統一，以暴制暴；后來又北上，希望通過談判，開國民大會，以達到和平統一。國父孫中山先生關于中國和平統一的深刻主張，來源于對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有分更有合，總趨向是朝向規模更大、層次更高的“中華民族大一統的認知，來源于對我國傳統文化中“天下為公”和“以和為貴”等良知思想的高度認同。他反復重申：“欲得真正統一尚須大家奮斗。今后奮斗之器，不以槍而以筆”。所以他堅決反對“兄弟鬩于墻”，反對“中國人打中國人”。他嚴正提出：“謀國之道，茍非變出非常，萬不得已，不宜輕假兵戎，重為民困”。中山先生一生不遺余力地爭取和平統一中國，他病逝前還高呼“和平、奮斗、救中國”。他身體力行并始終呼吁全國各派別和各方面的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統一”，并多次向全國各界民眾宣示，自己一定“盡心竭力以敦促和平統一之進行”。孫中山先生指出：我們中國人定要自覺承擔起責任，消除紛爭，把國家導向獨立、民主和統一。中國的統一，斷不能指望外國列強；相反，中國內亂、分裂，莫不與列強有關。因為“凡為軍閥者，莫不與列強之帝國主義發生關系；而列強亦即利用之，資以大借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紛不已，以攫取利權，各占勢力范圍”。因此，排除擾亂中國的外國勢力，中國的和平統一才有可能。

二、孫中山先生堅決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分裂國家

中國不應當分裂而應當統一，這是孫中山一貫的思想。早在1903年，他就著文抨擊帝國主義陰謀“分割”中國領土的妄言。他指出：“支那國土統一已數千年”，“支那民族有統一之形，無分割之勢”，中國人民決不允許“分割此風俗齊

一、性質相同”之民族。在創建南京臨時政府時，孫中山深切感受到全國人民“熱望祖國成為強大統一之中國”的迫切要求，宣布新成立的共和國“當成為統一獨立與興盛之國家”，其對內施政方針是要實現“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內政之統一”，堅決反對任何分裂中國的圖謀。辛亥革命失敗后，針對軍閥割據的局勢，孫中山更表示要“竭志盡誠，以救民國，破除障礙，促成統一”。孫中山認為，中國之所以必須統一而不能分裂的原因有三：一是中國“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之中，才使我們能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來，盡管它遇到了許多破壞的力量”。二是““統一”是全體國民的希望”，“是全國人民現在的心理”，“不只南方革命黨有這種思想，就是北方軍隊、學生和一般有覺悟的人民，都有這種思想”。實現國家統一，“這就是全國人民現在要做的大事”。三是只有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才能使“中國變成很強盛的文明國家”，實現中 華民族的偉大振興。四分五裂，只能使中國積貧積弱，永遠處在落后的任人宰割的境地。為維護國家統一，孫中山同帝國主義列強制造“兩個中國”的圖謀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南北議和期間，帝國主義積極策劃由袁世凱作為新的代理人，同時也企圖“劃中國為二，限制共和政府于江南”，公然向孫中山提出：“假如你們與北方協議，把國家劃分為二，每邊分別建立一個政府，你們也將得到承認。”孫中山毫不含糊地予以痛斥：“不！那不行！我國人民的情緒是一致的”，“我們推翻清朝，承繼清朝的領土，才有今日的共和國。為什么要把向來統一的國家再來分裂呢？”他明確指出：“民國的幸福，以統一為主……我輩敬服漢高祖，推重明太祖，因彼等能統一國內，增進國民的幸福也。”他說，凡是熱愛祖國的中國人，“都是希望中國趕快和平統一的”；反之，凡是“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是“中國之仇敵”。孫中山指出，實現國家統一要靠中國人自己的努力，排除擾亂中國的外國勢力。他說，如果中國人“自己相爭，四分五裂，豈不是自亡其國？近來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國，兄弟的見解卻是兩樣。外人斷不能瓜分中國，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那就不可救了”。

三、關心臺灣同胞，渴望臺灣回歸祖國

作為偉大的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非常關心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同胞的命。在孫中山的心目中，臺灣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要基地，而光復臺灣是孫中山追求的“民族主義”重要組成部分。一般認為孫中山先生曾三次到臺灣，第三次到臺灣時間短暫，因為他很想與臺灣同胞見面，宣傳他的民族主義，喚醒臺灣同胞的愛國精神。日本殖民當局害怕他與臺灣同胞見面后，國民革命精神會在臺灣落地生根，會喚醒臺灣同胞的民族意識。因此不允許長留臺灣，所以孫中山在臺灣小住一夜后離臺赴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后，擲地有聲地向中外記者表達收復臺灣的意愿：“中國如不能收復臺灣，即無法立于大地之上”。1924年底孫中山 病重住院，他在病榻上仍“念念不忘臺灣同胞，關心臺灣同胞的革命事業”。孫中山病逝后，臺灣同胞踴躍參加悼念活動。臺北的追悼會在大雨滂沱中進行，仍有5000多人參加，可見孫中山對臺灣同胞的影響和臺灣同胞對孫中山的崇敬都是非常深刻的。

四、堅決反對國內外分裂勢力分裂西藏，維護國家領土完整 孫中山先生非常西藏和西藏同胞。清朝在西藏的統治崩潰，一時謠言紛傳，人心惶恐，西藏局勢頓趨緊張。英印當局則趁機策動西藏分裂分子搞西藏“獨立”，近代以來西藏地方安全最艱險的局面，擺在了孫中山及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面前。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發布宣言：“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統一。武昌首義，十數行省先后獨立。所謂獨立，對于清廷為脫離，對于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于中央，斯經緯周于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強調了民族平等和團結，明確指出中華民國是包括蒙古、西藏在內的多民族統一的國家。實際上，也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所遵循的最基本原則，就是西藏是中華民國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1912年2月18日，孫中山又專門發布公告，號召各民族消融畛域，文稱：“中華民國之建設，專為擁護億兆國民之自由權利，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家，相與和衷共濟”。在主政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內，孫中山也施行了一些具體措施。例如，批準成立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以及中華民族五族大同會，以化解民族矛盾，維護民族團結。同年3月又公布《臨時約法》，明確規定：“中華民族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以國家憲法的形式，規定西藏是中華民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表明了孫中山堅決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決心。但是，此時在英國的唆使和支持下，西藏問題有繼續惡化的趨勢，西藏地方分裂活動猖獗。孫中山北上，抵京后與袁世凱十多次就蒙藏形勢交換了意見。孫中山主張在維護國家統一的情況下，優禮、團結西藏上層人物，主動派人去西藏宣傳政府共和主旨，溝通中央與西藏地方關系。孫中山強調西藏問題主要為外國所策動，注重外交交涉解決問題。孫中山認識到藏、蒙問題相互關聯，一方的變亂會影響另一方問題的解決。孫中山意識到，必須對沙俄的侵略行為抗爭到底，否則西藏必仿而效之，直接影響西藏問題的解決。孫中山的這些主張，基本上符合西藏的客觀形勢，反映了他當時的政治態度。袁世凱主政的北京政府，也大體上贊同孫中山對西藏問題的主張，并采取了相應措施，爭取政治解決西藏爭端。至于沒有取得積極良好的收效，除了英國的陰謀阻撓外，則很大部分是因為袁世凱個人的政治目的，以致于對內對外都不能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將上述的政策貫徹到底。

除了陳策解決西藏問題的辦法之外，孫中山還身體力行，抓住每一個機會，四處宣傳民國政府的民族政策。1912年9月1日，孫中山出席北京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歡迎會，發表演說：“凡我蒙、藏同胞，首即當知共和國家異于專制國家之要點。……凡屬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壓制于一部者，今皆得為國家主體，皆得為共和國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國家參政權。……非如前清之于蒙、藏部落視之。……惟以蒙、藏同胞目前未知此理，日受外人挑弄，乃發生種種之背謬之行為。吾輩丁此時艱，所當力為勸導，俾了解共和之真理。” 9月7日在張家口各界歡迎會上，孫中山又著重強調了五族共和，“族無分乎漢、滿、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權利，亦當盡共和之義務”。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這次大會有原國會議員、西藏籍黨員代表烏勒吉參加，孫中山于1924年2月21日又任命烏勒吉為大本營咨議兼蒙文翻譯官，體現了孫中山對西藏問題的重視與關心。可以肯定的是，孫中山積極提倡民族平等團結、民族自決自治，倡導五族共和，這是我國歷史上處理西藏問題的一次重大變革，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當時，這有力地團結了廣大心向祖國的藏族同胞，緩和了西藏地方的緊張局勢，對維護西藏地方穩定和統一產生了積極作用。

孫中山在關注西藏政治問題的同時，還高度重視西藏地方的建設，設計了發展西藏的藍圖，也就是實現他一直主張的民生主義。1899年12月22日，孫中山發表《支那現勢地圖》，在文中他提出在中國中部地區，以上海為起點，修建至江寧，到漢口，至成都的鐵路線，“再向西經雙流、新津、邛、名山、雅州、滎經、清溪、打箭爐、里塘、巴塘、出西藏”。初步勾勒出在西藏修筑鐵路的藍圖，其主要目的是通過修鐵路，鞏固邊防，抵御帝國主義對西藏的侵略。民國成立以后，孫中山詳細設計了在西藏地方修筑鐵路、發展經濟、建設西藏的規劃。1912年6月，他曾建議修筑三條全國鐵路線，其中的南路鐵道線“起點于南海，由廣東而廣西、貴州，走云南、四川間，通入西藏，繞至天山之南。”希望通過修筑鐵路，達到鞏固西藏邊防，維護國家統一的目的。在《實業計劃》中，孫中山擬有在西藏地區修筑鐵路，開發農牧礦產資源，移民墾荒的規劃，期望能發展西藏地區的經濟。孫中山的上述設想為部分西藏上層人士所了解，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1929年1月，九世**大師駐京辦事處正式成立，贊同孫中山的實業計劃，并在宣言中呼吁國人不僅要注重珠江、長江、黃河流域的開發，也要重視對西藏等邊疆地區的開發。這說明，孫中山開發西藏、建設西藏的主張有重大的影響力，已經引起了全國人民包括西藏人士的關注。

五、長期關注外蒙，積極致力于中國和外蒙古的統一

外蒙古位于中國北部，自古即是中國領土。自在鴉片戰爭后的五十余年里，沙 俄通過近十個不平等條約，先后奪取了外蒙古的大片領土，逐漸把外蒙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沙俄在外蒙的侵略擴張活動，開始引起剛剛從事革命生涯的青年孫中山的警惕，他于１８９１年在《農功》中指出：“俄國移民開墾西北，其志不小，我國與彼屬毗連之地，亦亟宜造鐵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這說明，孫中山先生對沙俄侵略外蒙的陰謀有了初步認識。１８９６年６月，腐朽的滿清政府與沙俄簽訂了《中俄密約》，孫中山先生得訊后非常憤慨，他指出，《密約》的簽訂必造成“將來露（俄）之收蒙古，舉新疆，天下亦若視為固然矣。”的惡果。根據外蒙古“地大渝而勢不相臨制”的特點，孫中山先生主張民主革命勝利后應設都西安，以就近控制外蒙古。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沙俄操縱下的外蒙古分裂活動進一步加劇，孫中山先生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積極運用政治、軍事手段抵制沙俄侵略擴張，維護新生中華民國的統一。１９１１年１１月，沙俄侵占庫倫，扶植外蒙**哲布尊丹巴自稱“皇帝”，成立“大蒙古國”。面對嚴峻的現實，孫中山先生不得不將自己的民族政策曉示國人了，他提出了經過長期醞釀成熟的“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他認為，漢、滿、蒙、回、藏各族都是中華民國主人翁，在推翻滿清專制統治后，應以平等地位共同組織大中華民族。他認為“所謂獨立者，對于滿清為脫離，對于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本著“五族共和”的精神，孫中山先生希望滿足外蒙王公喇嘛合理的政治、經濟要求，以瓦解“大蒙古國”的陰謀。１９１２年１月，剛剛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先生致電外蒙王公喇嘛，揭露“俄人野心勃勃，乘機而發，蒙古情形，尤為艱險”要求他們“祈將區區之意，遍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圖大機，務堅忍以底成??”。１９１２年１１月，沙俄與外蒙擅訂《俄蒙協定》和《俄蒙商務專約》，霸占了外蒙政治、經濟、軍事等一系列利權。《協定》遭到已經下野的孫中山先生的通電反對，他呼吁“萬不可承認”該《協定》，應“當出以最強硬之抗議，使此問題延長時日，則必有良善之結果。”因為“中國方今自顧不暇，一時無力 控制蒙古。惟俟數年后，中國已臻強盛，爾時自能恢復故土。”孫中山先生在積極運用外交手段瓦解沙俄侵略外蒙陰謀的同時，他還高瞻遠矚地主張加強中國軍事力量，以軍事手段恢復中國在外蒙的主權。他建議國家發行紙幣，用替代下來的金銀作為抗俄軍費，在一年內練兵一百萬人，填防滿洲和蒙古，然后在兩年內再練兵五百萬人，對沙俄決戰，以“逐俄出滿蒙之野，而復我黑龍江沿海洲之侵地。”他堅信只要中國政府和人民奮起抗俄，堅持五年軍事斗爭，必能最終戰勝侵略者。孫中山先生對俄外交、軍事部署，是針對當時中俄兩國實際情況采取的科學決策，也是符合當時國際形勢發展趨勢的，數年后的事實證明，部署是正確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已無暇東顧的沙俄不得不在１９１３年１１月的《中俄聲明》中虛偽地承認“中國在外蒙古的宗主權”，并在１９１５年６月的《中俄蒙協約》和１９１５年１１月的《呼倫貝爾條約》中勉強同意取消外蒙和呼倫貝爾的“獨立”。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打亂了沙俄侵略外蒙的步伐，外蒙成為殘余白匪與蘇俄紅軍的角逐場，呈現出紛紜復雜的局勢，中國的北部邊疆亟待鞏固。孫中山先生制定了發展外蒙經濟，同化蒙漢各民族的長遠規劃。孫中山先生在《實業計劃》一書中，提出了以筑路移民為中心的外蒙經濟發展計劃，要求在外蒙修建總長度為１３００余公里的三條鐵路，作為外蒙經濟近代化的基礎；他還計劃實行全國大裁軍，用裁減的兵員從事外蒙基本建設，化兵害為民利；主張從東南人煙密集地區向外蒙移民，發展農牧業，從經濟上保證邊疆的長治久安。

國民革命運動的高漲和外蒙人民革命的勝利，促使孫中山先生推動中國與蒙古采取聯邦制的統一。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主張蒙古聯合中國本部，成立中華聯邦共和國。這個主張為孫中山先生所接受，成為其對蒙政策的核心和支柱，在此后的時期內，他始終為實現這一政策而努力。１９２４年１月，中國國民黨籌備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先生會晤了蒙古人民 革命黨代表丹增，雙方磋商了外蒙與內地、蒙古人民革命黨與中國國民黨的聯合問題。在會晤中，孫中山先生同意在外蒙實行自治，作為中蒙聯邦制的基礎。他還在宴請外蒙代表的宴會上發表演說，他認為蒙漢兩民族必須相互依賴，才能共同繁榮，外蒙與中國的分裂，是外國侵略勢力和中國封建統治者欺壓少數民族造成的，現在中國革命政府提倡各民族平等，中蒙聯邦制的統一，一定能夠實現。不僅如此，孫中山先生還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明確指出：“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于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后，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他親自指定外蒙代表恩克巴圖、白云梯二人分別擔任國民黨一大中央執委和中央候補執委，并決定在外蒙設立國民黨省黨部，開始實施中蒙聯邦制統一的宏偉計劃。１９２４年２月，孫中山先生親自給庫倫國民黨本部寫信，介紹白云梯赴蒙開展黨務，白云梯不負孫中山先生厚望，于１９２５年３月籌組成立了蒙古國民黨，蒙古人民革命黨派代表出席了該黨成立大會，大會議決蒙古國民黨應本著三民主義宗旨，聯合中國國民黨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蒙古國民黨是內地、內外蒙古各種革命力量組成的統一戰線組織，它的成立標志著孫中山先生對蒙政策已經發展到頂點，是中蒙聯邦制統一計劃在原有基礎上又取得的重大收獲，病重中的孫中山先生對它寄予厚望，派代表出席成立大會表示祝賀。不久以后，孫中山先生與世長辭，隨著國民革命的失敗，中國與蒙古采取聯邦制統一的計劃，也就被束之高閣了。

今天，我們重溫孫中山先生維護祖國統一的主張，更能體會到他始終不渝地維護國家統一的重大意義。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職責。在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征程 上，孫中山先生國家統一的愛國主義思想具有重要的啟迪和教育意義，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繼承和發揚光大。讓我們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