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際法教學案例尼加拉瓜訴美國

國際法教學案例

對尼加拉瓜進行軍事和準軍事行動案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gainst Nicaragua）

基本案情：

在1983年底和1984年初，美國派人在尼加拉瓜的布拉夫、科林托、桑提諾等等港口附近布雷，范圍包括尼加拉瓜的內水和領海。這種布雷活動嚴重威脅了尼加拉瓜的安全和航行，并已造成了重大的事故和損失。尼加拉瓜于1984年4月9日向國際法院提出請求書，對美國政府指使美國軍人和拉丁美洲國家的國民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破壞尼加拉瓜的石油設施和海軍基地、侵犯尼加拉瓜的領空主權以及在尼加拉瓜組織和資助反政府集團等軍事和準軍事行動提出指控。尼加拉瓜請求國際法院判定美國的行動構成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脅、干涉尼加拉瓜內政和侵犯尼加拉瓜主權的行為，請求法院責令美國立即停止上述行動并對尼加拉瓜及尼加拉瓜國民所受的損失給予賠償；并請求國際法院指示臨時保全措施。美國提出種種反對理由，反對法院對此案具有管轄權，要求法院將此案從法院的受案清單中取消。

5月10日，法院發布命令，拒絕了美國提出的把此案從法院的受案清單中取消的要求，指示了臨時措施。11月26日，法院結束了此案的初步的階段審理，就法院的管轄權和應否接受該案的先決問題以15票對1票作出了肯定判決。法院初步判決后，美國于1985年1月18日宣布退出此案的訴訟程序。法院決定，根據《法院規約》第53條有關當事國一方不出庭的規定。繼續對此案進行缺席審判。1986年6月27日，法院結束對此案實質問題階段的審理，就此案的實質問題作出有利于尼加拉瓜的判決。訴訟與判決

在初步判決中，法院依法審查了尼加拉瓜提出的法院管轄權的依據和美國的種種初步反對主張，最后駁回了美國的反對主張，確立了法院對此案的管轄權。在實質案情的審判階段，法院首先全面審查了此案涉及的事實和可適用的法律及其內容?？紤]到美國在其1946年接受國際法院強制管轄權的聲明中對涉及多邊條約的案件作了一項保留，法院決定審查本案實質問題時不適用條約法而適用習慣法，為了確定習慣法規則的存在，法院有必要從《聯合國憲章》、1928年的《國內沖突中各國權利和義務公約》、197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國際法原則宣言》、1965年《關于各國內政不容干涉及其獨立與主權之保護宣言》以及1974年聯合國大會《關于侵略定義的決議》等重要國際文件中確定習慣法規則存在的證據。通過考查，法院認為下述原則或規則為可適用于本案的習慣國際法的內容：

1、禁止使用武力原則

法院指出，關于此原則的“法院確信”可以從爭端雙方和其他國家對聯合國大會的若干決議的態度中推斷出來，特別是第2625(XXV)號決議即《關于國家間友好與合作關系的國際法原則宣言》。國家對這些決議表示同意時即表達了將該原則視為獨立于憲章之類的條約法規則之外的一項習慣法原則的法律確信。

習慣法中所確立的禁止使用武力的一般規則允許若干例外，單獨或集體的自衛權即是一例。對一場進攻的回擊是否合法取決于該回擊是否遵守了“必要性”與“相稱性”的要求。而且，不論自衛是單獨的，還是集體的，它只能為回擊“武裝進攻”而實施。法院認為，“武裝進攻”應理解為不僅指一國正規武裝部隊越過國際邊界的行動，也包括一國向另一國領土派遣武裝團隊，條件是此等行為由于其規模與后果，如果為正規武裝部隊所施即可視為武裝進攻。

法院并不認為“武裝進攻”的概念包括對另一國叛亂分子以提供武裝、后勤或其他援助為形式的幫助。此外．法院確認，在習慣國際法中，不論是一般性的，還是中美洲特有的，沒有任何規則允許在未受到武裝進攻之受害國提出援助請求時行使集體自衛。習慣法亦要求受害的國家應宣布它遭到了武裝進攻。

2、不干涉原則 不干涉原則涉及每一主權國家不受外來干預處理其事務的權利。各國關于該原則之存在的“法律確信”在許多場合表達出來，如美國與尼加拉瓜都參加了的許多國際組織和會議所通過的諸多決議與宣言。這些決議與宣言表明美國和尼加拉瓜承認該原則為普遍適用之習慣原則。至于習慣法中該原則的內容，法院認為包括如下要素：所禁止的干涉針對的必須是各國根據國家主權原則有權自由決定的事項(如擇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制度，決定對外政策)；干涉使用的是強制手段，尤其是使用武力，而不論是軍事行動這種直接的干涉形式，還是支持在另一國家的顛覆破壞活動等間接形式的干涉。法院還指出，那種認為習慣國際法中存在著一項支持另一國內反對勢力的一般干涉權的觀點沒有得到各國實踐的贊同；事實上，美國和尼加拉瓜亦均不贊成此觀點。

對于針對非武裝進攻行動的集體對抗措施的合法性問題，即：若一國對另一國的行動違反了不干涉原則，第三國對該行為國采取等于干涉其內部事務的對抗措施是否合法?這類似于在遭到武裝進攻的場合行使自衛權，但導致報復措施的行動沒有武裝進攻那么嚴重，不構成武裝進攻。法院認為，根據現代國際法，國家不具有對非武裝攻擊行動實施所謂“集體”對抗措施的權利。

2、國家主權原則

國際法院認為，國家主權及于每個國家的內水和領海，在他國內水或領海布雷，構成侵犯他國主權的行為。布雷妨礙了進出港口的權利，也阻礙了該國的海上交通和海上商業活動，因而構成侵犯國家主權原則的行為。

在闡明了可適用的法律原則之后，法院將此等法律原則適用于案件事實，以絕大多數贊成票的表決就下述幾個問題作出判決：

(1)、美國對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并以武力相威脅

尼加拉瓜指控美國在其港口設置水雷，出動飛機襲擊尼加拉瓜港口和石油設施，以及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提供訓練、武裝裝備和財政支持。美國并不否認上述事實。但它一方面堅持說，美國政府沒有直接參與上述活動；另一方面辯解說，上述活動是出于“集體自衛”，為了證明“自衛”，美國提出尼加拉瓜曾向薩爾瓦多境內反政府武裝運送武器．并指責尼加拉瓜進攻洪都拉斯。

法院判決指出，根據調查，從事上述活動的人員是根據合同由美國政府雇傭的，所以美國政府對上述活動負有直接責任。法院根據禁止使用武力原則評價上述活動，認為它們構成對該原則的違反，除非美國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抗辯能夠成立，即滿足了行使自衛權的以下條件：(1)尼加拉瓜從事了對薩爾瓦多、洪都拉斯或哥斯達黎加的武裝進攻；(2)有關國家認為它們是尼加拉瓜武裝進攻的受害者，這些國家要求美國提供幫助；(3)美國的行動符合自衛行動應是確實必要、行動規模應與攻擊規模相稱的原則。對此，法院認為每一項至少都無法作出肯定的答復。因此，法院判定，美國的所謂自衛不能成立。美國的上述行動違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則，構成了對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 力相威脅。

(2)、美國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是對尼加拉瓜內政的干涉

美國否認它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目的是推翻尼加拉瓜合法政府。但它承認，其目的是迫使尼加拉瓜政府改變其內外政策。

法院指出，盡管美國政府的目的不是要推翻尼加拉瓜政府，但美國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目的卻是如此。如果一國政府出于對另一國政府施加壓力的目的，支持、幫助該另一國境內目的在于推翻其政府的武裝力量，此等支持、幫助行動無疑構成對該另一國內政的干涉，而不論該提供支持國具有何種政治動機。因此法院判定，美國以提供財政支持、訓練、武器裝備、情報、后勤支持的形式支持尼加拉瓜境內的反政府武裝的軍事及準軍事活動，美國的行為明顯構成了對不干涉內政原則的違反。

(3)、“集體對抗措施”的辯解不能為美國的干涉行動提供合法根據

4、美國對尼加拉瓜的行動違反了國家主權原則 法院判決，美國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裝，直接攻擊尼加拉瓜港口、石油設施等，在尼加拉瓜港口布設水雷，以及上述判決中認定的包括使用武力在內的干涉行動，不僅違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則，亦違反了尊重國家領土主權原則。這些行動不能因所稱尼加拉瓜在薩爾瓦多的活動證明是正當的；假定尼加拉瓜的活動確實存在，此等活動也不能賦予美國任何權利。

法院判決還逐個審查并最終拒絕了美國為其行動辯解的其他理由。關于所稱尼加拉瓜政府違反了它對尼加拉瓜人民、美國及美洲國家組織所作的某些莊嚴承諾的抗辯，法院指出，它不能設想創造一項所謂“意識形態的干涉”的原則，即一國有權因為另一國奉行某種意識形態，或選擇了某種政治制度而干涉后者。關于指控尼加拉瓜違反人權的抗辯，法院指出，美國的使用武力不可能是監督或確保尊重人權的適宜方法。

法院判決宣布美國有義務立即停止并再不采取任何上述違反其國際義務的行為；并且有義務對上述行為給尼加拉瓜造成的損害作出賠償。

最后，法院判決要求爭端雙方履行其國際義務，根據國際法，以和平手段解決它們之間的爭端。評析

本案涉及的主要問題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和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問題。禁止使用武力侵犯別國主權和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是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也是普遍適用的國際習慣法規則。對這些國際法基本原則的破壞，構成嚴重的國際不法行為，行為國應對此承擔國際責任。

本案是國際法院第一次對一個大國進行缺席審判。由于證據確鑿，事實清楚，美國的抗辯主要是反對國際法院對本案的管轄權。但是，在實質案情審理階段，法院對上述國際法基本原則的法律地位、含義和約束力都作了較為深入的剖析，這對于我們認識和理解國際法基本原則是極為有益的。

第二篇：國際法中文教學案例

國際法中文教學案例

第一篇

總論

一、國際法的一般問題

（一）西伊福希訴加利福尼亞州案

（二）巴西聯邦債券案

（三）美國訴加利福尼亞州案

（四）西南非洲案

（五）納米比亞案

（六）藍寶石——伊朗國家石油案

二、國際法主體的地位

（一）德奧關稅同盟問題咨詢意見（國際常設法院）

（二）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問題咨詢意見（國際法院）

（三）聯合國的求償問題咨詢意見（國際法院）

三、國際法上的承認和繼承

（一）路德訴薩戈爾案

（二）美國訴平克案

（三）渥爾夫索赫訴蘇俄政府案

（四）阿波里特訴水銀業機械公司案

（五）蒂諾科案

（六）海爾.塞拉西訴電報公司案

（七）民用航空公司訴中央航空公司案

（八）杰克遜案（湖廣鐵路債券案）

（九）光華寮案（日本大阪高等法院）

四、管轄權

（一）荷花號案

（二）艾茨曼案

（三）佐斯案

（四）國際工商業投資案

（五）安巴蒂洛斯案

（六）芬蘭輪船主求償案

（七）交易號訴麥克法德恩案

（八）勝利運輸公司案

（九）德雷利訴捷克斯洛伐克案

（十）某些挪威公債案

五、國家主權豁免

（一）交易號案

（二）比利時議會號案

（三）阿蘭札珠2曼底號案

（四）菲律賓海軍上將號案

（五）尼日利亞中央銀行案

六、國家責任

（一）查特求償案

（二）羅伯特求償案

（三）詹姆斯求償案

（四）韋爾求償案

（五）尼爾求償案

（六）西華奇求償案

（七）安德勒求償案

（八）奧里諾科輪船公司仲裁案（常設仲裁法院）

（九）古斯道夫2阿道爾夫皇太子號和太平洋號案（常設仲裁法院）

（十）默茲河改道案（國際常設法院）(十一)拉努湖仲裁案（仲裁法庭）

（十二）古特水壩索賠案（國際法庭）

（十三）溫勃勒頓號案（國際常設法院）

（十四）霍如夫工廠案（國際常設法院）

（十五）帕涅韋茲斯---薩爾杜提斯基鐵路案（國際常設法院）（十六）德黑蘭的美國外交和領事人員案（國際法院）（十七）對尼加拉瓜進行軍事和準軍事行動案（國際法院）

第二篇

國家領土

一、領土主權

（一）安娜號案

（二）溫勃登號案

（三）通行權案

（四）帕爾馬斯島仲裁案（常設仲裁法院）

（五）克利柏敦島仲裁案（仲裁法院）

（六）東格陵蘭案（國際常設法院）

（七）敏基埃島和艾克利荷斯島案

二、邊界問題

（一）帝汶島仲裁案

（二）阿根廷一智利邊界仲裁案

（三）印度一巴基斯坦西部（卡奇沼澤地）邊界仲裁案

（四）隆端寺案

（五）邊界爭端案

（六）陸地、島嶼、海上邊界爭端案

第三篇

海洋法

一、海洋法律制度

（一）北大西洋海岸漁業仲裁案

（二）孤獨號案

（三）紅十字軍號事件

（四）科孚海峽案

（五）英挪漁業案

（六）漁業管轄權案

二、海洋劃界

（一）比格爾海峽仲裁案

（二）英法大陸架仲裁案

（三）揚馬延島海域劃界爭端

（四）北海大陸架案

（五）突尼斯一利比亞大陸架劃界案

（六）利比亞一馬耳他大陸架劃界案

（七）緬因灣區域海上邊界劃界案

（八）格陵蘭—揚馬延海域劃界案

（九）愛琴海大陸架案

（十）丘奇訴休伯特案

（十一）霍夫求償案

（十二）威爾頓赫斯案

第四篇

航空法

（一）1963年法國-美國空運協定仲裁案

（二）1978年法國-美國空運協定仲裁案

（三）意大利-美國空運協定仲裁案

（四）韓國客機事件

（五）1988年7月3日空中事件案

第五篇 國際環境法

（一）特雷爾冶煉廠仲裁案

（二）托列峽谷號事件

（三）阿莫科2卡迪茲號事件

（四）核試驗案

第六篇

國際法上的個人

一、國籍

（一）突尼斯——摩洛哥國籍命令案

（二）取得波蘭國籍案

（三）奧本海默訴卡特莫爾案

（四）沙勒姆案

（五）梅蓋夫人訴意大利案

（六）阿波斯托利第斯訴土耳其政府案

（七）勒姆貝爾特訴蓬勿爾案

（八）卡涅瓦羅求償仲裁案

（九）弗萊澤海姆求償案

（十）諾特波姆案

二、外國人的待遇

（一）許佛羅求償案

（二）馬弗羅馬提斯案

（三）阿姆巴提耶洛斯案

三、引渡與庇護

（一）斯密斯引渡案

（二）魏涅吉亞案

（三）朗德引渡案

（四）阿穆爾案

（五）難民申訴案

（六）洛克比空難引起的1971年《蒙特利爾公約》解釋和適用問題案

（七）庇護權案（哈雅2德2拉2托雷案）

第七篇 外交法

（一）安普生訴斯密斯案

第八篇

條約法

（一）英伊石油公司案

（二）聯合國行政法庭第333號判決的復議問題

（三）美國訴科丕斯公司案

（四）阿沙庫若訴西雅圖市案

（五）上薩瓦及節克斯自由區案

（六）亞當斯求償案

（七）尼爾森訴約翰生案

（八）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的解釋案

（九）滅種罪公約保留案

（十）對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管轄權的上訴案

（十一）泰克特訴休斯案

（十二）卡奴斯案

（十三）《聯合國所協定》第21條的適用問題

（十四）《聯合國特權與豁免公約》第6條第22節的適用問題

第九篇

國際人權法

（一）皮爾蒙特案

（二）奧斯特拉案

（三）維拉奎斯案

（四）古巴、海地難民權利案

（五）塔蒂克案

（六）《防止及懲治滅種罪公約》適用案

第十篇

國際組織法

（一）接納一國加入聯合國的條件案

（二）聯合國大會接納會員國權限案

（三）損害賠償案

（四）某些經費案

（五）聯合國行政法庭所作補償裁決效力案

第十一篇

國際爭端及其解決

（一）東卡累利案

（二）和平條約解釋案

（三）多革堤案

（四）西班牙國王的仲裁裁決報告

第十二篇

戰爭與中立法

（一）加洛林號案

（二）古巴海底電報公司訴美國案

（三）阿姆斯特朗將軍號案

（四）阿帕姆號案

（五）紐倫堡審判

（六）東京審判

（七）威脅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問題

（八）阿拉巴馬號仲裁案

（九）露西坦尼亞號案

第一篇 國際法總論

一、國際法的一般問題

案例一：西伊福希訴加利福尼亞州案(Sei Fujii v.California)案情介紹：原告西伊福希系日本國民，為一項宣布他于1948年購買的土地已轉歸加利福尼亞州的判決上訴到加利福尼亞州最高法院。上訴中提出的唯一問題是加利福尼亞州《外人土地法》的效力問題。

原告提出的第一個抗辯是，加州《外人土地法》的效力已被《聯合國憲章》“增進并激勵對于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的規定所廢止和取代。原告援引《聯合國憲章》的序言、第一條、第五十五條和五十六條的規定作為根據。法院認為，《聯合國憲章》是一個條約。美國憲法規定：“在聯邦權力下締結的條約是美國最高的法律，各州法官概應受其約束。”關于這一點沒有疑義。然而，條約并不自動取代與它不相符合的地方法律，除非該條約的規定是“自動執行”（self-exercise）的。按照聯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馬歇爾所說，條約被法院視為與立法機關的法令相同，無論何時它都自己發生作用，無需任何立法條款的幫助，但是當條約的規定含有契約的性質（import a contract），即締約的一方約定履行一個特定的行為時，這個條約是指向政治機關而不是司法機關；在它成為法院的規則之前，須經過立法程序使這個契約生效。在判斷一個條約是否是自動執行時，法院注意條約文字顯示出的締約方各方的意圖。倘若該條約的含義不夠確定，可能還須考慮條約執行時的情況。為了確定一個條約條款是否無需補充立法即可起作用，具有強制的效力，必須查明條約的訂立者是否意欲使一項規則單獨在法院具有約束力。

十分清楚，被認為與加州《外人土地法》相沖突的《聯合國憲章》的序言和第一條的規定，不是屬于“自動執行”的，它們只表明聯合國組織的一般宗旨和目的，并無意使各會員國承擔法律義務或為個人創設權利。雖然，聯合國會員國有義務與聯合國組織進行合作，以促進尊重和遵守人權，但為達到憲章宣布的這一目的，需要會員國進一步的立法行動，然而憲章中無任何條款表明，這些規定是要成為批準憲章的國家法院必須遵循的法律規則。

憲章第五十五、五十六條使用的文字不是那些被認為是“自動執行”的或為個人創設權利義務的條約中習慣使用的那類措辭。例如，在克拉克訴埃倫案（Clark2Allen）中援引的條約涉及一國國民在另一國繼承不動產的權利問題。該條約特別規定，這類國民應允許在三年內出售該財產，222222轉移所得收入，免除任何差別稅。在其他案例中，當條約詳細規定調整個人權利義務的規則或特別規定一國公民在另一國享有國民待遇時，該項規定即具有強制力，無需補充立法。注意到《聯合國憲章》的制定者在意欲使憲章的某些條款具有無需國內補充立法就能執行的效力時，他們使用的文字是清楚地、確定的，并能表明他們的這一意圖。法院提到了憲章第一0四條和第一0五條。在卡倫訴紐約市案中，這些條款被視為是“自動執行”的。然而法院認為，原告所援引的憲章條款并無意取代現存的國內立法，因此不能認為使加利福尼亞州《外人土地法》歸于無效。原告敗訴。-編譯自哈里斯：《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79年英文第二版，第82-83頁。

【評

注】

在國際法與國內法關系上，有可能發生兩者相沖突的情況。如果發生沖突的是國內法和國際習慣法，多數國家采取了“國際法是國內法的一部分”的原則，但國內法與國際條約相沖突，問題就比較復雜。

條約在國內法上的效力因各國的憲法規定不同而有異。以英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不承認條約的國內效力。在英國，條約在國際法上的效力與在國內法上的效力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一經英王批準，條約即對英國有約束力，但是在國內法上，如果條約涉及私人權利或其實施需要改變現有的法律秩序，只要議會還沒有通過使它生效的法令，它就沒有效力。并且，賦予條約以英國國內法效力的議會法令可以被以后的議會法令所廢除。在這種情況下，該條約便與英國法發生了沖突，因為條約仍對英國有拘束力，而英國法院則不能執行。這種區別在其他國家已趨向于消失。在大多數國家，條約在國際法與國內法上同時生效。有的國家的憲法規定，條約與本國法律處于同等的地位。另有一些國家規定，條約在國內法上具有高于法律的效力。盡管如此，也并非所有的條約都能產生國內法的效力，由于國際法規定的方式各種各樣，不一定如同國內法一樣都能適用于國內法院。很多有關個人的國際習慣法規則有可能原封不動地適用于國內法院；但條約根據其性質和內容，有的可以在國內執行，有的則不能。本案提出的規則是，無須采取特別立法措施即可“自動執行”的條約，可以在國內法院直接適用，具有國內法的效力；那些沒有補充的立法措施不能“自動執行”的條約，不能在法院直接適用，不能使與它相沖突的地方法律歸于無效，除非補充立法使它在國內生效。至于具體的某個條約是否是“自動執行”的，須由審理案件的法院根據憲法規定與實踐來判定。

案例二: 巴西聯邦債券案

（Brazilian Loans Case）案情介紹：本案涉及的是巴西聯邦政府發行的某些債券的解釋問題。巴西政府發行的這些債券掌握在法國國民手中，但債券受巴西法律的支配。1929年，法國與巴西在債券問題上發生爭執，于是法國在常設法院對巴西提起訴訟。法院裁定，依據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它對涉及因國內法解釋而引起的國家間爭端的案件有管轄權。隨后，法院考慮了當訴訟當事國要求它解釋其國內法時，它應該如何行事的問題。法巴兩國在將爭端提交法院的特別協定中指出：在評價可能適用于本爭端的當事國之一的國內法時，常設法院不受各該國國內法院判決的約束（特別協定第六條）。關于國內法在國際法庭的適用問題，國際常設法院判稱： 雖然當情勢需要時，在國際法庭須適用國內法，但是，本法院作為一個國際法庭——按其能力能夠知曉各國國內法—沒有義務通曉各個國家的國內法。在這方面，只能說法院可能有義務取得對它將要適用的國內法的認識。它可以通過由當事國提供證劇或法院認為可以適當地理解該國內法的任何方式，來達到這個目的。

一旦法院得出結理論應適用某個國家的國內法，無疑它須象在其本國一樣適用該法。否則，它就不能適用該國內法。

其次，法院必須給予該國國內法院的判例以高度重視，因為有了這種判決錄的幫助，國際法庭就能夠判定應適用的國內法在其國內實際適用的規則。如果說國際法庭無須考慮國內法 院的判例，在某些情況下，它可能適用的并非該國內法院實際適用的規則，而這是與作為適用國內法的基礎的整個理論是相矛盾的。

當然，本法院將盡力對國內法院的判例作出公正的評價。若這種判例是不正確的，或者是不統一的，應由本法院來選擇它認為最符合該國法律的解釋。正如本法院在塞爾維亞債券案的判決中指出的那樣，在涉及公共政策的案件或無相應規定與爭訴的問題有關的案件中，這樣做是最合適的。以上就是本法院認為它必須對爭端當事國的特別協定第六條作如下解釋的理由，即：雖然本法院被授權可以不遵循當事國國內法院的判例，它仍有完全的自由判定，沒有理由給國內法一種不是該國內法院給它的含意。編譯自哈里斯：《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79年英文第二版，第64-65頁。

【評

注】

本案涉及的是國內法在國際法庭的適用問題。關于這個問題，本案的判決提出了三條規則：

其一，是否適用當事國的國內法或國內法院的判決取決于國際法庭的自由裁量權，國際法庭的判決也不受國內法院判決的約束。

其二，一旦法院認為它必須適用當事國一方或雙方的國內法，它須采取與其本國適用該法相同的方式適用這個法律。在這一點上，法院沒有任意選擇權。

其三，在適用一國國內法時，該國國內法院的判決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它有助于幫助國際法庭正確地理解和適用該國國內法的具體規則。若國內法院的判決不統一或對法律解釋不確定，國際法庭可以從中選擇適用它認為最符合該國內法的判決。

案例三：美國訴加利福尼亞州案(United States v.Stste of California)案情介紹：1947年，美國政府在聯邦最高法院對加利福尼亞州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宣布美國享有在加利福尼亞州海岸從低潮線至三海里的太平洋底土、礦藏和其他有價值的資源的權利，并命令加州及任何人不得在這一區域侵犯美國的權利。被告加州主張它擁有從低潮線至三法定里（three statue miles）洋底的所有權，并且已授予許多人租借權和在這一地區開采石油的權利。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原告美國政府勝訴。

法院的判決指出，雖然先前的司法判例承認，在低潮線和高潮線之間的土地或州的“ 內水”方面，州的所有權優于聯邦的所有權，但僅此而已，它不能適用于超出低潮線的土地。

關于領水的問題，法院認為，在美國獲得獨立時，并不存在確定的國際習慣和國家間的諒解——每個國家擁有沿海岸起三里的領海帶。某些國家，如英國、西班牙和葡萄牙，不時提出對廣闊的海洋擁有支配權的主張。在那些被它們劃定權利范圍的區域內的捕魚權曾引起國際爭端。在美國建國時，沿海國可以行使所有權于三海里海水帶的觀念還只是一種模糊的建議。

建國后不久，政治家們開始對在一定的海區建立國家統治感興趣，以保衛美國的中立。大體上，由于它們的努力，明確的三海里的觀念---沿海國可以在這一區域行使廣泛的，如果不是完全的，統治權---最終在全世界被普遍接受，雖然直到1876年，英國仍然對它的范圍，甚至它的存在相當懷疑。美國政府的政治機關主張并行使廣泛的統治權和控制權于三里領海帶，現時已是確定的事實。確定對三海里領海帶行使國家統治權，對美國法院是有拘束力的。取得三海里領海帶是由聯邦政府完成的，對它的保護和控制也同樣是由聯邦政府進行的，這是國家主權對外方面的一種職能，雖然說地方的利益在內陸水域具有優先權的觀點找到了一些論據，但是不能說由州控制海洋的任何部分和洋底的觀點也能得到支持。從建國時起，我 們一直堅持海洋自由原則，這是一個一旦被破壞就預示著國家間戰爭的原則。采用三海里領海原則并不與傳統的海洋自由主張相矛盾，只要聯邦政府在不損害國家利益的情況下，用與可能適當承擔的國際諒解和允諾相一致的方式行使它的控制權力。三海里領海規則只是承認沿海國有使自己免受由于其地理位置而可能帶來的危險的必要，在稅務、衛生、安全等方面，沿海國必須有統治權和管轄權。由于美國政府根據國際法確定了自己的權利，在臨近海岸的海洋和在它的保護帶內發現的任何有價值的東西，自然歸屬美國。任何國家在公海上從事損抑公海為所有國家共有性質的活動，或者其他國家指控有這種損抑行為存在，是屬于國際社會考慮的問題。美國政府，甚至各個州在海洋上的作為是一個美國可能與他國締結條約或承擔類似的國際義務的事項。海洋，包括三海里領海帶，對美國在渴望從事國際貿易和與世界各國和平相處方面具有生命攸關的意義；如果現實再次表明和平已經不可能繼續維持，領海對美國也是極為重要的。既然維持和平從事國際貿易是國家而不是各個州恒有的責任，那么，一旦戰爭來臨，領海必然要由國家來保衛。在我國的憲法制度中，憲法沒有給予加州與它所要求的統治權相伴隨的責任權利和便利。承認加州在其州界內的海域有權行使地方警察權利，并不能減損聯邦政府在這一地區的權利和權力。

美國政府的請求獲準。編譯自《美國國際法雜志》，1948年，第209-211頁。

【評

注】

這是一個涉及聯邦與邦聯成員國關系問題的案例。聯邦國家是若干主權國家的永久聯合體。聯邦與成員國的具體職權劃分，以聯邦國家的憲法為據。一般說來，管轄內部事務的權力由憲法規定分屬于聯邦政府和各成員國，而對外事務則通常完全由聯邦政府掌握。聯邦國家在其職權范圍內，可以制定法律，直接拘束各成員國及其公民，而不受成員國的干預；另一方面，各成員國在它們的職權所及的范圍內是完全獨立的。就國際法而言，這種權利的劃分，只是在涉及國際事務時，才與國際法有關。因此，在國際法上，聯邦被認為是一個國際人格者，具有國際法上主權國家的一切權力和義務，但聯邦的各成員國則不是。如果聯邦的一個成員國的行為不符合聯邦的國際義務，要在國際法上承擔責任的是聯邦，而不是該成員國。

案例三：西南非洲案(South-west Africa Case)案情介紹：1960年11月4日，原國聯會員國埃塞俄比亞和利比里亞就關于西南非洲委任統治的繼續存在以及南非作為委任統治國的職責和行動的案件，在國際法院對南非提起訴訟。它們請求國際法院作出判決，確定西南非洲是在南非委任統治下的領土，南非繼續負有委任統治的義務，包括那些關于聯合國的監督職能義務，而且有義務提出關于該領土的報告和轉遞該領土的居民向聯合國大會提出請愿書。

關于西南非洲的管理，法院被請求判定南非實行了種族隔離；未能盡量促進該領土居民的物質和精神福利及社會進步；用不符合該領土的國際地位的方式對待該領土，從而阻礙了該領土居民實行自決的機會；在該領土內建立了軍事基地；并企圖在未經聯合國同意的情況下從實質上修改委任統治協定的條款。

法院被請求判定這些行動違反了南非根據國聯盟約第二二條和委任統治協定所承擔的義務，因此南非有責任停止這種行動并履行它的義務。

原告國所持的管轄權根據是委任統治協定第七條第二項，該項規定：“受委任統治國同意，如果在受認國與國聯其他會員國之間發生關于委任統治協定條款解釋和適用的爭端，如果爭端不能以談判解決，即應按照國聯盟約第十四條提交常設國際法院?！卑凑铡秶H法院規約》第三十七條規定，這種爭端在規約當事國之間應提交聯合國國際法院

國際法院在1962年12月21日的判決中駁斥了南非關于埃塞俄比亞和利比里亞沒有訴訟資格的初步反對意見，也駁斥了南非所提出的下述反對意見：這兩國所提交的爭端由于并不影響兩國或其國民的任何物質利益，因而并非委任統治協定第七條規定的爭端。法院指出：國聯會員國“對受委任統治國履行其委任統治地居民和對國聯及其會員國的義務，有著法律上的權利和利益。”法院以八票對七票裁定它有權對爭端的實質問題作出裁決。

在就實質問題進一步進行書面程序后，從1965年3月15日到11月15日進行了口頭辯論程序。南非辯稱，隨著國聯的解散，對西南非洲的整個委任統治協定已經生效，因而南非也就不再受該協定所產生的任何法律義務的約束；如果認為盡管國聯已經解散，委任統治協定仍然存在，那么：

（一）南非依據委任統治協定先前對國聯行政院負責的各項義務，也隨著國聯的解散而消失；

（二）南非并沒有象人們所斷定的那樣違反委任統治協定或國聯盟約第二二條所載的各項義務。南非為了支持它的論據，召集了許多證人和鑒定人。

法院在口頭辯論程序中秘密聽取了各當事國關于南非就法院的組成提出的一項請求書的爭論，并在1965年3月18日一項命令中以八票對六票決定不同意這項請求。南非還請求法院在西南非洲作一次調查，并對包括埃塞俄比亞和利比里亞的反對，法院乃于1965年11月29日宣布了不同意這項請求的決定。

經過部分改選的國際法院，在1966年7月18日作出的判決中判定，不能認為埃塞俄比亞和利比里亞對它們所提出的主張已確定有屬于它們的任何法律權利和利益，因而判定有屬于它們的任何法律權利或利益，因而判定拒絕這些要求。法院對這一問題投票數相等，判決是由院長的決定票作出的。

參見《聯合國手冊》，第八版，中譯本，下冊，第577—579頁。

【評

注】：

民族自決原則，是現代國際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國際法院作為聯合國的主要司法機關，有責任在其職權范圍內并根據其職能特點，依照這一原則，促進非殖民化進程。但法院在本案的最后判決中，卻以原告國沒有在請求標的上確定有屬于它們的任何權利和利益為理由，駁回了它們的請求。這種理由在國際法上是沒有根據的。從以上所引委任統治協定第七條第二項的明文規定，從國際法院經常引用的“既決案不重開”規則，特別是涉及民族自決原則來看，國際法院的這一判決是站不住腳的。

國際法院的這個判決引起了全世界，尤其是非洲國家的不滿和憤慨。1966年10月27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決定終止西南非的委任統治，由大會對該領土擔負直接責任，直到它獨立為止。這是對法院上述判決的一種反應。國際法院的威信由于這一判決也受到了一定的損害。

（五）納米比亞案(Namibia Case)案情介紹：自從1946年以來，聯合國一直在處理納米比亞的問題。納米比亞，以前稱為“西南非洲”，在1966年10月以前，是一個由南非管理的國際聯盟的委任統治地。1966年10月27日，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票終止了對該領土的委任統治協定，其根據是南非沒有履行其委任統治協定。但是，南非不斷藐視聯合國權威，拒絕遵守大會的一系列決議。

1970年1月30日，安理會通過了關于納米比亞領土的第276（1970）號決議。根據這個決議，安理會在其他事項之外宣稱，南非當局繼續留在納米比亞是非法的，因此委任統治于1966年終止后，南非政府代表或關于納米比亞所采取的一切行動都是非法的和無效的。這個決議還要求一切國家，特別是在納米比亞所有經濟和其他利益的國家，不與南非政府進行與安理會的宣告不相一致的任何交易來往。1970年7月29日，安理會請求國際法院就下述問題提供咨詢意見：“南非不顧安理會第276（1970）號決議，繼續留在納米比亞對各國有什么法律后果？” 國際法院于1971年6月21日發表了它的咨詢意見。法院的意見是： 以三十票對二票認為：

一、由于南非繼續留在納米比亞是非法的，南非有義務立即從納米比亞撤出它的管理機構，從而終止對這一領土的占領； 以十一票對四票認為：

二、聯合國會員國有義務承認南非留在納米比亞是非法的，承認它的關于納米比亞的行為是無效的，有義務不作任何行為，特別是不與南非政府進行任何交易來往，默認這種占領和管理的合法性，或對這種占領和管理給予支持或援助；

三、非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對聯合國就納米比亞已經采取的行動，有在上述第二款范圍內提供協助的義務。

參見《聯合國手冊》，第九版，中譯本，第315頁，第339-340頁。

【評

注】：

國際法院除審判職能外，還有就聯合國大會或安理會或經聯合國大會授權的聯合國其他機關和各專門機構提出請求的法律問題發表咨詢意見的職能。咨詢意見，和這個詞的含意一樣，其效力是咨詢性的，沒有法律約束力，但實際上卻發揮了不次于審判職能的重要作用。國際法院對于重大的法律問題的意見，常常被作為權威性解釋而受到重視，其中有些咨詢意見對聯合國會員國及其會員國的行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本咨詢意見就是其中一例。與西南非洲案的判決相反（參見上一案），本咨詢意見在世界各國得到了良好的反應。許多國家采取了經濟和外交措施，以表示承認南非留駐納米比亞是非法的。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都表示歡迎和贊同國際法院的這一咨詢意見。

案例六：藍寶石---伊朗國家石油公司案(Sapphire-N.I.O.C.Arbitral Award)案情介紹：藍寶石國際石油有限公司（一家加拿大公司）和伊朗國家石油公司（伊朗政府的一個機關）于1958年6月16日根據1957年伊朗石油法締結了一項協定，聯合勘探和開采伊朗領土內的石油資源。協定規定，在合作開發的第一階段，藍寶石公司承擔大部分責任和負擔全部費用。在商業性開采后，費用由雙方分攤；藍寶石公司先前的投資將得到償還；純利按25%和75%的比例在藍寶石公司和伊朗公司間分配。協定限定藍寶石公司在締約后兩年之內在租讓的地區開鉆，除非遇有不可抗力的情況。如不履行這項義務或其他義務，藍寶石公司將擔當伊朗方面撤銷協定的風險。協定沒有明示規定法律管轄的選擇，但有詳細的條款規定爭端的仲裁問題。

在協定開始執行后不久就產生了問題。依協定規定，藍寶石公司對開發工程具有排他的和有效地管理及控制的責任，但它有義務準備一個開發計劃與伊朗公司協商。后者主張這一條款的規定要求計劃得到它的統同意，它可以自由決定準允或拒絕。在伊朗公司堅持不予合作的態度后，藍寶石公司感到它不能再冒簽訂進一步鉆探合同的風險。在1961年1月24日伊朗方面宣布廢除租讓協定。藍寶石公司要求將爭端交付國際仲裁，要求收回35萬美元的合同押金并獲得賠償和500萬美元的利潤。

根據藍寶石公司的請求，瑞士聯邦最高法院指定瑞士聯邦法官卡文擔任獨任仲裁員。盡管伊朗方面認為這項任命是無效的，仲裁仍然在伊朗一方缺席的情況下進行。1963年3月15日，卡文作出裁決，裁定伊朗國家石油公司應付給藍寶石公司總額為260萬美元的補償。

在沒有明示協定的情況下，仲裁員必須確定仲裁地和適用的程序法。仲裁人卡文法官就法律選擇問題發表了意見。他指出：

根據1958年6月16日的協定，藍寶石國際石油有限公司正向伊朗提供財政和技術援助，這涉及投資、責任及相當的風險。因此，對于可能改變協定性質的任何立法變革，該公司應該得到保護，應該使它對于法律保障感到放心。但是，如果絕對地適用伊朗法就不可能得到這種保護，因為伊朗法處于伊朗國家權力可以改變的范圍之內。

上述考慮的結果減少了伊朗民法適用于該協定的解釋和履行的可能性。

仲裁人認為，這個結論為下列因素所加強，這些因素包含在上述協議之中，它們對適用法律的問題提供了有用的指導。

一、該協定規定了仲裁條款，規定將任何可能發生的爭端交由瑞士、丹麥、瑞典或巴西等國其中之一國的最高法院院長指定的仲裁人裁決。

仲裁人卡文聲稱，目前，在理論和實踐上，一般都視仲裁條款為最常見的和最重要的用以表明當時人交易性質的條款。根據這個條款，該協定就與所選擇的那個國家的法律制度聯系在一起了。當然，對這種將聯接點地方化的做法的價值不應過高地加以估計，特別是在仲裁地國家與協定的其它內容或成分并無聯系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在本案，難以認為當事者雙方有意隸屬于仲裁地國實體法的管轄，因為他們在締結協定時，無法知道仲裁將在哪個國家進行。

然而，如果從仲裁條款不能得出適用哪一國法律的肯定性結論的話，找出當事者否定的意圖，即拒絕絕對地適用伊朗法，還是可能的。如果事實上，當事者雙方意欲使他們的協定受伊朗法管轄，如果仲裁條款唯一的意義只是在發生爭端時排斥伊朗當局的管轄，那么該協定的締結者，假定他們是稱職的律師，肯定會以一個明示的條款否定根據一般原則通常把仲裁條款視為適用法律的連接因素的意義。

二、上述協定第三八條與當事雙方在協定序言中表示的意圖相一致，規定雙方承擔以善意履行協定的義務，尊重協定的文字含義和精神。

仲裁人指出，對本案的當事者具有拘束力的幾個類似的法律關系的仲裁裁決（利內采金地仲裁案﹙1950）、石油開發有限公司和阿布拉比國王仲裁案（1952）、卡塔爾國王與國際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仲裁案）已經確定，這樣一個條款與嚴格適用某個特定國家的國內法似乎毫無關系，它常常要求適用基于理性和文明國家的共同實踐的一般法律原則，就象在上述仲裁案中明示承認的那樣。

以善意行事和不涉及國內法的規則，引導法官根據協定的精神對有爭議條款含義作出合理的裁決，因此，不是適用特定法律制度的具體規則，而是依靠基于文明國家共同理性的法律原則，在這種條款中找到當事者的意念。這些法律規則在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中被定為國際法的淵源之一。許多國際法庭的裁決適用了這些規則并加以闡述。本案涉及的協定特別適用這些原則。該協定是由一個國家機關和一個外國公司締結的，在某些方面依賴于公法。因此，它具有一種準國際性，使它免除某個特定國家的法律制度的管轄，這在根本上是不同于普通的商業契約。

以上分析表明，締約雙方排除適用伊朗法的意圖是顯見的。但是，他們沒有選擇另一個確定的法律制度，這種省略是有意的。因此，從以上引證的所有有關的因素可以看出，當事者是要使他們的協定的解釋和履行適用文明國家一般承認的法律原則。該協定第三十七條明示提到了適用國際法原則。

仲裁人指出，他將在需要時考慮適用國際法庭判決中的這些原則。但仲裁人又指出，即使這樣，他不想根據“衡平”原則來裁判這個案件，相反，他將試圖找到文明國家在它們的法律中規定的或在實踐中得到的一般承認的共同的、明確的法律原則。他認為，這是一種解決辦法，對在一國提供財政和技術援助中承擔了極大風險的外國公司來說必不可缺的給予保 證，尤其適合。對于一個雙方都有利益的協定，它們之間的爭端應該根據普遍接受的一般法律原則加以解決，而不隸屬于特定國家的國內法規則。它對于解決協定履行的國家權利問題往往是很不合適的，而且這種法律規則又總是受制于國家的變化；對于協定的另一方當事者來說，他們常常都不了解或難以了解這些規則。

編譯自《國際法和比較法季刊》，1964年，第987，1011-1015頁。

【評

注】：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中國家常常與外國投資者簽訂特許協定，又稱“國家契約”，對在一定期間內從事公用企業或自然資源開發的特殊經濟活動，予以特別許可。另一方面，當事國基于特定理由，采取行政或立法措施變更、限制、甚至廢除契約的事例亦常發生。關于這類國家契約應受何種法律管轄問題，以及國家不履行或違反契約，是否構成國際法上的不法行為，是否承擔國際責任的問題一直在爭論。一般說來，這一爭論反映了資本輸出國和資本輸入國相對立的立場和觀點。前者主張國家契約具有國際性，在契約關系上應該排除國內法的適用，而“約定必須信守”這一原則，應無條件地適用。因此，國家違反契約的行為，都是違反國際義務，應負國際責任。后者主張國家同外國人訂立的契約須服從該國國內法的規定，基于契約的各種交易和法律行為應絕對地、排除地適用該國國內法的規定，契約上的一切協議須由該國國內法院解決，國家對國家契約不負國際責任。本案的裁決意見部分地反映了發達的資本輸出國的見解。我們認為，國家契約是國內法上的契約，屬于國內法的范圍，應當受當事國國內法的支配，除非國家在不履行契約的同時伴有國際法上的不法行為，否則不引起國家的國際責任。當然，國家完全有權從國家的投資政策考慮，在國家契約中具體規定適用的法律，可以是第三國的法律，也可以是國際法。但是，在沒有這種明示規定的情況下，應推定該契約受當事國國內法的支配。

二、國際法主體的地位

1、德奧關稅同盟問題

咨詢意見：國際常設法院，1931年 【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奧地利根據《圣日耳曼和約》第88條的規定，承擔不得“讓渡”本國獨立的義務。1931年5月19日，奧地利與德國簽訂了一項議定書，規定建立關稅同盟制度。英國政府認為這是違背《圣日耳曼和約》義務的行為，向國際聯盟行政院提出這個問題。國際聯盟行政院在1931年5月19日通過決議，請求國際常設法院就德奧建立關稅同盟制度是否符合1919年9月10日《圣日耳曼和約》第88條和1922年10月4日在日內瓦簽訂的《第一號決議書》的問題發表咨詢意見。國際常設法院根據《國際常設法院規定》第65條的規定對此問題進行審理并在1931年9月5日發表咨詢意見。【咨詢意見】

國際聯盟行政院請求國際常設法院就得德奧關稅同盟議定書的簽訂是否違反1919年9月10日的《圣日耳曼和約》第88條和1922年10月4日在日內瓦簽訂的《第一號議定書》的問題提供咨詢意見。

《圣日耳曼和約》第88條規定：奧地利未經國際聯盟同意，不得讓渡其本國的獨立?！兜谝惶栕h定書》規定：奧地利有義務拒絕締定任何直接或間接影響其獨立的經濟上或財政上的條約。

在咨詢程序中，國際常設法院首先分析了奧地利在中歐的政治地位及其在戰后的深刻變化。從法理和事實上論述奧地利根據和約所保持的獨立和承擔不得“讓渡”其獨立的義務。對“獨 立”和“讓渡”（alienation）兩詞的法律概念作了詳細的分析。在辯論過程中，部分法官認為，德奧兩國擬議中建立的關稅同盟制度，從經濟角度看，有可能損害奧地利的經濟獨立，因而是不符合上述條約規定的。構成違反上述條約義務的行為。但另一部分法官認為關稅制度的建立很難理解為損害奧地利的獨立，因而不夠成違反上述條約的行為。法官安資洛蒂（Anzilotti）認為：“經濟聯盟不一定導致政治聯盟，但會有力地促進政治聯盟。因此德奧關稅同盟制度應認為是可能損害圣日耳曼和約中所規定的奧地利獨立的。” 但另一些法官則認為，與他國簽訂協議建立同盟關系正是一國行駛獨立權力的表現，不能認為是有損國家獨立的行為。

國際常設法院在1931年9月5日作出的咨詢意見中指出： 《圣日耳曼和約》給奧地利規定的義務是：“未經國際聯盟行政院同意，奧地利的獨立是不能讓渡的。奧地利在原則上對自己的獨立又自主的控制權力。它有義務不得讓渡自己的獨立，除非取得國際聯盟行政院的同意。”

國際常設法院首先論述了關于“獨立”的概念。法院指出：

“不論各國在法理上或在實踐上作何解釋，根據《圣日耳曼和約》第88條，奧地利的獨立必須理解為：奧地利在其現有的疆界范圍內作為一個獨立國的繼續存在，它在經濟、政治、財政等一切問題上，均有自行決定的權力。一旦其經濟、政治或任何其他方面受到侵犯，它的獨立就認為是受到損害了。國家在各個不同方面的獨立，在實踐上是一個整體，不能分割?！?“第88條所指的‘讓渡’，應理解為奧地利國家的任何自愿行為，那種行為使奧地利喪失獨立或改變它的獨立地位，以致使其主權從屬于另一個國家，或從屬于某個國家集團，或甚至為它們的意志所代替?！狈ü侔操Y洛蒂在其個別意見中說：“在第88條的含義中，奧地利獨立就是奧地利在《圣日耳曼和約》規定的領土范圍內的存在，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不受制于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由此可以認為：獨立在國際法上，就是國家的正常狀態；也可以稱之為主權（suprema potestas）,或稱之為外部主權（external sovereignty）,其意思是：在國家之上，除國際法外，再沒有別的權威。”

“獨立這個概念，應認為是國家作為國際法主體的正常狀態。與國家的不正常狀態（如“所屬國”）相比，就是最好的說明。附屬國就是從屬于一個或幾個大國的國家。附屬這個概念，意味著是宗主國（保護國）與附屬國（被保護國）之間的關系，這是在法律上能把其意志強加于他國的國家和在法律上被迫接受他國意志的國家之間的關系。”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獨立的法律概念與一個國家受制于國際法，或與一國在事實上從屬于另一國的關系是格格不入的。”

至于對國家主權的限制，法院認為“也可以得出結論說：對于一個國家的自由的限制，不論是由一般國際法產生的還是有協議義務產生的限制，都不應影響它的獨立。只要這些限制沒有吧一國置于另一國的權力之下，不論其義務如何廣泛和繁重，這國家仍然是獨立的國家?！?“圣日耳曼和約就是持置于的觀點，不論該合約給奧地利加以如何嚴重的限制，奧地利在經濟、軍事和其他方面是享有自由的。之下限制并沒有把奧地利置于其他締約國的權力之下，這就是說，奧地利是國際法意義上的獨立國家。這就是合約第88條所規定的不能‘讓渡’的獨立?！保?］

根據上述分析，國際常設法院在1931年9月5日以8：7票表決通過咨詢意見。在8名同意的法官中，德奧關稅同盟制度不符合1922年的日內瓦議定書，除法官罷達曼外，一致認為德奧關稅同盟制度也不符合圣日耳曼和約第88條。

異議法官阿達茨、凱洛格、羅林-捷格敏、赫斯特、舒京等均認為：“‘獨立’一詞是國際法學者所公認的。一個國家如果處于從屬于他國的地位，沒有在自己的領土范圍內行使其主權的權力，喪失在決策上的判斷權力，就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獨立。對一國的自由行動的限制，如果是該國同意的話，不會影響它的獨立。讓渡獨立地位與限制自由是有明顯分別的。在事 實上，主權國家之間的每一項條約，都在一定范圍內限制了它們行使主權的權力。不受條約義務限制的完全和絕對的主權在事實上是不存在的。” 【評注】

獨立權是國家的基本權利之一，是國家存在的正常的法律狀態。獨立權包含自主和排他兩個含義。自主就是有權根據自己的意志決定其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事物，排他就是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涉。獨立是主權國家和附屬國的基本區別。對主權國家來說，與外國簽訂條約建立某種合作關系，是該國的主權行為。條約所加諸它的義務，不構成主權的讓渡。但就本案來說，奧地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戰敗國，它的主權根據《圣日耳曼和約》本來就是受到相當大的限制的。和約保證奧地利的獨立，責成奧地利不得讓渡其獨立，其實，這本身就是對它的自由的限制了，在經濟上與他國建立關稅同盟關系，其經濟自主權必然受到條約義務的限制，但這是否就意味著一定導致政治上的從屬？在咨詢意見中，多數法官認為經濟聯盟會有力地促進政治聯盟，這只能說是一種推斷，沒有足夠的法律根據。本咨詢意見的公正性受到歷史背景的限制，表決時只有一票多數之差通過，這已說明一定的問題了?！蔼毩ⅰ焙汀爸鳈唷辈皇且粋€概念。主權是國家本身具有的權利，獨立是國家存在的法律狀態。主權可能因各種原因或受條約義務而受一定的限制，獨立這個法律狀態是不會因主權受到某些限制而貶損，國家的獨立一旦受到貶損，國家就不成其為獨立的國家了。

2、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問題

【背景】：

西撒哈拉位于非洲西海岸，北鄰摩洛哥，南鄰毛里塔尼亞。西班牙自1884年起在西撒哈拉殖民，把西撒哈拉作為西班牙的一個省。20世紀50年代以后先后取得獨立的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亞均對這塊土地提出主權要求。它們認為，根據歷史事實，這塊土地應該是屬于它們的領土。西班牙在1966年以后表示要在西撒哈拉實行非殖民化，主張通過公民投票決定西撒哈拉未來的法律地位，但摩洛哥國王則堅持西撒哈拉是其領土的構成部分，毛里塔尼亞也提出了類似的要求。摩洛哥建議把爭端提到國際法院解決，但西班牙不同意。摩洛哥便向聯合國大會提出這個問題。聯合國大會在1966年的決議種說：非殖民地應在聯合國大會第1514號決議中說：非殖民化應在兩喝過大會第1514號決議的基礎上進行，并要求西班牙與其鄰國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亞協商，以便在“最短期內決定在聯合國主持下進行公民投票的程序，以便讓該地的本土人能夠自由地行駛他們的自決權利。”在1974年12月13日，聯合國大會根據這兩國的建議，通過地3292號決議，請求國際法院對西撒拉哈的法律地位問題提供咨詢意見。國際法院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65條，接受了聯合國大會的請求，并要求包括阿爾及利亞、毛里塔尼亞、摩洛哥、西班牙、扎伊爾等國在內的十四個國家提交書面材料。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亞請求允許派專案法官參加訴訟程序。國際法院在1975年5月22日以命令確定：根據《國際法院公約》第31條和第68條，和《國際法院公約》第89條，摩洛哥有權派一名專案法官出庭，但在毛里塔尼亞和西班牙之間尚不存在法律爭端，毛里塔尼亞無權派專案法官出庭。國際法院指出：聯合國大會根據《聯合國憲章》第96條有權請求國際法院提供咨詢意見。經過書面和口頭程序后，國際法院在1975年10月16日發表關于西撒哈拉法律地位問題的咨詢意見?！咀稍円庖姟浚?/p>

聯合國大會1974年第3292號決議請求國際法院就下列兩個問題提供咨詢意見。

一、西撒哈拉在被西班牙殖民之前是不是不屬于任何國家的無主地？

二、如“問題一”的答案是否定的話，該地區和摩洛哥王國和毛里塔尼亞實體之間的法律聯 系是什么性質的關系？國際法院在本咨詢意見中，詳細闡述了四個問題：

1、民族自決原則。國際法院認為要解決上述兩個問題，應首先回顧《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有關民族自決問題的決議的規定，并以那些規定作為研究這兩個問題的法律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二款規定：“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系。?”這個目的已為《憲章》第55條和第56條所發展，這些條款對《憲章》第十一章所闡述的非獨立領土是特別重要的。聯合國大會在1960年12月14日通過的第1514號決議《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宣稱：“需要迅速和無條件地結束一切形式和表現的殖民主義?！睘榱诉_到這個目的，《宣言》規定：“

二、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根據這個權利，他們自由地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自由地發展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

五、在托管領地和非自治領地以及還沒有取得獨立的一切其他領地內采取步驟，依照這些領地的人民自由地表示的意志和愿望，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無條件地和保留地將所有權力移交給他們，使他們能享受完全的獨立和自由?！?/p>

六、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目的和原則相違背的?！眹H法院指出：聯合國大會第1514號決議為60年代以來的非殖民化運動提供了法律基礎。這個決議注意到非獨立領土的發展有一下幾個可能性：A.形成為主權國家；B.與獨立國家自由組合；C.與獨立國家合并。自由組合必須是非獨立領土人民自由和自愿選擇的結果，合并必須是非獨立領土人民在充分認識到其法律地位可能發生的變化和通過充分表達其意志，并在民主程序的基礎上進行。聯合國大會第2625號決議《關于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指出：

“一個民族自由決定建立自主獨立國家，與某一獨立國家自由結合和合并，或采取任何其他政治地位，均屬該民族實現自決權之方式。” 國際法院認為，關于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問題，應根據聯合國憲章和上述決議的規定去解決。

2、對“問題一”的意見。關于西撒哈拉在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是不是一塊不屬于任何國家的土地（無主地）？

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是指在1884年以后的時期，根據當時有效的國家法，占領只能是對無主地的有效占領。國際法院認為： “根據國家實踐，凡有部落或人民居住并有一定的社會和政治組織的地方，就不能認為是無主地。在這種情況下，對這種土地的占領只能根據與當地首領簽訂的協議決定。從本案接受的材料看來，國際法院認為：

（1）在西班牙殖民時期，西撒哈拉為游牧民族居住，在他們的部落中已有社會和政治的組織，已有能夠代表他們的首領；

（2）西班牙的占領不是通過對無主地建立主權的方式而是根據西班牙國王在1884年12月26日的命令，該命令是根據與西撒哈拉當地部落簽訂的協議把西撒哈拉位置于它的保護之下的。因此，國際法院對“問題一”做了否定的答復，肯定西撒哈拉在西班牙殖民之前不是無主地。

3、對“問題二”的意見。西撒哈拉與摩洛哥王國和毛里塔尼亞實體之間的法律聯系是什么性質的關系？ 國際法院認為，“法律聯系”一詞的概念應從聯合國大會第3292號決議的目的和宗旨去理解。法院不能接受認為這種聯系只限于直接與土地建立的聯系而不考慮與當地人建立的聯系的看法。在殖民統治時期，該地只有稀少的信封伊斯蘭教的游牧民族，他們按著一定的路徑在沙漠中活動，有時走到摩洛哥的南邊，或走到今天毛里塔尼亞、阿爾及利亞或其他國家的地方。摩洛哥認為它與西撒哈拉有法律聯系的理由是它自古以來就占有這個地方，從來沒有停頓過在那里行使權力。摩洛哥認為法院應考慮到摩洛哥國家的特殊結構。這個國家是在伊斯蘭教的共同宗教聯系和各部落對蘇丹的忠誠的基礎上建立，而不是在領土概念的基礎上建立 的。摩洛哥在西撒哈拉內部的行使權力表現為部落首領對蘇丹的忠誠，他們向蘇丹納稅，提供抵抗外侵的武裝力量。摩洛哥還認為它在整個西撒哈拉的權力已為當地在1767到1861年與西班牙、英國、美國簽訂的條約和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與英國、西班牙、發過和德國簽訂的雙邊條約所承認。國際法院研究了有關證據之后，認為，這些證據證明：在那段時期，在蘇丹和該地的一些部落之間存在忠誠上的法律聯系，蘇丹已在當地行使權力并已為外國所承認。不過，法院認為這些證據均不足以說明西撒哈拉和摩洛哥之間存在領土主權上的法律關系并已獲得外國承認。

“毛里塔尼亞實體”這個概念，是在1974年聯合國大會的決議中首次使用的。它指的是：毛里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在其中建立的那個具有共同文化、地理、社會的實體。根據毛里塔尼亞的看法，這個實體包括兩個具有共同語言、生活方式、宗教和法律制度的酋長國。這另個酋長國還沒有形成為國家。它從塞內加爾河延伸到瓦德—撒基?！防╓ad Sakiet El Hamra）。受西班牙管理的這塊地區和其他部落之間存在種族、語言、宗教、文化和經濟方面的聯系，但他們是彼此獨立的，沒有共同的組織。毛里塔尼亞實體還不具有法律人格。國際法院得出結論說：在西班牙殖民時期，在西撒哈拉和毛里塔尼亞實體之間不存在任何主權方面的法律關系。毛里塔尼亞的游牧民族在西撒哈拉擁有某些權利，包括與土地有關的權利，這些權利構成一種法律關系，這種聯系對于他們的維持生活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存在邊界概念。國際法院的結論是：

“資料表明：在西班牙殖民時期，在摩洛哥蘇丹和西撒哈拉一些部落之間存在法律聯系。在毛里塔尼亞實體和西撒哈拉之間存在構成法律聯系的某些權利。但法院的結論是：這些資料不足以說明在西撒哈拉與摩洛哥王國或毛里塔尼亞實體之間存在領土主權之間的法律關系。法院認為這種性質的法律聯系不影響聯合國大會第1514號決議在西撒哈拉非殖民化的適用，也不影響在西撒哈拉通過自由和真正的表達人民意志實行民族自決原則。”

4、結論。根據上述論斷，國際法院以表述通過三個結論：

一、同意就聯合國大會的請求提供咨詢意見；（13：3票通過）

二、西撒哈拉在西班牙殖民事情不是隸屬于任何國家的無主地；（一致通過）

三、在西撒哈拉與摩洛哥王國之間存在本咨詢意見第126條所指的法律聯系；（14：2票通過）

四、在西撒哈拉與毛里塔尼亞實體之間存在本咨詢意見第126條所指的法律聯系；（15：1通過）

參加本咨詢意見的法官有：院長：賴厄斯；副院長：阿蒙；法官：福斯特、格羅、本松、貝特倫、安伊馬、迪拉德、品多、卡斯特羅、莫洛佐夫、阿列查加、瓦爾多克、辛格、魯達；專案專家：波尼。

本咨詢意見通過時，法官格羅、品多、辛格在咨詢意見上附上聲明；副院長阿蒙和法官福斯特、貝特倫、迪拉德、卡斯特羅、波尼等提出個別意見；法官魯達提出反對意見?！驹u注】

國家是國際法主體，非國家實體不是國際法主體，民族如在獨立斗爭過程中已建立了代表該民族的組織，則一定在一定范圍內具有國際法主體資格。60年代，在非殖民運動過程中，大量殖民地根據民族自決原則，取得了獨立并成了聯合國的新會員國。本咨詢意見是在非殖民運動事情提出的。由于西班牙在西撒哈拉實行非殖民化，主張通過公民投票決定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由此引起與西撒哈拉有長久歷史聯系的國家或實體的反對。國際法院在本咨詢意見中詳細闡述了反應在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大會決議上的民族自決原則，并以此作為回答兩個問題的法律根據。民族根據民族自決原則，有權通過獨立、與他國組合或合作改變其法律地位，公民投票是一種方式，但必須是真正反應民意，才符合民族自決的原則。

本咨詢意見對“無主地”和“法律聯系”兩個概念的肯定，是相當精辟和明確的。法院肯定 西撒哈拉在被西班牙殖民之前不是無主地，因此，西班牙在西撒哈拉的權利不是以對無主地的先占為根據，而是以西班牙與當地部落首領簽訂的協議為根據。但法院認為摩洛哥蘇丹與西撒哈拉部落首領的聯系是法律聯系，但又認為不是主權性質的聯系，這就有點費解了。那時候，西撒哈拉的酋長國只是當地的部落，不是國際法主題，它們與摩洛哥蘇丹的聯系是以共同的語言、宗教、文化和經濟為基礎的，如果說這種聯系還不足以說明主權的法律關系，那么，部落首領與西班牙簽訂的協議為什么又能在西班牙統治西撒哈拉的法律根據？條約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協議，還沒有取得國際法主體地位的實體或民族與他國簽訂的那個的協議不是國際條約，不能作為確定主權或邊界的根據。

3、聯合國的求償權問題

咨詢意見：國際法院，1949年

［【背景】 1948年，聯合國派調節人員貝納多特（Bernadotte）(瑞典人)到巴勒斯坦調解巴勒斯坦糾紛。1948年9月17日，貝納多特在耶路撒冷被以色列的極端分子殺害。事后以色列沒有立即偵查和處理。對于為聯合國工作的人，聯合國應如何予以保護？當他們受到侵害時，聯合國能不能為他們提出求償要求？換句話說，聯合國作為一個國際組織，有沒有外交保護權和求償權？聯合國大會在1948年12月3日通過第258號決議，請求國際法院就此問題提供咨詢意見。

聯合國大會在決議中提出兩個問題：

一、聯合國工作人員在履行職務期間受到侵害時，聯合國作為一個國際組織是否有對那個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存在的政府提出國際求償的權利，是否可以為（1）聯合國和（2）受害者本人提出賠償要求？

二、如對“問題一（2）”的答案是肯定的話，聯合國的求償和受害者本國的求償應如何協調？ 國際法院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65條，對聯合國大會提出的問題進行咨詢程序，并于1949年4月11日作出咨詢意見?！咀稍円庖姟?/p>

1.聯合國的法律地位。聯合國是一個國際組織，不是國家，但聯合國是國際人格者。從《聯合國憲章》看，聯合國不僅僅是一個“協調各國行動的中心”，它設有具有特殊職權的機關，具有明確的成員，在成員國領土享有特權與豁免，承擔著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促進國際和平與發展的重要任務，如果它吧是國際人格者，它是不可能完成這些任務的。法院得出結論說：

“國際組織是以個國際人格者，這不意味著它是以個國家，也不是說它的法律人格、權利和義務與國家一樣。也不能說它是‘超國家’組織，不能認為它的權利和義務總是在國際層次，比國家層次更高一等。這只是說，它是國際法主體，享有國際權利和義務，有資格通過國際求償維持它的權利?！?/p>

2.聯合國的求償權。對于“問題一（1）”，毫無疑問，當某個會員國違反憲章義務，侵害聯合國本身、它的機構和資產以及它的工作人員，聯合國有權對它提出求償要求。由于這個求償是以違反國際義務為基礎的，會員國不得以國內法排除此義務，此求償是一種國際求償。聯合國有權在國際層次提出求償，進行談判，簽訂特別協定和在國際法庭上提出主張。對于“問題一（2）”，國際組織是否有為受害者本人提出求償的權利?傳統規則認為外交保護由國籍國行使，但這規則不意味著是對“問題一（2）”的否定答復。其理由有三：

一、此規則適用于由國家提出的求償，但也有國際組織提出的求償；

二、即使在國家間的關系上，也 有過為非本國人求償的情；

三、此規則有兩個基礎，第一是被告國對國籍國的國民作出違反國際義務的行為，第二是只有被違反國際義務的行為所針對的一方才有權提出求償。這兩個基礎正說明聯合國有權為受害者提出求償的根據。因為此違反國際義務的行為是對聯合國應該保護的工作人員作出的，聯合國正是此違反行為所針對的一方。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100條，聯合國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時，不得請求或接受聯合國以外任何國家或政府的指示，這是為了保證他們能獨立地履行職務。因此他們只能受聯合國的保護。如果他們仰賴本國的保護，其獨立性就貶損了。各國承擔保證聯合國工作人員能夠完成任務的義務，不是為該工作人員的利益，而是為聯合國的利益。當他們違反這個義務時，聯合國有權維護自己的權利。國際法院說：“聯合國對其工作人員受到的損害提出求償時，它不是為該工作人員的利益，而是為聯合國自己的權利，要求尊重對聯合國所承擔的義務。對于“問題一”，當被告國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時，答案無疑是肯定的。當被告國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時，被告國就會反對聯合國的求償權了。對此，國際法院認為：“代表著國際社會大多數成員國的五十個國家，有權形成一個在客觀上具有國際人格的實體，這個實體不僅僅是他們自己承認，也具有國際求償的權力。”因此，法院得出結論說，不論被告國是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聯合國都有提出國際求償的權力。

3.聯合國求償權與國籍國求償權的協調。對于“問題二”，當受害者具有國籍國時，他所受的損害，既侵犯了他的國籍國的利益，也侵犯了聯合國的利益，國籍國行使的是“外交保護權”，聯合國行使的是“職務保護權”。這兩種保護權，哪一種優先，國際法上沒有規則可循。國際法院認為，《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五款規定聯合國會員國在聯合國采取行動時有盡力予以協助的義務。國籍國和聯合國應在善意基礎上協調解決。在法律上，被告國是不能就同一件違法行為作重復賠償的。

4.結論。國際法院最后以表決通過下列結論：（1）對“問題一（1）”，肯定聯合國有求償權；（一致通過）（2）對“問題一（2）”，肯定聯合國有為受害者提出求償的權利；（11：4票通過）（3）對“問題二”，肯定由國籍國與聯合國協商解決。（10：5票通過）以色列在1950年對貝納多特遇害一事，給聯合國賠償54628美元?！驹u注】

在傳統國際法上，只有國家才被認為是國際法主體。20世紀后，國際組織的國際法主體地位逐漸獲得承認了。國家的國際法主體資格，來自于國家主權；國際組織沒有主權，其國際法主體資格來自建立該組織的約章所授予的權力。國際法院在本咨詢意見中對國際組織的法律地位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一個十分重要的觀點，即認為：國際組織是國際法主體，但不是國家，也不是“超國家”，其權利和義務是與國家不同的，只是在一定范圍內的國際權利和義務。這個觀點現在已基本為各國學者所接受了。國家對其本國人在國外所受的損害，有權行使外交保護和提出國際求償。國際求償權是國際法主體的基本權利。本咨詢意見從論證國際組織的國際求償權說明國際組織具有國際法主體的資格。其論述是相當全面和深刻的，是論述國際組織法律地位的一個重要案例。

三、承認和繼承

案例一：路德訴薩戈爾案

（Luther v.Sagor）

案情介紹：原告是1898年組建的俄國公司，它的多數股份為一家英國公司所掌握，該公司在俄國從事木材加工業，1918年和1919年蘇俄政府將該公司在俄國的工廠及其產品國有化。并將其中的部分產品賣給了被告薩戈爾公司。被告將該項產品帶到了英國。原告在英國法院 對薩戈爾公司提起訴訟，要求法院確認他對這項財產的所有權，判決被告償還該項財產的價值。英國外交部官員向法院通報說，英國政府同意俄國商務代表團在英國系代表俄國政府的主張，但英國政府從未以任何方式承認蘇維埃俄國政府。既然該項財產在宣告沒收時在俄國境內，那就必須根據俄國法律決定沒收的效力。問題是作準的俄國法應是沙皇法還是蘇維埃法？初審法院法官羅克在判決中指出：蘇俄政府的國有化法令是否是英國法院可以承認的有效地立法行為，取決于該政權是否是俄國的主權政府。對于這個問題，他認為需根據英國外交部提供的資料來處理。英國法院在對待外國政府或政權方面應采取的適當態度是：（1）如果該外國政府是被英國政府承認的，法院必須承認該外國政府的主權和它的行為效力；（2）如果該外國政府未被英國政府承認，法院不能，至少不必或不應該理睬或承認該外國政府。羅克法官認為，根據英國官方提供的材料，不能認為英王陛下政府已經承認蘇維埃俄國政府為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或任何主權國家的政府。因此本法院也不能予以承認，或認定它具有主權，或認定它可以通過法令剝奪原告公司的財產所有權。原告公司主張，被告的所有權所依據的法令是一項不符合國際慣例的沒收法令，因此，這種法令不能在本法院引為根據。羅克認為，鑒于他未承認上述蘇俄政府國有化法令是主權政府的法令，已無需考慮原告的這一主張。初審法院判決原告路德公司勝訴。被告薩戈爾提出上訴。在上訴法院審理此案之前，英國政府于1921年3月16日與蘇俄政府簽訂了一項商務協定。并于4月20日承認蘇俄政府為俄國事實上的政府。上訴法院因此適用了蘇俄政府的國有化法令，判定爭訴的財產所有權已轉到蘇俄政府手中，從而該政府能把有效地產權轉給被告薩戈爾公司。上訴被準允。上訴法院在裁決中指出，它同意羅克法官在初審法院根據當時的證據作出的判決。但是，此后的情況發生了變化。對蘇俄政府的承認具有追溯的效力，至少溯及到在俄國將原告公司所有的財產沒收并國有化的時候。在這方面，承認為事實上的政府與承認為法律上的政府沒有什么差別。鑒于承認的追溯效果，英國法院不能對在俄國領土上所為的蘇俄政府的行為的效力提出疑問，在本案即對獲得原告的財產并將產權轉移給被告的行為的效力提出疑問。

編譯自畢曉普:《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62年英文第3版，第366-367頁。

【評

注】

本案是說明承認在英國法上效力的著名案例。

英國法上承認的效力和國際法上承認的效力之間有著一個主要的不同點。在大多數情況下，在國際法上承認是沒有構成的效力的，但在英國法上承認卻具有構成的效力。本案所反映的正是英國的實踐。當英國法院必須決定一個國家或政府是否存在時，它必須受外交部證明書的約束。除非外交部證明英國政府已承認該國或外國法時，法院僅能適用已被承認的國家的已被承認的政府所頒布的法律。

本案涉及的另一個國際法問題是承認效果的追溯力。在國際法上，承認的法律效果具有溯及力，這就是說，既存國家對新國家或新政府的承認，其效力可以追溯到后者成立時。因此，被承認的國家或政府在未被承認之前完成的法律行為的效力，承認國應當予以承認。

案例二：美國訴平克案

（United States v.Pink）

案情介紹：依據1918年好1919年兩項法令，蘇俄政府解散了俄國第一保險公司，并將其全部財產國有化，不論財產位于何處。但是，該公司于1908年在紐約設立的分公司不顧上述法令，仍繼續經營，直到1925年本案被告依紐約法院的命令接管了它的業務時為止。被告平克接管紐約分公司后，清償了所有的國內債務，尚有100多萬美元的結余。1931年，紐約上訴法院指示被告償付外國人債權人的債務，并將剩余部分交給公司董事會。1933年底，美國政府對平克提起訴訟，法院指示，在美國政府提出的權利要求解決之前，暫停支付業務。

1933年11月16日，美國正式承認了蘇聯政府，與承認相聯系，美國政府接受了蘇聯政府的某些權利要求的轉讓。在以“李維諾夫轉讓”著稱的外交照會中，蘇聯外長指出：蘇聯政府同意，在蘇聯政府和美國政府及其國民之間的請求與反請求最終解決以前，蘇聯政府將不采取任何步驟執行法院的判決，或者，作為前俄國政府的繼承人，為從美國國民那里取得已承認應付給它或可能判決付給它的款項提起新的訴訟，222222由此將所有這些款項轉讓給美國政府。222222蘇聯政府進一步同意，在上述問題最終解決之前，不提出涉及下列問題的請求：（1）美國法院作出或可能作出的判決，就它們涉及蘇聯政府或其國民享有或可能主張利益的財產、權利或利益的范圍；（2）美國政府或美國官員或美國公民作出的行為或解決辦法，涉及俄國政府或國民的財產、存款、或義務。美國總統承認并接受了蘇聯政府的意見。

此后，美國政府在紐約法院對平克和該公司的某些債權人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決美國有權單獨的或排他的直接獲得平克手中的全部剩余條款。紐約最高法院駁回了這項請求。這項判決被上訴庭和上訴法院確認。案件提到了聯邦最高法院。

聯邦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指出：

紐約上訴法院認為，在“莫斯科案”中，所涉及的蘇俄法令沒有域外效力。如果這種觀點是正確的，那它對目前的爭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美國政府根據“李維諾夫轉讓”取得的只是俄國享有的權利。如果俄國保險公司在紐約的財產不受上述蘇俄法令的影響，那俄國在本案沒有東西可以轉讓。但是，外國法效力的問題是不能排他的由州法院決定的。美國給予“李維諾夫轉讓”提出的請求產生了一個涉及聯邦的問題。222222在本案，所有權的取得取決于正確解釋蘇俄法律。

美國曾通過外交途徑要求蘇聯外交部長在取得司法部長的官方意見后，作為一個俄國法問題，澄清國有化法令對俄國保險公司在國外財產的效力。1937年11月28日俄方作出正式聲明如下：

蘇聯司法部長證明，根據蘇聯政府工作機關的法令，所有被國有化的企業和公司的資金及財產，尤其是保險公司的資金和財產，構成蘇聯國家財產的一部分，無論其性質如何，也無論它們是否位于蘇聯境內。

本法院認為，就意欲達到的效果而言，蘇俄的國有化法令包括了俄國第一保險公司在紐約的財產。

當然，該法令是否具有域外效力是一個不同的問題。與此相聯系的首要問題是，根據美國憲法，紐約州的法律是否可以阻止蘇俄法律在紐約的效力。

在這個問題上，紐約上訴法院的判決是清楚的，它認為，根據紐約州的法律，蘇俄的國有化法令對本案主張的財產不發生影響。紐約分行的財產已取得了“自己的性質”，它是“獨立的”。

在1937年美國訴貝爾莫特案中，本法院判定，指導對外關系的權力由了聯邦政府的政治機關行使。這種權力的優越性不受法院的審查。承認外國主權的決定絕對地拘束各法院，并具有溯及力，使被承認的政府的所有行為自其成立之日起有效。本法院進一步判定，對蘇聯政府的承認，與其建立外交關系，以及“李維諾夫轉讓”，是導致兩國政府締結一項國際協定的交易中的三個部分。美國政府行使對外權力無需考慮州的法律和政策。在這方面，條約的最高性從一開始就得到了承認。所有國際協定和協議，具有同等的尊嚴，因為處理國際事務的全權屬于聯邦政府，它不能被若干州縮減或干預。

貝爾莫特案的判決對本案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

按照美國憲法關于條約是美國的法律的規定，諸如“李維諾夫轉讓”這類國際協議與協定與美國的法律具有同等的尊嚴。

當然，與外國締結的條約應謹慎地解釋為不至于取消州的權威和管轄，除非這是為使國家政策有效必須的。但是，當州法律不符合或損害條約或國際協定的政策或規定時，州法律必須放棄。

執行在莫斯科案中闡明的紐約州的政策市與聯邦的政策相沖突的。222222

本法院重申對各州主權的限制。任何州都不能重寫我國的對外政策，以符合它的州政策；處理對外事務的權力不能由州分攤，這種權力排他的歸屬于聯邦政府；聯辦政府行使這種權力無須與州法律或州政策相一致；當美國政府，在憲法范圍內行事，在法院尋求執行它的對外政策，各州的政策完全與司法審查無關。

本法院裁定：本案訴訟中涉及的資金或財產的權利屬于作為俄國第一保險公司的繼承人的蘇聯政府；這種權利根據“李維諾夫轉讓”已轉移給美國；美國對該項財產有反對公司和外國債權人的權利。

紐約上訴法院的判決被撤銷。

---編譯自畢曉普：《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62年英文第3版，第376-381頁。

【評

注】

一國國內政府的交接是按照該國憲法規定的方式和程序進行時，不產生國際法上的承認問題，但在政府是通過革命或武裝政變更替時，則產生承認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承認新政府具有代表國家資格，就是政府承認。本案涉及的是承認在法律上的效力問題。按照國際法，政府承認的第一個效果是，被承認的政府在其與承認國的關系上，正式代表國家的資格得到了承認，兩國間在一般國際法上的關系全面成立；第二個效果是，承認具有追溯力，被承認政府的國內法律的有效性在承認國的法院得到承認和適用，其效力追溯到該政府成立時為止，被承認政府的訴訟權和對于舊政府在國外資產所有權的請求權也得到承認。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美國政府在承認蘇聯政府的同時進行的外交轉讓是美蘇間一項有效的國際交易；蘇聯轉讓的權利是有實際內容的權利，因為蘇聯國有化法令已通過政府承認取得了在美國的域外效力；因此，“李維諾夫轉讓”所產生的權利是可以在美國國內法院得到執行的。

案例三：沃爾夫索赫訴蘇俄政府案

案情介紹：這是紐約最高法院1923年審理的一起對未被美國承認的蘇俄政府起訴的案件，爭訴的問題是被蘇俄政府沒收了的原屬于原告渥爾夫索赫的皮毛所有權。首先涉及和處理的是法院的管轄權問題。紐約最高法院特別庭否認了被告聲明傳票送達無效和要求駁回原告起訴的抗辯。該院上訴庭確認了這一判決，其根據是：外國政府享受管轄豁免是基于禮讓，在沒有承認的情況下就不存在這種禮讓，被告可以作為外國公司在美國法院被訴。蘇俄政府對此提起上訴。上訴的問題是要證明被告是否可以作為一個外國公司被訴。

關于未被美國政府承認的蘇俄政府是否可以在美國法院被視為一個外國公司而被訴的問題，紐約上訴法院法官安德魯斯在判決中指出：

蘇維埃俄國政府是俄國現存的事實上的政府，這一點是原告也承認的，否則，在法院的判決訴訟就沒有適當的被告一方，而這正是被告所主張的。這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222222目前的訴訟并不與位于本法院管轄權范圍內的財產所有權有關，若是那樣的話，訴訟結果將取決于對蘇俄政府行為效力的承認與否。在那種情況下，可能需要考慮國際禮讓論，本案屬于不同的情況。被告蘇維埃政府是由于本國領土內所為的主權行為，而依下述理由為根據被訴 的，即，如果被告在本國領土內的行為換由個人所為，按照美國國內法，那就是一種侵犯行為。

是否有一個政府存在——具有在自己領土內行使其權威的權力，它的統治為人民所服從，能夠履行其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責任和義務，能夠用武力實行它的主張——這是一個事實問題，而不是理論問題。對于它來說，承認并不創造一個國家，雖然它可能得到承認。222222一個在自己領土內存在的主權政府，它的管轄是排他的和絕對的，它可以施加任何限制，這是它的獨立性的結果。可能得到承認，它的行為應該符合正義與平等。但是，如果它不這樣做，美國法院沒有資格審查它的行為。外國主權者不能帶到我們法院的被告席上來。這并不是出于禮讓，而是因為他沒有使自己隸屬于我國法律的管轄。沒有他的同意，他不受我們的法律支配。222222無論是否被承認，情況都是這樣的。222222無論何時，對主權行為發生爭議，都只能成為談判、報復或戰爭的事項。

紐約州上訴法院最后裁定：對蘇俄政府是否可以作為一個外國公司在美國法院被訴的問題的回答應是否定的，紐約最高法院的扣押令應撤銷，解除貨物扣押的動議應準允。

---編譯自畢曉普：《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62年英文版第3版，第359-360頁。

【評

注】：

與英國法上承認的效力不同（參見路德訴薩戈爾案），在大多數國家，承認是沒有構成效力的，承認的效果只具有相對的意義。一個國家或政府是否存在，是一個事實問題，而是否給予承認則是一個政治問題。它決定于有關國家的政治立場和對外政策。一個新國家或新政府，即令未被許多國家承認，也不能視其為不存在。一些國家的司法實踐表明，對未被承認的政府的國內法的效力應予以尊重，并承認其國家行為享受司法豁免的權利，因此未被承認的政府不能再外國法院成為被告，除非得到它的同意。

案例四：阿波里特訴水銀業機械公司案 案情介紹：一家東德公司賣給美國水銀業機械公司一批打字機。原告是這筆買賣交易的受讓方，因價款的支付問題發生糾紛。原告于1961年在紐約最高法院對水銀業機械公司提起訴訟。被告公司抗辯說，原告不能對它起訴，因為轉讓方東德公司是由東德政府組建或控制的國家公司，因而東德政府還未被美國政府承認。紐約最高法院支持被告的這種抗辯。原告上訴，上訴被準允。

紐約上訴法院法官布雷特爾在上訴裁決中指出：

一個外國政府雖然未被美國政府的政治機關承認，然而，它確實實際存在的，而且這種存在在司法上是知曉的。該事實上的政府的行為，作為其控制下領土內活動的結果，可能影響在該國領土內的個人或公司的私權利和義務。這是一條傳統的法律原則。

未被美國政府承認的事實政府或它建立的公司在美國法院缺乏訴訟權利這一點，并不能決定與該政府或公司進行的交易在美國法院就不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只要該政府不是訴訟的當事一方。

拒絕給予東德政府以法律上的承認的公共政策是由拒絕承認它的美國政府的政治機關確定的，其結果是東德政府不能在美國法院起訴。至于它的法人組織，是否有訴訟權利的問題是不大清楚地，也許可以提起訴訟。但是，轉讓交易的另一方，通過讓渡或其他轉讓方式 取得權利，則可以根據這種權利起訴，除非原買賣交易或轉讓交易政策違反國家政策。222222如果聯邦政府在行政上不禁止購買和輸入東德打字機，或為此提供了便利，而且法律也不禁止這樣做，那么，被告公司就很難用這筆交易或轉讓是“不合法的“為由拒絕支付這批商品的價款。

初審法院的判決被撤銷。原告勝訴。

---編譯自畢曉普：《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62年英文版第3版，第363-364頁。

【評

注】

本案涉及兩個法律問題：

其一是，未被承認國的國家公司在拒絕給予承認的國家的法院是否有訴訟的權利。一般說來，一國不能在未承認它的國家起訴，但它的下屬公司作為法人組織是否有訴權的問題則是不確定的。按照本案例判決的見解，似乎是有訴訟權利的。

其二是：與未被承認國或國家公司進行的買賣或其他交易在未承認國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應該說，這種交易是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的，只要該項交易不違反法院地國法律和公共政策，交易一方不能因對方未被本國政府承認而不履行自己的義務。

5．蒂洛科特許權仲裁案 英國訴哥斯達黎加

獨任仲裁人：塔夫脫，1923

【案情】

1917年，哥斯達黎加發生政變，國防部長弗列德里克．蒂諾科（Frederico A.Tinoco）通過政變取得了政權。新政權在1917年6月舉行選舉，并制定了新憲法，蒂諾科當選為總統。1919年，蒂諾科辭職并出國去了，他的政府宣告垮臺而前政府又復辟了。前政府復辟后，于1922年宣布一項成為“取締法”的法令，宣部在1917年1月27日-1919年9月2日這段期間由蒂諾科政府與外國人簽訂的合同一律無效，并宣布蒂諾科政府在1919年6月28日關于發行1500萬科朗鈔票的第12號法令無效。蒂諾科政府統治時期，該政府曾授予“哥斯達黎加中部石油公司”石油開發特許權，并欠下“加拿大皇家銀行”998000科朗的債務。這兩家企業都是英國公司。英國于是代表這兩家受影響最大的公司向哥斯達黎加政府提出抗議，要求哥斯達黎加政府承認蒂洛科政府授予的特許權的效力和償還加拿大皇家銀行的債務。哥斯達黎加政府否認對蒂洛科政府的行為或義務有責任，并認為哥斯達黎加政府的“取締法”是政府合法行使政府權力的行為，并否認英國的求償有不受“取締法”影響的效力。兩國終于在1922年1月12日簽訂仲裁協定，請美國前總統塔夫脫擔任獨任仲裁員裁斷這項爭端。仲裁協定請求獨任仲裁人根據現行有效的協議、公法和國際法原則，裁定英國的求償要求是否成立，或裁定哥斯達黎加政府拒絕承認由“取締法”引起的求償是否正確。1923年10月18日，塔夫脫作出對哥斯達黎加有利的判決?！静脹Q】

在裁決中，英國認為：第一，蒂洛科政府在兩年零九個月期間是哥斯達黎加唯一的事實上和法律上的政府，在這段期間，沒有其他政府反對它的主權，該政府對全國實行和平的統治，人民是苜蓿承認它的統治的。第二，繼承蒂洛科政府的政府不能以立法命令否定它影響英國臣民的行為所應負的責任。英國認為：該法令本身應該被取締，與蒂洛科政府合法成立的合 同應由哥斯達黎加現政府完成，被侵占的財產或被取締的權利應該得到恢復。

哥斯達黎加在答辯中稱：第一，根據國際法，蒂洛科政府不是事實上或法律上的政府。蒂洛科政府是以個違反1871年憲法的政府，該政府所簽訂的合同和所承擔的義務是無效的和不產生法律義務的。第三，英國沒有承認蒂洛科政府，英國政府不能認為蒂洛科政府對英國國民所創設的權利和義務對繼承政府有約束力，從而為其國民向繼承政府提出求償。獨任仲裁員塔夫脫引用美國法學家、國際常設法院法官穆爾的兩段話：

“一國政府或國內政策的轉變，不一定影響該國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帝制可以變為共和，共和也可以變為帝制。集權政治可以為憲政所代替，反過來也是一樣。不過，盡管政府改變，國家并無改變，權利和義務絲毫沒有貶損?！?“國家的延續性原則產生重要的后果。國家應受業已不存在的政府所承擔的義務的約束，復辟的政府一般應為造反者的行為負責。路易十八和路易.菲利普的政府對外國公民因拿破侖二受的損失給予實際賠償，兩個西西里國王隊美國國民因穆拉特的錯誤行為造成的損失給予賠償?！?/p>

“政府如何產生，如何組織，一般是國內考慮和決定的問題，當事實上存在的政府的成立已足以保證它的穩定性，在其右能力維持的時候得到國人的默認，并能履行其國內外義務的時候，外國就可以和這個政府打交道了。”

第一，從雙方提出的文件和證據來看，蒂洛科政府是事實上的政府。

蒂洛科原是前政府（岡薩勒斯政府）的國防部長。蒂洛科以政變取得政權后，前總統岡薩勒斯逃到美國去了。蒂洛科立即組織選舉，以61000票當選為總統1917年6月8日通過新憲法?！霸谡麅赡陜?，蒂洛科及在其領導下的立法議會和平地行使哥斯達黎加政府的行政事務。這段時間沒有發生過革命性的**，在國內也沒有任何其他政府。法院照樣開庭，議會照樣立法，政府有序地行使行政職能。人民似乎歡迎這個政府，歡迎這個轉變。雖然復辟活動時有發生，但蒂洛科政府是穩固地掌握政權的。蒂洛科政府能否被認為是哥斯達黎加政府延續中的一個環節？從證據來看，我必須承認，蒂洛科政府的確是一個主權政府。”

但有人認為，許多大國拒絕承認蒂洛科政府，而外國的承認是政府繼承的產生、存在和延續的主要證據。毫無疑問，外國的承認，是證明一個政府在國際社會中存在的重要證據。就本案來說，蒂洛科政府已獲得20個國家承認了。對一個政府的不承認，通常是這個政府尚未取得國際法承認的獨立和控制權力的適當的證明。但對一個政府的承認與否，如果不是從該政府的事實存在和控制權力去考察，而是從該政府的產生是否合法或是否正規去考察，這種不承認就失去其作為證據的價值了。無論如何，這種不承認不能推翻擺在我面前能說明根據國際法所確定的標準蒂洛科政府是一個事實撒謊那個的政府的許多證據。第二，哥斯達黎加認為蒂洛科政府不能被認為是事實上的政府，認為這個政府之存在和維持不是符合哥斯達黎加1871年憲法的。如果說，一個政府成立后實行和平統治并在相當長時期內獲得人民的默認，這個政府還不能認為是事實上的政府，除非它符合先前的憲法，這就等于說，根據國際法規則，反對現行政府的基本法律的革命就不能建立一個新政府了。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革命造成的變化，推翻了在現行法律和基本法律下的現政府的規則，推翻到什么程度，決定于革命的需要。如果說革命產生的事實上的政府，要符合舊憲法的提示，那就是用語上的矛盾了。同一個政府，在國際上繼續下來，但這個政府的國內法就變了。問題不是新政府是否在其所推翻的政府的憲法范圍內取得權力和實行領導，二是這個政府是否真正建立起來，在它權力支配下的人是否都承認它的控制而且沒有反對力量要建立一個取替它的政府，這個政府是否能履行它的義務，象一個政府通常所作的那樣，是否在其管轄范圍內得到尊重。

中美洲共和國在1907年12月20日簽訂了一個條約，其中規定：“締約國政府對于五個共 和國由于政變或革命而取得權力的政府，在人民通過自由選舉按照憲法形式重組國家之前，將不予以承認?！边@個條約不能影響非締約國政府的國民所取得的權利，也不能改變國際法在“事實上政府”（government de facto）這個問題上所形成的規則。第三，哥斯達黎加認為英國的行為構成“反言”（estoppel），因為英國不承認蒂洛科政府，但卻為其國民向蒂洛科政府求償。獨任仲裁人認為，不承認是該政府是否取得事實存在的重要證據，但不排除不予承認的政府為其國民求償的權利。在英美法院中，大量判例表明：在行政不承認一個事實上的政府時，法院是不能承認這個政府在事實上的存在的。在本案中，英國的立場是：它所不承認的蒂洛科政府是一個事實存在的政府，這個政府能為英國國民創設權利，那正是英國需要加以保護的。英國的不承認這個事實上的政府，可以用來作為否定該政府事實存在的證據。但這不妨礙英國可以改變它的立場。不承認可以有助于繼承的政府取得權力，但后來根據事實政府的存在而提出的求償并沒有以欺詐或不誠實而損害繼承的政府。至于說，英國國民知道本國政府的不承認政策，但他們還是與蒂洛科政府簽訂合同，這也構成違反“禁止反言”的行為。獨任仲裁人認為，這是英國政府與它的本國國民之間的問題，不是國際法上的問題。

獨任仲裁人在仲裁中決定：蒂洛科政府與外國公司所簽訂的合同，從當時的法律看來，是不可能有效地簽訂的，因而不可能不受繼承政府的“取締法”影響。獨任仲裁人支持哥斯達黎加認為對蒂洛科政府的債務沒有責任的主張，但駁回哥斯達黎加認為蒂洛科政府不是事實上政府和認為英國違反“禁止反言”原則的主張。【評注】

承認是一個既存的國家或政府對一個新產生的國家或一個依非憲法程序產生的新政府表示確認的行為。這種行為，直到19世紀末，通常被認為具有創設新國家的作用，因而被稱為承認的“構成說”；19世紀末以后，大多數學者認為承認只有宣示的性質，即既存的國家或政府確認這個新國家或新政府的產生并表示愿意和它建立外交關系。這種看法被稱為承認的“宣示說”。本案就是宣示說的典型案例。本裁決著重分析了國際法上有關承認的三個問題。第一是新政府與外國承認的關系問題，第二是新政府對前政府的義務的繼承問題，第三是承認與求償的關系問題。

新國家或新政府的存在，是客觀存在的，不以是否取得他國承認為轉移。蒂洛科政府產生以后，在國內實行有效的治理，人民不反對，又不存在另一個政府，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政府的存在是沒有問題的。外國之承認與否，固然像獨任仲裁人所說的，是該政府存在的一個重要證據，但不是一個決定性的條件。至于這個政府是否合法，這就決定于該國的國內因素，在國際法上，國家無權對他國的政府的合法性進行判斷所謂法律上的政府只是說該政府已于外國政府建立了國際法上的關系，不是該政府是否合法的問題。一個依非憲法程序產生的政府是否合法，決定于它是否依照它證據的法律在國內實行有效的控制，是否為它所治理的人民所擁護。其合法性當然不能以原來的憲法來判斷，也不能以取代它的新政府的憲法去判斷，原來的政府或取代它的政府可以承認它為合法，也可以視之為不合法，對該政府的義務可以繼承也可以不繼承，這完全決定與原來的政府或接替它的政府的態度，與外國的承認與否無關。即使不承認該政府而承認原來的政府或接代替它的政府接受該政府的義務。蒂洛科政府推翻了原來的政府，原來的政府復辟后成了取替蒂洛科的新政府，它是沒有繼承蒂洛科政府義務的義務的。它有權頒布新法令取締蒂洛科政府的某些措施，外國人由此而受到的損失應該認為是合理的政治風險。這是外國投資所必須考慮的因素。代替蒂洛科的政府不須為此承擔國際責任。正如獨任仲裁人所說，在國際法上，兩個政府都是哥斯達黎加政府，但在國內法上，這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政府了。

承認只是承認者與被承認者建立正常外交關系的宣告。承認蒂洛科政府的國家固然可以和蒂洛科政府進行正常的外交交往，不承認蒂洛科政府的國家雖然不能和它進行正常的交往，但 不排除其本國國民與這個未經承認的政府有商業關系（除非該國禁止）。但這個關系是得不到本國保護的。英國不承認蒂洛科政府，英國公司可以和蒂洛科政府作生意，英國公司與蒂洛科政府簽訂的合同依照蒂洛科政府的法律成立，在蒂洛科政府存在期間，這些合同當然是有效的。一旦蒂洛科政府被推翻，其法律被取替之后，這些合同就失去其存在的依據了。代替蒂洛科政府的新政府如果承認這些合同，不就等于承認蒂洛科政府的法律？這當然是新政府所不能就接受的。對英國來說，假如它不承認新政府而承認蒂洛科政府，它固然無權要求新政府接受這個義務。假如它承認新政府不承認蒂洛科政府，它就更無權要求新政府接受這個義務，因為蒂洛科的法律在英國眼里就等于是不存在的，那些合同就不可能是依法成立。因此，英國有權為其國民求償，但這求償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6、海爾—塞拉西訴電報公司案 海爾—塞拉西訴電報公司 英國高等法院，1938年 英國上訴法院，1938年

【案情】

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通過他的代理人與英國電報公司簽定了一份合同，經營埃塞俄比亞與英國之間的電報業務。根據合同，英國電報公司應付給埃塞俄比亞一筆款子。1935年，意大利侵入埃塞俄比亞，海爾—塞拉西流亡在外。海爾—塞拉西要求英國電報公司把欠款還給他的流亡政府。英國電報公司承認欠下埃塞俄比亞一筆款，但認為海爾—塞拉西已經沒有權利要求這筆款項，因當時英國政府已承認意大利是埃塞俄比亞事實上的政府了。海爾—塞拉西向英國高等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英國電報公司歸還所欠的款項。英國高等法院認為，既然海爾—塞拉西仍然是埃塞俄比亞法律上的君主，他有權取得被告應于1936年1月1日歸還的欠款。被告向上訴法院上訴，但在上訴過程中，英國政府已經正式承認意大利政府是埃塞俄比亞法律上的政府了。這就是說，海爾—塞拉西已經不是埃塞俄比亞的君主，已經沒有權力要求這筆款項了。上訴法院判決準予上訴，駁回原判?！驹V訟與判決】

1.高等法院的訴訟。在高等法院的訴訟中，被告英國電報公司提出意大利駐英大使在1937年2月2日和4月14日的兩封信。信中表示意大利政府也要求收回這筆欠款，并說意大利政府不準備在英國法院解決這個問題。當時英國外交部給法院一封信，明確指出：（1）國王陛下政府仍然承認原告海爾—塞拉西是埃塞俄比亞法律上的君主；（2）國王陛下承認意大利政府為埃塞俄比亞事實上的政府。根據這個情況，高等法院法官貝涅特判稱： “當原告政府承認某個外國政府在事實上統治著一個外國領土時，英國將視該政府在其統治下的領土所作的行為有效。?? 但這不是說，該國所有的財產即屬于這個事實上的政府和原政府對該財產的所有權已被剝奪?！?/p>

“海爾—塞拉西雖然喪失了在埃塞俄比亞的控制權，本法院所應考慮的主要是他對在英國的財產是否享有所有權，如果他享有所有權，所有權是可以強制執行的。” “因本案不涉及與在埃塞俄比亞的人或物有關的行為的效力問題，它所涉及的只是在英國的財產的所有權問題?！?/p>

高等法院在1938年3月23日判決原告先前在英國擁有的一筆債權并沒有被剝奪，原告有權要求取回被告應于1936年1月1日歸還的債款。被告不服，向上訴法院提出上訴。

2.上訴法院的訴訟。在上訴過程中，英國政府宣布正式承認意大利國王是埃塞俄比亞法律上的皇帝。

上訴法院認為既然意大利國王取得了埃塞俄比亞皇帝的地位，作為埃塞俄比亞皇帝，體有權取得埃塞俄比亞在國內外的財產，埃塞俄比亞前皇帝的所有權就不復存在了。意大利國王的 繼承權應追溯到意大利國王被承認為事實上政府的時候，即1936年12月。根據英國法律，本案高等法院所判定的原告的訴訟權利已于1936年12月轉移給意大利國王，原告提出訴訟的債權亦同時轉移給意大利國王?！驹u注】

從英國的國際法觀點以及英國的法律來看，高等法院和上訴法院的結論是無可厚非的。正如高等法院法規貝涅特說的，事實承認是承認新政府在其統治下的領土內的行為效力。法律承認是承認該政府的行為在國內和國外的全部效力。獲得事實承認的心政府在其領土以外所作的行為的效力是得不到承認的。這種觀點還是從實際控制的原則出發的。獲得法律承認的政府，即使它在某段時間內失去了在其領土內的控制力，它還有重新獲得在事實上已經失去的控制力的可能。假如這個政府再也無法恢復其控制力的話，這法律承認就毫無意義了。在本案中，當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亞的政府已被承認為法律上的政府時，它已有權收回在國外的債權，前政府的權利就完全被剝奪了。

對新政府或“新狀態”給予事實承認，這本身就意味著是對原來獲得法律承認的政府或“狀態”的否定。對新政府給予事實承認，而同時又對原來的政府給予法律承認，這在法律上是有矛盾的，特別的對處于敵對狀態下的兩個政府，一個給予事實上的承認，另一個給予法律上的承認，這不但給國內法院帶來極大的困難，在國際法上更會造成理論上和實際上的沖突。本案兩級審判的結論截然相反，這就是把承認分為事實承認與法律承認所帶來的后果。

7．民用航空公司訴中央航空公司案 民用航空公司訴中央航空公司 英國上議院司法委員會 【案情】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前不久，1949年9月，國民黨政府把當時在國民黨控制之下的中央航空公司（Central Air Transport Corp.）40架飛機飛去香港。同年12月12日，它把這批飛機賣給兩個美國公民（該公司的合伙人），這兩個美國人又把它賣給美國民用航空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 Inc.）。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49年11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中央航空公司及其財產為國家財產。當中央航空公司準備把這40架飛機移交給美國民用航空公司的時候，該公司的中國員工認為這批飛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財產，反對移交給民用航空公司。1950年1月6日午夜，英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法律上的政府，由此產生的問題是：這承認是否影響中央航空公司根據1949年 12月12日的合同出售該批飛機的權利。民用航空公司要求香港最高法院宣布這批飛機所有權屬于他們，但最高法院駁回了他們的請求。他們上訴于香港上訴法院，上訴法院也認為這批飛機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財產，駁回上訴。民用航空公司于是上訴于英國上議院司法委員會。司法委員會不顧中國的反對，準予上訴，并于1953年把這批飛機判給民用航空公司。

【訴訟與判決】

英國上議院司法委員會聲稱：“涉及外國國家主權的訴訟不妨礙本院行使管轄權?！庇谑窃?950年5月10日以命令接受上述，并于1953年，由法官西門作終審判決。法官西門認為：

“英國國王政府是在香港行使主權的政府。”

“英國政府在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前，仍繼續承認前國民黨政府是中國法律上的政府。本案涉及的40架飛機，是國民黨在1949年9月飛到香港的，1949年12月12日賣給美國民用航空公司時，國民黨政府仍然是法律上的政府，中央航空公司是 它的機構。那批飛機當時還是國民黨政府的財產，而且還在它的控制之下?！?“香港法院把被告（中央航空公司）的訴訟主張概括為以下三點：（1）中央航空公司是國民黨政府所有和控制的。”國民黨政府在1949年12月12日把這批飛機賣給它的股東，是一件有效的交易；（2）合伙關系的財產轉移，是根據美國法律認為有效的出賣把財產轉移給本案上訴人的；（3）政府由繼承而轉移，不是以權力而轉移，這批飛機出賣時，國民黨政府仍然被國王政府承認為法律上的政府，它有權進行這項交易，承認的溯及原則對此不適用?！跋愀鄯ㄔ焊鶕旅鎯蓚€理由駁回上述主張：(1)國民黨政府在1949年12月12日的地位已使它不能有效地進行這筆交易，它已經沒有這個權力；（2）國王陛下政府于1950年1月6日承認中央人民政府為法律上的政府，承認的溯及力已使這批飛機在出賣時是中央人民政府的財產，國民黨政府無權進行這筆交易?！?/p>

“對于上述第一個理由，本法院認為這筆交易的效力，應按交易成立時的情況判斷。1949年12月12日的時候，國民黨政府還是一個法律上的政府，中央航空公司是它的一個機構，這批飛機仍然是國民黨政府所有的。飛機飛到香港兩個月后才出賣，其所有人完全有此權力。誠然，這種交易的動機可能有轉移財產的意圖，但一個政府買賣一筆貨物的動機是不應由外國法庭判斷的?！?/p>

“對于第二個理由，法院認為，對以個新政府的法律承認，在某種情況下可能使前政府的交易行為無效，即如果前政府出賣的貨物位于新政府的有效控制的地區，而它已無力取回該筆貨物，當新政府為國王政府承認為法律上的政府時，該貨物的買方就不能向英國法院提出該筆貨物的權利了?！?/p>

“承認的溯及力能使一個后來獲得法律承認的事實上的政府的行為有效，不能使前一個法律上的政府的行為無效?！?/p>

“1950年1月6日，國王陛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法律上的政府，法律上的溯及力必須限制在該政府所控制的領土范圍內所作的行為。?? 本案涉及英國殖民地香港的財產，這些財產在出售時是屬于國民黨政府的財產，無論對那批飛機的實際控制程度如何，那種控制是違反香港最高法院11月24日的禁令的。?? 那些非法控制這批飛機的人的行為不能作為適用追溯力原則的根據。根據本案的事實，中央人民政府對這批飛機沒有優先的所有權或占有權，也不能根據實際占有而取得這個權利，因此不存在溯及效力的基礎。溯及效力原則與通過占有取得管轄權的政府的行為有關，但不包括非法占有的實際行為?！?“本院不同意香港法院認為這批飛機從1949年10月1日起已成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財產的看法。我們認為中央人民政府在1949年10月1日解除國民黨政府各部部長職務的法令，只能在中央人民政府控制的領土內被認為有效。”

根據上述理由，司法委員會判決準予上述，并于1953年把這批飛機判給民用航空公司。【評注】

本案是事實承認和法律承認造成矛盾百出的又一個事例。對奉行判例法的英國來說，司法委員會的判決與路德訴薩戈案，海爾—塞拉西案的判決是不一致的。在路德訴薩戈案中，英國上訴法院肯定對蘇維埃政府的事實承認使蘇維埃政府的國有化法令在英國發生效力，前路德公司的木材因此成了蘇維埃政府的財產。在海爾—塞拉西案中，上訴法院認為意大利政府的法律承認的溯及力，可追溯到事實承認時期的行為，因而認為意大利政府有權取得前政府在英國的一筆債券。在本案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告成立后，英國就表示承認中央人民政府是事實上的政府了，但同時還承認前國民黨政府是法律上的政府。根據英國的所謂事實承認的理論，從1949年10月1日到1950年1月6日之間這段時期，中央人民政府是事實上的政府，這個政府的行為對英國政府是有效力的。1949年11月12日，中國已宣布中央航空公司及其資產是中國的財產，這當然包括中國在國內和國外的財產。在路德訴薩戈案中，事實承認的效力已及于在英國的財產，為什么在本案中又認為事實承認的效力只能及于被承 認政府實際控制的地區？在海爾—塞拉西案中，法律承認追溯到事實承認時期的行為，為什么在本案中，法律承認不能使中國在1949年11月12日宣布中央航空公司屬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法令不能保護在香港的財產？就以英國的國際法理論來說，法律承認的溯及力是得到承認的，法律承認一經宣布，其效力應追溯到被承認政府產生之日，被承認政府的一切法令對承認者是完全有效的。如果承認中國1949年11月12日的法令有效，在香港的40架飛機 所有權當然屬于中國，前國民黨政府是無權把它賣給美國的民用航空公司的。司法委員會在本案中竟然認為“承認的溯及效力能使一個后來獲得法律承認的事實上的政府的行為有效，不能使前一個法律上的政府的行為無效”，中國說法是沒有法律根據的。

8、杰克遜案（湖廣鐵路債券案）

杰克遜訴中華人民共和國

美國阿拉巴馬州地區法院，1979年—1986年 【案情】

1979年11月，美國阿拉巴馬州杰克遜等九人在阿拉巴馬州地區法院起訴，狀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償還清朝末年發行的湖廣債券的本息。該地區法院受理了此案，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列為被告，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發出傳票，并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傳票送達后60天內到庭答辯，否則便進行缺席審判。所謂“湖廣鐵路債券”是清朝末年為了籌集資金修筑湖南湖北境內的粵漢鐵路和湖北進內的川漢鐵路而發行的一筆債券。這條鐵路不是為了發展經濟而是為了鎮壓南方各省的革命斗爭的需要而修建的。這筆債券由英、法、德、美等國認購，是帝國主義實行“利益均沾”和劃分在華勢力范圍的一次行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拒絕接受美國地方法院的傳票，并嚴詞指責美國地區法院的行為違反國際法的國家主權豁免原則。美國法院不顧中國的反對，于1982年9月1日作出缺席判決。判處中華人民共和國賠償原告41313038美元，外加利息和訴訟費。這就是曾經震動一時的嚴重侵犯中國國家主權豁免的所謂“湖廣鐵路債券案”?！驹V訟與判決】

原告杰克遜等指稱這筆債券是清朝政府發行的商業債券，清朝被推翻后，國民政府在1938年以前曾付過利息。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義務繼承這筆債務。地區法院認為：（1）根據現行的國際法原則，一國的政府更迭通常不影響其原有的權利和義務，作為清朝政府和國民政府的繼承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義務償還其前政府的債務；（2）根據美國1976年的《外國主權豁免法》第1605段的規定，外國國家的商業行為不能享受主權豁免。它認為湖廣債券是商業行為，不能享受國家主權豁免。阿拉巴馬地區法院根據這個理由，在1982年9月1日作出缺席判決，判處中華人民共和國賠償原告41313038美元，外加利息和訴訟費，并聲稱強制執行判決。

事后，1983年2月2日，中國外交部長向美國國務卿遞交備忘錄，其中指出：國家主權豁免是國際法的一項重要原則。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無可非議地享有司法豁免權。美國地方法院對一個主權國家作為被告的訴訟行使管轄權，作出缺席判決，甚至以強制執行判決相威脅，完全違反國家主權平等的國際法原則，違反《聯合國憲章》。對于這種將美國國內法強加于中國，損害中國主權的行為，中國政府堅決拒絕。如果美方無視國際法，強制執行上述判決，扣押中國在美國的財產，中國政府保留采取相應措施的權利。1983年8月12日，中國通過當地律師在美國聯邦地區法院代理特別出庭，提出撤銷缺席判決和駁回起訴的動議。同時，美國國務卿也向法院提出書面證詞，表示支持中國的動議。美國聯邦地區法院終于在1984年4月27日，主要以1976年的《國家主權豁免法》沒有溯及力和“公益利益”為理 由，撤銷了法院于1982年所作的缺席判決。此撤銷判決后來為美國聯邦第11巡回上訴法院和聯邦最高法院所確認。【評注】

本案涉及兩個重要的國際法問題，一是國家主權豁免問題，二國家債務的繼承問題。主權豁免是國際法的一項公認的規則，這個規則是從“平等國家之間無管轄權”的傳統概念產生的。凡是國家行為和國家財產，在外國都受到豁免，不受外國法院管轄。中國是主權國家，美國已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中國的國家機關和國家行為是不受美國法院管轄的。在本案中，美國法院居然受理一項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被告的案子，還居然向一個主權國家的外交部長發出傳票，對一個主權國家作出缺席判決，這不能不認為是國際法史上少有的笑話。國家主權豁免是國家固有的權利，除非國家自己放棄，任何國家無權剝奪這個權利。19世紀末，由于國家參與經濟活動，一些歐洲國家開始提出所謂“限制豁免”的主張，到本案發生的時候，世界上接受這個主張的國家只有13個。這說明所謂“限制豁免”的規則淵源沒有形成為一項習慣法規則，這規則只能在接受這規則的國家之間有效。美國在1976年頒布的《外國主權豁免法》是一項國內法，該法規定國家的商業性行為不能享受主權豁免，那只是美國單方面的主張，它沒有權利規定外國不能享受這項國際法授予主權國家的權利，也不能要求外國“放棄”這項權利。而且，正如美國聯邦第11巡回上訴法院所說的，即使這個1976年的法律有效，其效力也不能追溯到1911年的行為。根據美國憲法，國際法是作為美國法律的一部分在美國生效的，因此，對美國來說，違反國際法的國內法，應該認為是無效的。至于國家債務的繼承問題，“惡債”不予繼承，是國際法上的一項公認規則，這個規則在英國和美國的實踐中是早已得到承認的。湖廣鐵路債券是清朝為了修建一條便于鎮壓南方各省的革命運動的鐵路而發行的債券，根本不是什么商業行為；該債券在英、法、德、美列強之間認購，是列強劃分在華勢力范圍的歷史證據。就這兩點來說，這筆債務毫無疑問是屬于惡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拒絕承認，在國際法上是有充分根據的。

9、光華寮案

陳之邁訴光華寮

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1986年

日本大阪高等法院，1982年；1987年 【案情】 光華寮（“寮”在日文是宿舍之意）是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區北白川西町的一座一千平方公尺的五層樓房。該寮建于1931年，原屬于日本洛東公寓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京都大學受日本政府“大東亞省”的委托，將該寮租用，作為當時的中國留學生居住之用。日本投降后，大東亞省被撤銷了，該寮無人管理，由中國留學生組織自治委員會自行管理，該寮改稱為“光華寮”。

1950年，前中國政府駐日代表團用變賣日軍侵華期間所了掠奪的財產所得的公款把光華寮買下作為留日學生的宿舍。1961年，臺灣當局以“中華民國”名義在日本將該寮登記為中國國家財產。1967年，臺灣當局要求收回該寮，并要求居住在光華寮的中國留學生王炳寰等八人搬出該寮，被王炳寰等人嚴詞拒絕。臺灣當局遂以“駐日大使”陳之邁的名義，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訴。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確認該寮是中國的國家財產，駁回起訴。原告不服，上訴于日本大阪高等法院，大阪高等法院于1982年4月14日撤銷原判，將該案發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審。京都地方法院于1986年2月4日，重新判決，將該寮判歸臺灣當局。被告不服，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訴，但大阪高等法院于1987年2月6日，判決維持 原判，駁回上訴。被告于1987年5月30日再上訴于日本最高法院，要求日本最高法院撤銷大阪高等法院的判決，并請最高法院作出公正的裁決，但最高法院迄今尚未裁定。【訴訟】

京都地方法院在1977年9月16日的判決中判定：

1．1950年，前中國政府駐日本代表團以變賣日本侵華掠奪財產的資金將該寮買下，作為中國留日學生的宿舍，該寮成為中國的國家財產。

2.日本于1972年9月16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日本政府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唯一的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繼承了前中國的一切國家財產，這些財產的所有權和支配權應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原告于1977年10月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訴。大阪高等法院在1982年4月14日作出判決稱：臺灣“中華民國仍然是在國家體制下現實地統治著臺灣及其周圍島嶼、是沒有被承認的事實上的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實際上還未完全地繼承舊中國政府在外國的財產?！贝筅娓叩确ㄔ焊鶕@個理由撤銷原判，將本案發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審。京都地方法院在1986年2月4日，改變1977年9月16日的判決，把光華寮判歸臺灣當局。王炳寰等不服判決，像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訴。大阪高等法院于1987年2月26日對上訴作出駁回上訴的判決。判決中稱: “1.光華寮的學生認為該寮是由變賣日本侵華掠奪物資的資金購買一事，沒有充分證據。該寮是中華民國“政府”為解決留學生之生活困苦而購買的。

2.在國際法上，舊政府完全消失后，其財產完全由新政府繼承。中國的國民黨政府雖然已被推翻，但現在仍占據在臺灣及其他小島上，還沒有完全被消滅，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尚未能控制臺灣地區，也就未能控制其國外的全部財產，因此，中國由國民黨政府登記的在日本的財產光華寮的產權尚不能轉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p>

大阪高等法院認為，光華寮之能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一個從該寮的性質，購買的資金來源和屬性，該寮的現狀等情況考察，根據上述理由，應維持原判，駁回上述。王炳寰等繼續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要求最高法院撤銷大阪高等法院的錯誤判決，重新作出公正的裁決，但最高法院迄今尚未作出裁決?！驹u注】

新政府成立以后，有權繼承前政府在國內外的一切財產，這是國際法公認的原則。本案涉及我國在日本的一項國家財產的產權繼承問題。日本京都地方法院在1977年的判決中肯定該寮是中國的財產，然后認為中日建交之后，中國有權繼承在日本的中國財產。該判決是完全正確的。但該法院在1986年的復判和大阪高等法院在1987年駁回上訴的判決，卻認為中國的前政府還沒有完全被消滅，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還沒有取得完全的財產繼承權。這兩個判決是非常錯誤的。它們把“實際控制”作為判斷新政府是否取得繼承權的依據，它們完全忽視了日本應該承擔的國際義務。大阪高等法院說：光華寮能不能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要從該寮的性質、用途、資金的來源和屬性以及該寮的現狀等因素去考察。編者認為這個看法是完全錯誤的。

一項財產能不能由新政府繼承，首先和主要決定于該財產是不是國家財產。其次是該財產的所在地國和繼承國是否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系。至于該財產是不是新政府所能控制，該財產是作什么用途，那是無關重要。

就光華寮來說，第一，該寮是國民黨“政府”在1950年購買并于1961年以“中華民國”名義進行登記的。這就肯定是中國的國家財產了。就退一步像大阪高等法院所說的那樣“資金的來源和購買的目的尚沒有充分的證據”，這也不影響該寮是中國國家財產的性質。既然是國家財產，新中國政府就有繼承的權利。

第二，日本政府已于1972年與我國建立正常外交關系，日本已承擔了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的義務。根據習慣國際法，承認的重要后果之一是相互承認彼此的法律和法令為有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以后，就對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國外財產的產權作了鄭重的聲明，表明所有屬于中國的國家財產，當然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1］中日建交后，這些聲明對日本耶是有效的。日本有義務保護我國在日本的國家財產，不應讓任何人侵犯，包括前登記人的侵犯。大阪高等法院說中國還不能控制前政府現在控制的地區，因此還沒有完全的繼承權。如果說，光華寮是在臺灣，我國暫時的確還不能接管，但光華寮是在日本的，作為與日本有外交關系的國家，中國完全有權要求日本對我國的國家財產給予必要的保護和排除外來的干擾。

國家有保護外國的財產的義務，臺灣當局侵犯我國光華寮的產權，日本不但不給于保護，反而接受一個無權代表中國的實體侵犯我國的產權，并把光華寮判給這個不能代表中國的實體。這種侵犯中國國家財產的行為，日本政府是應承擔國際責任的。

三、管 轄 權

10.荷花號案 法國訴土耳其

國際常設法院，1927年

【案情】

1926年8月2日，法國船荷花號（The Lotus）與土耳其船博茲-庫特號（The Boz-kourt）在公海發生碰撞。碰撞結果，博茲-庫特號沉沒，8人死亡。法船荷花號在第二天到達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現稱“伊斯坦布爾”）時，土耳其當局對碰撞事件進行調查，隨后根據土耳其法律對博茲-庫特號的船長哈森.貝和碰撞發生時荷花號上負責瞭望的法國官員戴蒙上尉進行聯合刑事審訊。君士坦丁堡刑事法院于1926年9月26日判處戴蒙拘留8天和22鎊的罰款，判處哈森.貝略為重一點的刑罰。土耳其法院對戴蒙的審訊和判刑，引起法國政府的外交抗議，法國政府認為土耳其法院無權審訊戴蒙，因為碰撞發生在公海，荷花號船員只能由船旗國法院審理。土耳其法院認為，根據土耳其刑法第6條［2］：外國人在國外作出侵害土耳其或土耳其臣民的罪行時，若土耳其法律規定該受懲罰，當此人在土耳其被捕時就要受土耳其法律懲罰。至于這個規定是否符合國際法，法院沒有考慮之必要。

兩國終于在1926年10月12日簽訂特別協定，同意將爭端提交國際常設法院解決。特別協定請求法院裁定兩個問題： “（1）1926年8月2日，土耳其船與法國船發生碰撞后，法國船荷花號抵達君士坦丁堡時土耳其法院對土耳其船的船長哈森.貝和法國船在碰撞時的值班員戴蒙上尉進行聯合刑事審訊，是否違反1923年9月23日的《洛桑合約》第15條和違反國際法原則，如果是，違反了哪些原則？

（2）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根據國際法對類似問題的處理，應對戴蒙所受的損失給予什么金錢上的賠償？”

國際常設法院受理此案后，認為此案是因博茲-庫特號是損失和8名土耳其人的遇難而起的，顯然，碰撞就是導致這次刑事審訊的主要原因，但從雙方是說明中可以看到，兩船負責人員都沒有刑事犯罪的意圖，所以這只是一件非故意殺害的案件。國際常設法院對此案進行書面訴訟和口頭訴訟，在1927年9月7日進行判決，評議時，除院長馬克思.胡伯外，12名法

官中，同意票和反對票各為6票，最后由院長投決定票通過，在1927年9月7日宣判?！驹V訟與判決】

1.訴訟主張。法國政府認為，根據1923年7月24日的《洛桑合約》第15條的規定，“在土耳其與其他締約國之間有關管轄權方面的爭端，應根據國際法原則解決?！狈▏岢鱿旅嫒齻€訴訟主張：

(1)國際法不允許一個國家單純以受害者具有其國籍為理由對外國人在國外所作的犯罪行為進行懲罰；

(2)國際法承認船旗國對船舶在公海上發生的一切事情有排他的管轄權；（3）上述原則特別適用于碰撞事件。

國際常設法院在訴訟中駁回了法國提出的上述主張，判定土耳其懲罰戴蒙的行為沒有違反國際法。國際常設法院的判決包含三個重要部分：第一部分是關于國際法和國家管轄權的理論；第二部分是關于國際法是否存在禁止國家對外國人在國外的犯罪行為進行懲罰的原則問題；第三部分是關于船旗國對公海碰撞事件是否具有專屬管轄權問題。關于法國的第一項主張，國際常設法院指出： “國際法是國家之間的法律。約束國家的法律規則來自國家在條約或在獲得普遍接受為明示法律規則表現出來的自由意志，這些規則調整著它們之間的關系，以達到共同的目的。國家的獨立是不容限制的?！?/p>

“國際法加之于國家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限制是：國家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他國領土內行使權力，不存在相反的允許性規則。從這個意義說，管轄權是具有屬地性的。國家不能在其領土以外行使管轄權，除非能從國際習慣或從條約中找到允許這樣做的規則。??” 關于國際法是否存在一個規則禁止國家對外國人在國外所作的犯罪行為進行管轄的規則的問題，國際常設法院認為這個規則是不存在的。國際常設法院指出：

“如果國際法包含一個禁止國家把其法律和法院的管轄權擴大適用到境外的某些人、財產和行為的一般性規則，如果國際法允許國家在特定的場合可以這樣做，作為對這個一般性禁止規則的例外，中國觀點才可以站得住。但當前國際法所持的觀點不是這樣。國際法不但沒有禁止國家把它的法律和法院的管轄權擴大適用在它境外的人、財產和行為，還在這方面給國家留下寬闊的選擇余地。這種選擇權力只在某些場合受到一些限制性規則的限制，但在其他場合，每個國家在采用它認為最好和最和合適的原則方面是完全自由的?！?/p>

法國認為土耳其必須能夠找出一個允許它對國外犯罪行為行使管轄權的國際法規則，法院認為在實踐上這是辦不到的，癱瘓了法院的工作，使他不能在國內行使其民事和刑事的管轄權。國際常設法院指出：

“真的，所有法律體系都認為刑法上的屬地性是很基本的，但同樣真的，幾乎所有國家都把他們的司法權力擴大到在其境外發生的犯罪行為，而在做法上又各不一樣。因此，刑法的屬地性不是國際法上的絕對的原則，這與領土主權不是完全一致的。”

國際常設法院認為：在本案中，這是在公海發生的兩只懸掛不同船旗的船舶的碰撞事件。其中一只船被認為是犯罪者，另一只船被認為是受害者。法院分析說： “對于法國提出的第一個主張，法院認為沒有考慮之必要，即使這個意見一般來說是正確的，但對本案來說，國際常設法院的看法就有所保留了。在本案中，除非國際法有條規則禁止土耳其對犯罪行為的效果發生在其船上、從而等于發生在其領土上一樣的事實耶不能考慮，那種說法才可以適用。但在上述情況下，即使犯罪者是外國人，土耳其刑法也是無可爭議的。國際法不會與這樣的規則。反之，許多主張在刑事立法上嚴格適用屬地原則的國家的法院都對刑法作這樣的解釋：犯罪者在外國領土上作的犯罪行為，只要有一個犯罪因素發生在其領土，就可被認為是發生在本國領土。??當犯罪效果發生在土耳其船上的時候，不能只因為戴蒙是在法國船上，就認為國際法有一條規則禁止土耳其對戴蒙進行懲治。法院認為，從所

謂屬地原則去看，土耳其懲罰戴蒙是正確的?！?/p>

關于法國的第二項主張。國際常設法院認為，根據國際法，在公海上，除了船旗國以外，船舶不受其他國家管轄。根據海洋自由原則，公海上是沒有領土主權的。任何國家也不能對公海上的外國船舶行使管轄。如果一只軍艦，偶然在公海上遇到一只本國船和一只外國船發生碰撞，該軍艦派官員登上那只外國船進行調查和取證，這種行為無疑是違反國際法的。但不能說一個國家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上對外國船舶在公海上作的行為行使管轄權?！霸诠Ｗ杂傻姆审w制下，在公海上的船舶就好像是在船旗國的領土一樣，但沒有理由說船旗國的權力比屬地國的權力更大?！庇纱丝梢缘贸鼋Y論說：在公海上的船舶所發生的事情必須被認為是在船旗國的領土上發生的事情?！叭绻缸镄袨榘l生在公海上，而效果落在懸掛另一國船旗的船上，或落在他國領土上，就像發生在兩國領土上的事情一樣，國際法上沒有一個規則禁止行為效果落在其船上的國家把該犯罪行為當作發生在它的領土。除非有一條習慣國際法規則規定船旗國有專屬性的管轄權，法院認為沒有足夠證據證明這個規則是存在的，無論從學者學說，或從判例都找不到這樣的規則。

反之，國家對在外國船上作出的行為根據本國法律加以處置的事例是屢見不鮮的。有些條約給船旗國保留專屬性的管轄權，那只是授予特定國家的國有船舶對公海上另一個國家的船舶的一種特殊的管轄權力，不能認為是一項明示的法律原則。法院認為法國提除的第二個主張不足以證明存在一條禁止土耳其懲罰戴蒙的國際法規則。

關于法國提出的第三個主張，法國認為公海上的船舶碰撞事件，通常由民事法院管轄，很少由刑事法院管轄。懲罰通常是由船旗國法院執行的。國際常設法院認為這個說法不確切。即使如法國代表所提到的判例，那只能認為是那些國家放棄對這類案子行使管轄，而不能認為是這些國家接受了這個義務和受這樣的習慣法規則約束。相反的事例倒是很多的。法院認為國際法上不存在船舶碰撞事件由船旗國專屬管轄的規則。就本案來說，案情的實質就是：戴蒙受到懲罰的行為是由于疏忽和過失造成的，該行為發生在法國船荷花號上，而其后果則落在土耳其船博茲-庫特號上?！斑@兩個因素在法理上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把它分割開來，這項犯罪行為就不存在了。??不給任何國家專屬管轄權，也不限制發生事情的兩只船的任何一方的本國行使管轄權，正是考慮到公正的需要和有效地保護兩國的利益。很自然，每個國家都可以行使管轄權，并作為以個整體來對待整個事件，這正是一件共同管轄的案件?！?/p>

法院的結論是：法國提出的論點是不確切的，不能產生排除土耳其對戴蒙進行懲罰的原則。必須指出：國際法不存在1923年7月24日《洛桑合約》第15條意義內的排除土耳其行使審訊的原則。由于沒有這個原則，土耳其根據國際法賦予每個主權國家的自由選擇之權進行審訊，沒有違反特別協議上所指的國際法原則。

鑒于法院對第一個主張作了否定的答復，第二個主張就沒有回答之必要了。法院判決表決時，雙方票數相等，由院長的可決票決定，判決：

（1）1926年8月2日法國荷花號和土耳其船博茲-庫特號在公海上發生碰撞后，荷花號到達伊斯坦布爾時，由于博茲-庫特號的沉沒和8名土耳其人的死亡，土耳其根據土耳其法律對碰撞發生時荷花號的值班員戴蒙上校進行審訊，沒有違反1923年7月24日《洛桑合約》第15條。

（2）土耳其沒有違反國際法，不用對其懲罰戴蒙上校一事判處金錢上的賠償?！驹u注】

本案是國際常設法院的一個很有名的案例。判決中對國際法和管轄權的概念作了相當精辟的論述，直到現在，某些論點還是常常被人引用。本案著重研究了國家的管轄權問題。國家對在其領土范圍內的一切人、物和事件（除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者外）都有屬地管轄權，國家對于本國人，不論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有屬人管轄權，這是沒有疑問的。但對于在境外由外國人所作的侵害到一國利益的行為，該國有沒有管轄權？這就有爭論了。一般來說，國

家的屬地管轄權只限于國家的領土范圍，國家的屬地管轄權只限于國家的領土范圍，國家的屬人管轄權只限于本國國民。對于外國人在外國所作的行為，國家本來是無權管轄的，但國家為了保護其重大利益，對于外國人在外國所作而危害到該國利益的行為，國家也有權行使管轄。在國際法上，這就稱為保護性管轄。在本案中，土耳其為了保護其國民的利益，對荷花號的值班員戴蒙行使刑事管轄，這在國際法上也是不應該引起爭議的。法國反對的根據有二：一是《洛桑合約》第15條，因該條規定有關管轄權問題應根據國際法原則解決，二是船旗國對在公海上發生的碰撞事件有專屬性管轄。但這兩條都不能排除土耳其行使保護性管轄。關于外國人在外國所作侵害到一國利益的行為，1887年墨西哥法院審理的卡丁案和常設仲裁法院在1897年裁決的哥斯達黎加號仲裁案作了詳細的論述。在卡丁案中，卡丁是一個美國國民，他在美國德克薩斯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涉及一個墨西哥公民的文章，他被墨西哥法院審訊和判處污蔑罪。在哥斯達黎加號仲裁案中，英國船哥斯達黎加號在公海取了荷屬東印度一只木船上的酒，被荷屬東印度當局判處盜竊罪。這些案例都說明國家是可以對外國人在外國所作的侵害行為進行管轄的。本案判決時，6名異議法官洛德、韋斯、芬萊、阿爾塔馬拉、奈荷爾姆、穆爾等都發表了異議意見。他們的異議意見可歸納為三點： 1．屬地管轄應限于行為者的所在地；

2.船舶不是領土，所謂犯罪行為效果地的比擬是虛構的； 3.船旗國的專屬性管轄是習慣國際法規則。

這些異議意見，除第一點外，已為當代國際法的發展所證實了。把船舶比喻為“浮動領土”的說法，早已為現代國際法所否定。關于船旗國對公海上的碰撞事件的專屬管轄權已為1952年的《布魯塞爾公約》和1958年的《公海公約》所肯定了。本案判決的某些論點為國際法的發展所推翻，是符合歷史的發展規律的，但不能認為本案已經沒有價值。國際常設法院的某些精辟論點，對案情的分析，特別是它在探索法律問題的那種嚴謹的態度，在國際司法實踐上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經驗。而且，就1927年時候的情況來說，國際常設法院的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

11．艾茨曼案

以色列檢察總長訴艾茨曼

以色列耶路撒冷地區法院，1961年

【案情】

阿道夫.艾茨曼（Adolf Eichmann）,德國人，曾任德國“國家秘密警察”（“蓋世太保”）猶太科首領，是德國“最后解決政策”的執行者，該政策的執行導致歐洲420—460萬猶太人被消滅。艾茨曼曾在德國、奧地利和波蘭等國參與大量殺害猶太人的活動。二戰后，1950年，艾茨曼潛逃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保安人員發現后被劫持押回以色列進行審判。阿根廷咋聯合國安理會職責以色列的行為，認為“這種行為侵犯以個聯合國會員國的主權，此種事情如果繼續發生，勢必導致國際摩擦，甚至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卑⒏]有要求吧艾茨曼交回給阿根廷處理，1960年8月3日，阿根廷和以色列兩國政府發表一份聯合聲明，解決了兩國間由于以色列國民的行動所引起的侵犯阿根廷國家主權的事件的爭議。以色列根據獨立后頒布的“懲治納粹法”，對艾茨曼進行審判并判處死刑。【審判與判決】

艾茨曼的辯護律師在辯護中稱：（1）以色列無權對一個外國人在以色列成立以前在外國所作的行為進行審判；以色列的“懲治納粹法”違反國際法并超越了以色列法律的管轄權力；

35（2）以色列用劫持手段把艾茨曼從外國押回以色列審判和判刑，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以色列地區法院認為，以色列的法律觀點是主張國內法優于國際法的。但從國際法看，以色列頒布的“懲治納粹法”和國際法的優秀傳統完全一致，這法律建筑在兩個原則的基礎上，其一是此種罪行是國際罪行，其二是此種罪行的目的是消滅猶太人。以色列法院指出：

“懲治納粹法”是以色列國會通過的法律，是法院審判艾茨曼的法律根據。此法所懲罰的罪行不僅是以色列法律規定的罪行，而且是國際法規定的罪行。此罪行侵害到整個人類，震動國際社會的良知，是違反國際法的嚴重罪行。法院不能接受認為這個法律是違反國際法的看法。法院認為這個法是完全符合國際法的優秀傳統的。

聯合國大會在1948年12月9日通過的《防止及懲治滅種罪公約》，在第六條中規定： “凡被訴犯滅種罪或有第三條所列行為之一者，應交由行為發生地國之主管法院，或締約國接受其管轄之囯際刑事法院審理之。”

這條規定不是要把滅種罪限于根據屬地原則進行管轄。如果第六條的意思是規定，被控犯滅種罪的人只能交給行為發生地的主管法院審理，該公約懲治滅種罪的目的就稱為泡影了。在我們看來，以色列懲治滅種罪的權力有兩個淵源：一是“世界性的淵源”，懲治滅種罪的權力是屬于全人類的，國際社會把這個權力授予國際社會的每一個國家；二是特殊的國內淵源，作為深受迫害的民族有權懲治這種罪行。第二個淵源是符合國際法的保護性原則的。在刑事管轄領域，不是每個國家都可以根據屬地原則對犯罪者進行懲治的，它要求有以個法律的“連接點”（linking point）。犯罪者及其罪行是要消滅猶太民族，這就是被告與猶太民族之間的連接點了。作為猶太民族的國家，最有權懲治這種滅絕人寰的罪行。

聯合國承認猶太民族應有建立自己的國家的權利，國際社會承認這個猶太民族的國家，猶太民族與以色列猶太國家之間的聯系構成國際法的一個組成部分。德國納粹分子屠殺了數百萬猶太人，幾乎導致歐洲猶太人的滅絕，這就是幸存者要建立這個民族國家的原因。我們國家有一半人是在納粹分子屠殺之前或之后來自歐洲各地，他們幾乎每一個人都有喪失父母、兄弟、妻子兒女的慘痛經歷。這是任何國家的編年史上所史無前例的，試問誰能認為在這種消滅歐洲猶太民族的罪行與以色列國家之間沒有足夠的“連接點”？辯護律師認為，在沒有公認的“連接點”的情況下，對被告的審判和懲治，就只能適用屬地原則。根據這個看法，猶太人居住在歐洲18個國家，這18個國家都有權對被告進行審判，但被殺害的那個民族的國家卻不能進行懲治，因為殺害行為不是發生在它的領土。

辯護律師還認為，保護原則對以色列的“懲治納粹法”不能適用，因為這個原則通常是保護現存國家的利益，此案涉及的罪行自愛發生時，以色列國家還未產生，被納粹殺害iad人還不是它的國民，保護原則因此就不能適用。

法院認為，辯護律師只是從一般法律的情況去看，本法是在1950年頒布的，它適用于法律頒布前五年的一個大屠殺的歷史階段。保護原則所承認應該保護的國家利益就是該法頒布時侯的現存的利益。該法的效力可以適用于以色列國家成立以前的階段。在解放的國家進行活動的許多國內法院都是在近幾年才建立的，但誰也不會認為它們無權審理在它成立以前發生的事件，也沒有哪個被告抱怨被一個在他犯罪以后才成立的法院審判。根據上述理由，被告律師的第一個辯護主張是一個被駁回的。辯護律師認為被告是被綁架到以色列受審的，這種做法本身就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法院認為，法律上有一個確認的規則：一個因違反一國法律而受審判的人，不能以逮捕不合法或把他送來審判的方式不合適為理由反對對他的審判。英國、美國和以色列的法院都一致認為：逮捕的環境、拘捕送審的方式，與對該犯人的審訊沒有什么關系，法院從來不大考慮這些因

素。如果說這構成違反國際法的問題，這問題就一個由有關國家在國際層面上進行解決。這種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構成“國際侵權行為”，解決的途徑包含兩個內容：一是侵權者負賠償義務，二是受侵權者可以用同意或默認的方式放棄求償的要求。阿根廷和以色列兩國在1960年8月3日的聯合聲明：“認為由于以色列國民侵犯阿根廷國家主權的行為而引起的事件已經結束”。認為主權受侵犯的國家已放棄了它的要求，包括放棄了把被告送回的要求和一切有關違反國際法的要求。因此，根據國際法，在1960年8月3日以后，被告就完全隸屬于以色列的管轄之下，由以色列審判和懲治。

以色列地區法院判處艾茨曼死刑。艾茨曼提出上訴，以色列上述法院予以駁回，維持原判?！驹u注】

根據《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的規定，犯有戰爭罪、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人屬于戰爭罪犯。根據聯合國大會1968年的決議，戰爭罪犯無權要求庇護和不適用法庭時效原則，艾茨曼是戰爭罪犯，應受到普遍性管轄，不受屬地原則或國籍原則的限制，任何國家都可以對他進行管轄。以色列作為猶太人的國家，最有權對沾滿猶太民族鮮血的艾茨曼進行審判。他潛逃在阿根廷長達十年之久。以色列發現后，正當的程序是要求阿根廷引渡，或請阿根廷進行審判。但以色列人復仇心切，私下把艾茨曼綁架會以色列審判，甘愿為此承擔侵權行為的責任。這做法不應鼓勵，但對其洗雪民族仇恨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以色列的行為已取得阿根廷的諒解了。血跡斑斑的戰爭罪犯是應該受到人類的正義懲罰的。

12、佐斯案 佐斯訴檢察長

英國上議院，1946年

【案情】 佐斯（Joyce），1906年生于美國，是以出生而取得美國國籍的美國人。其父本來是在英國出生的英國人，后來移居美國并加入了美國國籍。佐斯三歲時，曾隨父回愛爾蘭。1921年，佐斯回英國居住，直到1937年。1933年7月4日，佐斯偽稱是在英國愛爾蘭戈爾韋出生的英國人，向英國政府申請出國旅游的護照。他的目的是去比利時、法國、德國、瑞士、意大利和奧地利等國旅行。他取得英國護照后，離開了英國。護照的有效期是五年，護照期滿時，他在1938年9月26日和1939年9月24日兩次回英國辦延長護照手續，每次均延長一年，延長到1940年7月1日。

1939年8月24日以后的某一天（具體日期不明），他離開了英國，但他的父母、兄弟和姐妹都還留在英國。1945年，當他被捕的時候，在他身上發現一本由德國國家在1939年10月4日發的“筆記本”，從“筆記本”上得知佐斯從1939年9月18日起為柏林德國廣播公司雇傭，擔任英語新聞節目的主持人，為英國的敵人德國做廣播宣傳工作。筆記本上寫明他的國籍是英國，但沒有找到他的護照也沒有其他更多的材料。他在英國被捕時，沒有提交什么證據，只發表了一個聲明，說他在1940年取得了德國國籍，他認為，他不是自覺地處于與德國的敵對狀態，我決定離開英國，我認為沒有道義上的責任要回那個國家，我最好是申請德國國籍并在德國住下來。他被控“叛國投敵”，違反“叛國法1351”，被英國中央刑事法院”以叛國罪判處死刑。佐斯向刑事上訴法院和上議院提出上訴，均被駁回。【判決】

英國上議院法官佐威特在1946年的判決中稱：

“威廉.佐斯被中央刑事法院判以違反1351年叛國法第三條罪狀。佐斯在1939年9月18日

到1940年7月2日這段期間對英王陛下不忠，叛國投靠英王陛下的敵人，在英國境外為敵人效勞從事宣傳活動?！?/p>

“佐斯1906年生于美國。其父本是英國人，后歸化美國。佐斯在三歲時，隨父返愛爾蘭。1921年到了英格蘭，住到1939年。當時佐斯為32歲。他是在英國長大和在英國受教育的。1933年他申請英國護照，偽稱是在戈爾韋出生的英國人。他持英國護照在英國國外從事背叛英王的活動，因而被判叛國罪，并處以死刑。佐斯向英國刑事上訴法院提出上訴，他認為：（1）英國法院錯誤地判處一個外國人在外國的行為違反英國法律；（2）法官錯誤地認為上訴人在1939年9月18日到1940年7月2日對英王陛下不忠并誤導了陪審團；（3）認為上訴人持有英國護照并受到英國保護，是沒有根據的。上訴請求于1945年11月7日被刑事上訴法院駁回。

上訴人再向上議院提出上訴，他指稱：

（1）一個參加在英國居住的外國人是否可因他在英國境外作的行為被英國判叛國罪？（2）英國法院是否有權對一個外國人在英國國外作的犯罪行為進行審判？ 上議院威特法官在1946年的判決中判稱： “一個曾經在英國居住的外國人，能否因他在國外所作的行為被判叛國罪？這的確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法律問題。”

“上議院在1945年曾研究過1351年叛國法的效力和范圍問題。該法律本身可被認為是習慣法的一個宣告。該法規定：

‘如果以一個人在英國境內與英王陛下作戰，或在敵國境內（或在任何地方）投靠英王的敵人，為敵人效勞或服務，那就是犯了叛國罪’?！?“討論時意見集中在對英王忠誠的問題上。一個人是否會被判叛國罪，決定于他是否有對英王忠誠的義務。如果行為者有對英王忠誠的義務，他的行為就會構成叛國，否則就不構成叛國?！?/p>

“在英國出生的人以自然出生而有義務對英王忠誠；歸化的英國人以歸化而對英國忠誠；根據英國的普通法，出生取得的國籍不能隨便放棄。外國人住在英國的時候也要為英國效忠。當然那是有一定限度的。當他住在英國，他不能為英王的敵人服務，否則就構成叛國罪。住在英國的外國人，他本人，他的家屬都受到英國的保護，直到他們全部離開英國。一個住在英國的外國人，他和他的家屬都受到英國的保護，一旦英國與他的本國發生戰爭，如果他投向本國而與英國為敵，他就是背叛英國了?！?/p>

在本案中，佐斯長期在英國居住，在英國受教育，他向英國申請和取得了護照，后來離開英國，投靠了英國的敵人，這就是違背了對英國效忠的義務。

持有英國護照的人，不論他是英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得到英國的保護，甚至在與英國作戰的國家，他還可以通過英國委托第三國的保護，他就有義務對英國效忠。至于他這張護照是怎樣得來的，他所說明的身份是否真實，那是無關宏旨的。佐斯偽稱是在英國出生的英國人，并以此取得了英國護照。他持此護照在外國旅行，那就是得到了英國的保護，護照已經在發生作用了，即使其身份是假的，也關系不大了。他長期居住在英國，并長期得到英國的保護，就有義務對英王陛下忠誠。

在他居住在英國期間，他無論在任何場合都不能幫助英國的敵人，否則就按叛國罪處理。外國人住在英國，受到英國的保護，一旦其本國與英國處于敵對狀態，如果他站在祖國立場與英國作對，也構成對英國的背叛。外國人本人離開了英國但其家人仍在英國的，他在國外作了違反英國利益是事情，也屬于叛國行為。一個人只要他持有英國護照，他就具有英國國民的身份，他在英國或在任何地方，如果投向國王陛下的敵人，就要受到叛國罪的懲罰。不能認為英國法院對所有外國人在外國所作的犯罪行為都擁有管轄權，但對于曾長期在英國居住并持英國護照在外國犯罪的外國人，英國法院就有管轄權。

根據上述理由，上議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驹u注】

國家對本國國民具有屬人最高權，本國國民不論到了什么地方，都必須遵守本國的法律，有義務對本國效忠。本國國民在外國作出了違背本國法律的行為，他應受到本國的懲辦。這是公認的國際法規則。國籍是個人與特定國家的穩定的法律聯系，護照是國籍的證明。護照持有人就意味著享受著護照發出國的保護。佐斯偽稱是英國國民，取得了英國護照在外國旅行，他在國外是受到英國保護的。因此他就有義務對英國效忠，何況他的家人還在英國，當然更有對英國效忠的義務。二戰爆發后，他在德國為德國電臺服務，被捕時所作的聲明更表明了他是自愿為敵國效勞的，其行為已構成可恥的叛國行為。雖然他的身份是假冒的，這的確與問題的實質無關。身份雖然是假的，但護照是真的，持有該護照的人享受了權利，也就要承擔義務，他背叛了護照發出國的國家利益，就理所當然地要受到叛國罪的懲處。

國際工商業投資公司案（Interhandel Case）

案情：1942年，美國政府把在美國成立的一個通用苯胺膠片公司的幾乎全部股票收歸自己所有，其理由是這些股票歲為在瑞士巴爾注冊的國際工商業投資公司所有，實際上卻屬于德國法蘭克福的I.G.法本化學工業公司。1948年10月21日，這家瑞士公司在美國哥倫比亞地區法院發動了訴訟，但實質性問題的解決一直到1957年仍沒有進展。經過幾年不成功的訴訟之后，該瑞士公司由美國國務院告知其在美國法院的案件已經無望了。于是，瑞士政府依據美瑞士分別于1946年8月26日和1948年7月28日接受國際法院強制管轄的“任擇條款”，在國際法院對美國提起訴訟。在1957年10月2日的申請書中，瑞士政府請求法院宣告美國政府有義務吧歸為己有的瑞士國際工商業投資公司的財產交還給該公司，或者采取另一種辦法，宣告瑞士和美國之間的爭端是一項適合于提交司法解決、仲裁或調解的爭端。兩天以后沒瑞士政府請求法院指示，作為一項臨時性的保全措施，美國在這一爭端的訴訟程序尚未進行期間不應處理這批財產，特別是不應出售瑞士聯邦政府認為是其本國國民財產的國際工商業投資公司的股票。

1957年10月24日，法院發出一項命令稱：法院注意到，從向本法院提供的情況來看，有爭論的股票的出售似乎只有在尚在美國進行的司法訴訟結束以后才能實現，而這項司法訴訟并沒有迅速結束的跡象；美國政府已聲明無意在此間采取行動來確定出售這批股票的時間表，因此不需要作出關于臨時保全措施的指示。

美國政府對法院的管轄權提出了初步反對意見，認為國際法院對本案無管轄權，其根據是：（1）爭端發生在美國；（2）也發生在瑞士接受法院強制管轄之前；（3）瑞士公司沒有在美國用盡它所可能使用的當地救濟方法；（4a）按照美國的決定，（4b）按照國際法，本訴訟的事項屬于美國國內管轄的范圍。與此同時，美國最高法院于1958年否定了對國際工商業投資公司的判決，命令重新審理。

1959年3月21日，國際法院以10票對5票駁回了第一條初步反對意見；以15票對0票駁回了第二條初步反對意見；以10票對5票裁定，對第四條反對意見的第一部分無須判決，并以14票對1票否定了第二部分；但以9票對6票確認了第三條反對意見，判定：瑞士政府的請求，不論是它的主要要求還是替代要求，都是不能允許的，因為國際工商業投資公司沒有在美國法院中用盡它所可能使用的當地救濟方法。

法院判稱：美國最高法院于1957年10月4日作出了決定，準允同年8月6日國際工商業投資公司的申請，允許該公司重新參加訴訟。1958年6月16日，最高法院又做出裁決，撤銷了上訴法院重新審理此案。因此，瑞士公司得以再次在美國法院根據有關法律尋求合適的不就和歸還它的財產。目前，在美國法院進行的上述仍在繼續，本法院必須考慮由此產生的39 局面。法院認為，在提起國際訴訟前須用盡地方救濟已構成習慣國際法的一條確定的規則，這條規則在實踐中得到了普遍遵守。在訴諸國際司法前，國際不法行為發生地國家應該有機會在其本國司法體制中通過自己的手段予以補救。當國內訴訟正在進行，如本案的情況，國際國內兩個訴訟——瑞士公司在美國法院訴訟瑞士政府在國際法法院訴訟——主要的目的在于取得同樣的結果，即歸還被美國政府沒收的瑞士公司的財產，這條規則更應該遵守。瑞士政府對國際司法訴訟只有在用盡地方救濟后才能提起這條規則不表示疑義，但它爭辯說，本案屬于這條規則本身賦予的一種例外情況。法院認為，它不必詳述瑞士政府關于美國政府已承認瑞士公司在美國法院已經用盡了何時了的救濟方法的斷言。的確，美國政府的代表在數個場合表述過著這種意見，尤其是在1957年1月1日美國國務卿照會的附件備忘錄中。但是，這種意見是基于一種以證明為是無根據的觀察。事實上，國際工商業投資公司案正在美國法院獲得進展。

瑞士政府提出其他反對第三條反對意見的考慮，要求法院給予審查。

首先，它抗辯說，用盡地方救濟的規則在本案不能適用，因為對瑞士公司采取的措施并不是由美國政府的下級機關而是美國政府自己所為的。但是，法院認為必須給予下列事實以決定性的重要意義，即：美國法律向那些認為自己被為執行“與敵國交易法令”而采取的措施剝奪了權利的人提供了反對性質機關，包圍自己權利的足夠的補救。

瑞士政府號抗辯說，在根據“與敵國交易法”所進行的訴訟中，美國法院沒有做出符合國際法的判決。美國最高法院1958年6月16日的裁決，沒有提到什么國際法問題，而這些問題，按照瑞士政府的觀點，構成目前的爭端的主要問題。但費用認為，美國法院的判決表明，美國法院有能力在需要時適用國際法。在本案，當爭端提交國際法院時，在美國法院的訴訟還未進入審理實質性問題的階段，在那個階段，國際法上的考慮可以被優先援引。

——編譯自畢曉普：《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62年英文第3版，第808—810頁。

【評

注】：

本案是在國際司法實踐中確認未用盡地方救濟構成國際性法庭的管轄權提出異議的有效理由的重要判例。

國家為了保護其國民或法人而在國際法庭提起訴訟，需要具有兩個條件：一是被其保護的個人或法人具有該國國籍，這個國籍必須是遭受侵害時起直至得到外交保護時為止一直存在的（關于請求國籍參見有關國籍法諸案及其評注）；二是被保護著應首先在受到損害的國家內用盡可以利用的國內法救濟程序；否則，被告國可以以未用盡地方救濟來反對原告國的起訴，而原告國將因此而敗訴。這是國際訴訟程序的一項基本規則，本案的判決也確認了這一規則。但是，必須指出，未用盡地方救濟規則只是程序性的而非實質性的，它只構成暫時的程序上的障礙。一旦用盡了地方救濟仍得不到滿意的結果，或者證明進一步的地方救濟已毫無意義，原告國仍重新發動國際訴訟。參見本部分芬蘭輪船主求償案。

安巴蒂洛斯仲裁案（Ambatielos Arbitration）

案情：1919年，希臘船主安巴蒂洛斯同英國政府訂立了一份從英國購買船舶的契約。安巴蒂洛斯聲稱，由于英國政府未履行合同義務，沒有在約定時間交付船只，并由于英國政府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對他作出了若干判決，結果使他遭受了損失。希臘政府代表安巴蒂洛斯

向國際法院提出訴訟，請求國際法院宣布：根據英國與希臘之間1886年和1926年的兩項條約，英國有義務同希臘合作把這一爭議交付仲裁。國際法院在1953年5月19日關于實質問題的判決中認定英國有義務將爭端交付仲裁。

1956年，由埃爾法諾、貝格等五人組成的仲裁委員會對安巴蒂洛斯做出了裁決。仲裁委員會駁回了希臘的請求，其中特別強調了安巴蒂洛斯為用盡地方救濟。委員會認為，英國政府所依據的規則在國際法上是久已確定的，對此希臘政府也未提出反對。這一事實表明：在為個人遭受的損害而提起的國際訴訟中被訴的國家，如果該個人沒有首先用盡侵害國國內法中適合于他的所有救濟方法，有權抵制這一訴訟。在爭訟的問題提交國際法庭以前，被告國有權要求充分利用其他地方救濟。為了成功的阻止國際訴訟，被告國必須證明，在它的國內法制度中尚有未被當事人使用的救濟手段。但是，在學術著述和司法判例中，不足以證明須適用用盡地方救濟這一規則。不可能矯正情勢的救濟，不能被被告國援引來對抗國際訴訟。

希臘政府主張，在本案，英國法院提供給安巴蒂洛斯的救濟是無效的。因此，用盡地方救濟規則不能適用。

仲裁委員會指出，地方救濟 的無效性可能明顯的源于國內法本身，例如，上訴法院無權重新考慮初審法院據以作出判決的事實，并因此無法獲得任何補救，就是屬于情這種況。然而，進一步說，一般認為，適當的救濟的無效性也可能源于在使用這些救濟時無獲得任何補救的情況。實質的問題是，這些救濟即使被訴諸也將被證明是毫無用處的。英國政府援引來對抗希臘政府起訴的事實是：

1、在1922年英國初審法院進行的訴訟中，安巴蒂洛斯未能傳喚一個重要的證人，即與他進行締約談判的拉英少校出庭作證。據稱，這個證人的證言對案件的審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根據英國法律，安巴蒂洛斯有權要求拉英少校出庭作證。因此，安巴蒂洛斯由于未這樣而敗訴，屬于未用盡適合于他的地方救濟。

2、安巴蒂洛斯在上訴被上訴法院駁回后，未再向英國上議院上訴。委員會認為，無疑，用盡地方救濟包括使用對矯正受害人所控告的局面必不可少的程序手段。地方救濟不僅包括法院和法庭，還包括國內法中規定的訴訟程序便利。在國家作為其國民的保護人在國際法庭提出請求前，被告國國內法規定的整個法律保護制度都應受到檢驗。委員會認為，未使用某種程序手段只有在如果使用了這種手段將對訴訟產生實質性影響的情況下，才能被接受為構成用盡地方救濟的一種缺陷。

仲裁委員會最后裁定：安巴蒂洛斯未用盡英國法上的救濟手段；希臘的請求應被駁回。

——編譯自哈里斯：《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79年英文第2版，第493-496頁。

【評

注】：

參見國際工商業投資公司案

芬蘭輪船主求償案（Claim of Finnish Ship-owners）

案情：屬于芬蘭國民所有的13艘輪船在1916年至1917年期間被英國政府用于戰時運輸。戰后，芬蘭船主未能從英國當局得到使用這些船只的報酬和損失了其中3條船的賠償。1920年芬蘭政府代表本國船主向英國政府提出求償要求，但英國政府拒絕了這一求償要求。于是，根據英國1920年處理征用船只使用或損失的報酬或賠償問題的“賠償條例”的規定，芬蘭

輪船主在英國海上運輸仲裁局對英國國王提起了訴訟。海上運輸仲裁局在1926年的判決中拒絕給予芬蘭船主以補償。該仲裁局認為，這些船只已被前俄國政府或代表前俄國政府征用；英國使用這些船只是根據英俄間的一個雙邊協定，因此，不能給予船主以補償。芬蘭船主對仲裁局的判決沒有上訴，雖然“賠償條例”有允許上訴的規定。芬蘭政府在抗辯中特別強調不存在外交求償的基礎，因為這些船主未用盡英國法上的補救措施。芬蘭在反駁說，仲裁局的裁決已把補償問題歸結為一個事實問題，即是否俄國或英國已經征用了這些船只，因此不可能有成功的上訴。按照國聯興行政院的建議，雙方當事國同意將芬蘭船主是否已用盡英國法上的救濟手段的問題提交仲裁。

1934年，仲裁人阿爾戈特2巴格對上述問題作了裁決。仲裁人指出：

芬蘭政府主張，即使存在對仲裁局裁決進行上訴的權利，這種權利也是虛幻和無效的。由于仲裁局對事實作出的判決，使得任何上訴注定是要敗訴的。因此，未進行上訴不能被視為是在國際法的意義上未用盡地方救濟。芬蘭政府對于該國際求償存在著某種訴諸國內管轄權的理論上的可能性不提出異議，但認為，地方救濟必須是實際可行的、有效的和足夠的。“有效的”這個術語的意義幾乎排他的和法院或法律是否履行了國際法的要求的問題聯系在一起。無法院可以提起訴訟，就不需要用盡地方救濟，正如博查德指出的那樣，在訴諸外交手段前，必須用盡地方救濟的規則隸屬于一個重要的條件，即地方救濟對取得補償是有效的。還有一種情況是，并非沒有法律或法院的案件，而是救濟對于求償者來說是無效的，如捕獲法院審理的案件。捕獲法院的判決屬于終審判決，不得上訴，因此也就不存在沒有法律或法院的問題，而只是在實質性問題上請求失敗并且無上訴希望。芬蘭政府明確宣布，它不認為在本案存在英國法或英國法院沒有履行國際法要求的問題，但是它斷言，對于芬蘭船主的地方救濟一是不可能的。首先，按照英國“賠償條例”的規定，芬蘭船主損失的船只不能得到賠償；第二，由于該條例的有關條款規定上訴只能就芬蘭問題提出，而不得就事實問題提出，芬蘭船主取得補救的唯一渠道已被堵死，因為仲裁局的裁決是對是否俄國或英國是否已經征用了了這些船只這一事實做出的，而對事實問題的裁決是不得上訴的。因此，芬蘭政府認為已不必上訴，因為無適當的根據使它相信上訴可能會獲得成功。

芬蘭政府向英國政府提出國際求償要求并不是基于英國法院拒絕芬蘭船主的求償要求這一事實是違反了國際法，它所堅持的是，征用芬蘭船只而不與補償，是違反國際法的，須承擔國際法上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用盡地方救濟規則只起到這樣一種作用，被告國有權首先通過以自己的方式訴諸司法，履行它的義務；它也可以在自己的費用對求償要求所涉及的事實和法律問題進行調查和裁決。在此基礎上，評價它的國際責任，作出滿足或拒絕求償的決定。

芬蘭和英國都認為，被控告的行為可能是違反國際法的，但必須先訴諸國內法院；這些行為必須是被告國政府官員所為，因為根據國際法，國家對私人的行為無直接的責任。芬蘭政府認為，本案就是屬于這樣一種案件。

仲裁人認為，雙方當事國主張的是一個權利，這表明用盡地方救濟規則是適用的。在一個據稱是對被告國政府最初的違反國際法的行為進行訴訟的案件中，原告國必須首先訴諸被告國的國內法院，向法院提出所有的法律主張和證據，由法院進行調查和判決，直至該國法律允許的最高審級。這也給予被告國政府已自己的、通常的方式公正評判的可能。仲裁人最后裁定：對英國海上運輸局的裁判進行上訴對改變判決結果是無效的，也沒有適合于芬蘭船主的其他補救方法，芬蘭船主已用盡了英國法上的救濟手段。

——編譯自亨金等：《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80年英文第2版，第703-705頁。

【評

注】：

關于在為受損害的個人或法人提出國際請求之前，該個人或法人必須在被控國的費用中用盡地方救濟的問題，參見國際工商業公司案和安巴蒂洛斯案。本案涉及的是用盡地方救濟的一種例外情況，即如果事先很清楚當地法院不可能給受損害的個人提供足夠的補償，也就是說地方救濟顯然是無益的話，就沒有必要用盡地方救濟。本案的裁決確認了地方救濟必須是實際可行的、有效的和足夠的這一觀點?？磥恚@可以說是用盡地方救濟規則本身的一項內容。在國際求償案中，判斷是否已用盡地方救濟的權利屬于國際法庭而不屬于當事各方，雖然當事方有權提出自己的證據，主張已經或未用盡地方救濟。

交易號訴麥克法德恩案（The Schooner Exchange v.McFaddon）

案情：這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于1812年審理的一起涉及國家及其財產豁免原則的重要案例。交易號原是一艘美國公民擁有的船舶，于1810年在公海上被法國部隊捕獲，未經捕獲法院就被沒收，以后成為法國的一艘公船，取名巴拉烏。由于偶然的原因，巴拉烏號進入了美國賓夕法尼亞港。于是該船的原所有人在聯邦地區法院突起訴訟，要求法院將原交易號船判歸他們。法國方面沒有人出庭月靈素，但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檢察長代表美國政府向法院作了陳述，檢察長證明美國和法國目前正處于和平狀態，巴烏拉好是一艘法國國王的公船，由于惡劣的天氣被迫進入賓夕法尼亞港，并由于法院的訴訟而被阻止離去。檢察長指出，即使手里設立上這艘船是從原告手中非法奪取的，該船的所有權還是從沒收之日起撞到了法國國王手中。因此，他要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起訴，釋放巴拉烏號船。地區法院駁回了原告的起訴。原告上訴到聯邦巡回法院，巡回法院否敵國了地區法院的判決。于水利案件提交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聯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馬歇爾判稱： 一國在其領土內的管轄權是排他的和絕對的，但它可以自我加以限制。這種類似于主權象征的完全是和絕對的管轄權并不要求將外國主權者和他們的統治權利作為其管轄權的客體。一個主權者在任何方面不從屬于另一個主權者，他負有最高的義務不把自己或其主權權利置于另一主權者管轄之下，從而貶損其國家的尊嚴。因此可以假定，一國主權者進入外國領土只能是根據明示的許可，或者根據信任，即屬于他的獨立國家的豁免已被默示保留并擴大適用于他本人。

主權者的這種完全是平等與絕對的獨立，以及促使他們相互 交往和彼此通好的共同利益引起了這樣一個結果：每個主權者都被認為放棄行使其完全排他的領土管轄權的一部分，而這種管轄權一直視為是獨立國家的特征。首先，主權者被允許享有在另一國領土內不受逮捕或拘留的豁免；其次，同樣的原則也適用于外國大臣；再次，一國主權者在允許外國軍隊通過其領土時，放棄其領土管轄權的一部分。

法院斷定，給予外國軍隊通過領土的特許必須是明示的，不能僅僅是默示。但是，涉及外國船舶的情況則應適用于不同的規則。如果不存在禁令，友好國家的港口被認為是對與她保持和平關系的國家的公船開放的，它們可以進入這些港口；如果允許的話，還可以留在那里，并受到當地政府的保護。法院認為，當在一國的外國私人可以與該國居民毫無差別的混合在一起，或者當外國商船為貿易的目的進入一國領土，若不要求他們暫時服從當地法律，隸屬于該國倫敦管轄，顯然對社會是不利的、危險的，很可能使法律遭到不斷的違反，行政管理遭到破壞。

但是，對于公用的武裝船只，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種船只構成本國武裝部隊的一部分，43 依主權者的命令行動，為國家的利益服務。主權者有許多強有力的動機防止這些利益由于外國的干預而不能實現，這種干預必然會影響他的權力和尊嚴。因此，在本法院看來，允許外國軍艦進入友好國家的港口，可能應適應的解釋為包含了不受該國管轄的豁免。在該國領土內，它有權要求得到友好的待遇。

根據各國一致同意的原則，外國人須隸屬于所在國法律的管轄。但在實踐中，各國并沒有將各自的管轄權給予許可進入各國的外國軍艦。

在君主的私人財產與支持君主權力、維護國家尊嚴和獨立的武裝部隊之間有著顯著的區別，這一點是完全可以確定的。一國君主，在外國獲得私有財產時，該項財產可能要隸屬于財產所在國的管轄，他本人也可能被認為放棄了君主身份而視同私人以牙膏；但對于武裝部隊的一部分則不能如此推論。

在本法院看來，作為一項公法原則，外國軍艦進入對它們開放的友好國家的港口，應被視為經該友好國家的同意而免受其管轄。支持這種觀點的證據來源于一國司法權無力強制執行這類案件的判決；；來源于一國君主的權力足以對另一國君主所為的非法行為進行報復的考慮。這類非法行為足以對另一國君主所為的非法行為進行報復的考慮。這類非法行為產生的問題是與其說是法律問題，不如說是政策問題，它們對于外交交涉來說具有更大的分量，能引起更嚴重的關切。法院判稱，如果上述論據是正確的，那么巴拉烏號作為一艘為與美國處于和平狀態的外國君主服務的軍艦，依據允許外國軍艦進入友好國家港口的一般原則，進入了對它開放的美國港口，必須認為是得到了進入美國領土的默示許可，如果它以友好的方式行事，應該享受管轄的豁免。

巡回法院的判決被撤銷，初審法院駁回起訴的判決被確認。

——編譯自亨金等：《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80年英文第2版，第491-493頁。

【評

注】：

國家豁免權觀念，在13、14世紀便已提出。在拉丁格言中把這一原則表述為：“平等者之間無管轄權”。到19世紀時，這一觀念正式以國家及其財產豁免原則在國際法理論與實踐中得到普遍承認。本案是承認這一原則較早且較有名的一個判例。但是，在國家豁免原則的具體適用上，特別是在其適用的限度的問題上，國際法理論存在著較大的分歧。一般的說，英美國際法學者曾長期吃絕對豁免論，即不論涉及外國國家的行為和財產的性質如何，一律應享受司法豁免；歐洲大陸的有些學者則主張有限豁免原則，即把國家的行為案齊性質分為主權行為和非主權行為，而只承認前類行為享受司法豁免。法學家的觀點大多反映本國的實踐，因而在司法實踐中，英美一向奉行覺獨立豁免主義，而歐洲大陸的一些國家則采用有限豁免主義。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種種原因，英美方面也逐漸傾向于主張有限豁免。參見下一案。

勝利運輸公司案（Victory Transport Inc.v.Comisaril general de abastecimientos Y transports）

案情：本案是美國聯邦第二巡回法于1964年審理的一起涉及國家豁免問題的上訴案。上訴者（本案的被告）系西班牙商業部的一個下屬機構，租用了被上訴人的勝利運輸公司（原告）的一艘船，運輸在美國購買的小麥區西班牙港口。租船協定規定，如發生爭端，應在紐約進行仲裁。這艘在西班牙港口卸貨時遭到損害。據稱該港對停泊這樣規格的船舶是不安全

的。租船方拒絕給予賠償或提交仲裁。勝利運輸公司隨即在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判決進行強制仲裁。訴訟文書根據法院的命令通過郵寄送達被告在梅吉德的辦事處。被告認為這種送達時無效的，并要求法院駁回原告要求強制仲裁的請求，因為被告享有主權豁免，美國法院對本案沒有管轄權。地區法院駁回了被告的抗辯，裁定法院對本案有關系安全，并判決原告勝訴。被告上訴到美國聯邦第二巡回法院。

巡回法院判稱：上訴人的首要抗辯是，作為西班牙主權政府的一部分，沒有它的同意，不能在美國法院被訴。的確，存在著許多有影響的判例支持這種抗辯，因為外國主權者享有不受美國發言管轄的豁免在美國已有很久的歷史。主權豁免原則起源于君主主權的時代——一個認為國王不會有錯，一國君主對另一國君主行使權力意味著敵對的時代。那個時代過去后，主權豁免被法院保存下來，主要是為了避免可能給負責對外關系的國家機關造成麻煩。然而，由于主權的性質和職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保留主權豁免原則的觀點就相當成問題了。對個人權利和公正道德的日益增加，導致許多國家放棄了絕對主權豁免原則，改而支持限制限制豁免原則。

法院引用了1926年布魯塞爾公約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與有關國家締結的若干商務條約以及1952年的“泰特公函”。然后，法院討論了在涉及主權豁免的案件中，法院有遵循美國國務卿建議的義務?！疤┨毓泵鞔_指出，國務院的政策是不給外國國家在涉及國家的私行為或商務行為的訴訟中以管轄豁免。但是，“泰特公函”并沒有提供劃分國家的公行為和私行為的標準。法院和學者也沒有提出任何令人滿意的標準。有人提出以交易的性質為標準，只把不能為個人所為的行為歸入國家主權行為的一類。雖然這個標準相對來說比較容易應用，但是它有時會產生相當驚人的后果，如把位軍隊購買軍鞋，建立防衛工事，或為大使館租賃房屋等行為視為私行為。而且這種標準僅僅是延緩了困難，使許多學者宣稱這種區分是不切實際的。然而，聯邦最高法院已表明，當國務院在特定案件中對豁免問題保持沉默時，法院有責任自己決定給予該外國國家以豁免是否與國務院所接受的原則相一致。既然國務院已公開宣布它堅持上述區分，本法院必須在本案中予以適用。除嚴格意義上的政治或公共行為外，本法院將否認不被國務院承認和許可主權豁免要求。這些行為一般限制在以下幾種：

（1）諸如驅逐外國人出境此類的國內行政行為；（2）國家的立法行為，如規劃法令；（3）關于武裝部隊的行為；（4）關于外交事務的行為；（5）關于政府貸款。

本法庭不認為國務院采用的有限豁免原則要求在這些有限的種類外，將個人訴訟當事人的利益獻給國際禮讓。如果國家的外交政策需要擴大給予豁免的種類，國務院可以向法院提出建議，如果外交政策需要壓縮給予豁免的種類，國務院同樣可以發布新的政策公告。上訴人租賃船舶運輸小麥的行為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公行為或政治行為，除了由美國政府提供資金，允許用比塞塔（西班牙貨幣單位）付款，西班牙公司極像一個私人購買者。本法院的結論是，在本案，把西班牙國家公司的行為視為國家的事務權行為比統治行為更為合適。這個結論得到了那些采取限制有限豁免原則國家的實踐的支持。雖然這些國家法院的實踐有某些不盡一致的地方，但是它們都把政府下屬部門所從事的買賣交易，特別是轉賣給本國國民的購買行為視為商業行為或私行為，法院最后判定，西班牙公司購買小麥的行為不在享受豁免之列，上訴應被駁回。

——編譯自亨金等：《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80年英文第2版，第491-493頁。

【評

注】：

關于國家豁免原則可參見上一案評注。

隨著國家直接參與經濟和商業活動的情況日趨增加，限制國家豁免權的理論與實踐也逐漸抬頭。在美國，1952年的“泰特公函”正式主張把限制豁免的觀點上升為政府政策。本案的判決被被認為在表明美國在主權豁免問題上的立場轉變方面，較之泰特公函更為顯著。1976年美國《主權豁免法》和英國1978年《國家豁免法》采用了有限豁免原則，但仍然未否定國家主權豁免是國際法上的一項普遍原則。因此，雖然限制豁免的理論，在若干國家愛的立法和判例中已有反映，但國家豁免權這個早已確定的國際法普遍原則，仍然是目前所有國家所承認的。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限制豁免在當前只是某些國家國內法上的一項制度，它并不能成為約束各國的一項國際法制度。

德雷利訴捷克斯洛伐克案（Dralle v.Czechoslovakia）

案情：這是奧地利最高法院1950年審理的一起涉及國家及其財產豁免的上訴案件。

德國德雷利化妝品商行從1910年以來一直在波西米希亞設有一分行，該分行是德雷利商行在奧地利銷售產品使用的商標的注冊人。波西米亞后來成為捷克斯洛伐克領土的一部分。1945年，這家分行被捷克斯洛伐克國有化。國有化后的商行要求獲得在奧地利注冊的商標所有權，主張在任何場合它都有使用這類商標。為此德雷利商行在奧地利地方法院起訴并獲得勝訴。被告在上訴被上訴法院駁回后，又上訴到奧地利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認為，鑒于本案涉及國際法問題，法院必須審查文明國家法院的實踐，從中發現是否能得出統一的結論。這僅僅是一種確定是否存在這樣國際法原則——外國國家即令是在屬于私法領域的訴訟中也不能在外國法院成為被告——的方法。法院的判決列舉了一些國家的實踐：那不勒斯上訴法院1886年3月27日的一個判決，首次闡述了外國國家對純屬私法領域的事務不得主張豁免的觀點。此后不久，佛羅倫薩上訴法院遵循了這個判例。羅馬上訴法院1893年7月1日和10月12日的判決采用了同樣的原則。法院接著提及了意大利采用豁免的一些較新的判例以及瑞士、埃及等國法院采用上述原則的判決。在原則上承認絕對豁免的國家有德國、美國、英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葡萄牙法國等國。法院回顧了希臘、羅馬尼亞、巴西等國法院采用的對國家豁免采取限制原則的一些判決。

法院認為，從以上概觀可以看出，目前絕對豁免原則已不再得到普遍承認，因為不同的文明國家的多數法院都否定外國國家在屬于私性質的事務方面享受豁免，特別是那些堅持傳統原則的國家也作出了某些例外的判決。法院以1923年大不列顛帝國經濟會議通過的一個決議為例作為證明。該決議明確指示，一國在另一國從事貿易活動的不得主張稅收豁免。同樣的建議也存在于1927年在日內瓦召開的世界經濟會議的報告中。在國際條約中，也有一些不承認國家的事務權行為享受豁免的例子。本法院認為，傳統的絕對豁免原則已不再與目前的法律實踐相一致。法院聲稱，既然在國家豁免這個問題上沒有統一的理論和實踐，本法院必須考慮適用一般法律原則，因為一般分類原則被認為是國際法的淵源之一。法院在審查了眾多不同國籍雪之先河的觀點后得出結論說，在這個問題上，顯然不存在適用的一般分類原則。因此，它不再認為根據國際法，國家事務權行為可以免受外國的管轄。是國家事務權行為隸屬于一國的管轄權是基于國家從事商業活動的發展。傳統的國家豁免原則

產生時，國家在外國所為的商業活動斗魚政治活動相聯系，它或者是為在國外的外交代表購買用品，或者是為戰爭目的購買軍事物資，所以沒有理由對私行為和主權行為區別對待。然而，現今的情況則大不同了，國家不但從事商業活動，而且就像本案所顯示的，還與本國國民和外國國民進行競爭。因此，傳統的豁免原則已失去意義。綜上所述，發炎對本案關于管轄權的爭論只能給予肯定的回答。

——編譯自《國際法報告》，1950年，英文版，第155頁。

【評

注】：

參見交易號蘇麥克法德恩案和勝利運輸公司案的判決及評注。

某些挪威公債案（Certain Norweign Loans Case）

案情：某些挪威公債曾于1885年至1905年期間在法國發行。這些公債債券上載有用黃金或用可兌換好幾年的貨幣以及用各種國家貨幣計算的再無的數額。自從挪威停止其貨幣兌換黃金以后，這些公債便只用挪威的克朗償還。為此法國政府出面支持本國債券持有人的要求，于1955年7月6日向國際法院提出請求書，請求國際法院宣布：債務的清償應當是，在息票償付之日償付息票的黃金價值，并在償清債務之日償付應償清的黃金價值。此后，法國政府在它的備忘錄和關于管轄權的答辯中堅持了這項全球。

法國政府明確將援引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六條第二款以及挪威和法國分別于1946年12月6日和1949年3月1日發表的接受國際法院強制管轄的聲明，作為國際法院對本案的當事國挪威有管轄權的法律依據。

1946年12月16日挪威政府聲明：“在它與接受同樣義務的其他國家之間，即以對等為條件，挪威政府接受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強制管轄，無需特別協定。本聲明自1946年10月3日生效，為期十年。”

“本聲明不適用法國政府認為在本質上屬于其國內管轄之事項?！?/p>

1956年4月20日，挪威政府對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提出了四條初步反對意見，其中包括：挪威政府認為法國提交法院的爭端事項處于挪威國內法排他的管轄范圍之內，不屬于法院規約第三十六第一款規定的爭端；根據法國聲明中所作的保留，國際法院對本案無管轄權。挪威政府在說明了公債契約受國內法支配后，接著指出，如果還有什么疑義的話，挪威將提出法國聲明中的保留問題。鑒于對等原則，這在法院規約第三十六條第二款和聲明中都有明確表示，對法國政府，挪威不受比法國政府作出的承諾更寬的義務的約束。

國際法院在考慮挪威的上述反對意見時，回顧了法國聲明中的保留條款，即“本聲明不適用于法國政府認為在本質上屬于其國內管轄之事項?！?法院認為，提交本法院的案件系以法院規約第三十六條第二款和挪威、法國接受國際法院強制管轄的聲明為依據，因此，法院的管轄權取決于依據規約第三十六條第二款，在對等的基礎上所作出的聲明。既然問題涉及兩個單方聲明，那么只有在這些聲明彼此一致給予法院以管轄權的范圍內，本法院才有管轄權。法國政府接受法院強制管轄的范圍要比挪威窄，因此，雙方當事國的共同只存在于法國保留條款表明的較窄的范圍之內。法院援引了常設國際法院和本院的實踐，重申了這種確定管轄權的方式。

挪威政府的聲明沒有插進任何類似于法國聲明中的保留了條款的內容，但是，根據對等原則，挪威政府有權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援引法國聲明中所包含的保留，把它認為本質上屬于國內管轄的爭端排除在國際法院的強制管轄之外。

如上所述，法國的請求書是以兩國聲明為基礎的，法院只能在這個基礎上確定管轄權，而不能尋找別的管轄權根據。

國際法院認為它不應該審查法國的保留是否符合它所承擔的法律義務，因為對保留的效力雙方當事國均無異議。顯然，法國完全堅持它的聲明，包括保留條款，而挪威則援引了這種保留。因此，存在著雙方當事國共同一致的關于法院管轄權的保留的根據。法院承認了法國保留的效力。

鑒于對等原則，國際法院判稱：挪威政府援引法國1949年3月1日聲明中保留的條款，這種保留排斥國際法院對法國政府提交的爭端的管轄權，法院沒有權利受理法國提出的訴訟請求。

因此，國際法院于1957年7月6日以12票對3票作出裁定。本法院對1955年7月6日法國政府提交法院裁決的爭端無管轄權。

——編譯自《國際法報告》，英文版，1957年，第99-100頁。

【評

注】：

國際法院的訴訟管轄限于國家之間的爭端并以各當事國的同意為其管轄權的基礎。成為法院規約的當事國并不等于當然接受法院的管轄，各國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接受它的管轄。通常稱為“任擇條款”的法院規約第三十六條

（二）規定：“本規約各當事國得隨時聲明關于具有下列性質之一切法律爭端對于接受同樣義務之任何其他國家，承認法院之管轄為當然而具有強制性，無須另訂特別協定：（子）條約解釋。（丑）國際法之任何問題。（寅）任何事實之存在，如經確定即屬違反國際義務者。（卯）因違反國際義務而應予賠償之性質及其范圍?！苯刂?986年底止，有46個國家接受了法院的所謂強制管轄，約占規約當事國的30%。但大部分接受強制管轄的國家附有一定的保留，其中最為重要的保留由保留國自己決定的，稱為“自定式保留”。在本案，勞特派特法官認為這種保留是無效的。然而，大多數法官適用了這項保留，因為訴訟雙方都未住在它是無效的。本案一個有趣的特點是，自定式保留包含在原告國的聲明中，而被告國成功的援引了這一保留，這就是所謂的對等原則，即接受法院的強制管轄以接受同樣的義務為條件。一國不能受惠于任擇條款，除非它接受了同樣的義務。相互原則在本案的適用，連同法官對自定式保留的批評，導致原先將這種保留寫進聲明書中的幾個國家放棄了該項保留，但有一些國家仍然堅持自定式保留。

四、國家主權豁免 13.交易號案

麥克法登訴交易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812年

【案情】

交易號本是兩名美國公民擁有的私人船舶。該船于1810年，在公海上被法國國王拿破侖的軍官拿捕，拿捕后沒有經過捕獲法院審判就被法軍沒收并成了法軍的公船，改名為“巴拉烏號”。1811年，該船遇難進入美國賓夕法尼亞港。原船主在美國聯邦地區法院起訴，要求法院將該船扣押和判還給他們。地區法院受理此訴訟后，法國沒有出庭應訴。美國檢察長代表政府出庭陳述，它認為巴拉烏號雖然是被非法奪走的，但已成了法國的公船了，建議法院釋放該船。地區法院遂駁回原告的起訴。原告上訴到聯邦巡回法院，巡回法院否定了地區法院的判決。原告再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在1812年作出判決。判決肯定巴拉烏

號應享受主權豁免，判決撤銷巡回法院的判決并肯定地區法院的判決?！驹V訟與判決】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馬歇爾在判決中分析了兩個問題： 1.國家的屬地管轄權問題。馬歇爾法官指出：

“國家在其領土范圍內的管轄權必須是絕對和排他的。只有國家自己才能加以限制。任何來自外界的限制，都意味著是對主權的削弱。??” “世界是由擁有平等權利和獨立地位的主權者組成的。主權者之間的互相交往，彼此交換人類所希望和要求的友好幫助，促進主權者的共同利益，所有主權者都同意一旦遇到特殊情況的時候，在實踐上放寬一下主權授予他們在其領土范圍內的絕對和完全的管轄權。??” “主權者完全的平等和絕對的獨立，以及共同的利益，驅使它們彼此間相互交往、互相提供友好的幫助，出現了一些情況，使每個主權者都明白：它們完全和絕對的屬地管轄權是需要放棄一部分的，那就是：

（1）主權者本人在外國領土不受逮捕或拘留；（2）外國使節享受豁免；

（3）外國國王的部隊可以在其領域內通過。”

馬歇爾法官認為，國家的屬地管轄權是絕對的、完全的，除非國家自己愿意，任何外界無權迫使國家接受對其屬地管轄權的限制。主權豁免原則是從國家主權原則產生出來的。主權國家為了進行友好的國際交往，未來互相尊重彼此的主權，必須放棄其屬地管轄權的一部分，這就必須互相給予主權豁免。國家行為和國家財產不受外國法院的管轄，這是國際法上早已確立的國際法原則。

2.外國公船享受國家主權豁免。馬歇爾法官指出： “軍艦是一國武裝部隊的一部分，軍艦是直接或間接在主權者領導下活動的，是為國家目的從事活動的，??當軍艦進入友好國家的領土，并在磁流體內需求幫助的時候，應認為可以免除主權者對它的管轄。

交易號被法國軍隊收沒后，被編入海軍編制，成了法國的軍艦，它進入美國港口尋求幫助，在美國領土內應享受國家主權豁免。聯邦最高法院根據這個理由，撤銷巡回法院的判決并肯定地區法院的判決?！驹u注】

本案反映了19世紀初期的國家主權豁免理論。當時，國家主權豁免已獲得普遍接受。國家主權豁免被認為是從國家獨立、主權、平等等基本原則引申出來的一項重要的國際法原則。國家行為和國家財產不受外國法院管轄。任何國家的法院不得受理以外國國家為對象的訴訟。國有船舶非經國家同意，不得成為扣押或訴訟的對象。主權豁免是國家從國際交往的需要自愿接受的對屬地管轄的限制。19世紀以來，國家主權豁免一直被認為是一項絕對的規則。這規則到19世紀后期就被普遍接受了。本案是遵循絕對豁免規則的重要案例。交易號在公海上被拿破侖的軍艦拿捕，未經捕獲法院審判就被沒收，應認為是非法的，但既然已成了外國的軍艦，對該軍艦進行扣押或起訴當然是不應該的。至于該船被拿捕是否合法，法院就沒有必要追究的必要了。本案例通常被認為是說明國家主權豁免和遵循絕對豁免原則的傳統案例。

14．比利時議會號案 戴玲號訴比利時議會號 英國上訴法院，1880年 【案情】

“比利時議會號”（The Parlement Belge）是一艘比利時船舶，根據英國國王與比利時國王在1876年簽定的《郵政通訊條約》，受雇在奧斯坦德和多佛爾之間運送郵件，條約規定該船作為軍用公船，享受外國軍用公船的待遇。該船除運送郵件外，還兼營客運業務。1879年，該船在航運途中不慎不慎與英國拖船“戴玲號”（The Darling）相碰，使戴玲號受到損壞。戴玲號向英國海事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比利時議會號給予賠償。比利時號聲稱它是比利時國王的財產，是屬于海軍編制的軍艦，不受英國法院管轄。英國海事法院受理此案后，比利時拒絕出庭應訴，英國檢察總長也對此提出異議，認為英國海事法院沒有管轄權。海事法院在1879年向被告比利時議會號發出扣押令?？倷z察長請求英國上訴法院判決。上訴法院于1880年2月作出判決，肯定英國法院對此案沒有管轄權并撤銷了海事法院的扣押令?！驹V訟與判決】

總檢察長認為比利時議會號是比利時國王的財產，碰撞發生時，該船是比利時國王所控制和雇傭的船舶；英國女王陛下和比利時國王所訂的條約已把這郵船劃在公用軍船之列。作為外國的軍船，比利時議會號是不應受英國法院管轄的。

海事法院法官羅伯特.菲力摩爾認為：比利時號是根據條約由比利時雇傭在奧斯坦特和多佛爾之間運送郵件的，該船也兼營客運，從事大量商業行為。該船懸掛比利時旗幟，由比利時官員指揮。這樣的一艘船舶能不能享有軍用公船的特權？他認為，無論根據原則，或根據判例，或從一般國際法進行推理，它也不能證實這艘船能享受公船的特權，以致能夠豁免一切受損害的私人對它提出的索賠要求。英比兩國的國王在條約上規定授予它在英國港口享有軍用船舶的特權，正表明它不具備一般國際法所賦予的權利，根據國際法它是不能享受軍船待遇的。

英比兩國國王所簽訂的“條約”是未經任何立法確認的。有人認為，國王有權擬定條約和使條約生效，而不須經議會確認。法官認為：如果國王有權不用經過議會授權就可以用條約使比利時議會號享受軍船的一切特權，碰撞受害者請求賠償的權利自然就被剝奪了。菲力摩爾認為，國王的締約權利這樣使用是沒有先例的，在原則上，這是與英國法律和憲法相抵觸的。如果國王可以不經議會授權，僅通過外交就可以使一個外國人免除受害的國王臣民對其錯誤行為的起訴，那么，任何外國人或外國商船也不可以享受特權和豁免？英國法律已納入了國際法中英國給予外國人軍船和外國使節特權和豁免的規則，但我不認為國王有權使不是真實的軍船的外國商船或不是大使的外國人享有豁免權。我認為，補救的方法不是剝奪受害的英國國民對作了錯誤行為的人提出訴訟的權利，而是通過外交途徑在英比兩國政府之間作出適當的賠償和安排措施。我認為扣押令是英國發出的。

在上訴法院上訴程序中，法官勃勒特在1880年2月的判決中肯定比利時議會號不受英國法院管轄并撤銷了海事法院的扣押令。法官勃勒特指出： “主權者有時可為他擁有的船舶要求豁免權，即使此船舶完全或實際上用于商業目的。主權者的人身在外國享有絕對的豁免權，不能被訴。他的船舶，如果在實際上是為公共目的服務的話，不能被提出對物訴訟。這是主權者之間互相尊重和國際交往所必需的。因此，對比利時議會號的扣押令必須撤銷，因為對該船進行任何調查，即等于對它行使司法管轄。【評注】

19世紀中葉以后，由于國家參與經濟活動，完全或部分地為商業目的進行活動的國有船舶能否享有豁免權的問題提出來了。在本案中，英比《郵政通訊條約》是否已為立法所確認，是否已完成批準程序，那是英國的國內法問題，比利時議會號是該條約明文規定給予軍用公船待遇的，這是雙方都承認的事實。就此地位來說，該船是應該享受豁免的。海事法院認為該船從事大量商業活動，不能認為是軍用船舶，因而可以實行扣押?？垩毫铍m然被上訴法院撤銷，但從事商業活動的公用船舶能不能享受豁免權的新問題卻已明確地提出來了。上訴法院雖然撤銷了海事法院的扣押令，但沒能回答這個新問題。19世紀末，歐洲有些國家開始

第三篇：國際法案例

國際法案例

一、中日有關釣魚島主權糾紛案

(要案簡介)

2003年1月1日，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政府已與聲稱擁有釣魚島所有權的國民簽訂正式租借合同，以年租金2 256萬日元的價格租下釣魚島及附近的南小島、北小島3個島嶼，租期1年，而且，這種租借合同今后將長期維持下去。報道稱，日本政府從1996年開始研究強化對釣魚島等島嶼的管理措施，目的是為實現對這些島嶼的長期穩定的控制和保護自然環境。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的歷代政府都對此島擁有主權。日本政府此舉目的是限制轉售該島，阻止第三者登島。1月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釣魚島問題發表評論，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對這些島嶼采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無效的。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顯示出強硬立場。近年來，日本海上保安廳一直對釣魚島一帶海域進行著實際警戒 [提問] l.日本政府的這種租借合同符合國際法有關原則嗎? 2．日本政府從1996年開始研究強化對釣魚島等島嶼的管理措施，目的是為實現對這些島嶼的長期穩定的控制和保護自然環境。日本這種做法是否符合國際法有關規定? 3．中國政府在釣魚島等島嶼問題上的原則立場是什么?(簡要答案)1．日本的這一租借合同是違反國際法原則的。因為是否能簽訂租借合同這是兩國政府來決定的，并非由國民簽訂，即便是全民公決也需要中國政府明示同意。因此日本政府單方面的行為是無效的、違反國際法原則的。

2．從國際法原則上看，日本政府應該盡快將釣魚島等島嶼歸還中國，而不是研究強化對釣魚島等島嶼的管理措施。永久管理釣魚島等島嶼，是中國政府的主權事宜。其所稱目的是為實現對這些島嶼的長期穩定的控制和保護自然環境，實際上是對屬于中國的領土部分島嶼的長期控制，顯然違反國際法原則。保護自然環境是全人類共同的責任和義務，中國政府對屬于其主權管轄范圍的領土包括這些島嶼更具有保護的責任和義務。

3．2003年1月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釣魚島問題發表評論，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對這些島嶼采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無效的。日本政府未經中國政府允許和同意就租借釣魚島，顯然違反國際法原則，是侵害中國主權的行為。因此，中國政府有權就日本政府租借釣魚島問題提出質疑，鄭重表明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對這些島嶼采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無效的。在事端引起后，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顯示出強硬立場，說明日本政府無視國際法原則，無視主權國家對屬于本國領土的合法立場，這是違反國際法原則的行徑。

三、美軍偵察機撞毀中國軍用飛機案(要案簡介)

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國一架軍用偵察機抵達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活動，中方兩架軍用飛機對其進行跟蹤監視。9時7分，當中方飛機在海南島東南104公里處正常飛行時，美機突然向中方飛機轉向，其機頭和左翼與中方一架飛機相碰，致使中方飛機墜毀和飛行員王偉罹難。美機未經中方允許，進人中國領空，并于9時33分降落在海南島陵水機場。4月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就美國軍用偵察機在南?？罩凶矚е袊娪蔑w機事件發表談話。4月18～19日，中美兩國在北京就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及其他相關問題舉行談判。(《解放軍報》2001．4．2)[提問]

1．美國偵察機和中國軍用飛機的行為是否符合國際法原則?

2．中方飛機墜毀和飛行員王偉罹難，責任在哪一方?

3．美機未經中方允許，進人中國領空，并降落在海南島陵水機場。這是否構成違反海洋法的行為?

4．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美國政府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簡要答案)

1．根據海洋法規定，沿海國家對其領海及其上空具有主權權利。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屬于中國的領海海域，中國具有主權權利。美國軍用偵察機未經中國政府允許，抵達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活動，是違反海洋法規定的行為。中方軍用飛機對其進行跟蹤監視，是為了保護中國領海海域安全，對未經許可而擅自進入中國領海的飛機的任何行為隨時跟蹤監視，符合海洋法的規定，是一種維護主權的行為。

2．責任在美國一方，美機在中方領海上空任意行為，以致中方飛行員遇難，既違反海洋法規定，又構成明知有中方飛機跟蹤而突轉飛行，造成撞機事件的責任。

3．應該說美方違反了國際法、空間法和海洋法的原則。美機要在海南島陵水機場著陸，必須飛人中國的領空，但根據空間法規定，進入一國的領空，必須經過該國政府明示同意，才可進入。即便是在緊急情況下，也應該通知中國政府或地面相關部門予以救助要求降落，才可在中國機場降落。

4．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美國政府首先應該向中國政府賠禮道歉，并應該承擔由該事件引起的經濟賠償責任，同時還應該對在這次事件中遇難的王偉烈士及其家屬表示道歉、慰問并進行經濟賠償。(案件評析)

2001年4月1日，美國軍用偵察機在中國海南近?？沼蜃矚е蟹杰娪蔑w機，導致中方飛行員王偉罹難，后又未經許可進入中國領空并降落中方軍用機場，這是一起嚴重違反國際法和侵犯中國主權的事件。中方代表認為，多年來，美方不顧中方多次嚴正交涉，頻繁派飛機到中國近海進行偵察活動。美方對此事件負有完全的責任。中方要求美方停止派飛機到中國近海從事偵察活動，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上述事件發生后，中方始終依照國際法和中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并從中美關系的全局出發，采取冷靜的方式處理問題。中方對24名美機上人員給予妥善安置，并允許美駐華使、領館人員同他們多次見面。然而，在中方允許美機上人員離境后，美方一些官員無視事實，顛倒是非，企圖將責任推給中方。美方甚至有人威脅將此事件與其他問題掛鉤。這是中方堅決反對的。中國人民熱愛和平，并重視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但是，中國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不容侵犯。中國歷來主張，國與國關系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等基礎之上。中方致力于發展健康穩定的中美關系。歷史證明，中美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對兩國人民都有利，對維護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具有重要意義。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關系在廣泛領域里取得了重要進展。這一局面來之不易，需要中美雙方共同努力維護與發展。

美方代表認為，美國沒有把中國視作敵人，發展建設性的中美關系也是美方的愿望，美方希望盡快解決撞機事件。筆者認為，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在中國專屬經濟區的空域。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規定，一國在他國專屬經濟區內的飛越活動，不應違反一般國際法規則，必須尊重該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得危害該國的安全與和平秩序。美方飛機在中國近海所從事的并不是一般的飛行，而是收集中國情報的偵察活動。美方在中國近海上空的活動，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國防利益，早已超出海洋法公約中的飛越自由的范疇，是對飛越自由的濫用。中方是重視中美關系的，但是，中美關系必須建立在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特別是相互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等原則的基礎之上。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的盡快解決，有利于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也有利于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第四篇：國際法案例

75.庇護權案（哈雅·德·拉·托雷案）

哥倫比亞訴秘魯 國際法院，1950年 【案情】

1948年10月3日，秘魯發生了一起未遂的軍事叛亂。次日，秘魯當局發布命令，指控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組織指揮了這場叛亂，同時宣布將對該同盟領導人維克托〃蘇爾〃哈雅〃德〃拉〃托雷等進行審訊，自該日起至2月初，秘魯一直處于戒嚴狀態。1949年1月3日,托雷前往哥倫比亞駐秘魯使館尋求庇護。次日，哥倫比亞大使通知秘魯政府它已對托雷給予庇護，同時請求秘魯政府頒發他離開秘魯所必需的通行許可證。秘魯對此提出異議，并拒絕向托雷頒發通行許可證。兩國隨后就此事進行了外交接觸，并于8月31日簽署《利馬協定》，同意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10月15日，哥倫比亞政府向國際法院書記處提交了訴訟請求書。

哥倫比亞請求國際法院判決并宣布：(1)根據1911年7月18日《玻利維亞引渡協議》、1928年2月20日《哈瓦那庇護公約》和美洲一般國際法，庇護國哥倫比亞有權為該項庇護的目的確定避難者被指控的罪行的性質；(2)領土所屬國秘魯有義務向避難者頒發通行許可證。

秘魯政府請求國際法院判決：駁回哥倫比亞的上述請求，宣布對托雷準予庇護和維持該項庇護的行為違反了1928年《哈瓦那庇護公約》第1條第1款不得庇護普通犯和第2條第2款庇護只能在緊急情況下進行及其他條款的規定。

哥倫比亞政府在其最后意見中請求法院駁回秘魯政府的反訴請求，理由是該項請求與本國的請求無直接聯系，它的提出違反了《國際法院規約》第63條的規定，而且它不在法院的管轄范圍之列?！驹V訟與判決】

1950年11月20日，國際法院對本案作出了判決。

法院首先對哥倫比亞政府用來支持其第一項訴訟請求的法律依據進行了逐一評析。法院指出，與領域庇護不同，在外交庇護的情況下，避難者置身于犯罪行為發生地國，決定對避難者給予外交庇護將有損于領土國的主權，它將使罪犯逃脫領土國的管轄，并構成對純屬該國管轄事務的干涉，如果庇護國有權單方面確定避難者所犯罪行的性質，則將對領土國的主權造成更大的損害。因此不能承認這種有損領土主權的外交庇護，除非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它的法律依據得到了確立。就本案而言，哥倫比亞認為它有權單方面判定避難者罪行的性質，且這種判定對秘魯具有約束力，應得到承認，其理由是基于拉丁美洲國家的某些協定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習慣。法院判稱：以國際習慣為依據的一方，必須證明這個習慣已經確立，因而對他方是有拘束力的；哥倫比亞政府必須證明它所援引的規則是符合有關各國所實行的恒久劃一的習慣的，而且這個習慣是表明給予庇護的國家享有的權利而當地國家負有的義務。《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將國際習慣定義為“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律者”。法院拒絕承認哥倫比亞所主張的通例存在。盡管1911年《玻利維亞引渡協定》第18條規定，締約國家承認“符合國際法原則的庇護制度”，但這些原則并沒有肯定庇護國有權單方面決定避難者所犯罪行的性質。1928年《哈瓦那庇護公約》也沒有賦予庇護國以單方面確定避難者犯罪性質的權利。雖然1933年《蒙得維的亞政治庇護公約》第2條確認庇護者享有這種權利，但秘魯當時并未批準該公約，因此它對秘魯無約束力。

哥倫比亞政府援引了許多外交庇護權在事實上已被賦予和受到尊重的具體案例。然而，在國際法院看來，它們或者與本案無關，或者并未對前述單方確定權作出規定，或者雖然作了肯定的規定,但只獲得少數國家的批準，而且，這些在不同場合發表的官方的肯定意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權宜考慮的影響?？傊?，法院認為，哥倫比亞不能證實單方面確定犯罪行為性質的權利是一項國際習慣法的規則，因此不可能“看出已被承認為法律的任何穩定和前后一致的慣例”。

關于哥倫比亞的第二項請求，法院認為秘魯沒有給予安全保障離境的義務?！豆吣枪s》第2條只規定領土國可作出要求避難者離境的要求，如作出這一選擇，就要負擔給予安全保障離境的義務。但本案中，秘魯并未作出這一選擇，因此，它不負擔此項義務。法院隨后審查了秘魯的反訴?！豆吣枪s》第1條第1款規定，不能給予“被控或被判犯有普通罪行的人”以庇護權。秘魯政府不能證明托雷并非犯有政治罪行，而是犯有普通罪行。所以，不能認為哥倫比亞違反了這一規定。另一方面，《哈瓦那公約》第2條第1款規定：“僅在情況緊急和在該犯尋求庇護以便用任何其他辦法保障其安全所絕對必須的期限內才能給予庇護”，這一規定旨在杜絕濫用庇護權的行為。本案中，從武裝叛亂到給予庇護，其間歷時3個月，此外并不存在簡易軍事審判的危險，而是處于正常的法律訴訟之中。因此，不能認為是“情況緊急”，所以，法院判決哥倫比亞政府違反了公約第2條第1款。隨后，哥倫比亞請求法院說明到底是否應將托雷交送秘魯當局。法院最終判決：(1)法院對當事國提出的上述請求不能發表意見；(2)哥倫比亞沒有將托雷交送秘魯當局的義務；(3)對托雷的庇護應于1950年11月20日判決作出之后立即停止。法院宣稱，這幾個結論是不矛盾的，因為除交出避難者外，還有其他終止庇護的方法。1954年，哥秘雙方經過談判達成協議，秘魯同意發放通行許可證。4月，托雷離開秘魯?！驹u注】

在國際法上，國際習慣是各國重復類似行為而產生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為規則。按照這一定義，構成一個習慣規則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物質條件，即必須有慣例的存在，也就是各國不斷重復的類似行為；二是心理條件，即法律確信，也就是各國在如此行事時有一種履行法律義務或行使法律權利的感覺，這樣，該慣例就被各國當成了法律規則而不能違背它，它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在本案中，國際法院正是根據這兩個條件來判斷外交庇護行為是不是一項國際習慣規則的，它首先證明了外交庇護僅僅是存在于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間的一項慣例，它既沒有滿足作為一項習慣規則的“物質條件”，更缺乏必要的“法律確信”。

 國際法院在本案中也特別指出了“外交庇護”是侵犯領土國的領土主權的，因為這種做法使罪犯逃脫領土國的管轄，從而構成了對純屬領土國管轄的事務的干涉。這與領域庇護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一般國際法上不能承認這種有損他國領土主權的做法。此外,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也明確規定了使館不得充當與職務不相符合的用途，而在使館內庇護接受國決定逮捕的罪犯或接受國國民，可以說是這種“與職務不相符合的用途”的一個例子。

滅種罪公約保留案（Reservations to the Convention on

Genocide Case）

案情：1948年締結的滅種罪公約沒有關于保留的條款，但若干國家對該公約作出了一些保留。締約國在這些保留的效力問題上發生了分歧。1952年11月，聯合國大會就下述情況，即：就防止及懲辦滅種罪公約而言，一個國家在它批準或加入該公約或簽字時附加了某些保留，這個國家的地位如何，向國際法院提出了三個問題，要求法院提供咨詢意見：

1.當一國對公約作出的保留受到一個或數個締約國的反對，但不為其他締約國反對，該國是否可以被認為是締約國的一方？

2.若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保留在保留國與(1)反對保留的國家，（2）接受保留的國家之間的效力如何？

3.尚未批準公約的簽字國和有權但尚未在公約上簽字或加入的國家，對保留提出的反對意見的效果如何？

國際法院在1951年5月28日發表咨詢意見對上述三個問題作了回答。

法院認為，在條約關系中，一國不受未經它同意的條約的拘束，這是久已確定的原則。多邊公約是締約國根據公約的條款自由締結的協議的結果，締約國無權通過單方行為或特別協定破壞或損害該公約的宗旨和目的，這也是公認的原則。這項原則是與條約的完整性觀念密切相聯的。傳統學說中的這種觀念主張，除非保留被所有締約國無例外的接受，無保留是有效的。

這種傳統學說作為一條原則具有不可否認的價值。但對于滅種罪公約來說，由于公約本身的特點，其中之一是，主持公約締結的聯合國的普遍性和公約第十一條所預期的參加公約國家的廣泛性，較靈活的適用這條原則是合適的。廣泛的參加這類公約，在締結多邊公約的國際實踐中已出現了較大的靈活性。較一般的付諸保留，對保留的默許，允許被某些締約國反對的提出保留的國家在與接受保留的締約國之間成為締約一方的實踐的存在，所有這些因素都顯示了在締結多邊條約對靈活性的新需要。

還必須指出，雖然滅種罪公約最后是一致通過的，但它是一系列多數表決的結果。有利于多邊公約締結的多數表決制也可能產生允許某些國家提出保留的需要。這種想法已被近年來在多邊公約中作出的為數不多的保留的情況所確認。

在這種國際實踐的情況下，不能從一個多邊公約中沒有關于保留的條款就得出結論說，該公約禁止締約國作出任何保留。公約的性質、它的目的和它的條款，締約準備工作的形式以及公約的通過，都是在沒有明示允許保留的情況下，判定保留的可能以及保留的效力和影響應加以考慮的因素。

現在要考慮的時，何種保留以及何種反對意見可以提出的問題。滅種罪公約的締約史表明，聯合國的目的是要將否定整個人類集團生存權利的滅種罪作為國際法上的一種罪行加以譴責和懲治，這種罪行震驚人類良知，導致人類的極大損失，違反道德原則和聯合國的精神與宗旨。上述意念的第一個后果是，構成公約基礎的原則是被文明國家承認并對它們有拘束力的原則，即使沒有任何條約義務存在；第二個后果是，在譴責滅種罪和為將人類從這種可惡的瘟疫中解放出來進行合作的普遍性質。因此，聯合國大會和締約國意欲使滅種罪公約在范圍上居于普遍性。事實上，1948年12月9日，該公約在聯合國大會被56個國家一致通過。

公約的目的也須加以考慮。這個公約顯然是為了純粹人道主義和文明的目的而通過的。的確，很難想象一個公約會在更大程度上具有這雙重目的，因為這個公約的目的在于保障某些人類集團的存在，而在另一方面在于確認和保證最基本的道德原則。在這樣的公約中，各締約國并沒有屬于它們自己的任何利益；它們僅僅具有一種共同的利益，即達成作為該公約存在理由的這些高尚的目的。因此，在這種類型的公約中，人們無法提及對于各國的個別利益或不利益，或者在條約上就權利和義務之間維持完全是均衡。鼓舞著該公約的一些崇高理想，由于各締約國的共同意志，對所有它的規定提供了基礎和準繩。

滅種罪的目的和宗旨暗示，聯合國大會和締約國意圖使盡可能多的國家參加該公約，絕對排斥一個或更多國家可參加公約不僅將限制它的適用范圍，還將損益作為公約基礎的道德的和人道主義原則的權威。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并不限制提出保留和反對保留的自由，作為保留國和反對國態度標準的，是保留同公約目的和宗旨是否合適。

有人爭辯說，存在著使保留的效力取決于所有締約國明示或默示同意的國際法規則。

法院認為，國際實踐并沒有表明，多邊公約絕對完整性的概念已發展成一條國際法的一般規則。還必須指出，在聯合國的美洲成員和美洲國家組織成員國中，存在著允許保留國成為締約一方，而不論保留和反對保留的性質如何的實踐。滅種罪公約的起草工作并沒有證明締約國心目中已有確定的實踐的觀點，締約國以后的態度也沒有這種顯示。最后，在第十屆聯大法律委員會討論多邊公約的保留問題是，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

鑒于上述考慮，本法院對向它提出的問題之一，由于該問題的抽象性，不可能作出絕對的答復。對保留的評價和反對的意見的效力取決于個別公約的具體情況。

關于問題之二，即保留在國家之間的關系上的效力問題，法院認為，任何國家不受它沒有同意的保留的拘束。因此，在前述符合公約目的和宗旨的標準的限度內，每個國家都可以自由決定提出的那個國家是或者不是公約的締約國。一般來說，這種情況確實有不便之處。這些不便之處只有在公約中插入一項關于使用保留的條款，才能加以補救。

第三個問題設計給一個不論是由于尚未在公約上簽字，還是由于雖已簽字但尚未批準公約，因而還不是公約締約國的國家所提出的反對意見的效力問題。法院的意見是，對于第一種情況，很難想象一個還沒有在公約上簽字的國家能夠排除另一個國參加公約；第二種情況有所不同，反對意見是有效的，但不能立即產生法律效力，它僅僅表示和宣布一個簽字國在成為公約締約國以后將采取的態度。

鑒于上述理由，國際法院以7票對5票對提交法院的三個問題作了如下答復：

（一）一國對條約的保留受到一個或數個締約國反對，但不為其他締約國所反對，該國可以被認為是締約的一方，如果其保留符合這個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否則該國不能被認為是締約的一方。

（二）如果締約一方反對一項保留，認為不符合這個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它可以實際上認為那個提出保留的國家不是締約的一方；另一方面，一個締約國接受這項保留，認為符合這個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它可以實際上認為提出保留的國家是締約的一方。

（三）尚未批準公約的簽字國反對一項保留，只有在它批準公約后才能產生在向其他國家表明該簽字國最終的態度的作用；有權簽署或加入公約但實際上未這樣做的國家隊保留提出的反對意見，無法律效力。

國際法院強調，以上這些意見嚴格的限于適用于滅種罪公約。

——編譯自哈里斯：《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79年英文第2版，第604-607頁。

評 注：

關于條約的保留，傳統的見解認為，除非得到所有其他締約國擴大一致同意，締約國不得作出保留。但是，國際法院在本咨詢意見中拒絕遵照這種漸漸誒，不認為這種見解已經具備了被普遍接受的實踐的性質。

雖然攻擊發育對本案的咨詢意見今限于滅種罪公約，但是這個意見可以被認為是與同樣保留的一般問題相關的，對于條約法中關于保留問題的法律規則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盡管這個意見沒有提出一項具體適用的法律規則，尤其在實踐中沒有客觀的標準可以解決是否符合公約目的和宗旨的問題，然而它卻代表了下述一種日益普遍的見解，即：對保留的一致同意原則已不適合以一般的多邊公約為特點的國際交往的要求；而且，給一個國家或少數國家以權利阻止另一國家參加公約，雖然大多數締約國認為后一國家所提出所提出的保留符合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問題，然而它卻代表了下述一種日益普遍的見解，即：對保留的一致同意原則已不適合以一般的多邊公約為特點的國際交往的要求；而且，給一個國家或少數國家以權利阻止另一國家參加公約，雖然大多數締約國認為后一國家所提出的保留符合公約的目的，那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應當的。比較合理的解決辦法，似乎是把決定是否允許保留的權力交給各締約國自己。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遵循國際法院在本案中提出的原則，但對成彤彤規則的支持者作出了一些讓步。公約規定：“一國得于簽署、批準、接受、贊同或加入條約時，提具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再此限：（甲）該項保留為條約所禁止者；（乙）條約僅準許特定之保留而有關保留不再期內者；或（丙）的凡不屬（甲）及（乙）兩款所稱之情形，該項保留與條約目的及宗旨不合者。”關于多邊條約的保留對各締約國的影響，公約告訴了如下主要規則：①若全體當事國間使用全部條約為每一當事國同意承受條約拘束力的必要條件，則保留須經全體當事國接受；若條約為國際組織之組織約章，則保留須經該組織主管機關接受；③在其他情形下，如保留經另一締約國接受，保留在該兩國之間生效；如保留經另一締約國反對，條約在反對國與保留國之間并不因此而不生效力，但反對國確切表示相反意思者不在此限；如同意在保留國與反對國之間有效，保留所涉及的規定在保留的范圍內對于該兩國間不適用。

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的解釋案（Interpretation of the 1919 Convention Concerning Employment of Women during the Night）

案情：鑒于在解釋1919年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華盛頓公約）問題上發生的困難，國際勞工辦公室請求就下列問題取得常設國際法院的咨詢意見。

國際勞工會議于1919年通過的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在公約包括的工業企業里，是否適用于擔任監督或管理職務的非從事普通體力勞動的婦女？

根據凡爾賽和約第424條的規定，首屆國際勞工會議于1919年10月在華盛頓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的草案。該公約于1921年6月13日生效，其中包括如下條款：

“第三條、婦女部分年齡差異均不得在夜間受雇于公有或私有的工業企業及其分廠?！?/p>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遞交常設國際法院的書面聲明，對上述條款的含義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解釋：一些國家政府把它解釋為禁止所有婦女在夜間受雇于工業企業，另一些國家政府則認為它只適用于某些種類的勞動婦女。

常設國際法院認為，單獨考慮第三條的字面規定并不會發生什么困難，它使用的術語是一般的、不含糊的。它不分年齡差別禁止工業企業在晚間雇用女工。但就字面含義，這一禁令必然適用于提交法院的問題中有疑問的各類婦女。因此，如果將華盛頓公約第三條解釋為不適用于擔任監督和管理職務的非從事普通體力勞動的女工的話，必須找出一些有效的根據來加以證明。

公約第三條的術語與公約的名稱、序言及其他條款沒有不一致的地方。公約標題提到“夜間雇用婦女”，序言講“夜間婦女的雇用”，第二條說明了“夜間”的含義。因此，這些條款不影響第三條的適用范圍。

現在法院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是否存在著合理的根據將第三題的適用范圍限制于從事體力勞動的婦女？

法院考慮的第一個根據是，該公約是一個勞工公約的事實，即，它是在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體系內準備的，符合該部分規定的程序，是否產生這種限制？是否由于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眾多的體力勞動者的狀況，而用一般術語表述的公約第三條就須解釋為僅僅適用于體力勞動者？

某些國家認為，鑒于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宗旨是改善為為數眾多的體力勞動者的狀況，在一個勞工公約用一般術語表述的條款必須被假定為僅僅旨在適用于體力勞動者，除非相反的意圖在公約中有明示的規定。也就是說，在本案是情況下，無相反的意圖不是存在，第三條的規定須視為只適用于體力勞動者。

法院認為，這種觀點的論據是不足的。的確，改善眾多的體力勞動者的狀況是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作者的主要注意中心。但本法院不愿將國際勞工組織的活動范圍限制的如此狹窄，以致認定勞工公約須解釋為僅適用于體力勞動者，除非有相反的意思顯示。

為了證明這樣一種解釋勞工公約的規則，即表述一般種類的人的文字，如“人”、“婦女”等類名詞，應視為僅僅指體力勞動者，必須表明國際勞工組織之關心他們。

法院認為，在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序言和實體條款中，對個人概念的表述并不限于體力勞動者。他們所用的詞是“工作者”、“勞動人民”、“掙工資者”。這些詞并不排斥從事非體力勞動的受雇者，因為和約并未使用勞工這一術語。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第393條，該條規定國際勞工局理事會的選舉，在第5款中用了“工作者”一詞。

由此可見，第八部分的文本并不能用來支持國際勞工組織僅僅關心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而排斥其他種類的工人的觀點。既然如此，華盛頓公約是一個勞工公約就不能提供足夠的理由將第三條的婦女一詞解釋為只包括從事體力勞動的婦女。

有人指出，1919年華盛頓公約通過時，實際上很少有婦女在工業企業從事監督或管理工作，將該公約適用于這些婦女的問題當時尚未加以考慮。法院認為，即使如此，這種事實本身也沒有提供足夠的理由忽視公約的規定。

一些國家的代表在1930年和31年關于建議修改華盛頓公約的日內瓦討論中，堅持該公約只適用于勞動婦女，法院認為，有必要審視一下公約的準備工作。

組織首屆勞工會議的任務被賦予一個國際委員會。它的組成，如同會議的程序一樣，具體規定在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中。會議組織委員會建議國際勞工會議敦促所有國家加入伯爾尼公約。為此，國際勞工會議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專門處理婦女雇用問題。在涉及夜間雇用婦女的問題上，該委員會超出了這種委員會所提建議的范圍。它建議地締結一個在原則上沿革伯爾尼公約的新公約。該委員會成員是否意圖使新公約十分緊密的沿革舊公約，將舊公約中一致的約文解釋吸入新公約，這是一個憑委員會的報告不足以確定的問題。報告的文字沒有表明是在工人的意義上使用“婦女”一詞。委員會的報告一致通過，并提交給起草新公約的委員會。起草委員會向大會同時提交了關于夜間工作等五個公約的建議文本。起草委員會報告人的發言表明，委員會在各個問題上的意見是一致的。報告人指出，在盡可能的情況下，起草這些公約是沿著一條統一的路線進行的。在起草各公約的實體條款時，委員會使用了標準表述。委員會建議大會，這種統一性應盡可能繼續保持，并指出，為了避免將來可能出現對這些公約草案的法律后果產生混淆的情況，這是十分重要的。最后，各草案文本均被大會一致通過。

因此，華盛頓公約的準備工作確認了在研究該公約文本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沒有足夠的理由將第三條的文字做不符合它們的自然的含義的解釋。

各公約草案之間在結構上和文字表述上的類似性，引導法院分析了其中一個條約有特別注明例外條款的情況。如果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有意排斥適用于從事監督和管理工作的婦女，它也應該做出相應的規定。

鑒于上述理由，常設國際法院以6票對5票對提交它發表咨詢意見的問題作了肯定的回答。

——編譯自《常設國際法院刊物》，A/B輯，第50號，1932年。

評 注：

一個條約所用的名詞，如果不是明白的用于某種專門意義，或者從上下文看不出有另外的意思，就必須按照它們在日常用語中的通常意義來解釋。這是本咨詢意見闡明的關于同意解釋的一項規則。如果締約國對此提出疑義，須提出有效的根據來證明不同于一般含義的解釋。

為澄清一個條款的意義，可以參考各締約國之間締約一方與第三國之間的條約。在本案，法院參考了與夜間雇用婦女公約一起締結的其他幾個公約的有關規定。

一個術語的一般用法的含義已被普遍接受時，若要限制它的適用范圍，需在約文中對此作出限定，否則將按一般含義解釋。

關于解釋條約時參照締約時的準備工作，詳見尼爾森案。

第八篇 條約法

英伊石油公司案

（英國訴伊朗；國際法院，1952年）

案情：1933年4月29日，伊朗（當時為“波斯”）與英國石油公司簽訂一項特許協議。協議授予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區域內開采和加工石油的專屬權利。有效期是60年，即到1993年。協議規定，在協議的有效期內，非因特殊情況，和經過仲裁法庭裁決，協議不能廢除。1951年3月4日，伊朗國會和參議院通過了石油工業化的法律，因而取消了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權。英伊石油公司要求進行仲裁，但被伊朗政府拒絕。英國政府于1951年5月16日向國際法院提出請求書，請求國際法院聲明伊朗政府有義務將伊朗與英伊石油公司的爭端提交仲裁解決，或請國際法院宣布伊朗實行國有化法律違反國際法和違反伊朗根據1933年協議所承擔的義務。1951年6月22日，英國政府請求國際法院指示臨時保全措施。伊朗提出反對意見，否認國際法院對此案有管轄權。國際法院于1951年7月5日以命令指示臨時保全措施，并于1952年7月22日對國際法院的管轄問題作出判決。

判決：國際法院在1951年7月5日的命令中，要求雙方保證不采取任何可能侵害他方權利和加劇爭端的行為。在表決命令時，法官文尼阿斯基提出反對意見，他認為，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只有在雙方都接受的情況下才可以成立。如果法院對案情實質沒有管轄權，就沒有權力指示臨時保全措施。法院多數意見認為，《國際法院規約》第41條并不排除法院在沒有決定管轄權之前有臨時保全措施的權力，但聲明臨時保全不是先行裁決。

1952年7月22日，國際法對管轄權問題作出判決： 伊朗（波斯）政府在1932年9月19日發表聲明，接受國際常設法院的強制管轄，該聲明聲稱：

“國際常設法院對于本聲明作出后之直接或間接與適用為波斯所接受之條約或公約有關的、以及以后與批準本聲明有關的情勢或事實方面的任何爭端，有管轄權?！?/p>

英國政府認為，上述聲明所指的爭端應限于1932年以后所簽訂的條約。本案提到的英譯兩國間的條約是指1857年和1903年條約中的最惠國條款，這些條約不能為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提供法律依據。

英國認為，1933年4月29日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簽訂的特許協議，具有雙重性質，即既是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權協議，也是兩國政府之間的條約。

國際法院駁回了英國的主張，國際法院認為，1933年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簽訂的特許協議雖然是在兩國政府經過多次談判之后簽訂的，但協議本身只是“政府和外國法人之間的一項特許權合同”，不是1932年聲明中所指的條約。

根據上述理由，國際法院以9：5票通過判決，判定國際法院對此案沒有管轄權，并即以命令將本案從案件單上撤銷，并宣布終止臨時保全措施的執行。

評注：

本案之所以被國際法院撤銷，是因為英國引用的“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權協議”沒有條約的法律效力。從國際法院的初步審判可以看到，國際法上所指的條約，必須是兩個國際法主體之間的協議。特許權協議是國家與外國法人之間的協議，那只是一種合同，不具有條約的法律地位和效力。這個被撤銷的案件正可以作為條約定義的一個注釋。

聯合國行政法庭第333號判決的復議問題（咨詢意見；國際法院，1987年）

事實：聯合國行政法庭在1984年6月8日對“雅基梅斯訴聯合國秘書長”議案作出判決（第333判決）后，雅基梅斯向“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提出，請求對該判決進行復議。委員會于1984年9月請求國際法院就此問題發表咨詢意見。該案原告雅基梅斯是蘇聯公民，由蘇聯政府派出，受聘在聯合國俄文翻譯處擔任校訂員，受聘期是五年，從1977年到1982年。1981年他被調到”“項目計劃及協調辦公室”當項目協調員。1982年年底，他的任期獲得延長一年，將于1983年12月26日結束，聘書上寫明是“蘇聯政府第二次委派”。1983年2月8日，協調辦公室的助理秘書長通知雅基梅斯，希望他在1983年12月26日任期屆滿時能延長合同。在1983年2月9日，雅基梅斯請求在美國避難。他在2月10日，通知蘇聯在聯合國的常駐代表：他已辭退了在蘇聯政府中的植物。在同一天，他還通知聯合國秘書長他希望取得美國永久居民資格。1983年10月25日，雅基梅斯給助理秘書長備忘錄，表示希望助理秘書長能根據他的表現延長聯合國與他簽訂的合同，或“安排以更好的職務。”1983年11月23日，聯合國人事處副處長通知雅基梅斯“根據秘書長辦公室的指示，聯合國組織沒有延長他的任期的意圖”。1983年11月29日，雅基梅斯沒有對此決定提出異議，他認為：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規定：“聯合國工作人員連續做滿五年之后，應給予一切合理的安排。”12月13日，雅基梅斯請求秘書長重新考慮不延長其工作期限的決定，因為根據聯合國大會的決議，他應取得這個權利。12月21日，聯合國人事部的助理秘書長寫信通知雅基梅斯：聯合國秘書長已保持他在11月23日的信中所作的決定。雅基梅斯便向聯合國行政法庭起訴，狀告秘書長不執行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聯合國行政法庭在1984年6月8日對雅基梅斯的任期或安排別的工作。雅基梅斯請求：“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對第333號裁決進行復議。委員會于1984年9月10日向國際法院提出請求書，請求國際法院對戲發表咨詢意見。委員會請求國際法院回答下列兩個問題：

（1）聯合國行政法庭在第333號判決中沒有回答原告在1983年12月26日任期屆滿后請求繼續在聯合國任職是否存在“法律障礙”，法庭是否沒有行使它的應有的管轄權；

（2）聯合國行政法庭在第333號判決中對與《聯合國憲章》有關的法律問題是否作了錯誤裁定？ 國際法院接受了委員會的請求，以命令安排時間接受有關方面的書面材料，于1987年5月27日就上述問題發表咨詢意見。

咨詢意見：

1、關于第一個問題。原告在其請求書中認為，“給他卻低估和新的合同期限”或“安排新的工作”，不存在“法律障礙”。他認為，“他繼續在聯合國任職，具有法律上和道義上的正當機會，并具有獲得合理安排其工作的權利。”他請求法庭說明秘書長認為蘇聯政府對他的第二次委派構成對他繼續在聯合國任職的法律障礙的說法是錯誤的。秘書長有了這些想法，自然就不能按大會決議的精神對他今后的工作給予“合理的考慮”。秘書長在法庭上指出，給雅基梅斯安排個工作，沒有法律障礙，并認為他對本案是對一切情況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才做出決定的。這就是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說的“合理的考慮”。法庭認為，“合理的考慮”不是“有利的考慮”，原告無權要求給予“有利的考慮”。國際法院認為，法庭沒有正面回答是否存在法律障礙。從邏輯上看，法庭首先應考慮的是，原告之希望繼續在聯合國任職是否存在“合理的期望”，或“合法的期望”。如果存在這樣的期望，秘書長就有責任提供繼續在聯合國人之的機會，但法庭認為“合法的期望”是不存在的。一方面，要恢復先前的合同，必須取得其本國政府的同意，而且該合同已經是第二次委派的合同了。另一方面，根據《職員規則》，定期的聘任是沒有希望恢復或該做任何其他委派的。法庭認為，秘書長對于雅基梅斯的問題已對一切有關的情況都考慮過了。法庭在判決中指出，雅基梅斯之希望繼續在聯合國工作，即不存在“合理的期望”，也不存在“法律障礙”，給不給予安排，由秘書長決定。法庭的看法是，秘書長可以給予安排，但沒有義務給予安排。假如秘書長給予安排的話，法律障礙是沒有的。

國際法院認為，聯合國憲章法庭的判決沒有說明雅基梅斯將繼續在聯合國工作是否存在法律障礙，不是說法庭沒有行使它應有的管轄權，法庭認為秘書長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給予“一切合理的考慮”，法院無權以自己的看法替代法庭的看法。

2、關于第二個問題。至于法庭對于與《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有關的法律問題是否做出錯誤的看法，國際法院認為，法院的任務不是對工作人員規章或規則進行解釋，但法院有權判斷法庭在具體解釋或適用某個規則時是否做出了與《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有矛盾的裁定。原告認為法庭對聯合國憲章第101(1)條、第100條、第101（3）條、第8條、第2（1）條和第100（2）條等條文的解釋有錯誤。

（1）第101（1）規定：“

一、辦事人員由秘書長依大會所訂規章委派之?！痹嬲J為秘書長沒有把他的問題提到“辦事人員委派委員會”考慮，該委員會無從發揮作用，這說明秘書長沒有對他的問題給予“合理的考慮”。法庭認為“合理的考慮”應由秘書長決定，是否構成合理，完全是秘書長權利范圍內的事情。國際法院認為，《聯合國憲章》第101（1）條的意思是，怎樣才構成“合理的考慮”，那是秘書長決定的事情，不是說秘書長認為合理就是合理的標準，法庭不認為秘書長享有無限的決定權，但秘書長聲明他已根據聯合國大會的決議，對一切有關問題都做了合理的考慮，那就應認為是已經做了“合理的考慮”了，秘書長是沒有必要做更詳細的說明的。由于上述條文沒有特別規定秘書長需要采取什么程序，國際法院不認為法庭的這樣的解釋與聯合國憲章第101（1）條有什么矛盾。

（2）第100條規定：“

一、秘書長及辦事人員于執行職務時，不得請求或接受本組織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當局之訓示，并應避免足以妨礙其國際官員地位之行動。秘書長及辦事人員專對本組織負責。”

原告認為秘書長作為一個高級官員，他的上述聲明已認為沒有原告本國政府的同意就不可能對他的工作進一步的安排，并認為法庭也做了同樣的結論。國際法院不支持原告的主張，因為法庭并沒有作出這樣的結論。

第101（3）條規定：“

三、辦事人員之雇用及其服務條件之決定，應以求達效率、才干及忠誠之最高標準為首要考慮。征聘辦事人員時，于可能范圍內，應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p>

原告認為法庭的判決沒能把這條條文的內容放在高于其他因素的地位。很明顯，“首要考慮”與“唯一考慮”不是同義詞。這正是讓秘書長可以權衡的各種考慮。無論法庭還是國際法院，都不能代替秘書長的選擇。秘書長之決定，不能認為不尊重第101（3）條所指的考慮之“最高”性質，而是他為了聯合國組織的利益，考慮到一切有關的情況。秘書長砸死作出決定時是考慮到1983年2月10日的事件的。那就是原告通知蘇聯政府辭退其職務的日子。原告認為從這一條其，他已創立了他與聯合國之間的新的合同關系。秘書長不認為“與本國政府的連續關系是工作人員在任何定期合同中所承擔的義務，不論是否第二次委派”。而原告之繼續任職也不以為是建立起一種新的合同關系。法庭對“本國聯系”的意義做了評價。不贊同秘書長的上述意見。認為他的觀點與法庭第326號判決的觀點不大一致。在該判決中，工作人員一旦脫離了與本國的利息，就不再能履行在聯合國中職務了。法庭認為這個觀點已成為一個“普遍接受的看法”。秘書長認為，國籍的轉變，沒有產生什么法律上或行政上的后果。法庭基本上同意秘書長的觀點，但認為改變國籍的行為，很可能影響到聯合國的利益。

（4）第8條規定：“聯合國對于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輔助機關在平等條件之下，充任任何職務，不得加以限制。”原告認為這條規定禁止歲任何人的條件加以限制，國際法院認為，即使從最廣義的意義看，也不能得出這個結論。

（5）第2（1）條規定：“本組織系基于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钡?00（2）條規定：“

二、聯合國各會員國承諾尊重秘書長及辦事人員責任之專屬國際性，決不設法影響其責任之履行。”法庭認為即使有個別會員國試圖獨立秘書長施加某種壓力，法庭也沒有必要對此作出判斷，而且在本案是不存在這個問題的。

根據上述理由，對于問題1，國際法院一致認為，聯合國行政法庭第333號判決沒有肯定原告任期屆滿后繼續在聯合國任職是否存在法律障礙，不能認為是沒有其應有的管轄權力。

對問題2，法院以11：3票判定：第333號判決沒有在于憲章某些規定有關的法律問題上作出錯誤的解釋。法官賴厄斯對本咨詢意見附以一份聲明：法官伊利亞斯、小田滋和阿戈附上反對意見，法官斯威伯爾·詹寧斯和伊文森等提出不同意見。

評注：

在本案中，由于原告要求對行政法庭進行復議，國際法院根據“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的請求，對判決涉及的幾個法律問題進行分析。其中特別是原告提到的所謂的“法律障礙”和“合理期望”的問題。原告雅基梅斯是蘇聯的派出人員，他之在聯合國任職，是建立在本國政府的委派的基礎上的。任期屆滿之后，秘書長能不能不經其本國政府同意而延長期任期或另作別的安排？由于法律上沒有明白的規定，秘書長認為“法律障礙”是沒有的。但一般來說，秘書長不得不考慮這樣做會不會影響聯合國與該會員國的關系，這是應該可考慮的。這不能認為是違反憲章第100條的行為。而且，雅基梅斯在任期未滿的時候就宣布脫離與聯合國的關系，沒有了這個關系，他又憑什么資格在聯合國任職？他在任期內要求在美國避難，姑不論其政治動機如何，也不論美國是否接受其要求，其本國政府肯定會提出抗議，秘書長當然不能不考慮這個因素。這不能認為是干擾秘書長國際官員的地位。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要求秘書長對工作業績優秀的工作人員在任滿后的工作給予“”合理的考慮，這并沒有為雅基梅斯提供什么“合法的期望”。本咨詢意見通過對法庭判決涉及的法律問題和聯合國憲章的有關條款的分析，中肯的回答了“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請求回答的問題。

第五篇：國際法案例

1.湖廣鐵路債券案

1979年11月，由美國公民杰克遜等九名持券人向美國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起訴訟，要求償還他們所持有的中國清朝政府于1911年發行的“湖廣鐵路債券”本息。美國地方法院受理了此案，即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被告，通過地方法院郵寄將傳票和起訴書副本送達給我國外交部長，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傳票送達后20天內對原告起訴書作出答辯，否則將進行“缺席審判”。對此，中國政府根據國際法原則曾多次向美國政府申明中國立場，但美國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仍于1982年9月1日無理作出“缺席審判”，要求中國政府向原告償還4130余萬元。

“湖廣鐵路債券”案涉及以下兩個國際法問題：

（一）國際法上的繼承問題

國際法上的繼承是一個重要的法律問題。它是一個國家或新政府如何處理舊國家或舊政府在國際法上的權利義務問題。在這里，只涉及到新政府的債務繼承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推翻國民黨政府而建立的新政府并且是中國唯一僉的政府，這是代表國家在國際上先事的機關，因此，我國政府在處理舊政府的債務時，也堅決適用“惡意債務不予繼承”，這是久已公認的國際法原則。“湖廣鐵路債券”實屬惡債。因為這次借債是1911年，清朝政府為了維護其反動統治和鎮壓中國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結在華劃分勢力范圍的帝國主義列強決定加快修建鐵路，由于財政危機只能向帝國主義借債，因此，我國政府理所當然地不予承認這一債務，這完全符合國際法原則，而且也為國際法實踐所證明的。

（二）國家主權豁免問題

國家主權豁免是國際法的一項重要原則，其根據是聯合國憲章所確認的國家主權平等原則。國家與國家之間是完全獨立和平等的，任何一個國家不能對另一個國家行使管轄的權利，一個國家的法院沒有經過國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國國家作為訴訟對象的案件。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無可非議地享有司法豁免權。美國地方法院以一個主權國家作為被告訴訟，行使管轄權，作出缺席判決甚至以強制執行其判決相威脅，這是完全違反國家主權平等的國際法原則，違反聯合國憲章。對于這種將美國國內法和美國法院的管轄強加于中國，損害了中國主權，損害中華民族尊嚴的行為，中國政府理應堅決拒絕。

現在，本案由于中國堅決站在維護國家主權的立場上，堅持國際法的原則，最后并沒有有按照美國法院的“缺席判決”執行。1987年3月9日，美國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駁回了美國債券持有人的復審要求，撤銷了不利于中國的判決。這不僅是我國在國際關系中堅持國際法原則的重大勝利，也對其他國家帶來很大影響。因為美國搞的一種試探，如果在這個問題上突破，也就在國際法上開了一個先例，這樣，美國、法國、德國等都會跟著來要求償還舊債券，所以這個案子不是孤立的。

2.光華寮案

光華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區北白川西町，面積約為1000平方米的五層樓。該寮建于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京都大學受托于日本政府“大東亞省”將該寮租用作為當時中國留學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東亞省”被撤銷，從此由中國留學一組織自治委員會對該寮實行自主管理，并將該寮取名為“光華寮”。此后，舊中國政府駐日代表團用變賣侵華日軍在大陸掠奪的財產所獲得的公款將該寮買下，專用于中國留學生宿舍。1961年臺灣當局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登記為中國國家財產。1967年，臺灣當局以“駐日本大使”陳之邁的名義就光華寮問題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訴，要求中國留日學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華寮。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決，確認該寮為中華人共和國的國家財產，臺灣當局的原訴被駁回。1977年10月，原告不服而上訴大阪高等法院。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銷原判決，并將此案發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審。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決，將光華寮判歸臺灣所有。中國留學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決，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訴，1987年2月26日，該法院維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審判決。同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辯護律師團通過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訴書，要求該法院將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錯誤判決撤銷，重新作出公正的判決。

光華寮案至今未完結。該案涉及多方面的國際法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光華寮案違背國際法上的承認制度

根據國際法的承認制度，承認新政府的法律效果是，承認了新政府就不能再承認被推翻了的舊政府。一般來說，未被承認的國家或政府在不承認國的法院沒有起訴權的，這一原則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和確認。1972年日本是以條約的形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從而使所承擔的義務就更加明確。既然日本已經不再承認所謂的“中華民國”，那么臺灣就不能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法院就光華寮提起訴訟。因此，日本法院受理臺灣當局以“中華民國”的名義提起的訴訟，完全違反了國際法的承認制度。

(二)光華寮案違背國際法上的繼承制度

在光華寮案上，京都地方法院和大阪高等法院完全混淆了國際法上的國家繼承和政府繼承的兩個不同的概念。國家繼承是國際法主體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新國家如何繼承前國家的財產問題。但政府繼承則不同。它是國家本身沒有變，國家的同一性沒有變，只是代表這個國家的政府發生了更迭，新政府取代了舊政府，而不問其財產以什么形式出現(動產或不動產)，也不管這些財產處于國內還是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其國家本身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國際法主體依然如故，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了中華民國政府，所以，凡屬于前政府的國家財產，完全由我國政府全部繼承是符合國際法和國際實踐的?，F在，日本法院關于對光華寮案的判決理由之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不完全繼承舊中國政府在外國的財產”。不符合中日之間簽訂的條約精神，也違反國際法上的繼承制度。因為，無論從國際法上政府繼承的理論，還是從對該寮的實際控制和管理情況看，光華寮都應該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有。無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于1977年9月16日對光華寮案的判決是正確的，而1982年大阪高等法院的判決是錯誤的。

(三)光華寮案違背了日本承擔的國際義務

1972年9月29日由中日兩國政府領導人簽署的聯合聲明中規定：“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爸腥A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978年，中日兩國政府簽署的和平友好條約也進一步確認了上述原則。因此，這兩個重要法律文件，它不僅規定了日本方面的承諾，也規定了中國方面的承諾。日本是以條約的形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從此日本取消了對“中華民國”的承認，臺灣當局就不能再以所謂“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法院提起訴訟。這對日本不僅依據國際法一般原則所產生的義務，而且是所承擔的特殊的條約義務。現在，臺灣當局在光華寮案中居然在日本法院享有起訴權。這完全違背了日本政府承擔的不得承認所謂“中華民國”政府的具體義務，勢必在政治上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所以，日本法院在處理光華寮案的問題上是違反國際法的。

3.隆端古寺案

隆端古寺位于扁擔山脈的一個隆起的高地上，它構成泰國與柬埔寨之間邊界的一部分。根據1904年2月13日暹羅(當時泰國稱為暹羅)和法國(當時柬埔寨是法國的保護地)之間的一項條約的規定，雙方同意這一點上的邊界線，應沿著分水嶺線劃出。為進行實地劃界而設立了一個混合委員會。當時泰國政府委托一個法國調查隊繪制該地區的地圖1908年，地圖在巴黎出版，同時也將也圖送交泰國政府。在地圖上明確標出了隆端古寺位于柬埔寨一邊，但泰國政府。未表明任何異議(直到1935年以前)。后業，法國政府獲悉泰國把其看守人安置在寺內，于1949年和1950年向泰國政府提出多次抗議照會，終未得到回答。1953年柬埔寨獲得獨立后，新政府企圖在該地區建立權力機關都沒有成功。之后，柬泰雙方又經過多次談判而失敗。1959年10月6月，柬埔寨政府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國際法院宣告隆端古寺的領土主權屬于柬埔寨，泰國應撤退它駐扎在古寺遺址的武裝部隊。1960年5月23日，泰國政府對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提出了初步反對主張。1961年6月26日，國際法院對該案進行了審理，駁回了泰國提出的初步反對意見。1962年6月15日，法院對案情實質作出了判決。法院以9票對3票判定隆端古寺是在柬埔寨境內，而泰國有義務撤回駐在該地區的一切軍事人員和民事人員。法院還以7票對5票判明泰國應將其在占領時期從寺內搬走的一切物品歸還柬埔寨。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以下兩方面：

(一)涉及國家領土主權問題

泰國與柬埔寨之間的爭論點，主要是隆端古寺及其周圍的土地的主權是屬于哪一國。泰國認為法國于1908年出版的地圖不是混合委員會所制，它有嚴重錯誤，如果根據真正的分水嶺劃出的邊界線就應把該寺的地區劃在泰國一邊。但是，國際法院在審理該案中，認為真正的問題是，泰柬雙方是否已接受了這張地圖上指出的邊界線。從實際看，泰國接受這張地圖和地圖上指出的邊界線。從實際看，泰國接受這張地圖后，當時的暹羅和之后的泰國政府對此并未作過任何反響，未作過任何追究，也未發現因犯過任何錯誤而可使其“同意”變為無效。它完全有充分機會不同意這種劃界，但許多年來都沒有這樣做，因此，必須認為那已是得到 了默認的，泰國以地圖的錯誤作為申辯的理由是不能接受的。法院的判決確定了柬博寨對隆端古寺的主權?，F在，泰國出兵占領隆端古寺地區，這無疑是對柬埔寨國家領土主權的侵犯。

(二)國際法院對本案的管轄權問題

泰國政府給以抗告，就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問題提出了初步反對主張。因為，泰國政府認為，該國雖然曾在1929年9月20日發表了接受國際常設法院強制管轄權的聲明，并在1940年5月3日又發表聲明，同時將第一個聲明展期10年，但是，國際法院與過去常設國際法院不同，因此認為由于這個聲明不是以“國際法院規約”簽署國的身份發表的，所以應隨著泰國參加“規約”而自然于1946年失效，這個聲明也不因參加規約而延期。泰國政府還指出，按照《規約》第36條第5款以及國際法院對以色列——葡萄牙案的判決精神，它接受強制管轄的聲明無效，因而泰國不愿接受國際法院的管理。

1961年5月26日，國際法院對泰國的抗告作了判決，肯定了國際法院對此的管轄權，因為泰國政府所發表的接受強制管轄聲明仍是有效的。理由：1.該案情況與“以——葡案”不同。2.雖然1940年延期的聲明已經失效，但1950年發表了一個新的、獨立的聲明，而且已向聯合國秘書長履行了延期手續，因此這就表明該聲明應當被解釋為接受現在的國際法院——而不是消亡了國際法院——的強制管轄。與此同時，該聲明所引證的1929年和1940年所接受的條件看，與《規約》的第36條第2款相一致，是表明接受國際法院管轄的聲明。從而，法院于1961年5月26日作出了一項判決，駁回了泰國的抗告，并宣布“沒有必要再考慮與司法規定中的協議條款有關的第二次控告”，為此確定了法院的管轄權。

國際法院的判決引起了泰國的強烈不滿。但泰國政府根據其對外政策考慮，于1962年7月3日宣布，盡管對案件的結局深為遺憾，然而“作為聯合國的會員國，泰國必須履行依聯合國憲章所負的義務。泰國將在抗議之下這樣做，并保留其固有權利?！苯又烦隽嗽谶@個地區的武裝力量。但事情并沒有結束，爭端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

4.科孚海峽案(英國訴阿爾巴尼亞)

1946年5月15日，英國海軍部派出兩艘軍艦通過位于阿爾巴尼亞大陸與科孚島北部之間的科孚海峽時遭到阿爾巴尼亞海岸炮臺轟擊，但未被擊毀。為此，在互換照會中，英國政府認為：它享有通過這個海峽而不作任何通知或者等候許可的權利。而阿爾巴尼亞政府卻明確表示，外國船舶通過，必須事先通知并請求阿爾巴尼亞許可。1946年10月22日，英國為試探阿爾巴尼亞的態度，派出一隊由兩艘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組成的英國艦隊又通過該海峽時，造成其中兩艘驅逐艦觸雷，死40人，傷42人的巨大損失。事件發生后不久，同年11月13日，英國海軍未經阿爾巴尼亞同意，單方面強行到海峽屬于阿爾巴尼亞領水去掃雷，發現有22顆水雷。但英國海軍的行動遭到阿到爾巴亞的強烈抗議。緊接著，英國政府將這一事件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控告阿爾巴尼亞在盟國海軍當局已經進行過掃雷工作之后，又敷設水雷或允許第三國敷設了水雷，要求追究責任。1947年4月9日安理會通過一項決議，建議有關國家應立即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的規定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來解決。1947年5月22日，英國單方面向國際法院起訴。法院于1948年到1949年對該案進行過三次判決，最后英國政府勝訴。

該案涉及的國際法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英國海軍的行動是否侵犯了阿爾巴尼亞的主權問題

科孚海峽是位于希臘科孚島和阿爾巴尼亞海岸之間，是連接希臘科孚港與阿爾巴紀亞薩蘭特港之間的一個海峽。因此，英國認為該海峽是國際航行海峽，它的軍艦可以自由通過，不用請求阿爾巴尼亞批準。阿爾巴尼亞認為該海峽是地方性的，外國軍艦通過必須得到同意。國際法院在經過辯論后，認為英國海軍已使用此海峽有80多年，其他國家海軍也經常使用。因此，在和平時期各國軍艦對于連接兩部分公海的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具有無害通過的權利，這是獲得普遍承認和符合國際慣例的。除國際條約另有規定外，沿岸國無權在和平時期禁止通過海峽。據此，法院認為英國軍艦在1946年10月22日的通過是無害的。法院以14票對2票判決英國的這次行動并沒有侵犯阿爾巴尼亞主權。與此同時，法院又一致認為，英國軍艦在1946年11月12日和13日的掃雷活動，這是在阿爾巴尼亞的領水內并違反其意愿的情形下進行的，這“就破壞了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并認為法院聲明本身已構成對這種破壞主權的行為的適當的定論”。因此，英國軍艦的這種行動是不能以行使自助權或其他理由而被說成是正確的。

(二)本案涉及國際法上的責任問題

國際法院在對本案的審理中，雖然拒絕接受英國認為水雷是阿爾巴尼亞本身敷設的看法，但法院在沒有掌握確鑿的證據情況下，而僅僅根據所謂“間接證明”方法推定阿爾巴亞科孚海峽的敷雷一事不可能毫無所知，并強調，當阿爾巴亞政府經獲悉在科孚海峽的領海內有水雷分布，就負有將危險情形通知航行船只的義務，自然也應告知馳近的英國軍艦。然而阿爾巴尼亞并未履行此義務，致使英國兩艘驅逐艦觸水雷，造成許多海軍人員的傷亡的巨大損失。最后，法院以11票對5票判定：根據國際法，阿爾巴尼亞應對1946年10月22日在其領水內發生的觸雷事件以及由此事件造成的損害及人命損傷負責，從而有賠償義務，應對造成的損害給予賠償。

1945年12月15日，國際法院作出第三個判決，該判決是估定賠償數目的問題。法院估定了阿爾巴亞應付給英國的賠償數額。這個數額是根據專家調查的結果確定為843，947英鎊，作為給英國軍艦造成的損害和對海員的人身傷亡的補償。國際法院在處理這個案件上是不公正的，因此，阿爾巴尼亞始終沒有執行國際法院的判決，至今問題未解決。

5、美國駐德黑蘭外交和領事人員案

美國訴伊朗

國際法院

1979年

1979年11月4日，在德黑蘭美國駐伊朗大使館門前發生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游行。美國大使館請求伊朗當局給予保護，但伊朗當局沒有采取必要的保護措施。示威隊伍闖進大使館，扣留了使館內的美國使館人員和領事人員和非美籍的工作人員共五十多人，把他們扣作“人質”，并將使館的檔案文件搗毀，造成一件嚴重侵犯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的事件。11月5日，在伊朗大不里士和設拉子的美國領事館亦發生同樣努件。

事件發生后，美國于11月9日請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開會考慮采取確保釋放人質和交還使館房屋的行動。安理會在1979年12月4日要求伊朗釋放“人質”，并用和平方法解決爭端。

1979年11月29日，美國向國際法院起訴，請國際法院宣布：伊朗政府違反對美國承擔的條約義務，伊朗政府應立即釋放拘留在德黑蘭大使館和在大不里士和設拉子的領事館的全部美國人和拘留在伊朗外交部的三個人，保證他們安全離境并不得對他們進行任何審訊，伊朗應對此侵權行為賠償美國的損失并將造成此侵權事故的人員交主管當局懲處。美國同時請求國際法院指示臨時保全措施。

1979年12月9日，伊朗外交部長致信國際法院，要求國際法院不要受理此案。伊朗政府在信中聲稱：“（1）人質問題只是整個問題中的一個非中心的和次要的方面，??這問題涉及二十五年來美國干涉伊朗內政的事情。（2）人質問題應看作是伊朗伊斯蘭革命的一個問題。它基本上和直接地是伊朗國家主權范圍內的事情。伊朗認為，臨時保全實際上就是對案情實質作出判決，那是不能接受的。而且，臨時保全措施應該是保全雙方的利益而不能只保護一方的利益?！?/p>

1979年12月10日，國際法院開庭審理關于指示臨時措施問題，并于1979年12月15日頒布指示臨時措施的命令。臨時措施的命令包含下列幾點：

A．

1、伊朗政府應根據美伊兩國間的現行條約和一般國際法，立即將美國的大使館和領事館歸還，保證大使館和領事館的不可侵犯性，并保證給予有效的保護；

2、伊朗政府應根據美伊兩國間的現行條約和一般國際法，立即釋放拘留在美國大使館、伊朗外交部或任何其他地方扣作“人質”的美國人，并給予充分的保護；

3、伊朗政府從今開始，應對美國的一切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給予一切他們根據兩國的現行條約或普遍國際法能享受到的保護、特權和豁免，包括豁兔任何形式的刑

事管轄和享受離境的自由和方便條件。

B．美伊兩國政府應不采取任何行動和保證不采取可能加劇兩國緊張局勢或使爭端更難解決的行動。

國際法院院長在1979年12月24日以命令確定時間，讓雙方遞交訴狀和辯訴狀。美國按時遞交，但伊朗沒有遞交。伊朗政府于1980年2月16日向法院表示，認為法院不能、也不應受理此案。

國際法院在1980年3月18、19、20日三天開庭聽取陳述，但伊朗沒有出庭。國際法院在 1980年5月24日，在伊朗缺席下作出判決。

判決如下：國際法院在1980年5月24日作的判決包含下列幾點：

1．管轄權問題。鑒于伊朗沒有提交辯訴狀和沒有出庭，法院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53條開庭審理。

美國提出四個文件作為法院行使管轄權的基礎，這四個文件是：（1）1961年的《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2）1963年的《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3）1955年的《美伊友好、經濟合作和領事關系條約》；（4）1973年的《關于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約》。法院認為前三個文件可以作為法院行使管轄權的基礎，因為《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和《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的“任擇議定書”（分別為第1和第3條）和《美伊友好、經濟合作和領事關系條約》都有把爭端提交仲裁或司法解決的規定，至于第四個文件，即是否根據《關于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約》第13條行使管轄權，法院認為沒有考慮之必要了。

2．案情實質。國際法院認為，根據美國提出的事實，1979年11月4日在德黑蘭及11月5日在大不里士和設拉子發生的襲擊和占據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和領事館、把使館人員和領事人員扣作“人質”和搗毀使館檔案的事件，就其性質來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的事實包括1979年11月4日襲擊大使館、搗亂使館、拘留人質、侵占使館財產和損壞檔案以及第二天在大不里士和設拉子襲擊領事館的行為，這段期間的事件不能直接歸因于伊朗國國家，因為還不能證明這些行為是代表國家或由國家機關負責以便執行某種任務而作的，所以不能歸因于國家。但這不是說，伊朗國家對這階段的事實就沒有任何責任，因為伊朗表現出來的行為是與它所承擔的國際義務不相符的。《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莊嚴宣告使館的不可侵犯權之后，在第22條明確規定：

“接受國負有特殊責任，采取一切步驟保護使館館舍免受侵入或損害，并防止一切擾亂使館安寧或有損使館尊嚴之情事?！?/p>

該公約宣告外交人員不可侵犯權之后，在第29條又明確規定：“接受國對外交代表應特別尊重，并應采取一切適當步驟以防止人身、自由或尊嚴受有任何侵犯。”

此外，維也納公約第25、26條規定使館檔案、文件不受侵犯，接受國有義務給予保護。

同樣，《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第 31、33、28、34、35、40等條對領事館和領事人員的不可侵犯權亦有類似的規定。國際法院認為，使館和領事館、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的不可侵犯權和接受國有義務給予保護，已經不單純是條約法的規則，而且是國際法的普遍規則。

1979年11月4日和11月5日的事件發生后，美國使館請求伊朗當局給予援助和保護，但伊朗當局沒有采取適當步驟保護使領館及其人員和制止事態的發展，伊朗已違反了它的條約義務。

國際法院得出結論說：“在11月4日，伊朗政府非常清楚：a．根據現行條約，伊朗政府有義務保護美國使館及其外交和領事人員，使他們不受任何襲擊，他們的不可侵犯權不受任何破壞；b．美國使館請求幫助時，情況需要他們采取行動；C．伊朗完全沒有履行它的義務?！?/p>

第二階段的事實是武力分子完全占據了大使館和領事館，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被扣作人質。根據維也納公約，伊朗有義務立即采取一切措施盡快結束這一場侵犯美國大使館和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的不可侵犯權的事件，和立即交還大不里士、設拉子的領事館，使一切恢復原狀和賠償損失。

但伊朗政府沒有這樣做。伊朗外交部長雅茲第在11月5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根據國際規章，伊朗政府有責任保護外國人的生命和財產?！钡耆珱]有提到伊朗有義務保護大使和外交人員，他最后還說：“學生們很欣賞政府的贊同和支持，因為美國自己應對這件事件負責?！币晾士偫戆⒀磐欣せ裘纺嵩?1月5日的招待會上已證實武力分子占領了使館。他把美國使館說成是“間諜中心”，他還宣稱：人質應繼續扣留，直到美國把前伊朗國王和他的財產歸還伊朗，并禁止與美國在這個問題上進行談判。一旦伊朗的國家部門證實了這些行動和決定繼續這樣做作為對美國的壓力，這些行為就轉化為國家行為了，一旦武力分子成了國家指使的人，國家就要承擔國際責任了。

伊朗政府繼續占據使館和繼續扣留人質，一再違反它的條約一義務，違反：

1、《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第22條；

2、《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第29條；

3、《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第24、25、26、27、《維也納領事關系》第33條及有關領事履行職務的方便條件和自由的有關條款以及1955年《美伊友好、經濟合作和領事關系條

約》第2條。

伊朗外交部長在給國際法院的兩封信中認為美國曾在伊朗進行犯罪活動，因而伊朗的行為是合理的。國際法院認為即使證實美國的確有犯罪行為，也不能作為伊朗扣押美國外交人員作為人質的借口。外交法已為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的不法行為規定給予宣布為不受歡迎或斷絕外交關系的制裁。由于伊朗一再違反國際義務，伊朗有義務賠償美國的損失，鑒于違反義務的行為仍在繼續進行中，賠償款額尚無法確定。

根據上述理由，國際法院在1980年5月24日作出判決，判定：

“

1、根據本判決所指出的事實，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許多方面業已違反，并正在違反它根據國際條約和長期確立的國際法規則所承擔的義務。

（13：2贊成票：院長瓦爾多克、副院長伊利亞斯、法官福斯特、格羅、賴厄斯、摩斯勒、納金特拉J辛格、魯達、小田滋、阿戈、艾爾一艾利安、塞塔一卡馬拉、巴赫斯特）

（反對票：法官莫洛佐夫、塔拉茲）

2、伊朗違反對美國所承擔的義務，根據國際法應負國際責任。

（13：2投票情況與上相同）

3、伊朗政府必須立即采取一切行動緩和由于1979年11月4日及其后發生的事情所引起的局勢，為此目的，雙方應達成協議。

（一致同意）

（法官賴厄斯在判決附上個別意見，法官莫洛佐夫、塔拉茲附上異議意見）國家責任由兩個重要因素構成，一是客觀上存在國際不法行為，二是主觀上該國際不法行為可歸因于國家。本案是說明國家責任構成問題的最恰當的案例。在本案中，在伊朗發生的侵犯使領館和外交人員的不可侵犯權的事情，無可否認是國際不法行為。該行為能不能歸因于伊朗國家？伊朗指稱該事情是美國二十五年來干涉伊朗內政的結果，是美國外交人員從事犯罪活動、美國拒絕引渡伊朗前國王及交還其財產的結果，這些理由能不能說明伊朗的侵犯外交特權是正當或可以免除國際法律責任？這正是國際法院需要公正判斷的問題。

國際法院把整個事情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證據尚不足以說明該事情可以歸因于伊朗國家。但在美國大使館請求伊朗當局給予援助和保護的時候，伊朗采取不行為的態度，這就產生違反國際義務的國際責任了。國家沒有義務對在其境內發生的一切不法行為負責，但國家有保護外國人的義務，它對于外國人所受到的侵害有間接責任，它的不行為，會把間接責任轉化為直接責任。至于事情的第二個階段，伊朗國家領導人的態度，特別是它把扣押人質與美國政府的干涉伊朗內政的行為聯系起來，這無異說明侵犯外交人員的行為是伊朗當局縱容和支持的。不法行為的可歸因性就非常明顯了。

對于伊朗提出的各項理由，在政治上有道理，但在法律上那是說不過去的。正如國際法院所說的，即使這些事實都是真實，也不能說明伊朗的做法是正確，不能免除伊朗的法律責任。

至于本案的管轄權，國際法院只根據幾個條約上的“任擇條款”作為行使法院管轄權的依據，在迫切需要通過和平方法解決美伊爭端的形勢下，法院這樣作是可以的，但這在法理上是比較勉強的，在國際法院的實踐中是沒有先例的。伊朗一直表示反對，國際法院雖然有權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53條進行缺席判決，但假如本案不因后來以庭外解決而終止，判決是很難得到完滿執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