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古代造船術的五大發明-中國科技史概論論文

中國古代造船術的“五大發明”

方燕兒 Pb04204026

我出生在四面是海的舟山群島上，聽著悠長的船笛長大。記得兒少時，最喜歡迎著咸咸的海風，漫步在停靠著一排排船只的碼頭。望著各式各樣的船，心里充滿好奇與驚喜——在茫茫大海上，古代的船又是如何承受著巨大的重量，卻依舊能夠航行自如從不迷失方向？古人們在造船術上到底創造了哪些偉大的發明？……

至今我乘船經歷不下百余次，也踏上過不少種類的甲板——木制的漁船，普通的客船，雄偉的軍艦……而那份好奇也隨之越加強烈，于是我帶著那份好奇去尋求那個跨越歷史的答案。

我國幅員遼闊，海洋國土面積約300萬平方公里，綿長曲折的海岸線由東向南延伸，大陸岸線1.8萬公里，島嶼岸線1.4萬公里。我國的版圖由于海域的加入而增加三分之一，因此我國不僅是一個大陸國家，也是一個海洋國家。

自古以來我國海上航運事業就很發達，海上絲綢之路、鄭和七次下西洋等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考古資料表明，河姆渡文化等新石器時代的先民是發明舟楫和征服海洋的先軀，河姆渡遺址第三、第四文化層出土六只木槳，并采集到夾碳陶舟模型兩件。[1]這說明距今大約7000年前，中國的先民已經開始了水上活動。

中國航海事業的繁榮顯然離不開古代造船術上的發明，其中很重要的發明創造便是櫓、船尾舵、多桅多帆、指南針和水密艙壁技術，這“五大發明”使得延綿不絕的中華造船術曾領先于世界，并且對世界造船史做出了巨大貢獻。

櫓

“在旁曰櫓。櫓，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 這段記載出自東漢劉熙的《釋名》[2]，由此可推斷櫓的出現最晚是在漢代。早期的櫓被設在船舷兩側，而現今一些小船上的櫓幾乎都在船尾。

櫓，與槳相比較具有更高的效率。槳在使用時要用手劃，屬于間歇做功，而櫓則是左右連續不斷地搖，屬于不間歇地做功。櫓對舟船推進是連續的，這在推進工具里是一次根本性改革。櫓是縱向布置，當左右搖動櫓柄時，櫓板則在水中以較小的攻角滑動。由于攻角小，滑動很省力，但卻能產生較大的升力推船前進，這是櫓被稱為高效推進器的根本原因。

此外櫓具有操縱和控制船舶航向的能力，所以從它出現以后，無論在內河還

是沿海，都得到廣泛應用。盡管風帆的使用使櫓的推進功能失去了意義，但櫓在帆船上仍被作為一種輔助工具與風帆長期并存。遠洋船只進入無風地帶時仍舊要

依靠櫓，進出港口的大船也靠櫓控制進退和方向。

櫓是中國對世界造船術的重要貢獻之一，其高效連續推進及操縱船舶回轉的功能，一直為科技史學者所稱道。現代廣為應用的螺旋槳推進器，其不間歇作轉

動的葉片，實際上也和在水中滑動的櫓板相似，槳葉的葉片也具有阻力小而升力

大的優點。螺旋槳的發明和改進，雖不能說源于櫓，但其作用原理是一致的。[3]

船尾舵

在我國古代航運開始的階段，是用篙和槳來控制船航行方向的。由于帆的發

明和航海事業的發展，航行范圍擴大到深水域，篙失去了作用。同時，隨著船體的增大，槳的數目增多，使得槳無法負擔起推進船舶及控制方向的雙重職能。于

是古人們就把槳按職能分為兩種：一種負責劃行，起船的推動作用；一種則負責

制導方向，被稱為舵槳，后來槳的位置又從船舷移至船尾，成為尾槳，由此便演

變出船尾舵來。

我國已知的最早的船尾舵是漢代陶船明器上的船尾舵。1955年，在廣州近

郊的東漢墓中出土一件陶船明器，其船尾有一個呈不規則四方形的舵，比近代的舵稍長，采用十字結構固定舵桿，舵葉上有一孔，是用來安裝舵把的。從這件歷

史遺物上可以明顯地看出由“梢”發展成舵的跡象，它標志著船尾舵的出現。由

此可以看出，我國船尾舵的發明時間最遲不晚于東漢。

同西方相比較，我國的船尾舵出現早了約四個世紀。經過船工們的不斷改進，船尾舵逐步發展起來，甚至有了正舵、副舵和三副舵。兩千多年來，舵的形式在不斷改變和創新。早期的舵從船尾伸出，形成一個較長的凸出，既不美觀也不方

便。于是古人們想出了將舵垂直插入水中的方法，這種舵被稱為垂直舵。又由于

內河航道常常深淺不一，為了方便行駛，便產生了升降舵，當船駛入淺灘或者靠

岸時，可以把舵吊起，以防觸底折斷。此外，唐宋時期還發明了平衡舵，方法是

把一部分舵面積分布在舵柱的前方，縮短了舵壓中心與舵軸的距離,從而減少了

轉舵的力矩，使得操縱更為輕便。為使得轉舵變得省力，大約在公元11-12世紀，我國的勞動人民在舵上穿了許多孔，發明了多孔舵，以此來減少在水中的阻力。

船尾舵最先是在我國發明和使用的，直到公元10世紀左右，舵才傳入阿拉

伯地區，至于歐洲，大概是12世紀十字軍第二次遠征時才引入的。不僅如此，宋代的平衡舵直到18世紀才被西方使用，而開孔舵大約是在1901年才傳到歐洲。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造船術在這方面領先了西方好幾百年。

多桅多帆

“隨風張幔曰帆，帆，汎也，使舟疾汎汎然也。”[2]這段記載源自東漢劉熙的《釋名》。由此可知，我國最遲在東漢就已使用了布帆。雖然比國外稍晚，但

有船尾舵與之相配合，加上中國風帆自身的特點使得中國的帆船領先于世界。

多桅多帆是我國在帆使用上的一個重大創新。這種方法使船在獲得大推進力

和高航速的同時，避免了桅過份高的問題，以保證船的穩定性與安全性。三國時

期的海船就開始采用多帆，有三帆、四帆甚至七帆。多帆交錯布置不僅提高了風

帆效率，而且帆多風壓中心低，并使船體受力較為均勻，有利于增強船體的強度。

多根桅桿前后錯位配置和主桅桿向船尾方向傾斜等先進技術，我國在公元

3世紀就廣泛采用。在歐洲直到15世紀才擁有三桅帆船，19世紀才采用桅桿錯位

和主桅后傾。此外，我國風帆主要形式之一是采用多根橫衍支撐、配置復雜的帆

索操縱的翼面型風帆，它巧妙利用了各個方向的風力產生更高效率的推動力，這

一原理在現代賽艇的風帆設計仍在使用，而西方船舶從未采用過這種高效率的風

帆。可以說，在古代我國的風帆設備是世界上最先進的。

航海上的指南針應用

指南針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起源甚早。公元前4世紀到前3世紀出現的司南，但只限于在陸上應用。成書于1041年的《武經總要》（北宋?曾公亮撰）

中，所記的指南魚可以在車、船上應用。成書于1085年的《夢溪筆談》（北宋?

沈括撰）中記載指南針的4種裝置方法：水浮、指爪、碗唇和縷懸，沈括認為縷

懸為最善，但后世廣為應用的則是水浮法。指南魚和指南針水浮法的出現，為指

南針在航海上的應用奠定基礎。[4]

12世紀之初，中國在世界上最早使用指南針導航，比西方早了兩個世紀。

北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朱彧所著的《萍洲可談》記述了中國海船在海上

航行時的情形，“舟師（船老大）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天空陰

暗）觀指南針”，這是世界上將指南針用于航海的最早記載。類似的記載在宣和

五年（公元1123年）徐兢出使朝鮮回國后所著《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也有，“惟視星斗前邁，若晦暝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說的是夜晚在海上航行注

意看星斗辨方向而前進，如果天陰晦不晴可用指南浮針來決定南北方向。這兩條

記載比公元1180年英國的奈開姆記載要早七八十年。從中也可以看出，海船使

用的是水浮羅盤。明代鞏珍的《西洋番國志》中更有明確記載，“皆斵木為盤，書刻干支之字，浮針于水，指向行舟”。

航海羅盤上定有二十四向，二十四向在我國漢代時就有記載，北宋沈括的地

理圖上也用到了二十四向。把羅盤三百六十度分為二十四等分，每相隔十五度為

一向，也叫正針，但在實際使用時還用到縫針，縫針是指兩正針夾縫間的一向，因此航海羅盤就有了四十八向。大約在南宋時已開始使用四十八向，四十八向每向間隔是七度三十分，這要比西方的三十二向羅盤在定向時精確得多。因此，三

十二向羅盤的知識雖在明末從西方傳進來，但是我國航海家一直沿用我國固有的航海羅盤。[5]

將指南針應用于航海開創了航海事業的新紀元，使得人們無論身處大海的哪

一處，無論天氣如何都可以辨別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制于時空，獲得了在茫

茫大海上航行的自由。

水密隔艙

水密隔艙是中國在造船業上的又一項偉大發明，即用隔板把船體嚴密分隔成若干個互不連通的艙室以增強船的結構。這樣，船只在航行途中，即使遇到一艙、兩艙破損情況，也可保證僅限于這一艙兩艙進水，而不致全船沉沒，從而大大提

高了船舶的抗風浪和抗沉性能。

依據《義熙起居注》所記，晉代農民起義軍領袖盧循于義熙年間（公元40

5年-418年）曾造八槽艦，這被認為是擁有八個水密隔艙的戰船，雖然還沒有得

到確切的證明，但當時的確已具備了制造水密隔艙的條件。1960年，江蘇揚州

出土的唐代木船就設置有水密隔艙，這是世界上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水密隔艙。

宋元時期，我國船舶已普遍設置了水密隔艙，大船內隔有數艙乃至數十艙，且那時我國船舶的水密隔艙蜚聲中外，而西方船只直至公元18世紀才應用水密

隔艙技術。近代鋼船的水密艙壁周圍角鋼的鉚焊方法，從功用到鉚焊部位都與古

船工藝極為一致。

結語

造船術的“五大發明”不僅在中國古代的航海事業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為現代造船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時至今日，許多古代造船技術和航

海技術仍被廣泛沿用，現在世界上的運輸船舶和戰艦幾乎無一例外的使用尾舵、羅盤針以及水密艙壁技術。

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曾經說到，“中國的這些發明和發現

往往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在3到13世紀之間保持了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我們可從中國發明的櫓、舵、駛風等先進技術上，看到其論斷的公允性。

美國科技史學家羅伯特.K.G.坦普爾在《西方受惠于中國》序言中寫道，“如

果沒有從中國引進船尾舵、指南針、多重桅桿等先進航海和導航技術，歐洲絕不

會有導致地理大發現的航行，哥倫布也不可能遠航到美洲，歐洲人也不可能建立

那些殖民帝國”。可見中國古代造船業對世界的巨大影響，它為推動世界航海事

業做出了極其突出的貢獻。

參考文獻：

[1]管敏義，《河姆渡文化新論——海峽兩岸河姆渡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河

姆渡文化——百越文化與海洋文化》，海洋出版社

[2]劉熙（東漢），《釋名?釋船》

[3] 席龍飛等，《中國科學技術史（交通卷）》，科學出版社，2004

[4]席龍飛，《中國造船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嚴敦杰，《中國古代航海技術上的成就》，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第二篇：中國科技史論文

淺談中國農業科技發展歷史

中國歷史文化悠久，自古以來一直都是農業大國。在燦若星河的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中，中國農業科技文化貫穿始終，清晰的表明了我國古代先進的社會生活形態及生產方式，讓我們全方位的認識中華民族的發展。

一、中外農業交流及其對中國農業發展的影響

中國農業的發展，與國外作物品種、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引進、推廣有著密切的聯系，輝煌的中華農業文明正是在中外農業技術交流的環境中生成和發展起來的。正因為如此，中外農業交流問題一直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在這次會議上，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這個問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朱宏斌、王雯在《試論秦漢時期農業科技文化交流的類型與模式》一文中，對秦漢時期農業科技文化交流的類型與模式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根據秦漢時期中央政權同周邊地區及民族的遠近親疏和控制方式的差異，提出了秦漢時期中外農業科技文化交流存在立體移植型、輻射滲透型和遠接互化型三種模式。隨著交往程度和控制程度的弱化，農業科技文化傳播交流的方式、途徑、內涵及影響方面呈現出同步的弱化態勢。

在作物品種傳播方面，四川大學張箭的《咖啡的起源、發展、傳播及飲料文化初探》，認為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亞，15世紀開始在阿拉伯半島種植和飲用。20世紀初咖啡傳入云南，中國大陸開始栽培咖啡。隨著咖啡種植、飲用的擴大，逐漸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咖啡飲食文化。南京農業大學博士生嚴小青的《宋代及其以前域外香料的傳入和影響》，對西漢至宋代期間香料傳入的途徑、香料種類及其利用狀況進行了探討，分析了香料貿易與國家財政之間的關系，認為香料傳入對中國內地的飲食、醫藥以及農業生產、商業貿易均產生了很大影響。南京農業大學研究生羌建的《美洲陸地棉的引種、推廣及其影響研究》，探討了我國引種美洲陸地棉的時間、路線和過程，分析了引種和推廣美棉的原因和成效。

在農業技術交流方面，華南農業大學倪根金的《甲午戰爭前近代中國人對西方農業機械的認識》，系統地介紹了清朝后期中國人對西方農業機械的認識與引進問題，認為甲午戰爭前，近代中國人對西方農業機械的認識呈現出小范圍、零碎性和同步性三個特點。南京農業大學王志軍、惠富平的《西方育種技術引入與民國時期華北麥作改進》，對民國時期華北麥作改進技術進行了探討，認為民國時期華北麥作改進以農業高等院校、政府農業改進機構和農事試驗場為推進主體，以小麥良種選育和推廣為重點，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我國麥作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農業大學張英利的《近代日本蠶業科技的興盛及對中國蠶業的影響》，認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傳播和繅絲機械的引進，其蠶業科技在蠶種選育、繅絲技術和防治蠶病等方面都有了明顯的進步。日本蠶業著作和文獻被譯成中文、日本養蠶和制絲技術的引進、日本蠶業教育的模式，對中國蠶業科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中國農業大學趙勇的《民國前期國外農機的引進及其影響》，論述了民國前期國外農業機械的引進情況，認為當時中國農機制造業比較落后，國外農機比較效益顯著，是引進國外農機的主要原因。國外農機引進對我國農機制造業及農機教育科研事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還有一些論者從農業科技傳播的主體入手，分析了中外農業技術交流狀況。徐州師范大學安宇的《農學留學生與民國時期南方水稻改良與推廣》，認為農學留學生在我國南方水稻優良品種的培育、栽培、推廣和水稻病蟲害防治和水稻栽培理論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推動了我國農業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南京農業大學宋超的《中蘇農業科技合作中來華的蘇聯專家》，探討了新中國建立后蘇聯援華專家在農業管理部門、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和國營農牧場的分布狀況，認為他們在中國農業生產的恢復發展和科研水平的整體提升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中國海洋大學蔡勤禹的《傳教士與華洋義賑會災荒防治》，對傳教士與華洋義賑會救災思想和實踐進行了研究，認為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成立了華洋義賑會，將西方近代救災思想和理念傳到中國，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救災事業的發展。

此外，韓國農業經濟學會會長樸正根教授針對韓國稻米經濟變遷問題作了精彩的報告，韓國農村經濟研究院樸錫斗研究員對日本占領時期朝鮮糧食增殖計劃和農業發展的情況進行了研究。全北大學蘇淳烈教授介紹了日本占領時期韓國農業試驗研究的基本情況，分析了韓國農業試驗研究的成效和意義。韓國忠北大學俞鎮采教授以韓國忠北法住寺為案例，論述了韓國土地改革對寺院土地所有制的影響。

二、區域農業技術交流與中國農業文明的發展

區域農業交流與農業發展是這次會議的重要議題，與會專家們不僅討論了農作物和農業生產技術在不同區域之間的交流，而且對不同時期各個地區的農業生產狀況進行了探討。江蘇省委黨校彭安玉的《論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北方農業技術的南傳及其影響》，對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北方農業技術的南傳及其影響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在這個時期，由于戰亂頻繁，黃河流域人口持續地大規模地南遷長江流域，將北方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帶至南方，促進了長江流域的開發與經濟發展，最終促成全國經濟重心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轉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曾雄生的《技術傳播與稻作擴展以宋代為例》，認為移民、墾殖和官方勸導導致宋代稻作面積不斷擴大，而區域之間的稻作傳播，更是豐富了各地的水稻品種，因此，水稻種植格局的形成，既是自然的產物，也是農耕技術交流與傳播的結果。華南農業大學吳建新的《近代華南甘蔗品種的演變與傳播》，闡述了近代廣東甘蔗品種的演變過程，認為近代廣東甘蔗品種從細莖種向粗莖種演變，不僅提高了甘蔗的品質和產量，而且適應機器糖業的加工需要，引起了蔗種繁育技術的革命。

在這次會議上，區域農業史是一個引人關注的領域，學者們在會議上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內容涉及江南、江西和山西等地區。

對江南地區研究焦點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社會救濟、宗教信仰等方面。南京師范大學慈鴻飛、黃敏的《城居地主與近代江南農村經濟》，重新審視城居地主的作用，認為近代江南地區城居地主在土地投資、改良農業原料品種、推行農作物的商品性生產、改造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地主離鄉進城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步伐，農村經濟的衰敗并不是地主城居帶來的結果。這個觀點，對于我們研究近代城鄉關系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南京農業大學郭春華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蘇南地區耕地利用研究》，通過對文獻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認為當時蘇南地區農均耕地資源數量少，經營規模狹小，農作物產量低而不穩，農民生活艱難，因此農民積極調整種植結構，大量種植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以獲得更多的經濟收益。蘇州大學王衛平的《江南士紳與光緒二年蘇北義賑》，對光緒二年蘇北海州、沭陽地區的義賑情況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認為蘇北義賑是由民間自行籌資、自行放款的“民捐民辦”行為，是帶有轉折性的近代義賑，在中國賑災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南京農業大學博士生張祥穩的《清代乾隆朝中央政府災民救濟政策落實情況研究》，以乾隆11年江蘇三州縣水災賑濟為例，闡述了清代中央政府賑濟災民的政策和措施。此外，蘇州大學池子華、李勇的《蘇南漁民的祭祀活動和宗教信仰》，認為天主教傳入蘇南地區以前，當地漁民崇拜多種水神以及與捕魚有關的神靈。天主教傳入中國后，特別是近代時期，蘇南漁民篤信天主教，信徒數量遠遠超過該地區其它農民群體。而經濟上極端貧困，政治上孤立無助，文化水平低下，是蘇南漁民信仰天主教的主要原因。

在江西農業史研究方面，華南農業大學衷海燕的《水事之爭與鄉土社會糾紛解決機制》，以江西泰和縣槎灘陂為中心，通過分析傳統鄉村社會的水事糾紛，揭示了傳統基層社會的權力運作機制。認為鄉族組織與鄉紳階層雖然通過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分享了國家的政治權力，強化了對基層社會的控制，但他們的行政職能一般必須經過官僚政府的授權，才能持久有效地運行。在這種情況下，基層社會的自治化進程實際上是國家政治體制的轉型過程。與此相適應，官僚政府對于基層社會的控制和影響，主要不是表現為直接的行政干預，而是通過支持傳統的民間習慣法，建立一個制衡性制度。江西師范大學萬振凡的《民國江西農業院與農業現代化》和郭靜、崔存嶺的《抗戰時期江西農業探析》，主要討論民國時期江西農業的發展狀況。前者側重探討民國時期江西農業院的發展演變情況，認為江西農業院在選育農作物新品種、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建立農業科技推廣網絡、創新農業管理體制、完善農業教育體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后者分析了抗戰時期江西農業的發展狀況，認為江西農業在抗戰時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不僅為江西本省抗戰提供了物資保障，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東南諸省。江西農業大學黃國勤教授的《農田養地制度的演變與發展》，從土壤耕作制度和農田培肥制度兩個方面，對建國以來江西農田養地制度進行了分析和總結，認為建國以來江西的土地耕作制度經歷了傳統多耕多耙、強調少耕免耕、實現輪耕輪作、推廣保護性耕作等四個階段，農田培肥也經歷了單純有機培肥、有機無機并重、化肥為主培肥和生物生態四個階段。這些認識，對當前江西耕地制度建設和農業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關于山西地區農業史，有兩位學者提交了。中國農業博物館李三謀的《清代山西農業生產及其租佃關系》，對清代山西租佃關系的地域性特點進行了分析。認為，清代山西農民的耕作技術和生產能力在各個地區的差異，決定了境內各處農耕勞動習慣的不同，也決定了各處農村租佃關系的多樣性。在晉北地區，農業生產技術落后，佃戶勞動能力低下，勞動成果小，所受剝削比較嚴重，主佃關系嚴重對立；晉中南一帶，農民的勞動技術水平、勞動能力較高，所受剝削就相對較輕，主佃之間沖突較輕。這個結論，使人們對古代租佃關系的地域差異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山西大學張俊峰在《明清以來山西水力加工業的興衰》一文中，對學界提出的“明清時期華北水利加工業完全衰落”的觀點進行了糾正，認為明清以來山西境內水利型經濟得到了極大程度的發展，水力加工業尤其水磨非常普遍，數量驚人，在地方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并沒有達到完全衰退的地步。20世紀50年代以來，由于電動機械的廣泛應用，以及水庫建設、挖煤采礦、過度抽取地下水導致河泉干涸等原因，才使得傳統的水力加工業退出了歷史舞臺。

除了上述地區之外，還有學者對中國北方地區農業發展狀況進行了探討。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樊志民的《秦西垂農業環境的認識與考察》，通過對甘肅禮縣西山早秦遺址發掘資料進行分析，認為先秦時期西垂具有優越的農業環境，當地居民以農業經營為主，西垂農業具有明顯的旱作農業類型特征。新疆石河子大學謝麗的《塔里木盆地南緣古代社會盛衰與綠洲荒漠化耦合規律研究》，討論了塔里木盆地南緣古代社會盛衰與綠洲荒漠化之間的關系，認為塔里木盆地南緣綠洲荒漠化現象的頻繁發生有著多重復雜的原因，在自然因素與人文力量綜合作用的鏈條中，社會人文因素應是該地區綠洲荒漠化的主導因素，塔里木盆地南緣古綠洲具有隨著農業開發強度的加大和社會繁榮而消亡的耦合規律。陜西師范大學李令福的《論北魏艾山渠的引水技術與經濟效益》，對艾山渠的修建過程及引水技術、輸水技術進行了細致的考察，認為艾山渠的修建，不僅促使北魏時代銀川平原水利建設的興起與發展，而且對以后銀川平原水利事業的發展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奠定了其“塞北江南”形成的歷史基礎。南京農業大學博士生黃富成的《兩漢邊地農業發展的理論與實踐蠡探》，從區域控制與制度農業的角度探討了兩漢邊地農業的發展。認為兩漢時期實行的邊地農業政策是區域控制下的制度農業，邊地農業實際上就是內地農業社會在邊地的移植，以便對邊地進行有效的控制。此外，與會的兩位日本學者在會上介紹了她們對東北地區農業史研究的成果。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博士生小都晶子探討了偽滿時期的土地“開發”政策與日本移民的關系。日本九州大學博士生永井里沙對民國時期東北農村運輸體系的形成過程進行了系統的考察。

三、不同時期的農作物品種、生產工具和農業經濟

中華農業文明源遠流長。在長期的生產實踐過程中，無論作物栽培和食用，還是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的改進，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不僅推動了中國傳統農業的發展，而且豐富了農作物品種。湖南省雙峰縣徐迪新、徐翔的《中國直播稻、移栽稻的演變及播種技術的發展》，認為中國水稻經歷了由直播栽培到育苗移栽，由種子直播到浸種催芽的發展過程，不催芽播種是傳統農業技術的創新，這種技術與地膜覆蓋栽培、種子丸化包衣等先進技術相結合，將推動生態農業的改進和發展。浙江大學游修齡教授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云飛研究員在《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葡萄種子引起的思考》中，利用近年來發掘的考古資料，認為中國食用葡萄已有5000千年的歷史，進而提出歐洲葡萄傳入中國之前，中國本土已經栽培馴化葡萄。由于中國古代農業以種植業為主導，一直使用糧食釀酒，這就抑制了葡萄釀酒的需求和葡萄栽培馴化的深入，因此野生葡萄沒有進一步馴化成像西方那樣的優良的食用和釀酒品種。鄭州大學王星光和高歌的《中國古代花卉飲食》，則系統地闡述了中國歷代花卉飲食的概況，分門別類地詳細介紹了中國古代各類花卉食品、飲品的具體制作方法。這項研究，對于我們開發食用花卉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中國昆蟲文獻研究所王華夫、李微微的《中國蜂產品飲食文化》，介紹了中國古代的蜂蜜食品、蜂花粉食品、蜜蜂幼蟲食品及蜂尸食品的配料和制作方法。

在中華農業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先民們為了滿足生產的需要，創造了多種多樣的生產工具。敦煌研究院王進玉的《敦煌壁畫與古代農業生產工具研究》，通過對敦煌壁畫中農作圖進行考察，詳細敘述了敦煌地區的牛耕技術、播種技術、以及中耕和收獲時所使用的各種農具，向人們展示出敦煌地區農業生產的基本情形。中國農業大學張法瑞和柴福珍的《中詩歌的農學意蘊》，對元代著名農學著作《王禎農書》中農器詩歌進行了研究，認為農器詩歌包含了豐富的農學，不僅記錄了農器的農學知識，而且揭示出農器在農業生產中的重要意義，反映了當時農器的推廣狀況和發展趨勢。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易華的《與游牧有關的幾個技術問題》，討論了生產生活方式與生產工具之間的關系，認為歐亞草原地區定居居民吸收了周圍的畜牧及相關技術創造了獨特的游牧生活方式，并引進了青銅與鐵器技術，走上了武裝化的道路。游牧民不是這些技術的發明者和相關器具的創造者，而是這些技術和工具的使用者和有力的傳播者。

中國古代的糧食問題，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卜風賢副教授的《傳統農業時代農村人口的糧食安全狀況》，對歷代人均糧食占有量、不同社會階層的糧食占有情況進行了考察，并進一步分析了農民負擔對糧食安全狀況的影響。萊陽農學院王寶卿副教授的《我國歷代糧食畝產量的變化及其原因分析》，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考察了從古到今糧食畝產的變化趨勢，認為統治者的重農思想、生產技術的進步、商品經濟的推動是影響糧食畝產量變化的有利因素，而天災人禍對糧食畝產量變化產生了很多消極影響。巢湖學院楊松水副教授的《論清代皖中地區與江南米糧貿易的動因與影響》，論述了清代江南地區與皖中米糧交易的動因，認為米糧貿易對皖中地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密切了皖中與江南的經濟交往，實現了雙方區域經濟的分工協作，促成了皖中地區農業經濟的專業化與農產品的商品化，加快了皖中地區的農業經濟開發的步伐。

在經營制度方面，本次會議上有兩位學者分別討論了唐代田制和元代馬政問題。華南農業大學翟麥玲的《唐代的屯田與營田考論》，對唐代的屯田和營田進行了辨析，認為屯田和營田在管理機構、設置目的、設置地點、經營人員、經營方式等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屯田和營田屬于兩種不同的土地經營方式，屯田和營田都可以轉化為均田。中國農業大學張法瑞和大連水產學院王磊合撰的《略論元代的馬政》，對元代馬政機構、馬匹征括、牧養分布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認為元代馬政較為發達，是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所無法比擬的，這與元代統治者以畜牧起家、以馬得天下有一定的因果關系。

四、農村社會組織和農業文化

農村社會組織的發展演變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研究領域。從中國歷代政治體制的發展演變來看，村社組織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行政組織，但是在維系鄉村社會運行、治理農村社會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中國農業大學石華、張法瑞的《元代鄉村基層政權組織及運作方式之探析》，系統地探討了元代的基層政權的組織形式，認為元代的鄉村基層政權組織分為鄉、都、社三級，它們同時兼有人丁管理和土地管理的雙重職能。“社”由傳統的勸農組織演變為政府基層行政機構，是國家財政管理體制完善和強化的結果。

民間組織在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中國農業大學馮開文教授提交的《建國前根據地的合作社——誘致性制度變遷以及規模與退出問題》認為合作社一般是農民自發組織起來的，政府在其中只是發揮了引導、宣傳和規范作用。因此，根據地的互助合作運動是一場理性的誘致性制度變遷，是一種交易成本較低的制度變遷。他的研究，對于發展和完善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華中師范大學魏文享副教授的《鄉村控制與農業建設——試論南京政府時期湖北省的農會組織》，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湖北省農會組織的分布、流變、運作績效等進行了探討，認為農會組織在發展農業經濟、改善農民生活、穩固農村秩序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國民政府的強烈干預下，農民并未在農會中取得主體性地位，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農會的運作績效，甚至淪為國民政府加強保甲、征兵調糧、抵制革命的工具。

農業社會的各種社會文化現象，與農業生產有著密切的關系。徐州師范大學王健的《漢代祈年與籍田儀式及其重農精神》，對漢代的祈年與籍田儀式進行了探討，分析了祈年與籍田儀式的文化內涵，認為祈年與籍田儀式對于塑造兩漢重農主義的經濟政策和國家治理方針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廣西師范大學劉文俊的《壯族農事祭祀節日系統的文化屬性和功能》，認為壯族的農事祭祀節日系統體現了鮮明的稻作文化特征，具有維持農業生產活動的正常進行、滿足人們的宗教信仰需要、促進民族文化的積淀、傳承、整合和民族心理的塑造等功能。此外，蘇州鐵道科技大學朱小田教授《社會史視野中的“俗例”——以“搶親”為對象的研究》，則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論述了“搶親”這種“俗例”存在的社會環境和發生的歷史條件，認為地方俗例在整個近代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所謂“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中國法制的近代化”等過程并沒有對地方俗例構成多少實質性的影響。通過“搶親”這種“俗例”進行研究，他進而提出“史學范式”轉換問題，認為以“整體性”為追求目標的社會史研究，對于傳統史學在視角轉換方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義。

第三篇：后李約瑟時代中國科技史的發展趨向論文

李約瑟生前身后與中國人結下了不解這緣。昔人已乘黃鶴去，一代漢學大師李約瑟逝世有8年時間了，李約瑟的《中國科技技術史》撰著工程亦將全面告竣。于是，中國科技史界開始面對“后李約瑟時代”如何發展的問題，也開始了后李約瑟時代的探索——促進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學科化、國際化發展。

1、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學科化。

中國科技史的研究并非自李約瑟始，李約瑟之前已有一些中國學者開展過這方面的工作并卓成效，他們也提出了“中國近代科學為什么落后”、“中國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之類的問題，但中國科技史研究得到國際學術界的注目和認可還是在李約瑟的推動下出現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李約瑟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贏得了世界性榮譽。李約瑟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李約瑟個人的因素，也與當時中國在世界之林的崛起有相當關系。⑴李約瑟的成功激發了中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興致，自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國的科技史研究成果迭現，繼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之后，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也不甘人后，決定完成一部由中國人自己撰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這本書在資料的搜集等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進展。除此之外，數學史、化學史、物理學史、天文學史、地理學史、生物學史以及中國傳統技術的歷史研究都取得了豐碩成果，各方面的專史論著大量涌現。但是，所有這些成果的實現和《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完成并不意味著中國科技史研究已經達到頂峰，甚至可能如席澤宗院士1990年所講：我們在總體上還沒有超越李約瑟，李約瑟之后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深入開展。

“后李約瑟時代”的概念是美國MTT的Dibner科技史研究所所長于2001年提出來的，既寄托了人們對這位西方漢學大師的熱愛和留戀，同時也激勵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對未來發展進行深刻思索。中國的科技史研究并不是簡單地體現為一部《中國科學技術史》，也不是幾十部甚至幾百部中國科技史方面的學術著作所能涵蓋的范疇，它反映的是中國人對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研究，體現的是中國學者在科技史領域的體驗和探索。近年來已經學者對中國的科技史現狀進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諸多缺陷和問題。⑵如果說“后李約瑟時代”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要確立未來的發展方向的話，那么加強科技史研究的學科化發展則首當其沖。

中國科技技術史研究的科學化包含著三層含義，設置研究機構、培養宇術梯隊、加彊學科建設。前兩個方面我們已經能夠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國科學院設有國家級的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科技大學、內蒙古師范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先后成立了科學史系、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西北大學、山西大學、南京農業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等單位都有相應的研究機構。依托于此，很多機構也開展了博士、碩士人才的培養教育。

加強學科建設就要促進科技史研究在科學史的學科范圍內規范化的開展各項工作。按照科學史學科的創始人薩頓的解釋，科學史是唯一能體現人類進步的歷史，是科學的科學。科學史從學科結構上有內外史之分，內史探討科學發展的內在機制，外史則側重于科學與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相互關系上。如同天文、地理、數學、化學等學科具有特定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一樣，科學史也有其獨立的發展空間。⑶科學史不僅要勾勒出科學發展的歷程，也要向人們指明今后科學發展的方向。⑷科學史研究領域有許多重要工作需要開展，諸如科學發展史、科學思想史以及科學家個人的學術成就等等。長期以來很多中國人把科學史學科等同于中國科技史研究，等同于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因而對李約瑟、對李約瑟的中國科學史研究、對中國人的科學史研究產生了許多詮釋性錯誤，也曾一度出現了中國科技史研究中結構嚴重失衡的局面，即內史部分的大量研究和外史部分的嚴重不足，目前則表現為內史部分的停滯不前和外史部分的低水乎重復。

《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編撰是中國科書技術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的終極月的是發展完善中國的科學技術史學科體系。李約瑟時代中國科技史研究得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弘揚中國傳統文明，后李約瑟時代則應走出李約瑟這座大山，把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放到人類歷史文明的大潮中去考察，研究中西方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這項工作的進行離不開理論指導，構建系統的中國科學史學科體系并發展產生出中國的科學技術史學派、開展多層次全方位的科學技術史研究工作已經是后李約瑟時代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義不容辭的義務。作為學科建設的科學技術史離不開學科體系建設、研究內容拓展、研究方法改進等方面工作的支撐，當國際科學技術史已經成為一門比較成熟的學科的時候，中國的科學技術史研究整體上還停留在薩頓時代，迄今依然處于膚淺的成就描述和泛泛的外史探討的階段。⑸

科學史理論的探討既包含了科學起源、科學革命、科學結構、科學的社會功能、科學的歷史發展等一般問題，也涉及一些特殊問題的解釋，“李約瑟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在科學史學科建設中這些問題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它們是科學史學科發展的永恒的主題。但是中國的科學史研究者還沒有對科學史的理論研究進行深入探討，也沒有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這方面的工作。中國學者幾十年來的科學史研究主要圍繞“李約瑟問題”而展開，即使這一問題的研究迄今依然迷霧茫茫。

“李約瑟問題”是李約瑟在開始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時提出來的，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其一般表述是：為什么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之間，在將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于實用目的方面，中國較之西方更為有效?或者，為什么近代科學，關于自然界假說的數學化學及其相關的先進技術，只是輝煌而短暫地興起于伽利略時代的歐洲?盡管這一問題的研究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們對問題的理解和問題的答案之間似乎還存在一定的距離，原因之一是我們把李約瑟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意圖理解為解釋一個“李約瑟問題”是否符合李公的立題精神頗值得懷疑，⑹原因之二是“李約瑟問題”是一個多解的難題，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不可能全面解決這一難題，我們的許多續貂之作一時三刻也調理不出琴瑟和諧的音調。

中國學者在科技史學科建設方面的欠缺還表現在與國際科學史界存在階段性差距。⑺20世紀科學史的發展經歷了三次轉向，即從學科史到通史的轉向、從內史到外史的轉向以及從外史到綜合史的轉向，⑻但中國的科學史研究迄今還偏重于內史的研究，促進外史研究和綜合史研究的發展對中國科技史研究者來說已是十分緊迫的任務。受制于此，國際科學史界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在中國科技史研究中基本還是一片空白，或者有待開墾，其中以科學編史學研究和輝格史學的方法表現最為突出。科學編史學是第一代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等開拓出來的一片天地，他們在晚年開始思索科學史的性質、目標、研究標準與編史方法等問題，并以回憶的方式撰文陳述他們的編史學思想，后來科學哲學家對科學編史發生濃厚興趣，1963年阿伽西(J．Agassi)就完成了第一部科學編史學著作《走向科學編史學》，科學史家直到1987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科學編史學著作，即克拉夫(H．Kraph)的《科學編史學導論》。近年來，一些中國的科學史研究者已經注意到這些問題并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清華大學劉兵教授的專著《克麗奧眼中的科學——科學編史學初論》就是我國第一部科學編史學方面的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作者也論述了科學史研究中的輝格史學方法。輝格史學的基本范式是參照今日研究過去，也就是用今天的觀點和標準編織歷史，其名稱來源于英國歷史上的輝格黨。輝格史學的方法在第一代科學史家的研究中得到相當普遍的運用，20世紀50年代以后科學史界開始接受反輝格式方法。⑼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對輝格史學的了解和認識很少，因此作者呼吁中國科學史研究者首先應補上輝格式研究方法這一課。

2、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國際化。

中國曾經有過一句很流行的口號——“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但中國科學史研究領域的基本現狀是畫地為牢，研究中國的科學技術史的篇章占據了絕對優勢的地位，我們并沒有像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科技史那樣放眼四海探索研究，研究西方科學史的學者廖若星辰，西方科學史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數。因此出現的局面是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的國際交流活動基本限定于海外漢學家的圈子里，長期游離于主流的國際科學技術史群體之外，在國際科學史研究的重要刊物——《ISIS》、《Orisis》、《History of Science》、《History of Technology》上，鮮見有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國際科學史界最著名的薩頓獎章至今與中國學者無緣。這種傾向近年來已經有很大改觀，一些中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積極參與國際科學史研究領域的各種學術活動，有學者還成為國際科技史界的領域人物。中國科技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劉鈍教授1993年當選為國際科學史通訊員院士后，2002年當選為院士，現在擔任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分部第二副主席、國際東亞科學技術醫學史學會主席等國際職務，韓琦教授1999年當選為國際東亞科學技術醫學史學會副主席。

在世界科學的發展中出現了東西方兩大系統，各自都有其獨特的體系。近代科學的發生打破了這種兩雄分立的局面，以實驗為手段、以分析為方法的西方科學超越了崇尚陰陽理念和經驗積累的中國傳統科學，一時風靡全球。但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在批判歐洲中心論的同時，又出現矯枉過正的傾向。在世界科學技術史研究領域，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目前普遍面臨過語言關的問題，不但要學習英語，還要懂得拉丁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一些老一輩的科學史家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并多次提出要加強世界科學史研究的意見和建議，中國科技大學錢臨照教授生前就強調要開展世界科學史研究，不但要研究古希臘古羅馬的科技史，也要加強研究古代兩河流域的科技史，為此他還鼓勵年輕人去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國家學習進修。

科學史界還要加強與歷史研究者的聯系，緊跟史學研究發展動態，及時學習利用新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以改進我們的工作。有論者多次指出我國科學史界對國外同行的新成果關心注意不夠，封閉保守，科學史領域長期停滯于薩頓階段，在研究理念上也以薩頓、李約瑟等人奉行的新人文主義觀念和孔德實證主義編史方法論為標識，置年鑒學派和各種歷史哲學理論的發展于不顧的境地。在這方面國內史學界的思想要比科學史界更為開明，也應該成為我們學習的典范。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史學界就大量介紹引入了歐美史學思想，如法國的年鑒學派、英國新社會史、美國的新經濟史以及心理史學等，克羅齊、科林伍德、沃爾什等的歷史哲學理論也成為史學界關注的熱點，促使中國史學界拓寬了研究視野、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3、農史學科中被忽略的兩個問題。

農業史是一個很獨特的學科，作為交叉學科具有農學、歷史學、生物學、環境科學、土壤學、氣象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的特征，以至于現在農史界的權威學者也很難論清農業史學科的歸屬問題。劃歸理學范疇的科學技術史似不滿意，放在歷史學中也覺得不倫不類，納入經濟史、社會史、思想文化史領域也不可行。總之，農業史學科是一個具有普遍的相似性又顯示出明顯個性色彩的學科，在科技史領域農業史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在經濟史領域農業史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社會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也總是出現農業史的身影。

如果我們把農業史簡單地割裂為農業經濟史、農業科技史、農村社會史和農業思想文化史等四個部分時很容易為它們找到各自的歸宿，但農業史畢竟是農業史，四個部分密不可分成為一個整體，確實為當前的農史專家出了一個難題。農業史內部各要素之間關系的緊密程度遠遠超過其他的部門史，古代的農民既是技術專家，又是經驗農學家，同時也是農業生產活動的經濟主體，在這種情況下農業史的內容就顯得豐富多彩，妙趣橫生，農業史的學科屑性也就很難用現代的學科門類來界定劃分。其他各領域的專家學者雖多有涉獵，但農業史學科的復雜性也時常給他們的工作帶來這樣那樣的困難，對歷史學家來講研究農業史最大的障礙是缺乏現代農業科技知識，對經濟史家來講研究農業中最大的障礙是缺乏對農業的全面把握，僅僅掌握經濟學理論還不足以研究農村、農民、農業這個三位一體的問題。農業史是一個涉及面如此廣泛、又需要一定的專門知識才能有所成就的學科領域。1997年國家把農業史等各個專門的學科史統一納入科學技術史學科體系下，屬于理學學科而統籌發展。盡管當時許多學者對此持有異議，但毋庸置疑，農業科技史是農業史領域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最為基礎和關鍵的部分。

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農史研究走過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也發展壯大為中國學術界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面對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農史學科和科學技術史等其他學科一樣需要反思、需要積蓄力量、需要革故鼎新，這是一個學科為了生存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近年來一些關心農史學科發展的年輕人已經為此而多次奔走呼號，但反映問題多集中在學科理論方法需要改進、研究領域需要拓展等方面，除此之外在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等方面也有一些地方亟待改進。

在農業史人才的培養上，近年來隨著高校學生的大規模擴招農史界也出現了一種虛假的繁榮，很多考生都擁擠到農業史學科點攻讀碩士、博士學位，但考生個人專業基礎薄弱的問題十分突出，農業史成為一個其他專業落榜生的棲息之地。或許對個人而言農史的虛假繁榮有助于功利進取(這種功利進取對個人也不見得是有利的，一個學生花費數年的時間卻不能在農史研究領域做出成績，付出的青春代價也是很沉重的。)但對這個學科來講其后果是毀滅性的。很多人即使浪費終生精力在農史研究領域也難有成就。嚴酷的現實迫使我們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辛樹幟、王毓瑚、萬國鼎、石聲漢等前輩為農史研究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的良苦用心，也迫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農史學科并非簡單的交叉學科，它需要研究者具備扎實的農業科學基礎、歷史文獻知識以及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文字學、經濟學、哲學等方面極為寬泛知識積累，它需要研究者具有數十年如一日平心靜氣甘坐冷板凳的奉獻精神，它也需要研究者能夠讀書而不拘泥于書本具有走出書山看世界廣闊胸襟。因此農史人才的遴選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事情，稍有失誤便會出現后繼無人學科消亡的悲慘局面。當今的農史界個別單位已經為此而自嘗苦果。這種現象不僅在農業史領域有所表現，其他學科史研究中也存在類似情況。⑽

近年來農業史學科的處境極為尷尬。作為科學史的一部分，農業史學科的興起是以農業科技史的研究為開端的。當時一批卓有成就的農業科學家參與其事，如植物生理學家石聲漢教授、昆蟲學家周堯、鄒樹文教授、農業經濟學家萬國鼎教授、植物學家夏緯瑛教授、水土保持學家辛樹幟教授，他們置身其中能夠高屋建瓴開展學科史研究并都取得豐碩成果。但近年來隨著《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的完成以及農史研究隊伍中知識結構的變化，在農業科技史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性進展的研究成果日漸稀缺，我們現在的研究隊伍中還缺少像石聲漢、游修齡先生那樣既具備良好小學功底又精通現代農業科技的大師級學者，農業史學科正在逐步遠離其賴以立足的科技史根基。另一方面，農業經濟史研究則逐漸成為農業史領域的熱門話題，加上社會科學的明珠——現代經濟學學科體系中設置有經濟史分支，因此很多農史研究者盡量把研究方向向經濟史領域靠攏，一時出現了農業經濟史研究一枝獨秀的格局。但農業經濟史研究的表面興盛并不代表著農史研究成果的高質量高水平，一些農史局外的專家教授早就洞察其中弊端并提醒了農史學人。今后的農業經濟史研究還需要加大力度，農業科技史研究也要加強力量，畸輕畸重都不足取。

注釋：

⑴ 何丙郁：《如何正視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學學報，1996，26(2)，p103—98。

⑵ 張柏春：《對中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辯證法通訊2001(3)，pp88—94。

⑶ 霍耳頓：《科學思想史論集》P3，許良英編，范岱年、顧國慶、許成鋼、王貞平譯，許良英、范岱年、董光壁、顧國慶較，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⑷ 林德宏：《關于科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0，17(4)，PP39—42。

⑸ 楊浩菊、甘向陽：《世界背景下的中國科技史研究》，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3，15(1)，pp50-52。

⑹ 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原題目為《小國的科學與文明》(英文名為SCC)，1960年代小國大陸翻譯出版時山冀朝鼎博士題寫為“小國科學技術史”。據說也得到了李約瑟的認同。現九人們對這一譯法持不同意見，是非互見。但李約瑟寫作該書的主要動機是作為一個西方學者對小國古代在科學技術上聽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驚奇和感慨，主要目的是為了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理解，讓更多的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論”的泥潭，看到遙遠的中國大地上曾經出現過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明。這與李約瑟一貫所秉持的新人文主義理念是一致的，但與中國人所期許的弘揚中國傳統文明的精神則有本質的不同。

⑺ 張柏春：《對小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辯證法通訊，2001，23(3)，pp88—94。

⑻ 魏屹東：《20世紀科學業的三次轉向》，自然辯證法通訊，1999(3)，pp3—4。

⑼ 劉兵：《歷史的輝格解釋與科學史》，自然辯證法通訊，1991，3(1)，pp44—52。

⑽ 甘向陽，劉建軍：《數學史研究的科學價值》，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1(6)，pp531—534。

第四篇：《科技史概論》課程論文選題類型與要求

《科技史概論》課程論文選題類型與要求

一、選題類型：

在科學技術歷史演進的背景下，選取在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或有代表性的科技史問題、人物或事件進行研究。

1、問題研究

建議包含如下幾方面內容：（1）提出問題（問題的來源、問題的合理性）；（2）綜述前人對該問題的解決方案，并指出它們的不足之處；（3）分析問題（對問題進行剖析：尋求問題解讀的新視角、問題分解、或問題細化）；（4）解決問題（給出自己解決問題的思路或者方法）。

注意：問題不要選擇太大，爭取選一個小問題，然后給予充分論述，即所謂的小題大做。論題舉例：（1）李約瑟問題新解——基于??視角的考察

（2）“中國古代有無科學”的方法論解答

2、人物研究

著重闡述該人物在對科技發展的重要貢獻、歷史功績，以及局限性等。因而，建議包括如下內容（1）簡要闡明其生活的歷史文化背景；（2）其科學或技術的思想/理論/技術基礎是什么，即受到哪些人的哪些影響；（3）其所取得的突出的科學或技術成就，在科學技術發展史上的突出地位是什么（如轉折性地位/突破性地位/開創性地位等）；（4）對其科技思想/方法等給出自己的評論。

注意：只需深入研究該人物的某一方面成就/思想，不要面面俱到。論題舉例：（1）伽利略的思想實驗及其意義

（2）弗朗西斯·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思想的當代解析

3、事件研究

著重闡述科技史上在某方面發生的某一標志性事件，并挖掘其現實意義。建議包括如下內容：（1）事件描述；（2）揭示事件發生的（思想上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或宗教上的）歷史背景；（3）事件的歷史貢獻/地位；（4）事件的現實意義

論題舉例：（1）從牛頓和萊布尼茲微積分發明權之爭看科學研究的社會承認

（2）印刷術發明對世界科學發展的影響

二、寫作要求：

（1）嚴禁抄襲，引用要注明出處；

（2）注重論述邏輯性，避免拼湊與材料堆積；（3）論題自選，題目自擬；（4）字數在3500字左右。

三、時間節點：

（1）各位學生最遲本學期第15周（6月13日之前）發電子版論文至各組組長；（2）各組組長最遲本學期第15周（6月14日之前）打包發至：systemthinki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