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安樂死.12

淺談安樂死 摘要：1906年美國俄亥俄州誕生了第一個安樂死法案，安樂死作為一個法學問題被正式提出，從此以后成為學界熱烈討論的一個話題。本文根據國外和國內的安樂死的背景和對安樂死支持與否的民意調查，從我國的立法角度和立法背景等方面和我國的憲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個體法等方面來認證我國實行安樂死的意義和可行性。并且提出一些關于安樂死的立法建議和實行措施。

一、安樂死的背景

（一）國外安樂死背景

1906年美國俄亥俄州誕生了第一個安樂死法案，安樂死作為一個法學問題被正式提出，從此以后成為學界熱烈討論的一個話題。安樂死源于希臘文，原意是“快樂的死亡”或“尊嚴的死亡”。英文解釋為：無痛苦處死患不治之癥而又非常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中國學者給安樂死下的定義為：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危重瀕死狀態時，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或家屬的要求下，經過醫生的認可用人為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度過死亡階段而終結生命全過程。從上個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英國，美國，瑞典等一些國家發起成立“自愿安樂死協會”或向國會提出允許安樂死的議案，由于對安樂死問題的認識不清，社會上絕大部分民眾反對安樂死。反對安樂死者主要出于以下考慮，承認安樂死合法會出現難以控制的負面效應，除無法有效保護弱勢人群的生命權之外，重病患者的精神負擔也會極度加大。歷史的焦慮也是不容忽視的干擾因素，三十年代納粹德國對所謂劣等民、殘疾人以及老弱人群進行殘酷的清洗，目的是保持德意志血統的純凈和節約肉類與香腸。希特勒簽署了一份文件，對被確認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確診后準許被實施慈悲死亡，這個文件為此后的血腥清洗做出了法律鋪墊。英國于1961年通過的《自殺法案》禁止協助或煽動自殺。1998年，美國病人托馬斯。伍克在凱佛基安醫生幫助下完成安樂死。這醫生為宣揚安樂死將整個過程拍下來，錄像拿到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放。一年后，凱佛基安醫生因二級謀殺罪名服刑15年。“也正由于生命對自然人乃至整個人類繁衍的重要性，使給予‘安樂死’合法地位仍受到諸多反對。”

(二)我國安樂死的背景

我國最早提及安樂死一詞是孟子——“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而這里的“安樂”是安逸之意，并非“好死”“善終”之意。含有“好死”“善終”之意的安樂死的一詞源于佛教凈土宗的思想。凈土宗創立者為唐代善導，專修往生阿彌陀佛凈土法門，中國凈土宗早期一本重要著作名為《安樂集》其中安樂一詞即為善終之意。近代，據說早在1925年，當孫中山先生陷入肝癌晚期的極大痛苦時，他的親屬就接受了醫生的建議，讓孫中山先生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藥后與世長辭，這實際上就是實施“安樂死”的典型實例之一。鄧穎超同志也在電臺討論中提出“安樂死是一個唯物主義觀念”。她還再次強調對安樂死的贊成態度，并且建議有關部門立法。1987年4月，在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有王群等三十二名代表提出101號提案，建議制定《安樂死條例》，這標志著安樂死的立法問題從那時起就被提到立法機關的議事范圍之內。

1992首列安樂死劃上了句號，也是從1992年起，在每年的中國全國人大代表大會上，提案組每年都會收到有關安樂死的提案。要求我國立法。上海曾以問卷的形式對200位老人進行了安樂死的意愿調查，贊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樣調查中支持率高達79.8%。西安某大學小范圍的調查表明90%以上的人贊成安樂死。在對某醫學院172名學生進行調查時發現，贊成對伴有難忍痛苦的絕癥患者實施安樂死的達77%，因法律無明文規定而表示說不清的占16%。可見無論是青年人還是老年人，無論是醫務工作者還是非醫務工作者大都贊成安樂死，希望有相應的法律予調整。安樂死的合法化是大多數公民的愿望，而我國法律正是以代表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為宗旨的，安樂死立法已經成為一個迫切的而又現實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然而遺憾的是安樂死一直處于一個理論的討論前沿的位置而從未真正進入法律世界的立法領域。

二、安樂死法律分析

安樂死從立法角度是可以進行適用的。安樂死合法化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依法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受到法律保護，而阻卻實施安樂死行為的犯罪性的根本因素是病人在特殊情形下自愿選擇死亡的權利，所以安樂死立法之首要目的應當是確認病人享有這樣一項基本權利：即有選擇或不選擇安樂死的權利。這是一項基本人權，一種基本自由。人權的基礎是生存權，生存權既屬于生命權；人權的核心是自由權，即包括對生命的自由支配權。在當今文明時代，人權不僅僅是成存權，更重要的還有自由權、尊嚴權、自決權。最基本的自由權是人身自由權，最基本的尊嚴權是對人格尊嚴的自主判斷和自由追求，自決權是保障性的權利，沒有自主決定的權利，其他權利的實現則無從談起。既然有法律上的特定情形和條件，就意味著行使這些權利是有限制的，這些限制便是應當遵循的義務，包括不作為和作為。不履行義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馬克思說得好：“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經。”這些自由權利必須為法律所保護確認，超越社會所能容忍限度得自由則必須受到限制，濫用權利得的行為必須予以制裁---所以我們需要一部“安樂死法”。

（一）立法依據

安樂死合法化的關鍵首先在于有無自主選擇安樂死的權利。我國憲法尚未明確規定生命權，未明確規定公民本身生命的權利，但我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我國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權利。每個人在享受自由權的時候都有義務尊重其他每個人的自由。馬克思則把自由理解為：自由就是從事一切對別人沒害處的活動的權利。死亡的權利本身體現的是一種人格利益。而這種死亡方式也是一種無害于他人的行為。反對安樂死論者認為生命的價值在于社會，這種死亡方式是有害于社會的。誠然生命的價值在于社會，因為價值本身就是一個社會概念，價值只能在社會中才能得以體現。而生命的價值并不是指生命本身，價值屬于社會而生命是個人的。病危患者要求安樂死，基于法律的空白而被拒絕，被迫痛苦的生存下來是自由嗎？自殺被認為是于他人有害的行為，那么法律是不是應該給自殺而又未果的行為給予法律的制裁讓其承擔法律上的責任呢。人權作為法律與道德最高價值取向的契合我國給予了相當的關注與足夠的重視。然法律沒有，就承認了生命屬于個人，自殺行為于他人的危害，不足以要求法律的禁止。我國《民法通則》第九十八條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生命健康權的內容包括“生命安全維護權”，即維護生命安全，禁止別人非法剝奪人的生命的權利；“生命利益支配權”，即意味著生命權的主體是不是可以隨意處分自己生命的問題。傳統的民法理論對生命利益支配權持否定態度。例如一些國家都曾規定自殺是法律所不允許的，是需要承擔法律責任的。我國未作出此類規定則是一種默許的方式承認了生命利益支配權。也就承認了生命屬于個人，個人有權處分自己的生命。人權作為法律與道德最高價值取向的契合我國給予了相當的關注與足夠的重視。我國政府已分別于1997年和1998年先后簽署了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謂人權，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每個人按其本質和尊嚴享有或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人權的本質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目的是使人擺脫一切壓迫和歧視獲得有尊嚴的生存和全面自由的發展。其實人權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發展所必須的自由和平等。

（二）立法分析

從法的價值來說，就是為了維護秩序的需要。同樣從病人角度來考慮，病人有擺脫痛苦，抉擇自己生命的自由。在法的價值位階原則中，自由是優先于秩序的。何況，任何權利的濫用都會造成不利的后果，政府不應該諱疾忌醫，而應該拿出勇于擔當責任的勇氣和魄力，既保護公民應有的權利，時積極采取預防措施。如對安樂死的實施對象、實施主體、實施程序、審查機制、法律責任等作出具體規范，防止權利被濫用，將損害降低到最小化，這也正是解決法的價值沖突的比例原則。

《立法法》第五條規定：“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而我國現階段，從有關調查來看，我國絕大多數民眾，都贊成安樂死；身患絕癥的患者，更是希望安樂死。因此，遵循立法民主性的原則，也有必要有條件的讓安樂死合法化，這也是對人權的一種尊重。

（三）安樂死立法與憲法

基于憲法的根本性和最高效力，安樂死立法顯然不得與憲法相沖突，而安樂死法賦予公民一種安樂死權，最有可能與憲法規定的下列權利相沖突：

1、首先“安樂死”是否存在違憲問題

馬克斯主義法學認為，法律在承認人享有盛名權力的同時，也應承認人享有選擇死的權利。在特殊的情況下有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允許安樂死不僅體現了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而且也不會有損社會和國家的利益。死亡的權利是“優死”觀念的強化和追求生命質量的價值目標的鄙人和結果。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徐景和認為，《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義的。公民個人有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安樂死”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在不違背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下所采取的一種對生命色特殊處分方式，這種處分是有嚴格的條件與程序的。現在歐洲一些國家所實行的“安樂死”立法都是在傳統道德與現代法律之間所作的選擇。因此，認為“安樂死”有背憲法，缺乏基本的構成要件。從法理上講，公民有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憲法》的這一規定說的是國家保障公民的私權利，并沒有限制公民“安樂死”的自由。而且，對公民的私權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民選擇“安樂死”是他們的自由。隨著社會的進步，當“優生”的生存觀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之后，同樣應尊重“優死”的權利，無可救治的絕癥患者應當有權利選擇有尊嚴地死去。

2.從生命權。安樂死涉及公民生命的提前結束，因而可能與憲法所規定的生命權相沖突。生命權的基本內涵就是人尋求一切辦法來維護生命、提升生命，甚至國家都負有責任來幫助生存，因而生命權與安樂死權在內涵上有所沖突。而且我國以前更多強調個體生命的國家與社會意義，因而不承認個體生命的獨立自主性，反對生命的自我處決。當然，隨著觀念的更新和經濟體制的變革，生命的自主權也獲得承認。我們認為，可以擴張生命自主權的內涵來解決安樂死權與生命權的可能沖突，即生命自主包括求生和放棄生命兩個方面，因為權利是可以放棄的，生命如果可以自我做主，當然可以放棄

3.從尊嚴權。在此方面有兩種貌似沖突的觀點：一種認為對于臨終病人來說，身體受醫生或家屬的擺布，生命依賴于生命維持系統，人的身體功能和理智能力都急劇下降，這時病人會感到失去了尊嚴而不愿再繼續這樣的狀態而尋求一個了斷，出于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尊重，應該允許安樂死。事實上，許多支持安樂死的人更愿意稱安樂死為“尊嚴死”，而且一些安樂死的法案也被稱為“尊嚴死法案”。另一種觀點認為，生命最后時刻的狀態并不能決定人的尊嚴，莊嚴死亡應當在莊嚴的生活中體現出來。“誠實、體面的一生在結束時，人們仍然會這么看待你。并非在人生最后的幾星期或幾天中，人們才來合成對你的印象并永遠記在心里，他們要記住你的是此前的數十年的生涯。”這兩種觀點沖突之關鍵在于都以自己的主管感受代替當事人的感受。其實，有無尊嚴，主要是個體的主觀看法，在相同遭遇中，不同性格的人會有不同的尊嚴感受。我們只能根據一般人的感受來認定是否具有尊嚴，從而做出普遍性的規定。一般來說，一個人處于備受病痛折磨、受病痛操控的狀態就可以認定沒有尊嚴，而不應該強求每個人都去與病痛做斗爭而維護英雄形象。這樣，上述對立觀點的沖突就可以迎刃而解，安樂死主要在于個人自愿，如果有人能夠勇敢與病痛斗爭，當然不能強制他安樂死。

4.從物質幫助權。這一點最初由廣東省明確安樂死違憲的理由而引發出來。據悉：廣東有政協委員在省政協九屆一次會議提出，應對無可救治的晚期癌癥患者實行“安樂死”。但廣東省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在會辦該提案時指出，立法實行“安樂死”有違《憲法》。他們認為，我國《憲法》第45條規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的社會保障、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若立法實行“安樂死”，違背了《憲法》的這一規定。當然，也有專家提出反對意見：憲法這一條款，僅僅體現了國家有幫助公民延續生命的責任，但這一點既不意味著國家可以強制公民延續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著國家不能幫助公民結束自己的生命。我們認為《憲法》第45條規定了“物質幫助權”，既然是權利就是可以放棄的，因而安樂死并不違反這一條，但是第45條確實體現了國家有幫助公民延續生命的責任，既然國家有此責任，就不能像有些專家認為的那樣——國家可以幫助公民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是自相矛盾的。

（四）安樂死立法與刑法

執行安樂死行為從現行刑法來說，是故意殺人行為，因而很多學者從違法阻卻事由和期待可能性理論等來為安樂死出罪，但事實上，這些都是價值考量，是實質合法性問題。違法阻卻和期待可能性都是力圖證明安樂死的實質正當性，從而排除刑法適用。我們暫且擱置其實質正當性問題，就我國刑法而言，違法阻卻事由和期待可能性并沒有得到我國主流犯罪構成理論以及刑法典的支持。而且這種理論即便成立，也需要我國犯罪構成理論和法律規定作重大修改后才可行。事實上，安樂死立法后，就以單行法的形式排除了安樂死的違法性，從而修正刑法典，進而取消此類爭議問題。此后，安樂死與刑法的關系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符合安樂死法規定的安樂死行為就是合法行為，可以免除刑法的適用。然而，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安樂死行為是否就構成犯罪呢？這樣需要因具體情形而論。

1、違背患者意愿而執行安樂死的行為。這種行為實際上無合理根據地剝奪了一個人的生命，因而是典型的故意殺人行為，應構成犯罪。

2、不是用安樂的手段執行“安樂死”的行為。如上海有位男子用電擊的方式為其母親實施了“安樂死”。這是手段與目的的不一致，我們是否僅僅因手段的惡而賦予其犯罪性？我們認為安樂死是一個整體行為，而且死亡過程的安樂是安樂死行為具有倫理上的正當性的主要原因，因而這種行為應當構成犯罪。

3、患者的疾病被誤診（不是致命性疾病卻被診斷為致命疾病）但執行了安樂死的行為。這時仍然要分具體情形來定，如果醫生按照正常程序、使用先進技術手段審慎地對疾病進行了診斷，我們認為醫生可以免責，其行為不構成犯罪；如果醫生沒有按正常程序、使用先進技術審慎地對疾病進行診斷，我們認為醫生的行為構成醫療事故，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追究責任；更進一步，如果醫生因摻雜私人利益如接受賄賂等做出誤診，我們認為醫生的行為構成犯罪。

那么安樂死是否違反刑法“安樂死”不等于“故意殺人”

雖然從刑法上來說“安樂死”符合“故意殺人”罪的。種種條件，但是從本質上看還有許多不同之處：

第一，兩者出發點和目的不同。“安樂死”已免除特定人群痛苦為出發點；而“故意殺人”卻是以報復奪取金錢等為出發點。第二，實施者不同。“安樂死”是由合法合格的醫護人員操作完成；而“故意殺人”沒有特定的人群為實施者。

第三，運用的手段及方法不同。“安樂死”一般使用藥物，采取無痛苦方式終結生命，而“故意殺人”則不管用任何手段、方法強制性剝奪其生命。第四，性質不同。“安樂死”是善意的，而“故意殺人”是惡意的。第五，主動方不同。“安樂死”是由被實施人主動提出，是由被實施人的主觀意志支配，而“故意殺人”完全由實施者個人主觀意志支配。所以，目前不能將“安樂死”列為“故意殺人罪”。

（五）安樂死立法與民法

我國并沒有民法典，但是各項民事行為大體上都有法律規定，安樂死立法也涉及與這些法律相銜接的問題。

1、生命權損害賠償。生命的完整性是生命權的基本原則，而安樂死是例外。安樂死合法化后，執行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對生命權的損害，但若不是按照安樂死法所規定的條件和程序進行，仍然會造成對生命權的損害，仍然需要進行民法上的生命損害賠償。

2、死亡請求權。安樂死法實際上賦予公民一項新的權利——安樂死權，而這從民事權利類型上會不會產生一種新的權利——死亡請求權？換句話說，符合安樂死條件卻拒絕給予幫助，是不是對權利的傷害？這是頗為吊詭的問題：一方面，末期病人希望加速生命的完結進程，從而請求安樂死；另一方面，由于人命關天，結束他人生命會給自己帶來嚴重后果——有可能構成故意殺人，最高可判處死刑，被請求人會心存顧慮而拒絕或回避幫助安樂死⑦。我們認為既然安樂死已經成為一項合法權利，為使其得到實現，在安樂死法中負有幫助義務者若在完全符合安樂死條件而拒絕給予幫助時構成對安樂死權的損害。同時，為減輕執行者的顧慮，需要規定授權的明確性和程序的規范性，只有在具備書面的“預留醫療指示”或“生存意愿預囑”以及多位專家對病情的診斷書（這些都是發生糾紛時的有力證據）時，才可以對申請者執行安樂死。若缺乏這些材料，可以作為抗辯事由。

3、繼承法上的問題。人死亡后會發生債務清償、遺產分割等問題，而這些都和未亡人的權利息息相關。如果死亡時間不同，權利狀態就不一樣，死者的債權債務關系、財產權、與他人的人身關系以及繼承的先后順序都會不一樣。而安樂死實際上是使死者的時間提前，因此，有無安樂死，相關人的權利是不一樣的。可以想見，安樂死合法化后，有人會利用繼承法的規定，主動造成他人合法安樂死以從中漁利。因此，安樂死法與繼承法也應該相互銜接，以防止有人以合法形式達到非法目的。

（六）安樂死與行政法

由于關系到人的生死存亡這樣重大問題以及中國的現實國情，我們認為安樂死法主要是行政法，應該嚴格規定行政主體在安樂死過程中的監督、管理責任。

1、生命是個人的存在之基，而死亡是不可逆轉的，因而結束生命的行為不能簡單、草率地進行，需要在公開而嚴格的行政監管下進行。

2、當前我國醫療關系緊張，醫療機關的公信力不夠，這就需要行政機關對申請和執行行為進行審核與監督，甚至有必要主持小型審議會議，以讓相關人員都能參與其中并發表意見，從而增加安樂死過程的公開性和公正性。

3、當前的醫療保障體制并不健全，許多人因為看不起病而寧愿死亡，而不是因為不能忍受病痛以及疾病已到末期。雖然建立完善的醫療保障制度需要以經濟為支撐，但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險也應跟進。基于我國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以及社會道義的考慮，應該增加國家和社會的責任，免除某些病人某些疾病的醫療費用，由國家和社會來承擔。因此，國家福利部門在安樂死過程中也要承擔一份責任。

4、行政機關在安樂死過程中監管不力、玩忽職守甚至濫用職權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關于此點，可以參考《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相關條文在安樂死法中作出規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53條規定：“衛生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在處理醫療事故過程中違反本條例的規定，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財物或者其他利益，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或者發現違法行為不予查處，造成嚴重后果的，依照刑法關于受賄罪、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或者其他有關罪的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降級或者撤職的行政處分。”行政監管部門在安樂死過程中有收受賄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等行為也應追究刑事或行政責任。《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54條規定：“衛生行政部門違反本條例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級衛生行政部門給予警告并責令限期改正；情節嚴重的，對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1）接到醫療機構關于重大醫療過失行為的報告后，未及時組織調查的；（2）接到醫療事故爭議處理申請后，未在規定時間內審查或者移送上一級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處理的；（3）未將應當進行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的重大醫療過失行為或者醫療事故爭議移交醫學會組織鑒定的；（4）未按照規定逐級將當地發生的醫療事故以及依法對發生醫療事故的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的行政處理情況上報的；

5、未依照本條例規定審核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的。”安樂死立法也可以參照規定，行政監管部門沒按規定組織調查、鑒定、審核等的應承擔相關行政責任

三、安樂死的適用

（一）安樂死的適用對象

一是經現代醫學確診為患有不治之癥的患者；二是處于不堪忍受的肉體與精神痛苦之中的患者,且其已瀕臨死亡,治與不治都將死亡,只是死亡時間的長短和死亡時是否痛苦不同。盡管經過竭力治療，病情仍在惡化進行，已無繼續治療的必要和希望，絕不準將可治之癥當作不治之癥；三是對那些精神崩潰者,其精神處于巨大痛苦之中,不管用心理還是醫學方法都無法使其擺脫痛苦的人；四是安樂死還適用于患有嚴重惡性傳染病的患者,此類患者只能在其本人的請求下進行(因其一般患者都是思維清醒的),家屬單方的請求不予批準。

（二）適用安樂死的條件

為了防止安樂死的濫施，以及防止被借安樂死之名行違法犯罪(故意殺人)之實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必須明確規定適用安樂死的條件。一是根據現代醫學確診病人患不治之癥且瀕臨死期，此類確診要由相當一級醫院的主管醫師、主治醫師、科主任來擔任會診醫師；二是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已達到難以忍受的程度，對于精神崩潰患者應是其在清醒條件下,且由相當一級的心理醫生的確診；三是病人神智清楚，能表達自己思想的，必須有本人的真實委托或同意，在病人處于喪失表達自己意志能力的情況下，則可由其直系親屬提出申請或委托；四是醫院醫師或心理醫生必須與病人患者之間無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利益糾紛存在存在的應適用法律規定的回避制度。

（三）實施安樂死的方法

安樂死的方法應當是快速、無痛苦的，盡可能表達安樂的本質，符合社會主義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精神，如注射或服用不發生痛苦癥狀的藥物,并且所用藥物能在最短時間內發揮作用,讓人無痛苦的死去,在允許的條件下還可以使用麻醉藥品使病人脫離痛苦并安樂死去。對此嚴禁使用暴力致死的手段。為防止安樂死的濫用，對實行的方法，選用的藥物及劑量等，應在法規上明確予以規定。

（四）實行安樂死的程序

首先是請求程序：對重病患者須要患者或家屬的書面委托或請求申請,并列出其患病及要忍受的巨大痛苦;對精神患者應讓其本人出具申請;對惡性傳染病患者應有其本人請求和家屬同意共同具備；其次是審查程序：要有相當一級醫院的主管醫師、主治醫師、科主任經過會診診斷，院長簽署意見,對精神患者由相當一級心理醫生進行評估會診。再由法院組織法醫對醫療診斷進行審查，由法院審查批準,出具審查批準書；再次是操作程序：嚴格按照司法機關批準的時間、地點、參加人員執行操作。操作必須由兩名以上醫護人員同時進行，操作程序結束后，參加人員均應在有關材料上簽字，并將所有材料送交司法機關歸檔，其他人不得隱匿和保存。

（五）違反安樂死法的刑事責任

首先是擅自實行的責任：處于善良的動機，醫護人員或親屬對未提出請求或請求未獲準的患者實行安樂死，或者親屬請求醫護人員實行的，是故意殺人罪，但可酌情從寬處罰；處于卑劣動機，親屬迫使患者提出請求而獲準，是故意殺人罪，可從重處罰。其實是不履行或不認真履行職責的責任：審查人員不認真履行審查職責，以致造成重大醫療糾紛，嚴重損害國家醫療單位和司法機關聲譽的，直接責任人員應以玩忽職守罪論處：違背法定安樂死的方法，違背人道主義精神，以殘酷方法實行安樂死，造成惡劣影響，對其臨場監督及操作人員，應給予行政處分，情節惡劣的，應以玩忽職守罪論處。

綜上所述，伴隨著社會、科技、經濟、文化等文明大趨勢，人類的死亡觀念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世界范圍內，許多國家對待安樂死已從過去的禁止，反對，逐步轉變為立法管理，越來越多的人們贊同或選擇安樂死，我國是個發展中國家，悠久的歷史傳統和道德規范是一種美德也是阻礙安樂死在我國發展進程的一大因素,社會在朝前發展,我國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越來越注重社會價值和生活質量,安樂死在我國的進程也明顯加快,整個人類社會對死亡方式的選擇，已明顯地趨向安樂死，這正是現代社會死亡的又一特征。對安樂死的立法建議：

安樂死在法律上必須有一個明確定義，安樂死是出于人道主義動機為解除現代醫學科學技術所不能治療的病人的極端痛苦，在不違背本人意愿的前提下，由醫務人員提供的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加速結束或不再延長死亡過程的醫療性服務，是特定情況下維護病人利益的最高體現。所以將安樂死定義為：對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者的死亡過程進行科學調節，以減輕或消除死亡痛苦，使其死亡狀態安樂化。

在我國要求安樂死立法的呼聲不斷，對于安樂死這一話題，法律上應該明確安樂死是指自愿安樂死。只有自愿安樂死才能體現它是權利主體積極處分自身權利的行為，才能體現它是一種優化的死亡狀態，才是高呼人權的標榜法治的國度里給予人權的真正尊重，只有給安樂死立法，才能規范現實中的安樂死行為。才能區別于與真正意義上的安樂死相近似的相關行為，有效打擊違法犯罪，切實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程序。

姓名：沈瑋 2011年10月17日

第二篇：淺議安樂死

淺議“安樂死”

近來，綿陽某中學教師唐昀因不堪忍受病痛和精神上的重壓，向成都華西醫院提出安樂死被拒一事，使安樂死再度成為社會的敏感話題。其實，自安樂死概念被提出以來，全社會圍繞安樂死的爭論就從未停止過，贊成者稱它為“安詳的解脫”，反對著則稱之為“合理的謀殺”。安樂死不再僅僅是一個醫學問題，而是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擺在我們面前。它考驗著人們的理智和良知，在二者之間我們應該如何取舍？安樂死究竟是對生命權的褻瀆，還是更高層次的人性關懷？筆者就此談談自己的看法。

安樂死來源于希臘文，英文是“euthanasia”，意思是無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無痛致死術，為結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國學者對安樂死的定義是：“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過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過程。”因此，我們通常所說的安樂死則是一種特殊的選擇死亡的方式。

1996年，澳大利亞北部地區議會通過了《晚期病人權利法》，從而使安樂死在該地區合法化，這也是人類第一部允許安樂死的法律。在這部法律中，它規定了實施安樂死的條件：按要求申請安樂死者必須年滿18周歲；經多方確診患有不治之癥，并要遞交有本人親筆簽字的申請書；同時嚴格限制醫生，實施時應有兩名醫生和一名心理醫生簽字同意，其中，至少有一位醫生曾經參與病人的治療等。雖然，該法實施一年以來即遭推翻，但，它仍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

2001年4月10日荷蘭議會一院（即上議院）以46票贊成28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安樂死法案，也使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為防止醫生護士濫用安樂死，這項法律規定了3個前提條件，即：患者的病情必須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難以忍受的無限折磨、患者必須在意識清醒的情況下，經過深思熟慮后，完全自愿地接受安樂死。荷蘭醫生并沒有決定安樂死的權利，他們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辦事，否則將受到起訴；同時，實施安樂死的醫生必須咨詢另一名負責醫生的意見。在這部法案中，并沒有提到如何對“腦死亡”者進行安樂死，尚不夠完善，但仍為今后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而緊接著，5月16日，比利時眾議院通過“安樂死”法案，允許醫生在特殊情況下對病人實行安樂死，從而成為繼荷蘭之后第二個使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

對于安樂死所產生的法律后果，基本上有兩種聲音，即肯定說和否定說。肯定說認為，安樂死雖然在形式上符合故意殺人的要件，但是由于安樂死是在患者極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況下提前結束生命的醫療行為，而醫療行為是正當業務行為，因而可以阻卻其違法性，不構成殺人罪。否定說則認為，安樂死不能阻卻行為的違法性，仍應構成刑法上的殺人罪，但處罰可以從輕。

雖然近年來，我國學者多次提出了安樂死的立法需要，并于1998年，由山東省中醫藥大學課題組經過20年的研究，提出了《安樂死暫行條例（草案）》，但目前，因為我國法律還沒有關于“安樂死”的成文法，也就是說，法律沒有授權給任何機構和個人實施“安樂死”的權利，所以根據《刑法》解釋，如果實施安樂死，就是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安樂死是違法行為。

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觀念的更新，安樂死的立法迫在眉睫。筆者認為，支持安樂死合法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一項對北京人的調查中，有超過80%的人贊同安樂死，但有同樣高比例的人同意“醫生的職責就是救死扶傷，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病人治病的說法”，這說明了整個社會的觀念在普遍提高。此外，人們普遍同意了“安樂死承認了病人選擇死亡的權利，是文明的進步”這一觀點。不難看出，人們把選擇安樂死看作病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主動結束痛苦，坦然選擇死亡的表現，是一種勇敢的行為，作為醫生，為病人實施安樂死則是幫助病人實現自己的選擇，也是履行自己的職責。安樂死已被社會大多數人在觀點上所接受。

無獨有偶，國內一家腫瘤醫院曾對800例身患癌癥的垂危者進行調查統計，其中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死亡者占到30%以上。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每年大約有5千萬人走向死亡，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被拖延了的死亡，在我國也有數十萬的絕癥患者痛苦地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維持生命，而最終“含痛死去”。而在我國的醫學實踐中，一方面有條件的大醫院同樣存在著用昂貴的代價來維持腦死亡患者的“生命”的現象，另一方面，在對無法忍受痛苦的絕癥患者的醫療處理過程中，安樂死以隱秘或公開的方式進行已久（上海、廣州等城市）。

死亡作為一種自然規律，自古以來，人類始終追求著一種“善始善終”，“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為何不在適當的時間選擇一種更有價值、有尊嚴、更安寧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價值在于它對社會的貢獻，而這種價值往往體現在生命的質量上，當一個人的生命連質量都談不上時，它又如何保障它的價值呢？面對那些痛苦萬分的絕癥患者，如何維護他們死亡的尊嚴，如何給他們臨終前一個安詳？安樂死無疑是一種理智的選擇。

雖然，現代的醫學越來越發達，然而，不管投入多少資金來設法延長死亡和減少產生痛苦及殘疾的風險，仍然有無數患有不治之癥的患者實際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極其痛苦而難以忍受的延長死亡過程的醫學干預。我們都知道，身患癌癥的人不僅僅是肉體上的痛苦，還有更多精神上的壓力。作為健康人的我們，是無法感同身受的。由于現在我國治療絕癥大多使用的是進口藥，價格非常昂貴，且其藥理也對病人身體的本身產生巨大的副作用。目前我國普遍采用的伽瑪刀，也僅能暫時消除患者某些部位的病灶，但卻無法抑制有病細胞的再生和轉移，這無疑造成了一種“醫療資源的重復使用，是一種社會資源的浪費”。而在這漫漫的求醫長路上，不僅僅是病人要承受著病魔的折磨，病人家屬出于道義、責任，礙于社會輿論等原因，無法接受“安樂死”，仍寄望于醫院，甚至有些家屬向病人隱瞞病情，自身卻背負著過重的經濟和心理負擔。當這些受盡折磨的人們要求安樂死時，我們難道忍受拒絕他們嗎？

在我國生活水平還不高、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的今天，醫治在個癌癥患人往往需要花幾萬甚至幾十萬的費用，對于年平均收入才幾千元的家庭而言，尤其是廣大農村家庭，這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往往，為了治好病，他們都負債累累，直到無法負擔時，才放棄治療。可是，這些努力卻不一定會換來好的結果，患者最終仍步入死亡，而留下的大筆沉重的債務，讓其家人負擔。這些家人也往往窮盡一生，生活在漫長的還債路上。在家人、朋友為患者努力的同時，新聞媒體也在做著種種努力，我們常常能在各種新聞媒體中看到為患者捐款的一幕，感謝社會上有如此多的熱心人，但他們的努力也往往是一種美好的愿望。曾經，我認識一個姐姐，她在高三的時候患了腦瘤，家里的錢全部用在了她和治療上，她的母親一瞬間蒼老了許多，而她的父親則四處借錢，家里負債累累。當時，新聞媒體報道了她的事跡后，社會熱心人士紛紛捐款，沒錯，這些努力使她的病情有了好轉，但一年以后，她仍然離開了我們。筆者并不否認大家所做的努力，也不是否認生命存在的價值，但我們也不難發現，對于那些絕癥病人，這些努力也不能不說是一種社會資源、醫療資源的浪費。

當然，對于家人實行安樂死，是一件需要深思熟慮才能決定的大事，因為這不僅僅關系到病人、自己，還關系到親朋好友對于自己的看法，同事鄰居的議論。“百善孝為先”的古訓是中國傳統觀念的總結，而安樂死是一種新的觀念，盡管許多人的觀念隨著時代的變革也有一定的轉變，但是傳統思想、社會輿論對于普通人來說還是具有巨大影響力。許多人會僅僅由于顧慮別人的評價，擔心別人的議論而作出違背自己意愿的決定，尤其是在事關生死這樣的大事上。也許，我們認為看著自己的親人、朋友步入死亡是非常殘忍的事。然而，換個角度考慮，讓病人飽受病痛的折磨，將我們自私的情感建立在他們的病痛之上，難道不是另一種殘忍嗎？這不僅讓我想起一個故事：一個老教授肝癌晚期，某天她欲跳樓自殺，被子女們攔住，她聲淚俱下地說：“孩子們，看在我辛苦養育你們的份上，放我一條?生路?吧！”對于一個將死亡看作“生路”的人，我們還能說些什么？

選擇安樂死也與人的本身素質有著密切的聯系，個人素質、文化層次越高的人更會認同安樂死。當他們選擇安樂死時，筆者相信都是經過了深刻的思考的，他們不僅僅是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和家人的負擔，也是為了節約社會的資源，更是一種實現自己權利的體現。當我們聽到更多的人在呼吁安樂死時，我們應該感到高興，這是人類進步的體現，而那些選擇安樂死的人并不是生活的懦夫和逃兵，而是敢于面對現實的勇者。

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說：“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們不能結束自己和別人的生命。”長久以來，人們一直認為生命是神圣的，是至高無上，不可侵犯的。而安樂死其實也是對“侵權”（侵犯他人生命權）所作出的另一種思考。反對安樂死的人認為，實施安樂死是對人的生命權的剝奪，但換個角度出發，倘若一個人因絕癥而痛不欲生，倘若一個人因生活的磨難而生不如死，倘若一個人因身心的疲憊而無法解脫時，他們選擇了輕生并子付諸實踐。那么，法律對它會作出如何的評價呢？在法理學上，生命是屬于個人完全所有的，對于這個絕對權利的處分，是基于個人絕對意志的支配（包括輕生），只要這樣的行為不影響社會和大眾的利益，理性的法律是不應該介入的。而安樂死也僅僅是借助某種手段而得到解脫。如果說，一個人有生存的權利，那么，他也不應該失去選擇死亡的權利吧！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兩面性，總是利弊相伴的，我們不能否認，安樂死就像一把雙刃劍，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為剝奪病人選擇生命權利的借口，被不法不義之徒濫用。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這樣，就否認了安樂死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的重要性。健全的法律是為了給人們一個安定的生活環境，筆者相信，在我國法制建設快速發展，社會觀念飛速進步的今天，安樂死合法化最終將得以實現。

第三篇：淺議安樂死

淺議安樂死

關鍵詞：安樂死，生存與死亡的權利；生命的價值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越來越重視對自身權利的保護，其中生命權則是我們最為關注的話題之一，這也引發了大家對于安樂死的思考。

安樂死的本質是死亡過程的文明化，科學化，主張安樂死是對于醫學無法挽救的瀕臨死亡過程進行科學的調節，以減輕或消除死亡痛苦，使死亡狀態安樂化。我國定義安樂死是指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過程。

我本人是同意以立法的方式承認安樂死的合法性，我認為這是必要也是必然的。

生命權是人權最基本的權利，是關于人出生和死亡的權利，我國立法時將生命權規定為一項獨立人格權而加以保護的。因此，有人說安樂死侵犯了人們的生命權，不應實行，但是，既然生命權也包括死亡的權利，而我們是擁有這項權利的主體，那為什么我們沒有權利決定如何行使這項權利呢？

我國刑法第20條第3款有明文規定：生命權是不可克減的權利。生命權是不可克減的權利，即使為了公共利益或者在緊急情況下也不能被限制和征收。而這一點也是許多人用來反對實行安樂死的依據。事實上，在公共道德觀中，生命權并非絕對優位，所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也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在法律上，生命權也絕非在任何情況下均有位于所有其他權利，例如，可在刑法上設置死刑，依法剝奪生命權。可見，生命權不像原本想象得那么神秘，那么崇高，那么不可侵犯。相反，生命是那么卑微，那么脆弱，隨便一件意外的小事就可能讓一條生命消失。而在所謂的社會主義，個人的利益是絕不能抗衡集體利益的，個人的生命在整個集體利益面前時顯得那么微不足道。一個人為集體犧牲，我們說他是為國捐軀，無私奉獻；一個殺人犯被法院判死刑，我們說他罪有應得；但一個人真正想為自己而死，無痛苦的死去，這反而違法了，我不明白，這樣的法律究竟在保護誰？而生命的價值到底體現在那里？

或許我的想法有些偏激，但在在我看來，國家不放行安樂死，絕不可能是說為了維護我們的生命權，中國的人權觀念還沒發展到這種地步，而那么幾十或幾百條百姓的生命也不是黨和國家在意的，他們擔心的只是有些人鉆法律的空子，造成國家動蕩。并且，醫院醫療器材的重要收入就是那些生不如死的病人身上挖來的，如果安樂死合法化，那么就會破壞了醫生和醫療供貨商的飯碗，也會影響國家收入，對國家經濟影響非常大。可見，安樂死的實行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多大。

當然，以上所說的都是假設性的問題，只要沒有實踐，沒有人知道結果怎樣。可笑的是，我們偉大的政府，為了避免可能出現的200個問題，而忽視已經發生的1000個問題。我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同意實行安樂死，但為了守法，很少有人真正實施，而那些敢于付諸行動的人也大多受到法律的制裁。

就目前的刑法來看，安樂死是幫助自殺行為。這些幫助自殺的人都是法律上有義務組織自殺人自殺的，如果不作為將構成不作為犯罪，更何況這些有義務的人幫助自殺，顯然這些人將涉嫌故意殺人。根據侵權行為法理論，我們可以得出類似刑法理論的“幫助自殺”行為的“幫助自損”行為，這兩種行為同樣是經受害人同意，而為什幫助“自殺行為”涉嫌故意殺人。而“幫助自損”行為卻是因為受害人同意這一阻卻違法事由而不構成侵權呢?只是因為“幫助自損”行為中，受害人同一損害的權利是法律賦予其處分權的，而在“幫助自殺”行為中，受害人同一損害的是自己的生命權，法律沒有賦予個人生命處分權。隨著法律理論的發展，法律賦予個人生命處分權是必然趨勢。其實，這樣分析下來，我自己都感覺有些可笑了，原來我們自殘的部位還要經過法律批準啊，難怪我們現在選擇死亡也要經過法律批準。

活得越久，越感覺到生命的卑微，人生來就是要奮斗的，奮斗是為了活著，而活著最終哦你是要面臨死亡的，所以，生命的意義本不在生命的長短，而太糾結于生命權也沒多少意義。只是，世界上有很多東西我們都沒有選擇的權利，我們沒有權利選擇我們的出生，有時，我們升值沒有權利選擇我們的愛情，工作。如今，我們似乎連快樂的選擇死亡的權利都沒有了，難道，百姓就只能服從的活，不能反抗的死；只能痛苦的活，不能快樂的死嗎？如果說我都不能批準批準自己去死，那么我們這個軀殼的主人到底是誰呢？究竟我么的生命是誰擁有呢？

其實，有哪個人不愿快樂的活著，但是不是每個人都能那么幸運，都能幸福的活著，也不是每個人都能那么堅強，勇敢地面對未來的每一天。一個原本不幸的人，當生活拋棄他，當社會拋棄他。當他的生存對他來說是一種折磨的時候，難道他不能選擇快樂的死亡嗎？生又何歡，又有何懼。而這一點，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也同意，他也認為，醫生延長那些最終熱門不免死亡的危重病人痛苦是不合理的，并暫停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病人既有結束生命。

對于這些生不如死的人來說，他們的安樂死對于親屬來說既是生理上的解脫，也是心理上的解脫，比起他們一天天地忍受痛苦，這樣沒有負擔的安安靜靜的走對親人來說是最大的安慰。對于整個社會來說，少了誰太陽都一樣升起，并且，那些病人的提前死亡也可以為社會節省一大筆資金和資源，可謂益處多多。

并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學的不斷進步，人們的道德觀念也隨之發生變化，那種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觀念已慢慢退出歷史的舞臺，現在更多的人向往溫柔地死去。他們認為“溫柔”加速痛苦的死亡過程，比那種靠人工方式勉強維持生命而延長病人痛苦的歷程更符合現代的道德觀。

安樂死一詞來自于希臘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人終有一死，我們沒有辦法阻止死亡，然而，我們現在有能力讓死亡不那么可怕，在我們飽受折磨時可以安詳的幸福的死去，這何嘗不是一個人最大的幸福！我們大多是數人都是普通人，不想轟轟烈烈的去闖天下，只想要安安穩穩地過一輩子，不想要長命百歲，只希望活著的時候能健健康康，要是生病，也希望不要受痛苦。一句話，我們只是平凡的生活在現實中的人，不是任和書籍或劇本中出現的虛化的人，人并不崇高，生存和死亡也沒有那么高調，所以安樂死的實行沒那么神秘，不要給他帶那么多高帽子。

注釋：【新華網】《安樂死論爭與第三條路線的法律評價》

《論死在中國合法化》

《論安樂死問題》

執筆人：丁旭姣

第四篇：安樂死范文

現代醫藥技術的發展，使快速、無痛地死亡成為可能。安樂死，在現代醫學背景下被重新提出。安樂死的提出,使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臨終前有了自主地選擇死亡方式的機會。但安樂死并不是一個單純的醫學問題，也是一個牽涉廣泛的倫理、法律、社會問題。安樂死從其產生至今,始終處于支持方與反對方針鋒相對的境地。雖然支持安樂死的人數不斷增加,但立法允許安樂死的國家卻屈指可數。合法性的前提是合理性。安樂死是否符合倫理？兩派爭論的焦點以及各自提出的倫理依據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選擇安樂死是否違背倫理？安樂死的道德基礎、生命價值與尊嚴

西方社會一個對安樂死的強烈的反對力量來源于宗教信仰以及基于宗教信仰的倫理道德觀。基督教、猶太教等宗教教義都堅持“生命神圣論”，認為人的生命是由神賦予的，因此是“神圣的”。生命至高無上,即使生命享有者本人亦不能隨意處置。生命是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不得在任何情況下危及他人的生命。安樂死的反對者認為安樂死違背了社會文化傳統倫理的一個基本方面——人類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允許安樂死將導致傳統倫理的破壞,使以往的社會基本價值理念難以為繼,是文明的倒退。

而安樂死的贊成派認為：安樂死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使其免受臨終前痛苦的折磨，維護其生命的尊嚴。安樂死對病人來說不是一種傷害，而是痛苦的解脫，因而是人道的，符合倫理的。這是為安樂死辯護的“人道論”。這種人道論建立在新的生命觀上：“生命價值論”和“生命質量論”。人不僅要活著，還要活得有質量、有價值、有意義、有尊嚴。僅靠先進的醫療手段延長痛苦的生命或維持失去社會屬性的軀體生存，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挽救和善待生命，現代的人道主義原則應建立在“生命神圣論”與“生命質量論”、“生命價值論”相統一的觀念基礎之上。所以，安樂死是符合倫理道德與人道主義的。作為人應當有尊嚴、有價值地生存,否則,延長的不是生命的歡樂,而是痛苦。安樂死是無痛苦的、安詳的、有尊嚴的死亡。它是患者在病情不可逆轉,生命失去質量和價值的情況下做出的選擇。它可以解除臨終病人的肉體和精神的痛苦,尊重“生的意義”、“死的尊嚴”,以及病人的自主決定權。放棄無價值的治療,選擇安樂死,這種觀念標志著人類對生與死更理性的認識和選擇,病人選擇安樂死,是人類文明在更高層次上的一種體現。

二、醫生的職責是“救死扶傷，治病救人”，執行安樂死、醫助自殺是否違背醫生的職責？ 醫學界以及其他社會人士反對為主動安樂死立法的一個普遍原因，就在于傳統醫學倫理觀認為：醫生的神圣職責就是救死扶傷，治病救人。醫生的職業道德要求其盡力去挽救人的生命,而不允許他們實施相反的行為，一旦主動安樂死合法化,則會極大地破壞行醫的內在本質及其使命的深邃內涵。

贊成派認為當死亡不可避免，勉強維持生命只是延長痛苦的時間，醫生的唯一可能行使的職職責就是及時解除其病痛折磨，使病人在一種相對舒適的狀態下走向生命終點，安樂死（病人請求下）也就成為一種醫療處置行為。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和醫療水平下，還存在 著醫學技術無法治愈的疾病。傳統醫德把“救人活命”、“延年益壽”當作醫生唯一職責，認為醫學的目的是維持生命，即使最低的生命質量也應不惜代價去延續它，這種倫理觀偏重生命的數量，而不顧及生命的質量和價值。但醫學并不能征服死亡，阻止死亡，在某種情況下,安樂死是為病人利益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醫學的真正目的是“治療疾病，維持健康”，現代醫學的發展不能僅僅注重維持生命，而應從生命質量角度出發，尊重病人的人格尊嚴和選擇死亡的權利，幫助他們消除痛苦、迅速結束痛苦。

贊成派還認為,安樂死給身患絕癥處于晚期極度痛苦狀態的病人以身體上、精神上和社會上的安寧狀態,讓其在安然無痛苦中死去,這較之在極度痛苦中緩慢死去更為人道和符合醫學倫理,對病人是有利的。安樂死尊重身患絕癥病人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從道義上滿足其最后的要求,這既符合自主原則,也正是醫學人道主義的真正體現。醫生是出于對病人的同情而幫助自殺或執行安樂死。同情是那些贊成安樂死的人在倫理上所堅持的主要理由之一。他們認為，一個真正仁慈而富有愛心的人，在面對他人被痛苦折磨得死去活來時，不應無動于衷。如果只能在病人的死亡與極端痛苦之間做出選擇，那么同情心將傾向于幫助病人盡快擺脫苦難，這是一種善舉，最符合不堪忍受痛苦之人的利益。

但是安樂死反對者對所謂“因同情而致人于死”表示強烈置疑。奧德伯格指出，“對每個人而言，生命本 身即是一種好事(a good)，”，“假想一個人的死亡對其本人而言可以是一件好事，那是說不通的。相反，如果一種行為對一個人而言是一件好事的話，它應當改善該人的狀況，或者將使該人的生活變得比不做出該行為更好。截掉某人折斷了的腿對該人而言是件好事，因為它是為了根治疾病。但你永遠不可能靠殺死一個人去為該人根治疾病!死亡不是，而且一直不是，根本的藥方。” 討論題：

1、案例中關于安樂死的爭論說明政策問題具有哪些特征？

2、結合案例，總結影響政策問題構建的因素有哪些？

3、你對安樂死持有何種政策主張？試說明理由。

第五篇：安樂死 辯論

正方：安樂死應當合法化

安樂死的含義： 安樂死（euthanasia）一詞源于希臘文，意為無痛苦的死或安詳的死。而在今天國外的臨床實踐中，安樂死則是在一定條件下實行的，總體上包括5個條件： 1.必須是“患不治之癥的病人” 2.必須是“處于垂危瀕死狀態”

3.必須是為了解脫病人在精神和軀體上的極端痛苦 4.必須有病人的遺囑或口頭表達以及家屬的要求

5.必須用人為方式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度過死亡階段，從而終止生命。我們對安樂死在中國合法化的支持，同樣是建立在這些必備條件的基礎上的。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原因：

其一，據我所知，那些身患絕癥、可能隨時死亡、每天接受放療和化療的人，他們的身心都處于極其痛苦的狀態，對于他們而言，盡管仍對生活和生命充滿渴望，但是卻也對死亡充滿無奈和恐懼。當醫學上無法挽回他們的死亡的命運而他們又不得不遭受病痛的折磨時，他們有權利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以及結束生命的方式，讓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安詳、無痛的死去。這實質上是出于對病患的一種人性關懷，是設身處地的一種考慮。我們可以換位思考，當我們什么都不能做躺在病床上等待死亡時，拿什么去談什么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呢？恐怕剩下的就只有身體上的折磨，還有心靈上的掙扎。對于認為“醫學正在進步，實行安樂死是對生命輕易放棄和不負責任”的觀點，本身就沒有從患者本身出發。我們并不否認醫學正在進步，但是至少在較短時間內還無法攻克癌癥等不治之癥的難關也無法消除病患與日俱增的痛苦，安樂死則可以在病人無法承受時提供一種解脫痛苦的方式。另外，我們不能從生命的長短和是否存在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

其二，當我們明知道已經無力回天時，實際上對病人在醫療上付出的費用也會給家庭和親人造成一定的負擔。盡管我們不能因此就對重癥患者不聞不問，但是當病患本身已經提出要求安樂死已解決自身的痛苦時，在今天醫療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的確可以為其他更有希望治愈的患者提供更多生存的機會，也可以為自己的家庭減輕負擔和壓力。也許在病人離開人世時家人是痛苦的，但是看著病人痛苦的死去卻也只能增加親人的痛。從這些意義上，安樂死并非不負責任。巴金、鄧穎超、王選等有識之士也都贊同安樂死的做法。

其三，如果將安樂死合法化進行立法保護，也許會出現社會上擔憂的借用安樂死犯罪的狀況，但是這畢竟只是少數狀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其他途徑，比如嚴格限制安樂死藥物的流入社會；規范實行安樂死的程序，在病患、家屬和醫院之間協調一致后再確定是否實行；經過法定部門的監督公證等。環環相扣，就可以將不法行為最大化的避免。此外，正如之前提到過的，首要前提是病人是患有不治之癥且病人主動要求，這樣也可防止濫用。考慮到實行安樂死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的利大于弊，我們堅定地支持實行安樂死合法化。也許未來實行的過程中會出現一些瓶頸，但是就像對于汽車，我們不能說因為汽車會污染環境，就把汽車從社會中淘汰、排斥汽車，因為汽車在帶來種種問題時，更多的是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便利。而安樂死，在規范使用時，帶來更多的是慰藉，帶走的是浮躁與苦痛。

在20世紀30年代已經有國家在法律上承認安樂死的地位。2001年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使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

安樂死的實質是生命終結的處置行為，我贊同其合法性的理由有以下兩點。

1.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犯罪的本質是具有社會危害性，而安樂死不具備這一點。其次，由于我國未明確規定安樂死，因此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不構成刑事違法性。2.安樂死符合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原則，體現了對患者人權與選擇權的尊重。其二，它減輕了沉重的家庭負擔，也一定程度上節約了社會資源。以上就是我贊同安樂死合法化的理由。

安樂死不是一個從“生”到“死”的轉換，而是一個死亡由“痛苦”到“安樂”的轉變，它并不是倡導損害自己的身體或自殺，而是出于一種真正的熱愛生命、珍惜生命、保護生命。在這個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先進的醫療技術可以延續病人的生命，繼續維持病人“活著”的狀態，但這樣的“活著”是毫無質量、毫無尊嚴的。對于身患絕癥、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而言，運用先進醫療技術延長其“活著”的狀態并非延長他的生命，而是延長了他痛苦死亡的過程。

波西﹒布里奇曼在他的《死亡日記》中寫道：“一個社會讓一個人自己做這件事是不人道的。或許，這是我能夠對自己做這件事的最后一天了。

生命是神圣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利侵害他人的生存權，但同時，人選擇莊嚴的死亡方式的權利也不應該被剝奪。生命的神圣是通過生命質量和價值來體現的，一個茍延殘喘地活著的人，他的生命質量是低下的，對他人和對社會只能具有很小甚至是負的價值。出于對神圣的生命的尊重，人也應該要有維護生命質量和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安樂死作為一種文明的生死觀，它讓人們正視死亡，維護了生命神圣和生命質量，是社會進步的表現，體現了人道主義的價值追求。

對于患者的家屬而言，在求醫的慢慢長路上，他們照顧一個毫無希望的病人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承擔相當重的精神負擔；同時，當患者進入生命末期時的醫藥費是非常昂貴的，這對于普通家庭而言是一個沉重的經濟負擔。家屬出于道義責任、礙于社會輿論、法律制度等原因無法接受安樂死，甚至向病人隱瞞其病情，自身背負著經濟和精神負擔。若安樂死能得以施行，在消除病人痛苦的同時也解除了家屬的負擔。

對于社會而言，在當前我國醫療資源相當有限的情況下，大量的醫療資源被用于維持已無治療價值的病人的生命，政府也為此支付了巨額的醫療保險費。而全國還有許多地方醫療制度仍不健全，許多醫療產品的研發需要更多資金，廣大農村地區缺少醫務工作者和醫療器械，有希望治愈的人被迫放棄治療，這使大量社會財富被浪費，違背了對生命同等尊重的原則。從這個角度看來，安樂死的實施有利于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使更多人受益。

當然，以上辯護是基于患者自愿接受安樂死的前提，否則，無論病人有無治愈的可能，只要他還有求生欲望，就沒有任何人有權將他置于死地，絕不能以所謂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剝奪少數人的正當權益，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只有基于尊重生命的安樂死才符合整個人類生存質量提高和根本利益，符合人類的道德進步。

傳統觀念認為，醫生的職責在于救死扶傷，執行安樂死、幫助病人結束生命似乎違背了醫生的職業道德。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現代醫療水平的發展，傳統的觀念顯現出一定的局限性。救死扶傷的確是醫生的職責所在，但幫助患者減輕痛苦也是醫生的職責。對于一個患有絕癥并且痛苦萬分的患者，道德的做法應是解除其痛苦，而非延長其生命來增加他的痛苦。死是人生必然，一些身患絕癥而無法忍受病痛的瀕死患者選擇安樂死是其愿望和權利，醫生按其愿望和權利幫助他實施安樂死，符合人權主義和人道主義原則。

此外，有反對者提出：現代醫學是在不治之癥不斷得到救治的過程中發展的，安樂死的施行將阻礙醫學技術的發展。這種說法顯然并不合理。即便安樂死最終實現合法化也并不意味著所有的患者都會選擇安樂死，隨著公民意識的提升，越來越多的安樂死患者會愿意將遺體捐獻給醫療機構，這無疑會為醫學研究提供不同階段的病理樣本，促進醫學發展。再者，如果為了醫學的發展而剝奪患者維護生命質量的權利，這顯然是不符合倫理學規范的。

反方：安樂死不應當合法化

從倫理角度講，每個生命體都有存在的價值,不應該因為個人的意識而將其剝奪。安樂死與這一倫理是相悖的。生活的磨難我們應該勇敢地接受，人是社會型的動物，輕易放棄自己的生命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也是對親朋好友的不負責。隨著現代社會醫學的不斷進步，我們有理由相信，現在那些所謂的絕癥或許明天就能攻克，不要輕易放棄自己的生命。

另外，就中國現有的法律來講，安樂死的實行很可能會觸犯“故意殺人罪”。我國法律上的故意殺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實施安樂死的行為對象是瀕臨死亡的病人，雖然患者瀕臨死亡，但這樣的病人仍然是法律意義上的“人”，他們的生命仍然要受到法律的保護。在安樂死故意的判斷上，行為人為他人實施安樂死，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必然會發生他人死亡的結果，并且希望發生這樣的結果，行為人的主觀上屬于直接故意。就這兩點來判斷，故意殺人罪是可以成立的。

德國格丁根大學曾經做過一份調查，他們對荷蘭出現的7000起安樂死案例進行了分析。在這些案例中，41％的死亡者是由家屬提出希望結束患者痛苦而實施安樂死的。而其中的11％，患者死亡之前仍然神志清醒，而且有能力自己做出決定，但是沒有人問他們愿意選擇活著還是死去。我覺得，這差不多就是安樂死面臨的最大問題。中國有句俗話：“百病床前無孝子。”我們不能排除有些子女因為某些原因，為自己病床上的父母選擇安樂死。而且，安樂死的合法化一定是需要一批合格的醫護工作者的，這里的合格不單單是專業技術上的合格，更重要的是道德情操上的。一旦遇上一些無良醫生，安樂死就成了變相的殺人工具。

1.從生命倫理上來講，對病人自己來說，生命可貴的，是圣神的，輕易的結束生命，是逃避和不負責任的行為。例如在西方的基督教就明確規定了在任何情況下人都不能奪取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這是對神的不敬。而拋開宗教，生命同樣是值得我們好好珍惜的，因為痛苦而結束生命在很多時候都是一種懦弱的逃避行為。另外，人不是赤裸裸的活在世界上，他帶有社會性。例如，人會有著各種各樣的親屬關系，自己的死去很可能對于家人親人是一種莫大的傷害。而對于醫生，這樣一個救死扶傷的職業，在“救死”不能的情況下，如果選擇主動結束病人的生命，這也是與其職業道德相悖的。

2.從法律上講，人的種種權利中，生命權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根據現行法律，生命權的被剝奪只有在幾種極特殊的情況下。否則，是要負相關法律責任的。而安樂死，恰恰是由于一個人喪失了行為能力，需要依靠他人的幫助來實現自己死亡的愿望。在這里，這種安樂死與故意殺人罪之間的界限難以判定。主觀上，都是他人出于故意的目的，行為上，都實施了殺害他人的行為，造成的后果也是一樣的，即死亡。但是，兩者的唯一區別就在于，被害人的主觀意志上。在當前，主觀意志是一個非常難以判定的事。特別對于是一些意識不清的病人，又該如何判定他的主觀意識呢？

3.安樂死還會帶來一些不良的社會后果：比如，老百姓的看病難的問題、群眾的醫保問題遠遠都還沒有得到根本性地解決。今后，是否會形成貧窮百姓因無錢看病和醫治，只能被迫選擇“安樂死”呢？現在很難下定論。

4.從技術上來說，在當下的醫療水平下，安樂死是否真正能夠做到百分之百的在免除病人痛苦的情況下結束他的生病還有待論證。與此同時，樂死并非晚期重癥病人解脫痛苦的惟一方法，我們完全可以選擇其他的替代技術。協和醫院一名麻醉科主任說過，麻醉醫學技術完全可以做到使重癥患者無痛或減少覺大部分的疼痛。

安樂死不同于自殺，安樂死的完成需要兩個人的共同協作。病重病危的患者如果想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可以選擇跳樓拒食等自殺的方式。而選擇安樂死，則使得家人和醫生的介入了自殺的過程。所以，能不能幫助他人進行安樂死等同于對于面對自殺者應不應該救助的問題。

我們注意到，一旦家庭和醫生介入了，問題就變得復雜起來。首先，醫生和家庭是否構成犯罪？醫生在醫院中面對將死之人有著救死扶傷的義務，現在不僅不履行這個義務，反而以一個終結生命的形象出現。維系家庭的紐帶是親情，但個體的經濟也是聯系在一起的。如果一個家庭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拋棄其中的成員，那么安樂死合法化就為這類人大開了方便之門。

其次是，安樂死真的是為了結束痛苦嘛？我覺得這是一個偽命題。人一旦死去，便什么感覺都沒有了，這時候痛苦與歡樂又有何意義？很多的患者選擇安樂死是因為被病痛折磨怕了，覺得喪失尊嚴了，但是安樂死并不能解決“痛”的問題。相信現代的醫療技術已經能夠使得患者在失去意識的時候接受治療，這些技術可以代替安樂死在這方面的作用。最后，安樂死可能對于有益于個別貧困家庭的經濟狀況。但是于整個社會來說，醫療這方面的收益極小的。反而因此產生的社會文化成本卻是極大的。

病人或者家屬要求醫生實施安樂死的前提條件是病人得了不治之癥，這就在法律上造成了一個假象。什么叫不治之癥，是醫學無能，所以就采取不醫治的方式結束病人的生命。由此就產生了安樂死的兩種方式。一是消極安樂死，即醫生采取不醫治的方式放任病人死亡；二是積極安樂死，即醫生沒有解決病人痛苦的辦法所以采取一些手段讓病人早死亡。這兩者的先決條件都是醫生沒有辦法醫治疾病。另一方面，病人要求醫生實施安樂死以讓自己能夠早點解除痛苦，這看似是合理的。但是病人是在什么樣的狀況之下說出這樣的話呢？患有不治之癥的患者是否能夠對于自己的意思表示進行很好的控制呢？或者說能否明白自己在講些什么？我們沒有辦法驗證的。

第一，得了不治之癥他的想法能同正常人的想法一樣嗎？第二，可能病到此種程度患者的意識根本就是不清晰的。從社會角度來講，實施安樂死后可以節約很大的社會成本減輕社會負擔；在倫理學的角度上講，人總是會死的，也是說得過去的；但是唯獨法律的這道最低限的坎沒有辦法逾越。

還有一個方面，法律考慮的根本問題是安樂死有沒有被外用的可能性。恰恰是在世界上僅有的兩個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即荷蘭和比利時，他們的安樂死被濫用的比例極高。有百分之一被濫用的可能性，法律就要采取措施杜絕這種可能性。法律的原則就是要通過制度堅決杜絕這種可能性的發生，而不是無法杜絕就消極對待。為什么刑法規定諸如追訴時效等等問題，就是為了體現我們的刑法一個壞的方面的可能性都不放過。像是荷蘭這類國家，它之所以同意安樂死的合法化有兩個前提條件，一是這些國家的人均壽命比我國要高得多，所以對于疾病的忍耐力比較差，因此需要安樂死來減輕痛苦；二是它們是宗教國家，它們認為在宗教的總領之下安樂死被濫用的可能性很低；第三從經濟學的角度考慮，此類病人急需治療是浪費社會資源，因此不如實施安樂死來節約社會成本。因此安樂死得以合法化。但是問題同時出現，例如李利用安樂死來騙取保險金，爭奪遺產等等。并且濫用安樂死的用途不完全是謀殺，還可以被醫生利用來推卸醫療事故。病人病情惡化也可能是醫生在治療途中出現了醫療事故等原因，為了掩蓋真相也可能采取安樂死的辦法來保全自己。并且任何不治之癥都是相對的。很久之前的肺結核是絕癥，但現在已經司空見慣了。我們現在的肝癌、艾滋病等，他們的存活時間也越來越久。因此在醫生不能夠預計疾病的可控程度的時候不能夠輕易決定是否實施安樂死。不然，我們的醫生究竟是醫人還是殺人呢？

而對于《長眠地中海》電影中的情況，朱老師認為可以作為一個特例。這個主角癱瘓在床幾十年，他很痛苦，沒有康復的希望了，但他并沒有不久于人世。他的思想自由，沒有抑郁癥，也一直在家人的照顧和關懷下。所以當他提出希望安樂死時，這個決定是主動自愿的，朱老師認為可以予以批準。但是對于國家來說，不批準出于更多的為社會的考慮。因為一旦開了這樣的口子，將給他人造成巨大的壓力。這些不批準的原因在第三個問題中將會重點談到。所以我們可以在他申請的過程中設置種種的障礙，讓他很難得到一個安樂死的批準。這樣對于社會來說，可能相對的，影響會好些。

那么在判定實施安樂死的條件時，國家可以組織特定的委員會進行判定：患者是否還患有抑郁癥，是否遭受家人嫌棄，如果周圍的環境可以得到改善的情況下，他是否會打消安樂死的念頭等等。

2贊同什么樣的安樂死的實施方式？

朱老師認為首先當然要是自由且自愿同意的，完全由醫生實施的主動安樂死或者醫生協助式的自殺都可以。然后針對醫生協助式的，可以進行一個安樂死非刑事化的舉措會比較好。3是否贊同安樂死合法化？

朱老師表示：從長遠的趨勢來看，安樂死的合法化是一個好的舉措，好的政策。因為確實有很多人到癌癥晚期，不是怕死，而是怕疼。如果他們不久于人世，給他們一個安樂的，有尊嚴的死去，肯定比折騰來折騰去，兩三個月的痛苦的掙扎的生活質量來得高。她當初涉及這個問題的時候，曾經到各個醫院詢問情況，發現有的人，在她認為是不符合安樂死的條件的，卻也實施了安樂死。如果合法化了，就會規范化。但是隨著她對生命倫理這一行研究的深入，她就發現，因為這個不僅僅是病人的問題，還牽涉到整個社會，整個制度的問題。

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實施安樂死會給社會帶來壓力。即使社會有了全民醫保制度，對于一些病重的，垂危的，沒有能力醫治的人，也會造成一種壓力，好像到了那個時候，就必須死。也會給社會造成一種感覺，好像醫學上不值得醫治的人，都要去安樂死。但是有的人原本就是覺得好死不如賴活著，如果一旦安樂死合法化，就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壓力。這樣就造成了對價值多元化的抹殺。因此這樣的在受到不正當影響下做出的抉擇是不合乎倫理的，而外界，如醫生、委員會等很難對其加以判斷。這就是大多數國家，甚至一些發達地區，醫保制度已經健全的地區，仍然不愿意使安樂死合法化的主要原因。

①我們的醫保制度不健全，醫療仍舊市場化，個人和家庭要負擔很大一筆醫療費用，都是從自己口袋里掏出來的。很大一部分人看不起病，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就等死，或者因病致貧，搞得傾家蕩產。如果安樂死合法化，可能導致人們尋求一個解決問題的捷徑。有了全額醫保，例如前幾年有人提出在上海地方立法，推行全額醫保，就可能使安樂死可行。因為確實有一部分人躺著浪費了醫療資源，自己也很痛苦。

②另外，中國的臨終關懷，或者護理機構也不健全。可能導致病患出于對親人的考慮，不愿造成他們的復旦，而產生實行安樂死的想法。但是此時他們并不是自由且自愿的做出選擇的，這就并不符合安樂死的條件卻可能實施了安樂死。

③即使在中國全民醫保了，也還是有問題。雖然傳統文化尊崇孝道，但是在中國農村，仍有許多人老無所養，受虐待的老人。如果現在就將安樂死合法化，那些老人就會很悲慘。他們自己可能會有壓力覺得自己不能下地勞動了，成為子女負擔了，也可能被子女逼走上一條死路。

④中國醫療機制中可能還存在腐敗貪污。可能通過行賄，受賄，使人犯罪，或者使不需要安樂死的，無辜的人死掉了。

⑤更緊迫的問題是要對腦死亡的定義進行立法。4安樂死合法化之后是否會對醫療的探索造成阻礙？

朱老師認為這個不是問題。如果安樂死真正處于由于病人自愿的行為，那么也不是所有人會選擇安樂死。安樂死的合法化或非刑事化，并不是安樂死的普遍化，這是兩個概念。然后很多人還是愿意采取治療，與病魔做抗爭的。這只是社會支持的兩種態度，一種是積極的抗爭，一種是太累了，就想安安靜靜的死去了。而且在小范圍的人中，特定的情況下，在非常苛刻的條件下，才可以實施安樂死的。我們可以控制一個時間范圍，只有兩三個月時間可以活的人可以安樂死，而還有兩三年可活的人就不能實施安樂死。或者沒有疼痛的也不予實施。這時，醫學方面依然可以進行研究進步。5對于已經實施安樂死非刑事化的地方怎么看？

朱老師認為她沒有進行過課題，然后從她目前的一些了解來看，她認為那些地方做得很好的。例如荷蘭，他們又有醫保，醫療護理也好。又有非常嚴格的標準。比如需要自己提出申請，兩個以上醫師進行驗證，需要有一些等待期等等。

采訪內容：

1.您是否支持“安樂死”？為什么？

我是支持“安樂死”的。我昨天看過一期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調查節目，說的是浙一醫院的醫生陳作兵，他也是醫學博士，在得知父親身患惡性腫瘤晚期時，沒有讓父親化療，而是讓他安享最后的人生。腫瘤病人，到了晚期確定治不好了，再給他治療其實是增加他的痛苦。我們醫學不是包治百病的，我們要認清這個挑戰，即治不好怎么辦，與其花治療在最后的六個月，為什么不花在以前呢。可以看到腫瘤病人的治療，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在治療之后他們的生命質量會大打折扣。其實對很多絕癥患者來說，他們是強烈要求“安樂死”的。我外公就是有這種情況，因為年紀很大了，在床上不能動也看不到希望，就想“安樂死”，事實上在社會上有相當一部分老人8、9十歲了，治療只能延緩死亡而已，這種情況我覺得“安樂死”是一種比較好的選擇。

3.“安樂死”涉及到哪些倫理上的問題？ 我覺得會涉及到文化背景的問題。隨著我們中國人受教育的提高以及醫療知識的普及，我相信“安樂死”還是會得到大家的接受。在中國，宗教因素的色彩不是很重，因為中國大多數人還是不信教的。

5.您覺得“安樂死”在未來的趨勢是不是就會被逐漸認可？

我覺得不一定。在不同的國家文化中會不一樣。一個國家的理念，它的教育程度會影響到對“安樂死”的接受。關于“安樂死”，我覺得應該可以看看我前面說的那期新聞調查欄目，看看專業人士是怎么看的。同樣地，也是在浙江，一所醫院里的腫瘤患者受不了治療的痛苦，就從十幾樓上跳下來，這是因為他痛苦但不能得到“安樂死”，只能跳樓。“安樂死”是有需要的，但是我們的法律制度沒有跟上。

6.從醫學的角度來說，怎樣才能判斷一個人可以“安樂死”？

這個不僅僅需要醫生的判斷，而且還要得到本人和家屬的判斷。從醫學上講，能不能治療，以我現在的水平治療的效果有多大，可以由一組有水平的教授做出判斷，確診以后可以讓病人和家屬做出選擇。還有一點，醫生要如實地告訴病人病情，雖然告訴病人病情很殘忍，但是確實有些病我們是沒有辦法治療的，告訴病人病情不是殘忍，而是一個實話實說的過程。而我們現在的很多病人治療花了很多冤枉錢，治療的效果卻不好，人財兩空，這也是醫患矛盾加劇的原因之一。醫生應該告訴患者這個病能不能治，治療的把握有多大，治療的風險有多大，治了以后有哪些后果，不治有哪些后果，然后讓病人和病人家屬做一個判斷和選擇。而我們醫院現在更多地是從經濟收益考慮的，這是違背規律的。7.如果醫生和本人都同意“安樂死”，家屬不同意，那應該怎么辦？

那應該尊重家屬。我們的法制還不健全，即使在國外，“安樂死”也需要一個專家組鑒定。

8.就目前來看，我們國家什么時候能夠實施“安樂死”？

全國性的話應該是很難的，但是就地區而言，像我們上海應該還需要20幾年。首先是我們中國人的健康素養，現在還是有一些人，愚昧地認為到醫院就會治好病，至少能夠減少他的痛苦。廣州一個衛生局的副局長說過，到醫院去，三分之一是治好的，三分之一是治療后不好不壞的，還有三分之一是治療后病情加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