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后李約瑟時代中國科技史的發展趨向論文

李約瑟生前身后與中國人結下了不解這緣。昔人已乘黃鶴去，一代漢學大師李約瑟逝世有8年時間了，李約瑟的《中國科技技術史》撰著工程亦將全面告竣。于是，中國科技史界開始面對“后李約瑟時代”如何發展的問題，也開始了后李約瑟時代的探索——促進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學科化、國際化發展。

1、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學科化。

中國科技史的研究并非自李約瑟始，李約瑟之前已有一些中國學者開展過這方面的工作并卓成效，他們也提出了“中國近代科學為什么落后”、“中國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之類的問題，但中國科技史研究得到國際學術界的注目和認可還是在李約瑟的推動下出現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李約瑟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贏得了世界性榮譽。李約瑟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李約瑟個人的因素，也與當時中國在世界之林的崛起有相當關系。⑴李約瑟的成功激發了中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興致，自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國的科技史研究成果迭現，繼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之后，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也不甘人后，決定完成一部由中國人自己撰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這本書在資料的搜集等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進展。除此之外，數學史、化學史、物理學史、天文學史、地理學史、生物學史以及中國傳統技術的歷史研究都取得了豐碩成果，各方面的專史論著大量涌現。但是，所有這些成果的實現和《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完成并不意味著中國科技史研究已經達到頂峰，甚至可能如席澤宗院士1990年所講：我們在總體上還沒有超越李約瑟，李約瑟之后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深入開展。

“后李約瑟時代”的概念是美國MTT的Dibner科技史研究所所長于2001年提出來的，既寄托了人們對這位西方漢學大師的熱愛和留戀，同時也激勵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對未來發展進行深刻思索。中國的科技史研究并不是簡單地體現為一部《中國科學技術史》，也不是幾十部甚至幾百部中國科技史方面的學術著作所能涵蓋的范疇，它反映的是中國人對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研究，體現的是中國學者在科技史領域的體驗和探索。近年來已經學者對中國的科技史現狀進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諸多缺陷和問題。⑵如果說“后李約瑟時代”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要確立未來的發展方向的話，那么加強科技史研究的學科化發展則首當其沖。

中國科技技術史研究的科學化包含著三層含義，設置研究機構、培養宇術梯隊、加彊學科建設。前兩個方面我們已經能夠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國科學院設有國家級的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科技大學、內蒙古師范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先后成立了科學史系、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西北大學、山西大學、南京農業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等單位都有相應的研究機構。依托于此，很多機構也開展了博士、碩士人才的培養教育。

加強學科建設就要促進科技史研究在科學史的學科范圍內規范化的開展各項工作。按照科學史學科的創始人薩頓的解釋，科學史是唯一能體現人類進步的歷史，是科學的科學?？茖W史從學科結構上有內外史之分，內史探討科學發展的內在機制，外史則側重于科學與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相互關系上。如同天文、地理、數學、化學等學科具有特定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一樣，科學史也有其獨立的發展空間。⑶科學史不僅要勾勒出科學發展的歷程，也要向人們指明今后科學發展的方向。⑷科學史研究領域有許多重要工作需要開展，諸如科學發展史、科學思想史以及科學家個人的學術成就等等。長期以來很多中國人把科學史學科等同于中國科技史研究，等同于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因而對李約瑟、對李約瑟的中國科學史研究、對中國人的科學史研究產生了許多詮釋性錯誤，也曾一度出現了中國科技史研究中結構嚴重失衡的局面，即內史部分的大量研究和外史部分的嚴重不足，目前則表現為內史部分的停滯不前和外史部分的低水乎重復。

《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編撰是中國科書技術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的終極月的是發展完善中國的科學技術史學科體系。李約瑟時代中國科技史研究得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弘揚中國傳統文明，后李約瑟時代則應走出李約瑟這座大山，把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放到人類歷史文明的大潮中去考察，研究中西方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這項工作的進行離不開理論指導，構建系統的中國科學史學科體系并發展產生出中國的科學技術史學派、開展多層次全方位的科學技術史研究工作已經是后李約瑟時代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義不容辭的義務。作為學科建設的科學技術史離不開學科體系建設、研究內容拓展、研究方法改進等方面工作的支撐，當國際科學技術史已經成為一門比較成熟的學科的時候，中國的科學技術史研究整體上還停留在薩頓時代，迄今依然處于膚淺的成就描述和泛泛的外史探討的階段。⑸

科學史理論的探討既包含了科學起源、科學革命、科學結構、科學的社會功能、科學的歷史發展等一般問題，也涉及一些特殊問題的解釋，“李約瑟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在科學史學科建設中這些問題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它們是科學史學科發展的永恒的主題。但是中國的科學史研究者還沒有對科學史的理論研究進行深入探討，也沒有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這方面的工作。中國學者幾十年來的科學史研究主要圍繞“李約瑟問題”而展開，即使這一問題的研究迄今依然迷霧茫茫。

“李約瑟問題”是李約瑟在開始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時提出來的，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其一般表述是：為什么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之間，在將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于實用目的方面，中國較之西方更為有效?或者，為什么近代科學，關于自然界假說的數學化學及其相關的先進技術，只是輝煌而短暫地興起于伽利略時代的歐洲?盡管這一問題的研究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們對問題的理解和問題的答案之間似乎還存在一定的距離，原因之一是我們把李約瑟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意圖理解為解釋一個“李約瑟問題”是否符合李公的立題精神頗值得懷疑，⑹原因之二是“李約瑟問題”是一個多解的難題，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不可能全面解決這一難題，我們的許多續貂之作一時三刻也調理不出琴瑟和諧的音調。

中國學者在科技史學科建設方面的欠缺還表現在與國際科學史界存在階段性差距。⑺20世紀科學史的發展經歷了三次轉向，即從學科史到通史的轉向、從內史到外史的轉向以及從外史到綜合史的轉向，⑻但中國的科學史研究迄今還偏重于內史的研究，促進外史研究和綜合史研究的發展對中國科技史研究者來說已是十分緊迫的任務。受制于此，國際科學史界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在中國科技史研究中基本還是一片空白，或者有待開墾，其中以科學編史學研究和輝格史學的方法表現最為突出。科學編史學是第一代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等開拓出來的一片天地，他們在晚年開始思索科學史的性質、目標、研究標準與編史方法等問題，并以回憶的方式撰文陳述他們的編史學思想，后來科學哲學家對科學編史發生濃厚興趣，1963年阿伽西(J．Agassi)就完成了第一部科學編史學著作《走向科學編史學》，科學史家直到1987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科學編史學著作，即克拉夫(H．Kraph)的《科學編史學導論》。近年來，一些中國的科學史研究者已經注意到這些問題并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清華大學劉兵教授的專著《克麗奧眼中的科學——科學編史學初論》就是我國第一部科學編史學方面的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作者也論述了科學史研究中的輝格史學方法。輝格史學的基本范式是參照今日研究過去，也就是用今天的觀點和標準編織歷史，其名稱來源于英國歷史上的輝格黨。輝格史學的方法在第一代科學史家的研究中得到相當普遍的運用，20世紀50年代以后科學史界開始接受反輝格式方法。⑼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對輝格史學的了解和認識很少，因此作者呼吁中國科學史研究者首先應補上輝格式研究方法這一課。

2、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國際化。

中國曾經有過一句很流行的口號——“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但中國科學史研究領域的基本現狀是畫地為牢，研究中國的科學技術史的篇章占據了絕對優勢的地位，我們并沒有像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科技史那樣放眼四海探索研究，研究西方科學史的學者廖若星辰，西方科學史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數。因此出現的局面是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的國際交流活動基本限定于海外漢學家的圈子里，長期游離于主流的國際科學技術史群體之外，在國際科學史研究的重要刊物——《ISIS》、《Orisis》、《History of Science》、《History of Technology》上，鮮見有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國際科學史界最著名的薩頓獎章至今與中國學者無緣。這種傾向近年來已經有很大改觀，一些中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積極參與國際科學史研究領域的各種學術活動，有學者還成為國際科技史界的領域人物。中國科技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劉鈍教授1993年當選為國際科學史通訊員院士后，2002年當選為院士，現在擔任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分部第二副主席、國際東亞科學技術醫學史學會主席等國際職務，韓琦教授1999年當選為國際東亞科學技術醫學史學會副主席。

在世界科學的發展中出現了東西方兩大系統，各自都有其獨特的體系。近代科學的發生打破了這種兩雄分立的局面，以實驗為手段、以分析為方法的西方科學超越了崇尚陰陽理念和經驗積累的中國傳統科學，一時風靡全球。但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在批判歐洲中心論的同時，又出現矯枉過正的傾向。在世界科學技術史研究領域，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目前普遍面臨過語言關的問題，不但要學習英語，還要懂得拉丁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一些老一輩的科學史家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并多次提出要加強世界科學史研究的意見和建議，中國科技大學錢臨照教授生前就強調要開展世界科學史研究，不但要研究古希臘古羅馬的科技史，也要加強研究古代兩河流域的科技史，為此他還鼓勵年輕人去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國家學習進修。

科學史界還要加強與歷史研究者的聯系，緊跟史學研究發展動態，及時學習利用新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以改進我們的工作。有論者多次指出我國科學史界對國外同行的新成果關心注意不夠，封閉保守，科學史領域長期停滯于薩頓階段，在研究理念上也以薩頓、李約瑟等人奉行的新人文主義觀念和孔德實證主義編史方法論為標識，置年鑒學派和各種歷史哲學理論的發展于不顧的境地。在這方面國內史學界的思想要比科學史界更為開明，也應該成為我們學習的典范。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史學界就大量介紹引入了歐美史學思想，如法國的年鑒學派、英國新社會史、美國的新經濟史以及心理史學等，克羅齊、科林伍德、沃爾什等的歷史哲學理論也成為史學界關注的熱點，促使中國史學界拓寬了研究視野、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3、農史學科中被忽略的兩個問題。

農業史是一個很獨特的學科，作為交叉學科具有農學、歷史學、生物學、環境科學、土壤學、氣象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的特征，以至于現在農史界的權威學者也很難論清農業史學科的歸屬問題。劃歸理學范疇的科學技術史似不滿意，放在歷史學中也覺得不倫不類，納入經濟史、社會史、思想文化史領域也不可行。總之，農業史學科是一個具有普遍的相似性又顯示出明顯個性色彩的學科，在科技史領域農業史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在經濟史領域農業史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社會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也總是出現農業史的身影。

如果我們把農業史簡單地割裂為農業經濟史、農業科技史、農村社會史和農業思想文化史等四個部分時很容易為它們找到各自的歸宿，但農業史畢竟是農業史，四個部分密不可分成為一個整體，確實為當前的農史專家出了一個難題。農業史內部各要素之間關系的緊密程度遠遠超過其他的部門史，古代的農民既是技術專家，又是經驗農學家，同時也是農業生產活動的經濟主體，在這種情況下農業史的內容就顯得豐富多彩，妙趣橫生，農業史的學科屑性也就很難用現代的學科門類來界定劃分。其他各領域的專家學者雖多有涉獵，但農業史學科的復雜性也時常給他們的工作帶來這樣那樣的困難，對歷史學家來講研究農業史最大的障礙是缺乏現代農業科技知識，對經濟史家來講研究農業中最大的障礙是缺乏對農業的全面把握，僅僅掌握經濟學理論還不足以研究農村、農民、農業這個三位一體的問題。農業史是一個涉及面如此廣泛、又需要一定的專門知識才能有所成就的學科領域。1997年國家把農業史等各個專門的學科史統一納入科學技術史學科體系下，屬于理學學科而統籌發展。盡管當時許多學者對此持有異議，但毋庸置疑，農業科技史是農業史領域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最為基礎和關鍵的部分。

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農史研究走過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也發展壯大為中國學術界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面對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農史學科和科學技術史等其他學科一樣需要反思、需要積蓄力量、需要革故鼎新，這是一個學科為了生存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近年來一些關心農史學科發展的年輕人已經為此而多次奔走呼號，但反映問題多集中在學科理論方法需要改進、研究領域需要拓展等方面，除此之外在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等方面也有一些地方亟待改進。

在農業史人才的培養上，近年來隨著高校學生的大規模擴招農史界也出現了一種虛假的繁榮，很多考生都擁擠到農業史學科點攻讀碩士、博士學位，但考生個人專業基礎薄弱的問題十分突出，農業史成為一個其他專業落榜生的棲息之地。或許對個人而言農史的虛假繁榮有助于功利進取(這種功利進取對個人也不見得是有利的，一個學生花費數年的時間卻不能在農史研究領域做出成績，付出的青春代價也是很沉重的。)但對這個學科來講其后果是毀滅性的。很多人即使浪費終生精力在農史研究領域也難有成就。嚴酷的現實迫使我們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辛樹幟、王毓瑚、萬國鼎、石聲漢等前輩為農史研究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的良苦用心，也迫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農史學科并非簡單的交叉學科，它需要研究者具備扎實的農業科學基礎、歷史文獻知識以及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文字學、經濟學、哲學等方面極為寬泛知識積累，它需要研究者具有數十年如一日平心靜氣甘坐冷板凳的奉獻精神，它也需要研究者能夠讀書而不拘泥于書本具有走出書山看世界廣闊胸襟。因此農史人才的遴選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事情，稍有失誤便會出現后繼無人學科消亡的悲慘局面。當今的農史界個別單位已經為此而自嘗苦果。這種現象不僅在農業史領域有所表現，其他學科史研究中也存在類似情況。⑽

近年來農業史學科的處境極為尷尬。作為科學史的一部分，農業史學科的興起是以農業科技史的研究為開端的。當時一批卓有成就的農業科學家參與其事，如植物生理學家石聲漢教授、昆蟲學家周堯、鄒樹文教授、農業經濟學家萬國鼎教授、植物學家夏緯瑛教授、水土保持學家辛樹幟教授，他們置身其中能夠高屋建瓴開展學科史研究并都取得豐碩成果。但近年來隨著《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的完成以及農史研究隊伍中知識結構的變化，在農業科技史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性進展的研究成果日漸稀缺，我們現在的研究隊伍中還缺少像石聲漢、游修齡先生那樣既具備良好小學功底又精通現代農業科技的大師級學者，農業史學科正在逐步遠離其賴以立足的科技史根基。另一方面，農業經濟史研究則逐漸成為農業史領域的熱門話題，加上社會科學的明珠——現代經濟學學科體系中設置有經濟史分支，因此很多農史研究者盡量把研究方向向經濟史領域靠攏，一時出現了農業經濟史研究一枝獨秀的格局。但農業經濟史研究的表面興盛并不代表著農史研究成果的高質量高水平，一些農史局外的專家教授早就洞察其中弊端并提醒了農史學人。今后的農業經濟史研究還需要加大力度，農業科技史研究也要加強力量，畸輕畸重都不足取。

注釋：

⑴ 何丙郁：《如何正視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學學報，1996，26(2)，p103—98。

⑵ 張柏春：《對中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辯證法通訊2001(3)，pp88—94。

⑶ 霍耳頓：《科學思想史論集》P3，許良英編，范岱年、顧國慶、許成鋼、王貞平譯，許良英、范岱年、董光壁、顧國慶較，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⑷ 林德宏：《關于科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0，17(4)，PP39—42。

⑸ 楊浩菊、甘向陽：《世界背景下的中國科技史研究》，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3，15(1)，pp50-52。

⑹ 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原題目為《小國的科學與文明》(英文名為SCC)，1960年代小國大陸翻譯出版時山冀朝鼎博士題寫為“小國科學技術史”。據說也得到了李約瑟的認同。現九人們對這一譯法持不同意見，是非互見。但李約瑟寫作該書的主要動機是作為一個西方學者對小國古代在科學技術上聽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驚奇和感慨，主要目的是為了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理解，讓更多的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論”的泥潭，看到遙遠的中國大地上曾經出現過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明。這與李約瑟一貫所秉持的新人文主義理念是一致的，但與中國人所期許的弘揚中國傳統文明的精神則有本質的不同。

⑺ 張柏春：《對小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辯證法通訊，2001，23(3)，pp88—94。

⑻ 魏屹東：《20世紀科學業的三次轉向》，自然辯證法通訊，1999(3)，pp3—4。

⑼ 劉兵：《歷史的輝格解釋與科學史》，自然辯證法通訊，1991，3(1)，pp44—52。

⑽ 甘向陽，劉建軍：《數學史研究的科學價值》，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1(6)，pp531—534。

第二篇：中國科技史論文

淺談中國農業科技發展歷史

中國歷史文化悠久，自古以來一直都是農業大國。在燦若星河的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中，中國農業科技文化貫穿始終，清晰的表明了我國古代先進的社會生活形態及生產方式，讓我們全方位的認識中華民族的發展。

一、中外農業交流及其對中國農業發展的影響

中國農業的發展，與國外作物品種、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引進、推廣有著密切的聯系，輝煌的中華農業文明正是在中外農業技術交流的環境中生成和發展起來的。正因為如此，中外農業交流問題一直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在這次會議上，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這個問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朱宏斌、王雯在《試論秦漢時期農業科技文化交流的類型與模式》一文中，對秦漢時期農業科技文化交流的類型與模式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根據秦漢時期中央政權同周邊地區及民族的遠近親疏和控制方式的差異，提出了秦漢時期中外農業科技文化交流存在立體移植型、輻射滲透型和遠接互化型三種模式。隨著交往程度和控制程度的弱化，農業科技文化傳播交流的方式、途徑、內涵及影響方面呈現出同步的弱化態勢。

在作物品種傳播方面，四川大學張箭的《咖啡的起源、發展、傳播及飲料文化初探》，認為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亞，15世紀開始在阿拉伯半島種植和飲用。20世紀初咖啡傳入云南，中國大陸開始栽培咖啡。隨著咖啡種植、飲用的擴大，逐漸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咖啡飲食文化。南京農業大學博士生嚴小青的《宋代及其以前域外香料的傳入和影響》，對西漢至宋代期間香料傳入的途徑、香料種類及其利用狀況進行了探討，分析了香料貿易與國家財政之間的關系，認為香料傳入對中國內地的飲食、醫藥以及農業生產、商業貿易均產生了很大影響。南京農業大學研究生羌建的《美洲陸地棉的引種、推廣及其影響研究》，探討了我國引種美洲陸地棉的時間、路線和過程，分析了引種和推廣美棉的原因和成效。

在農業技術交流方面，華南農業大學倪根金的《甲午戰爭前近代中國人對西方農業機械的認識》，系統地介紹了清朝后期中國人對西方農業機械的認識與引進問題，認為甲午戰爭前，近代中國人對西方農業機械的認識呈現出小范圍、零碎性和同步性三個特點。南京農業大學王志軍、惠富平的《西方育種技術引入與民國時期華北麥作改進》，對民國時期華北麥作改進技術進行了探討，認為民國時期華北麥作改進以農業高等院校、政府農業改進機構和農事試驗場為推進主體，以小麥良種選育和推廣為重點，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我國麥作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農業大學張英利的《近代日本蠶業科技的興盛及對中國蠶業的影響》，認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傳播和繅絲機械的引進，其蠶業科技在蠶種選育、繅絲技術和防治蠶病等方面都有了明顯的進步。日本蠶業著作和文獻被譯成中文、日本養蠶和制絲技術的引進、日本蠶業教育的模式，對中國蠶業科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中國農業大學趙勇的《民國前期國外農機的引進及其影響》，論述了民國前期國外農業機械的引進情況，認為當時中國農機制造業比較落后，國外農機比較效益顯著，是引進國外農機的主要原因。國外農機引進對我國農機制造業及農機教育科研事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還有一些論者從農業科技傳播的主體入手，分析了中外農業技術交流狀況。徐州師范大學安宇的《農學留學生與民國時期南方水稻改良與推廣》，認為農學留學生在我國南方水稻優良品種的培育、栽培、推廣和水稻病蟲害防治和水稻栽培理論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推動了我國農業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南京農業大學宋超的《中蘇農業科技合作中來華的蘇聯專家》，探討了新中國建立后蘇聯援華專家在農業管理部門、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和國營農牧場的分布狀況，認為他們在中國農業生產的恢復發展和科研水平的整體提升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中國海洋大學蔡勤禹的《傳教士與華洋義賑會災荒防治》，對傳教士與華洋義賑會救災思想和實踐進行了研究，認為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成立了華洋義賑會，將西方近代救災思想和理念傳到中國，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救災事業的發展。

此外，韓國農業經濟學會會長樸正根教授針對韓國稻米經濟變遷問題作了精彩的報告，韓國農村經濟研究院樸錫斗研究員對日本占領時期朝鮮糧食增殖計劃和農業發展的情況進行了研究。全北大學蘇淳烈教授介紹了日本占領時期韓國農業試驗研究的基本情況，分析了韓國農業試驗研究的成效和意義。韓國忠北大學俞鎮采教授以韓國忠北法住寺為案例，論述了韓國土地改革對寺院土地所有制的影響。

二、區域農業技術交流與中國農業文明的發展

區域農業交流與農業發展是這次會議的重要議題，與會專家們不僅討論了農作物和農業生產技術在不同區域之間的交流，而且對不同時期各個地區的農業生產狀況進行了探討。江蘇省委黨校彭安玉的《論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北方農業技術的南傳及其影響》，對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北方農業技術的南傳及其影響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在這個時期，由于戰亂頻繁，黃河流域人口持續地大規模地南遷長江流域，將北方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帶至南方，促進了長江流域的開發與經濟發展，最終促成全國經濟重心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轉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曾雄生的《技術傳播與稻作擴展以宋代為例》，認為移民、墾殖和官方勸導導致宋代稻作面積不斷擴大，而區域之間的稻作傳播，更是豐富了各地的水稻品種，因此，水稻種植格局的形成，既是自然的產物，也是農耕技術交流與傳播的結果。華南農業大學吳建新的《近代華南甘蔗品種的演變與傳播》，闡述了近代廣東甘蔗品種的演變過程，認為近代廣東甘蔗品種從細莖種向粗莖種演變，不僅提高了甘蔗的品質和產量，而且適應機器糖業的加工需要，引起了蔗種繁育技術的革命。

在這次會議上，區域農業史是一個引人關注的領域，學者們在會議上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內容涉及江南、江西和山西等地區。

對江南地區研究焦點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社會救濟、宗教信仰等方面。南京師范大學慈鴻飛、黃敏的《城居地主與近代江南農村經濟》，重新審視城居地主的作用，認為近代江南地區城居地主在土地投資、改良農業原料品種、推行農作物的商品性生產、改造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地主離鄉進城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步伐，農村經濟的衰敗并不是地主城居帶來的結果。這個觀點，對于我們研究近代城鄉關系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南京農業大學郭春華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蘇南地區耕地利用研究》，通過對文獻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認為當時蘇南地區農均耕地資源數量少，經營規模狹小，農作物產量低而不穩，農民生活艱難，因此農民積極調整種植結構，大量種植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以獲得更多的經濟收益。蘇州大學王衛平的《江南士紳與光緒二年蘇北義賑》，對光緒二年蘇北海州、沭陽地區的義賑情況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認為蘇北義賑是由民間自行籌資、自行放款的“民捐民辦”行為，是帶有轉折性的近代義賑，在中國賑災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南京農業大學博士生張祥穩的《清代乾隆朝中央政府災民救濟政策落實情況研究》，以乾隆11年江蘇三州縣水災賑濟為例，闡述了清代中央政府賑濟災民的政策和措施。此外，蘇州大學池子華、李勇的《蘇南漁民的祭祀活動和宗教信仰》，認為天主教傳入蘇南地區以前，當地漁民崇拜多種水神以及與捕魚有關的神靈。天主教傳入中國后，特別是近代時期，蘇南漁民篤信天主教，信徒數量遠遠超過該地區其它農民群體。而經濟上極端貧困，政治上孤立無助，文化水平低下，是蘇南漁民信仰天主教的主要原因。

在江西農業史研究方面，華南農業大學衷海燕的《水事之爭與鄉土社會糾紛解決機制》，以江西泰和縣槎灘陂為中心，通過分析傳統鄉村社會的水事糾紛，揭示了傳統基層社會的權力運作機制。認為鄉族組織與鄉紳階層雖然通過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分享了國家的政治權力，強化了對基層社會的控制，但他們的行政職能一般必須經過官僚政府的授權，才能持久有效地運行。在這種情況下，基層社會的自治化進程實際上是國家政治體制的轉型過程。與此相適應，官僚政府對于基層社會的控制和影響，主要不是表現為直接的行政干預，而是通過支持傳統的民間習慣法，建立一個制衡性制度。江西師范大學萬振凡的《民國江西農業院與農業現代化》和郭靜、崔存嶺的《抗戰時期江西農業探析》，主要討論民國時期江西農業的發展狀況。前者側重探討民國時期江西農業院的發展演變情況，認為江西農業院在選育農作物新品種、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建立農業科技推廣網絡、創新農業管理體制、完善農業教育體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后者分析了抗戰時期江西農業的發展狀況，認為江西農業在抗戰時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不僅為江西本省抗戰提供了物資保障，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東南諸省。江西農業大學黃國勤教授的《農田養地制度的演變與發展》，從土壤耕作制度和農田培肥制度兩個方面，對建國以來江西農田養地制度進行了分析和總結，認為建國以來江西的土地耕作制度經歷了傳統多耕多耙、強調少耕免耕、實現輪耕輪作、推廣保護性耕作等四個階段，農田培肥也經歷了單純有機培肥、有機無機并重、化肥為主培肥和生物生態四個階段。這些認識，對當前江西耕地制度建設和農業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關于山西地區農業史，有兩位學者提交了。中國農業博物館李三謀的《清代山西農業生產及其租佃關系》，對清代山西租佃關系的地域性特點進行了分析。認為，清代山西農民的耕作技術和生產能力在各個地區的差異，決定了境內各處農耕勞動習慣的不同，也決定了各處農村租佃關系的多樣性。在晉北地區，農業生產技術落后，佃戶勞動能力低下，勞動成果小，所受剝削比較嚴重，主佃關系嚴重對立；晉中南一帶，農民的勞動技術水平、勞動能力較高，所受剝削就相對較輕，主佃之間沖突較輕。這個結論，使人們對古代租佃關系的地域差異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山西大學張俊峰在《明清以來山西水力加工業的興衰》一文中，對學界提出的“明清時期華北水利加工業完全衰落”的觀點進行了糾正，認為明清以來山西境內水利型經濟得到了極大程度的發展，水力加工業尤其水磨非常普遍，數量驚人，在地方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并沒有達到完全衰退的地步。20世紀50年代以來，由于電動機械的廣泛應用，以及水庫建設、挖煤采礦、過度抽取地下水導致河泉干涸等原因，才使得傳統的水力加工業退出了歷史舞臺。

除了上述地區之外，還有學者對中國北方地區農業發展狀況進行了探討。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樊志民的《秦西垂農業環境的認識與考察》，通過對甘肅禮縣西山早秦遺址發掘資料進行分析，認為先秦時期西垂具有優越的農業環境，當地居民以農業經營為主，西垂農業具有明顯的旱作農業類型特征。新疆石河子大學謝麗的《塔里木盆地南緣古代社會盛衰與綠洲荒漠化耦合規律研究》，討論了塔里木盆地南緣古代社會盛衰與綠洲荒漠化之間的關系，認為塔里木盆地南緣綠洲荒漠化現象的頻繁發生有著多重復雜的原因，在自然因素與人文力量綜合作用的鏈條中，社會人文因素應是該地區綠洲荒漠化的主導因素，塔里木盆地南緣古綠洲具有隨著農業開發強度的加大和社會繁榮而消亡的耦合規律。陜西師范大學李令福的《論北魏艾山渠的引水技術與經濟效益》，對艾山渠的修建過程及引水技術、輸水技術進行了細致的考察，認為艾山渠的修建，不僅促使北魏時代銀川平原水利建設的興起與發展，而且對以后銀川平原水利事業的發展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奠定了其“塞北江南”形成的歷史基礎。南京農業大學博士生黃富成的《兩漢邊地農業發展的理論與實踐蠡探》，從區域控制與制度農業的角度探討了兩漢邊地農業的發展。認為兩漢時期實行的邊地農業政策是區域控制下的制度農業，邊地農業實際上就是內地農業社會在邊地的移植，以便對邊地進行有效的控制。此外，與會的兩位日本學者在會上介紹了她們對東北地區農業史研究的成果。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博士生小都晶子探討了偽滿時期的土地“開發”政策與日本移民的關系。日本九州大學博士生永井里沙對民國時期東北農村運輸體系的形成過程進行了系統的考察。

三、不同時期的農作物品種、生產工具和農業經濟

中華農業文明源遠流長。在長期的生產實踐過程中，無論作物栽培和食用，還是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的改進，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不僅推動了中國傳統農業的發展，而且豐富了農作物品種。湖南省雙峰縣徐迪新、徐翔的《中國直播稻、移栽稻的演變及播種技術的發展》，認為中國水稻經歷了由直播栽培到育苗移栽，由種子直播到浸種催芽的發展過程，不催芽播種是傳統農業技術的創新，這種技術與地膜覆蓋栽培、種子丸化包衣等先進技術相結合，將推動生態農業的改進和發展。浙江大學游修齡教授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云飛研究員在《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葡萄種子引起的思考》中，利用近年來發掘的考古資料，認為中國食用葡萄已有5000千年的歷史，進而提出歐洲葡萄傳入中國之前，中國本土已經栽培馴化葡萄。由于中國古代農業以種植業為主導，一直使用糧食釀酒，這就抑制了葡萄釀酒的需求和葡萄栽培馴化的深入，因此野生葡萄沒有進一步馴化成像西方那樣的優良的食用和釀酒品種。鄭州大學王星光和高歌的《中國古代花卉飲食》，則系統地闡述了中國歷代花卉飲食的概況，分門別類地詳細介紹了中國古代各類花卉食品、飲品的具體制作方法。這項研究，對于我們開發食用花卉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中國昆蟲文獻研究所王華夫、李微微的《中國蜂產品飲食文化》，介紹了中國古代的蜂蜜食品、蜂花粉食品、蜜蜂幼蟲食品及蜂尸食品的配料和制作方法。

在中華農業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先民們為了滿足生產的需要，創造了多種多樣的生產工具。敦煌研究院王進玉的《敦煌壁畫與古代農業生產工具研究》，通過對敦煌壁畫中農作圖進行考察，詳細敘述了敦煌地區的牛耕技術、播種技術、以及中耕和收獲時所使用的各種農具，向人們展示出敦煌地區農業生產的基本情形。中國農業大學張法瑞和柴福珍的《中詩歌的農學意蘊》，對元代著名農學著作《王禎農書》中農器詩歌進行了研究，認為農器詩歌包含了豐富的農學，不僅記錄了農器的農學知識，而且揭示出農器在農業生產中的重要意義，反映了當時農器的推廣狀況和發展趨勢。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易華的《與游牧有關的幾個技術問題》，討論了生產生活方式與生產工具之間的關系，認為歐亞草原地區定居居民吸收了周圍的畜牧及相關技術創造了獨特的游牧生活方式，并引進了青銅與鐵器技術，走上了武裝化的道路。游牧民不是這些技術的發明者和相關器具的創造者，而是這些技術和工具的使用者和有力的傳播者。

中國古代的糧食問題，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卜風賢副教授的《傳統農業時代農村人口的糧食安全狀況》，對歷代人均糧食占有量、不同社會階層的糧食占有情況進行了考察，并進一步分析了農民負擔對糧食安全狀況的影響。萊陽農學院王寶卿副教授的《我國歷代糧食畝產量的變化及其原因分析》，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考察了從古到今糧食畝產的變化趨勢，認為統治者的重農思想、生產技術的進步、商品經濟的推動是影響糧食畝產量變化的有利因素，而天災人禍對糧食畝產量變化產生了很多消極影響。巢湖學院楊松水副教授的《論清代皖中地區與江南米糧貿易的動因與影響》，論述了清代江南地區與皖中米糧交易的動因，認為米糧貿易對皖中地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密切了皖中與江南的經濟交往，實現了雙方區域經濟的分工協作，促成了皖中地區農業經濟的專業化與農產品的商品化，加快了皖中地區的農業經濟開發的步伐。

在經營制度方面，本次會議上有兩位學者分別討論了唐代田制和元代馬政問題。華南農業大學翟麥玲的《唐代的屯田與營田考論》，對唐代的屯田和營田進行了辨析，認為屯田和營田在管理機構、設置目的、設置地點、經營人員、經營方式等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屯田和營田屬于兩種不同的土地經營方式，屯田和營田都可以轉化為均田。中國農業大學張法瑞和大連水產學院王磊合撰的《略論元代的馬政》，對元代馬政機構、馬匹征括、牧養分布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認為元代馬政較為發達，是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所無法比擬的，這與元代統治者以畜牧起家、以馬得天下有一定的因果關系。

四、農村社會組織和農業文化

農村社會組織的發展演變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研究領域。從中國歷代政治體制的發展演變來看，村社組織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行政組織，但是在維系鄉村社會運行、治理農村社會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中國農業大學石華、張法瑞的《元代鄉村基層政權組織及運作方式之探析》，系統地探討了元代的基層政權的組織形式，認為元代的鄉村基層政權組織分為鄉、都、社三級，它們同時兼有人丁管理和土地管理的雙重職能?！吧纭庇蓚鹘y的勸農組織演變為政府基層行政機構，是國家財政管理體制完善和強化的結果。

民間組織在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中國農業大學馮開文教授提交的《建國前根據地的合作社——誘致性制度變遷以及規模與退出問題》認為合作社一般是農民自發組織起來的，政府在其中只是發揮了引導、宣傳和規范作用。因此，根據地的互助合作運動是一場理性的誘致性制度變遷，是一種交易成本較低的制度變遷。他的研究，對于發展和完善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華中師范大學魏文享副教授的《鄉村控制與農業建設——試論南京政府時期湖北省的農會組織》，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湖北省農會組織的分布、流變、運作績效等進行了探討，認為農會組織在發展農業經濟、改善農民生活、穩固農村秩序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國民政府的強烈干預下，農民并未在農會中取得主體性地位，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農會的運作績效，甚至淪為國民政府加強保甲、征兵調糧、抵制革命的工具。

農業社會的各種社會文化現象，與農業生產有著密切的關系。徐州師范大學王健的《漢代祈年與籍田儀式及其重農精神》，對漢代的祈年與籍田儀式進行了探討，分析了祈年與籍田儀式的文化內涵，認為祈年與籍田儀式對于塑造兩漢重農主義的經濟政策和國家治理方針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廣西師范大學劉文俊的《壯族農事祭祀節日系統的文化屬性和功能》，認為壯族的農事祭祀節日系統體現了鮮明的稻作文化特征，具有維持農業生產活動的正常進行、滿足人們的宗教信仰需要、促進民族文化的積淀、傳承、整合和民族心理的塑造等功能。此外，蘇州鐵道科技大學朱小田教授《社會史視野中的“俗例”——以“搶親”為對象的研究》，則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論述了“搶親”這種“俗例”存在的社會環境和發生的歷史條件，認為地方俗例在整個近代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所謂“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中國法制的近代化”等過程并沒有對地方俗例構成多少實質性的影響。通過“搶親”這種“俗例”進行研究，他進而提出“史學范式”轉換問題，認為以“整體性”為追求目標的社會史研究，對于傳統史學在視角轉換方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義。

第三篇：科技史論文

中國科技史論

文

吳麗媛

20121102848

化學與環境科學學院

2013-11-11

中國科技史

在中國的近代歷史上，有著很多足以改變中國歷史發展的重大發明，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人民的生活有了本質的改變，人們已經不再停留在衣食住行的滿足，人們越來越向往的是一種過去現在都不會有的生活，而那種改變是處在饑寒交迫的人們永遠沒有辦法想象的?！翱萍际堑谝簧a力”是所有人都公認的事實，科技的力量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看的到摸得著的，如果沒有科學技術，很難想像我們現在的生活還處在為溫飽煩惱，為生計發愁。說起近代的科技進步，我們每個人都是有目共睹的，他得益于我們一代又一代的人辛苦奮斗，努力付出，是多少先驅血與淚的凱歌，猶如冉冉升起的太陽，將整個人類的世界照亮。每個人都是科技金幣的受益者。

近代科學技術成就數不勝數。

1.兩彈一星 —衛星發射回收（1964—1970）2.人工合成牛胰島素（1965）

3.哥德巴赫猜想證明到“1＋2”（1966）4.雜交水稻（1973）5.核潛艇（1974）6.激光照排（1979）7.運十大飛機（1980）8.銀河巨型計算機（1983）9.載人航天（2003）10.殲十飛機（2006）

另據由廣東省發明協會主辦、搜狐網站發起，評選的建國以來重大的科技成果中，其中有四項被稱為當代中國的“新四大發明”。它們是：雜交水稻、王選漢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島素、復方蒿甲醚（青蒿素）。

這些科技發明，只是科技長河中的一小部分，九牛一毛，它們不僅改變著人類的生活，更改變著社會的面貌。

其中的復方蒿甲醚，是六十年代中國廣大科技工作者研發的一種具有全新的化學結構的藥品，也是全球首選的治療瘧疾的最佳用藥，是至今被國際上廣泛認可的中國原創的專利藥品。該項目是1967年在毛主席關心下，由周總理親自指揮部署，有關科技部門合作研發的，當時被稱為“523”項目。在統一部署下，數十個單位組成攻關協作組，有500多名科研人員參加，經過190多次實驗，終于從上萬種中草藥提取物中篩選出青蒿的提取物— 青蒿素，經過反復臨床試驗，對瘧原蟲的抑制率達到了100%！這一重大發現于1973年完成，被稱為中國醫藥界首創中藥現代化的一個里程碑性成就。由于它的出現，使千萬年來危害人類生命的瘧疾病歸于消滅。而不用人們在用普通的農藥，不僅傷害大，很容易誤傷，而且環境污染特別嚴重。

關于雜交水稻，那更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好處了。它解決了中國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讓13億人口有飯吃，有飽飯吃，這是多么偉大的一個工程。在開始全國推廣后，十年內累計增收稻谷1000億公斤以上，增加總產值280億元，創造了巨大的收益。真的是解決一個大問題。

提起科技，我們就不得不說說原子彈了。就不得不歌頌我們偉大的科學家們，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下研究成功了原子彈，沒有資源，沒有經驗，更有著來自西方列強的壓力。對于中共和美國的原子彈歷史，我想我們該理解。前后經歷了許多艱難。

第一階段從1949——1964年。出于意識形態的分歧，美國對新中國采取政治上孤立、遏制，經濟封鎖、制裁，并在中國周邊進行侵略和擴張，對中國安全利益造成嚴重威脅。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有原子彈，而中國沒有。美國處于絕對的優勢一方，肆無忌憚地揮舞著核大棒，進行赤裸裸的核威脅。從新中國誕生次年的1950年，朝鮮戰爭開始，美國就公開宣稱要用20-30顆原子彈，投在中朝邊境，以阻止志愿軍入朝。中國由于沒有原子彈，采取了爭取已經掌握原子彈的蘇聯支持、與美國進行針鋒相對斗爭的策略，兩國關系處于尖銳對峙狀態。

第二階段從1964——1978年。1964年，中國在“打破核訛詐”的指導思想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震驚了世界。并在此后十幾年間，迅速掌握了氫彈、飛機投擲、運載火箭投擲等關鍵技術，使得核壟斷被完全打破，兩國關系出現平衡，美國失去了絕對優勢地位。同時，出于兩國共同對付蘇聯威脅的需要，兩國關系開始走向緩和。這一階段，中美關系不但開始結束對抗，甚至破冰建立了外交關系。而原子彈，正是這一局面的決定性因素。毛主席說過：“原子彈，就那么大一點東西，但是沒有這個東西，別人就不和你談。”

第三階段從1979----現在。由于中美都擁有了原子彈等一系列核武器，戰爭能力相對平衡，都開始致力于合作核不擴散。特別是1991年冷戰結束后，防擴散問題成為中美關系中的一個重要議題。因為，中美兩國在防止原子彈、核擴散趨勢方面，利益共同點增多，因而兩國在防擴散問題上，進行了一系列的合作。由于涉及到兩國的根本利益，這一時期跌宕起伏的中美關系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迄今為止，原子彈作為“中美關系”這一全球最重要的關系中的“定海神針”，也即最關鍵的因素，可以預料，仍然會長期地處在“保持均衡”、“防止擴散”的穩定狀態下，我們有了原子彈，有了核武器，我們并不是要侵略，而是和平，提高我們的大國地位，不再讓別人欺負我們。

我國航天技術從零起點迅速躍居全世界第三位，而至今卻仍然是這個排序。雖然在金許多年，我們的航天發展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中國前30年的科技發展速度在全世界都是無與倫比的，稱得上是真正的“突飛猛進”！但是對于我們起步晚，發展緩慢的進度來說，其步調要趕得上發達國家，還是有相當大的那難度，畢竟差距就在那里，所以需要我們每個中國人的付出。僅僅靠著那些科學家 是不行的。

目前國內命名的“大師”、“專家”到處都有，然而其中有多少人能夠同當年像錢學森、李四光、鄧稼先、袁隆平、陳景潤等人的成就相比？在各科技領域究竟中有多少創新成果能夠同當年諸如“新石油地質理論”、“哥德巴赫猜想證明”、“兩彈一星”試驗、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大型電子計算機的研制，以及地震觀測和預報等重大成就相比！

對于以上所說的發明，那只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而已。

公元1世紀初期的西漢時期，中國人發明了造紙術，公元105年左右中國科學家蔡倫又改進和提高了造紙技術，從而使造紙技術在中國迅速推廣開來。

公元3世紀左右，中國人發明了瓷器，這一技術在11世紀傳到波斯，由那里經阿拉伯于1470年左右傳到意大利以及整個歐洲。到唐朝，中國科學家發明了火藥，并在公元9世紀首次將其用于戰爭之中。在11世紀中期的宋朝，中國科學家發明的指南針和活字印刷技術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15世紀中期，中國醫學家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成為中國古代醫學發展的集大成者。到此時為止，中國古代科學的發展達到了頂峰時期，四大發明已經先后登上了歷史舞臺。著名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博士認為，中國“在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現代西方世界所應用的許多發明都來自中國，中國是一個發明的國度。

蠶桑絲織，考古發掘表明，這一技藝之始創是在距今五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約與黃帝時代相當。作為蠶桑絲織的母國，中國的絲織品在世界上享有盛譽，著名的絲綢之路對東西方貿易和文化的交流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漢字是中國人無與倫比的一大發明。從陶文、甲骨文、金文到漢隸、楷書??漢字的創建和衍變，它的形、音、義之構成，都自成一格，與世界上其他文字迥然不同。作為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文字，漢字將隨著中國的崛起進一步走向世界。

中國的青銅文明雖較為后起，但技術上卻后來居上且自成體系。諸如具原創性的井巷木結構支護、豎爐、“硫化礦—冰銅—銅”冶煉工藝、分鑄法、失模法等技藝均由先秦礦師和鑄師率先發明，為創建位居世界前列的燦爛的商周青銅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是瓷器制作的母國，其英文名稱China即由此而來。原始瓷早在商代便已出現，青瓷燒制技藝至東漢趨于定型。之后，歷唐宋至明清，各類瓷器精彩紛呈，成為民眾居家必用之物，且大量外銷產生了世界性的巨大影響。

火藥 火藥的發明與煉丹術有緊密的聯系，硫磺、硝石和木炭混合加熱的爆燃現象是在唐代發現的。黑火藥的配方首載于北宋曾公亮所著《武經總要》。其后由阿拉伯人傳至歐洲幾經改進，在軍事上顯示了巨大威力，并在工業上得到廣泛的應用。

中國的古代科技起步早于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曾經達到的高度，也非現時所能想象。但卻最終衰落。及至今日，但凡說新科技和創新，幾乎唯國外論。幾乎唯洋人論。痛需思痛。凡事皆有源頭。中國科技發展史幾乎可以認為是一部悲劇史。每當你在歷史書上看到一個偉大前人留下的輝煌，勢必讓你對今時今日科技的落后而感到恥辱。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此悲劇？這需要我們每個中國人用心想，去體會，去避免走我們的先人的老路，科學技術的蓬勃發展是時代的大潮流，我們該感謝科技為我們帶來的巨大變革。同時，我們應該知道，科技是一把雙刃劍，凡是都是有利有弊，巨大的利益背后，肯定會有著隱藏的危害，科技的發展不僅僅是日益進步的生活，也有日益增加的環境污染，和日益退步的人類生活質量。科技發展，人類的利欲熏心，三聚氰胺，蘇丹紅，地溝油……我們能說什么呢？科技是用來造福人類的，不是用來傷害人類的。而環境污染，已經成為了人類不得不面對的巨大的問題，全球氣候變暖，大氣層污染，空氣污染……

是的，科技的確是個好東西，誰能說自己沒有受益于科技呢？可以說，沒有科技的發展，就沒有今天的社會，就沒有上天入地理想的實現，就沒有中國的崛起。我們該好好利用科技的發展，造福人類，造福社會，不要用科學技術賦予我們的便利，干一些損人不利己的事，也不要讓經濟的利益，蒙蔽了你的眼睛，蒙蔽了你的心靈，在你享受現在高科技的一切成果的時候，你該感恩那些先輩們血與淚的付出。

作為二十一世紀的我們，該以辯證的眼光來看待科學，既要努力的為科學技術的發展盡一份力量，又要注意科學技術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的科技，正在飛速的發展。

第四篇：農業機械科技的發展趨向理工論文

歐洲農業機械科技界從1984年開始,每隔一年召開一次以農業機械為中心的國際性農業工程學術會議,已先后在英國、荷蘭和法國舉行過三次。1990年的會議由聯邦德國工程師學會農業機械分會和農業機械化學會主辦,在柏林召開。根據柏林會議主辦單位發布的會議綱要,這次會議發表論文報告248篇,分別在大會報告和分組交流或以圖片、錄象形式交流。提供這些論文的代表來自32個國家。除歐洲以外,還有北美、亞、非、拉和大洋洲10多個非歐洲國家。近幾年,歐洲國家對農業機械科技開發的投入較大,據介紹每年約520。萬美元,而美國只1900萬美元,而且在歐洲政府收入與工業投入結合密切,開發效果較好。因此,這次會議進行的科技交流,在相當程度反映了當今農業機械科技發展的水平和趨向。

一、柏林國際農機會議論文內容簡介

現按會議分組的專業,將學術論文涉及的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1.拖拉機和運輸(1)輪胎與土壤系統包括特大輪胎和低壓輪胎等動態特性、載荷、受力分布、輪跡、滑轉優化等;(2)拖拉機底盤包括支承系統、鉸接拖拉機、多軸底盤、靜液壓驅動等的特性,傳動系統的傳動效率,路感油泵特性,齒輪箱的計算機輔助設計、制造等;(3)拖拉機及駕駛包括拖拉機駕駛和計算機控制,三點懸掛參數,拖拉機一犁系統的智能監視,拖拉機的發展和在土耳其、西班牙地區特點等;(4)拖拉機振動、噪聲包括拖拉機噪聲分布,乘座的振動,振動對土壤粘附性能的影響,駕駛室疲勞強度等;(5)運輸工程包括自裝卸拖車的重量,商品土豆運輸系統等。

2.耕作與土壤保持(1)保土耕作制度包括保土耕作的實踐和試驗機架,不同農機具和農機化對土壤的壓實,亞土層土壤壓實,土壤的通行特性和工作特性的測定,并聯雙輪對土壤的壓實和移動,減少輪子、鏈軌板對土壤的有害影響,土壤和犁,不同耕作系統的能耗和生態環境的影響等;(2)拖拉機一犁系統包括犁的作業載荷、犁地阻力的變化,速度、耕深與犁工作部件的受力,不同拖拉機系統對灌溉地的壓實與能耗,窄鐵輪在水田作業,以及苗床整備機具,苗床土塊分布,作業時土壤水分的快速測定等。

3.田間作物的生產(l)谷物收獲包括谷物新收獲方法試驗,田間直接脫粒收獲,高濕谷粒的聯合收割機脫粒機構,不同玉米收獲方法的能耗,聯合收割機莖稈粉碎裝置等;(2)飼草收獲包括飼草莖稈的切割,飼草的壓碎與干燥,高密度草捆,散草的堆垛,圓草捆青貯,飼草青貯的物理特性和透氣變質,提高飼料質量的機械處理和熱處理,青貯玉米的產量測定,飼草收獲機風送管的自動控制等;(3)水果和特種作物收獲包括柑桔收獲機器人,土豆收獲的微電子技術等;(4)肥料和廄肥利用包括肥料運撒的物理性能,固體和液態肥料的撒施,液肥加工,提高固體肥料利用效果,施化肥機的顆粒流動,草地施廄肥等;(5)土豆、大豆、玉米地灌溉,草毒地噴水調溫以及農作物特性數據庫,近紅外測定蘋果品質,用充氣輪測定種子,速生薪柴林用裝備,間隙吹氣的遮陰效果,土豆秧的火焰清除等。

4.植物保護(1)提高噴霧質量包括提高藥液混合均勻度、霧滴均勻度、噴射均勻度的研究和方法,改進噴射系統和噴桿設計,建立自動監測系統,靜電噴霧等;(2)防治化學污染包括農藥對農業生態系統的影響和通過計算機優化,藥箱處理,非化學防治等。

5.畜牧業及牛奶生產(l)自動化擠奶系統包括擠奶臺、擠奶系統的對比和發展前景,信息收集和傳感器置放地點,標識系統,乳牛心態測定,環境和衛生,擠奶器優化,擠奶機器人,液力擠奶等;(2)豬群管理及畜舍設計包括不同豬群(母豬、仔豬、育肥豬)的管理,喂料系統,環境、稱重與體形測定,豬舍設計,柵狀地板載荷,畜舍墊料(草、舊報紙),禽舍通風、降溫、機械化轉運等。

6.貯藏、千燥和加工(1)糧食貯藏和干燥包括谷物干燥機理和模型,不同干燥方法對比,谷層厚度、狀態對干燥的影響,冷凍、微波和對流的應用,濕谷貯藏工藝、能耗;(2)太陽能干燥包括農作物、藥用植物的太陽能干燥和計算機管理,牛肉的冷藏過程分析,豌豆熱于燥及貯藏質量,谷物和菜籽吸附性對干燥的影響,果品分級,干胡蘿卜的再濕過程,農作物廢料的沼氣化等。

7.自動化和控制(l)計算機應用包括農機信息標準化,過程控制計算機,自動化的微機系統,谷物收獲圖象分析,水果收獲機器人及其視覺系統,農用機器人的適時網絡,溫室內機器人;(2)計算機輔助農業(cAF)包括土壤耕作系統的圖象評估,谷物收獲過程優化,田間自動化灌溉系統,排水系統cAD,壩址選定;(3)過程監測包括種子發芽的計算機監視,盆栽作物的彩色圖象系統,溫室氣流控制,農村廢物沼氣化過程監視,以及核磁共振質子測定水果成熟度,農用紅外照相機,高速移栽機等。

8人體工程與安全(l)安全標準包括歐洲共同體的農機具安全標準,房舍規劃標準,植保人員的安全要求;(2)農用車輛的人體工程包括車輛行動分析,駕駛室熱環境,乘座振動及支承系統改造,計算機輔助防止駕駛事故;(3)改善作業條件包括改善獸醫、人工授精技術員、救護員的工作環境,降低擠奶員的噪聲危害及袋裝肥料提升桿的載荷分析等。

9運用研究(])系統分析包括聯合收割機市場分析,田間作物種植的咨詢系統,美國中西部農業發展知識系統和農場決策支持系統;(2)規劃方法包括農場設備投資規劃方法,小規模機械化的優化,用于確定邊際面積的軟件包,仔豬繁育規劃,苗木優化分布和管理規劃,以及農用運輸統計,農業管理哲學等。

10模擬與模型(])機器運動包括農機線性運動模擬,轉彎的側向運動學,不飽和土壤內的溶質運輸模型;(2)動態模擬包括車輛的動態振動分析,乘座振動信息分析和計算機模擬優化,拖拉機載荷譜與疲勞壽命預估和發動機檢測的專家系統;(3)飼草收貯包括飼草收割的數學模型和計算機模擬,青貯的空氣滲透損失以及廄料處理的技術經濟分析模型。

11機械設計(l)優化設計包括農機性能優化的戰略,農機具的CAD,自裝卸牧草車的新型割臺和聯合收割機逐稿器和清選裝置,滑塊曲柄機構降低速度浮動的改進設計;(2)液壓系統設計包括農用液壓系統的模塊設計,拖拉機操作的壓力流調節系統和靜液壓操作系統的動態分析,以及7千瓦柴油機燃沼氣和低壓燃氣(LPG),聯合收割機維修費用和中小企業的產銷信息系統的計算機網絡。

12干旱半干旱國家農業生產都是發展中國家機械化題目。涉及的國家有亞洲的中國(含臺灣)、印度、敘利亞和土耳其,非洲的摩洛哥、坦桑尼亞、蘇丹、/文秘站－您的專屬秘書！/突尼斯、尼日利亞和烏干達,拉美的古巴和巴西。(1)土壤耕作包括畜力牽引架,耕作機具試驗,塊根集堆鋤,適耕期;(2)地區特種作物包括棉花、小麥、玉米、大豆的能量投入和產出,茶葉機械化,旱作高粱栽培,灌溉甜菜地除草,旱作巴黎果的灌溉效果,甘蔗機械化收獲,奶牛飼料的青貯系統等;(3)溫室包括溫室參數、設計,土管熱交換的周圍空氣加熱,以及小規模農業機械化的合作經營,小榨油機和油料工業規劃,低洼地作物生產的水利設施規劃設計等。

二、世界農機技術發展動向

綜合分析上述各專題交流內容,可以看出近期農業機械技術發展的一些重要趨向。

1.保土耕作,減輕土壤壓實,減少耕作能耗,是土壤耕作的重要實踐,仍繼續發展

研究土壤耕性、通行性和壓實性,輪胎和鏈軌板的形式、載荷分布,動力機的支承系統,犁和耕作機的配置,耕作制度和耕作規范(速度、耕深等),耕作的農業生態環境等,對保土耕作進行完善和提高。

2.收獲新工藝新技術有較大發展

改進傳統谷物聯合收割機的清選分離機構,提高收獲潮濕谷物的能力;谷物收獲新工藝,尤其是田間直接收獲工藝有了突破,取得了可行的成果;飼草收獲中推行飼草打碎,發展散草收貯和圓草捆袋裝青貯等工藝,對提高飼草收貯工效和質量都有明顯作用;柑桔的視覺和彩色圖象技術的發展,加速了自動化收獲的機械手開發,蘋果、葡萄收獲的機械手也已有人著手研究。

3.防治環境污染

畜牧業發達的國家,牲畜糞便堆積侵占土地,污染周圍水源和大氣,并使大氣暖化;糞便處理,液態和固態廄肥的加工、運輸和向大田、草地施撒機械化是近期發展的熱門課題,研制的新成果也不少;施用廄肥后,田間殘磷增多,危害作物已引起注意,有的國家已經作出限制施用的決定。農藥、化肥施用過多,土壤中殘留量超標和污染水源日趨嚴重;提高化肥施撒質量,提高植保機械噴霧性能,從配藥、霧滴形成和均勻噴射到減少飛逸散失的技術和裝備以及靜電噴霧、非化學防治都有發展;舊塑料容器多得成災,已建立回收制度。

4.完善和提高畜牧業生產的機械系統

牲畜的識別裝置、生產環境控制、喂料系統、稱重系統、活牲畜和畜產品運送機械,均在不斷完善和提高,重點是根據畜禽的生育生長特性,通過有關信息的收集分析,進行環境和飼養的優化和自動調控。如根據擠奶量、體重調控喂料量和喂料成分,根據產蛋量調控禽舍內部環境等以增加產量、提高質量和優化投入。

5.農產品貯藏和干燥技術發展的重點是提高質量和降低能耗

建立農產品品質的數據庫,應用紅外和近紅外進行果品分級和品質評定,應用模型技術研究干燥工藝過程,應用微波技術和對流技術提高太陽能用于干燥的利用率,發展冷凍技術提高谷物的貯存質量等。

6.計算機技術應用發展迅速,幾乎進人了農業機械科學技術的各個領域

計算機用于運用管理,有計算機輔助農業(cAF),農場決策支持系統和咨詢系統,防止拖拉機事故的輔助駕駛系統;計算機用于農業工程和農業機械的輔助設計,有設計排水系統的CAD,農機整機的CAD和部件、零件的cAD和cAM;計算機用于作業過程研究,有種子發芽、廢棄物沼氣化過程計算機監視,圖象分析和數據處理,各種生產過程的自動化操作系統;模擬技術和數學模型的求解,多數都依賴于計算機。計算機應用技術的發展,特別是用于過程研究和自動化控制,與傳感技術的開發和發展是密切相關的。除力學參數的傳感繼續有發展外,光、熱參數的傳感、采集和圖象處理技術也有較大發展,促進人們對作物生長特性、動物生育特征以及它們與環境關系的了解,進而帶動工程技術的開發,促進農業和畜牧業生產的發展和產量的提高。正是由于信息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迅速發展,農業機械的技術水平提高很快。機、電、儀一體化的農機產品和技術不斷涌現。

7.第三世界農業機械化發展趨向

第三世界農業機械化的發展,不是這次會議交流討論的重點,但從論文數量及內容涉及的地區來看,農業機械化正在開展,科技發展的趨向主要是小規模農業機械化問題的研究,畜力機具的開發,拖拉機和農機具的區域性試驗和推廣,灌溉農業機械化技術和特種作物機械化技術的開發?？偟募夹g發展水平較低,但個別項目的水平較高。了解和掌握世界農業機械科技和發展,根據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和條件,有選擇地選用和參考,將有助于推動我國農業機械化事業的發展和農業機械科學技術的提高。

第五篇：李約瑟與中國科技文明的發展與進步

李約瑟難題中的語言學維度

李約瑟難題被提出之時，許多學者從各個學科的觀點出發對它作出了自己的解釋。一個國家的科技的發展也許會受到來自地理環境、文化特質、政治環境、經濟形態等方面的制約。李約瑟自己也對這一難題的解答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語言學作為一個方興未艾的學科，在李約瑟的時代尚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今天，借助語言學的一些研究，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一種全新的解釋，而這些研究在語言學領域其實是相當古老的，只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們的注意力過多地集中在了結構主義語言學上。

李約瑟難題的兩個階段，在梁漱溟先生看來，似乎用一句話就能回答了。中國是一個文化早熟的國家，與此同義的一個詞是“理性1早啟”。由此形成的民族風尚就是“向上之心強”和“相與之情厚”2。在這種早熟的文化心理的支配下，中國人的心思聰明的使用就產生了偏向——因為中國人的理智被過早啟迪的理性所壓制了，所以中國人的心思大多被放到了如何在人際關系中實踐道德上，而不是將心思放在如何認識自然、改造自然上?！熬褚朴玫饺耸律?，于物則忽略?！?自然中國在以后的科技發展過程中就落后于重視理智的西方了。

初看起來這種理論只能解釋為什么中國在十七世紀以后落后于西方以及為什么很早就出現了政教分離、選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諸子百家，而不能解釋為什么中國在此之前遠遠領先于西方。其實這并不矛盾。中國在她的文化早期，理性并未取得完全的優勢地位——只是到了宋朝以后，追求理性的儒家成為了社會的壓倒性主流思想以后才是這樣的。在此之前，尚有一個兩者平衡的時期，人們在理性的支配下還存在著一種歷史使命感，所以在技術上仍然有所重視和創新。

雖然這只是李約瑟難題的一種解釋，此外還有從制度差異、經濟學角度、氣候角度甚至形而上學來解釋這一難題。我認為，客觀條件并不能說明問題，因為生產力的持續提高是人們固有的追求，然而中國人卻總是不往這個方向去思考；而上述從主觀角度出發的解釋也存在一個問題，即中國人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種心態及其支配下的制度？

一、對思維的載體——語言的考察

20世紀偉大的傳播學家麥克盧漢在他的名著《理解媒介》中寫道：“媒介即訊息?！边@看起來是一句難以理解的話。后來的尼爾·波茲曼提出了較為折衷4的觀點：“媒介即隱喻?！薄懊浇闉樗伎?、表達思想和抒發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從而創造出獨特的話語符號??它們更像是一種隱喻，用一種隱蔽但有力的暗示來定義現實世界?！闭Z言作為一種最為原始的媒介，必然也有這一特點，所以“我們認識到的自然、智力、人類動機或思想，并不是它們的本來面目，而是它們在語言中的表現形式。我們的語言即媒介，我們的媒介即隱 1 梁先生的著作中，理智與理性有其不同于通常理解的意義。從梁對理性的英文翻譯“impersonal feeling”，結合“理智、理性為心思作用之兩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一句，我們不難作出這樣的理解：理智是解決問題的能力，而理性則是一種人的向上之心，它驅使人們向著正確的方向發揮理智，而且這種驅動經常是不為一己私利的。2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七章“理性——人類的特征”，三、中華民族精神所在。3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十三章“文化早熟后之中國”，一、由此遂無科學。4 關于麥克盧漢與尼爾·波茲曼兩人觀點的關系，尚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后者是對前者的繼承，也有學者認為兩者的觀點存在沖突之處。詳細討論兩人的觀點不是本文的任務，在這里只談他們理論的基礎，在這一點上兩者具有較多的共同性，但是后者的說法較為溫和。他認為媒介并不直接傳遞信息，而是在“暗示”。采用后者的說法可以緩和一下前者激進的提法可能招致的反對聲。喻，我們的隱喻創造了我們的文化的內容?！?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東西方在思維上的差異，是由兩者在思考方式上使用的媒介的根本性差異所決定的。語言的差異決定了它所承載的文化被施加了不同的“隱喻”，因而人們的思路被引向了不同的方向，這也就是梁漱溟所說的心思不在此、理性早啟的原因?！罢Z言對人的主要影響施及他的思維力量，施及他的思維過程中進行創造的力量，因此，在更深刻的意義上說，語言的作用是內在的（immanent）和構建性的（constitutiv）?！?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們，即使在天性和本質上具有某些相似之處，他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7，思維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使用的語言的影響和制約，朝著他所使用的那種語言所“偏好”的那種思維方式發展。在這一環境中，所有人對于一種他們共用的符號背后蘊藏的那個概念有著幾乎相同的內心對應，即他們對于一個客觀的、固定的存在，采取的是同一種主觀方式以使之成為進行精神活動的質料。8洪堡特進一步指出：“由于在同一個民族中，影響著語言的是同一類型的主觀性，可見，每一語言都包含著一種獨特的世界觀。”9

二、漢語與西方語言的重大差異

兩者在語言特性上的最大區別在于漢字是“孤立語”，即以單個音節指示概念，而且這個音節和所指示的概念不會因它們在句子中處于不同位置而改變。而西方語言，包括梵語在內，都屬于屈折語言，詞語由音素組合而成，音素組合成的概念會因位置和語法意義的改變而改變。10漢字是通過辨認字形來確認其所指示的概念，換句話說，就是辨認一個圖形的相似屬性。另一方面，漢字的理解強調“模擬”這一過程，通過對一個圖形的辨認，來使它在頭腦中得到相應的概念。而以希臘語為代表的西方語言則大為不同。音素本身和指稱的概念并沒有任何關系，只是由于若干個字母的精確組合才使詞對應某一個概念。在這一過程中，不像漢字對于字形潦草的許可，西方語言要求極高的精確性與確定性，因此在這一過程中就存在著一個演繹的過程。純表音的文字在獲得它的主觀性的時候，經歷著大量精確的抽象思維。漢字的理解則主要依賴對圖像的處理，它的特征是更大的具象性。

三、語言差異對思維的影響之淺見

漢字具象與孤立的特點使得中國人可以在段時間內對事物取得直觀的認識，因而有利于早期中國人的技術進步。然而中國的進步大多體現在“技術”上，而不是在“科學”上。前者偏重的是實用——這正是漢字字形在辨認上的優點，在使用漢語的過程中，人們就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習慣。

語言意識在表述感性事物方面對清晰明確性的要求、在表述理性概念方面對純粹的、非實體的限定性要求和分節音的明晰都是成正比關系的。11漢語沒有走上西方語言這種具有高度規律的形式的道路，“智能力量就不得不在自身中尋找進一步飛躍的杠桿??古典語體的 56 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第一章“媒介即隱喻”。

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第四章“特殊精神力量的影響：文明、文化和教養（Bildung）”。7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講，這一過程也正是人們使用“自己的”語言，將組成自己思想的概念用分節音表達出來，使表象在獲得真實的客觀性的同時保持主觀性，并且這種語言的分節音在聽話者的頭腦中也恰好對應著一個幾乎相同的概念，從而為他人所理解的過程。8 之所以采用“幾乎”一詞，是為了說明各人的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從宏觀上來講，這種細微的差異并不影響一種特定語言對人類思維的特定影響。9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第八章“語言的一般性質和特點”。10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第十三章“詞的孤立、屈折和粘著”。11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第十章“內在語言形式”。漢語具有獨到的長處，那就是把重要的概念相互直接聯系起來；這種語言在簡樸之中包含著偉大，因為它仿佛擯棄了所有多余的次要關系?！?2其實這再次解釋了梁漱溟關于中國理性早啟的觀點，即西方人通過抽象而統一的規則完成的語言過程，中國人是通過“精神勞動”來完成的。然而這樣的“精神勞動”不是在嚴格的形式規定下產生的，所以也不會循序漸進地由認識客觀開始認識世界，而是“徑直從心出發”13。在科技史上的表現就是中國在一開始取得了較快的進步，而終于因為語言不重視精神規律，故不足以推動人們的智能力量持續地在這一方面取得更多的進展，而是轉向“向里用力之人生”。14

李約瑟本人對于這個難題的看法主要是與地理環境結合在一起看的。這一思考維度與語言學的維度顯然是并行不悖的。但是語言的形成與何種因素，當然主要是指地理環境，具有聯系，則是一個過于深奧晦澀的問題。其相互作用已經湮沒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幾乎不可為理性所探知了。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這篇文章絕不是在宣揚語言有優劣之分，只是語言結構的差異會導致人們大腦所收到的“隱喻”有所不同，因而將思想的重心擺在不同方面——因為有一點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科技的進步與否并不是衡量一個文明進步與否的絕對標準。

參考文獻：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 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

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 赫爾德：《論語言的起源》

12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第十七章“語言之間的主要差別：以語言構造原則的純正程度為評判標準?！?13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十二章“人類文化之早熟”。14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十章“治道與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