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教育技術50年

教育技術50年 教育技術博士 鄭永柏

（本文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教育技術博士，也是中國第一位教育技術博士。現任北京科利華公司副總裁。）

文章來源：中山大學教育技術研究所 教育技術蓬勃發展 一、五十年歷程

● 中國教育技術的初步發展階段

1949年11月在文化部科技普及局成立了電化教育處，負責領導全國教育技術工作。1949年，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和上海人民廣播電臺舉辦俄語講座，后又改為俄語廣播學校。每年參加學習的學員達5000人，到1960年，累計招生19萬多人。

1958年前后，中國掀起了教育改革運動，推動了高等學校和中小學電化教育活動的開展。

1960年起，上海、北京、沈陽、哈爾濱、廣州等地相繼開辦電視大學。“文化大革命”期間，電化教育工作處于停頓狀態，甚至在倒退。● 中國教育技術的重新起步和迅速發展階段 1．國家重視為教育技術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1978年春天，鄧小平同志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制訂加速發展電視、廣播等現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這是多快好省發展教育事業的重要途徑，必須引起充分的重視。”

1983年，鄧小平同志給北京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1984年，鄧小平同志在上海視察中國福利會兒童計算機活動中心時指示：“計算機要從娃娃抓起。”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印發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文件中明確提出：“積極發展廣播電視教育和學校電化教學，推廣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要抓好教育衛星電視接收和播放網點的建設，到本世紀末，基本建成全國電教網絡，覆蓋大多數鄉鎮和邊遠地區。” 2．學校電化教育的發展

從1979年開始，教育部成立了電化教育局和中央電教館，負責全國的電教管理工作和業務工作。到1985年底，全國已有2253個縣（區）建立了電教機構，占全國區縣的95%左右，全國800多所高等院校以及許多中小學都先后建立了電教中心與電教室。

3．遠距離教育的發展

1978年，中國廣播電視大學創辦。到90年代初，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遠距離學校。1986年，中國教育電視臺（CETV）創建。截至1997年底，我國已經建立教育電視臺、收轉臺940多座，衛星電視地面接收站1萬多座，放像點6.6萬多個。

4．信息技術教育應用和教育軟件發展迅猛 1978年，北京師范大學成立現代教育技術研究所。

1981年，我國有了自己的計算機輔助教學系統和輔助教學管理系統。

為了抵制大量進口國外教育微機，國家于1986年組織一些高等院校和工廠研制生產“中華學習機”。1987年，作為國家“七五”重點攻關項目，我國有計劃有組織地開發了一批中華學習機教育軟件。

進入90年代后，PC系列計算機相繼進入學校和家庭，多媒體PC機開始應用于教育。中國的教育軟件也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

到1995年，中國的教育軟件市場已基本形成。產品已不僅僅限于教育管理軟件，也開始向家庭教育、學校課堂教學、社會教育等領域進軍。

1996年9月原國家教委基礎教育司頒布了《中小學計算機教育軟件規劃》（1996～2000年），明確地提出了我國“九五”期間計算機教育軟件研制開發的目標和實施目標的主要措施。1996年國家計委又將“計算機輔助教學軟件研制、開發與應用”列入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首期投資1500萬元，該項目已于1999年7月結題。

二、研究內容與組織機構 研究內容

90年代是信息技術得到巨大發展的時代，人們已經感受到了教育信息技術的沖擊。大量的基于計算機的技術確實已經叩響了我們的門扉，多媒體技術和網絡技術已呈銳不可擋之勢進入了社會、學校、家庭，教育技術的內容和形式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媒體技術方面大量基于計算機的信息技術已進入教育教學。如衛星廣播技術應用于遠距離教育，多媒體、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于個別化交互學習，交互網絡技術應用于協作學習，虛擬現實技術應用于仿真教學等。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必須更新教育技術觀念，樹立“全面的教育技術觀”，改變那種認為教育技術就是媒體，甚至只有視聽媒體的狹隘觀念，以適應教育信息技術時代的要求。美國教育傳播與技術協會（AECT）為適應教育技術發展的新形勢，從1989～1994年歷時5年對教育技術的研究對象和范圍進行了全面的考察，最后認為：“教育技術是關于學習過程和學習資源的設計、開發、利用、管理和評價的理論和實踐。”

學習資源和學習過程的設計研究指運用系統科學方法分析教學問題，確定教學目標，建立解決教學問題策略方案，并對方案進行實施、評價和修正的過程。這里特別強調在充分了解學習者特征基礎上進行的教學內容設計（信息設計）和教學策略設計。

學習過程和學習資源的開發是指對教學設計結果的“物化”或“產品化”和新技術應用于教育教學過程的開發研究。目前主要強調印刷出版技術、音像技術、計算機技術與各種技術的綜合應用。

學習資源和學習過程的利用指各種學習資源的利用（特別是媒體和新技術的應用）、教學設計結果的實施和與應用有關的制度、政策、法規。

學習資源和學習過程的評價包括診斷性評價、形成性評價和總結性評價。在教育技術中更強調標準參照評價??即以行為目標為基礎，重視為學習者本人提供有關學習進步的情況，而不是以與其他學習者的比較為主要目的，認為評價（甚至教學）應以事先確定的目標為依據。

學習資源和學習過程管理是指對所有學習資源和學習的全過程進行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具體包括教學系統管理、教學資源管理、教學開發項目的管理等。組織機構

中國作為一個技術基礎相對較弱的發展中國家，短期內能夠在教育技術方面取得讓世人矚目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完善的教育技術組織機構。中國教育技術的組織機構可以從行政、業務管理和學術社團兩方面來說明。

首先，從中國教育技術的行政管理和業務開展方面來看，中國的教育技術系統是由廣播電視教育系統、衛星電視教育系統、學校教育技術系統和商品化的教育資源開發系統四大主要領域組成，主體由中國廣播電視大學、中國教育電視臺、各學校教育技術中心和為教育技術發展服務的企業組成。

其次，從中國教育技術的學術社團組織機構來看，中國教育技術的主要學術社團組織就是中國電化教育協會（CAET），它是促進全國電教單位、專家協作，推動電教科研進步的群眾性學術團體。目前，中國電化教育協會設有秘書處和學術委員會，包括教育技術學研究、外語、綜合大學和師范院校、廣播電視教育、中小學、教育電視臺（站）、金融、教材等多個專業委員會。目前協會有新老團體會員101個，基本上覆蓋了廣播電視教育、學校教育技術機構和教育衛星電視傳輸系統三大主要領域。目前，已經初步形成了完整的中國教育技術社團組織框架體系，是中國教育技術組織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1995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電化教育協會會員代表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對轉變電教隊伍的傳統思想觀念具有里程碑意義，是中國電化教育協會迅速發展的一個標志，對世紀之交的中國教育技術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進行了研討，為今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人才培養和學術成就

由于教育技術的飛速發展，需要大量的專門人才，據統計，1978年全國有教育技術從業人員1400多人，到1979年底就猛增至19400多人，增加了近13倍之多。

從1978年開始，幾所高等院校著手開設教育技術（電化教育）專業，從1983年起，北京師范大學現代教育技術研究所、華南師范大學電化教育中心、華東師范大學現代教育技術研究所三個單位創辦了四年制本科教育技術（電化教育）專業。

到1999年，教育技術學科專業建設已經初具規模，已有近30所高等院校設置了教育技術專業，近10所高等院校具有教育技術學碩士學位授予權，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和華南師范大學具有教育技術學專業博士學位授予權，從而形成了一個包括專科、本科、碩士學位研究生和博士學位研究生在內的完整的教育技術專業人才培養體系。

在我國教育技術的發展中，逐步形成了一支龐大的專門人才隊伍。據1995年的調查，我國已有教育技術機構74849個，專職從事教育技術工作的人員達20萬人，還有數十萬兼職從事教育技術工作的教師。

從教育技術的研究方面來說，中國的教育技術研究立足于中國的實際，成績斐然，對中國的教育技術實踐起到了指導作用。創辦了一批教育技術方面的刊物，如《電化教育研究》、《中國電化教育》、《教育傳播與技術》、《外語電化教學》、《中小學電教》等，它們為教育技術工作者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園地。出版了一批教育技術學方面的專著，如《電化教育概論》（蕭樹滋主編）、《電化教育學》（南國農主編）、《電化教育導論》（李運林、李克東編著）、《教育傳播科學研究方法》（李克東編著）、《現代教育技術學》（萬嘉若主編）、《教育技術學導論》（尹俊華主編）、《多媒體組合教學設計》（李克東、謝幼如編著）、《教學設計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張祖忻等編著）、《教學設計》（烏美娜主編）、《計算機輔助教育》（何克抗主編）、《現代教育技術》（何克抗主編）等，這些都為實際工作的開展進行了較好的理論準備。

教育技術的研究重點從90年代以前的視聽教育媒體的理論與應用研究，轉向了對多種媒體組合運用和學習過程的研究，特別是對教學系統的設計、開發、運用、評價與管理的研究，開展了大量的試驗研究和開發工作。其中影響較大的有：

獲得1989年原國家教委優秀教學成果獎的河北師范大學“外語教育技術課程建設與教學實踐”項目。

獲得1993年原國家教委優秀教學成果獎的華南師范大學的“多媒體組合教學設計理論和實踐”項目。

由中央電教館主持的全國教育科學“八五”規劃原國家教委重點科研課題“電化教育促進中小學教學優化”項目和全國教育科學“九五”規劃原國家教委重點科研課題“電化教育促進中小學由‘應試教育’轉向素質教育”項目。北京師范大學主持的“聯合國援助項目北京朝陽區職業教育課程開發”項目。由北京師范大學和華南師范大學共同主持的“語文‘四結合’教學改革試驗研究”項目。

這些研究具有以下一些明顯的特點，反映了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教育技術的發展，教育技術研究日益廣泛和深入，研究的層次不斷提高，由媒體對比、專題為主的研究進入到整體、綜合為主的更高層次。

（1）研究結合教育教學改革進行，成為深化教育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和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2）重視對以計算機為基礎的信息技術在教育教學中的應用研究。（3）重視教學系統設計理論和認知學習理論、建構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4）研究方法和過程日益規范化。面向未來春暖花開

一、面臨挑戰

人類有幾千年的歷史，計算機從產生到現在只不過50多年，而網絡的迅速發展也不過10年的時間。但是，計算機和網絡對社會的影響已經迅速擴大，甚至在改變人們的生活。特別是90年代以來，多媒體和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改變著人們的工作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像著名的未來學家尼葛洛龐帝（1997）所說的：“數字不再只和計算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最先進的生產力。

信息技術引起了全面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同時也對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人類近30年來所積累的科學知識，占有史以來所積累科學知識總量的90%，而在此之前的幾千年中所積累的科學知識只占10％。可見，知識總量在以爆炸式的速度急劇增長，知識更新越來越快。

目前的主要教育模式基本上是在300多年前的工業化社會初期形成的，由于當時的生產力水平較低，整個社會節奏和社會發展步伐遲緩，知識的增長較慢，教學手段落后、單一。信息技術對目前的教育來說必然是一場“革命”，有人認為是教育史上的第四次革命，這不無道理。信息技術引起的教育教學改革應該是整體改革。當前，世界各國對教育的發展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都力圖在未來的信息社會中在教育方面走在前列，為此世界各國都把信息技術教育應用作為教育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比如美國推出教育技術創新計劃、澳大利亞有教育網計劃、日本進行中小學聯網試驗、韓國開展“教育革命”，等等。所有這些舉措都在向我們說明一個問題：信息技術的發展對人類社會是一場深刻的革命，而不是一般的變化，僅僅把信息技術看作第二文化或者“計算機文化”已經不能反映當前信息技術對社會的作用。因為，信息技術作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是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把它僅僅作為一種文化因素即上層建筑反而降低了信息技術的作用。這就構成了現代教育發展最深刻的背景，每一個人都必須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否則就不能認識到信息時代教育變革的重大意義。

但是，目前中國擁有計算機的中小學還不到總數的10％；據1998年1月的調查統計，占全球人口總數20％的中國，在因特網上的站點數目僅占全球總站點數的0.055 ％，這就反映了我國信息服務業的現狀。我們將如何迎接信息革命的挑戰？技術和形勢的發展極為迅猛，時不我待。但是，仍有很多人反對用計算機進行教學，認為這是教學的機械化，對學生的情感發展不利；有人認為網絡環境不適合中國的情況。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認為這些看法是不合時宜的。人們還依稀記得，當印刷術發明一個多世紀以后，許多人仍然認為只有手稿最有價值。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的一個領袖人物曾說過，擁有印刷出來的書籍會讓他感到羞愧！但是，歷史已經證明，技術和社會前進的步伐是不可阻擋的。因此我們還是呼吁：看看信息社會前進的步伐，不要讓蒙昧的灰塵迷住雙眼！

二、發展藍圖

在1999年6月15日召開的全國第三次教育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同志深刻地指出“國運興衰、系于教育，教育振興、全民有責”。江澤民同志還強調指出：“終身學習是當今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終身學習的教育制度。學校要進一步向社會開放，發揮學歷教育、非學歷教育、繼續教育、職業技術培訓教育等多種功能。要以遠程教育網絡為依托，形成覆蓋全國城鄉的開放教育系統，為各類社會成員提供多層次、多樣化的教育服務。”

1999年6月13日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中則為教育信息技術的發展提出了更為明確的任務。

●大力提高教育技術手段的現代化水平和教育信息化程度；

●國家支持建設以中國教育科研網和衛星視頻系統為基礎的現代遠程教育網絡； ●加強經濟實用型終端平臺系統和校園網絡或局域網絡的建設；

●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和各種音像手段，繼續搞好多樣化的電化教育和計算機輔助教學； ●在高中階段的學校和有條件的初中、小學普及計算機操作和信息技術教育； ●使教育科研網絡進入全部高等學校和骨干中等職業學校，逐步進入中小學； ●采取有效措施，大力開發優秀的教育教學軟件；

● 運用現代遠程教育網絡為社會成員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為農村和邊遠地區提供適合當地需要的教育。

● 運用現代遠程教育網絡為社會成員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為農村和邊遠地區提供適合當地需要的教育。

在此前教育部于1998年12月24日制定、國務院于1999年1月13日批轉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以更大的篇幅（50條中占6條，比例很大）對“實施‘現代遠程教育工程’，形成開放式教育網絡，構建終身學習體系”作出更為詳細的說明，具體地描繪了面向21世紀的“現代遠程教育工程”藍圖。其具體內容如下：

● 實施“現代遠程教育工程”，有效地發揮現有教育資源的優勢，是在我國教育資源短缺的條件下辦好大教育的戰略措施，要作為重要的基礎設施加大建設力度。

● 以現有的中國教育科研網（CERNET）示范網和衛星視頻傳輸系統為基礎，進一步擴大中國教育科研網的傳輸容量和聯網規模。建立全國大學生招生遠程錄取、計算機學籍管理、畢業生遠程就業服務一體化的信息系統。

● 繼續發揮衛星電視教育在現代遠程教育中的作用，改造現有廣播電視教育傳輸網絡，建設中央站，并與中國教育科研網進行高速連接，進行部分遠程辦學點的聯網改造2000年，爭取使全國農村絕大多數中小學都能收看教育電視節目。要運用優秀師資力量和現代教育手段，把教育電視節目辦好，重點滿足邊遠、海島、深山、林牧等地區的教育需求。

● 開發高質量教育軟件，重點建設全國遠程教育資源庫和若干個教育軟件開發生產基地。● 教育部對全國現代遠程教育工作實行歸口管理，負責組織制定全國“現代遠程教育發展規劃”并組織實施。為推動現代遠程教育的發展，按國際慣例對現代遠程教育網絡運行費用實行優惠。

● 建立和完善繼續教育制度，適應終身學習和知識更新的需要。依托現代遠程教育網絡開設高質量的網絡課程，組織全國一流水平的師資進行講授，實現跨越時空的教育資源共享。發揮自學考試制度的優勢，不斷擴大社會成員的受教育機會。三、轉變觀念

要實現教育技術跨世紀的宏偉藍圖和教育的整體改革，最迫切的還是教育思想和教學觀念的變革，要解放思想，勇于創新，決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如果不更新觀念、改變模式，教育技術的應用不僅不會提高效益，而且還會導致教育資源的浪費。因為，僅僅技術的介入并不會使學校發生真正的變化，即使學校更大規模地購買計算機、光盤，甚至與衛星通訊網絡相聯，也不會自動地在學生的學習活動中產生教育改革者所設想的變化。缺乏現代化的觀念是阻礙現代化進程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想在未來的教育競爭中獲勝，必須樹立全新的教育觀念：

（1）信息技術是解決信息時代教育問題的基本工具。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信息技術作為教育生產力中的勞動工具要素，將會從根本上提高教育生產力的水平。

（2）教育信息化將促使先進學校更上一層樓，進一步擴大影響力，使其優勢資源為全社會共享。同時也為后進學校提供了跳躍發展、甚至超越先進學校的新機遇。

（3）教學整體改革的實施需要把從上到下的改革和從下到上的改革結合起來，充分利用“教育改革合力”。

特別要強調的是，企業特別是教育軟件企業將會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我們已經看到，在許多教育改革試驗中有許多學校都與一些公司進行合作，盡管還存在一些問題，但是總體效果較好。目前看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教育教學改革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企業把眼光投向學校，學校與公司合作的情況會越來越多，這對教育教學改革是非常有利的。（4）網絡技術將會引起目前教育系統的重組和社會教育資源的重新分配。學校大力應用網絡技術，建立校園網甚至網上學校，勢在必行！除了要樹立以上全新的觀念以外，面對信息時代，我們還需要深入研究信息時代的教育規律，建立全新的面向信息時代的教育新體系。那么，目前教育系統應如何面對即將到來的信息時代的教育新體系的挑戰呢？我們認為同樣需要轉變觀念，概括說來，需要轉變以下一些觀念：

（1）轉變傳統的學校觀：因為“學校如不飛速改變，就會全面崩潰”，學校如果不改革，將會有新的機構來代替，如網上學校的生存和發展意味著傳統學校的不足。事實上，許多人已經對“傳統教室理所當然是教育的主要場所”這一觀點進行質疑。他們認為，學校應該被變成用于終身學習的社區資源中心，也許還會變成健康中心和家長教育中心。也許學校不再像學校。也許將把整個社區作為學習環境。總之，“工業時代我們走向學校，而在信息時代，學校將走向我們”。家庭教育、社區教育、網上教育與學校教育一樣將會成為教育的重要渠道。

（2）轉變傳統的教學觀：教學應該由向學生傳授知識轉變為發展學生的學習能力、主體性、個性、創造性和實踐能力。

（3）轉變傳統的教師觀：教師角色應該由原來處于中心地位的知識的講解員、傳授者轉變為學生學習的指導者、學生主動建構意義的幫助者、促進者。

（4）轉變傳統的學生觀：學生地位位應該由原來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學生應成為知識的探究者和意義建構的主體；應該是知識的主人，而不應該是知識的奴隸！（5）轉變傳統的媒體面：教學媒體由原來作為教師講解的輔助工具轉變為幫助學生學習的認知工具，既作為感知的對象，又作為認知的手段。

（6）轉變傳統的教學方法觀：教學方法應該由原來單純的基于歸納或演繹的講解轉變基于“情景創設”、“主動探索”、“協作學習”、“會話商討”和“意義建構”等多種新型教學方法的綜合運用。

在50年的發展過程中，每一段大發展的時期都是領導正確、方向明確的時期；在教育技術的發展過程中也同樣出現過由于缺乏統一管理而導致效率不高的先例，如對學校電化教育和計算機教育分別管理的模式，實踐已經證明這種模式造成了資源浪費，因此，面對一個新的歷史時代，面對新的形勢，面對教育信息技術的挑戰，我們更要加強領導，更需要統一管理，并要理順條塊和部門管理關系。當然，在理順關系、統一領導的前提下，還需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共同推進教育技術的更大發展。在教育信息技術時代，企業對于教育技術的發展具有更為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國都普遍認為，要使計算機教育應用邁上一個新臺階，課件開發必須走出作坊式生產、低水平重復的老路，邁上產業化、市場化的發展道路。產業化、市場化是教育信息技術發展的重要方向。一定要引進市場機制，要在教育信息化領域形成一定規模的教育產業，才有可能使教育技術的發展形成良性循環，從而更加有力地推進教育改革向縱深發展。

第二篇：戶籍制度50年

戶籍制度５０年 背景

1958年1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審核批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戶口登記條例》的頒布和實施，標志著新中國戶籍管理制度的正式確立和管理法制化的開始，也為二元化社會管理體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50年過去了，戶籍制度對數以億計的老百姓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說，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曾經受到過并正在受到戶籍制度的影響，今后，我們還會繼續受到它的影響。在新中國實施過和正在實施的各項社會管理制度中，影響最為廣泛、最為深刻者，當屬戶籍制度。

50年來，戶籍制度在我國的社會管理中發揮過重要作用。與此同時，戶籍制度對于社會發展和個人生活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也越來越突出。要求改革戶籍制度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值此《戶口登記條例》出臺50周年之際，本刊特邀請長期關注戶籍制度的王文錄研究員和王太元教授來對我國戶籍制度的歷史沿革、戶籍制度的功能、戶籍制度的未來發展趨勢、如何正確地看待我國的戶籍制度等問題展開討論。

我國戶籍制度及其歷史變遷

王文錄(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所研究員，吉林大學博士生)我國戶籍制度及其功能

我國的戶籍制度是國家有關機關依法對公民的基本情況進行收集、確認和登記的行政管理制度，包括人口的登記制度和管理制度，因此，戶籍制度實際上是圍繞人口登記和管理的社會管理制度。人口登記是戶籍制度的基本內容，一般包括人口的出生、死亡、婚姻、遷移，以及與此有關的其他內容的登記。人口管理是政府有關部門依據人口登記的內容，對人口的活動實施的管理，與人口城市化關系最為密切的是人口遷移管理。

我國戶籍具有兩種基本功能，即公民身份證明和為行政管理提供人口資料。也有學者認為是三種功能，即證明公民身份、提供人口資料、發現防范犯罪，實際上，發現防范犯罪是依賴于人口資料而進行的社會管理，提供人口資料和發現防范犯罪可以歸類于為行政管理提供人口資料。因此，三種功能和兩種功能的說法在內容上是一致的。戶籍制度的這種基本功能是任何國家戶籍管理都具有的功能。所不同的是我國戶籍制度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由于特定社會背景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功能。一是“附屬”功能；二是限制功能。附屬功能就是附屬于戶籍制度的門類繁多的社會福利制度。限制功能就是限制人口遷移和流動的功能。在戶籍區分城市和農村后，城市人和農村人不僅有了不同的戶籍身份，也享有了不同的社會福利，這樣，不僅僅是城鄉人口身份和社會福利被確定，而且城鄉人口的遷移和流動被明確限制。我國戶籍制度的歷史變遷

我國戶籍制度源遠流長，最早的戶籍制度起源于古代賦稅制度和征兵制度。歷經變遷，其內容和功能發生了重大變化，到了新中國以“人口登記和人口管理”為主要特征的戶籍制度逐步形成了。

春秋戰國時期，為了斂收田賦和征集兵員，各諸侯國采用“編戶”和“定籍”等辦法進行人口控制，秦國創建了“士農工商”四民體系，確立了以“立戶分戶”、“什伍連坐”和“使民無得擅徙”為內容的戶籍管理制度。到了宋朝中葉，運用保甲法（注：保甲法是在基層社區實行保甲編制，十家為一保，五十家為一大保，十保為一都保，保甲組織控制嚴密，保內實行連坐法。)來管理戶籍，目的是加強人口控制，增加稅收和改革兵制。元朝的戶籍制度出現了新的特點，它將居民按職業劃分為若干種戶，不同類別的種戶具有不同特權。明清的黃冊（注：黃冊是明清時期的中央政府統一主持，逐級向下延伸的戶籍簿冊。)登記制度同樣強調不同人的不同特權。隨著雍正王朝“攤丁入畝”（注：攤丁入畝是征收的丁銀總額按照田畝分攤到田賦中去，結束了中國戶籍制度在財政方面的歷史使命。)稅收政策的實施，國家稅收由人頭稅轉向財產稅和土地稅。

到了近代，巡警制度開始在全國推廣，以巡警體制主管的戶口登記非常嚴密，戶口登記內容包括戶數、口數以及戶內成員的姓名、年齡、職業、籍貫等。（注：參見王威海：中國戶籍制度——歷史與政治的分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頁。)1911年，晚清政府出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戶籍法》單行法規，但晚清政府的滅亡，《戶籍法》隨之擱淺。

北洋時期，政府將保甲制度與近代警察制度相結合，制定并頒布了《警察廳戶口調查規則》(1915年)、《縣治戶口編查規則》(1915年)、《京兆各屬戶口編查單行細則》(1916年)等條例。

南京國民政府參照英、美、德、日等國戶籍及人事登記的法律制度，于1931年正式頒布了《戶籍法》。但由于國民黨發動了內戰，《戶籍法》在國統區被《剿匪區內各縣編查保甲戶口條例》(1932年)、《保甲條例》(1937年)、《縣保甲戶口編查辦法》(1941年)所代替。《戶籍法》在實踐中未能得到很好實施。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進行了土地改革，根除了封建時期通過土地束縛人口流動的基礎，基于“肅反”工作、安置就業、計劃供應糧食、以及維護公共秩序和政治發展的需要，創立了嶄新的戶籍制度。根據對人口遷移流動的限制松緊程度，新中國的戶籍制度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人口自由遷徙階段，時間是1958年以前。公安部于1951年7月頒布實施了《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對城市戶口進行管理。1953年4月，為了解全國準確的人口數字和做好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工作，國務院發布了《為準備普選進行全國人口調查登記的指示》和《全國人口調查登記辦法》，在農村建立了簡單的農村戶口登記制度。

1955年6月，國務院發出《關于建立經常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其主要目的是掌握全國人口及變動情況，為國家計劃經濟體制的運行提供準確的人口數據。1956年2月，全國戶籍管理工作和人口資料的統計匯總業務統一移交到公安機關。至此，新中國初步確立了“戶警一體”的戶籍管理形式，城鄉的戶口管理工作和組織機構得到了統一。1956年全國首次戶口工作會議明確了戶口管理的三大基本功能：證明公民身份，便利公民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統計人口數字，為國家經濟、文化、國防建設提供人口資料；發現和防止反革命和各種犯罪分子活動，密切配合斗爭。

這一階段，戶籍制度盡管附帶著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但其設計的功能是最基本的社會管理——人口登記和人口統計。該制度體現了1949年《共同綱領》和1954年的憲法的精神，對公民的居住和遷徙沒有提出任何限制，公民居住和遷徙相對自由。（注：1954年《憲法》第90條第2款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

第二階段，人口遷移流動控制階段。時間是1958年～1978年。

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的頒布，標志著我國戶籍制度開始由自由遷徙轉向遷移流動控制。1957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于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城鄉戶口管理部門嚴格戶籍管理，切實做好制止農業人口盲目外流工作。1958年1月，我國第一個戶籍管理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頒布。《條例》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都應當依照條例的規定履行以戶為單位的戶口登記。戶口登記簿和戶口簿登記的事項，具有證明公民身份的效力。《條例》對常住戶口登記、暫住戶口登記、出生登記、死亡登記、遷移登記、變更登記以及法律責任等戶籍管理的基本內容作了詳細規定，將戶籍管理納入了法制軌道。正式確立了戶口遷移審批制度和憑證落戶制度，首次以法規形式限制農村人口遷往城鎮。至此，限制農民進城的二元戶籍制度開始以立法形式正式確定下來。（注：姚秀蘭：論中國戶籍制度的演變與改革，法學，2004年第5期，第46頁。)

1961年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銷量的九條辦法》和公安部轉發《關于當前戶口工作情況的報告》、1962年公安部又出臺的《關于加強戶口管理工作的意見》等，都貫徹了嚴格控制人口遷移和流動的基本精神。

第三階段，人口遷移流動逐步松動階段，時間是1978年以后。

隨著我國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戶籍制度嚴格限制人口遷移流動的特征開始發生轉變。

1980年9月，公安部、糧食部、國家人事局聯合頒布的《關于解決部分專業技術干部的農村家屬遷往城鎮由國家供應糧食問題規定》，開始打破戶籍制度的指標控制，標志著戶籍制度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1984年，國務院頒發的《國務院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規定，凡申請到集鎮務工、經商、辦服務業，或在鄉鎮企事業單位長期務工的農民和親屬，準予自理口糧落戶集鎮。允許農民自理口糧落戶集鎮政策的實施，使城鄉人口流動成為可能，我國戶籍制度改革在集鎮開始由指標控制向準入條件控制過渡。

1985年7月，公安部出臺的《關于城鎮暫住人口管理規定》，標志著中國公民在非戶籍地長期居住具有了合法性。同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條例》規定，“居民在辦理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權益事務時，可出示居民身份證，證明其身份。”

1992年8月，公安部發出《關于實行當地有效城鎮居民戶口的通知》，決定在小城鎮、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實行當地有效城鎮戶口制度。同年10月開始，廣東、浙江、山東、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先后開始試行“當地有效城鎮居民戶口”，即“藍印戶口”，其基本原則是戶口在當地有效，戶主按常住人口管理，戶籍統計為“非農業人口”。這是我國戶籍制度改革過程中的一項過渡性措施。從此，戶口準入制度開始擴大到小城鎮。

1997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小城鎮戶籍改革開始受到廣泛關注。全國各地逐步放寬小城鎮戶籍限制，規定在小城鎮有穩定工作或生活來源，有合法固定居所，住滿一定年限，或投資，或購買一定價值商品房等，均可以辦理小城鎮常住戶口。1998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解放當前戶口管理工作中幾個突出問題的意見》，不再提限制到中等城市落戶的規定。

2001年5月，國務院再次批轉公安部《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意見》，全面推進小城鎮戶籍制度的改革，進一步放寬農村戶口遷移到小城鎮的條件，并且允許各地可按照具體情況推進本地戶籍制度改革。

2001年8月，石家莊戶籍制度的改革，標志著大城市戶籍制度開始進入以住房和職業（收入）為基本條件的“準入條件”制階段。我國戶籍制度的多樣化模式和未來的趨勢

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各個省區、各個城市適應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情況，出現了各種不同特點的戶籍制度模式。主要有“投資入戶模式”、“居住證模式”、“務工遷入模式”、“親屬投靠模式”、“準入與計劃并行模式”。

（1）投資入戶模式

“投資入戶”是許多城市實行的一種模式。允許在本地投資或納稅達到一定額度的人員遷入戶口，有的還規定購買有自主產權的商品房達到一定面積的人員，也可將戶口遷入城市。深圳、上海、南京、北京等的戶籍制度都帶有“投資入戶”模式的特征。

（2）居住證模式

“居住證”是處于正式戶籍和暫住戶籍之間的一種戶籍模式，這種模式是一種人才引進的“綠色通道”對于城市發展需要，而又無法馬上給予戶籍的人才，可以先申請人才“居住證”，持有人才“居住證”也可享受正式戶籍所附著的某些福利。上海、北京、沈陽、杭州等城市的戶籍制度都實行了“居住證”制度。

（3）務工遷入模式 

“務工遷入”是針對較低層次勞動力放開戶籍的一種模式，通常要求在當地工作達到一定年限，也就是簽有就業合同達到一定年限便可將戶口遷入。2001年8月，河北省石家莊市戶籍制度改革就是實行的這一模式，但由于種種原因，兩年后這一模式宣告終結。

（4）親屬投靠模式

“親屬投靠”模式多是指在當地有常住戶口的居民可以申請其配偶、子女、父母與其共同居住生活，這一模式是針對直系親屬間的投靠，強調家庭的團聚，是最為人性化的戶籍改革模式。南京、廣州、重慶、石家莊、鄭州等城市的戶籍制度都帶有這種模式的特征。

（5）準入與計劃并行模式

“準入與計劃并行”是準入制度在取代計劃指標的過程中出現的一種過渡模式，是為防止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而用計劃指標進行調節的一種手段。這種模式存在于全國幾個超大型城市，包括廣州、北京、上海等城市。

那么多模式的戶籍制度會不會全國統一，未來走向究竟是怎樣的呢？以“準入條件”為主要特征的戶籍制度將保持相當的一段時間，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繼續發展，其形式和內容都將發生變化。多數學者認為，即使在將來，戶籍制度在形式上也不會消亡，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戶籍制度的內容將會發生重大變化，限制人口遷移流動的種種規定會逐步淡化，以至人口遷移流動將不再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我們認為，達到這一步，至少需要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城市化水平達到70%以上，實際生活在農村的人口不足20%。在這種情況下，用戶籍制度限制人口遷移已經沒有了實際意義，戶籍制度必然自行消亡，我國到那個時候的時間至少要到2030年以后。二是農村人口享有與城市同樣的社會保障水平。城市社會保障制度比農村完善，社會保障水平比農村高，是造成城鄉人口不同社會身份的重要標志，也是城市限制農村人口進入其中的主要理由，同時也是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吸引力之一。若取消戶籍制度，只有大幅度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在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還不太高，經濟發展存在重大區域差異的情況下，要把農村社會保障水平提高到與城市大體同當的程度，顯然在短期內難以實現，因此，完全取消戶籍制度也需要一個過程，需要經過經濟發展達到相當的程度之后。按照我國經濟發展規劃目標，我國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發展水平的時間是本世紀中葉，那個時候我國經濟發展就有足夠的能力支付與城市同樣水平的農村社會保障費用，如果在這期間逐步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當農村社會保障水平接近或達到城市水平的時候，作為限制人口遷移流動的戶籍制度已經沒有實際意義，人口遷移流動將走向自由遷徙。

從遷徙自由到自由遷徙

——戶籍改革的科學發展之路



王太元（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治安系教授）

文章成形之際，發生了非北京戶籍而不能在京高考的女生自殺事件，對戶籍制度的責罵又鋪天蓋地而來，這使我不得不再一次無可奈何地提醒：功夫在詩外——解此難題，必須繞過戶籍斬斷背后那些“看不見的手”。戶籍制度——你所看到的未必是真的

理性、科學地探討問題的基本前提是，所探討的是同一個問題，在同一概念體系之中，作用于同一領域。可惜的是，近十來年媒體甚至學界對戶籍制度變革的探討，卻總是缺乏這一最基本的前提與基礎。人們常說“眼見為實，耳聽為虛”，其實，我們自己眼睛所看到的未必都是“實”的，尤其是在非物質世界里。

當今中國人已經使“戶籍制度”這一詞匯具有了不同層次的三種涵義。

最狹義也是最具有本質意義的應當叫“戶籍制度”，是依法收集、確認與提供個人的身份、住址、親屬關系等人口基本信息的行政管理制度，它有優劣差別卻沒有對錯區別，不應當、也不得去責罵，反而需要依法科學加強，以服務于全球一體化條件下的信息社會。

目前行政體系中的戶籍制度，可以叫“戶政制度”，它包括最狹義的戶籍制度，還包含由相關部門以行政方式決定公民是否有遷往某地合法生活的“戶口遷移審批制度”，它形成于國家集權的計劃經濟狀態，有負面作用越來越大因而亟待改革的問題，但卻不是責罵后直接“取消”這樣簡單處理方式能夠奏效的。

國內外關注、很多人責罵的戶籍制度，最好叫“戶口制度”，是包括一切運用狹義戶籍制度來管控社會的各種制度的總稱、是社會不公現象的“總根源”，依據這一涵義來探討戶籍問題，可能有“明辨是非”、“針砭時弊”甚至炒作的巨大作用，卻未必有解決問題、造福公眾的實在功能。戶籍制度——和諧社會必不可少的約束

狹義的、本質意義上的戶籍制度，是依法收集、確認與提供個人的身份、住址、親屬關系等人口基本信息的行政管理制度，是有人群生活的地方就必然具有的管理制度，根本不存在我們喜歡不喜歡、想不想要的問題：每個人必定也必須有自己特定的體貌特征和社會表征，也就是“身份”，不證明自己身份和確認他人身份，個人、人群、社會的全部生活也就無法存在和延續，因此，社會成員的身份識別，是其他一切社會管控的前提和基礎；人們的生存延續必須依托一定環境，也就必須有“住址”，如果連自己身在何處都無法確定、無法證明，自身生活和與人交往也就不可能正常展開，社會的有序與和諧更無從實現；周星馳在《大話西游》里說，“人是人他媽生的，妖是妖他媽生的”，我們一般人說，人都是娘生父母養的，從個人與父母的關系擴展開來就形成了我們的胞堂從族、姑舅姨表等“親屬關系”，它是人們最早的、最本源的社會關系，沒有這一源泉、前提與基礎，其他一切關系都不可能存在與延續，社會也就無法存在了。

綜上所述，如果不能有效管控人的身份、住址、親屬關系，如何能實現個人、人群與他人、其他群體以及與自然間的安定有序甚至公平正義？戶籍改革——“為什么改”與“改什么”、“如何改”密不可分

戶籍制度為什么要改革？是因為它“被污名化”，我們不喜歡嗎？如果是這樣，隨便換一個讓人悅耳舒心的名字就好了，根本不需要大費周章，目前正在進行的“廢除暫住證制度，創新居民證制度”之類變革，就有這種味道。是因為它從計劃經濟甚至集權管控時代延續而來？如果是這樣，我們就犯了倒洗澡水而把嬰兒一起倒掉的病，計劃經濟時期我們就吃飯，市場經濟以后我們不吃飯而改吃藥了？我總是不敢相信，小平同志早就說了，計劃與市場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那么，產生于什么時候，也不應當是一個制度是否需要變革的原因。是因為它讓我們中的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生活得差些？如果是這樣，我們恐怕只能進行“公決”甚至進行階級斗爭才能解決問題，改革的目的應當是讓大家生活得更好、更和諧，而不是讓人們之間爭斗更激烈。

我一直懷疑的是，很多人整天嚷嚷著改革、改革，甚至在一個一個他們并不熟悉的領域設計著一個一個改革方案，卻從來不明白要改革的究竟是什么，更不明白為什么要改革、如何進行改革、改革能帶來什么這些根本問題，更不要說讓人家明白、讓全社會明白了。有良心、負責任的人，千萬不能做這種為改革而改革的事，有主見、能選擇的人們，千萬不能信任、依靠這種“我說故我在”的人。戶籍改革——三個層次各有其特定的確定內涵

從最廣義講，我們要改革的，恐怕應當是濫用戶籍制度造成諸多社會不公的各種陳舊的社會管控制度，而不一定是戶籍制度本身；從一般意義看，我們要改革的，恐怕是單方、單向、單一手段地審批人們遷移資格的“計劃經濟的大門衛”——戶口遷移制度，而不一定是不需要對人口遷移流動依法進行的科學管控；從最狹義說，我們要改革的，恐怕是戶籍登記管理中不利于人們自由流動的那些規定、方式和方法，而不是從根本上不登記管理戶籍，讓社會處于無法認識、無所依據因而無法運轉、無法管控的底部。確認這一點，是理性、科學因而有效探討戶籍改革的前提。遷徙自由——法制社會的有限自由

對應戶籍制度的三層次理解而言，對遷徙自由也有三個層次的理解。

最本質的理解，應當是“遷徙自由就是國家依法規范、區域市場調節、個人自主抉擇的人口流動遷徙權利”——最廣泛協調個人、群體、國家三層次各方面利益因而既理想也實際的方案，甚至可以說是民主法制的和諧社會的唯一選擇，是從“遷徙自由”到“自由遷徙”的不二法門。

一般的理解，就是“遷徙自由就是只登記、不審批，徹底恢復到1956年以前的狀態”，行政審批權、甚至整個行政權力都退出人口的遷徙流動領域——比較理想而未必現實，尤其不適合在人口眾多而資源匱乏條件以跨越式發展實現民族復興的今日中國。

最泛化的理解，遷徙自由就是整個國家權力、甚至社會管控行為都退出人口流動遷徙領域，“我想上哪住就上哪住，憑什么要人審批、登記？”——把“遷徙自由”這一選擇可能性誤認成“自由遷徙”那樣的自然現實性，這種近乎無政府主義的理解，很有煽動性但未必真有市場，因為，當今世界人們自由權利的不斷擴展，所依托的正是社會管控機制的日益科學有效，世界上所有經濟文化發達、人們生活自由的地區，正是長期依法科學、合理管控效果最好的地方。

概括起來說，第一，遷徙自由是由一個憲法性文件——1215年英國《自由憲章》首先提出的，屬于法治的范疇，因而是需要努力去實現的權利，而不是自然存在的事實。第二，遷徙自由是有管控的法治秩序，而不能理解成不準管控的各行其是，因為一切沒有法治的地方，既沒有切實的秩序，也沒有的真正的自由，一個沒有必要管控的人口流動遷徙局面，恐怕既不是我們個人的福音、更不是人類社會的福音。第三，我們所需要的遷徙自由的法治格局，只有通過依法治國才可能實現。遷徙自由——“是不為也，非并不能也”

與不問青紅皂白要廢除戶籍制度的呼聲相對應的，是不管不顧地要延續甚至強化遷移限制的習慣：中國各地區、行業、單位、個人間差別太大，政府嚴格管制都還是難題一片、問題成堆，“目前條件不成熟，還得慢慢來”！作為專門研究戶籍管理20多年的“專家”，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在今日中國，自由遷徙不可能自然成為現實，但遷徙自由的依法選擇機制已經完全有條件實現。

（1）從區域看，繼沿海、沿江、沿邊開放之后的西部開發、東北振興，尤其是十六大以來的健康、協調、永續發展的觀點與局面逐步形成，正在大幅度地縮小地區差別從而穩步減輕遷徙自由的環境壓力；

（2）從行業看，城市反哺鄉村、以非農業反哺農業的基本政策、機制、體制逐步健全，城市人口容納能力的大幅度提高與農村人口排斥能量的急劇降低，勢必雙向消減遷徙自由的競爭壓力；

(3)從個人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制社會，擠進城里由國家提供計劃經濟的“包福利”的想法日漸式微，個人必須承擔自由選擇的正負兩方面后果的社會認識，正在成為遷徙自由最深厚的社會心理基礎；

(4)從群體看，企事業單位先后改制改革，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格局已經普及，依法雙向選擇的用人機制，已經成為遷徙自由最直接的制度依據；從微觀上說，信息社會網絡化生存與電子政務的普及，實現遷徙自由的行政技術難題已經不難解決；

(5)從宏觀上看，城市體系從小到大、從偏到全、從弱到強，城市人口容量、能力和潛力，都遠遠不是改革開放之前所能比擬的了。自由遷徙——從實現戶籍制度自身的自由開始到底是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們的自由，還是人們把改變命運的諸多希望全部寄托到戶籍上的這種思維模式剝奪了戶籍制度的自由？我看是后者：

(1)個人希望獲得北京戶口從而擁有目前北京市民所享受到的一切社會待遇，自然就遇到北京市民保護既得利益防止被“外來人口”瓜分的巨大阻力，在兩者的博弈之中，戶口遷移審批制度無論怎么改革都難以兩全。

(2)群體和行業希望運用戶籍制度保護自身利益并爭取更大利益，都要求改革戶口遷移審批制度以便用非經濟手段為自己爭奪人才、限制人力、排斥人口，整個社會林立著無數個各自獨立的封閉堡壘，人口、人力、人才的正常流動根本無法實現，遷徙自由就永遠都是一句空話。

(3)區域希望用戶籍制度保護自己的弱小或者發展自身優勢，就永遠是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戶籍制度改革這“一盤棋”也就不可能從全國角度來下。

(4)最沒有道理的是，同樣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成的相對陳舊的所有與人口流動、人力調配、人才發展相關的社會管理制度，都既依賴陳舊的戶口遷移審批制度來保護自己免受改革、開放后社會變動的強烈沖擊，又抱怨“陳舊的戶籍管理制度嚴重束縛我們改革的手腳”。

因此，戶籍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首先解放戶籍本身：戶籍只為個人、群體、區域和國家提供所有人口、人力、人才的人口基本信息，而不再是其他制度設置的門檻、門衛，把戶籍制度從人事制度、勞動制度、教育制度、工資制度、住房制度、醫療和其他社會福利制度的糾纏中解放出。自由遷徙——迫切需要認同“分進合擊”的改革新思維

我的“分進合擊”改革思路，本來是最有效協調官方與民眾訴求的方案，卻經常受到官民兩方的誤解與責難：民間認為我背叛公眾的利益，“用改革復雜性阻止改革”，“替公安部門打掩護”；官方認為我“挑刺兒”、“添亂”、“站著說話不腰疼”。這盡管是我事先預料到的，卻也是我深為遺憾的：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公眾、為社會遺憾。

直接根源于改革開放以來戶籍改革經驗總結和教訓吸取的“分進合擊”改革思路，概括起來就是“整體脫鉤，分頭實施，穩步合成，促進和諧”：

(1)“整體脫鉤”：盡快在現代信息、網絡管理技術支持下實現全國“城鄉戶口登記管理無區別化”，使戶籍屬性不再充當各部門、各地區給公民不同待遇的行政技術條件與保障。

（2）“分頭實施”：“讓戶籍與利益脫鉤”，原先得到戶籍制度掩護的人事、勞動、教育、社會福利等諸多制度，再也不能有“限某某戶口”之類規則，迫使他們不得不進行本來就屬于職權范圍因而無可推脫的改革。

（3）“穩步合成”：諸多領域分頭進行的改革，使各個相關人口群體分別受益，比用一個戶口讓一個人受益的社會效益要大得多，一個一個具體規定不斷變革的“短促突擊”似乎難受，但實際收效遠比“看上去很美”的“整體轉軌”大得多、也快得多。

（4）“促進和諧”：有黨和國家路線、方針、政策的有力制導，有公眾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具體博弈，還有同行、鄰居、學界、媒體的整體壓力，回歸到該管部門的各項改革任務不可能被擱置，而只能越走越快，科學發展觀更有希望落實，寄托民族希望的和諧社會建設步伐才可能更快。

主持人評論：

參加本次論壇討論的兩位專家都長期關注和研究戶籍制度問題。王文錄研究員在對戶籍制度進行理論研究的同時，還對2001年至2003年間河北省石家莊市的戶籍制度改革進行了深入的跟蹤和系統的調查研究。供職于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王太元教授長期從事戶籍制度領域的教學和研究。

王文錄研究員在概括我國戶籍制度的功能和發展歷程的基礎上，介紹了當前我國不同城市和地區戶籍制度的多樣化模式。這些多樣化模式，加上公安部在過去10多年里已經推行的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解決戶口管理工作中的幾個突出問題等措施，昭示著我國的戶籍制度改革早已進入軌道，以這些嘗試為基礎，更為全面和系統的戶籍制度改革，顯然是不言自明的；這些多樣化模式的同時并存，完全符合鄧小平同志摸著石頭過河的主張，在暫時還缺乏統一的全國改革模式之前，各個地方充分發揮聰明才智探索戶籍制度改革的有效辦法，一旦時機成熟，這些模式將為全國性的戶籍制度改革提供寶貴的經驗。

王太元教授非常強調要理性、科學地看待戶籍制度問題。他將相關制度分為戶籍制度、戶政制度和戶口制度三個層面，認為三者需要區別對待，不能混為一談。依據上述三個層面的理解，他認為對遷徙自由的理解也有三個不同的層面。他主張，戶籍制度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首先解放戶籍制度本身，即戶籍只為個人、群體、區域和國家提供基本的人口信息，而不再是其他制度設置的門檻、門衛。

我們深知，戶籍制度問題是一個涉及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個人的大問題，它早已深入到我國社會生活和社會管理的每一個角落。關于戶籍制度的任何改革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事。因此，有關戶籍制度的話題，遠遠不是篇幅十分有限的本刊一次“人口與發展論壇”所能夠涵蓋的。我們希望，本次論壇能夠起到提出問題、引發討論的作用，推動更多的人來關注、思考和研究我國的戶籍制度及其改革問題，理性、科學地關注、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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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殷志靜.中國戶籍制度改革［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蘇志霞，王麗萍，時金芝.走向一元化［M］．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3年張慶五.中國古代戶籍制度的演變［J］.小城鎮建設，2001；11姚秀蘭.論中國戶籍制度的演變與改革［J］.法學，2004；5 江業文.新中國戶籍制度的歷史形成及歷史地位探析［J］.廣西社會科學，2004；1 劉伯文.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總體趨勢［J］.經濟體制改革，2004；1 李若建.中國人口的戶籍現狀與分區域推進戶籍制度改革［J］.中國人口科學，2003；3 王文錄.人口城鎮化背景下的戶籍制度變遷［J］.人口研究，2003；6吳云霞.論戶籍制度的梯度化改革［J］.社會科學，1999；10 黃燕.遷徙自由入憲與戶籍制度問題探討.四川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J］.2004；8 張慶五，張云.從國外民事登記看我國戶籍制度改革［J］.人口與計劃生育，2002；3 姬便便，王國軍.論戶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銜接［J］.科技導報，2004；11

（責任編輯：宋 嚴 收稿時間：2008-01）

第三篇：幼兒教育50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幼兒教育50年大事記

編者按：金秋十月，時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又恰逢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成立二十周年，我們特編發了“幼教五十年”這組文章，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幼兒教育50年大事記》將以連載形式刊發，本期為第一部分。歷史是一面鏡子，我們相信，讀者會從這組文章中領悟到很多很多。

中華人民共和國幼兒教育50年大事記 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理事長 史慧中 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幼兒教育(1949年10月至1956年8月)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幼兒教育事業獲得新生。

一、設置專門機構領導幼兒教育事業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在初等教育司內設置幼兒教育處。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決定成立高等教育部，中央教育部機構相應調整，幼兒教育處由原來的司屬處調整為部的一個直屬單位。幼兒教育事業在中央教育部直接領導下迅速發展。

二、明確幼兒園的雙重任務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下稱《共同綱領》)規定“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社會的生活各方面，均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要“注意保護母親、嬰兒和兒童的健康”。中國婦女從此翻身解放作了主人，幼兒成長受到了空前未有的關注。

1951年10月，《政務院關于改革學制的決定》明確規定：“實施幼兒教育的組織為幼兒園。幼兒園收三足歲至七足歲的幼兒，使他們的身心在入小學前獲得健全的發育。幼兒園應在有條件的城市中首先設立，然后逐步推廣。”

1952年3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頒發試行的《幼兒園暫行規程(草案)》明文規定：“幼兒園的任務是：根據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教育幼兒，使他們的身心在入小學前獲得健全的發育；同時減輕母親對幼兒的負擔，以便母親有時間參加政治生活、生產勞動、文化教育活動等。”據此，新中國幼兒園必須承擔教育幼兒和便利婦女參加社會建設的雙重任務。

三、改造舊幼兒教育與建設新民主主義幼兒教育并進

1949年12月中央教育部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確定“教育必須為國家建設服務，教育必須向工農開放”，并在明確全國教育工作總方針時指出應“以老解放區新教育經驗為基礎，吸收舊教育某些有用的經驗，特別要借助蘇聯教育建設的先進經驗”。

針對幼兒教育當時的基本情況，根據《共同綱領》和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精神，中央教育部幼兒教育處認為當時的“幼稚園”“一般是舊社會的遺產”，應該“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改造”；同時要“有計劃地培養典型，創造經驗，打好基礎，準備迎接經濟建設高潮到來的文教建設高潮中發展學前教育的新任務”。幼兒教育面臨著改造舊教育和建設新民主主義教育并進的任務。

(一)接受外國在我國設立的嬰幼兒慈善機構

1950年12月和1951年1月，政務院相繼發布《關于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機關及宗教團體登記條例》和《接受外國津貼及外資經營之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登記條例》。1951年1月，教育部又發出《關于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教會學校及其他教育機關的指示》。教育部、內務部、全國婦聯為此從1951年開始，共同領導了對外國在我國設立的孤兒院、慈幼院、育嬰堂等“慈善機構”的接受工作。這次接受工作最終將200余所外國“慈善機構”中的幸存者拯救了出來。

(二)向工農子女打開幼兒教育機構的大門

教育向工農開門對幼教機構而言，便是向工農和其他勞動人民子女開門。中央教育部為此采取的主要措施有：①廢除幼稚園的招生考試制度，經報名登記和核實情況即可，父母雙方因工作家中無人照顧的幼兒得以優先錄取；②日常在園時間從過去的半天予以延長，以利勞動婦女正常工作，并取消寒暑假制度；③家庭經濟困難的勞動人民子女保教費用可以減收或免收；④支持在工人住宅區設立幼兒園。昔日無權問津的工農等勞動人民子女，在新民主主義政治保障下，從此成了幼兒園的主要教育對象。

（三)學習蘇聯幼兒教育經驗，繼承老解放區幼兒教育工作精神

1950年9月，蘇聯幼兒教育專家戈琳娜被聘為中央教育部幼兒教育顧問，1954年，由馬弩依連柯繼任。兩位幼教專家定期參與教育部對全國幼兒教育情況分析工作，赴上海、天津、南京等地對幼兒師范學校和幼兒園工作進行考察指導，并在北京師范大學開設講座。蘇聯幼教理論和經驗在我國得到系統而廣泛的傳播。

從1950年下半年開始，教育部指定北京市六

一、北海和分司廳三所幼兒園(院)為學習蘇聯的實驗基地，翌年，又增加中央軍委保育院和北師大二附小幼兒園兩所實驗園。蘇聯專家每周一次輪流到這些幼兒園觀摩和分析教育活動，全國各地經常派人參加。1950年9月4日，教育部正式通知全國幼教工作者學習《蘇聯幼兒園教養員工作指南》和《我的兒童教育工作》等書，各地幼兒園進一步廣泛深入地向蘇聯學習。

在教育部確定的向蘇聯學習的五所實驗幼兒園中，六一幼兒院和中央軍委保育院系創辦于老解放區的幼兒教育機構。兩院的幼教工作者在長期艱苦環境中為保護和教育革命后代所付出的對幼教事業的熱愛和忠誠，在學習蘇聯過程中也得到明顯體現，不但保證了向蘇聯學習的質量，同時也對各地幼教工作者產生了積極影響。但是，她們“一切為了革命，一切為了孩子”的精神以及所創造的保教結合的原則等寶貴經驗，在當時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和傳播，以至影響了對老解放區先進保教經驗和資料的整理、保存和繼承。這對建設我國自己的幼教理論是一大損失。

(四)制訂政策性文件，指導幼兒教育事業

1950年6月19日，毛澤東主席在給教育部馬敘倫部長的信中提到：“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全國一切學校都應如此。”1951年1月，毛主席在給馬敘倫部長的信中又強調：“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我以為是正確的。”據此，中央教育部幼兒教育處處長張逸園在1951年6月《人民教育》雜志發表的《對幼稚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中提出：“新的幼稚園教學原則”是“全面發展”，“是培養學齡前兒童在生理上、意識上、行動上得到正確的成長、發展和變化。使他們的身體、智力、道德習慣及愛美觀點等得到全面的發展”。這對幼兒園促使幼兒“體、智、德、美”全面發展教育方針的確立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奠基作用。同時，借助蘇聯理論和老解放區某些經驗，教育部制訂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

《幼兒園暫行規程(草案)》(下稱《規程(草案)》)經1951年8月第一次全國初等教育會議通過，1952年3月18日由中央教育部正式頒發試行。《規程（草案)》對幼兒園的任務、目標、學制、設置、領導、教養原則、教養活動項目、組織會議制度、經費、設備等，分成七章作出規定。

《幼兒園暫行教學綱要(草案)》(下稱《綱要(草案)》)經1951年第一次全國初等教育會議討論后，干1952年頒布試行。《綱要(草案)》本著使幼兒獲得全面發展的教養原則，對不同年齡班幼兒的年齡特點和教育要點作了闡述和規定，并對六類教學(體育、語言、認識環境、圖畫手工、音樂、計算)的目標、教材大綱、教學要點和設備要點作了規定，使幼兒園教育有了更加明確的目的、計劃和學科教學思想。但同時也為單一的學科課程定下了實踐模式。

(五)總結我國幼兒教育工作經驗

1954年10月，“北京、天津兩市幼兒園教養員工作經驗交流會”揭開了總結本國幼教工作經驗的序幕。1956年6月18日，教育部又向河北、吉林、廣東、內蒙古等15個省(自治區)教育廳下達了《關于組織幼教工作者收集和總結經驗的通知》，建議全國各地根據當地條件，組織幼教工作者收集和總結經驗，并對如何收集和總結經驗提出了指導性的建議。此后，積累和總結經驗之風在各地興起，實際工作者的工作信心也日漸增強。

與此同時，中央教育部幼兒教育處專門設立了研究室，承擔起“收集、總結并推廣幼兒園經驗”和“加強宣傳教育工作”的任務。北京、天津等市也相繼成立幼兒教育研究室。

教育部對玩、教具制作和設計生產也給予了重視。1951年8月第一次全國初等教育會議期間，便展出了幼兒園工作人員自制的玩具和教具。1952年，根據北京市吳晗副市長的批示，北京市召開了玩具座談會，全國婦聯、教育部、兒童玩具廠均有代表參加。1956年，我國出版了《幼兒園自制玩具、教具介紹》一書，對在有限經濟條件下的幼教機構充實玩具以促進幼兒發展起了實踐性的指導作用。

1954年教育部委托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學前教研室組織各層次幼教工作者編寫《幼兒教育工作指南》一書。書中闡述了我國幼兒園的雙重任務和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規定了各年齡班各項活動的教育綱要，介紹了活動的組織方式方法，強調將教育貫穿于幼兒園一日的各種活動之中，突出了教師的主導作用，并附有大量幼兒園教材，是較全面體現我國學習蘇聯幼教理論與本國實踐相結合的具體成果。

然而，在重視學習蘇聯及總結我國幼教經驗的同時，陳鶴琴的“活教育”理論及其實踐經驗則遭到全盤否定和批判。這種無情的粗暴的批判違背了政府關于“吸收舊教育某些有用的經驗”的政策。

四、明確托兒所和幼兒園的領導關系，加強托幼干部的培訓

建國初期，托兒所、幼兒園的稱呼沒有明確的區分標準，托幼機構領導關系不明，影響了托幼事業的發展。中央教育部小學教育司為此于1950年12月致函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陳述托兒所與幼兒園的劃分和領導關系問題，建議以兒童三周歲為托兒所與幼兒園的分界，托兒所歸衛生部門領導，幼兒園歸教育部門領導。

1956年2月23日，教育部、衛生部、內務部頒發《關于托兒所幼兒園幾個問題的聯合通知》(下稱《聯合通知》)，對托兒所、幼兒園的領導問題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托兒所和幼兒園應依兒童的年齡來劃分，即收三周歲以下的兒童者為托兒所，收三至六周歲的兒童者為幼兒國”，“有關方針、政策、規章、制度、法令、教育計劃、教育內容、教育方法、兒童保健等業務，在托兒所的方面，則統一由衛生行政部門領導；幼兒園內的托兒班由衛生行政部門進行業務指導；幼兒園統一由教育行政部門領導，托兒所內的幼兒斑由教育行政部門進行業務指導，主辦單位并應向當地衛生行政部門、教育行政部門報告工作。至于民政部門所辦的救濟性質的托兒所、幼兒園仍由民政部門主管，但其業務亦應分別由衛生、教育行政部門領導”。

《聯合通知》還將培養和訓練干部專門作為一個問題予以規定，要求衛生、教育行政部門除分剔負責“培養與提高托兒所、幼兒園干部的政治和業務水平外”，“還須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共同為保教事業干部的培養與提高而努力”。

五、依據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發展幼兒教育事業

宋慶齡于1949年7月即親自創辦了中國福利會幼兒園。1951年11月，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成立，宋慶齡任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成立后，和教育部、全國婦聯、衛生部等單位密切聯系，積極發展幼兒教育事業。

(一)接辦私立幼兒園

根據1952年9月教育部《關于接辦私立中小學的指示》精神，某些私立幼兒園，如南京陳鶴琴主辦的鼓樓幼兒園、重慶劉文蘭主辦的景德幼兒園等，由私立改為公立。(二)依據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發展幼兒園

1953年6月，教育部召開第二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指出幼教機構“也要從實際出發，在整頓鞏固的基礎上有計劃有重點地發展”。1955年1月，國務院發布教育部《關于工礦、企業自辦中、小學和幼兒園的規定》，明確提出各工礦企業”根據需要與可能的原則，得獨立或聯合創辦職工子女中、小學和幼兒園”，同時，要求”省(市)、縣教育行政部門對職工子女中、小學和幼兒園的有關教育方針、政策、學制、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及教材用書”等予以“規定、指示、布置與檢查”，并“協助解決師資”。據此精神，1956年2月23日，教育部、衛生部、內務部在《聯合通知》中指出：“托兒所、幼兒園的發展，必須更好地依靠群眾，配合群眾團體——婦聯、工會，動員多方面的人力、物力來進行??托兒所、幼兒園應貫徹整頓、鞏固、穩步發展并以工廠、機關、團體、群眾自辦為主的方針??發展重點應放在工業地區和大、中城市。至于農村，應根據需要與自愿的原則，提倡農業生產合作社或互助組辦理季節性的托兒所和幼兒園。”《聯合通知》還規定應該按照“全面規劃，加強領導”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根據需要與可能的條件積極發展托兒所、幼兒園??教育行政部門在可能條件下辦一些幼兒園起示范作用”。同時指出，“托兒所、幼兒園可用多種多樣辦法辦理，但必須以整日制(即日托)為努力方向”。

1956年3月20日，教育部、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又聯合發出《關于中、小學、師范學校的托兒所工作的指示》，指出“在教育工會組織的積極協助下，依靠群眾，舉辦各種類型的托兒所”的必要性，并要求“積極改進其工作，使之鞏固、發展”。

在當時“兩條腿走路”的發展方針指導下，幼兒園發展迅速。

六、注意幼兒教育師資培養

(一)幼兒園師資培養

1952年7月16日頒發《師范范學校暫行規程(草案)》(下稱《師范規程》)，規定“培養幼兒教育的師資”是師范學校的任務之一。幼兒園師資培養工作在新中國建立之初便有了法規保證。

《師范規程》明確經師范學校培養的師資應“具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初步基礎”，具有“中等文化水平和教育專業的知識、技能”，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教育事業服務”。為完成幼兒園師資的培養任務，可獨立設置“幼兒師范學校”，或在“師范學校”內“附設幼兒師范科”，其”修業年限為三年，招收初級中學畢業生或具有同等學力者”。此外，“師范學校得附設師范速成班”，“招收初中畢業生或具有同等學力者，修業年限定為一年”，還可“附設短期師資訓練班”，為在建國初期的有限條件下培養正規幼兒園師資提供了多種渠道。

《師范規程》規定，“為了便利學生觀摩實習，應設附屬小學或幼兒園，或由所在地教育行政機關指定附近小學、幼兒園為實習場所”，使”總則”中“以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方針”和“教育原則”中“應注重參觀、實習，使學生在實踐中提高其專業知識和技能”的精神得以落實。

1956年5月，教育部頒發《幼兒師范學校教學計劃》。同年6月，教育部又頒發了《初級幼兒師范學校的教學計劃》。

1956年6月，教育部發出《關于大力培養小學和幼兒園教養員的指示》(下稱《指示》)，提出“今后必須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下，及時地完成培養小學教師和幼兒園教養員的任務”。《指示》指出，“幼兒教育緊跟著讓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事業的迅速前進，也將有很大的發展，因此，今后有關幼兒國師資的培養供應，也必須采取更為切實有效的步驟”，并對大量培養幼兒園教養員所應采取的具體措施作了提示。

政府對幼兒園師資培養的重視和切合實際需要的多種政策，使正規幼兒師范學校與各種培訓相結合的手段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二)高等師范院校學前教育專業

1952年7月，教育部頒發試行的《關于高等師范學校的規定》中指出：教育系得分設學前教育組，培養中等幼兒師范學校的教師。根據同年教育部有關高等學校院系調整計劃的精神，將分散于一些高校的有關專業，適當合并，以利集中力量，形成幼兒師范學校師資培養基地。

(三)關心幼兒園教職員工生活

1956年6月18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關于中、小學、幼兒園教職員工退休、退職、病假期間待遇所需經費開支問題回復福建省教育廳的公函》中明確指出，幼兒園教職員工退休、退職、病假期間待遇，參照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關規定執行。所需經費按內務部、財政部、國務院人事局聯合通知中各項規定執行。幼兒園教職員工有了與機關干部同等的生活待遇和保障。

社會主義全面建設時期的幼兒教育(1956年9月至1966年4月)

進入社會主義全面建設時期，幼兒教育事業得到進一步發展。隨著國家工農業生產“大躍進”，農村幼兒教育機構曾一度出現發展失控現象。1961年，黨中央提出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幼兒教育事業發展逐步恢復正常。

一、幼教機構穩步發展，幼教質量不斷提高

教育部門主辦的幼兒園，1953年為3900所，1957年增加到4400所；工礦、企業、機關等部門主辦的幼兒園，1953年為500所，1957年增加到3400所；民辦幼兒園，1953年為1100所，1957年增加到8600所。在多種類型幼兒園同時增長的情況下，工礦、企業、機關等部門辦的幼兒園的增長最為明顯，這反映了《聯合通知》中關于“全面規劃，加強領導”和“在城市中由廠礦、企業、機關、團體舉辦”幼兒園的方針符合當時我國經濟發展與幼兒教育發展相適應的現實需要。

教育部門主辦的幼兒園，1956年為4500所，1957年減少至4400所；民辦幼兒園，1956年為11500所，1957年減少至8600所。這說明《聯合通知》中按年齡劃清托兒所與幼兒園界限和有關“主辦單位應采取有效辦法對不合格的幼兒園進行檢查和整頓”的規定產生了作用。至于工礦、企業、機關等部門主辦的幼兒園，1956年為2500所，1957年為3400所，一年內增長了36%，則反映了《聯合通知》中將城市幼兒國的發展重點放在工礦、企業區的方針符合當時國家經濟發展特點。

1956年11月6日，教育部頒發《關于幼兒園幼兒的作息制度和各項活動的規定》(下稱《規定》)，要求幼兒國“嚴格執行”，以利于“貫徹全面發展的幼兒教育方針”。《規定》的某些具體要求至今仍應是幼兒園努力遵守的。但是，由于當時將“作業”闡釋為“在同一時間內對全班幼兒進行教學或復習”，較少注意因兒童個體差異施以不同的教育組織形式，以致幼兒園較長時間存在“偏重課堂教學”和“千園一面”的現象。

1956年11月，教育部頒發了《關于組織幼兒教育義務視導員進行視導工作的辦法》，提出要“廣泛就地組織有經驗的幼兒園園長和教師擔任義務視導員，在教育行政部門幼教科(或組)的領導下，進行視導工作”，義務視導員“有責任傳播優良的工作經驗，幫助各園提高工作質量”。這在當時不失為一種提高幼兒教育質量的有效措施。

教育部幼兒教育處主辦的季刊《學前教育》于1957年9月1日正式公開發行，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幼兒教育刊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從1956年9月開始為學前兒童舉辦了《小喇叭》專題節目，孫敬修、曹燦等專家播講故事，不少幼兒園將該節目作為每日固定的幼兒活動內容。上述傳播媒介對提高幼兒園教師水平、豐富幼兒活動內容和促進幼兒發展，均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二、農村幼兒教育機構發展“大躍進”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對幼兒教育的發展提出全國應在三年到五年的時間內基本完成“使學齡前兒童大多數都能入托兒所幼兒園的任務”。1958年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還提出公社“要辦好托兒所和幼兒園，使每一個孩子比在家里生活得好，教育得好??父母可以決定孩于是否需要寄宿??公社必須大量培養托兒所和幼兒園的合格的保育員和教養員”。

在當時強調數量發展的形勢下，“三天托兒化”、“一夜托兒化”、“實行寄宿制，消滅三大差別”等口號和行動，在農村紛紛出現，只顧將全村幼兒集中同吃、同住，不顧中央指示中“要辦好托兒所和幼兒園”的質量要求。1957年，全國幼教機構16400處，1958年猛增至695300處。其中教育部門主辦的幼兒園數只從1957年的4400處增至1958年的4500處，而農村幼兒園則從1957年的8600處猛增至1958年的686000處。1960年，全國幼兒園又增至785000處，入園幼兒增至29331000人(1959年為2172200人)。這樣的發展速度大大超越了我國當時農村經濟發展水平，違背了幼教事業發展的客觀規律。在這種情況下，教育部對有的地區適應現實條件和幼教特點的比較理智的措施頗為重視，并將有關文件原文轉發至全國各地、力圖對發展失控地區能有積極影響。1958年7月22日教育部《轉發江蘇等省關于辦農村幼兒園的四個文件的通知》是當時具有代表性的一個文件。但是，這類文件未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村幼教機構發展失控的狀況。

三、幼兒教育學術進展受阻

1958年8月，教育部主辦的《學前教育》雜志和《教師報》、《人民教育》同時停刊。同月，北京師范大學邀請京、津兩地有關學校和科研機關研究人員舉行座談會批判心理學教學中的“資產階級方向”，指責心理學以心理分析代替階級分析。《光明日報》則發表《拔掉資產階級教育科學中的一面白旗》的社論，對心理學教學予以批判。12月，教育部頒發《關于<幼兒園教育工作指南(初稿)>不要按正式文件使用的通知》，聲明“《指南(初稿)》系教育部委托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研室起草的，尚未經起草委員會及教育部審查”。北師大教育系學前教育專業學生給《指南(初稿)》羅列了“篡改黨的教育方針”、“丑化勞動人民”、“反動的兒童中心主義”等罪名，橫加批判。1961—1962年，雖然對《指南(初稿)》重新作了評價，認為應該重新認識根據兒童年齡特點進行教育的必要性，但批判時所出現的大量口號化、形式化、成人化的錯誤，對幼兒教育學術研究的影響則是長遠的。

四、幼兒教育起步恢復正常秩序

1960年12月15日，楊秀峰同志在全國文教工作會議上發言，在談到1961年教育事業計劃問題時指出“要繼續重視和加強幼兒教育”。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在此方針指引下、幼兒教育機構根據經濟、師資等實際條件采取了保留、撤銷、充實等手段，朝著鞏固和提高的目標逐步恢復正常發展秩序：(一）幼兒園發展情況逐步穩定

1960年全國有幼兒園785000所，1961年減至60300所。其中教育部門主辦的幼兒園減少并不顯著，大量減少的是其他部門及民辦集體類型幼兒園。在中央八字方針指引下，農村幼兒園的發展逐步定向下正常和穩定。(二)幼兒師范學校重新受到重視

1961年10月25日—11月2日，教育部召開全國師范工作會議。1962年1月《教育部黨組關于全國師范教育會議的報告》(下稱《報告》)明確指出要重視幼兒園師資培養。《報告》提到“三年制的幼兒師范，主要是培養大、中城市重點幼兒園的教養員，目前不能多辦”，“應該多辦初級幼兒師范，招收相當于高小畢業程度的青年，培養成為城鎮和農村幼兒國內教養員，學習時間的長短，可以因地制宜”。《報告》還明確提出“幼兒師范的教材，教育部準備組織力量分工編寫，積極解決”，“幼兒師范，以政治、語文、數學、幼兒教育學為主要學科，同時各年級都要安排教育見習和實習”。幼兒師范學校由1952年的2所增加到1957年的20所，在校學生數由2100人增加到15287人。大躍進年代的1960年，幼兒師范學校增加到89所，在校學生增加到69278人。經過調整整頓、1963—1965年期間，中級幼兒師范學校穩定在19所，每年在校生也穩定在5000人左右。從此，培養幼兒園教師由初級幼兒師范轉為以中級幼兒師范為主(1958年初級幼師生占在校生總數62.2%，1959年下降為占45%，1962年下降至只占3%)，幼兒園教師的水平逐步得到提高。(三)地方教育行政部門采取措施恢復幼兒園工作秩序

為促使幼兒園教育工作盡快趨向穩定，從1962年開始，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門采取了積極措施。例如，北京市制定了《培養幼兒衛生習慣和獨立生活能力》的常規，上海市制定了《幼兒園工作條例30條》和《幼兒園品德教育提綱》，江蘇常州市制定了《幼兒園工作條例》等。

五、全國幼兒教育領導力量削弱

恢復整頓時期，教育部精簡機構，幼兒教育處被撤銷，僅保留1名原幼教處干部在普通教育司綜合處處理有關日常事務。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教育部基本上沒有對幼兒教育工作下發文件指示，幼兒教育的發展與提高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幼兒教育(1966年5月至1976年9月)

一、全盤否定黨和政府的幼兒教育路線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公布，幼兒教育界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這場風暴。

有關幼兒教育的大、小字報，將主要矛頭對準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幼教路線，甚至將它批判為“一條極力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教育路線的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如：解放婦女勞動力和教育幼兒的雙重任務被批判為“脫離階級斗爭，單純以生產為中心”；建國初期學習蘇聯幼教理論被批判為“大肆吹捧、販賣修正主義貨色”；成立于老解放區的六一幼兒院被批判為“培養特殊階層的、陰謀復辟資本主義的黑樣板”；整頓、鞏固、提高公社幼兒園被批判為“強調物質設備，鼓吹業務精神，吹捧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作用”，等等。

二、幼兒教育的政治化和階級斗爭化

1966年3月5日，教育部、全國教育工會發出在教育戰線上掀起一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的通知，要求學校、教師“以政治統帥業務”，“狠抓教育戰線上的階級斗爭”。幼兒園教育工作也突出了“政治”和“階級斗爭”。

適合幼兒年齡特點的體、智、德、美全面發展教育方針被批判為“忽視德育”。科學的體育內容被扣上“培養修正主義苗子”的帽子，取而代之的是違反科學的近乎愚昧的措施。

幼兒園德育的無產階級政治思想性集中體現在幼兒參與成人的階級斗爭活動。例如，幼兒園增設了“政治課”，主要教材是“毛主席語錄”、“評法批儒材料”等。至于文明禮貌、互助友愛、五愛教育等均被排斥于德育內容之外。

由于將認識環境和發展智力均作為智育第一進行批判，加之《人民日報》等報刊對《園丁之歌》的圍剿，原有兒歌、故事、童話等文藝作品均被視為封、資、修的糟粕，幼兒園已無智育可言。

至于美育，則更被視為是追求美的資產階級思想而砍掉。

三、幼兒教育機構橫道摧殘

廣大幼教工作者在工作中長期積累形成的幼教管理制度，被視為“管、卡、壓的手段”遭到批判；教師和保育員的合理分工，被扣上“資產階級法權”的帽子而取消，國內各類工作由全體教職工輪流擔任；又紅又專的園長和教師成了“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遭專政，政治和專業條件并不強的工作人員獲取幼兒園的領導權。培養幼兒園師資的幼兒師范學校紛紛停辦，全國當時只剩下一所浙江幼兒師范學校，該校在經過了“停課鬧革命”后，至70年代初才開始舉辦短期培訓班。幼兒園十多年中斷了師資來源，各級幼教行政單位被撤銷，一些幼兒園被解散，一些幼兒園的房屋、場地被擠占。

四、幼兒教育生機緩慢回升

十年浩劫使我國幼兒教育事業遭到空前災難。不過，值得欣慰的是，有的地區在重重困難之中，仍然本著對幼教事業的忠誠，堅持著正確的辦園道路。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優生優育同幼兒教育事業聯系了起來，促進了幼兒教育事業的回升。1975年，衛生部婦幼局在江蘇省如東縣召開了婦幼保健、優生優育、幼兒教育座談會。此后，江蘇省乃至全國推廣了如東縣三項工作一齊抓的工作經驗。江蘇省委宣傳部并通知南京師范學院幼教系教師赴如東縣輔導和培訓幼教師資。有的地方逐漸恢復或重建幼兒師范學校，北京市幼兒師范學校在1975年恢復。

全國幼兒園從1965年的19200所增加到1973年的45500所，在園幼兒從1713000人增加到2450000人。到1976年，全國幼兒園增加到442600所，在園幼兒增加到13955000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幼兒教育（1976年10月—1999年6月)

1976年秋，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國家進入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幼兒教育事業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一、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幼兒教育體系提供路線方針保證(一)黨和政府加強對幼兒教育的領導

1978年，教育部在普通教育司設立幼教特教處。失去國家機關專職領導已達16年之久的幼教事業又有了行政領導機構。

1979年3月29日，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恢復。1979年6月18日，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十分重視發展托兒所、幼兒園，加強幼兒教育”。不久，經康克清協調，教育部、衛生部、計委、建委、農委、財政部、商業部、民政部、勞動總局、城建總局、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等13個單位于1979年7月21日至8月7日聯合召開全國托幼工作會議。會議作出了由國務院設立“托幼工作領導小組”的決定，以加強對托幼工作的領導。托幼工作領導小組成員由上述13個政府部門和群眾團體的負責同志組成，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任組長，辦事機構設在全國婦聯。會議同時要求各省(市)成立地方托幼工作領導小組，以保證全國托—幼工作領導小組的有關指示精神在基層得到貫徹落實。全國托幼工作領導小組于1981年5月在中南海召開了京、津兩地托兒所、幼兒園代表座談會，萬里副總理到會講話，指出“幼兒教育工作是一門科學??要發展幼兒師范，大學也應該設立幼兒教育專業”，對托幼工作質量提出進一步要求。

1982年12月，國務院在《關于第六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提出“要注重發展學齡前教育”，明確提出“六五”期間幼教事業的發展指標為：從“1980年1151萬名入園的幼兒數增加至1985年的1800萬名”。但是，1979年成立的全國托幼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設在全國婦聯的辦事機構因國家機構改革被撤銷，而該機構的工作任務又未明確由哪個部門承擔，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幼兒教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于是，國家教委等8個部門向國務院辦公廳作了《關于明確幼兒教育事業領導管理職責分工的請示》(下稱《分工請示》)，國務院辦公廳于1987年10月15日正式轉發了這份請示。

《分工請示》明確托幼事業“必須在政府統一領導下”，“依靠部門、單位和集體、個人等方面力量”發展，“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和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的原則”，并規定“有關幼兒教育工作中的重大政策問題，由國家教委牽頭，有關部門參加，共同研究”，“屬于各部門分工的工作，又需同其他部門共同研究的重要問題，由主管部門牽頭，有關部門參加”，既突出了幼教事業的教育屬性，又顯示了計劃經濟體制下依靠行政加強領導，多渠道發展幼兒教育事業的特點。

90年代后，國務院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大部分地、縣均成立了兒童工作協調機構，加強了對托幼工作的領導。

(二)制定政策性文件，指導不同時期幼兒教育事業的發展

1.撥亂反正時期(1976年10月至1982年9月)

針對幼教機構較多集中于城市，受“四人幫”破壞也最為嚴重的現實，教育部于1979年11月8日頒發了《城市幼兒園工作條例(試行草案)》(下稱《城市條例》)。《城市條例》對幼兒教育的方針、目標、內容和制度所作的詳盡規定，有助于幼兒園工作人員把握方向，較為迅速地恢復了幼兒園的正常工作秩序。

1981年10月31日，教育部發出《關于試行幼兒園教育綱要(試行草案)的通知》(下稱《教育綱要》)，作為“各類幼兒園進行教育工作的依據”，要求各地幼兒園結合實際試行。《教育綱要》繼承了50年代《教學綱要》的主要精神，并將教育觀念提到了新的高度。在頒布《教育綱要》的同時，教育部委托上海市組織編寫了幼兒園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并通過上海教育出版讓繪編出版與教材配套的掛圖。

2.開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面時期(1982年9月至1992年9月)

根據我國農村人口占80%以上的最大的國情，教育部頒發了兩個政策性文件：①1983年9月21日，發布了《關于發展農村幼兒教育的幾點意見》，對發展農村幼兒教育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②1986年6月16日，發布了《關于進一步辦好幼兒學前班意見》，文件首先肯定了創始于1979年湖南桃江縣的學前一年幼兒教育這種做法，并提出進一步改進的意見，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教育部門組織編寫學前班的教師教學用書，以提高學前教育質量。

上述文件的頒布，促使農村幼兒園迅速發展：縣鎮幼教機構由1982年的11293處增至1992年的24044處；農村幼教機構由1982年的91809處增至1992年的111016處。1992年，全國小學附設學前班占幼教機構總班數的42.5%，其中農村學前攻占54.2%，縣鎮學前班占29.2%。1993年，學前班已占全國幼教機構總攻數的44.6%，其中農村學前進占56.2%，縣鎮學前攻占30.3%。實踐證明，在我國各地經濟、文化、教育發展很不平衡，大部分地區幼兒教育發展尚不夠發達的情況下，農村學前班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形式。

1985年5月，《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明確指出”教育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質”，“把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地方”，“加強領導，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保證教育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1987年10月國務院辦公斤轉發了國家教委等8個部門《關于明確幼兒教育事業領導管理職責分工的請示》的通知，將發展托幼事業提到了與民族素質密切相關的戰略高度。據此精神，教育、衛生、建設等部門根據各自分工制訂文件，引導托幼機構工作逐步走向科學化、規范化，以達到為幼兒奠定良好素質基礎的目的。例如，衛生部制訂的《托兒所、幼兒園衛生保健制度》，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和國家教委制訂的《托兒所、幼兒園建筑設計規范》，勞動人事部和國家教委頒發的《全日制、寄宿制幼兒園編制標準(試行)》，等等。

1988年8月15日，國務院辦公斤轉發國家教委、國家計委等8個部門《關于加強幼兒教育工作的意見》。1989年8月20日，國務院批準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幼兒教育行政法規《幼兒園管理條例》(下稱《條例》)，1989年9月11日以國家教育委員會第4號令發布。《條例》對幼兒園的基本條件、行政管理、保教工作等作了規定。

由于加強了科學管理，幼教機構在依法治教的軌道上獲得了穩步的發展：1990年，全國各類幼兒園(班)17.2萬處，較1980年增長5%；在園幼兒1972萬人，較1980年增長50%。全國3—6歲幼兒入園(班)率由1978年的11.3%提高到1990年的26.3%。

根據《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的“要改革同社會主義現代化不相適應的教育思想、教育內容、教育方法??使基礎教育得到切實的加強”的精神，國家教委于1989年6月5日頒布了《幼兒園工作規程(試行)》，在重申1981年《教育綱要》基本精神的基礎上，突出了促使幼教現代化的教育原則。

3.加大改革力度，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1992年10月至1999年6月)

9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號召“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1992年7月，國家教委在《關于深入學習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的通知》中要求“牢固樹立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使教育更好地為加快經濟發展服務”。

1990年，李鵬總理簽署了世界兒童問題首腦會議通過的《兒童生存、保護、發展世界宣言》。199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我國政府參加簽署的聯合國制訂的《兒童權利公約》從1992年4月1日起在我國生效。

1991年9月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1992年2月公布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協調委員會編制的《九十年代中國兒童發展規劃綱要》，1995年3月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這些國家法律和綱領性文件，將兒童的生存、保護和發展與人類未來之間的關系提到“人口素質基礎”和“未來發展的先決條件”的高度。面對國家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兒童保教需求尚存在較大差距的實情，幼教界將促進少數民族、邊疆和貧困地區幼教事業發展，改善廣大幼兒生活和受教育條件列入了重要的議事日程。根據國家教委基礎教育司、衛生部醫政司、民政部社會福利司、中國殘聯康復部等單位于1993年6月聯合發出的《關于進一步做好學齡前智殘兒童康復訓練工作的通知》精神，從提高全民族素質的最終目的出發，幼教工作者將視野從正常幼兒教育擴展至特殊幼兒教育。

根據江澤民主席在十四大報告中提出的有關“鼓勵多渠道、多形式社會集體辦學和民間辦學”的精神和李嵐清副總理在1994年6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總結講話中有關“企業在轉換經營機制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應繼續辦好所屬中小學、幼兒園”的精神，各地針對實際.大膽改革，勇于創新，形成各自的特色，為幼教事業發展增添了活力。其中青島市城市學前教育體制改革模式，溫州市社會力量辦園模式，北京崇文區幼兒園體制改革模式，上海市適應城市整體建設的幼教事業發展措施等較有代表性。

國家教委、國家計委、全國婦聯等部門于1995年9月19日聯合發布的《關于企業辦幼兒園的若干意見》，指出“有條件的企業應繼續辦好幼兒園”、”加強社區對幼兒教育的扶持與管理”、“在城市規劃建設中安排好幼兒園規劃和建設”。

1996年9月，全國婦聯、國家教委頒布《全國家庭教育工作“九五”計劃》，提出“到2叨O年，使90%兒童(14歲以下)的家長不同程度地掌握保育、教育兒童的知識??掌握科學的教育方法，提高家長素質；使家庭、學校、社會協調配合”。

1997年7月17日，國家教委印發了《全國幼兒教育事業“九五”發展目標實施意見》(下稱《實施意見》)，為實現《全國教育事業“九五”計劃和2010年發展規劃》對幼兒教育事業提出的目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實施意見》提出，2000年全國學前三年幼兒入園(班)率達到45%以上，大中城市基本解決適齡幼兒入園問題，農村學前一年幼兒入園(班)率達到60%以上，并按“普九”情況和經濟發展水平提出分區實施要求。

二、開展科學研究，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幼教體系的規律

鄧小平同志在1977年8月8日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科學、教育“需要有一個機構，統一規劃，統一調度，統一安排，統一指導協作”。1978年7月4日，國務院批準《教育部關于重建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請示報告》。當年1O月，國家重建了在“文革”時期被解散的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幼兒教育研究室于恢復建所初期設立。1979年3月23日至4月13日，教育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下稱“規劃會議”)，討論了《1979—1985教育科學發展規劃綱要(草案)》，成立了中國教育學會。會上，左淑東等9名幼兒教育界代表聯名向中國教育學會遞交了成立全國幼兒教育研究會的申請書。經中國教育學會批準，全國幼兒教育研究會于1979年11月3日在南京成立，左淑東為首任理事長，陳鶴琴為名譽理事長。幼教界從此形成了一支專門研究機構和群眾學術團體相結合的研究隊伍。

(一)適應形勢，確立課題，有計劃地開展幼教科研

《1979—1985教育科學發展規劃綱要(草案)》指出，需“加強教育科學各門類基礎理論研究，為編寫教育學、心理學、中外教育史、各科教材教法、幼兒教育學等打下科學基礎；并為研究各種教育的實際問題，提供基礎理論的指導”。1983年9月29日，全國教育規劃小組組長何東昌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需要有中國特色的教育科學》的講話中指出：“需要從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我們能夠預見到的，教育事業發展中間的重大問題出發進行科學研究??提出理論上的依據，然后再根據這個理論來制訂方針政策”，“幼兒園階段更多的是心理的”問題。幼教界在分析受“四人幫”破壞的幼教狀況后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例如：啟動于1979年末的“3—6歲幼兒言語發展特點的調查研究”(中央教科所幼教室主持的第一個項目)；中央教科所幼教室與16個省(市、自治區)幼教工作者協作進行的“我國幼兒形態、機能、基本體育活動能力的調查研究”；中央教科所幼教室于1979年開始進行的“建國32年來幼兒教育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的課題研究；中央教科所幼教室從1980年開始在北京、廣州、南京、重慶等地幼兒園進行的幼兒營養調查和實驗；中央教科所和陜西師大共同主持的有關幼兒觀察力的調查；廣州市教科所主持的對廣州、深圳地區幼兒個性品質現狀的調查；河北張家口市教委主持的幼兒創造性思維發展的研究，等等。

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和1987年7月全國第三次教育科學規劃會議對“七五”期間教育科研工作提出了要求：“要更明確為有中國特色的讓會主義建設服務”，要“以對實際工作指導作用的大小、正確與否作為衡量的標志”，“要有目的地作好若干第一手資料的積累”，促使幼兒教育科學研究在立題、制訂方案、研究手段和方法運用方面，注意適應當前形勢需要和保證研究成果質量的要求。

中央教科所幼教室經批準設立了題為“適應我國國情，提高幼兒素質的調查研究”的“七五”規劃國家教委重點項目。此后，這一奠定幼兒素質教育基礎的項目由診斷性的調查研究進入治療性的實驗研究，成為“八五”中華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適應我國國情提高幼兒素質實驗研究”。

立足于為幼兒奠定良好素質基礎的根本目的，為改善廣大農村幼兒生存和學習的條件，確立的研究項目有：①由南京師范大學幼兒教育系主持的“農村幼兒教育研究”是列入全國教育科研“七五”規劃的第一個農村幼教研究課題。②中央教科所幼教室在80年代初申請并設立了”八五”全國教育科研規劃課題“河北農村學前教育項目”，后又將實驗點從河北擴展至貴州。③南京師大建立“學前兒童多種保教形式的研究”課題組，充分挖掘正規幼兒園的潛力，探索以幼兒園為核心的多種學前兒童保教形式，在學前一年或兩年教育已基本解決的地區，通過非正規形式使散居幼兒受到一定程度的學前教育。④中國福利會確立了扶貧項目，采取培訓、資助、探索規律等手段，在廣西、內蒙古、新疆等農村地區，進行了長期研究。

在幼兒園教育教學改革方面影響較大的課題有：國家教委在全國10個省、市進行實施《幼兒園工作規程》的試驗；北京市教科所與北京市幼兒師范學校合作進行的“幼兒玩具系列化促進幼兒智力發展的實驗研究”；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學前教育專業進行的”幼兒園教育大綱實驗研究”(為此后國家教委辦公廳頒發的《關于在幼兒園加強愛家鄉、愛祖國教育意見》作了貫徹落實的思想認識和教育行動的準備)；南京師范大學幼兒教育系主持的“幼兒園科學教育活動設計的研究”，等等。

1990年世界全民教育大會通過《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和《滿足基本學習需要的行動綱領》。1993年3月1日，中國全民教育國家級大會召開，通過了《中國全民教育行動綱領》，將“大小城市基本滿足幼兒接受教育要求，農村學前一年教育的幼兒入園率達60%”列為2000年的“全民教育目標”。1994年6月，江澤民主席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號召“要加快教育改革和發展”，“全面實現黨中央、國務院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李鵬總理在《動員起來，為實施<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而努力》的報告中提出要“重視發展幼兒教育”。所有這些，使幼教工作者的科研行為更加自覺和自主。

經全國教育科學研究規劃組批準的幼教科研課題，其項目數量由“七五”時期的2項發展到“八五”時期的7項和“九五”時期的9項；研究領域從幼教機構擴展至家庭，從城市擴展至農村，從幼兒發展擴展至幼兒園師資水平提高；研究內容從單一走向綜合；研究方法從側重調查研究到以實驗研究為主；研究結論的獲取從重視定量分析發展至定量和定性分析兼顧；研究主持者從專職研究人員發展至各層面的幼教工作者，從以中、老年為主擴展為以中、青年占多數。

各地根據地區特點確立研究項目。例如。北京市教育科學“九五”規劃重點研究課題”北京市幼兒園課程方案實驗研究”，為指導北京市幼教界貫徹《規程》的基本精神，提供了具有本地區特色的指導教育實踐活動的依據；上海市教委于1999年頒發的《上海市學前教育綱要》，是由市教委、市教科所、華東師大、長寧區實驗幼兒園等單位共同組成的上海市中小學課程教材審查委員會學前教育分會的科研產物；江蘇省教委1996年經研究后頒發《江蘇省基本實現現代幼兒園評估細則(試行)》，對重視教育質量、提高幼兒發展水平的教育思想的確立，起到了導向作用。

依據何東昌1985年在全國中小學師資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精神——“高等師范學校的所謂‘師范性’與‘學術性’應當是統一的”’“高等師范學校的教育科學研究必須面向實際??面向基礎教育的實踐，注重調查，開展試驗”，高等師范學校主持的部、委級以上的科研項目有所增加。如：由趙寄石主持的“農村幼兒教育課程研究”，盧樂珍主持的“當前我國道德啟蒙教育的研究”，陳幗眉主持的“我國幼兒家庭教育研究”、陳幗眉和劉焱主持的”中外幼教理論與實踐研究”，屠美如主持的“兒童早期藝術教育的改革與研究”，馮映霞主持的“幼兒園課程標準研究”，唐淑主持的“幼兒園課程體系研究”、龐麗娟主持的”幼兒社會性發展研究”等。除全國科研規劃項目外，高等師范學校學前專業教師為建立我國幼教體系，將教研與科研結合，效果頗為明顯。

幼兒園工作人員根據本園工作需要、個人專長特點和時代要求，獨自立題研究的現象，近年來也已屢見不鮮。

(二)通過群眾學術團體推動幼兒教育科學研究

中國教育學會全國幼兒教育研究會于1979年11月成立后，始終以調動廣大幼教工作者進行研究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作為主要任務。

1979年幼教研究會成立后緊接著舉行第一屆學術會議，會議資料以《幼兒教育經驗·研究》為名由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會議決定第二屆學術年會的主題是總結建國32年來幼兒教育事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切合了幼教界亟需端正方向、掌握路線的實際狀況。第二屆學術年會按計劃于1982年11月在湖南長沙舉行。會議材料以《論文·經驗選編》為題，由長沙師范學校內部編印。

此后，全國幼教研究會的研究工作主要從以下幾方面不斷強化和深化：第一，緊密配合政府有關規章制度的出臺，發揮研究會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幼教體系過程中的作用。第二，緊密配合幼教科研單位的研究課題，在提供人力資源的過程中鍛煉幼教隊伍。第三，通過全國幼教研究會的學術組織進行專題研究，如“幼兒園教育整體改革”、“幼兒園課程模式”、“幼兒園語言教學”等，在研究會專門課題小組領導下，進行了較長時間的有計劃的研究。尤其是1992年研究會被批準成為國家教委下屬的一級學會并更名為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后，通過五個專業組織，使學術研究進行得更加有計劃、有目的、有層次和有實際指導意義。第四、通過國際交流提高廣大幼教工作者進行研究的主動性。尤其是全國幼教研究會1986年正式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的世界學前組織(簡稱OMEP)的會員后，基層幼教工作者參加國際會議的機會明顯增加。第五，挖掘歷史財富，推動現代幼教事業。如，陳鶴琴教育思想研究會、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會的研究活動，均對當前幼教改革產生下良好的影響。第六，通過傳播媒介，推廣研究成果，調動群眾進行研究的積極性。從1997年開始，借助中國福利會學前教育信息中心的力量，建立了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信息中心。

三、適應時代要求提高師資水平(一)幼兒園教師地位得到提高

1978年12月7日，教育部、國家計委下達《關于評選特級教師的通知》，將“幼兒園的教養員”和“長期從事幼兒教育工作、領導教學工作有特長的幼兒園主任”列為評選對象。1979年12月，國務院在北京舉行第二次授獎儀式，在獲獎的教育戰線16個先進單位內，有陜西省耀城縣城關公社耀光大隊幼兒園和山西省武鄉縣涌泉大隊幼兒園；在獲獎的教育戰線48名勞動模范中，有上海市愚園路第一幼兒園教養員趙赫和天津市和平區第十一幼兒園教養員周靜，她們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幼教界的首批特級教師。

1980年4月14日，教育部、全國總工會發出《關于組織優秀教師暑期休養的聯合通知》，包括幼兒園優秀教師在內的108名代表，被選派至青島休養。1981年2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首都中小學、幼兒園教師春節座談會，中共中央副主席陳云到會講話。

幼兒園教師，像其他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師一樣，獲得國家空前的尊重和愛護。(二)幼兒教育師資培養受到重視

1978年10月，教育部頒發《關于加強和發展師范教育的意見》，要求“認真辦好現有師范學院(師范大學)”，“努力辦好中等師范學校”，“積極辦好幼兒師范學校，為幼兒教育培養骨干師資”，“在1980年前，要做到每一個地區有一所幼兒師范，或在有條件的中等師范學校舉辦幼師班。原有學前教育專業的師范院校，應積極辦好這個專業，擴大招生名額，為各地幼兒師范培養師資”。原來沒有學前教育專業的北京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學院、西南師范學院、西北師范學院、東北師范大學等高等師范院校在1978—1979年先后恢復學前教育專業的招生。80年代初期，華東師范大學、陜西師范大學以及一些省(市、自治區)師范學院也增設了學前教育專業。

1980年8月22日，教育部頒發《關于辦好中等師范教育的意見(試行草案)》(下稱《意見》)。《意見》將“積極辦好幼兒師范教育”作為一個單獨部分加以闡述，指出”幼兒教育是整個學校教育的基礎”，“要做好幼兒師范學校的發展規劃。各省、市、自治區在1982年前，至少要辦好一所幼兒師范學校，并列為省級重點學校”，“1985年前，在原來的大行政區范圍內，應有一所高等師范院校開設學前教育專業”。全國通用的幼兒師范學校的專業教材，將由教育部審定出版。

1981年11月30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召開，《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培訓大批合格的幼兒教師，使更多的學齡前兒童能夠進入幼兒園，并且能夠受到適應他們身心特點的教育。”

1979年，幼兒師范學校即恢復至22所；1982年，又增至33所。幼兒師范學校在校學生人數由1979年的9171名增至1982年的21798名。幾年來，幼師向幼兒園輸送教師達14568名，他們一般均分配在教育部門主辦的幼兒園工作，尚不能滿足其他類型幼兒園的需要。因此，各地出現了職業高中幼師班，招收初中畢業生，學制2—3年，學生畢業后自謀出路。

1983年1月20日，《教育部關于加強小學在職教師進修工作的意見》提出，“必須建立一支又紅又專的合格的保教隊伍，各地要制定培訓幼教師資的規劃”，“當前，培訓的重點是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的園主任和年輕的教師.培訓的方式以短期為主，有條件的也可以舉辦一年以上的培訓班”，“對各地婦聯和廠礦企事業舉辦的幼兒園師資培訓班，教育部門在業務上應給予支持”。同年6月6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幼兒教育十分重要，要有計劃地發展，并且從辦好幼兒師范抓起，逐步加以整頓和提高。”1985年5月6日，教育部頒發《幼兒師范學校計劃》，對1980年頒發的《幼兒師范學校教學計劃試行草案》作了修改。經過修改的《幼兒師范學校計劃》增加了教育課和教育實習時間，這對于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是有益的。

1988年8月15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教委、國家計委、財政部、人事部、勞動部、建設部、衛生部、物價局《關于加強幼兒教育工作的意見》，指出：“必須積極發展幼兒師范教育，同時抓緊在職教師的培訓工作”，要求“各級教育行政部門要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訂幼兒師范教育發展規劃??合理設置幼兒師范學校、中等師范學校幼師班、職業高中幼教專業和幼兒師資培訓中心等”。

中等幼兒師范學校從1982年的全國33所增至1992年的68所；幼師在校生從1982年的21798人增至1992年的37795人。專任教師從1982年的1592人增至1992年的4003人。

撥亂反正后的高等師范院校學前教育專業不斷發展。1987年，全國已有22所高等師范院校設置了學前教育專業。此外，在原上海幼兒師范學校基礎上，成立了上海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這是當時唯一的高等幼兒師范培訓基地，為培養幼兒園的骨干教師和提高骨干教師的水平作出了貢獻。北京師范大學和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專業還設立了碩士點。(三)幼兒教育師資素質的重要性被提到新的高度

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9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規定“取得幼兒園教師資格應該具備幼兒師范學校畢業及其以上學歷”。1995年1月27日，國家教委發布《三年制中等幼兒師范學校教學方案(試行)》，提出了幼兒師范學校的培養目標與規格。

1997年10月29日，國家教委頒發《關于組織實施＜高等師范教育面向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劃＞的通知》，指出世紀之交的高師改革計劃“起點高、立意新、針對性強”，“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高師需“用現代文化、科技發展新成果充實和更新教育內容”，要“采取科研立項的辦法，把研究過程和改革實踐緊密結合起來”。高等師范院校加強學前教育的科研隊伍，促使學前教育研究成果日益增加，對推進幼兒教育基層實踐和高等師范院校學前教育專業水平的提高起了明顯的作用。例如，我國高等師范院校學前教育專業增加了一處博士生培養點(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學)；華東師范大學成立了幼教特教學院幼教系和幼兒教育研究所。高等師范院校主持的全國教育科研規劃的科研項目在“九五”期間的9項研究中有5項，占55.5%，較“七五”期間的33.3%有明顯增加。

1996年1月25日，國家教委頒發《關于開展幼兒園園長崗位培訓工作的意見》。同年1月26日，又頒發《全國幼兒園園長任職資格、職責和崗位要求(試行)的通知》，要求“采取多種形式開展培訓工作，爭取用五年左右的時間將全國幼兒園園長輪訓一遍”。

以提高教師素質為主題的科學研究在“九五”時期受到了更多的重視。中央教科所幼教室主持的“提高幼兒園教師素質的研究和南京師范大學教科院主持的“幼師互動研究”均系“九五”全國科研規劃國家教委級的有關教師素質提高的課題。上海教育科研市級課題“對八位優秀幼兒園教師教育行為的研究”，通過對優秀教師經驗的提煉，達到了提高教師素質的目的。

通過職前和在職培訓，幼教師資水平進一步提高。1996年，全國幼兒師范學校在校生達到8.43萬人(1989年為3，65萬人)。1981年，全國43萬名幼兒園教師中，文化業務水平為中等師范和高中畢業者占教師總數的35.5%；到了1996年，全國96.2萬名幼兒園教師中，中等師范、職業高中畢業以上者占幼兒園教師總數的58.8%，已經取得專業合格證書的占幼兒園教師總數的12.55%。此外還有5070名高等師范畢業的幼兒園教師，占幼兒園教師總數的5.3%。1996年國家教委提出全國幼兒園園長任職資格、職責和崗位要求后，各地均采取多種形式開展培訓工作。

四、通過多種途徑，推動世界兒童事業發展

改革開放政策，將中國幼教界推向了世界。自8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幼教界經常參加國際合作幼教研究項目，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參加國際會議等。90年代以后，則更加注意此類行動對世界兒童發展事業的推動作用。

1993年5月18日至22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國家教委聯合舉辦“幼兒的教育發展——向90年代挑戰國際研討會”，參加會議的有澳大利亞、美國、香港、澳門等國家和地區的專家、代表共200余人。

1996年4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行了國家教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主辦的中國履行《兒童權利公約》研討會。會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副主席漢姆伯格介紹了《公約》精神。國家教委法規司副司長李連寧作了《中國兒童受教育權的法律保護》的報告。國家教委基礎教育司幼教處處長朱慕菊以《幼兒受教育權利的保護與國家政策》為題作了講話，指出“中國幼兒教育事業的發展政策始終圍繞著為更多的兒童提供學前教育的機會這一核心”進行。另有高等師范院校教師和教育科研機構研究人員作了有關報告。

五、目標明確、信心滿懷地迎接21世紀

1999年1月13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1998年12月24日制定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下稱《行動計劃》)，指出“實施素質教育，要從幼兒階段抓起，要用科學的方法啟迪和開發幼兒的智力，培養幼兒健康的體質、良好的生活習慣與求知的欲望”。《行動計劃》激勵幼教工作者以創造性的勞動實現國家規定的幼教事業的發展藍圖。

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下稱《決定》)。

《決定》明確指出，“實施素質教育應當貫穿于幼兒教育、中小學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級各類教育，應當貫穿于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等各個方面”’“要重視嬰幼兒身體發育和智力開發”，“實施素質教育，必須把德育、智育、體育、美育等有機地統一在教育活動的各個環節中??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和健康成長”。

《決定》強調“積極發展以社區為依托的、公辦與民辦相結合的幼兒教育”，提出了”建設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高質量的教師隊伍”的要求。

教育部基礎教育司于1999年7月初已召集地方幼教行政部門負責人共同商議貫徹《決定》的措施，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切實做好幼兒教育工作。資料來源：《幼兒教育》1999年第10—12期，2000年第1—3期

第四篇：教育技術

金魚鎮2011年環保工作計劃

公開方式

發布時間

文件編號

信息內容 主動公開2010-11-22為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黨中央、國務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德陽市委、市政府和廣漢市委、市政府關于環保工作地安排部署，促進全鎮經濟社會安全、協調、可持續發展，特制訂2011年全鎮環保工作要點。

一、工作思路

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以及省委九屆六次全會、德陽市委六屆五次全會精神，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緊緊圍繞國家、省政府、德陽市政府和廣漢市政府的環保工作要求以及市委、市政府構建和諧繁榮四川經濟強市的奮斗目標，堅持科學發展理念，強化綜合治理，以環保文化建設為重點，大力開展環境保護工作，實現全鎮環保形式持續穩定好轉。

二、工作目標

狠抓環保各項工作任務的落實，環保工作上繼續走可持續科學發展觀道路，進一步使我鎮的生態環境得到改善，為全鎮經濟社會發展營造優美環境。

三、具體工作

1、為確保順利完成2011年環保工作，落實環境保護目標責任書各項具體任務，經鎮領導會議研究決定，迅速成立環境保護工作領導小組，責任層層落實到了每個社區和人，緊緊圍繞與政府簽訂的環保目標責任書開展工作，并結合我鎮實際，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環保工作方案，充分讓村社投入到環境保護工作中，通過對環境衛生的“監、管、控、查”使力爭使我鎮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確保環境質量有明顯的提高。

2、注重調動各級力量，積極利用6.5世界環保日，以橫幅、板報、標語等形式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環境保護知識及有關法律法規的宣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環保意識，爭取廣大群眾的認可和支持，群策群力，進一步改善我鎮生態環境。

3、進一步切實加強我鎮企業的環保意識，配合市環保局做好監測和協調處理環保污染事件等工作，堅持走可持續的科學發展道路，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綜合整治環境衛生，妥善處理好工業與農業共同發展的關系，從而為全鎮經濟社會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2011年我鎮將進一步加強環保工作，繼續深化工作機制，繼續狠抓工作落實，力爭全鎮經濟社會科學、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五篇：教育技術學

一、重要術語或概念

1、教育技術（AECT1994）：教學技術是關于學習過程和學習資源的設計、開發、應用、管理和評價的理論和實踐。

2、教育信息化：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領域全面深入地運用現代化信息技術來促進教育改革和教育發展的過程，其結果必然是形成一種全新的教育形態——信息化教育。

3、教育傳播：教育傳播過程是指教育者借助教育媒體向受教育者傳遞與交換教育信息的過程。（教育傳播過程一般可以分為六個階段：確定教育傳播信息、選擇教育傳播媒體、通道傳送、接收與解釋、評價與反饋、調整再傳送。）

4、多媒體技術：多媒體技術是指通過計算機對文字、數據、圖形、圖像、動畫、聲音等多種媒體信息進行綜合處理和管理，使用戶可以通過多種感官與計算機進行實時信息交互的技術，又稱為計算機多媒體技術。

5、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是指在學科教學過程中把信息技術、信息資源和課程有機結合，建構有效的教學方式，促進教學的最優化。

6、教學媒體：在教與學活動過程中所采用的媒體稱為教學媒體。教學媒體是載有教育、教學信息的物體；是連接教育者與學習者雙方的中介物；是人們用來傳遞取得教育、教學信息的工具。

7、教學設計：教學設計是以促進學習者的學習為根本目的，運用系統方法，將學習理論與教學理論等原理轉換成對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教學策略、教學評價等環節進行具體分析設計，創設有效的教與學系統的“過程”和“程序”。

8學習需要分析：指通過系統化的調查研究過程，發現教學中存在的問題，通過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確定問題的性質，論證解決該問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9、學習風格：學習者持續一貫的帶有個性特征的學習方式，是學習策略和學習傾向的總和。10教學評價：教學評價是以教學目標為依據，按照科學的標準，運用一切有效的技術手段，對教學過程及結果進行測量，并給予價值判斷的過程。

11、CAI：計算機輔助教學(Computer Aided Instruction，簡稱CAI)是在計算機輔助下進行的各種教學活動，以對話方式與學生討論教學內容、安排教學進程、進行教學訓練的方法與技術。

12、微格教學：微格教學意為微型化教學，通常又稱為“微型教學”。它是一種利用現代教學技術手段來培訓教師的實踐性較強的教學方法。

二、重要問題

1、敘述行為主義學習理論、建構主義理論的基本觀點。

行為主義學習理論把學習者所處的環境看作是刺激，而把學習者在環境作用下所發生的行為看作是反應，他們關注環境在學習者學習中的重要作用。行為主義學習理論認為，人類的思維是與外界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即“刺激——反應”，刺激和反應之間的聯結叫做強化。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強調以學生為中心，它不僅要求學生由外部刺激的被動接受者和知識的灌輸對象轉變為信息加工的主體、知識意義的主動建構者，而且要求教師要由知識的傳授者、灌輸者轉變為學生主動建構意義的幫助者、促進者。

2、敘述技術的發明與使用對教育的影響。

（1）文字的發明為表達、記錄和保存人類的知識提供了智能手段

（2）紙的發明和書寫工具的改進使用符號記錄信息的過程更加簡便可行（3）現代教育媒體的出現與應用使教育信息交流過程形式多樣

3、信息技術環境下，新的教學觀念有哪些？

(1)知識觀(2)師生觀(3)學習觀和教學觀(4)課程觀(5)媒體觀(6)人才觀和評價觀

4、區別以“教”為中心的教學設計和以“學”為中心的教學設計。

“教”設計模式：確定教習目標→分析教學目標（確定教學內容與教學順序）→分析學習者特征→確定教學起點→選擇與設計教學媒體→教學策略設計→形成性評價→修改→結束 1.先行組織者教學策略 教師起呈現者、教授者和解釋者的作用。教學的主要目的是幫助學生掌握教材，教師直接向學生提供學習的概念和原理。教師需要深刻理解奧蘇貝爾的有意義學習理論和先行組織者策略。學生的主要任務是掌握觀念和信息。個人的原有認知結構是決定新學習材料是否有意義、是否能夠很好地獲得并保持的最重要因素。學習材料必須加以組織以便于同化。需要預先準備的先行組織者 2.五段教學策略基本過程:激發動機→復習舊課→講授新課→運用鞏固→檢查效果

3.九段教學策略基本步驟：引起注意、闡明學習目標、刺激回憶、呈現刺激材料、提供學習指導、引發行為表現、提供反饋、評價表現、促進記憶與遷移 4.掌握學習策略基本過程:學生定向→常規授課→揭示差錯→矯正差錯→再次測評。5.示范——模仿教學策略基本過程:動作定向→參與性練習→自主練習→技能的遷移。6.情境——陶冶教學策略組成步驟:創設情境→自主活動→總結轉化

“學”設計模式：教學目標分析（確定教學內容、教學順序、或學習主題）→學習者特征分析（確定學習者的知識基礎、認知能力和認知結構變量）→確定教學起點→學習情境創設→信息資源的設計與提供（自主學習設計、協作學習設計）→形成性評價→修改

1.支架式教學策略：搭腳手架、進入情境、獨立探索、合作學習、效果評價

2.拋錨式教學策略：創設情境、確定問題、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效果評價

5、解釋加涅的學習目標分類。

(1)→言語信息→智慧技能→認知策略→動作技能→態度→

（2）加涅的學習過程階段與教學事件: 1動機（期望）→激發動機、把目標告訴學生、2領會（注意：選擇性知覺）→指導注意、3習得（編碼：儲存記憶）→刺激回憶、提供學習指導、4保持（記憶儲存）、5回憶（提取）→增強保持、6概括（遷移）→促進學習遷移、8作業（反應）反饋（強化）→讓學生做作業 提供反饋

6、畫出“經驗之塔”并說明該理論的基本觀點。

經驗之塔理論的基本觀點：（1）經驗之塔最底層的經驗最具體的，越往上則經驗越抽象。（2）教育教學應從具體經驗下手，逐步升到抽象（3）教育教學不能止于具體經驗，而要向抽象和普遍發展，要形成概念。（4）在學校中，應用各種教學媒體，可以使學習更為具體，從而導致更好的抽象。（5）位于寶塔中層的視聽媒體，較語言、視覺符號更能為學生提供具體和易于理解的經驗，并能沖破時空的限制，彌補其他直接經驗方式之不足。

7、解釋或畫出“SW傳播模式”、“香農-韋弗傳播模式”、“貝羅傳播模式”。

8、什么是多媒體素材？有哪些類型？區別各種類型的擴展名。

概念：媒體一詞來源于拉丁語“Medium”，意思是兩者之間。是指傳遞信息的中介物，主要有兩重含義：一個指存儲和傳遞信息的實體，如書本、畫冊、報紙、幻燈片、投影片、錄音帶、電影片、錄象片、計算機軟件以及相關的播放設備等；另一個是指表現信息的載體，如文字、符號、語言、聲音、圖形、圖像、動畫及視頻影像等。

類型及擴展名：1.文本類素材（txt、doc、rtf、wps、html）2.圖形圖像類素材（BMP、GIF、JPEG/JPG、、PNG、PICT、TIFF、PSD、EPS）3.聲音類素材（WAV、MIDI、CDA、MP3、MP3Pro、WMA、MP4、QuickTime、DVD Audio、RM）4.視頻類素材（AVI、MOV、MPEG/MPG/DAT、RM/RMVB、ASF、WMV、3GP、FLV）5.動畫類素材（GIF、FLIC（FLC/ FLI）、SWF）

9、結合實例，敘述教學設計的一般過程。

學習需要分析（學習內容分析、學習者分析）→學習目標的闡明→教學策略的制定→教學媒體的選用→教學設計成果評價（形成性評價、總結性評價）→修改

10、敘述教育技術能力培養在教師專業素質發展中的作用和意義。（1）現代教育技術有助于拓展教師專業知識（2）現代教育技術有助于提升教師專業素質（3）現代教育技術有助于開展多形式的教師教育（4）現代教育技術有助于實現教師的終身學習

11、敘述教學目標編寫的兩種方法。

（1）ABCD法 A(Adience)——教學對象B(Behavior)——行為C(Condition)——條件D(Degree)——標準

ABCD法在應用中的注意事項：行為主體是學生而不是教師、行為術語要據有可測量、可觀察性

（2）內部過程和外顯行為相結合的編寫方法：首先明確陳述如理解、記憶、欣賞、掌握等內在的心理變化，然后再列舉反映這些內部變化的行為表現樣例。

12、教學目標編寫的ABCD法的內容。

例：初二學生在觀看各種云的圖片時，應能將卷云、層云、積云和雨云分別標記出來，準確率達90%。

A：初二學生 B：應能將卷云、層云、積云和雨云分別標記出來 C：在觀看各種云的圖片時D：準確率達90%

13、什么是多媒體教學課件？它的功能是什么？ 多媒體課件是根據教學大綱的要求和教學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教學設計，并以多種媒體的表現方式和超文本結構制作而成的課程軟件。（多媒體課件”簡單來說就是老師用來輔助教學的工具，創作人員根據自己的創意，先從總體上對信息進行分類組織，然后把文字、圖形、圖象、聲音、動畫、影像等多種媒體素材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進行集成，使他們融為一體并賦予它們以交互特性，從而制作出各種精彩紛呈的多媒體應用軟件產品。）

功能：（1）清晰的呈現教學內容（2）提高學習興趣，調動學習積極性（3）提高學習效率，突出重點、難點（4）豐富了教學資源，擴大了學生的知識面（5）提供多種學習路徑，適合個別化學習

14、敘述多媒體課件開發的流程，以及在開發過程中你認為應該注意的問題。

流程：設計（選擇課題、教學設計、系統設計）→制作（素材搜集、素材編輯、軟件合成）→調試（軟件調試、軟件打包）→應用→修改

（1）多媒體教學軟件的選題依據 三個原則:一是必要性；二是可行性；三是突出性。

（2）多媒體教學軟件的教學設計1.確定教學目標

2.確定教學策略 3.設計表達教學內容的媒體4.制定評價標準

（3）多媒體教學軟件的系統設計：多媒體教學軟件的系統設計主要包括結構設計、導航設計和界面設計。(4)多媒體教學軟件的制作：1.素材的搜集與加工處理2.編輯合成（5）多媒體教學軟件的調試與打包發布

15、一個完整的多媒體教學課件，由哪幾部分構成？

（1）封面：標明課件的名稱、著作者出版者、版權等。形象生動的封面引起學生的興趣，并能自動進入教學部分。

（2）幫助：介紹課件的使用，幫助用戶解決使用中的問題。（3）教學內容：即課件要完成的主要學習內容。（4）教學內容各部分的連接關系：

（5）人機交互界面：與一般的軟件一樣，需要設計用戶計算機交互界面，通常包括菜單、按鈕、對話框、音響、屏幕的圖形、色彩、動畫等。（6）導航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