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安樂死

淺談對安樂死立法的構想

【摘要】：目前，安樂死在我國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合法化，一些醫院或絕癥患者只能采取“自然死亡法”即停止治療，這實質上就是采取消極安樂死，這不僅對患者造成了痛苦與折磨，還對社會和親屬造成了經濟和精神上的負擔。因此對于要求安樂死的人應予認可，法律上應予支持。現代文明社會要求應尊重患者的生命權與個人選擇自由，對患者以臨終關懷。安樂死是否違法我國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 ,但安樂死在我國越來越多的地方在被悄悄地執行。立法的空白使得司法機關對這種事情采取了不告不理的態度。本文從法的規范功能淺談安樂死立法 ,并對立法的框架做了構想 ,淺析了立法中的各個難點及構成元素的一些建議。立法雖有難度但行為必須得到規范 ,應盡快要使人們有法可依。關鍵詞：安樂死

立法

淺談

構想

（一）安樂死的適用對象

一是經現代醫學確診為患有不治之癥的患者；二是處于不堪忍受的肉體于精神痛苦之中的患者，且其已瀕臨死亡。三是那些精神崩潰者，其精神處于巨大痛苦之中，不管用心理還是醫學方法都無法使其擺脫痛苦的人；四是安樂死還適用于患有嚴重惡性傳染病的患者。

（二）適用安樂死的條件

為防止被借安樂死之名行違法犯罪（故意殺人）之實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必須明確規定適用安樂死的條件。一是根據現代醫學確診病人患不治之癥且瀕臨死期，此類確診要由相當一級醫院的主管醫師、主治醫師、科主任來擔任會診醫師；二是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已達到難以忍受的程度，對于精神崩潰患者應是其在清醒條件下，且由相當一級的心理醫生的確診；三是病人神智清楚，能表達自己思想的，必須有本人的真實委托或同意，在病人處于喪失表達自己能力的情況下，則可由其直系親屬提出申請或委托；四是醫院醫師或心理醫生必須于病人患者之間無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利益糾紛存在的應適用法律規定的回避制度。五由法院組織法醫對醫療診斷進行審查，由法院審查批準，出具審查批準書；再次是操作程序：嚴格按照司法機關批準的時間、地點、參加人員執行操作。操作必須由兩名以上醫護人員同時進行，操作程序結束后，參加人員均應在有關材料上簽字，并將所有材料送交司法機關歸檔，其他人不得隱匿和保存。

（三）實施安樂死的方法

安樂死的方法應當是快速、無痛苦的，盡可能表達安樂的本質，符合社會主義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精神，如注射或服用不發生痛苦癥狀的藥物，并且所用藥物能在最短時間內發揮作用，讓人無痛苦的死去，在允許的條件下還可以使用麻醉藥品使病人脫離痛苦并安樂死去。對此嚴禁適用暴力致死的手段。為防止安樂死的濫用，對實行的方法，選用的藥物及劑量等，應在法規上明確予以規定。

（四）實行安樂死的程序

首先是請求程序：對重病患者須要患者或家屬的書面委托或請求申請，并列出其患病及要忍受的巨大痛苦；對精神患者應人其本人出具申請；對惡性傳染病患者應有其本人請求和家屬同意共同出備；其次是審查程序：要有相當一級醫院的主管醫師、主治醫師、科主任經過會診診斷，院長簽署意見，對精神病患者由相當一級心理醫生進行評估會診，再由法院組織法醫對醫療診斷進行審查，由法院審查批準，出具審查批準書；再次是操作程序：嚴格按照司法機關批準的時間、地點、參加人員執行操作。操作必須由兩名以上醫護人員同時進行，操作程序結束后，參加人員均應在有關材料上簽字，并將所有材料送交司法機關歸檔，其他人不得隱匿和保存。具體適用程序表現在：

1、申請程序上要求患者自愿，是神志清醒時做出的真實意思表示，患者本人須簽字蓋章，經過公證后方產生效力。受欺詐、脅迫或是在其它違背自己意愿的情況下做出的表示均屬無效。如果患者的神志不夠清醒，精神也已失常，可以由患者的直系親屬，至少兩人以上提出申請，簽字蓋章后經公證生效。

2、審查程序上要求由醫學專家、法醫學專家、法學專家組成審查委員會，各司其職，針對患者的病癥情況、申請條件進行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審查，看看是否符合實施安樂死的要求，最后報經人民法院批準決定是否實施安樂死。

3、執行程序上要求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由省級以上醫院指定的醫生專門負責，實行時必須有兩名以上的專職醫生，其中應包括患者的主治醫生，一名護士，一名法醫，兩名以上患者的直系親屬在場。實行完畢后所有的見證人都要簽字蓋章，證實現場情況。而且，安樂死的適用必須采用無痛苦的方式，比如麻醉、注射等手段，禁止使用暴力手段，如槍決、電擊等[3]。這樣才符合實施安樂死的初衷，才不違背人道主義精神。

4、司法監督程序上要求安樂死實施完畢后，要報經有關司法部門備案，以方便日后的核查，便于解決有關安樂死實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或是患者家屬對患者遺體捐贈等事項的安排。安樂死一經法律確定，將會在一定范圍內實行。因為我國現處老年社會，存在大量的高齡人群，而這一群體又是疾病的高發區，很多疑難病癥都會出現。為了擺脫醫療費用、經濟負擔、精力損耗，難免有一些人打著安樂死的幌子逃脫應盡的孝道，推卸對老人的贍養義務，寄望獲取巨額遺產等等，造成不必要的人員死亡。也有一些人是為了掩蓋不可見人的非法勾當而采用安樂死這種合法方式蒙混過關。相對而言，醫務人員有可能為了一己私利，濫用職權，非法對病人實施安樂死，又或者以極不人道的方式致使患者死亡，造成患者臨終前的不安心。種種狀況的發生將會擾亂安樂死的推廣，所以，國家必須指定相應的法律規范，以規治安樂死的適用范圍，防止法律濫用，侵害公民的合法權益。

（四）違反安樂死法的刑事責任

事實上我國刑法不是將安樂死視為謀殺而是將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安樂死

而又酷似安樂死的無意愿安樂死視為謀殺。正是因為這種混淆，人民對安樂死產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疑惑與恐懼。對于無意愿安樂死中的被動無意愿安樂死以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為由避免了定罪。

然而對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而進行科學調節的安樂死與刑法中的犯罪又存在著怎樣的不同呢？我國刑法規定表明，犯罪的本質是一定的社會危害性，而社會危害性的內容是對法益的侵犯。社會危害性是主觀惡性和客觀危害的統一，犯罪不僅要有質的規定，也要有量的限制。安樂死不僅不具備犯罪所要求的社會危害性，反而對社會有利，行為人不僅沒有主觀惡性，反而是處于人道和善意。死亡的權利是安樂死非犯罪化的前提。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律在承認人享有生命權利的同時，也應承認人享有選擇死的權利。在特殊的情況下有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允許安樂死既體現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也不會有損社會和國家的利益。死亡的權利是“優死”掛念的強化和追求生命質量的價值目標的必然和結果。當然，這并不一位著人有無條件地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人有了死亡的權利，就可以去安樂死做出要求或承諾，對自己的死亡方式做出選擇?？梢哉f，生命權和死亡權是一對相對的權利。盡管安樂死不是針對人的生命，但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人的生命。因此，選擇安樂死的病人實際上是對生命權和死亡權的衡量下做出的價值判斷和法益均衡的選擇。究竟如何做出選擇，顯然不能由其權利主體以外的人來決定。也只是在做出選擇的情況下，兩種權利才會發生沖突。安樂死其目的就是消除或減輕死亡是的痛苦，其要以縮短自己的壽命為代價；而在選擇繼續生存的情況下是以忍受劇烈的肉體疼痛為代價。所以說，安樂死實際上對病患者來說是對安樂的死去還是痛苦的活著的一種判斷和選擇。既然病患者做出了安樂死的選擇，我們就應該尊重他的價值選擇和意志自由。因此，在一定的條件下，法律沒有理由強制人痛苦的活著。病人要求或同意安樂死是其非犯罪化的根本，實施安樂死要以病人的要求或在不違背其意志自由的條件下表示同意為要件。要討論安樂死非犯罪化就必須對病人的要求或同意做出評價。筆者以為，病人的承諾可以成為阻卻行為人違法的理由，而且是安樂死非犯罪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首先，病患者承諾安樂死是其意志自由的表現。自由權和生命權是人身權的兩個基本內容。法律沒有必要強制維持自己已放棄了的生命而犯著另一個錯誤即侵犯病人“免于憂懼”的自由。

第二、病患者的承諾從側面否定了行為人的主觀惡性。通常情況下，行為人（醫務人員等）不忍看到病人痛苦地忍受病魔的折磨，在善良和慈悲的驅使下實施的。在這種情況下，將行為人予以刑事處罰不僅達不到刑罰的目的，反而是對刑法威嚴的自損。主觀惡性是犯罪構成的一個不可缺少的要件。“同犯罪做斗爭，實際上同犯罪人的主觀惡性做斗爭，追究刑事責任的目的，在于改造犯罪人，改變犯罪人業已形成的主觀惡性。”因此，將一個富有良知的人予以定罪量刑是不應該的。

第三，實施“得到承諾的行為不違法”。被害人的承諾歷來作為阻卻是由、違法阻卻是由而影響犯罪成立。筆者認為，就安樂死而言需要區別對待，其并不是對個人生命的隨意處置，畢竟安樂死同單純的承諾殺人有本質的區別。前文已論述，在一定的條件，人享有死亡的權利和意志的自由。在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對立統一的辨正關系當中，刑法應當在兼顧社會秩序的同時，優先選擇個人自由。否則，在自由與秩序的對立發展為嚴重的對抗，結果是兩敗俱傷。

安樂死的觀念向中國傳統的死亡觀念發起了挑戰，促使人們對于生命的意義、對于死亡開始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我們可以想象，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人們的觀念也在不斷的更新、不斷發展，人們選擇的權利會越來越大，人們在 更加理智地思考死亡的同時，會更加珍惜寶貴的生命，盡情享受美好的生活。

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由于這涉及到一個人的最基本的權利-生命權，故本文認為“安樂死法”規定的法律責任基本上應為刑事責任，當然可以規定利害關系人有權根據有關民事法律規范提起民事訴訟。本文沒有提出新的罪名，而是比照現行刑法已有的罪名設定犯罪行為，至于刑罰即同于現行刑法的規定，故不再寫出。（1）勸說、鼓動、逼迫病人選擇安樂死的，以故意殺人罪論處。

（2）醫師接受授權是出于對不正當精神利益動機或以牟利為目的的，以故意殺人罪論處。（3）醫師診斷失誤、結論錯誤的，以過失致人死亡罪論處。

（4）醫師設計的安樂死實施計劃使病人未能安樂地死亡反而加重痛苦或痛苦地死亡，若不能證明自己確屬過失的，以故意傷害罪論處。

（5）公證人員作偽證的，以偽證罪論處；造成嚴重后果的，以故意殺人罪論處，從重處罰。

（6）公證人員不認真進行公證工作，以致證明失誤，造成嚴重后果的，以過失致人死亡罪論處。

（7）干擾、妨礙公證活動，情節嚴重的，以妨害作證罪論處。

（8）阻礙、干擾安樂死正常實施，致使病人未能安樂地死亡反而加重痛苦或痛苦地死亡的，以故意傷害罪論處，從重處罰；未造成前述后果的，以妨害公務罪論處。

（9）法院工作人員違反程序要求、非法操作，未造成嚴重后果的，以濫用職權罪論處；造成嚴重后果的，以論故意傷害罪處，從重處罰；

（10）法院工作人員不負責任、不履行或不正當履行職責，造成嚴重后果的，以過失致人死亡罪論處，從重處罰；未造成嚴重后果的，以玩忽職守罪論處，從重處罰。

（11）法院工作人員毀滅、偽造安樂死案卷材料的，以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論處；造成嚴重后果的，以故意殺人罪論處，從重處罰。

（12）未經病人本人、病人親屬、朋友的同意，醫師、法院工作人員、公證人員等不得公開和或透露與實施安樂死相關的信息。病人及其親屬、朋友可以侵犯隱私為由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精神損害賠償

我認為，人權不僅包括一個人擁有生命權，而且也應包括擁有在一定條件下選擇死亡的權利。如果無條件地剝奪人的這種權利，很大程度上來說也是踐踏人權的表現。我國現實生活中安樂死大量存在并處于混亂無序的狀況告訴我們：法律不能一味地回避這個問題，也不能簡單地加以禁止，這樣不僅不能強化生命終結過程對生命的保護，反而會放任不合理、不合法的生命處置。明智的做法是立法機關盡快將安樂死立法提上議事日程，盡快制訂出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安樂死法，對安樂死現象加以規范

總之，我們要認真對待這病人的最后的權利，認真對待安樂死！讓我們記住英國著名法官丹寧勛爵的話吧：“如果我們不做任何前人沒有做過的事（何況安樂死合法化已是前人做過的事-筆者插話），我們就會呆在一個地方，法律將停止不前，而世界上其它事情將繼續前進。” [5]

據《青年報》2006年03月10 日第三版報道，兩會期間，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趙功民提出了建立“安樂死”合法化試點的建議。全國政協委員茅玉麟也提出，中國為安樂死立法是人心所向。這些話題再次將安樂死這個復雜的難題擺上中國的立法平臺。

從法理上分析，生命權作為公民的最基本權利，應當包括對生命的自決權和生命不受他人非法侵害權兩方面內容。法律在承認人享有生命權利的同時，也應承認人享有選擇死的權利，對生和死的自由選擇都應是天賦人權的組成部分。1976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的“國際安樂死的討論會”，宣稱要尊重人的“尊嚴的死”的權利。在當今這樣一個權利神圣的時代，尊重病人選擇死亡時間和死亡方式的權利，不僅符合人的根本利益，也符合立法的終極意圖。當垂危者面對極其低劣的生存意義與保持生命尊嚴的選擇時，賦予其選擇“優死”以維持生命尊嚴的權利，才是對生命真正的尊重。賦予垂危不治病人以“死亡自決”的權利，這是立法尊重生命自由權的體現。[6]

注釋：

[1]《民法》，魏震瀛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P644

[2]《東方論壇》，馮國榮主編, 2003年第四期

[3]《江西教育學院學報》[J].肖良平.對安樂死的法律思考

[4]《上海大學學報》[J] 李惠.安樂死社會倫理探析

[5]《法律的訓戒》，[英]丹寧，法律出版社，扉頁

[6]《青年報》，作者：傅達林，2006-03-10 第三版 陳鵬悅;“安樂死”合法化問題初探[D];吉林大學;2011年

第二篇：安樂死論文范文

安樂死現狀和倫理爭議

1.安樂死定義

安樂死出自希臘語euthanasia 為“好死之意”，現今的安樂死多指對患有不治之癥、死亡已逼近、而且極為痛苦的患者停止采用人工干預的方式以縮短痛苦的死亡過程，避免死亡時的痛苦折磨，代之以相對舒適和幸福的感受，即改善死者臨死時的自我感覺狀態，維護死亡時的尊嚴。我們認為安樂死的對象應是那些，晚期腫瘤失去治愈機會者，或重要生命臟器嚴重衰竭，并且不可逆者，或因各種疾病至大腦功能喪失的部分植物人狀態的患者等等，以上三種神智清楚，但肉體痛苦不堪的病人，將安樂死作為臨終關懷的一種方式，是病人有尊嚴的、舒適的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尤其在人類不斷認識死亡的進程中，安樂死是一種對于生與死認識的進步與發展。

2.我國的安樂死現狀

在我國，現在安樂死仍然屬于“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尷尬局面。一方面，痛苦的患者迫切的希望能夠申請安樂死來解除對自身和家人之間的折磨；另一方面，安樂死一直未合法，據現行刑法解釋，安樂死屬故意殺人罪，在中國第一例安樂死案例中，兩名參與實施安樂死的醫生都被以故意殺人罪提起訴訟。

在醫學倫理界，安樂死也是爭論的重點，對于其是否合法，一直有兩種爭論。一方認為，安樂死是對人的死亡尊嚴的尊重，使得患者能夠有尊嚴的離開人世，家屬免于承受高昂的醫療費用，合理分配衛生資源；而另一方認為安樂死無論是“仁慈致死”或“放棄治療”，都是對生命神圣性的褻瀆，是醫生違背自己的道德的行為，會惡化醫患之間的關系。

3.安樂死的倫理爭議

關于安樂死的立法，中國歷史上曾有過五次的嘗試，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我認為從倫理的角度分析，對安樂死存有四個方面的爭議，其根本在于如何在安樂死的執行過程中平衡自主、公平和有利這三個原則。

3.1 患者生死權利選擇的爭議

洛克在《政府論（下）》一書中指出，“生命權是表明人類生存的自然意義的權利，具有自然法的屬性”，他強調了生命是神圣的，而死亡也是神圣的。在生命倫理層面，我們應當尊重每個個體的自主權利，每個人應當擁有決定自己生死的權利，但在傳統儒家文化中強調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安樂死的提出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讓廣大民眾能夠接受安樂死還要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在醫學倫理層面，患者擁有醫療選擇權，他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治療方式，醫生應當在一

定程度上尊重患者自己的選擇。王明成的想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廣大患者的心聲，對于安樂死的認定對象而言，病痛帶來的不僅僅是巨大的常人難以忍受的生理折磨，作為一個已經被宣告死亡日期的患者，用龐大的金錢來維持短暫的生命，他們的生命價值無法得到提升，雖然通過醫學的手段延長了生命的長度，但是無法拓寬生命的寬度，而他的病情也有可能是家庭背上嚴重的經濟負擔，生存已然不是他們最大的追求，患者背負嚴重的心理壓力，而安樂死則可以讓他們相對體面地離開。

3.2患者與家屬之間的爭論

現代醫學強調“生物——心理——社會模式”，人在社會之中并不是獨立的個體，人的生死并不是個人的選擇，將對個人背后的家庭和社會帶來慎重的影響。在考慮患者的生死選擇時，也應當將患者置于所處的社會環境中進行討論，這也是引起爭議的原因。實行安樂死，可以幫家庭節省高昂的開支，讓社會的醫療資源得到更加合理的支配利用，這是符合可持續發展原理的。但是在道德層面上，讓病人更快地死去，是親屬無法接受的，人的生命畢竟只有一次，故意縮短患者的生命縮短彼此相伴的時間，讓親屬陷入深深的自責與思念之中；并且，對病人實行安樂死，無論家屬的動機如何，它的直接結果是幫助家庭節省了巨大的經濟開支，這就有可能會造成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例如，一位孝順的養女無法忍受母親去面對病痛，助母安樂死，但她也在人們的懷疑與猜測中自責不已，最終釀成了自殺的悲劇，這樣的結局并不是安樂死實施的本義，它不應當用一個人的離去帶來更多的傷害，影響到更多人的生活。

3.3醫生的倫理難題

“救死扶傷”一直被人們認為是醫生的天生的職責，是醫德醫道的根本體現，在醫學生的誓言中第一句便是“性命相托”。數千年來，所有的醫者都奉行著這個理念，追求“華佗再世妙手回春”的境界，所以無論在醫生或者是大眾的觀念中，仍然認為醫生只有盡可能為病人尋求、創造生的希望與光明的義務，沒有主動幫助患者死亡的權利。然而，安樂死便是對于這種傳統的醫道觀念的巨大的沖擊，是用現代科技的手段用各種儀器短暫的維持病人的生命，眼睜睜的看著病人在痛苦的深淵，還是通過注射藥物等手段幫助病人提早結束這類痛苦在平和之中與世長辭，如何選擇也成為醫生面臨的道德倫理難題。

3.4安樂死標準判定的爭論

什么樣的人適用于安樂死？誰來判定某位病人適宜用安樂死？對于安樂死施行的標準應當是倫理爭論的焦點。一方面，目前醫學的發展仍是飛速前進的，今天的不治之癥或許在將來就能夠得到有效的治療，那么患者安樂死的抉擇是否值得，未來患者的家屬是否會追悔

莫及當時安樂死的決定。另一方面，在安樂死抉擇上我們應當尊重病人還是醫生的意見，患者的疾病尚可以治療，但是患者實在無力支持高昂的治療費用時希望選擇安樂死時，醫生應當何去何從，我國現在醫療資源嚴重分布不均衡，這種狀態之下，相似的病例或許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結局，醫生很難保證每個病人都得到公平的待遇。最不良的社會影響可能在于，模糊的安樂死評判標準如果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進行非法剝奪他人性命的行為，這是不應當被允許的。

綜上所述，安樂死的施行中應當遵守自主、公平、有利的原則，讓病人能夠自主做出選擇，讓每個病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待遇，讓病人和家屬同時獲利。

4.如何面對和處理目前的困境

在現實生活中，面對極度痛苦想要施行安樂死的病人，醫務工作者將面臨艱難的選擇。因為安樂死目前尚未立法，醫生沒有權利去決定病人的生死，無論出于同情或任何目的為病人施行安樂死都是違法行為，都是在間接剝奪病人的生命，但是面對這種情況，我們也不能坐視不管，這是違背我們救死扶傷的天職的。

首先，我們應當具有同理心，感受病人所處的痛苦，理解病人的心情，雖然現在我國臨終關懷還未普及，對這些處于極端痛苦狀態的病人盡我們所能關懷體貼，盡量讓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活的有價值，活的有尊嚴，緩解病人身體上乃至心靈上的痛苦，使病人感受到溫暖和關懷，活著的每一天就應當有其價值。

其次，應當注意病人和家屬的心理上的治療，處于危重階段的病人和家庭，承受著來自社會、經濟和病痛的多層折磨，作為醫生我們應當理解并且注意開導，必要時讓精神科醫生介入治療，防止不良的事件的發生。

第三，面對有些家庭條件艱苦的病人，我們應當幫其取得應有的資助，盡量保障他們得到應有的治療。

第三篇：安樂死 辯論

正方：安樂死應當合法化

安樂死的含義： 安樂死（euthanasia）一詞源于希臘文，意為無痛苦的死或安詳的死。而在今天國外的臨床實踐中，安樂死則是在一定條件下實行的，總體上包括5個條件： 1.必須是“患不治之癥的病人” 2.必須是“處于垂危瀕死狀態”

3.必須是為了解脫病人在精神和軀體上的極端痛苦 4.必須有病人的遺囑或口頭表達以及家屬的要求

5.必須用人為方式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度過死亡階段，從而終止生命。我們對安樂死在中國合法化的支持，同樣是建立在這些必備條件的基礎上的。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原因：

其一，據我所知，那些身患絕癥、可能隨時死亡、每天接受放療和化療的人，他們的身心都處于極其痛苦的狀態，對于他們而言，盡管仍對生活和生命充滿渴望，但是卻也對死亡充滿無奈和恐懼。當醫學上無法挽回他們的死亡的命運而他們又不得不遭受病痛的折磨時，他們有權利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以及結束生命的方式，讓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安詳、無痛的死去。這實質上是出于對病患的一種人性關懷，是設身處地的一種考慮。我們可以換位思考，當我們什么都不能做躺在病床上等待死亡時，拿什么去談什么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呢？恐怕剩下的就只有身體上的折磨，還有心靈上的掙扎。對于認為“醫學正在進步，實行安樂死是對生命輕易放棄和不負責任”的觀點，本身就沒有從患者本身出發。我們并不否認醫學正在進步，但是至少在較短時間內還無法攻克癌癥等不治之癥的難關也無法消除病患與日俱增的痛苦，安樂死則可以在病人無法承受時提供一種解脫痛苦的方式。另外，我們不能從生命的長短和是否存在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

其二，當我們明知道已經無力回天時，實際上對病人在醫療上付出的費用也會給家庭和親人造成一定的負擔。盡管我們不能因此就對重癥患者不聞不問，但是當病患本身已經提出要求安樂死已解決自身的痛苦時，在今天醫療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的確可以為其他更有希望治愈的患者提供更多生存的機會，也可以為自己的家庭減輕負擔和壓力。也許在病人離開人世時家人是痛苦的，但是看著病人痛苦的死去卻也只能增加親人的痛。從這些意義上，安樂死并非不負責任。巴金、鄧穎超、王選等有識之士也都贊同安樂死的做法。

其三，如果將安樂死合法化進行立法保護，也許會出現社會上擔憂的借用安樂死犯罪的狀況，但是這畢竟只是少數狀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其他途徑，比如嚴格限制安樂死藥物的流入社會；規范實行安樂死的程序，在病患、家屬和醫院之間協調一致后再確定是否實行；經過法定部門的監督公證等。環環相扣，就可以將不法行為最大化的避免。此外，正如之前提到過的，首要前提是病人是患有不治之癥且病人主動要求，這樣也可防止濫用?？紤]到實行安樂死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的利大于弊，我們堅定地支持實行安樂死合法化。也許未來實行的過程中會出現一些瓶頸，但是就像對于汽車，我們不能說因為汽車會污染環境，就把汽車從社會中淘汰、排斥汽車，因為汽車在帶來種種問題時，更多的是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便利。而安樂死，在規范使用時，帶來更多的是慰藉，帶走的是浮躁與苦痛。

在20世紀30年代已經有國家在法律上承認安樂死的地位。2001年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使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

安樂死的實質是生命終結的處置行為，我贊同其合法性的理由有以下兩點。

1.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犯罪的本質是具有社會危害性，而安樂死不具備這一點。其次，由于我國未明確規定安樂死，因此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不構成刑事違法性。2.安樂死符合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原則，體現了對患者人權與選擇權的尊重。其二，它減輕了沉重的家庭負擔，也一定程度上節約了社會資源。以上就是我贊同安樂死合法化的理由。

安樂死不是一個從“生”到“死”的轉換，而是一個死亡由“痛苦”到“安樂”的轉變，它并不是倡導損害自己的身體或自殺，而是出于一種真正的熱愛生命、珍惜生命、保護生命。在這個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先進的醫療技術可以延續病人的生命，繼續維持病人“活著”的狀態，但這樣的“活著”是毫無質量、毫無尊嚴的。對于身患絕癥、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而言，運用先進醫療技術延長其“活著”的狀態并非延長他的生命，而是延長了他痛苦死亡的過程。

波西﹒布里奇曼在他的《死亡日記》中寫道：“一個社會讓一個人自己做這件事是不人道的?；蛟S，這是我能夠對自己做這件事的最后一天了。

生命是神圣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利侵害他人的生存權，但同時，人選擇莊嚴的死亡方式的權利也不應該被剝奪。生命的神圣是通過生命質量和價值來體現的，一個茍延殘喘地活著的人，他的生命質量是低下的，對他人和對社會只能具有很小甚至是負的價值。出于對神圣的生命的尊重，人也應該要有維護生命質量和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安樂死作為一種文明的生死觀，它讓人們正視死亡，維護了生命神圣和生命質量，是社會進步的表現，體現了人道主義的價值追求。

對于患者的家屬而言，在求醫的慢慢長路上，他們照顧一個毫無希望的病人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承擔相當重的精神負擔；同時，當患者進入生命末期時的醫藥費是非常昂貴的，這對于普通家庭而言是一個沉重的經濟負擔。家屬出于道義責任、礙于社會輿論、法律制度等原因無法接受安樂死，甚至向病人隱瞞其病情，自身背負著經濟和精神負擔。若安樂死能得以施行，在消除病人痛苦的同時也解除了家屬的負擔。

對于社會而言，在當前我國醫療資源相當有限的情況下，大量的醫療資源被用于維持已無治療價值的病人的生命，政府也為此支付了巨額的醫療保險費。而全國還有許多地方醫療制度仍不健全，許多醫療產品的研發需要更多資金，廣大農村地區缺少醫務工作者和醫療器械，有希望治愈的人被迫放棄治療，這使大量社會財富被浪費，違背了對生命同等尊重的原則。從這個角度看來，安樂死的實施有利于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使更多人受益。

當然，以上辯護是基于患者自愿接受安樂死的前提，否則，無論病人有無治愈的可能，只要他還有求生欲望，就沒有任何人有權將他置于死地，絕不能以所謂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剝奪少數人的正當權益，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只有基于尊重生命的安樂死才符合整個人類生存質量提高和根本利益，符合人類的道德進步。

傳統觀念認為，醫生的職責在于救死扶傷，執行安樂死、幫助病人結束生命似乎違背了醫生的職業道德。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現代醫療水平的發展，傳統的觀念顯現出一定的局限性。救死扶傷的確是醫生的職責所在，但幫助患者減輕痛苦也是醫生的職責。對于一個患有絕癥并且痛苦萬分的患者，道德的做法應是解除其痛苦，而非延長其生命來增加他的痛苦。死是人生必然，一些身患絕癥而無法忍受病痛的瀕死患者選擇安樂死是其愿望和權利，醫生按其愿望和權利幫助他實施安樂死，符合人權主義和人道主義原則。

此外，有反對者提出：現代醫學是在不治之癥不斷得到救治的過程中發展的，安樂死的施行將阻礙醫學技術的發展。這種說法顯然并不合理。即便安樂死最終實現合法化也并不意味著所有的患者都會選擇安樂死，隨著公民意識的提升，越來越多的安樂死患者會愿意將遺體捐獻給醫療機構，這無疑會為醫學研究提供不同階段的病理樣本，促進醫學發展。再者，如果為了醫學的發展而剝奪患者維護生命質量的權利，這顯然是不符合倫理學規范的。

反方：安樂死不應當合法化

從倫理角度講，每個生命體都有存在的價值,不應該因為個人的意識而將其剝奪。安樂死與這一倫理是相悖的。生活的磨難我們應該勇敢地接受，人是社會型的動物，輕易放棄自己的生命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也是對親朋好友的不負責。隨著現代社會醫學的不斷進步，我們有理由相信，現在那些所謂的絕癥或許明天就能攻克，不要輕易放棄自己的生命。

另外，就中國現有的法律來講，安樂死的實行很可能會觸犯“故意殺人罪”。我國法律上的故意殺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實施安樂死的行為對象是瀕臨死亡的病人，雖然患者瀕臨死亡，但這樣的病人仍然是法律意義上的“人”，他們的生命仍然要受到法律的保護。在安樂死故意的判斷上，行為人為他人實施安樂死，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必然會發生他人死亡的結果，并且希望發生這樣的結果，行為人的主觀上屬于直接故意。就這兩點來判斷，故意殺人罪是可以成立的。

德國格丁根大學曾經做過一份調查，他們對荷蘭出現的7000起安樂死案例進行了分析。在這些案例中，41％的死亡者是由家屬提出希望結束患者痛苦而實施安樂死的。而其中的11％，患者死亡之前仍然神志清醒，而且有能力自己做出決定，但是沒有人問他們愿意選擇活著還是死去。我覺得，這差不多就是安樂死面臨的最大問題。中國有句俗話：“百病床前無孝子?！蔽覀儾荒芘懦行┳优驗槟承┰?，為自己病床上的父母選擇安樂死。而且，安樂死的合法化一定是需要一批合格的醫護工作者的，這里的合格不單單是專業技術上的合格，更重要的是道德情操上的。一旦遇上一些無良醫生，安樂死就成了變相的殺人工具。

1.從生命倫理上來講，對病人自己來說，生命可貴的，是圣神的，輕易的結束生命，是逃避和不負責任的行為。例如在西方的基督教就明確規定了在任何情況下人都不能奪取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這是對神的不敬。而拋開宗教，生命同樣是值得我們好好珍惜的，因為痛苦而結束生命在很多時候都是一種懦弱的逃避行為。另外，人不是赤裸裸的活在世界上，他帶有社會性。例如，人會有著各種各樣的親屬關系，自己的死去很可能對于家人親人是一種莫大的傷害。而對于醫生，這樣一個救死扶傷的職業，在“救死”不能的情況下，如果選擇主動結束病人的生命，這也是與其職業道德相悖的。

2.從法律上講，人的種種權利中，生命權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根據現行法律，生命權的被剝奪只有在幾種極特殊的情況下。否則，是要負相關法律責任的。而安樂死，恰恰是由于一個人喪失了行為能力，需要依靠他人的幫助來實現自己死亡的愿望。在這里，這種安樂死與故意殺人罪之間的界限難以判定。主觀上，都是他人出于故意的目的，行為上，都實施了殺害他人的行為，造成的后果也是一樣的，即死亡。但是，兩者的唯一區別就在于，被害人的主觀意志上。在當前，主觀意志是一個非常難以判定的事。特別對于是一些意識不清的病人，又該如何判定他的主觀意識呢？

3.安樂死還會帶來一些不良的社會后果：比如，老百姓的看病難的問題、群眾的醫保問題遠遠都還沒有得到根本性地解決。今后，是否會形成貧窮百姓因無錢看病和醫治，只能被迫選擇“安樂死”呢？現在很難下定論。

4.從技術上來說，在當下的醫療水平下，安樂死是否真正能夠做到百分之百的在免除病人痛苦的情況下結束他的生病還有待論證。與此同時，樂死并非晚期重癥病人解脫痛苦的惟一方法，我們完全可以選擇其他的替代技術。協和醫院一名麻醉科主任說過，麻醉醫學技術完全可以做到使重癥患者無痛或減少覺大部分的疼痛。

安樂死不同于自殺，安樂死的完成需要兩個人的共同協作。病重病危的患者如果想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可以選擇跳樓拒食等自殺的方式。而選擇安樂死，則使得家人和醫生的介入了自殺的過程。所以，能不能幫助他人進行安樂死等同于對于面對自殺者應不應該救助的問題。

我們注意到，一旦家庭和醫生介入了，問題就變得復雜起來。首先，醫生和家庭是否構成犯罪？醫生在醫院中面對將死之人有著救死扶傷的義務，現在不僅不履行這個義務，反而以一個終結生命的形象出現。維系家庭的紐帶是親情，但個體的經濟也是聯系在一起的。如果一個家庭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拋棄其中的成員，那么安樂死合法化就為這類人大開了方便之門。

其次是，安樂死真的是為了結束痛苦嘛？我覺得這是一個偽命題。人一旦死去，便什么感覺都沒有了，這時候痛苦與歡樂又有何意義？很多的患者選擇安樂死是因為被病痛折磨怕了，覺得喪失尊嚴了，但是安樂死并不能解決“痛”的問題。相信現代的醫療技術已經能夠使得患者在失去意識的時候接受治療，這些技術可以代替安樂死在這方面的作用。最后，安樂死可能對于有益于個別貧困家庭的經濟狀況。但是于整個社會來說，醫療這方面的收益極小的。反而因此產生的社會文化成本卻是極大的。

病人或者家屬要求醫生實施安樂死的前提條件是病人得了不治之癥，這就在法律上造成了一個假象。什么叫不治之癥，是醫學無能，所以就采取不醫治的方式結束病人的生命。由此就產生了安樂死的兩種方式。一是消極安樂死，即醫生采取不醫治的方式放任病人死亡；二是積極安樂死，即醫生沒有解決病人痛苦的辦法所以采取一些手段讓病人早死亡。這兩者的先決條件都是醫生沒有辦法醫治疾病。另一方面，病人要求醫生實施安樂死以讓自己能夠早點解除痛苦，這看似是合理的。但是病人是在什么樣的狀況之下說出這樣的話呢？患有不治之癥的患者是否能夠對于自己的意思表示進行很好的控制呢？或者說能否明白自己在講些什么？我們沒有辦法驗證的。

第一，得了不治之癥他的想法能同正常人的想法一樣嗎？第二，可能病到此種程度患者的意識根本就是不清晰的。從社會角度來講，實施安樂死后可以節約很大的社會成本減輕社會負擔；在倫理學的角度上講，人總是會死的，也是說得過去的；但是唯獨法律的這道最低限的坎沒有辦法逾越。

還有一個方面，法律考慮的根本問題是安樂死有沒有被外用的可能性。恰恰是在世界上僅有的兩個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即荷蘭和比利時，他們的安樂死被濫用的比例極高。有百分之一被濫用的可能性，法律就要采取措施杜絕這種可能性。法律的原則就是要通過制度堅決杜絕這種可能性的發生，而不是無法杜絕就消極對待。為什么刑法規定諸如追訴時效等等問題，就是為了體現我們的刑法一個壞的方面的可能性都不放過。像是荷蘭這類國家，它之所以同意安樂死的合法化有兩個前提條件，一是這些國家的人均壽命比我國要高得多，所以對于疾病的忍耐力比較差，因此需要安樂死來減輕痛苦；二是它們是宗教國家，它們認為在宗教的總領之下安樂死被濫用的可能性很低；第三從經濟學的角度考慮，此類病人急需治療是浪費社會資源，因此不如實施安樂死來節約社會成本。因此安樂死得以合法化。但是問題同時出現，例如李利用安樂死來騙取保險金，爭奪遺產等等。并且濫用安樂死的用途不完全是謀殺，還可以被醫生利用來推卸醫療事故。病人病情惡化也可能是醫生在治療途中出現了醫療事故等原因，為了掩蓋真相也可能采取安樂死的辦法來保全自己。并且任何不治之癥都是相對的。很久之前的肺結核是絕癥，但現在已經司空見慣了。我們現在的肝癌、艾滋病等，他們的存活時間也越來越久。因此在醫生不能夠預計疾病的可控程度的時候不能夠輕易決定是否實施安樂死。不然，我們的醫生究竟是醫人還是殺人呢？

而對于《長眠地中海》電影中的情況，朱老師認為可以作為一個特例。這個主角癱瘓在床幾十年，他很痛苦，沒有康復的希望了，但他并沒有不久于人世。他的思想自由，沒有抑郁癥，也一直在家人的照顧和關懷下。所以當他提出希望安樂死時，這個決定是主動自愿的，朱老師認為可以予以批準。但是對于國家來說，不批準出于更多的為社會的考慮。因為一旦開了這樣的口子，將給他人造成巨大的壓力。這些不批準的原因在第三個問題中將會重點談到。所以我們可以在他申請的過程中設置種種的障礙，讓他很難得到一個安樂死的批準。這樣對于社會來說，可能相對的，影響會好些。

那么在判定實施安樂死的條件時，國家可以組織特定的委員會進行判定：患者是否還患有抑郁癥，是否遭受家人嫌棄，如果周圍的環境可以得到改善的情況下，他是否會打消安樂死的念頭等等。

2贊同什么樣的安樂死的實施方式？

朱老師認為首先當然要是自由且自愿同意的，完全由醫生實施的主動安樂死或者醫生協助式的自殺都可以。然后針對醫生協助式的，可以進行一個安樂死非刑事化的舉措會比較好。3是否贊同安樂死合法化？

朱老師表示：從長遠的趨勢來看，安樂死的合法化是一個好的舉措，好的政策。因為確實有很多人到癌癥晚期，不是怕死，而是怕疼。如果他們不久于人世，給他們一個安樂的，有尊嚴的死去，肯定比折騰來折騰去，兩三個月的痛苦的掙扎的生活質量來得高。她當初涉及這個問題的時候，曾經到各個醫院詢問情況，發現有的人，在她認為是不符合安樂死的條件的，卻也實施了安樂死。如果合法化了，就會規范化。但是隨著她對生命倫理這一行研究的深入，她就發現，因為這個不僅僅是病人的問題，還牽涉到整個社會，整個制度的問題。

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實施安樂死會給社會帶來壓力。即使社會有了全民醫保制度，對于一些病重的，垂危的，沒有能力醫治的人，也會造成一種壓力，好像到了那個時候，就必須死。也會給社會造成一種感覺，好像醫學上不值得醫治的人，都要去安樂死。但是有的人原本就是覺得好死不如賴活著，如果一旦安樂死合法化，就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壓力。這樣就造成了對價值多元化的抹殺。因此這樣的在受到不正當影響下做出的抉擇是不合乎倫理的，而外界，如醫生、委員會等很難對其加以判斷。這就是大多數國家，甚至一些發達地區，醫保制度已經健全的地區，仍然不愿意使安樂死合法化的主要原因。

①我們的醫保制度不健全，醫療仍舊市場化，個人和家庭要負擔很大一筆醫療費用，都是從自己口袋里掏出來的。很大一部分人看不起病，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就等死，或者因病致貧，搞得傾家蕩產。如果安樂死合法化，可能導致人們尋求一個解決問題的捷徑。有了全額醫保，例如前幾年有人提出在上海地方立法，推行全額醫保，就可能使安樂死可行。因為確實有一部分人躺著浪費了醫療資源，自己也很痛苦。

②另外，中國的臨終關懷，或者護理機構也不健全?？赡軐е虏』汲鲇趯τH人的考慮，不愿造成他們的復旦，而產生實行安樂死的想法。但是此時他們并不是自由且自愿的做出選擇的，這就并不符合安樂死的條件卻可能實施了安樂死。

③即使在中國全民醫保了，也還是有問題。雖然傳統文化尊崇孝道，但是在中國農村，仍有許多人老無所養，受虐待的老人。如果現在就將安樂死合法化，那些老人就會很悲慘。他們自己可能會有壓力覺得自己不能下地勞動了，成為子女負擔了，也可能被子女逼走上一條死路。

④中國醫療機制中可能還存在腐敗貪污?？赡芡ㄟ^行賄，受賄，使人犯罪，或者使不需要安樂死的，無辜的人死掉了。

⑤更緊迫的問題是要對腦死亡的定義進行立法。4安樂死合法化之后是否會對醫療的探索造成阻礙？

朱老師認為這個不是問題。如果安樂死真正處于由于病人自愿的行為，那么也不是所有人會選擇安樂死。安樂死的合法化或非刑事化，并不是安樂死的普遍化，這是兩個概念。然后很多人還是愿意采取治療，與病魔做抗爭的。這只是社會支持的兩種態度，一種是積極的抗爭，一種是太累了，就想安安靜靜的死去了。而且在小范圍的人中，特定的情況下，在非?？量痰臈l件下，才可以實施安樂死的。我們可以控制一個時間范圍，只有兩三個月時間可以活的人可以安樂死，而還有兩三年可活的人就不能實施安樂死?；蛘邲]有疼痛的也不予實施。這時，醫學方面依然可以進行研究進步。5對于已經實施安樂死非刑事化的地方怎么看？

朱老師認為她沒有進行過課題，然后從她目前的一些了解來看，她認為那些地方做得很好的。例如荷蘭，他們又有醫保，醫療護理也好。又有非常嚴格的標準。比如需要自己提出申請，兩個以上醫師進行驗證，需要有一些等待期等等。

采訪內容：

1.您是否支持“安樂死”？為什么？

我是支持“安樂死”的。我昨天看過一期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調查節目，說的是浙一醫院的醫生陳作兵，他也是醫學博士，在得知父親身患惡性腫瘤晚期時，沒有讓父親化療，而是讓他安享最后的人生。腫瘤病人，到了晚期確定治不好了，再給他治療其實是增加他的痛苦。我們醫學不是包治百病的，我們要認清這個挑戰，即治不好怎么辦，與其花治療在最后的六個月，為什么不花在以前呢?？梢钥吹侥[瘤病人的治療，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在治療之后他們的生命質量會大打折扣。其實對很多絕癥患者來說，他們是強烈要求“安樂死”的。我外公就是有這種情況，因為年紀很大了，在床上不能動也看不到希望，就想“安樂死”，事實上在社會上有相當一部分老人8、9十歲了，治療只能延緩死亡而已，這種情況我覺得“安樂死”是一種比較好的選擇。

3.“安樂死”涉及到哪些倫理上的問題？ 我覺得會涉及到文化背景的問題。隨著我們中國人受教育的提高以及醫療知識的普及，我相信“安樂死”還是會得到大家的接受。在中國，宗教因素的色彩不是很重，因為中國大多數人還是不信教的。

5.您覺得“安樂死”在未來的趨勢是不是就會被逐漸認可？

我覺得不一定。在不同的國家文化中會不一樣。一個國家的理念，它的教育程度會影響到對“安樂死”的接受。關于“安樂死”，我覺得應該可以看看我前面說的那期新聞調查欄目，看看專業人士是怎么看的。同樣地，也是在浙江，一所醫院里的腫瘤患者受不了治療的痛苦，就從十幾樓上跳下來，這是因為他痛苦但不能得到“安樂死”，只能跳樓?！鞍矘匪馈笔怯行枰?，但是我們的法律制度沒有跟上。

6.從醫學的角度來說，怎樣才能判斷一個人可以“安樂死”？

這個不僅僅需要醫生的判斷，而且還要得到本人和家屬的判斷。從醫學上講，能不能治療，以我現在的水平治療的效果有多大，可以由一組有水平的教授做出判斷，確診以后可以讓病人和家屬做出選擇。還有一點，醫生要如實地告訴病人病情，雖然告訴病人病情很殘忍，但是確實有些病我們是沒有辦法治療的，告訴病人病情不是殘忍，而是一個實話實說的過程。而我們現在的很多病人治療花了很多冤枉錢，治療的效果卻不好，人財兩空，這也是醫患矛盾加劇的原因之一。醫生應該告訴患者這個病能不能治，治療的把握有多大，治療的風險有多大，治了以后有哪些后果，不治有哪些后果，然后讓病人和病人家屬做一個判斷和選擇。而我們醫院現在更多地是從經濟收益考慮的，這是違背規律的。7.如果醫生和本人都同意“安樂死”，家屬不同意，那應該怎么辦？

那應該尊重家屬。我們的法制還不健全，即使在國外，“安樂死”也需要一個專家組鑒定。

8.就目前來看，我們國家什么時候能夠實施“安樂死”？

全國性的話應該是很難的，但是就地區而言，像我們上海應該還需要20幾年。首先是我們中國人的健康素養，現在還是有一些人，愚昧地認為到醫院就會治好病，至少能夠減少他的痛苦。廣州一個衛生局的副局長說過，到醫院去，三分之一是治好的，三分之一是治療后不好不壞的，還有三分之一是治療后病情加重的。

第四篇：安樂死論文

對于人類而言，生與死的問題是一個無可回避、亙古不變的主題。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尤其是現代醫學的發展，人類對提高生命的價值和質量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對生與死的態度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2000年11月25日、2001年4月10日，荷蘭國會眾、參兩院分別以壓倒多數票表決通過安樂死法案，使荷蘭成為全球第一個正式在法律上將安樂死非犯罪化的國家。比利時緊隨其后，于2002年5月通過安樂死法案。以此為標志，安樂死這一由來已久的問題，由主要停留在民眾吁請、學者論爭發展到法律規制的新境界。而1986年，我國首例安樂死案的主要當事人、陜西第三印染廠職工王明成為身患絕癥的母親實施安樂死，因此被檢察機關以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經高法審議后無罪釋放。17年后，胃癌晚期的王明成要求安樂死，但被拒絕。他臨終前表示，不能如愿很遺憾。經歷了漫長而痛苦的折磨，8月3日凌晨，他終于走完了多舛的一生。因此為了讓更多類似的患者生得快樂死的安詳，安樂死立法有著重要的意義，并且是必要的可行的。

一、安樂死概述

（一）安樂死的基本概念

1、安樂死的概念

安樂死亦稱安死術，是英文“euthanasia”一詞的漢譯，最早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一詞。原意是指安逸地死去，快樂的死亡，尊嚴的死亡。在牛津字典中的解釋為“患痛苦的不治之癥者之無痛苦的死亡；無痛苦致死之術”。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安樂死概念的分析層出不窮，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一種觀點認為，所謂安樂死，是指對于身患絕癥、瀕臨死亡的病人，由于難以忍受的痛苦，出于本人神智清醒的真誠囑托或其近親屬的同意(病人是植物人時)，醫生認為減少病人難以忍受的痛苦，采取措施提前結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安然死去的行為。[2] 另有學者主張，安樂死是指病人患有痛苦不堪的疾病而無法治療，且瀕臨死亡，為了減輕其死亡前的痛苦，基于患者本人的請求或同意，采用適當的方法，促其提早死亡的行為。[3] 我認為安樂死是指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瀕死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過醫生和有關部門的認可，用人為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度過死亡階段而終結生命的過程。安樂死是選擇一種死亡狀態，是體現了死的文明，而絕非是生與死的抉擇。是死亡的優化狀態，即用科學的方法對人的死亡過程進行優化調節，減輕或消除痛苦，使死亡呈安樂態。安樂死的對立面不是“痛苦地生”，而是“痛苦地死”。[4]

[1]

2、安樂死的類型

（1）主動安樂死與被動安樂死

安樂死其根據實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為主動和被動兩種。

主動安樂死又稱“積極安樂死”，是指醫務人員或其他人在無法挽救病人生命的情況下，采取措施，主動結束病人的生命或加速病人的死亡進程。如注射或服用藥物等加速病人死亡。被動安樂死又稱“消極安樂死”，則是指對危重病人不給予治療或撤除支持其生命的醫療措施，而聽任其死亡。國內外不少醫院實際上早已實施。

（2）自愿安樂死與非自愿安樂死

根據被實施安樂死的病人是否明確表達其愿望，安樂死又可分為自愿和非自愿兩種。

自愿安樂死系由病人本人通過遺囑或口頭表態方式決定，非自愿安樂死則是因本人無法表達意愿而由親屬或監護人做出決定。[5]

3、安樂死成立的基本條件

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安樂死具有以下特有屬性：

第一、安樂死的適用對象必須是從現代醫學知識和技術來看患的是不治之癥，而且正在遭受難以忍受痛苦的死亡迫近眼前的患者。

第二、實施安樂死的首要目的是必須是減輕或解除病人不堪忍受的痛苦。如果有人為了能從一個身患不治之癥，并且正在遭受著極大痛苦的患者的死亡中獲取某種好處，采取措施導致患者死亡，這只能是謀殺。例如，親屬為了獲得繼承權、高額保險費，醫生為了取得暴利等?？傊瑢嵤┌矘匪赖膭訖C必須是純潔的。

第三、如果病人神志尚清楚，能表示自己的意思時，需要有本人真誠的委托或同意。[6]

第四、實施安樂死的方式必須是仁慈和盡可能無痛的。實施安樂死的方式必須符合社會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原則。

以上四大特有屬性構成了安樂死成立的基本條件，必須同時具備。

（二）安樂死的歷史與現狀

1、安樂死的起源與發展

安樂死的產生有著由來已久的歷史。在一定的意義上，他幾乎與人類歷史一樣悠久。在史前時代就有加速死亡的措施，如游牧部落在遷移時常常把病人、老人留下來讓他們直接結束生命。在古希臘羅馬，允許病人結束自己的生命，有時有外人幫助。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也主張立法允許安樂致死畸形兒。到了17世紀，法國哲學家培根在其著作中把euthanasia用來指醫生采取措施讓病人死亡甚至加速死亡，他認為長壽是生物醫學最崇高目的，安樂死也是醫學技術的必要領域。比較接近現代意義的安樂死一般認為是從19世紀開始的，那時安樂死已被看做是一種減輕死者不幸的特殊醫護措施，并已開始運用于臨床。到了20世紀30年代，歐美各國都有任積極提倡安樂死。美國成立了“無痛苦致死學會”，英國建立了“自愿安樂死亡協會”，并發起和組織活動，謀求安樂死得到法律的許可。

然而，在20世紀的納粹德國，隨著希特勒法西斯政權的建立，“安樂死”被演化為一種種族屠殺的手段。希特勒在1938-1942年間，僅6年時間就以“安樂死”名義殺死了數百萬人。安樂死由此聲名狼藉，人們普遍將它視為一種納粹主義的主張而加以反對，致使安樂死銷聲匿跡。二次大戰后，人們越來越多地注重生活方式，渴望具有積極的生活感受和創造性的生活，同時也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大大地擴展了生命和死亡的邊界區，人們力求更加深刻地理解自己生命的最后環節———死亡。所以，自20世紀60-70年代起，在工業革命掀起的第三次浪潮中，醫學革命得到復蘇，關于安樂死的問題重新又成為熱門話題。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有關爭取安樂死的立法活動也在英美等國惹人注目地展開，盡管眾多的提案一一遭到否決，但其所造成的影響遍及西方社會各個角落，主張安樂死的隊伍無形中在不斷擴大。一系列有關安樂死案件的發生，引發了對安樂死的廣泛討論，安樂死的問題真正成為這個時代生活中的一個熱點，并以極大的吸引力，引起了越來越多的各界人士的關注，并使安樂死的研究不斷達到新的水平。[7]

2、安樂死在國外的現狀

目前國外還只有荷蘭與比利時兩個國家以國家立法的形式通過了安樂死法。我們研究國外的現狀可以從中看出安樂死立法的困難所在，從而為以后的安樂死立法開拓一條比較平坦、易行的道路。

1993年2月9日，荷蘭參議院通過了關于“沒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權要求結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通過安樂死立法的國家。這給一直處于低潮的安樂死運動注入了一支強心針，極大地推動了安樂死合法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受此影響，澳大利亞北部地區于1995年也通過了類似的法案。在歷史的車輪前進到2000年10月26日那天，瑞士蘇黎士政府通過了決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許為養老院中選擇以“安樂死”方式自行結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協助。這一決定實際上為安樂死的合法化開亮了綠燈。半年后，也即2001年4月10日，荷蘭一院（即上院）以46票贊成，28票反對的絕對優勢通過了安樂死合法化的法案。這標志著荷蘭成為了當今世界上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昭示著安樂死運動在一國已徹底取得了勝利。[8]繼荷蘭之后比利時也取得了勝利，2001年10月比利時參議院批準了安樂死法案：允許醫生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幫助患絕癥的病人實施安樂死。2002年5月16日，比利時正式公布了該法案，根據立法程序法案在3個月后生效。至此比利時成為繼荷蘭之后第二歌使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

1、贊成安樂死

主張安樂死合法化的人士認為：人應該有尊嚴、有理性地選擇死亡的權利，禁止安樂死，剝奪了人的這一自然權利，不具有正當性。同時，明知患者不可逆轉地瀕臨死亡并且處于不堪忍受的極端痛苦之中，而禁止其選擇結束痛苦，既是對患者肉體的摧殘，也是對其家屬和親友的折磨，是不人道的，也是對醫療資源的浪費。生命屬于個人，人有權選擇自己的生命。即人有生的權利也有死的權利，人人有權去選擇“體面的舒適的死亡方法”以求善終。[9]追求生命質量是實現生命價值的重要目標，當一個人的生命只具有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時（生命質量已大大降低），醫生卻硬要拖延以使他承受痛苦，實際上是對病人的虐待，恰恰是一種不人道。病人身患不治之癥，瀕臨死亡，痛苦難當，希望早日擺脫痛苦，對其實施安樂死，符合人道主義精神。社會資源是有限的，對一個無望挽救的絕癥患者投入大量的醫療力量實際上是浪費，應當將這些寶貴而有限的醫療資源節省下來用于救助那些可能治好的病人。死亡并非永遠是人類的敵人，應正確看待死亡。生和死都是宇宙萬物的基本問題，死亡不過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環。[10]

2、反對安樂死

反對安樂死合法化的人士則認為：安樂死是違反生老病死自然規律的反自然行為，削弱了人類戰勝災難的力量和勇氣。同時，確定患者是否真正愿意安樂死很困難，安樂死有被濫用的危險。雖經病人的同意，也不能阻卻其殺人的違法性。他們覺得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無上的，醫學倫理要求醫生必須盡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醫療行為的目的是盡其所能，力求使病人的病情好轉，而安樂死則要提前結束人的生命，不能認為是醫療行為。不可逆的診斷未必準確，不僅醫學的發展可以使絕癥可治，現實中更有許多病例是醫學無法解釋的奇跡（如植物人數年后蘇醒），應該給病人以這樣的機會。法律允許安樂死可能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來犯罪，歷史上更有過納粹借安樂死來進行屠殺的教訓。[11]

從我國的國情出發，目前對安樂死還是持否定態度，在司法實踐中也是把實施安樂死的行為認定為構成故意殺人罪。這種做法過于絕對化，沒有充分考慮事實的本身和具體的實際現狀，現在人們安樂死的呼吁越來越多，我們應該采取折中的辦法允許附有嚴格條件限制下的實施安樂死行為的合法化。

從倫理角度分析：

倫理：“安樂死”有悖生存權利

從倫理方面講，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體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結束自己生命的條件下實施“安樂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宋功德認為，在這方面法律應該體現人性化。但是，“安樂死”沒有被確認事出有因。首先，在現有的法律條件下，“安樂死”可能引致“故意殺人”?；颊咦詺⒉粫绊憚e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結束生命，醫護人員及家屬協助滿足其請求，在《刑法》中是“幫助自殺”行為，涉嫌故意殺人罪。其二，“安樂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確認下來，可能會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類對疾病的認識還十分有限的情況下，未經法律許可而結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權利的道德準則。

使人無痛苦地死去的做法，是一個長期爭論的倫理學、法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問題。

人道主義的N種非人道可能

安樂死的出現是從減輕病人痛苦和家屬心理負擔的人道主義立場出發的，但具體到立法上，一不小心則可能陷入N種非人道陷阱，給別有用心的人以可圖之機。從20世紀30年代起，西方國家就有人開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許安樂死，并由此引發了安樂死應否合法化的大論戰。二戰以后，贊成安樂死的觀點開始呈上升趨勢，有關安樂死的民間運動和立法運動也日益增多。在我國，自1994年始，全國人代會提案組每年都會收到一份要求為安樂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國性的“安樂死”學術討論會上，多數代表擁護安樂死，個別代表認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安樂死立法話題已擺上議案，但法律實現的是大多數人的意志，安樂死是否符合大多數人的意志，眼下尚無科學性的調查結果。一旦安樂死立法，它將是一把鋒利的雙刃劍。用得不好，則將可能帶來嚴重的社會后果。反對者們對安樂死立法憂心忡忡：

憂慮

一、安樂死的直接原因是病人無法救治并承受巨大痛苦，而且他自愿接受安樂死?？墒钱斀袷澜?，科技發展迅猛，醫學技術不斷提高創新，誰能保證當前無法救治的頑癥在一兩年內不會被醫學界攻克呢？如果實施安樂死合法，這是否會導致醫生為擺脫一已應盡的責任而把安樂死作為借口？

近年來，歐洲爆出數起醫護人員利用本職崗位變態殺人的事件，在醫學界引起了不小的震蕩。1992年，英國女護士貝弗利·阿利特被判入獄13年，罪名是謀殺4名幼兒患者，并企圖謀殺另外9人。2000年，英國“死亡醫生”希普曼因謀殺15名患者被判終生監禁。此外，他在行醫的20多年里，用注射過量海洛因的手法殺害至少265名患者。2001年9月，瑞士32歲男護士安德馬特承認，他出于“同情”殺死了27名患者。

憂慮二、一些不孝子女為脫擺對老人的贍養義務而鉆安樂死的空子，造成新的社會悲劇。

憂慮

三、安樂死的合法化是否會導致人們認知上的誤解。一些病人之所以實施安樂死，是因為他們將死，生命已不再有意義，而且自認為是社會和家庭的累贅。如果帶著這樣的認知實施安樂死，對我們的社會倫理懷道德將帶來不可估量的沖擊。

憂慮

四、當出現病人因為經濟原因不愿再繼續接受救治，繼而請求以安樂死結束生命時會怎么樣呢？這無疑于因為貧困而要自殺，這是人道還是非人道？

憂慮

五、伯爾尼大學醫院的精神病專家托馬斯·舒爾弗認為，那些患有絕癥的病人一時頭腦發熱可能會做出想要自殺的決定，但這一決定其實是不理智的。如果病人出于一時激動而結束自己的生命而非深思熟慮，那么這種死亡對他們就是不人道的，甚至是在助紂為虐。

憂慮

六、安樂死合法化提案的發起人之一的北京兒童醫院兒科專家胡亞美曾指出說：從我國的國情來看，安樂死可以節約我國有限的醫療資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療希望的病人身上。然而人們也擔心，一樣一來將造成在醫療資源的分配上弱勢群體更弱，而強勢群體更強的局面，造成更的社會不公。一

在這方面，荷蘭作為全球首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在嚴謹立法避免掉進人道主義陷阱里，在一些方面為世界各國作了榜樣。荷蘭法案為醫生實施安樂死規定了嚴格而詳細的條件：首先，病人必須在意識清醒的狀態下自愿接受安樂死并多次提出相關請求，醫生則必須與病人建立密切的關系，以判斷病人的請求是否出于自愿或是否深思熟慮；其次，根據目前通行的醫學經驗，病人所患疾病必須是無法治愈的，而且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被認為是難以忍受的。只要存在某種醫療方案可供選擇，就說明存在著治愈的可能；第三，主治醫生必須與另一名醫生進行磋商以獲取獨立的意見，而另一名醫生則應該就病人的病情、治療手段以及病人是否出于自愿等情況寫出書面意見；第四，醫生必須按照司法部規定的“醫學上合適的方式”對病人實施安樂死，在安樂死實施后必須向當地政府報告。

:生命不僅僅屬于自己，個人無權安排自己的生命狀態，人為地結束生命是反自然的行為。而且，輕易放棄對不治之癥的盡力救治將有礙于醫學的發展，因為醫學就是在與各種絕癥、頑癥的斗爭中進步和發展的。另外，人們更擔心的是社會風險和道德滑坡。一旦醫生在某種特定情況下有權用醫療干預手段致人死亡，那么如何保證這種權力不被濫用呢，這某種特定情況的界定會不會被擴大？尤其在全民的醫療保險制度和法制還不健全的社會，這種風險就可能更大。

第五篇：安樂死論文

長沙理工大學碩士研究生課程論文

作 者

院 系

專 業

年 紀

學 號

指導老師

安樂死的倫理思考

安樂死的倫理思考

學生： 指導老師：

內容摘要：隨著人類文明程度和理性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人類越來越重視死亡這一客觀事實,同時開始對生命價值進行反思,安樂死的思想應運而生。安樂死的本質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將死者以安樂。不是解決生還是死的問題，而是要保證死的質量。不是從生向死的轉化，而是從痛苦向安樂的轉化。是在患者自愿前提下通過科學的方法對人的死亡過程進行優化調節，使人在死亡過程中避免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優化死亡狀態，使死亡安樂化。迄今為止,安樂死仍然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其中涉及到醫學，法律學，倫理學等方方面面的問題。本文從倫理學視角對安樂死進行探討,認為安樂死對傳統價值觀提出嚴峻挑戰,其實施符合人道主義原則,但其實施應遵循一定的原則和符合法定的條件。

關鍵詞：安樂死 倫理學 倫理原則

安樂死并不是一個新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上，它幾乎與人類歷史一樣悠久。但是隨著現代生命科學新成果的廣泛應用，提出了人類生命終結的新形式，使人在生已無望之時，無痛苦地莊嚴地赴死。于是，安樂死被重新提起，越來越引起世人的關注。安樂死不僅涉及人的生命及權利，而且涉及到人們不同的倫理、道德、宗教乃至哲學觀念，人們對此做出各自不同的回答。

目 錄

一、安樂死的定義----------------------

（一）安樂死的背景--------------------

（二）安樂死的定義--------------------

二、安樂死的分類-----------------------

三、為什么有些國家準許執行安樂死？-----

四、安樂死的倫理論證—贊成抑或反對----

（一）贊成安樂死的理由-----------------

（二）反對安樂死的理由-----------------

五、關于安樂死的倫理思考---------------

（一）安樂死對傳統觀念的沖擊-----------

（二）安樂死的倫理原則----------------

（三）安樂死的倫理意義----------------

六、結束語----------------------------

參考文獻------------------------------

安樂死的倫理思考

一、安樂死的定義

（一）安樂死的背景

弗蘭西斯·培根在《新大西洋》一文中說：“醫生的職責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還要減輕他的痛苦和悲傷。這樣做，不但會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復，而且也可能當他需要時使他安逸地死去?！迸喔谶@里所說的“安逸地死去”[1]，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一詞，原意是“快樂的死亡”或“尊嚴的死亡”，而在中文里則被直譯為“安樂死”。

許多人認為讓個體平靜而有尊嚴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權利，個人應當有選擇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權利。幾十年來，由于來自民間的呼聲日趨強烈，西方社會一直沒有放棄對安樂死立法的努力。在贊同與反對兩種聲音激烈交鋒的同時，西方民間社會對絕癥患者實行安樂死已經不鮮見。二戰以后，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觀念的更新，贊成安樂死的觀點開始呈上升趨勢，有關安樂死的民間運動和立法運動也日益增多。1996年，澳大利亞北部地區議會通過了《晚期病人權利法》，從而使安樂死在該地區合法化，這也是人類第一部允許安樂死的法律。在這部法律中，它嚴格規定了實施安樂死的條件，對醫生做出了種種苛刻的限制。

2001年4月10日荷蘭議會上議院以46票贊成28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安樂死法案，也使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為防止醫生護士濫用安樂死，這項法律規定了3個前提條件，即：患者的病情必須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難以忍受的無限折磨、患者必須在意識清醒的情況下，經過深思熟慮后，完全自愿地接受安樂死。荷蘭醫生并沒有決定安樂死的權利，他們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辦事，否則將受到起訴；同時，實施安樂死的醫生必須咨詢另一名負責醫生的意見。在這部法案中，并沒有提到如何對“腦死亡”者進行安樂死，尚不夠完善，但仍為今后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而緊接著，同年5月16日，比利時眾議院通過“安樂死”法案，允許醫生在特殊情況下對病人實行安樂死，從而成為繼荷蘭之后第二個使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2]。

而在中國，安樂死的發展處于一個相對滯后的水平。我國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案組都收到有關安樂死的提案，要求我國立法，使安樂死合法化。目前，中國仍然沒有針對安樂死進行立法，也沒有一部可供參考的相關法律。在民間已有部分醫生經患者家屬同意，私自進行安樂死。1986年，陜西省漢中市醫生蒲連開因為他人實施安樂死手術，被病人一名家屬以故意殺人罪告上法庭。1991年5月17日漢中市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了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蒲連生，王明成為身患絕癥的病人（即王明成之母）夏素文注射促進其死亡的藥物不構成犯罪。原告不服判決，又提起上訴。1992年6月25日中市人民法院依法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至此，中國首例安樂死殺人案自1986年7月3立案起，經過6年漫長的審理后終于有了結果。2003年6月6日王明成——我國首例“安樂死”案主要當事人之一，因胃癌晚期，不堪病痛折磨，提出為自己實施“安樂死”遭拒。7月2日王明成最終沒能達成自己安樂死的愿望，在一片爭議聲中離開人士。

（二）安樂死的定義

安樂死來源于古希臘文euthanasia一詞，本意是“快樂死亡或尊嚴死亡”，具有多種涵義和表述。它表達了人們的一種希冀和向往：在身心安泰之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路，從容告別人生。目前安樂死的意義是指患有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危重瀕死狀態時，為解除其精神和軀體上的極度痛苦，在病人或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醫生的同意并認可，用人為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的狀態下終結生命的過程。因此，安樂死旨在安樂而非死亡，通過人為控制的方法以最大程度地減少死亡時的痛苦，讓病人享受臨終關懷。因此，對安樂死問題的探討，不應該僅限定在生死層面的探討或是法律層面的探討，實際上它已超越了生死的本質，成為倫理道德層面的問題。

二、安樂死的分類

由于安樂死行為的復雜性和重要性，人們一方面關注實踐行為的發性和重要性,人們一方面關注實踐行為的發展狀況，另一方面開始謹慎地研究這種死亡方式的具體差別，根據理論探索及實踐角度的不同，目前對安樂死已有許多不同的劃分方法。

（一）按致死的選擇方式,安樂死可分為主動安樂死和被動安樂死。被動安樂死，也稱消極安樂死，是指終止維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其自行死亡。主動安樂死，是指醫務人員或其他人采取某種措施加速病人死亡，使生命提前結束。

（二）按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主體劃分，安樂死可分為自殺安樂死和助殺安樂死。自殺安樂死，是指確切知道自己的疾病救治無望，未提出過中止生命的要求，或提出過中止生命的要求但未得到他人的允許，自我采取結束生命的安樂死措施。助殺安樂死，是指病人為解除痛苦，提出終止生命的要求，在他人理解并提供幫助的情況下所實施的安樂死措施。

（三）按安樂死行為對象的主觀意愿劃分，安樂死可分為自愿安樂死和非自愿安樂死。自愿安樂死是指病人本人要求安樂死或對安樂死表示過同意的死亡。而非自愿安樂死是指無行為能力的病人因無法表述自己的要求、愿望或同意，而由監護人提出要求或表示過同意的死亡。

三、為什么有些國家準許執行安樂死？

（一）安樂死是合乎情理的死亡方式；

（二）安樂死可使社會將有限資源合理使用于急需之處，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三）對于這些病人來說，生命價值或生命質量已經失去，有意義的生命已不存在，延長他們的生命實際上只是延長死亡和痛苦，因此，實行安樂死是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

（四）安樂死是社會文明進步的產物，是對陳舊的生死觀念的一種挑戰，對推動社會的精神文明有積極意義。

四、安樂死的倫理論證—贊成抑或反對

安樂死是生命倫理學中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學者們對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總的來看，有兩中觀點：一時贊成安樂死，二是反對安樂死。

（一）贊成安樂死的理由

支持者表示安樂死的產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表明了人們對自身價值認識的進一步深化。它的存在對社會、對患者本人、對家屬都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1．實施安樂死有利于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一個社會在一定時期內的醫藥衛生資源是有限的?，F代醫學診斷和救治技術的進步，使得延緩人的晚期生命成為可能。但是，當社會把大量昂貴的醫藥資源用在維持一部分處于無意識狀態的個體生命上，如果這已經成為大眾認可的普遍的社會道德準則的話，就會偏離提高整個社會群體生命質量的軌道，同時造成資源的浪費，造成整個社會文明的不協調發展。

2.實施安樂死有助于尊重患者的生命權利。作為人，有對自己生命負責的權利。對自己的死亡掌握主動權，猶如人有生存權一樣，是合乎理性的。生命固然是應當受到保護的，然而人的愿望的實現，人的尊嚴的維護，也是人道主義的重要方面。作為生命個體的人終有一死，這是生命現象的重要特征。一旦當生命個體處于瀕臨死亡狀態，現代醫學又無回天之力時，對生命的保護已經失去任何意義。這時恰恰需要的是尊重病人病前清醒時所表達的意愿，維護人在最后的彌留日子里的尊嚴。否則，把他人的意愿強加給垂死者，一味地延長病人瀕臨死亡時

其實是種不道德的行為。使人在欲活不能欲死不了的痛苦中喪失做人的尊嚴的救治措施是和人道主義相悖的。從一定意義上說，安樂死的方式是符合人類理性的一種合理的選擇。

3.實施安樂死也有助于維護死者家屬的利益。病人家屬負有照料病人的義務，這是具有高級情感的人的慈悲心的體現。然而當病人發出痛苦的呻吟，要求死亡或者面對病人拒絕任何治療的時候，我們該怎樣對待呢？應該說，在醫學已回天乏術的情況下去消耗有意義的生命，讓病人家屬在探望、護理和搶救等消耗精力財力的過程中經受極大的煎熬，這是一種過分的要求。對于上述病人實施安樂死可以說是對病人家屬的解脫，應該是合情合理的。

（二）反對安樂死的理由

反對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種種理由，他們從生命、法律、道德和傳統等各個方面加以解釋，充分表達了他們對于生命存活的看重和對安樂死引發的問題的憂思。

1.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無上的，醫學倫理要求醫生必須盡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生命對于每個人只有一次，如果失去了將永遠不會回來，何況很多時候活著的生命本身就有意義，是對親人或者朋友甚至是其他不認識的人一種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

2．各國法律、道德、輿論和風俗習慣，對癡呆、嚴重畸形、傷殘甚至各種瀕臨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極其寬容的態度，這是人道主義精神在全人類中的普遍體現。人類只有從尊重最弱的人做起，才能保持自己的尊嚴，不能簡單地把個人尊嚴和個人自由擴大到可以剝奪病危患者的生命。

3.每一個生命都有一定的價值，都是人類的一分子。社會對每個人不僅有安置的權力，也有保護的義務。對那些被認為是社會“負擔”的患者進行救治，是人類社會的基本職責，體現了對生命的尊重。

4.患者要求安樂死的意愿未必是其理智而真實的意思表示，很多時候只是一種精神空虛或是一種暫時的要求。他們或許是沒有勇氣面對艱巨的困難，或許是逃避一種責任，我們關心他們的人有義務幫助他們獲得活下去的勇氣和方法，在我們理智的時候，怎么能用結束生命的方式來對待本已處于困難境地中的人呢？

5.法律允許安樂死，可能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來犯罪，歷史上有過納粹借安樂死來進行屠殺的教訓。由于認定機制的不完善，由于監督機制也是有限的，由于醫學判斷也不一定準確，由于病危的人自我保護能力很差，這些都可能被某些人利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比如在繼承遺產的過程中，比如在刑事案件中。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有自己比較充分的理由，這就使得在上面所列舉的有關問題沒有徹底解決以前，安樂死很難被所有的人接受并立法成為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不得不考慮安樂死涉及到的諸多問題，為安樂死制定相應的原則，為安樂死的實現打下基礎。

五、關于安樂死的倫理思考

（一）安樂死對傳統觀念的沖擊

傳統觀念是人類文化的積淀，它以無形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社會輿論、倫理道德和生活方式。安樂死作為新的時代課題，在醫生與病人、病人與家屬、病人與社會三個方面，與人們頭腦中長期形成的傳統觀念發生了沖突。

1.從醫生與病人的關系上，傳統的倫理觀強調，“只要還有一口氣，死馬也要當活馬醫”。因此，醫生對那些即使是明知無法治愈的疾病，也是不惜人力、物力、財力去搶救，甚至是腦已死亡的生命也不應該促使其死亡，完全不用去考慮治療是否有效，只要盡力醫治，就是對病人負責，就是人道的，因為“好死不如賴活著”。但持安樂死觀點的人卻認為，當今的醫德標準已經要求每個醫生對個體病人的負責轉變到對社會負責。所以，對一個垂危病人是否應當繼續活下去，醫生不僅需要考慮維持病人這種生命對于病人來講是十分痛苦的，而且還要考慮那些為了維持病人現狀．在感情上、經濟上付出巨大代價的其他人，以及那些被垂危病人占用而得不到醫藥資源的人[4]。

2.在病人與家屬的關系上，傳統倫理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子女和家屬對于父母或親人的任何絕癥，只應該陪守到死．以盡孝心，決不能催其早死，否則不孝的罪名將永遠也贖不清。為了父母和親人的疾?。幢闼奶幥髩?，不遠萬里求良方覓妙藥，甚至負債累累，壓垮自己，也應該盡心盡力，毫無怨言，只有這樣做才能受到人們的敬重。但同意安樂死的人認為，對疾病要講究科學，一個時期總有相對的“絕癥”，當代的醫療水平不可能把地球上所有人患的疾病都治愈。對一些確屬冶不好的病癥，不但病人精神和肉體都十分痛苦，而且也造成病人家屬與親人的種種負擔，因此終止生命只是減輕病人的痛苦，決不能用“不孝或“有罪”來加以評說。

3.在病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傳統倫理認為，一個人患病，特別是患有不治之癥，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如果社會對其持冷淡態度，或者拒之于醫療大門之外，這個社會就是不人道的。一個人，特別是老年人，一生對社會作出許多貢獻，當他需要享受或照顧時，社會就以種種理由加以排斥，甚至施以安樂死，這樣做會使目前暫時還沒有得病的老人也為之寒心。

（二）安樂死的倫理原則

安樂死是社會對優化的死亡狀態的選擇和崇尚，是在死亡這個環節和領域實現的社會文明。既然安樂死是一個社會文明問題，那么對滿足上述三個條件的對象實行安樂死時，就應遵循社會倫理原則和規范。其一，應堅持有利無害的原則。一系列的倫理道德規范要求我們不僅不傷害別人，而且還要求我們對維護他人的利益有所貢獻。安樂死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有利無害的原則。所謂有利無害，就是說對病人實行安樂死時，要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既解除了病人的痛苦，讓臨終不可救治的病人，平穩、安詳、無痛苦、體面地走向人生的終點，又不損害病人的尊嚴。同時，還應考慮對病人家屬、他人和社會造成的危害和損失。如果實行安樂死符合病人自身的利益，但對家屬、他人和社會造成的危害太大，那么在倫理上仍是屬于不正當之列。其二，應堅持自主尊重的原則。一個人無法選擇自己的生，那么可不可以選擇自己以哪種方式去死呢?人和動物最大的區別就是人有尊嚴，這尊嚴包括活的尊嚴和死的尊嚴，臨終病人有選擇自己死亡方式和時間的權利，有尊嚴地死去的權利。安樂死的決定是一個人自主性的最終體現，表明了人們對生命控制的終結。面對病人的痛苦，醫生應病人的要求，幫助病人安樂地死去，這既是對病人痛苦的解除，是成人之美，又是對病人安樂死決定的尊重，是符合道德的。但如果病人做出安樂死的決定是在家屬或醫生的利誘、欺騙之下做出的，那么這就違反了自主性的原則，是不符合道德的。同樣，如果醫生違反病人的意愿，不尊重病人安樂死的自主性決定，即使是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在倫理上仍屬于不正當之列。英國著名思想家湯因比曾說，當“一個人即使還有生命，卻已失去了希望” 時，“只要這個人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反復思考之后，仍希望去死，那我們就不能妨礙他，在這種情況下的人如果要求安樂死，就應該滿足他的愿望，否則，就是侵犯了他的最寶貴的權利——人的尊嚴。”[3]（三）安樂死的倫理意義

對瀕臨死亡的病人，施行安樂死，于人于己于社會都有一定的意義。首先，對于病人來說，安樂死可減輕病人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這是符合病人自身利益的。某些身患絕癥、臨近死期的病人常常因病魔肆虐而倍受折磨。此時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與其受折磨而死，不如實施安樂死，讓其懷著高雅與尊嚴告別人世，這不僅減輕了病人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更體現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上海某大醫院調查統計了三年中危重病人的死亡情況，發現在內、外、婦科563位死亡病人中，有28%是因不愿遭受更多的痛苦而由患不治之癥的病人或其家屬主動要求停止搶救后死亡的。筆者認為，如果人能健康地在世界上度過美好時光，再舒適平靜地離去，豈不美哉！其次，對于病人家屬來說，安樂死可把他們從經濟和精神的兩大壓力中解脫出來。病人患不治之癥，他們需要家人日夜看護，還需要昂貴的醫療費用，這既影響了家人的工作，又給家人造成巨大的經濟負擔?？粗∪巳淌苤鴺O大的痛苦，家人精神上也承受著痛苦的煎熬。通常，為了醫治患有不治之癥的病人，家里弄得傾家蕩產，結果還是人才兩空。與其如此，還不如在生命無可挽回之時，對病人施行安樂死。這樣可以讓其家屬擺脫巨大的經濟負擔和沉重的精神壓力。筆者認為，為了一個注定要死亡的生命而去消耗包括家庭成員在內的有意義的生命，這是無謂的和過份的要求。再次，對于整個社會來說，安樂死對社會醫療資源也是一個合理的保護，有助于社會將有限的醫療資源合理用于急需之處。美國一家保險公司曾做過調查，結果是：某肺氣腫病人最后一年的醫療費用為2O萬美元，其中臨終前34天中，就花掉6萬美元。與此同時，美國卻有900萬兒童得不到常規醫療服務。可見，調查表明，大量的醫療衛生資源都只是為了延長病人幾天或幾十天的生命。從效用原則的角度來看，為了維持一個只具有象征意義的生命的存在而耗費有限的醫療資源，這種資源的分配是極不公平合理的。如果絕癥病人能主動提出安樂死的請求，把臨終前所耗費的醫療資源節省下來，用于治療可以康復的病人，把生存的權利留給有治療價值的人。這不僅符合資源的合理分配原則，而且還能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

六、結束語

從本意上說，安樂死是為處于痛苦、瀕臨死亡的人們提供的一種臨終關懷，是一種善意的措施，因而無論從情感還是道德層面都有可操作的基礎。但是，安樂死畢竟與現在的道德倫理原則有沖突的地方，引起了人們很多的爭論，不過，人們恐怕關心更多的是安樂死如何實施的問題，即使在心理上或是觀念上人們接受了安樂死，如果不能正確的執行安樂死，引起犯罪等問題的話，人們一樣會拒絕它。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在道德倫理層面解釋安樂死，另一方面也要制定安樂死的執行法律，依法確保安樂死的客觀性、正確性和無害性。只有兩個方面都做好了，安樂死才會真正的被人們接受。

參考文獻：

[1] 宋燕．《我是這樣理解安樂死的》．北京青年報，1999 ,(15).[3] [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3).[4] 馮秀云．《關于安樂死立法的幾點建議》．醫學與社會，1997，(4).[2] 朱莉.《安樂死的倫理思考》．武漢交通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