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格式合同效力的判斷標準是什么

格式合同，顧名思義，是指該合同一般都由格式條款組成，對于該合同，另一方當事人只能選擇接受或不接受。那么，在司法實踐中，判斷格式合同效力的標準的是什么？

1、違反民法和合同法強行性規定的格式條款無效

“所謂民法和合同法強行性規定，是指不依賴于當事人意志而必須無條件適用的法律規范，此類規范僅依法定事由的發生而適用，且內容不得以當事人意志改變或刪除。”因此，如果格式合同條款的內容違反了法律強制或者禁止性規定，無論是否基于自由意思而訂立，都應該認定為無效。“以強行性規制技術調整格式合同條款，使格式合同失卻效力，不僅表明了法律對某些格式條款的堅決態度，同時也昭示了法律對社會生活的一種干預。”

2、違反民法基本原則的格式條款無效。

“由于格式合同條款訂入合同并沒有雙方當事人的協商，即使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內容，相對人也無法提出異議，對此類合同條款，就應當依據民法基本原則，如

公序良俗原則、誠實信用原則、顯失公平原則、平等互利原則等作為判斷依據。”

在各國立法與司法實務中，主要采取了三個民法基本原則作為判斷格式合同條款效力的依據，即公序良俗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和禁止權利濫用原則。

(1)嚴禁權利濫用原則。所謂權利的濫用，系指權利人行使權利背離權利本旨或超越權利界限之違法行為。法律對此行為予以否認或限制其效力，即為禁止權利濫用原則。我國《民法通則》第7條規定，民事活動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第58條規定，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為無效。這些規定在我國確立了禁止權利濫用原則。

(2)、公序良俗原則，即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原則是行使民事權利和從事民事行為的基本指導原則，對于合同中違反公序良俗的內容，各國法律均認為無效。我國《合同法》第7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履行合同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這實際上包括了公序良俗原則。所以，格式合同條款的內容如果違反公共秩序，應當認定為無效，從而不發生拘束合同相對人的效力。

(3)誠實信用原則，我國《民法通則》第6條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合同法》第6條也明確規定：“當事人在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時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不得有欺詐行為。”

誠實信用原則是現代民法最基本的指導原則;在對格式合同條款的效力進行規范時，首先就應當考慮如何借規范格式合同條款的內容，以維護合同當事人間利益之均衡，從而保障合同正義。在民法的基本原則中，可以維護合同當事人利益的均衡為優先目的者，當屬誠實信用原則。

第二篇：合同效力

關于合同效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的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的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第85條則規定：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的協議。對比來看這兩個規定并無任何本質的區別，只不過是《合同法》把《民法通則》的“民事關系”具體指明為“民事權利義務”而已。根據《民法通則》中對合同的定義，有的學者認為該“協議”一詞應包含雙重含義：一為合同，二為合意。（1）所以有的學者也認為：合同本質上是一種合意，而合同的成立就意味著各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2）。這種理解應當說是比較正確的。那么，當事人各方通過訂立合同的方式來進行交易，怎樣才能使合同（也就是當事人之間的合意）被法律認可和保護，不論是在法學理論上還是司法實踐中都應著重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由于司法解釋與法律規定之間的沖突以及司法實踐中對合同的效力在理論認識上的不一致甚至是混亂，使得對其進行研究更具有強烈的實踐指導意義。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一個基本前提是，《合同法》的一個主要目的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

義現代化建設（《合同法》第1條）。因此，《合同法》應當激勵交易而并不是加以限制，其顯著的表現就是最大限度地使一個已經存在的合同合法有效而不是把大量的合同都認定為無效。同時，作為私法領域的一類重要民事法律行為，法律應充分保護公民的“自愿”而不必進行過多的限制和干涉。《民法通則》第85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合同法》第8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都具體規定了對依法成立的合同進行法律保護。因此對合同效力的認定就成了國家對合同的認可、保護與干涉的具體內容之一。根據合同法理論、《合同法》的現行規定及司法實踐，我們可以把合同的效力主要分為合同有效、合同無效、效力待定和可撤銷的四種效力類型，與此對應產生四種效力類型的合同，本文根據不同的效力狀況進行相應的具體研究。

之所以要對合同的成立與生效作出前臵式的討論，乃是因為其直接構成下文相關論述的基礎，具有重要的基礎性作用。筆者認為，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應為兩個性質不同的法律概念，盡管其二者具有較強的聯系，但是其區別也是顯而易見的，不論是在合同法理論上還是司法實踐中都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合同法》第44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時生效。因此有的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合同法》主張的是合同成立與生效的統一論（即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同時發

生），而否認采用“分離論”（即合同的成立與生效不同）的理論。這些學者認為“分離論”存在三個主要缺陷，其一“是把合同自由交給了當事人，而把合同的依法與生效留給了國家去評價，當成合同的外部因素”，其二便是“誤導了當事人，它告訴當事人，只要堅持“合同自由”，合同即可成立，而合同是否依法和生效，則是國家的責任。”其三是“邏輯上錯誤，合同成立，意味著當事人應當依合同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但它又可能無效，又怎么能約束當事人，讓當事人履行合同？”（3）筆者認為這種觀點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根據《合同法》第44條來看，主要包含了兩個方面的意思，其一是合同應當“依法”，其二便是指出了合同生效的時間。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則其生效的時間就是合同成立的時間。該條款盡管規定了大多數合同成立與生效時間的同一性，但并不表示合同成立與生效是完全統一的，在當事人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時也可適用。在現實中，很多合同都分為合同簽訂或成立的時間，而另定一個具體時間才讓合同生效，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認和認可。《合同法》第45條、第46條就對此作出了具體的規定。同時，該條規定也強調了合同成立的“依法”性，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有可能生效。這樣會促使當事人在簽訂合同時必須“依法”，怎么會誤導當事人呢？其次，該書作者對“分離論”的三個缺陷也都無法成立：第一，合同自由與合法并不矛盾，合同的成立本身就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結

果，而“生效”則體現出了法律對其認可和保護，這其中包含了法律對其訂立合同行為的法律評價。第二個觀點的擔心也是多余的，因為只有“依法”才有可能“生效”，直接告訴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一定要“依法”，怎么會“誤導當事人”？至于第三個觀點更是有誤，合同成立后未生效前，合同中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并不能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護，所以如果成立后未生效前根本就不必履行，也無法請求予以強制履行或承擔違約責任。合同如果因違法而無效，相對方只能依據締約過失等責任請求法律予以保護。所以，無效合同以及合同成立后生效前合同約定的權利義務根本就無法約束當事人，哪來什么“邏輯錯誤”呢？相反，該文作者在其隨后的論述中不僅列舉了“統一論”的例外情形，而且指出：“但即是規定了經批準、登記才能生效的合同，如果未經批準、登記，對該合同也不能都確認為無效，對于其中內容合法的合同，審判機關或仲裁機關應當盡量挽救確認其為未生效，讓當事人補辦登記，批準手續，補辦以后仍應確認為生效。”（4）等等。合同既然未成立，那么讓當事人補辦登記、批準手續的依據何在？這才是真正的自相矛盾。因此筆者認為合同的成立與生效應當是性質不同但又緊密聯系的兩個概念。而且《合同法》第45條、第46條等也規定了附條件和附期限合同才生效的情形，也證實了合同成立與生效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合同成立的制度主要表現了當事人的意志，體現了合同自由原則，而合同生效

制度則體現了國家對合同關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評價，反映了國家對合同的干預”（5）是不無道理的。

至于合同成立的條件，一般認為應具備以下條件：

1、訂約主體應為雙方或多方當事人；

2、具備法律規定的要約與承諾這兩個階段或過程；

3、對主要條款達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些情形還需要某種形式作為載體來進行表現）。此外，對于實踐性合同來說還應把實際交付物作為成立要件。（6）如果具備以上條件，合同就能成立。至于成立的合同是否有效，還得看其是否“依法”成立。只要是依法成立的合同，都應有效。

第三篇：合同效力

合同效力

（一）效力待定的合同的概念

所謂效力待定合同，是指合同雖然已經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有關生效要件的規定，因此其效力能否發生，尚未確定，一般須經有權人表示承認才能生效。

（二）效力待定的合同的范圍

1、限制行為能力人簽訂的合同：

（1）限制行為能力人實施與其年齡、智力、健康不相適應的行為；

（2）追認權：形成權，不表示的拒絕，不可附條件，到達生效。

《合同法解釋二》第十一條 根據合同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的規定，追認的意思表示自到達相對人時生效，合同自訂立時起生效。

2、無權代理

（1）類型：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的合同

（2）追認權：形成權，不表示的拒絕，不可附條件，到達生效

（3）對相對人的保護：催告權、撤銷權

（4）對善意相對人的特殊保護――表見代理

（5）法定代表人的特殊性--代表行為有效

第四十八條 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的合同，未經被代理人追認，對被代理人不發生效力，由行為人承擔責任。法律 敎育網

相對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個月內予以追認。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視為拒絕追認。合同被追認之前，善意相對人有撤銷的權利。撤銷應當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四十九條 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

第五十條 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的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權限的以外，該代表行為有效。

《合同法解釋二》第十二條 無權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義訂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經開始履行合同義務的，視為對合同的追認

3、無權處分

（1）含義：無處分權人處分他人財產

（2）無權處分合同的生效方法：權利人追認或處分人取得權利

（3）對善意相對人的特殊保護――善意取得；（合同無效，但可以取得物權）

（三）可變更、可撤銷的合同的概念

可變更、可撤銷的合同是基于法定原因，當事人有權訴請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變更、撤銷的合同。

（四）可變更、可撤銷的合同的范圍

欺詐、脅迫、乘人之危--單方才可行使

重大誤解、顯失公平--雙方均可撤銷

注意：欺詐--錯誤源自相對人行為；重大誤解--錯誤源自本人疏忽或缺乏經驗

（五）撤銷權

（1）性質：形成權

（2）限制：除斥期間，一年；（知道或者應當知道）

（3）行使：訴訟或仲裁

（4）消滅：合同法55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銷權消滅：

（一）具有撤銷權的當事人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一年內沒有行使撤銷權

（二）具有撤銷權的當事人知道撤銷事由后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放棄撤銷權。

注意：變更與撤銷的關系：如當事人只要求變更，則不得撤銷；

當事人要求撤銷，則法院可以變更或撤銷。

（六）無效合同的范圍

1、違反主體要件：

（1）法人：違反國家禁止、特許、限制經營的合同無效；（超經營范圍的有效）

（2）自然人：無行為能力人簽訂的超范圍且非獲益性合同

2、違反意思表示要件：

（1）欺詐、脅迫，損害國家利益；

（2）惡意串通，且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的利益；

3、違反合法性要件：

（1）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

（2）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3）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

合同法：第五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

（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

（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4、強制性規定的限縮性解釋：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才無效（任意性的有效）《合同法解釋二》十四 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5、強制性規定的層級：

《合同法解釋一》第四條 合同法實施以后，人民法院確認合同無效，應當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為依據。

《合同法解釋一》第十條 當事人超越經營范圍訂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認定合同無效。但違反國家限制經營、特許經營以及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經營規定的除外。

（七）無效、被撤銷的后果

①均有溯及力，自始無效：部分無效的不影響其他效力；可能會產生締約過失責任；

②返還財產；賠償損失；惡意串通侵害國家、集體、第三人利益的，所獲財產由國家收繳；

③解決爭議的條款具有獨立性，繼續有效。

第四篇：淺說無效合同的判斷標準

淺說無效合同的判斷標準

內容提要

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在當今社會活動中，人與社會之間的聯系愈發緊密起來。當今社會，人與人之間、與社會之間的聯系往往是通過契約來實現的，例如買賣、租賃、勞務、贈予等。隨著隨著人與人之間聯系的緊密的聯系可以通過社會契約來表現，可以說當今社會每個人都離不開社會契約，人們無時無刻不在制訂或者履行著社會契約，合同作為一種社會契約的訂立憑證也就越來越廣泛的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隨著法制法規的健全與人們法律意識的增強，人們慢慢意識到無效合同帶來的損失與浪費，合同的有效性成為了人們越來越關注的問題。本文的目的，就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為依據，淺析有效合同的訂立條件，分析無效合同的判定依據，并最終得出無效合同的判定標準。

關鍵詞：合同，合同的有效性，無效合同。

第一章 合同的定義

一、合同的定義：

合同是指平等主體的雙方或多方當事人（自然人或法人）關于建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的協議。此類合同是產生債權的一種最為普遍和重要的根據，故又稱債權合同。合同有時也泛指發生一定權利、義務的協議。又稱契約[1]。

二、合同的特征：

①合同是雙方的法律行為。即需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當事人互為意思表示（意思表示就是將能夠發生民事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現于外部的行為）。②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須達成協議，即意思表示要一致。③合同系以發生、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為目的。④合同是當事人在符合法律規范要求條件下而達成的協議，故應為合法行為。

合同一經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在雙方當事人之間就發生了權利、義務關系；或者 使原有的民事法律關系發生變更或消滅。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未按合同履行義務，就要依照合同或法律承擔違約責任。

第二章 合同的訂立與無效依據

本文只討論合同的有效性或無效性，而不討論合同中部分條款的有效性。所以在此文中，對于合同，不存在有效與無效之外的第三種情況，由于有效性與無

效性是互斥概念，所以在本文中無論是討論合同有效性的判定依據還是無效性的判定依據是具有相同意義的。

《合同法》中有三處涉及到了合同的有效性，分別是第一章“合同的一般規定”、第二章“合同的訂立”、另外，在《合同法》的第52條中特別給出了可判定合同無效的條件。從合同法中的這三部分闡述則可以得到合同有效性的判定依據。

合同訂立的基本原則應該是合法、公平、自愿。凡是不滿足或者是侵犯這三個基本原則的合同都可判定為無效。可以說《合同法》就是用來保證合同訂立的這三個基本原則的，合同法對這三個基本原則的保護可以從第一章、第二章與第52條規定體現出來，下面來逐一分析這三個基本原則：

一、合法

對于合同合法性的要求主要是在《合同法》的第一章與第52條之規定體現出來的，合同的訂立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2]，不得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利益[3]。

需要注意的是，法院對于合同是否遵守的法律法規的判定，應當以全國人大及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為依據[4]。

二、公平

關于公平，在《合同法》第3條規定，合同當事人必須法律地位平等；第5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

關于第5條規定需要注意，對于是否遵循公平原則不能以合同中各方的權利和義務是否均等為依據，從而來判定合同的有效性。合同法中的公平原則應該采用民法的釋義，在市場經濟中，對任何經營者都只能以市場交易規則為準則，享受公平合理的對待，既不享有任何特權，也不履行任何不公平的義務，權利與義務相一致。

三、自愿

自愿原則主要通過《合同法中》第一章的“合同當事人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當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與第二章的“當事人應當具有相應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以及第52條之“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可視為無效來保證。

第三章 結論

本文認為《合同法》的第一章與第二章給出了合同有效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只有滿足了所有第一章與第二章之規定的合同才可能是有效合同，反之有任何一條或幾條第一章與第二章之規定為滿足者都可判定為無效合同，此為無效合同的判定標準之一。

無效合同的判定標準之二由《合同法》的第52條之規定給出，該條例之中的任何一項均為判定合同無效的充分條件，也就是說，滿足該條規定所列之任何一種情況的合同都可判定為無效合同，但是反過來，無效合同未必一定具有本條規定所列之情況。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根據《合同法》可以明確得出上述兩條無效合同的判定標準，進一步的由于無效與有效屬于相對概念，由以上兩條標準均無法判定其無效的合同可視為有效合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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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7條。

[3].《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52條。

[4].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

[5].

第五篇：無效合同及其不可撤銷擔保書的效力判斷

關于借款合同與不可撤銷擔保書效力的正確判定2220093723 海商法三班 付露月 我的觀點是：錢璟公司與招商銀行的借款合同為無效合同，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52條第（一）項：“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的合同無效。” 威達公司向招商銀行簽訂的不可撤銷擔保書為無效擔保，依據有：（1）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對于國內企業、銀行之間的獨立擔保采取否定的態度，不承認當事人對獨立擔保的約定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屢次以判決的形式，否決了獨立擔保在國內運用的有效性；（2）《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五條：“擔保合同是主合同的從合同，主合同無效，擔保合同無效。”

一、審判案例的詳細內容

案由：借款合同糾紛

案情：2001年10月25日，上海錢璟國際貨物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錢璟公司）與招商銀行上海分行新客站支行（以下簡稱招商銀行）簽訂借款合同一份，約定錢璟公司向招商銀行借款人民幣900萬元，貸款種類為流動資金貸款，借款期限至2001年11月5日至2002年11月5日止，借款利率為年息6.435%，按季結息，結息日為每月的20日。錢璟公司應當按照合同約定的按時足額償還貸款與利息，如錢璟公司未能履行借款合同規定的各項義務，招商銀行應按照該合同規定要求錢璟公司提前歸還貸款或停止支付錢璟公司尚未使用的貸款，借款合同還約定了其他條款。

同日，上海威達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威達公司)與錢璟公司達成協議，為 錢璟公司作擔保，并向招商銀行出具了不可撤銷擔保書一份。約定威達公司為錢璟公司的借款合同提供連帶責任保證，保證的范圍為借款合同項下的全部債務，包括借款合同項下貸款人民幣900萬元和利息、罰息、違約金及其他一切有關費用；如招商銀行依約提前收貸，不影響其依擔保書承擔擔保責任等。合同簽訂后，招商銀行于2001年11月5日向錢璟公司發放900萬元貸款。因錢璟公司至2002年6月20日結息時尚欠利息118,998.90元，招商銀行遂訴至法院。

另，2002年7月，一審過程中，威達公司向上海公安局舉報錢璟公司騙取貸款擔保，公安機關于同年7月18日立案偵查。威達公司將該情況書面告知了一審法院，并辨稱錢璟公司與招商銀行間實際存在勾結，串通騙取威達公司擔保事實申請法院終結審理，將本案移交公安機關處理。

基于以上事實，一審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涉案借款合同、擔保書均為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具有法律約束力。根據合同約定招商銀行提前收貸的前提條件已經成就。至于招商銀行訴前未向威達公司發出書面索償通知書，并不影響威達公司依約承擔連帶擔保責任。招商銀行請求錢璟公司歸還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逾期罰息，以及威達公司承擔連帶擔保責任符合合同約定，應予以支持。至于威達公司關于招商銀行于錢璟公司存在勾結、竄通騙取威達公司擔保事實，本案應移送公安機關處理以及終結本案訴訟之稱，缺乏法律事實及根據，不予采納。

威達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在二審中，威達公司提供了公安機關在偵查中隊錢璟公司所作的審計報告及有關財務憑證，以此證明錢璟公司用虛假的資產負債表騙取了銀行貸款與威達公司的擔保；900萬元放貸后，付款憑證載明用途為付運費，但實際用于歸還浦發銀行的舊貸，招商銀行對此是明知的。

基于以上事實，2002年10月31日，二審中，二審法院（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對于威達公司提供的公安機關在偵查中對錢璟公司所作的審計報告的有關財

務憑證，二審法院認為：威達公司雖提供審計報告主張錢璟公司以虛假的資產負債表騙取了銀行的貸款，但不能證明錢璟公司申請貸款時使用了該報表，并因此獲取了招商銀行的貸款，即使錢璟公司用欺詐手段與招商銀行簽訂借款合同，該合同也僅是可撤銷合同，作為債權人有權選擇行使撤銷權或者主張合同權利。現債權人招商銀行主張合同權利并無不當。威達公司雖稱錢璟公司也是用該報表騙取其進行擔保的，但不能證明招商銀行知道或應當知道錢璟公司騙保的事實，也不能證明招商銀行與錢璟公司有串通騙保的行為；威達公司提供的900萬元的財務憑證雖反映該款用于歸還舊貸，但并非歸還招商銀行的貸款，而該款的使用情況與本案糾紛不屬于同一法律關系，況且威達公司與錢璟公司又存在互保關系，故原審判決認為本案應屬民事糾紛，并根據合同約定做出處理，并未違反法律規定，應屬正確，威達公司認為本案涉及刑事犯罪應移送至刑事部門處理的上訴請求，缺乏事實與法律依據，不予支持。之后，上海復興明方會計師事務所受上海市公安局經濟犯罪偵查總隊委托，于2002年12月10日出具了復會師業第2236號審計報告。該報告載明，錢璟公司自1999年1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間，向招商銀行等銀行借款合計382,499,048.44元。將銀行資金劃至境內外關聯公司金額138,296,955.32元；用于歸還前期銀行借款金額176,510,000元；用于正常經營資金67,692,093.12元。尚未歸還本金合計余額135,659,048.44元（含本案系爭900萬元貸款）。

2004年3月19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認定：1999年1月至2002年6月期間，錢璟公司向威達公司等四家公司提供了由其財務童敏芝負責制作的虛假財務報表，騙得上述四家公司的信任，并先后簽訂對等擔保協議。錢璟公司以支付運費、付稅等名義先后向招商銀行等六家銀行申請貸款，有童敏芝向銀行提供虛假財務報表等資料，在威達公司等四家公司為其擔保的情況下，向上述銀行騙取借款總額為3.6億元（含本案系爭900萬元貸款）。上述資金中除用于錢璟公司正常經營費用和歸還前期貸款外，其中1.3億余元錢璟公司以虛構名義的方式打入其境內外關聯公司，至案發無法收回，并對公司賬目進行非法處理。該刑事判決認為，錢璟公司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用提供虛假財務報表等方法，騙取錢款折合人民幣1.3億余元，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經構成合同詐騙罪。

之后，威達公司不服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二審判決，向檢查機關提出申訴。

基于以上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抗訴認為：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導致適用法律錯誤，且違反法定程序。

（一）、終審判決認定涉案借款合同及不可撤銷擔保書均為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缺乏證據證明。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確認，錢璟公司以提供虛假財務報表的方式簽訂對等擔保，向銀行借款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錢璟公司以提供虛假財務報表的欺騙手段，騙的威達公司與招商銀行的信任，使威達公司像招商銀行出據不可撤銷擔保書，自己與招商銀行簽訂借款合同的事實中，招商銀行、威達公司簽訂上述合同的行為均是被詐騙而為，顯然并非本案當事人各方的真實意思表示。

（二）、終審判決認定本案借款合同及不可撤銷擔保書為有效合同系適用法律錯誤。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

（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

（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本案中錢璟公司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采用提供虛假財務報表。虛構用途等方法，騙取900萬元借款的事實，已被生效刑事判決確認構成合同詐騙，借款合同及不可撤銷擔保書并非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錢璟公司以簽訂借款合同及騙取威達公司出具不可撤銷擔保書為手段，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其行為不僅

侵犯了招商銀行的財產權利，損害了國家利益，同時也擾亂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屬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也為我國刑法所明文禁止，因此，借款合同及擔保書當屬無效。終審判決認定涉案借款合同及擔保合同有效，認為錢璟公司用欺詐手段簽訂的借款合同僅是可撤銷合同，招商銀行有權選擇主張合同權利，實際上是未審查上述行為是否損害國家利益這一法定要件，且混淆了民事欺詐與形式詐騙犯罪之間的區別，系適用法律錯誤。

（三）、在公安機關已刑事立案偵查的情況下，法院仍繼續審理并對本案作出實體判決，嚴重違反法定程序。

本案一審審理期間，威達公司向公安機關舉報錢璟公司有實施刑事合同詐騙犯罪的嫌疑。公安機關在本案一審判決前對相同事實以刑事立案偵查。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一條“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應認為不屬于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駁回起訴，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查機關”的規定，原審法院理應裁定駁回招商銀行的起訴，將本案移交送公安機關處理。但終審判決以威達公司提出的本案涉及刑事犯罪應移送公安機關處理的上訴請求，缺乏事實與法律依據為由，不予支持，屬違反法定程序。

所以，最高人民檢察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

（二）（六）項，第二款及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訴，請求依法再審。

二、所存在的問題：

我認為本案是一起案情非常復雜的案件，它所涉及到的關鍵問題有：如何正確的認定無效合同與不可撤銷擔保書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檢察院給出了一份與一審二審法院判決截然不同的抗訴書，原因就在于對無效合同與擔保合同的認定不同。合同的有效與否是本案正確審理的關鍵所在，而我本人認為：

（一）、錢璟公司與招商銀行的借款合同為無效合同。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抗訴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的有關規定，當民事案件涉及到刑事犯罪時，法院應該終結審理，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處理。民事案件的訴訟時效暫時中斷，應等刑事案件審判后，在刑事案件的基礎上審理民事案件。所以，本案當中一審二審法院的審理嚴重違反法定程序。所以本案應該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提起抗訴后，重新審理。根據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錢璟公司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用提供虛假財務報表等方法，騙取錢款折合人民幣1.3億余元，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的刑事判決中，錢璟公司的行為已經犯罪，所以錢璟公司與招商銀行簽訂的借款合同當屬無效。這是從刑事犯罪上來確定借款合同的效力。但是另一方面，基于此刑事判決，我們也可以從民事案件的角度找到此借款合同無效的根據。所以我認為此借款合同無效的民事審判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的合同無效”。我贊同最高人民檢察院認定借款合同為無效的結果，但是我不贊同最高人民檢察院所采用的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檢察院認為，錢璟公司以欺詐的手段與招商銀行簽訂合同的犯罪手段，是“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合同當屬無效。而我認為此處采用“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使合同無效的依據是不恰當的。由案情可知，此案中不存在惡意串通的行為，因為招商銀行與威達公司都是被欺騙，都是本案的受害者，所以我們可以暫且單獨的來看借款合同與擔保合同的有效與無效。在借款合同中，錢璟公司以欺騙的手段騙取招商銀行的借款，在公安機關偵查后，得知錢璟公司將付款憑證載明為用途為付運費的借款，而實際用于歸還浦發銀行的舊貸。而我們知道，還舊貸是合法的，并不是法律上所禁止的“非法目的”，所以我認為檢察院的“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法律依據并不科學。我認為此借款合同被認定為無效合同的依據應該是“損害國家利益”。因為錢璟公司的借款除用于公

司正常經營費用和歸還前期貸款外，其中的1.3億余元錢璟公司以虛構名義的方式打入其境內外關聯公司，至案發無法收回。錢璟公司把銀行貸款打入境外的行為致使案發無法收回的行為，損害了國家經濟利益，也就是損害國家利益，所以借款合同為無效合同的原因是：錢璟公司以欺詐的手段騙取招商銀行的借款，并將此借款打入境外至案發無法收回的行為損害了國家利益。而至于一審與二審法院均認為其為可撤銷合同，顯然是忽視了“損害國家利益”的這一客觀事實。從抗訴書中的“實際上是未審查上述行為是否損害國家利益這一法定要件”這句話不難看出，錢璟公司“把國家的錢送至國外以致不能追回”的事實確實是損害了國家利益，所以借款合同無效。

（二）、威達公司向招商銀行出具的不可撤銷擔保書為無效擔保。依據有兩點如下：（1）威達公司向招商銀行出具的是不可撤銷擔保書，而不可撤銷擔保書是獨立擔保的一種形式。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對獨立擔保的態度是，區分國內和國際的兩種情形，承認獨立擔保在對外擔保和外國銀行、機構對國內機構擔保上的效力，認為獨立保證在國際間是當事人自治的領域。對于在國內企業、銀行間的獨立擔保采取否定的態度，不承認當事人對獨立擔保的約定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屢次以判決的形式，否定了獨立擔保在國內運用的有效性。而本案中的獨立擔保（即不可撤銷擔保書）是國內企業、銀行間的擔保，最高人民法院不承認它的有效性，所以它仍然只能是“從合同”的性質。（2）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五條：“擔保合同是主合同的從合同，主合同無效，擔保合同無效。”的法律規定，此擔保合同是本案借款合同的從合同，而本案的主合同借款合同是無效合同，所以此擔保合同隨主合同而無效。而且威達公司對于此擔保合同不存在過錯責任，因為威達公司是被欺騙才簽訂。所以根據無效保證的法律后果中，保證合同因主合同無效而無效的情況，保證人無過錯的，保證人不承擔民事責任。所以本案中的保證人威達公司無過錯，不承擔民事責任。招商銀行應向錢璟公司索要賠償。

三、審判中的可疑之處：

另外，在二審中，錢璟公司答辯稱，原審將本案作為民事糾紛處理是正確的，請求二審能依法處理。我認為從這里可以看出錢璟公司的惡意欺詐與想要逃避刑事法律制裁的故意性。錢璟公司請求維持原判，則必然使威達公司的利益受損，并且讓威達公司陷入認為錢璟公司與招商銀行惡意串通的誤區，從而也損害招商銀行的利益。所以，錢璟公司歸根到底是本案的罪魁禍首，法律應該予以嚴懲。

本文所用到的法律法規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