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倫理安樂死論文

范例：安樂死的倫理爭論

姓 名：丁鵬飛

學 號： 3160505036 所屬院系：中西醫結合學院

摘要：目前關于安樂死的倫理爭論仍然十分激烈，這些爭論的核心環節在于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對于安樂死這種“自殺式”行為的束縛。其實安樂死實施符合人道主義原則，但其實施應遵循一定的原則和符合法定的條件?，F在中國安樂死能否獲得道德合理性還在爭辯，但已有部分國家對安樂死進行合法化。關鍵詞：安樂死實施 倫理爭論 合法化

現代文明社會應尊重患者的生命權與個人選擇自由，對患者以臨終關懷。安樂死是一個爭議已久的問題，一直困擾著理論界和司法界。從1988年至今，我國關于“安樂死”議案數次被人提出，卻一直處于被忽視的境地。然而時至今日，已有部分國家在法律上允許安樂死或被動安樂死，安樂死在我國的立法問題又成了公眾的焦點。不過，安樂死作為一種高質生命的價值選擇，已逐漸為各國人們所接受。

一、安樂死的倫理論證方案及其爭議

在1985年出版的《美國百科全書》中，把安樂死稱為“一種為了使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從痛苦中解脫出來的終止生命的方式?！?現在，人們通常對安樂死的認識是：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危重瀕死狀態時，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及其家屬的要求下，經過醫生的認可，用人為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度過死亡階段而終結生命的全過程。[1] 安樂死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人以安樂。安樂死的問題不是是生還是死的問題，而是保證生命的質量，將低質甚至無質的生命以為無痛苦的死亡轉化為短暫卻高質的生命。是在患者自愿的前提下，科學地將患者死亡的過程進行優化，避免人在死亡過程中產生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使其安樂化。

在現實中，人們對于“安樂死”的爭議在于安樂死的實施會不會違反人性或人道，對實施安樂死的病人及其家屬的影響總體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會不會對社會的倫理道德產生巨大的沖擊。

二、倫理爭議的核心環節

在現代社會中，安樂死作為新生事物，自然會與人們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產生了沖突。人們的對于安樂死普遍存在兩種態度。

支持安樂死的人認為：

第一，一個人追求的應該是生命的質量。古語曾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此語已然表明人的生命質量和價值應當高于生命的形式。若病人奄奄一息但仍具一線生機，確實應當不計代價全力搶救；然而若是一個病人已瀕臨不可逆轉且極端痛苦的死亡，沒有必要以人性或人道為理由并付出高昂代價去換取低質量的生命，反而應該解除他們的痛苦，讓他們在安靜、祥和、尊重的環境中離世。安樂死幫助病人結束生命,免除臨終的痛苦，符合病人的利益，也是人道之舉。

第二，我們應當尊重病人的尊嚴，對病人選擇死亡的決定可以不認同仍但需尊重。每個人的生命都應由其自行決定、自行負責。而若是當一個人陷入病痛、遭遇死亡之時，有權選擇以體面、尊嚴方式解除自身的痛苦。我們可以勸說，但尊重病人的選擇。這是對人格的尊重，也是對人權和人道的尊重。

第三，安樂死不僅可以免除病人死亡前的痛苦掙扎，而且可以減輕了家屬的經濟和精神負擔以及社會衛生資源的浪費。我們社會的醫療資源極度不均，一方面有絕癥患者擠占醫療資源，另一方面又有人因得不到良好的醫療救治而傷殘甚至死亡。如果可以將有限的醫療資源用于能挽救的病人，必將產生更好的社會效應。

而對安樂死持否定態度的人認為：

第一，安樂死是對生命權的不尊重。中國傳統倫理中一向重視生命、血緣、孝道，而安樂死的實施是在漠視中國傳統的人倫天理。且第二，安樂死以不可治愈為前提，可醫學上對不可治愈的疾病是沒有概念的。病人可能出現病情自然改善或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發現某種新技術新方法使病情得到治愈的機會。而安樂死的實施會使病人喪失可能改善的機會，有悖道德。

第三，安樂死可能引發社會問題。處于瀕死狀態的病人極難自我表達自身意向，而親人的決定又不一定是病人的真實意愿。安樂死的出現可能為自殺或他殺提供機會，尤其是不愿贍養老人的子女。

三、倫理爭議產生的原因

個人認為安樂死的合法化將是歷史和文明的必然趨勢。

現在社會過多地將目光聚集在安樂死的實施會不會違反人性或人道，對實施安樂死的病人及其家屬的影響總體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會不會對社會的倫理道德產生巨大的沖擊等問題上。反而對于病人的考慮倒是及不上對其他問題的思考了。

“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泰戈爾曾在詩中這樣描述。生的快樂與死的安詳是人類對于理想生命的追求。沒有人或極少有人愿意無價值、空虛、沒有自由的茍延殘喘。對于一個已瀕臨不可逆轉且極端痛苦的病人，讓他（或她）以高昂的代價茍延殘喘下去，不是所謂人道，而是以病人痛苦使自己踏實的犯罪。我們社會強調的是“以人為本”，而不是“以活著為本”。所以我支持安樂死的合法化。

但既然是立法，也必須考慮到其他人的意見，所以安樂死如果要立法，法律的首要目的應當是確認病人選擇和不選擇安樂死的權利和確認他人有接受或者不接受的病人授權對其進行安樂死的自由。同時需要規定出必要的、合理的法定情形和限制條件，以規范實施安樂死的行為，更好地維護病人的合法權益。另外依法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受到法律保護，規定對那些非法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以維護法律所保護的社會關系。

如果安樂死合法化，法律上應該明確安樂死是指病人自愿安樂死。只有自愿安樂死才能體現它是一種優化的死亡狀態，才是給予人權的真正尊重，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

參考文獻： [1]郝彩平, 邱紀坤.淺析安樂死的問題[J].天府新論, 2008, 2008(s1):166-167.

第二篇：安樂死的倫理問題

安樂死的倫理問題

——09111132

姚露艷

“安樂死源于希臘文的euthanasia，原意為無痛苦死亡，是一種特殊的死亡方式?，F指有意引起一個人的死亡作為提供他（她）的醫療的一部分，有時也譯為‘無痛苦致死術’。從醫學倫理學的角度可對安樂死做如下的解釋：患不治之癥的人在瀕死狀態時，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患者和家屬的合理要求下，經過醫生鑒定認可，用人為的醫學方法使患者在無痛苦狀態下度過死亡階段而終結生命的全過程”

通過上面的資料的學習，我們知道實施安樂死，有兩點需要特別說明。第一、這里適用的對象是伴有不堪忍受的痛苦折磨的瀕死絕癥病人。但并不不包括不可逆性的植物人、無腦兒及先天性重度癡呆兒。因為這些人沒有不可忍受的痛苦，也非臨近死亡的瀕死病人，因此我個人認為是不能對他們適用安樂死。一個不可逆性的植物人、無腦兒或者先天性重度癡呆兒，雖然他們的生并不是正常人的生，但他們有不死的權利，他們屬于較低級的意識，而且沒有具有自我意識的人的主體意愿，沒有清醒，恒常的狀態。假如此時我們對不可逆性的植物人、無腦兒或者先天性重度癡呆兒實施安樂死，的到快樂解脫的不是患者本人，而是家庭或社會，那和謀殺并無差別。

第二、患者的痛苦包括了肉體和精神兩個方面。這里因為痛苦是患者個人的自我感受，與人的主觀精神有關。我們很難想象一個肉體上痛苦不堪但精神上仍然保持樂觀向上的人會提出安樂死的請求。我們也反對病人并無肉體的痛苦，只因精神苦悶而尋求輕生，這是對生命的不尊重。因此我覺得患者提出請求的基礎須是肉體與精神都痛苦，兩者缺一不可。

除以上兩點外，我個人認為基于對生命神圣性的尊重，原則上除患者本人，其他任何人和單位都不能提出對瀕死患者實施安樂死。因此，作為實施主體的醫院絕對無權主動對病人采取安樂死，否則就屬于謀殺。但是在特定條件下，當病人神志不清，不能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思時，病人的近親屬（指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同胞兄弟姐妹）基于與病人的血親關系，可以提出為病人實施安樂死的委托，并將該委托推定為病人本人的意思表示。同時，必須確信該近親屬的委托為真誠的委托，并僅僅是基于解除患者難忍痛苦之目的而無其它不良之企圖。

我個人并不反對安樂死，安樂死不是對生命的處置，并不解決生死問題，它實質是對生命終結的處置行為，是對死亡方式進行優化的行為。它是死亡過程的文明化。安樂死并不是提倡早死，而是在生命已無法挽救的情況下，尊重病人的意愿，為其提供消除痛苦的醫學服務。安樂死一方面可減輕家庭負擔，另一方面也可促進醫療資源合理配置。因此要明確研究安樂死是人類的一種文明追求，是人類死亡的文明化，是社會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我想用強調的是必須體現患本人清醒的，恒常的自我意思，沒有他人的不良企圖，否者安樂死即帶著面紗的謀殺。

第三篇：“安樂死”倫理問題淺析

摘 要 中國對于安樂死的討論已經有超過20年的時間，安樂死也越來越被我們的社會所接受。本文從安樂死的概念角度入手，討論探析當今發達社會對于“安樂死”的理解和各個國家對于安樂死的法案整理與不同層度的推進，正確認識安樂死這種優化的死亡方式。

關鍵詞 安樂死 合法化 定義與概念 倫理道德

作者簡介：謝萌，成都理工大學文法學院。

中圖分類號：d92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13）05-288-02

社會發展越來越快的今天，我們面臨的生存問題也越來越凸顯其弊端。這些懊惱難題的出現在伴隨高科技的進步變得可以讓人們輕松應對，這是時代賦予我們對生命無限追求的獎賞，也是社會不斷前行的必經之路。但上帝很公平，再為你新開一扇窗的同時問題也接踵而至。

一、“安樂死”的基本形式與不同意義

（一）基本形式

“安樂死”一詞來源于希臘語，意思是善的死亡，這一出現于17世紀有著濃重感情色彩的詞匯，自打出現就備受爭議。不管是不是自己死亡或者他人死亡，也不管這種死亡是不是秉著病患自愿的原則。怎么樣區分“安樂死”與“被安死”已成為一種慣例，被動安樂死是通過不予以患者治療或者撤出其醫療設備而允許的死亡，而主動安樂死是有意引致死亡的行動的結果。所以常常使初視者誤讀其意，從而妄下結論。在學術中“安樂死”更是有很多意思，根據意義的不同分化出不同類型，這些所謂的區分顯然不是那么清晰明。

（二）不同意義

對“安樂死”的理解因人而異，有相對廣義的理解，也有人相對狹義的看待。人們認同它是因為認為“安樂死”屬于一種個人權利，個體對自身的存活或者死亡有直接選擇權利。雖然“安樂死”就目前的狀況來看，依舊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但我們已經在寵物身上看到“安樂死”的情況了。

二戰時期德國納粹元首希特勒曾籌劃一個關于“安樂死”計劃，意在用模糊的“安樂死”方式來殺害他認為沒有用的人。一位收到過500份腦組織的神經病理學家描述：“在當時的德國，有關于這種慘絕人寰的屠殺包括其中的智力低下者、精神分裂患者、癲癇癡呆以及身體器官出現異?；蛘呤д{的病患??實際上，那些所沒有工作能力的人一概被認為是沒有用的人被處以“安樂死”的方式殺害。”被謀害的人真正死亡原因在于他們是對于社會毫無價值可言的人，只有他們的死亡方式才可能被想到是相對“舒適”?？焖俚慕Y束一個人的生命的方式只是過于簡明扼要的表達了安樂死的定義，而完全忽視了在受此安樂的人的那些微妙的東西。這種對于安樂死的定義不得不說是一種違背了安樂對象的意愿，簡單粗暴的認為安樂死是無痛的死亡方式。

另一個側面則認為，如果我們實施安樂死的意圖在于將一個正在受到病痛無休止折磨的病患的子網中獲取經濟利益，那么我們也算是在實施安樂死?？墒鞘聦嵣?，如果我們的動機完全是出于我們個人利益的追求，那么安樂死真的還是安樂死？我想那樣的安樂死完全等同于一場毫無爭議的謀殺。

有關于安樂死的不同理解和認知我們不得不在對安樂死的描述和定義上絞盡腦汁的想象，無論從哪個角度去考慮，這些定義仍無法滿足所需要的必要因素和實施條件，所以也不能算是對安樂死的準確定義。這些不同的理解都是如今社會對于安樂死的認識的一個階段性符號，它們也都承載了不同時代對于安樂死定義的理解力和感知力以及接納程度的趨勢。

二、安樂死在世界范圍的合法化問題

目前為止，安樂死在世界范圍內一直都是被眾多國家視為不合法的一種醫療技術。因為它與我們目前所建立起的傳統道德觀念、醫德價值、人道主義原則相違背。安樂死的合法化面對極大挑戰。但還是有不少國家在面對安樂死的的出現后才用相對積極的態度去接納它。荷蘭作為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與其后的比利時、西班等國以及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在通過了此法案后都制定了嚴苛的執行準則。安樂死雖在荷蘭已經合法化，但安樂死依舊屬犯罪。荷蘭安樂死實施決意看來，不僅能發現在面對傳統道德觀念的約束下，人們面對對他人實施安樂死時，依舊心有余悸。真正明確安樂死，并且由案例法通行“安樂死”的國家卻是日本。日本1976年首次舉辦“安樂死國際會議”，會中提到：應當尊重人“生的意義”和“莊嚴的死”，從而使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有條件地承認安樂死的國家，但目前仍有較多問題亟待解決。

日本通過的安樂死必須具備以下要求：

（1）根據現代醫學知識和技術判斷，病人已患不治之癥且死亡已迫近。

（2）病人痛苦劇烈，且令人慘不忍睹。

（3）實行的唯一目的是為了減輕病人死亡前的痛苦。

（4）如果病人神智清醒，并能表達自己的意志，則需要本人的真誠委托或同意。

（5）原則上由醫生執行，如果不能，必須有足夠說服人的理由。

（6）實行的方法在倫理上是被認為是正當的。

在日本刑法規定，具備上述全部要求而奪去人生命的行為屬于“正當行為”。為了消除病人肉體上的痛苦不得已而侵害生命的行為，可被認為相對于日本刑法規定的“緊急避難行為”。其依據是作為正當行為的違法性阻卻和緊急避難的違法性阻卻，即是通常構成違法的行為，由于特殊理由可不認作為違法。

安樂死合法化維護者認為，患者有自由來結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說他們如果有這樣的意愿是可以讓醫生對他們的選擇予以實現。作為一個人，我們連自己掌控自由選擇自殺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都喪失了，那我們真正擁有的權利有是什么呢？如果社會大眾同意患者自由的選擇用“安樂死”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如果在行使這個權利時這種選擇有另外一個人來執行，會有怎樣的有關于道德的缺陷呢？再如果一個人有權死亡，并且在權衡了繼續活著的利與飽受痛苦之后已經達到了這樣做的決定，那么請求另外一個人來幫助執行這種合法的選擇有何不可？這樣另外一個人又有什么不對？ 對于支持者的觀點來看，這樣的結論既是出于一種慈悲之心，可它并不以同樣的形式在自殺的場合出現。

三、中國文化中對于死亡的理解與闡述

談到關于中國人怎么理解“安樂死”時，回望過往悠悠五千年燦爛文明的文化根基和傳統道德模式、思考行為方式準則的華夏文明。歷史中我們知道秦始皇不辭辛勞想要得到仙丹以求自己能長生不老，我們推崇尊崇的是儒釋道三教合一。這種文化底蘊塑造出我們對于生死觀的理解是人們懼怕死亡和一種希望獲得長生不老的心理。

中國古代圣賢孔子對于生死問題的看法是：“未知生，焉知死”。他認為我們活著，首先你得先明白自己活著的意義和活著該去做些什么，對于死亡這么一個極其抽象的問題不應該過多假設和猜想。實際上，孔子退而求其次避開了闡述關于生死和本體的意義這么一個問題。他更多的給出一個讓我們能參悟出的理解發醒怎么積極地去活著，那也就是他所體悟的活在當下，活在今生。這是中國儒家對于生死的一種闡述和態度。

道家相對于儒家的生死觀而言對于死亡更深刻，呈現出一種坦然的態度。道家的老子取表象之外為其立足點以一種獨特的視角來解釋他所宣崇的對于生死的態度?！鞍矘匪馈睙o非也是人類在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的一種自我選擇的問題，其受到爭議的是在選擇這種死亡方式后所要面對的可能無法得到真實準確個人意愿的一個道德問題。相對前面兩種派別佛家對于“安樂死”的態度就相對激進很多。佛家認為人活著就是一種修行，在修行中無論遇到怎樣的苦難痛苦，即使是備受折磨的活著也是修行中一部分。面對“安樂死”這一種“優化”形式的死亡方式也是不予贊同的，佛家認為任何形式的殺生都是不善業。人活著的修行是一種輪回，痛苦的源頭源自他過去所應承受業力，故必須自己承擔。

四、當代國人對于“安樂死”的認知

面對迅猛發展的高科技全球化一體的世界格局，國人對死亡的觀念也在不斷的發展演變，安樂死作為一種現代的死亡方式也同樣隨著時代的大潮流不斷演化。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人們在逐漸對安樂死的認知發生了很多的改變。就中國國情來看，“安樂死”使得瀕臨死亡的病人得以解脫，減輕病人家庭經濟與精神的雙重負擔，節省社會醫療衛生資源。它同樣也是對病人的一種體貼和尊重。是他對自己生命的一種選擇。

也有人認為安樂死是一種否定醫學的消極態度，醫學的存在就是救死扶傷，無力醫治就不去醫治，不利于醫學的發展。相對我們目前也沒有辦法明確的界定什么是不治之癥這一抽象定義。也許這一秒還是不治絕癥下一秒就攻克難關。

五、結論

面對死亡的時候我們總會有這樣那樣的牽掛與牽絆，這些是我們作為人所必然要面對的關于生死的問題。于安樂死我們不能過早言論孰是孰非。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社會中的一部分，自然無法避開社會性，它不能跨越一個時代而孤立的討論，它必然與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密切在一起。當今的中國在躊躇滿志的朝著前方光明的充滿希望地方發展。

學者們也開始不斷反思關于生命與哲學直接關系，以及安樂死是否對于我們社會與人起到積極作用。而法律上盡管還在研究，在其研究過程中也不免會遇到這樣那樣的種種置疑和誹謗，但隨著文明的進程，安樂死終將會被法律所承認。生命對于每一個擁有生命的生物而言都是如此珍貴，了解生命，體悟生命，感知生命，掌控生命。

第四篇：生死學論文,“安樂死”的倫理思考

“安樂死”的倫理思考 【摘要】安樂死一直是一個嚴肅且頗具爭議的問題。對安樂死的研究有助于人們深入了解安樂死。本文分析了安樂死的概念，介紹了國內外安樂死的發展歷程。使讀者對安樂死有初步的了解。通過分析對反對安樂死和支持安樂死的依據，揭示安樂死倫理困境的實質。對安樂死的倫理價值從對生命價值的探索進行闡述。為安樂死在中國的實施提出合理的建議?！娟P鍵詞】安樂死發展倫理問題建議

“人作為社會性存在，不僅要關懷自己的生命本身，而且要關懷社會；不僅要對自己的生命有所擔當，而且還要對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社會有所擔當。"【1】對于已進入死亡階段且飽受痛苦煎熬的病人及其家屬來說，在運用現代理療技術和醫療資源延長死亡的時間與進行安樂死，減輕自身的痛苦并保持住最后的人格尊嚴之間做出選擇是艱難的。一個個現實問題羈絆著安樂死倫理價值的發揮，我們要用理性的、科學的眼光去看待安樂死問題。本文對安樂死倫理困境的實質揭示，并對安樂死倫理價值的實現提出建議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一．安樂死的概念及發展歷程

現在說的安樂死是指對患有不治之癥疾苦的垂死病人所采取的臨終生命處置捌。英文解釋為：無痛苦地處死患不治之癥而又非常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中圍學者給安樂死下的定義為：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危重瀕死狀態時，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苫，在病人或家屬的要求下，經過醫牛的認可，用人為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F度過死亡階段而終結生命傘過程Ⅲ。由此町見，安樂死所具備的必要條件有4個Ⅲ：①病人自愿自決。②現代醫學無法醫治的疾病。③病人本人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苫。④由醫學專家或醫療機構鑒定。一般地還把安樂夕匕分為廣義安樂死和狹義安樂死‘”以及主動安樂死和被動安樂死Ⅻ。

歐美許多國家最先掀起了安樂死運動，積極提倡安樂死。1936，在英國成立了自愿安樂死協會，提出安樂死法案，并開展了很多有組織的活動，謀求法律上對安樂死的認可。盡管英國上議院最終否決了安樂死的動議，但倡導安樂死的觀念很快被歐洲、澳洲、美國等國家先后接受，這些國家相繼成立了自愿安樂死協會，1937 年美國內布拉斯州提出安樂死法案。雷切爾在《生死論戰》一書中對“活著”與“死亡”進行了區分，明確了人的自然價值和社會價值之間的區別，提出了醫學所要盡力維持和挽救的是社會的人的生命，而不是生物器官的組合體這一觀點。那些處于絕癥晚期，在難忍的痛苦和麻痹中煎熬的人，生命的質量與價值都降到最低，且死亡成為即將到來的必然趨勢時，選擇安樂死并不違背生命的基本準則。進入21世紀，荷蘭和比利時先后以法律形式準許了安樂死的實施。中國對安樂死問題的研究始于上世紀80 年代【2】。1986 年6 月發生在陜西漢中市一家醫院的安樂死事件是引起我國安樂死討論的起因之一。1987 年12月24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北京醫學哲學研究會、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聯合邀請了30 多位醫學和哲學界人士座談討論安樂死問題。1988 年7 月在上海召開了關于安樂死問題的首次學術討論會，參加者有來自全國各省市的醫學家、倫理學家、法學家和實際工作者，主要討論了安樂死的定義、對象范圍，可行性和立法等問題，其中對腦死亡的概念取得了一致意見，對其余若干問題也都進行了討論。與會者一致認為：安樂死是一種特殊的死亡方式，不同于自然死亡、意外死亡、他殺、自殺等。在確診病人已身患絕癥，并無康復希望的前提下，應允許病人有死亡權利。這出于對病人的同情和關心，尊重病人的意愿，以維護病人的死亡權利為目標，采取撤銷治療措施，或給予某種影響，使病人安樂死亡。

1989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在向七屆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提交的《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代表建議的辦理情況報告》【30中說，有11 位人大代表曾建議制定“安樂死法”。衛生部經反復研究后認為，安樂死是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死亡類型，既是一個復雜的醫學、法學問題，又是一個極為敏感的社會、倫理問題，當時制定安樂死法規的條件尚不成熟。1994 年10 月，第二次全國安樂死學術討論會在上海舉行。來自全國各地專家和學者，就安樂死的社會、倫理、醫學、法律問題進行了探討。大多數人認為，選擇安樂死是絕癥患者的一種權利，讓安樂死合法化是人類理智、科學地對待死亡的一種表現，是人類理性的覺醒，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大進步。為減少絕癥病人痛苦和減少社會資源的損失，應該對安樂死進行立法。但是，安樂死至今沒有在中國立法。從1992 年開始，全國人代會提案組每年都會收到一份要求為安樂死立法的提案。2003 年，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忠誠向“兩會”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試行安樂死并建立相關法規的建議。2006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趙功民委員也在“兩會”上建議開展安樂死合法化試點?！拔覠釔凵?，但我不愿活”，這是2007 年，“進行性肌營養不良癥”患者，年僅28 歲的寧夏女孩李燕[4]向“兩會”提出“安樂死申請”內心的真實想法。這一事件又一次引起了大家對安樂死的關注。二．贊成與反對

不同的人群對安樂死態度不同[5]。經管現在支持安樂死的人越來越多，但對于安樂死的態度，有人贊同，有人反對，相互爭辯，難分仲伯。

贊同的人認為：人的尊嚴具有最高價值，與其說讓病人沒有尊嚴地茍延殘喘地維持生命，還不如讓病人有尊嚴地死去，尊重病人尊嚴死的權利，與醫學倫理學應遵循的自主原則是一致的。社會資源是有限的，對于一個痛苦萬分又救治無望的絕癥患者每天投入幾千甚至上萬元的醫療衛生資源實際上是一種浪費!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律，其實死亡并不都是壞事，我們應該正確看待死亡。生命只屬于個人，每個人應該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處置，其中也包括結束自己生命的自由，即：人有“擇吉而生”的權利，也該有“擇時而死”的自由。追求生命質量是實現生命價值的重要目標，醫生除了肩負救死扶傷的職責外，也有幫助病人減輕痛苦昀職責，當一個人的生命質量大大降低，只具有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時，醫生卻硬要拖延以使他承受痛苦，實際上是對病人的虐待，這種生命的拯救恰恰是一種不人道。反對的人認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無上的，人道主義和醫學倫理要求醫生必須盡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允許以救死扶傷為己任的醫生賜予病人死亡，實際上是變相殺人，這樣做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基本原則，又不符合醫生的職業道德和職業責任。從醫學發展的歷史來看，沒有永遠根治不了的疾病，研究醫學科學的目的就在于揭示疾病的秘密并攻克它?，F在是不治之癥，將來可能就會成為可治之癥，認為無法救治就不去救治，無益于醫學盼發展。對于病人家屬來說，安樂死是一道難以逾越的傳統道德難關，人們不忍心親人遭受病疼折磨，但讓他們眼看親人。人為地死去”，的確又是非常殘酷的事情。尤其是在有“孝道”傳統的國家，選擇了安樂死，會使家人生活在巨大的社會、精神、-b理壓力之下，惟恐背上“不孝”的罵名。病人要求安樂死的意愿未必是其理智而真實的意思表示，有的人只是精神空虛或痛苦時一種暫對的要求和決定，還有病人可能是迫于家庭經濟的壓力。安樂死論辯雙方每一方都不是完全有理，又不是完全無理，他們都有著自己真正能夠成立的理由，這就讓安樂死陷入了一種左右為難的境地：同意贊同方的意見實施安樂死，可以幫助自愿求死的絕癥病人擺脫痛苦的折磨，卻也可能使一些所謂絕癥病人錯過改善的機會，并為一些居心不良者謀殺病人埋下可能；同意反對方的意見不實施安樂死，可以為絕癥病人保留改善的機會，并不至于使他們被以安樂死的名義謀殺，卻又會使自愿選擇放棄生命的病人不得不忍受痛不欲生的痛苦。我們知道，由于幫病人擺脫痛不欲生的痛苦折磨，與防止病人錯過改善病情機會、防止病人被謀殺，都是病人的利益所在，都是病人想追求面又不可相互轉換的價值。安樂死問題之所以難，難就難在它是一種善與善的沖突，不管我們是否實施安樂死，都會為此付出某種難以割舍的代價。三．安樂死的倫理困境與價值。安樂死不單是醫學、法律問題，它首先面臨的就是倫理道德問題。我困社會長期以來深受儒家所倡導的忠、孝、義、悌、信、禮、誠等倫理道德的規范。其中，尤以“孝道”為中國人的傳統美德。當病人是自己的父母至親時，來自情感的障礙會使人們不愿意親人被人為地終止生命，更小愿背負“不孝”的惡名。彭紅n一從風險社會理論對安樂死的倫理性進行反思，提出了安樂死是對傳統倫理道德的沖擊，是對人生命的放棄，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崇尚人倫、珍視牛命的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國家，是不道德的；同時安樂死還加深了患者的社會孤獨，使醫患矛盾更加突出，甚至可能導致醫務人員醫學人道主義出現“滑坡”。由此看出，無論從醫務人員職業道德、病人及家屬的情感因素還是避免個別人借安樂死之名行草菅人命之嫌，安樂死的倫理論都處于復雜的白熱化狀態。

人們在對待這一焦點問題的分析與討論時，充滿和交織著情感與理性、個體與社會、傳統與現代、理論與實踐以及法理與倫理等多方面、多角度的沖突與矛盾。然而，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公開而認真的討論安樂死正是表明了人類理性的覺醒，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象征。當一個病人身忠絕癥，深受著軀體和精神上的極端痛苦，而醫學對此無力回天的時候，我們依然端著“道德人倫”的架子，板著“忠孝義禮”的面孔，寧肯自己得到心靈的寧靜和寬慰，而無視病人的真實感受，在他們彌留人間的最后一刻仍然承受著“生不如死”的痛苦，這才是自私而狹隘的“倫理”。因此，有學者提出，“安樂死”其實是對于人性更深層次的注解，是對人權更高層次的尊重州。國外亦有學者提出，人們選擇安樂死不應該是錯誤的，社會應該認識到人們選擇健康的生活與選擇安然的死去是一樣重要的。但在具體臨床實踐中，我們仍然面臨著一些“倫理困境”，所謂倫理困境是指醫護人員所面對的倫理問題、情況混淆不清，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或不知采取何種行動時的情景。四．安樂死在中國實施的合理建議 翁建平認為，我國立法機關對安樂死多年來持續采取的回避態度，無助于司法實踐中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我圍引進安樂死法律制度利遠大于弊。劉淼[6]等認為，安樂死的實施由于沒有違反罪行法定原則、無社會危害性，故不構成故意殺人罪，建議在我國為安樂死立法，并制定相關條款等。劉國祥01對安樂死亦持認可態度，他認為將安樂死合法化利大于弊，且迫在眉睫。趙雪蓮等從民事權利角度和人權角度討論了患者的生命自決權及其保護與尊重。楊素梅等對402名不同人群的調查結果顯示，有65．9％的人認同安樂死，且文化層次越高，對安樂死愈易接受。張洪珍[7]等?報道，在136例無救治希望的晚期癌癥患者及家屬中，只有2．2％的患者欲選擇安樂死，家屬均不選擇安樂死；此外，大學生贊同安樂死的比例高達87．1％，94．2％的大學生認為生命垂危的病人應該擁有對自己死亡方式選擇的權利，53．4％的人贊同我國對安樂死應盡早立法。

當然，對于安樂死，在具體的操作當中，我們除了做相應的道德規范外，還可以嘗試做如下立法構想：第一，明確規定安樂死的對象，禁止在法律對象外隨意’決定對弱智者、精神病者，生理缺陷者和身患重癥但可以醫治、恢復健康的病人實施安樂死。第二，安樂死主體的現實狀況應為身患絕癥、病痛劇烈、極端難堪或者已經失去生存價值的植物入等。安樂死主體的意思須真實，不論是本人自愿，還是基于他人意志，都要進行嚴格的審定。第三，建立嚴格的申請程序和鑒定程序。完善司法審查程序制度，包括事前審查和事后審查，進而雙重保障安樂死。第四，建立完備、周到的執行程序。第五，建立完善的檔案制度，作為司法、醫療的調查依據，為法律實踐和醫療實務提供可靠的資料。

總之，安樂死是一個涉及到醫學、倫理、道德、法律、社會學、哲學等諸多領域的復雜的綜合性問題。我們不能指望在那一方面取得突破就能解決安樂死問題，但也不能因為它復雜而去避開它，畢竟社會前進的車輪是誰也阻擋不了的。我們只有完善各種法律，健全各種制度，創造良好的條件，才有可能解決安樂死的問題。

[1]李霞．生死智慧——到家生命觀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醫學與社會》2007年04期。[3]中國人大網www.tmdps.cn.[4]李燕.安樂死申請議案《一天里的時、分、秒》。

[5]美）德沃金/弗雷/博克/翟曉梅/邱仁宗《安樂死和醫生協助自殺：贊成和反對的論證》。[6]劉淼，王大建．安樂死合法性的思考[J]。中國醫學倫理學。2001。[7]張洪珍，胡金娣，邊林．晚期癌癥與安樂死的探討[J]．醫學與哲 學2006，3(27)：48-49．

第五篇：安樂死倫理困境之探討

安樂死倫理困惑之探討

摘要：“安樂死”從產生之日起就是一個非常敏感同時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從醫學技術的角度來看，臨床實施安樂死并不復雜，但由于安樂死涉及生物學、醫學、法學、社會學、倫理學等諸多方面，因而引起的爭論曠日持久。而且安樂死直指生命的本身，其在倫理方面的困惑尤其突出，爭論尤為激烈。關鍵詞：安樂死 倫理

每個人生來都是平等的，并且都有生的權利。但人有沒有死的權利，或者委 托他人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安樂死問題隨著時代發展和觀念變遷而出現，并日 益演變為法律、醫學、哲學、倫理等學科領域的重要研究對象。似乎很少有一個 問題同它一樣，引起如此多的爭論。[1] 一 安樂死的定義和分類

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語Eu-thanatog，原意是指“舒適或者沒有痛苦的死亡”，意思是“幸?！钡乃劳?。[2]現在安樂死的定義已經不同原來簡單的意思。關于安樂死的概念，很多中外學者都給予過界定，這里不一一贅述。

一般根據患者主觀意志的不同，我們可以將安樂死分為自愿安樂死、非自愿安樂死。自愿安樂死是指在病人要求或曾經希望安樂死或對安樂死表示同意后，由病人或他人實行的安樂死。非自愿安樂死是指在病人無法做出判斷，也無法表達自己的愿望時由他人采取認為合適的手段或者中止醫療措施而實行安樂死。

根據安樂死實施手段的不同，我們可以將安樂死分為積極安樂死和消極安樂死．積極安樂死指采取積極措施，如給患者注射過量的麻醉劑或者藥物來加速其死亡進程：消極安樂死是指對危重病入中止或者撤除維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其自行死亡。[3] 二 安樂死的倫理困惑

1個人有無權利選擇死亡？

每個人都有生命權，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生命權是否包含對死亡選擇的權利或死亡權則是有爭議的。

從絕對自由的觀點看，人對自己的生命有處分的自由，只有自己才是其生命的所有者，任何人都不能主張享有他人的生命，而這也包括了對死亡選擇的自由。但個人權利不能妨礙他人、集體、社會的權益。而行使死亡權必會損害他人的利益。首先是其親人權益，使親人身心痛苦；其次，可能使醫生違背救死扶傷的準則 ；最后也會帶來社會問題。[4]可見，人可以有死亡權，但必須在一定條件下才可以享有。對于那些無法醫治，終日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的瀕死病人，在不違背自身利益，同時也不對家屬、他人和社會造成可能的危害和損失的前提下，安樂死來終止生命。對病人這種清醒的自主的“優死”選擇，社會應該保護，醫務人員和家屬應該給予同情和支持。[5] 2是否要求病人出于自愿？

安樂死的申請主體是否僅限于本人?親屬或親友能否代患者提出安樂死的申請?與其他權利不同，生命權是始于出生而終于死亡的，這項專屬于個人的人身權，不能轉讓，也不能被代理。因為，誰都無法知道怎樣的決定才是真正有益于被代理人，有些行為，即使表面上對被代理人有益，實質卻傷害了被代理人。生命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不可回復性，只有本人才能決定何去何從，這不僅是對人格的尊重，也是對生命的敬重。[6]非自愿安樂死相對來說，涉及的問題更加復雜，需要學術界更加深入的討論，因此現在普遍來說，安樂死申請的條件之一是出于病人自愿，對代理提出安樂死的情況其附加的條件與審核要更加嚴格。

現在留給我們的問題是對于自愿安樂死的那部分病人如何確保其是出于自愿。西方傳統倫理道德強調關注行為的主體,是為自的道德。而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強調關注行為的客體, 是為他的道德, 那些要求自愿安樂死的人,更多的是考慮到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和精神負擔, 減輕國家的醫療負擔等, 很少考慮自己的權利。在西方人看來,中國的自愿或許不是那么純粹的。[7]對于病人來說，在有限的醫學知識及條件的情況下或由于醫生的誤診，可能會是其認為自己已經瀕臨死亡。其實對于瀕臨死亡的界定比判斷死亡的難度要大得多。另外有人提出可以生前遺囑來表示其自愿性。但“生前遺囑”也存在問題，一個人的決定會隨著環境、心情、病痛、經濟、感情等諸多因素而發生改變，那么怎么能保證訂立“生前遺囑”時的決定與患者昏迷后的決定一致呢?而且 “生前遺囑”容易被偽造，在我國公證制度尚不完善、公民法制意識尚薄弱的今天，不宜單憑一紙書據就決定生命的[6]處置。

3安樂死對象確定的困惑

安樂死的對象是否僅限于絕癥瀕死者，對于出生時有嚴重殘疾、智力障礙的嬰幼兒、重度精神病人、重度殘疾人以及植物人，是否是安樂死的對象? 有人提出，嚴重殘疾、智力障礙的嬰幼兒、重度精神病人、重度殘疾人無法正常生活，遭受來自社會的歧視，身心承受著巨大的痛苦，應該基于人道主義的原則，給他們實施安樂死。這些人原本就是弱勢群體，如果國家以立法的形式支持安樂死, 那么很容易就會形成一種全社會對這些人提出安樂死愿望或由他人提出的真正動機的漠視的現象: 人們并不關心當事人是否真的痛苦, 而只是關心是否提出了安樂死的要求。于是節省醫療費用作為安樂死的真正動機便堂而皇之地受到法律的保護。[8]

相對于自愿的安樂死，上述對象的非自愿安樂死可能從倫理學上無疑是更具爭議的。當解除痛苦與延長生命之間發生矛盾，延長生命則多受痛苦，解除痛苦則生命不再，無論怎樣都是一個次道德的選擇：即違背道德又遵守道德。但在道德上講仍是負面的。[9]社會輿論對其家屬的動機可能產生質疑，可能會給那些真正是為病人考慮的家屬帶來精神上的壓力和道德的指責。因此，對于安樂死對象的確定雖然有了一定的范圍，但能夠得到普遍接受和認可的，可能就是絕癥瀕死而又萬分痛苦的患者，對于其他對象可能就要具體分析和考慮。4出于何種目的的安樂死才合乎倫理與道德？

贊成安樂死的論點主要是基于是生命價值等方面考慮的，生命價值包括生命存在價值，生命質量價值及生命社會價值。[10]對于患有不治之癥、瀕臨死亡的病人，他們的精神和軀體都處于極端痛苦之中。任何的治療措施除了維持和延續他們的生命之外，絲毫也不能減輕他們的痛苦。對這些病人來說，生命即將不復存在，而生命質量又無法保障，對家庭及社會又無所價值。因此，選擇安樂死可能既是這些患者的迫切要求，又符合他們的利益。[11] 但是，同時也應看到安樂死的目的在實踐中可能是極其復雜的。在西方國家，人的尊嚴可能相對于痛苦來說占得比例要更大。據荷蘭的雷米林克報告顯示 ,在所有要求實行安樂死的患者中 ,將疼痛列為動機之一的人并不是很多,并且沒有人把疼痛作為申請安樂死的惟一理由 ,荷蘭患者要求實行安樂死 的主要原因是喪失尊嚴的感覺。[12]即使這樣安樂死在西方仍然爭議很大，比如像荷蘭那樣醫療體制相當發達的國家，安樂死的實施也存在大量的問題，可能涉及到利益問題。[13]而相比之下，在中國相對經濟基礎較差，醫療保障未普及，學術界關于安樂死問題的討論仍是不夠徹底,而且關于安樂死問題的恰當理解沒有普及而使得國人對安樂死的誤讀與謬見不斷，如何保證這種出于經濟原因而不是因為病痛難忍或出于尊嚴提出安樂死不會演變成因貧困而要自殺或他殺。[14] 5安樂死是否有悖于醫德？

傳統醫學倫理觀認為：醫生的神圣職責就是救死扶傷，治病救人，醫學的目的就是維持生命，即使最低的生命質量也應不惜代價去延續它。試想，當醫生面對的是身患絕癥承受著極端的痛苦的病人，他們迫切得提出死亡的請求，醫生是應該出于人道主義實現病人的愿望，還是恪守傳統的醫德，漠視病人的痛苦，無謂的延長他痛苦的生命。從這個角度講，安樂死其實是對于人性更深層次的注解，是對人權更高層次的尊重，它并不違背人道主義和醫生倫理道德，而是人道主義的具體體現和升華。從這一角度來看可能并不違背醫德。[15]

但是同時我們也應該想到, 如果安樂死成為一種常規行為, 那么某些醫護人員的心理弱點很容易就會暴露出來, 安樂死被濫用的風險就要增大, 這樣病人就有可能得不到全心全意的關護,而成為某些醫生對無法救治疾病的常規處理手段，而誤導家屬及病人同意安樂死，這與醫護人員的職責和職業道德就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因此，雖然安樂死有一定的倫理價值，但醫生的職責并不包括積極建議病人選擇安樂死。三安樂死的立法

通過分析安樂死在倫理方面的幾個困惑，我們可以看到在安樂死似乎還沒有得到更為深入細致的探究。同時不少學者擔心，如果匆忙地為安樂死立法使之合法化，安樂死被濫用和誤用的可能性很大。即使法律規定患者有安樂死的權利，但是并不意味著醫生或者其他人就有滿足其實現安樂死的義務。[16]因此安樂死立法問題須慎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