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蘇軾

詩詞有意 仕途無情

——淺談蘇軾坎坷仕途下的豁達人生

曾經見過一位作家將詩人與政客的人生分別稱為“審美人生”和“官宦人生”，這兩種不同的人生似乎就出在一個對立面上，政客需要的是官場應酬的虛偽圓滑，而詩人需要的則是內心的純真與澄澈。蘇軾沉浸于文學藝術的美麗之中，與詩詞歌賦為伍，崇尚人生的愉悅，自然的和諧，是典型的審美人生。但當詩人遭遇仕途，一個是面帶假面的政客，一個是赤子之心的詩人，蘇軾的人生又會有怎樣的波瀾？

蘇軾的一生從政四十多年，一直在政治漩渦中起起伏伏。“問汝生平如何，黃州惠州儋州。”

蘇軾在《自題金山畫像》中這樣形容自己。我們都知道，蘇軾的人生中，被貶謫黃州、惠州、儋州的這三段時間是最為艱苦、最為失意的，但他卻將這生平的功業都歸功與這三段時期，可見這三段時期對蘇軾的影響之大。雖然此時生活上飽受磨難，但在這時蘇軾的文學創作卻走上了頂峰，它的人生態度更是有了巨大的改變。真實這所遭受的一切，塑造了蘇軾隨遇而安，曠達樂觀的人生精神。

元豐二年，蘇軾由徐州調任湖州，作《湖州謝上表》，只因“陛下知其愚不失時，難以追陪新近；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幾句話，遭到李定等人的扭曲，到湖州還沒有三個月，就因為諷刺新法，誹謗君相的罪名，被關入大牢，成為了歷史上有名的“烏臺詩案”。蘇軾在幾經砍頭的遭遇之后，被貶至湖北黃州作團終副使，因深受管制，蘇軾與外界也不再接觸，終日“醉酒狂言醒可怕”，“閉門謝客對妻子”，心情跌落谷底。

雖然這次被貶黃州，蘇軾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但是在被貶期間，蘇軾的人生態度也有所改變，他此時的文學詩作，也留下了許多經典。

初貶黃州時，蘇軾作下《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殘月，靜夜，月下獨自徘徊的作者，似乎只有孤鴻知道他的悲傷。蘇軾凄清寂靜，痛苦難耐的心情躍然紙上，那幽暗月色透出的傷痛，深深刺痛讀者的心。然而，可喜的是，儒家思想和佛學深深的影響了蘇軾，他在千萬次的深思和探索后，從痛苦悲傷中解脫出來，一詞《定**》，豁達壯闊之感震撼人心：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一蓑煙雨任平生”也許這就是蘇軾此時的人生態度了，無悲無喜，勝敗兩忘，蘇軾曠達超脫，風雨無懼的人生理想與人格，令人肅然起敬。

坎坷催人奮進，正是這一次的困境，讓蘇軾感悟到了很多，千古絕唱《念奴嬌 赤壁懷古》、《前后赤壁賦》誕生，那些恢弘悲壯，蒼涼豪放的呼喊深入人心，將所有的讀者，都領入了那片蘇軾的曠達心境之中，與之共鳴。紹圣年間，蘇軾離開黃州遠到惠州，盡管仕途已經斷絕，但蘇軾仍然心境豁達，他寄情于風景優美的惠州山水之中，品四季美食，享受平淡生活的簡單快樂。蘇軾寫到“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我今身世兩相違，西流白日東流水”。這些詩句，都表明蘇軾已經厭倦了官場，崇尚超然物外的平淡生活了。“一更山吐月，玉塔臥微瀾。正似西湖上，涌金門外看。冰輪橫海闊，香霧入樓寒。停鞭且莫上，照我一杯殘。” 皎月之下，朦朧月色，陶醉于惠州西湖的夜景之中。

蘇軾晚年時期又一次被貶至儋州，這次的貶謫全因一首詩而起：“白頭消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這是蘇軾所作的《縱筆》，但是的宰相章淳看到后笑道：“蘇子瞻竟如此快活。”于是蘇軾被貶謫到海南儋州。蘇軾在給蘇轍的信中寫到：“莫嫌瓊州隔云海，圣賢尚許遙相望。平生學到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雖然日子日子過得艱苦，居無定所四處流浪，但蘇軾仍然，沒有消沉，他在枕榔樹下買了幾間茅屋，取名“桃榔庵”，用超脫的眼光看待生活，苦地也就成了樂園。

“相攜話別鄭原上，共道長途怕雪泥。歸騎還尋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

曾為縣吏民知否？舊宿僧房壁共題。遙想獨游佳味少，無言騅馬但鳴嘶。”

蘇軾的《和子由澠池懷舊》，真如始終作者所感慨的，人生在世如飛鴻，我們只知道今日，又怎知明日如何？人的一生，我們所做的一切，在這漫長的過程中也許就微不足道了。蘇軾的一生大起大落，幾次貶謫，卻沒有消沉，墮落，反是以豁達的心境面對失敗，絕不隨波逐流，它的一生都在逆境中保住氣節，在困難中樹立人格，它的睿智思想，超凡脫俗早已融入詩詞之中，世世代代被傳承，被品讀，被歌頌。

“問汝生平如何，黃州惠州儋州。”

真是這一次次的貶謫失敗，才塑造了蘇軾的非凡人格，創造出這千百手動人詩詞，將蘇軾的豁達形象，深深的刻入腦海之中，流傳青史。也許這就是蘇軾將生平功業歸功與此的原因了吧！

第二篇：蘇軾

說不盡的蘇軾

蘇軾是偉大的文學家。錢鐘書在《宋詩選注》中評論蘇軾說：“他一向被推為宋代最偉大的文人，在散文、詩、詞各方面都有極高的成就。”蘇軾在世時已經文名滿天下。李紹《重刊蘇文忠公全集序》云：“其為文章，才落筆，四海已傳頌。下至閭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蓋當時所未有。”

蘇軾死后，根據他生前“葬我嵩山下”的遺愿，葬在汝州（今河南省郟縣），其地被稱為“蘇墳”。蘇軾的弟弟蘇轍與蘇軾手足情深，并且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學家。蘇轍死后，蘇轍之子為踐蘇軾和蘇轍生前“夜雨對床之約”，把蘇轍葬于蘇軾墓旁，人稱“二蘇墳”。到了元代，有人又設蘇洵的衣冠冢于蘇軾墳和蘇轍墳之旁，于是就有了“三蘇墳”。蘇氏父子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三個席位，三人死后，能夠在嵩山下的古柏林中“無言”地“相視”、“相伴”，后人來到“三蘇墳”前，撫今追昔，大概是會有許多感慨的。

白居易《李白墓》云：“采石江邊李白墳，繞田無限草連云。可憐荒垅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蘇軾一生經歷坎坷，他和李白都可以說應了“詩人薄命”那句話，可是，他們都創作出了驚天動地的作品，后人忘不了他們的那些“驚風雨，泣鬼神”的作品，后世有無數讀者在和他們進行超越時空的心靈交流和思想對話。李白和蘇軾都有無數的超越時空的欣賞者、對話者，有了這些數不勝數的欣賞者和對話者，他們在九泉之下是不會感到寂寞的。

蘇軾不單是一個文學家

許多人都知道蘇軾的詩好，詞好，文章也好，所以人們說他是一個文學家。但蘇軾并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家，他還是一個書法家和畫家。

蘇軾是著名的書法家，許多人都很喜歡蘇軾的書法。蘇軾在書法上造詣很高，他和黃庭堅、米芾、蔡襄四人被稱為“北宋四大家”。黃庭堅在評論蘇軾的書法時說：“東坡先生常自比于顏魯公（按：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以余考之，絕長捕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至于行草正書，風氣皆略相似。”他又說，東坡“中歲喜學顏魯公”，“比來蘇子瞻（蘇軾）獨近顏（顏真卿）、楊（書法家楊凝式）風骨。”

喜歡書法自然也就會愛墨，愛硯。

《蘇東坡全集》中有“硯銘”數十首，可以說，在這些“硯銘”中，蘇軾對硯的無比喜愛之情已經躍然紙上了。

蘇軾有《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一詩，從此詩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蘇軾的愛墨之心和愛墨之情。從詩中的“此墨足支三十年”一句，我們得知蘇軾的藏墨甚豐；詩中又說“非人磨墨墨磨人”，全詩最后以“聞君此詩當大笑，寒窗冷硯冰生水”兩句作結，耐人尋味。

可以斷定，蘇軾在寫“非人磨墨墨磨人”這句詩時，他心中一定是感慨萬千的——在這句詩中實在蘊涵了太多、太多的話內之意和話外之音！

所謂“磨”，可以和可能是“消磨”，也可以和可能是“磨練”。從這句“非人磨墨墨磨人”中，我們可以品味出：對于蘇軾來說，練字書寫，其目的和意義決不是單純地提高書法技巧或書法技藝，而是“書法就是人生”！蘇軾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幾十年含辛茹苦的書法歷程，也就是在“歷練”和“銘記”他的人生的歷程。

蘇軾是一個“平生好詩仍好畫”的人。黃庭堅有《題子瞻枯木》一詩。詩云：“折沖儒墨陣堂堂，書入顏（顏真卿）楊（書法家楊凝式）鴻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風霜。”此詩前兩句是稱贊蘇軾的書法，后兩句是稱贊蘇軾的繪畫。

在宋代畫家中，文同（字與可）善畫墨竹，聞名后世。蘇軾與文同是好朋友，蘇軾詩文中論及文同墨竹處甚多，且多精彩之論。《北宋文化史述論》云：“文同墨竹的真跡傳世者極少，<中國繪畫史圖錄>上冊收有目前大陸上碩果僅存的一種，與蘇軾的一幅枯木怪石圖同裱一軸。”“與它同裱的東坡之作，全幅畫面只有一塊磷蹭奇兀的巨石和并排而生的禿樹。那禿樹既不畫鱗斑條紋，也不顯示明暗對比，只是從平面的形狀上看去像一棵樹而已，充分體現了文人畫不重形似的特點，而怪石與枯木的并置??正是與墨竹一樣表現知識分子蘇世獨立（按：疑為“遺世獨立”之誤印）之節操的意象組合。”不知今存的這幅蘇軾“枯木圖”同黃庭堅《題子瞻枯木》詩中所說的那幅“枯木圖”究竟是什么關系？ 說到蘇軾和文與可的友情，還有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蘇軾詩集中有《題文與可墨竹》，此詩前有“敘”，文曰：“故人文與可，為道士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執中勿使他人題字，待蘇子瞻來令作詩其側。與可既沒八年，而軾始還朝見之，乃賦一首。”蘇軾在《題文與可墨竹》這首詩中稱贊文與可的繪畫“荒怪出象外”，造詣很高，又說：“舉世知珍之，賞會獨余最。”在詩的最后，蘇軾說：“知音古難合，奄忽不少待。誰云死生隔，想見如龔隗。”從這首詩的記述中，我們得知，蘇軾在文與可死后八年才得以完成文與可生前要蘇軾為其所畫墨竹題詩的愿望，雖然在生物學的意義上，二人已經死生相隔，但在蘇軾寫作《題文與可墨竹》這首詩時，從哲學和解釋學的意義上看，他們又正在進行令后人感動的超越死生和超越時空的心靈對話。

蘇軾在寫《題文與可墨竹》這首詩時，他是在與文與可進行超越時空的對話，同時，他也是在呼喚后人與他進行超越時空的心靈對話。

從蘇軾談人的全面發展

蘇軾不但是一位著名書法家和有一定地位的畫家，而且是一個在哲學史和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和理論家。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北宋時期是一個思想相當活躍的時期，在思想和學術界幾乎同時涌現出了王安石的“新學”、二程的“洛學”、張載的“關學”、蘇氏兄弟（蘇軾和蘇轍）的“蜀學”，流派紛呈，蔚為大觀。尤其是在嘉祐二年（公元1051年）程顥、張載、蘇軾、蘇轍同登進士第，更可謂中國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話。

蘇轍在為蘇軾撰寫的墓志銘中簡要地敘述了蘇軾問學的歷程：“（蘇軾）初好賈誼、陸摯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后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墨，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矣。”由此可知，蘇軾走的是一條兼學百家（包括佛學）之長的道路。

蘇軾著有《毗陵易傳》，集中體現了他的哲學思想。蘇軾哲學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關于“三教合一”的思想和觀點。蘇軾說：“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于其間，禪律交功。我見大海，有此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蘇轍著有《老子解》，也力主三教（儒、釋、道）合一，蘇軾在《跋老子解后》說：“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南朝之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

蘇軾不但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還有寶貴的經濟學思想和觀點。關于蘇軾的經濟學思想，在趙靖主編的《中國經濟思想通史》中有專節論述和分析，本文就不再饒舌了。

但還有一點，卻是值得特別一提的——那就是蘇軾還深諳醫學。傳世醫書中，有一本《蘇沈良方》，是后人把蘇軾和沈括的醫學方書匯編在一起而成書的。《四庫全書總目》云：“此書以經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非他方所能及矣。”蘇軾在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遇大旱饑疫，“多作饘（稠粥）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眾。”雖然我們不能由此而推斷當時所用“藥劑”必定是蘇軾所定之方，但我們卻有理由猜測當時在選定所用藥劑時，蘇軾應該是發揮了某種程度的作用的。由于這件事的性質，不是醫生個體行醫療病，而是一件“政府”組織的“醫政”活動，我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在這項活動中，作為深諳醫學的地方行政長官，蘇軾發揮了令人稱贊和大得民心的“領導”和“決策”作用。

如上所述，蘇軾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在書法、繪畫、哲學、經濟學、醫學等方面都可以卓然成家，他確實是一個少見的“多面手”，是令人欽佩的“全面發展的人”。

許多人都把蘇軾當作一位文學家，這個看法當然是正確的，不能說有什么錯誤；但我更愿意把蘇軾看作一個“全面發展的人”，把他看作一個值得效法的古代的“全面發展的人”的典范。

人的全面發展不但是古代先哲的理想，而且是許多現代思想家和哲學家的理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人的全面發展問題更有許多精辟而深刻的論述。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導言》中滿懷景仰之情地贊賞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巨人”，他說：“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列奧納多·達·芬奇不僅是大畫家，而且也是大數學家、力學家和工程師，他在物理學的各種不同部門中都有重要的發現。”“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歷史家、詩人，同時又是第一個值得一提的近代軍事著作家。”“那時的英雄們還沒有成為分工的奴隸”，“他們的特征是他們幾乎全都處在時代運動中，在實際斗爭中生活著和活動著，站在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進行斗爭”，“書齋里的學者是例外：他們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惟恐燒著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就時代而言，中國的北宋時期無疑地是無法和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相比的，可是，就個人而言，蘇軾卻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當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與那些“巨人”相比擬的。

馬克思也憧憬著人的全面發展，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一段話是許多人都知道的：“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范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人們有可能根據自己的心愿干事情，“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關于人的全面發展問題占有核心性的位置。本文由談蘇軾開始而最后“漫游”到了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的問題，很顯然，本文已經不可能再對這個問題有進一步的討論了。

第三篇：蘇軾

蘇軾經歷了從仁宗到徽宗的五朝，平生足跡幾乎遍及當時中國的重要州郡，而且遠至西北地區、海南儋耳。象他的前輩梅堯臣一樣，他把寫詩當作日常的功課，一直堅持到老年。他多方面向前代詩人李白、杜甫、韓愈等學習，晚年更愛陶詩。比之散文和詞，蘇詩的題材更廣闊，風格也更多樣。

蘇軾終身從政，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蘇軾在軍事上主張充實兵力，鞏固邊防，抵抗遼和西夏的侵擾，并認為以金帛賂虜是最下之策。在蘇詩里數量最多對后人影響也最大的是許多抒發個人情感和歌詠自然景物的詩篇。蘇軾的詞有更大的藝術創造性，它進一步沖破了晚唐五代以來專寫男女戀情、離愁別緒的舊框子，擴大詞的題材，提高詞的意境，把詩文革新運動擴展到詞的領域里去，舉凡懷古、感舊、記游、說理等向來詩人所慣用的題材，他都可以用詞來表達，這就使詞擺脫了僅僅作為樂曲的歌詞而存在的狀態，成為可以獨立發展的新詩體

蘇軾改變了晚唐五代詞家婉約的作風，成為后來豪放詞派的開創者。先決定于宋代文人政治地位的改變和詩文革新運動的影響。北宋一些著名文人在政治上都有比較遠大的抱負，他們不滿晚唐五代以來卑靡的文風，掀起了詩文革新運動，余波所及，不能不在詞壇上起影響。在范仲淹、歐陽修的詞里已有一些風格豪放的作品，王安石更明白反對依聲填詞的作法。蘇軾繼承他們的作風，加以恢宏變化，從而開創了詞壇上一個重要流派。其次，決定于蘇軾一生豐富的經歷，他在當時文壇上的領袖地位和他在詩文方面的杰出成就，使他不能滿足于前代詞人的成就，也反對曾經風靡一時的柳永詞風。相傳蘇軾官翰林學士時，曾問幕下士說：“我詞何如柳七?”幕下士答道：“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見俞文豹《吹劍錄》)詞在當時不是由關西大漢來唱的，這話顯然是對蘇軾的一種諷刺，然而它卻生動地說明了柳詞和蘇詞的不同風格。豪邁奔放的感情，坦率開朗的胸懷，是蘇詩蘇詞浪漫主義的基調。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學傳統，祖父蘇序好讀書，善作詩。父親蘇洵是古文名家，曾對蘇軾和其弟蘇轍悉心指導。母親程氏有知識且深明大義，曾為幼年的蘇軾講述《后漢書?范滂傳》，以古代志士的事跡勉勵兒子砥礪名節。當蘇軾21歲出蜀進京時，他的學識修養已經相當成熟了。

蘇軾學識淵博，思想通達，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圍中如魚得水。蘇轍記述蘇軾的讀書過程是：“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后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蘇軾不僅對儒、道、釋三種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認為它們本來就是相通的。他曾說“莊子蓋助孔子者”，莊子對孔學的態度是“陽擠而陰助之”（《莊子祠堂記》）。他又認為“儒釋不謀而同”、“相反而相為用”（《南華長老題名記》）。這種以儒學體系為根本而浸染釋、道的思想是蘇軾人生觀的哲學基礎。

蘇軾服膺儒家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他22歲中進士，26歲又中制科優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奮厲有用世之志。他為人坦蕩，講究風節，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進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實際效果，他在王安石厲行新法時持反對態度，當司馬光廢除新法時又持不同意見，結果多次受到排斥打擊。他在外任時勤于政事，盡力為地方上多做實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滅蝗救災，抗洪筑堤，政績卓著。甚至在貶到惠州后，他還捐助修橋二座。只要環境允許，蘇軾總是盡力有所作為。然而蘇軾一生仕途坎坷，屢遭貶謫，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歲時遭遇“烏臺詩案”，險遭不測。晚年更被一貶再貶，直到荒遠的海南，食芋飲水，與黎族人民一起過著艱苦的生活。蘇軾對苦難并非麻木不仁，對加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來順受，而是以一種全新的人生態度來對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窮的堅毅精神、老莊輕視有限時空和物質環境的超越態度以及禪宗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的觀念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做到了蔑視丑惡，消解痛苦。這種執著于人生而又

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蘊含著堅定、沉著、樂觀、曠達的精神，因而蘇軾在逆境中照樣能保持濃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創作活力。

蘇軾平生受到兩次嚴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歲那年因“烏臺詩案”而被貶至黃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歲時被貶往惠州，62歲時貶至儋州，到65歲才遇赦北歸，前后在貶所六年。蘇軾去世前自題畫像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就其政治事業而言，這話當然是自嘲。但對文學家的蘇軾來說，他的蓋世功業確實是在屢遭貶逐的逆境中建立的。雖說蘇軾早就名震文壇，貶至黃州后且因畏禍而不敢多寫詩文，但黃州時期仍是他創作中的一個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賦》，詩如《寒食雨二首》，詞如《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名篇都創作于此時。蘇軾被貶至惠州、儋州時，已是飽經憂患的垂暮之人，但創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藝術上進入了精深華妙的新境界。貶謫生涯使蘇軾更深刻地理解了社會和人生，也使他的創作更深刻地表現出內心的情感波瀾。在宋代就有人認為貶至海南并不是蘇軾的不幸，逆境是時代對這位文學天才的玉成。

自然與雄放 兼收并蓄的藝術氣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議論文 敘事、抒情、說理三種功能的完美結合 辭賦和四六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認為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潮州韓文公廟碑》），又認為歐陽修 “論大道似韓愈”、“記事似司馬遷”（《六一居士集敘》），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著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文章并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于口與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蘇軾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例如“日與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下，蘇軾的散文呈現出多姿多采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蘇軾自謂：“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評文》）他的自我評價與讀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蘇軾確實具有極高的表現力，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的客觀事物或內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著表現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布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涌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于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啟發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于隨機生發，翻空出奇，表現出高度的論說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范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著閱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寫的一些奏議，內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著，接近于賈誼、陸贄的文風。

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說、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為活潑，議論更為生動，而且往往是夾敘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說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

由于蘇軾作文以“辭達”為準則，所以當行即行，當止就止，很少有蕪詞累句，這在他的筆記小品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如《記承天夜游》：

蘇軾的辭賦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從而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創作了《赤壁賦》和《后赤壁賦》這樣的名篇。《赤壁賦》沿用賦體主客問答、抑客伸主的傳統格局，抒寫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同時也描寫了長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駢散并用，情景兼備，堪稱優美的散文詩。

蘇軾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樣體現出行云流水的風格，他在翰林院任職時所擬的制誥曲贍高華，渾厚雄大，為臺閣文字中所罕見。他遭受貶謫后寫的表啟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體中難得的性情之作。如《謝量移汝州表》：

只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林游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于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饑寒并日，臣亦自厭其馀生。

蘇軾的散文在宋代與歐陽修、王安石齊名，但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蘇文無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對社會的干預和對人生的思考 樂觀曠達的精神 對藝術技巧的嫻熟運用和超越 有必達之隱而無難顯之情剛柔相濟的藝術風格 宋詩最高成就的代表

蘇軾秉性正直，為人坦率，曾自稱：“言發于心而沖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記》）所以蘇軾對社會現實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為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

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著“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度，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他在許多州郡做過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聞目見的民間疾苦寫進詩中，如寫北方遭受蝗旱之災的農民：“三年東方旱，逃戶連欹棟。老農釋耒嘆，淚入饑腸痛。”（《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雪復作》）又寫南方水災侵襲下的百姓：“哀哉吳越人，久為江湖吞。官自倒帑廩，飽不及黎元。”（《送黃師是赴兩浙憲》）當時賦稅沉重，谷賤傷農，對外歲幣的負擔也都壓在農民身上，他們千辛萬苦收獲了糧食，也難以對付官府的征斂：“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吳中田婦嘆》）

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嘆》：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采。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我愿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痏。雨順風調百谷登，民不饑寒為上瑞。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

從唐代的進貢荔枝寫到宋代的貢茶獻花，對官吏的媚上取寵、宮廷的窮奢極欲予以尖銳的譏刺。蘇軾在屢遭貶謫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罵，可見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執著！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閱歷極為豐富。他善于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于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物都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這在蘇詩中有充分的體現。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如在黃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寫“空皰煮寒菜，破灶燒濕葦”的生活困境和“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的心態，語極沉痛。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黃州這座山環水繞的荒城在他筆下是“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初到黃州》），多石崎嶇的坡路則被寫成“莫嫌犖確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東坡》）。嶺南荒遠，古人莫不視為畏途。韓愈貶潮州，柳宗元

貶柳州，作詩多為凄苦之音。然而當蘇軾被貶至惠州時，卻作詩說：“日啖荔支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貶儋州，又說：“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這種樂觀曠達的核心是堅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運屈服的斗爭精神，所以蘇軾在逆境中的詩作依然是筆勢飛騰，辭采壯麗，并無衰疲頹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這是蘇軾從儋州遇赦北歸時所作，流露出戰勝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寵辱不驚的闊懷，氣勢雄放。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范，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蘇詩中的比喻生動新奇，層出不窮，例如“春畦雨過羅紈膩”（《南園》）、“相排競進頭如黿”（《王維吳道子畫》）、“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守歲》），都膾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連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連生。蘇軾讀書破萬卷，用典時信手拈來，左右逢源。因用典過多，他有時也遭致后人的批評，但在多數情況下，蘇詩的用典穩妥精當，且渾然天成，達到了如水中著鹽的妙境。例如他作詩安慰落第的李廌說：“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 就堪稱用典精妙的范例。蘇詩中的對仗則既精工又活潑流動，構思打破常規。例如：“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過永樂文長老已卒》），對法生新，不落俗套。正因為蘇軾對比喻、用典、對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夠超越技巧，作詩揮灑如意，絲毫看不出鍛煉之痕。如《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長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

看似平淡實則奇警，看似松散實則精練，詩中幾乎不復可睹具體的技巧，因為它的藝術追求是從整體上著眼的。

清人趙翼評蘇詩說：“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后為一大家也。”（《甌北詩話》）的確，蘇詩的表現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首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臨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極其平常之事，但蘇軾寫成“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泛潁》）；“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動有趣。又如他只用“三尺長脛閣瘦軀”一句，便活畫出病鶴無精打采的清癯之態。他敘寫“惠州有潭，潭有潛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傳說，也只用“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寫盡其情狀。即使是十分難于處理的題材，在蘇軾筆下往往能化難為易，舉重若輕。比如《續麗人行》詠唐代畫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內人”，對一個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寫？蘇軾先從虛處落筆，推想畫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卻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為杜甫當年在曲江頭遠遠望見的一個背影，最后又以民間夫妻相敬如賓的故事作為反襯，慨嘆美人深閉宮內的不幸。想落天外，卻又非常切題，顯示出駕馭題材的非凡能力。

就像其文論一樣，蘇軾對詩歌風格也主張兼收并蓄。他曾模仿過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孟郊乃至同時詩友黃庭堅的詩風，無不維妙維肖。“短長肥瘦各有志，玉環飛燕誰敢僧”（《孫莘老求墨妙亭詩》）的多元化審美情趣使他能欣賞各種不同的風格傾向。蘇軾尤其重視兩種互相對立的風格的融合，所以在評論他人詩文時提出了“清遠雄麗”、“清雄絕俗”的術語。蘇軾在創作中十分注意使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互相滲透，互相調節。毫無疑問，蘇詩的主導風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蘊的缺點。然而蘇詩中許多佳作已經做

到了剛柔相濟，從而呈現出“清雄”的風格，例如《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靴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描寫細致，層次分明，但又筆勢騫騰，興象超妙。惆悵的心情與瀟灑的風度融于一體，且流露出豪邁之氣，典型地體現出蘇詩的風格特征。

以“元佑”詩壇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創作將宋詩藝術推向了高峰。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蘊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這樣，蘇軾雖然在創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為最受后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

詩詞一體的詞學觀 對詞境的開拓 以詩為詞的手法 蘇詞風格的多樣性

蘇詩在詞的創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后，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于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

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為“小道”。詩人墨客只是以寫詩的馀力和游戲態度來填詞，寫成之后“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游戲而已”（胡寅《酒邊集序》，見向子諲《酒邊集》卷首）。詞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同上），不能與“載道”、“言志”的詩歌等量齊觀。雖然柳永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展，但他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這個任務有待于蘇軾來完成。

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 “為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并論，說柳永《八聲甘州》中的名句： “此語于詩句不減唐人高處”（見趙令畦《侯鯖錄》卷七），稱道蔡景繁的“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與蔡景繁書》）。由于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并駕齊驅，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 的創作主張。他在《與鮮于子駿》中說：“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頗為壯觀也。”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說，是針對不同于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為人”（《答張文潛縣丞書》），在詞的創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并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后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女性化的柔情之詞為擴展為表現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擴展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宋楊湜《古今詞話》即說蘇軾“凡賦詩綴，必寫其所懷”，金人元好問更認為東坡詞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軒樂府引》）。

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寫的《沁園春?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

孤館燈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云山摛錦，朝露漙漙。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憑征鞍無語，往事千端。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斗尊前。

既表現了他“致君堯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時代意氣風發、豪邁自信的精神風貌，也流露出中年經歷仕途挫折之后復雜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寫的《江神子?密州出獵》，則表現了他希望馳騁疆場、以身許國的豪情壯志：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這現實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壯士形象，繼范仲淹《漁家傲》詞后進一步改變了以紅粉佳人、綺筳公子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詞壇格局。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開啟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詩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對人生的思考。蘇軾在徐州時就感悟到“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永遇樂》“明月如霜”）。“烏臺詩案” 以后，人生命運的倏然變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體會到人生的艱難和命運的變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嘆“人生如夢”（《念奴嬌?赤壁懷古》）、“笑勞生一夢”（《醉蓬萊》）、“萬事到頭都是夢”（《南鄉子?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世事一場大夢”（《西江月》）。所謂“人生如夢”，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暫和命運的虛幻易變，也指命運如夢般地難以自我把握，即《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詞所說的“長恨此身非我有”。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蘊。

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定**》）

余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歲。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蕊夫人夜納涼摩河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無知此詞者，但記其首兩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為足之云。

【題解】

《洞仙歌》，唐教坊曲名，后用為詞調。此調歐陽修詞，名《洞仙令》，潘 詞，名《羽仙歌》，《宋史·樂志》名《洞中仙。始見于郭煌詞。

本詞是蘇軾的名篇之一，作者神宗元豐六年（1083年），寫作之由作者詞序中已講得十分清楚，篇中所友誼賽情景，純由想像生發。上片記人物、環境之清涼，人物則“冰肌玉骨”，具不同凡響的神仙資質，環境則水殿、清風、暗香、月光，如置身月殿瑤臺的清虛之境，無一毫塵俗氣。“繡簾開”幾句繪閨房情景宛然如見，“一點明月窺人”句，“一點”與“窺”字靈動奇妙，為本詞增添許多情致。下片描寫蜀主孟昶和花蕊夫人留連月下納涼所見以及因納涼而思秋風，因思秋風而感念流光飛逝的悵惋之情，其間融入作者對人生的深深感慨，自然流麗。整首詞奇逸疏雋，如空山鳴泉，清響絕倫。“清空中有意趣，無筆力者未易到”（張炎《詞源》卷下）。

【原詞】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倚枕釵橫鬢亂。

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注釋】

【注釋】

1、孟昶：五代量后蜀國君，生活奢侈，愛好文學，工聲曲，后兵敗降宋，封秦國公。

2、花蕊夫人：陶宗儀《輟耕錄》：“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之翾輕也。或以為姓費氏，則誤矣。”

3、作一詞：蘇軾詞序云詞已失傳，只記其首二句，后世所傳孟昶《玉樓春》詞乃“東京士人隱括東坡《洞仙歌》（沈雄《古今詞話》）。趙聞禮《陽春白雪》引潘叔明云：“蜀帥謝元明因開摩訶池，得古石刻，遂見全篇（指原《洞仙歌》），詞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則闕琳宮恨初遠。玉闌干倚遍，怯盡朝寒；回首處，何必留連穆滿。芙蓉開過也，樓閣香融，千片紅英泛波面。洞房深深鎖，莫放輕舟。瑤臺去，甘與塵寰路斷。與日俱增莫遣流紅到人間，怕一似當時誤他劉阮。?”宋翔風《樂府余論》評此詞為偽托。

4、冰肌玉骨：莊子《逍遙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5、水殿：指筑于成都摩訶池上的宮殿。暗香：指梅、蘭、荷、菊一類花清幽的香氣。

6、素手：美人白皙的手。

7、河漢：天河，銀河。

8、金波：月光。《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注：“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玉繩，兩星名，在北斗第五星玉衡的北面。謝胱《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詩：“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

9、不道：不覺。

這首詞描述了五代時后蜀國君孟昶與其妃花蕊夫人夏夜在摩河池上納涼的情景，著意刻繪了花蕊夫人姿質與心靈的美好、高潔，表達了詞人對時光流逝的深深惋惜和感嘆。

上片寫花蕊夫人簾內欹枕。首二句寫她的綽約風姿：麗質天生，有冰之肌、玉之骨，本自清涼無汗。接下來，詞人用水、風、香、月等清澈的環境要素烘托女主人公的冰清玉潤，創造出境佳人美、人境雙絕的意境。其后，詞人借月之眼以窺美人欹枕的情景，以美人不加修飾的殘妝——“釵橫鬢亂”，來反襯她姿質的美好。上片所寫，是從旁觀者角度對女主人公所作出的觀察。

下片直接描寫人物自身，通過女主人公與愛侶夏夜偕行的活動，展示她美好、高潔的內心世界。“起來攜素手，”寫女主人公已由室內獨自倚枕，起而與愛侶戶外攜手納涼閑行。“庭戶無聲”，制造出一個夜深人靜的氛圍，暗寓時光在不知不覺中流逝。“時見疏星渡河漢”，寫二人靜夜望星。以下四句寫月下徘徊的情意，為納涼人的細語溫存進行氣氛上的渲染。以上，作者通過寫環境之靜謐和斗轉星移之運動，表現了時光的推移變化，為寫女主人公納涼時的思想活動作好鋪墊。結尾三句是全詞點睛之筆，傳神地揭示出時光變換之速，表現了女主人公對時光流逝的深深婉惜。

這首詞寫古代帝王后妃的生活，艷羨、贊美中附著作者自身深沉的人生感慨。全詞清空靈雋，語意高妙，想象奇特，波瀾起伏，余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歲。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蕊夫人夜納涼摩河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無知此詞者，但記其首兩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為足之云。【題解】

《洞仙歌》，唐教坊曲名，后用為詞調。此調歐陽修詞，名《洞仙令》，潘 詞，名《羽仙歌》，《宋史·樂志》名《洞中仙。始見于郭煌詞。

本詞是蘇軾的名篇之一，作者神宗元豐六年（1083年），寫作之由作者詞序中已講得十分清楚，篇中所友誼賽情景，純由想像生發。上片記人物、環境之清涼，人物則“冰肌玉骨”，具不同凡響的神仙資質，環境則水殿、清風、暗香、月光，如置身月殿瑤臺的清虛之境，無一毫塵俗氣。“繡簾開”幾句繪閨房情景宛然如見，“一點明月窺人”句，“一點”與“窺”字靈動奇妙，為本詞增添許多情致。下片描寫蜀主孟昶和花蕊夫人留連月下納涼所見以及因納涼而思秋風，因思秋風而感念流光飛逝的悵惋之情，其間融入作者對人生的深深感慨，自然流麗。整首詞奇逸疏雋，如空山鳴泉，清響絕倫。“清空中有意趣，無筆力者未易到”（張炎《詞源》卷下）。【原詞】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倚枕釵橫鬢亂。

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第四篇：蘇軾

蘇軾（1037－1101），北宋文學家、書畫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又稱大蘇，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與父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他在文學藝術方面堪稱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與歐陽修并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清新豪健，善用夸張比喻，在藝術表現方面獨具風格，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對后代很有影響，與辛棄疾并稱蘇辛；書法擅長行書、楷書，能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并稱宋四家；畫學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論畫主張神似。著有《蘇東坡全集》和《東坡樂府》等。中文名： 蘇軾 出生日期： 1037年1月8日 外文名： Su shi 逝世日期： 1101年8月24日 別名： 蘇子瞻、蘇東坡 職業： 官員、文學家、畫家、書法家 國籍： 中國北宋 主要成就： 詩、詞、賦、散文、書法、繪畫 民族： 漢 《赤壁賦》《石鐘山記》《飲湖上初晴后雨》《念奴嬌·赤壁代表作品：

出生地： 四川眉山 懷古》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自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漢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時為眉山城）人，祖籍欒城。北宋著名散文家、書畫家、文學家、詞人、詩人，是豪放派詞人的主要代表。他和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合稱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蘇”。蘇軾是蘇洵的次子（蘇洵長子夭折）。1057年（嘉祐二年），蘇軾與弟弟蘇轍同登進士。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在立新法中與王安石發生不快，被罷免官職。《飲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寫西湖的古詩中無人能超越的。世人說：“門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但在父子三人中，蘇軾的成就是最高的，勝過蘇洵和蘇轍。

代表作品：《水調歌頭》《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定**》《江城子·密州出獵》《飲湖上初晴后雨》等

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宋詞豪放派創始人

公元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蘇軾生于眉州眉山。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憤”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用功甚勤。蘇軾晚年曾回憶幼年隨父讀書的狀況，感覺自己深受其父影響。當然，假若沒有蘇洵的發奮讀書，也就不可能使蘇軾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學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虛歲二十一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憂扶喪歸里。1069年（熙寧二年）服滿還朝，仍授本職。他入朝為官之時，正是北宋開始出現政治危機的時候，繁榮的背后隱藏著危機，此時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變法。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在新法的施行上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 “平和世界”。

蘇軾因在返京的途中見到新法對普通老百姓的損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參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認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對。這樣做的一個結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離京的師友一樣，不容于朝廷。于是蘇軾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從此，蘇軾終其一生都對王安石等變法派存有某種誤解。

蘇軾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滿后，被調往密州（山東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縣令。政績顯赫，深得民心。

這樣持續了大概十年，蘇軾遇到了生平第一禍事。當時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詩句扭曲，以諷刺新法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豐二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就因為作詩諷刺新法，網織“文字毀謗君相”的網羅罪名，被捕入獄，史稱“烏臺詩案”。

蘇軾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時期在太祖趙匡胤年間即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

出獄以后，蘇軾被降職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相當于現代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低微，并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后，心情郁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覽，寫下了《赤壁賦》、《后赤壁賦》、《記承天寺夜游》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作，以此來寄托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于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準。當他準要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

年幼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以王安石為首新黨被打壓，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

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四個月后，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后，升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為皇帝起草詔書的秘書，三品），知禮部貢舉。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后，認為其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

他對舊黨執政后，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于是又遭誣告陷害。

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再次到闊別了十六年的杭州當太守。蘇軾在杭州修了一項重大的水利建設，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邊筑了一道，也就是著名的“蘇堤”。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外放潁州(今安徽阜陽市治)。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執政，新黨再度執政，第二年6月，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市）。1097年，蘇軾又被再貶至更遠的海南(九死蠻荒吾不悔,茲游奇絕慰平生)。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后徽宗即位，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屬江蘇）。葬于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享年六十四歲，御賜號文忠（公）。故有“歷典八州，行程萬里。”的榮譽之稱。

編輯本段藝術成就 文論

蘇軾書法賞析(20張)

《李白仙詩帖》 《次韻秦太虛詩帖》 《渡海帖》 《祭黃幾道文卷》 《梅花詩帖》 《前赤壁賦》 《東武帖》 《北游帖》 《新歲展慶帖》 《寶月帖》 《令子帖》 《致南圭使君帖》 《次辯才韻詩》

《一夜帖》 《宸奎閣碑》 《致若虛總管尺牘》 《懷素自序》 《近人帖》 《與范子豐》

蘇軾書法(19張)

9.欲寄相思千點淚，流不到，楚江東。《江城子》

10.天涯流落思無窮！既相逢，卻匆匆。《江城子》

11.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念奴嬌·赤壁懷古》

12.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八聲甘州》

13.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西江月》

14.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凄然北望。《西江月》

15.高情已逐曉云空，不與梨花同夢。《西江月》

16.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 《臨江仙》

17.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臨江仙》

18.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陽關曲》

19.人間有味是清歡。《浣溪沙》

20.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浣溪沙》

21.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浣溪沙》

22.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23.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水龍吟》

24.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定**》

25.人生如夢，一尊（通“樽”）還酹江月。《念奴嬌·赤壁懷古》

26.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水調歌頭》

27.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西江月》

28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定**》

詩句

1.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飲湖上初晴后雨》

2.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春夜》

3.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陌上花》

4.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后風流陌上花。《陌上花》

5.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吉祥寺賞牡丹》

6.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警我頑。《游金山寺》

7.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8.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惠崇春江曉景》

9.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10.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11.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發是中原。《澄邁驛通潮閣》

12.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廬山煙雨》

13.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有美堂暴雨》

14.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惠州一絕》

15.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東欄梨花》

16.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和子由澠池懷舊》

17.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題西林壁》

18.盡見西山遮岱嶺，迥分東野隔新羅。《登表海亭》

第五篇：蘇軾

蘇軾

（北宋文學家）編輯 鎖定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1-3]。漢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曾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三年（1080年），因“烏臺詩案”受誣陷被貶黃州任團練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并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黨執政被貶惠州、儋州。宋徽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時追贈太師，謚號“文忠”。[4]

蘇軾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夸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稱“蘇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并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亦善書，為“宋四家”之一；工于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

主要作品 《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

主要成就

“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主要代表，“宋四家”之一

早年經歷

蘇軾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5]（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6] 是初唐大臣蘇味道之后。蘇軾的祖父是蘇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奮”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是很用功。[7] 蘇軾其名“軾”原意為車前的扶手，取其默默無聞卻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8] 蘇軾生性放達，為人率真，深得道家風范。好交友，[9] 好美食，[10] 創造許多飲食精品，[11] 好品茗，[12] 亦雅好游山林。[13] 進京應試

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蘇洵帶著二十一歲的蘇軾，十九歲的蘇轍，自偏僻的西蜀地區，沿江東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進京應試。當時的主考官是文壇領袖歐陽修，小試官是詩壇宿將梅堯臣。這兩人正銳意詩文革新，蘇軾那清新灑脫的文風，一下子把他們震動了。策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蘇軾在文中寫道：“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梅二公既嘆賞其文，卻不知這幾句話的出處。及蘇軾謁謝，即以此問軾，蘇軾答道：“何必知道出處！”歐陽修聽后，不禁對蘇軾的豪邁、敢于創新極為欣賞，而且預見了蘇軾的將來：“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名動京師

在歐陽修的一再稱贊下，蘇軾一時聲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會傳遍京師。當父子名動京師、正要大展身手時，突然傳來蘇軾蘇轍的母親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隨父回鄉奔喪。嘉祐四年十月守喪期滿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15] 四年后還朝判登聞鼓院。治平二年，蘇洵病逝，蘇軾、蘇轍兄弟扶柩還鄉，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蘇軾還朝，震動朝野的王安石變法開始了。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16] 自請出京

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憤怒，讓御史謝景在皇帝跟前說蘇軾的過失。蘇軾于是請求出京任職：熙寧四年至熙寧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寧七年秋調往密州（山東諸城）任知州、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豐二年四月調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大約是蘇東坡在朝廷當禮部尚書之時,在他被貶謫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書房烏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見烏齋臺桌上擺著一首只寫得兩句尚未寫完的詩──“明月枝頭叫,黃狗臥花心.”蘇東坡瞧了又瞧,好生質疑,覺得明月怎能在枝頭叫呢?黃狗又怎么會在花心上臥呢?以為不妥.于是提筆一改,將詩句改為“明月當空照,黃狗臥花蔭.”王安石回來后,對蘇軾改他的詩極為不滿,就將他貶到合浦.蘇東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見一群小孩子圍在一堆花叢前猛喊：“黃狗羅羅,黑狗羅羅,快出來呀?羅羅羅,羅羅羅.”蘇東坡出于好奇心,走過去問小孩喊什么,小孩說,我們叫蟲子快點出來,好捉它.蘇東坡湊近花前一看,見有幾條黃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蟲在花蕊里蠕動.又問小孩說這是什么蟲?小孩說：黃狗蟲,黑狗蟲.蘇東坡離開花叢,來到一棵榕樹下,正碰到樹上一陣清脆的鳥叫聲,問旁人,這是什么鳥叫?旁人答道：這叫明月鳥.此刻蘇東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錯改了王安石的詩.但后人評價說,王安石身為宰相,氣量心胸也太狹小,他雖懂得地方上的風俗人情,也不應該因蘇軾錯改了他的兩句詩,而立“烏臺詩案”,置蘇下獄,進而又隨便發配人家.這樣做,與搞“文字獄”何別.其實,從史實上看,王安石罰蘇東坡,錯改兩句詩不過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實質上主要原因,則是政治上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因此之故,蘇軾先后幾次被貶.北宋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被貶調湖州.貶調的原因是他不贊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調時,蘇軾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謝.本是官樣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黨的御史們作了手腳,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氣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寫出了略帶牢騷的“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一句.當時朝中政敵章惇、蔡確等人借此指責蘇軾以“謝表”為名行譏諷朝廷之實,妄自尊大,發泄對“新法”的不滿,請求對他加以嚴辦.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舉出蘇軾的《杭州紀事詩》作為證據,說他“玩弄朝廷,譏嘲國家大事”,更從他的其他詩文中找出個別句子,斷章取義的給予定罪,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本來蘇軾是說自己沒有把書讀通,所以無法幫助皇帝成為像堯、舜那樣的圣人,他們卻指他是諷刺皇帝沒能力教導、監督官吏；又如“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說他是指責興修水利的這項措施不對.其實蘇軾自己在杭州也興修水利工程,怎會認為那是錯的呢?又如“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說他是諷刺禁止人民賣鹽.總之,是認定他膽敢譏諷皇上和宰相,罪大惡極,應該處死刑.于是朝廷便將蘇軾免職逮捕下獄,押送京城交御史臺審訊.此時,沈括還出來告密,說蘇軾詩作有譏諷朝政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蘇軾的詩作為證據（令蘇拭倒霉的詩句是歌詠檜樹的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這兩句詩被人指稱為隱刺皇帝：“皇帝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莫過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場牽連蘇軾三十九位親友,一百多首詩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驚朝野.這就是著名的“烏臺詩案”.蘇軾下獄后未卜生死,一日數驚.在等待最后判決的時候,其子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由于父子不能見面,所以早在暗中約好：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決的壞消息,就改送魚,以便心里早做準備.一日,蘇邁因銀錢用盡,需出京去借,便將為蘇軾送飯一事委托朋友代勞,卻忘記告訴朋友暗中約定之事.偏巧那個朋友那天送飯時,給蘇軾送去了一條熏魚.蘇軾一見大驚,以為自己兇多吉少,便以極度悲傷之心,為弟蘇轍寫下訣別詩兩首,其一：“圣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其二：“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瑯珰月向低.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歲神游定何處?桐鄉應在浙江西.” 詩作完成后,獄吏按照規矩,將詩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賞蘇軾的才華,并沒有將其處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蘇軾的銳氣.讀到蘇軾的這兩首絕命詩,感動之余,也不禁為如此才華所折服.加上當朝多人為蘇軾求情,王安石也勸神宗說：圣朝不宜誅名士,神宗遂下令對蘇軾從輕發落,貶其為黃州團練副使.轟動一時的“烏臺詩案”就此銷結,而蘇軾的這兩首“絕命詩”也廣為流傳開來.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四十三歲，調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給皇上寫了一封《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些話被新黨抓了辮子，說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說他“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余辜了。他們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這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上任才三個月，就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17]

烏臺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他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王安石當時退休金陵，也上書說：“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這場詩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得到從輕發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當地官員監視。蘇軾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時期在太祖趙匡胤年間既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18] 被貶黃州

出獄以后，蘇軾被降職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相當于現代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低微，并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后，心情郁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覽，寫下了《赤壁賦》、《后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作，以此來寄托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起的。東山再起

1084年（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于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準。當他準備要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常州一帶水網交錯，風景優美。他在常州居住，既無饑寒之憂，又可享美景之樂，而且遠離了京城政治的紛爭，能與家人、眾多朋友朝夕相處。于是蘇東坡終于選擇了常州作為自己的終老之地。[19]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四個月后，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后，升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20]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后，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政后，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于是又遭誣告陷害。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

少年英才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臨川（今撫州市臨川區），父親王益，時任臨川軍判官。[6-7] 王安石自幼聰穎，酷愛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稍長，跟隨父親宦游各地，接觸現實，體驗民間疾苦。文章立論高深奇麗，旁征博引，始有移風易俗之志。[8-10]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隨父入京，以文結識好友曾鞏，曾鞏向歐陽修推薦其文，大獲贊賞。[11-12] 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度判官。[13] 任滿后，王安石放棄了京試入館閣的機會，調為鄞縣知縣。王安石在任四年，興修水利、擴辦學校，初顯政績。[14]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愛民，治績斐然。宰相文彥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紀守道向宋仁宗舉薦，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為由拒絕。[15-16] 歐陽修舉薦為諫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辭。歐陽修又以王安石須俸祿養家為由，任命他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17]

王安石主張“發富民之藏”以救“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宋代董煟所著《教荒活民書》，以封建國家從皇帝到各級官吏職責為根據，提出在救荒時各自應該完成的工作。他講道:“賑濟者，用義倉米施及老、幼、殘疾、孤、貧等人。米不足，或散錢與之，即用庫銀糴豆、麥、菽、粟之類，亦可”。有學者認為董煟提出了系統的賑濟學說理論，特別提出了對殘疾人群體的救助，為后世的救助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宋代還特別注重倉儲在救災救濟中的作用。歷代出現過的倉儲形式在宋代幾乎都曾設立過，如常平倉、社倉、義倉等，另外還有廣惠倉、半儲倉、平余倉則是宋代的創舉。這些倉儲形式對救濟殘疾人等社會弱勢群體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下詔設置廣惠倉，救濟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18]

陳說政事

嘉佑三年（1058年），調為度支判官，王安石進京述職，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19] 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20] 認為癥結的根源在于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決的根本途徑在于效法古圣先賢之道、改革制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想，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21-22]

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并以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至覆滅的事實為例，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但宋仁宗并未采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23]

懇辭入朝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館閣之職，均固辭不就。士大夫們以為王安石無意功名，不求仕途，遺憾無緣結識；朝廷屢次想委以重任，都擔心王安石不愿出仕。[25] 朝廷任命王安石與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謝多次才接受。[26] 不久王安石任職集賢院，知制誥，審查京城刑獄案件，朝眾士大夫都引為盛事。[27]

王安石在京任職期間，朝廷規定舍人院不得申請刪改詔書文字，王安石認為立法不該如此，據理力爭，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親病逝，遂辭官回江寧守喪。[28]

宋英宗繼位后（1063年—1066年），屢次征召赴京任職，王安石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拒絕入朝。[29]

越次入對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30-31]，起用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從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召見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國之道，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神宗認同王安石的相關主張，要求其盡心輔佐，共同完成這一任務。[32]

王安石隨后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33]

熙寧變法

主詞條：熙寧變法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于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34-35] 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36]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37]

熙寧四年（1071年），頒布改革科舉制度法令，廢除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恢復以《春秋》，三傳明經取士。同年秋，實行太學三舍法制度。新舊黨爭

主詞條：新舊黨爭

變法伊始，王安石對神宗提出奸佞之論，建議神宗要辨別小人并加以懲處。[38] 新法頒布后，王安石擢拔呂惠卿、章惇、蔡確等多人，參與變法的實施。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斗爭。

御史中丞呂誨控訴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神宗貶為地方官，王安石舉薦呂公著代替其職。韓琦上疏規勸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神宗打算同意，執政曾公亮、陳升之等乘機附和，王安石雖多方辯駁，神宗仍然認為應聽取各方面的建議。隨后，王安石稱病在家，繼而請求辭官歸隱。韓絳等規勸，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陳數朝廷內外諸官互相依附勾結的情況，進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懷天下。[40]

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都因為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相繼離開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彈劾李定違背孝道，皆被罷出朝廷。其后，呂惠卿因父親去世離開朝廷，王安石便對曾布委以重任，對他非常信任。[41]

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三次寫信給王安石（《與王介甫書》），列舉實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馬諫議書》），對司馬光的指責逐一反駁，并批評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表明堅持變法的決心。隨后神宗欲起用司馬光任樞密副使，司馬光趁機復議廢止新法，神宗沒答應，司馬光遂辭職離京。[42-43]

熙寧四年（1071年），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出現自斷手腕現象，知府韓維報告朝廷，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神宗則認為應聽取百姓之言。[44]

罷相始末

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饑民流離失所,，群臣訴說免行錢之害，神宗滿面愁容，欲罷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認為天災即使堯舜時代也無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監安上門鄭俠反對變法，繪制流民旱災困苦圖獻給神宗，并上疏論新法過失，力諫罷相王安石。[45] 同年四月，慈圣和宣仁兩位太后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宋神宗對變法也產生了懷疑，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改任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從禮部侍郎超九轉而為吏部尚書。[46]

王安石罷相后，奏請皇帝讓呂惠卿任參知政事，又要求召韓絳代替自己，二人堅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呂惠卿掌握大權后，擔心王安石回朝，借辦理鄭俠案件的機會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又興起李士寧案件來傾覆王安石。韓絳覺察到呂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請召回王安石。[47]

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經義》寫成，加封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外調為陳州知州。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嚴重，新法很難繼續推行下去。[48]

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請求離職，同年長子王雱病故。十月，王安石辭去宰相，外調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次年，改任集禧觀使,，封舒國公。[49]

元豐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為左仆射、觀文殿大學士，改封荊國公。[50]

病逝江寧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趙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哲宗即位后，加王安石為司空。[51]

高太后在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聽政后立即起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歲，獲贈太傅，葬于江寧半山園。[52]

紹圣元年（1094年），章惇執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廟庭，謚號“文”。[53]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后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奪王爵，毀去配享的畫像，降王安石從祀于廟廷。[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