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現行宅基地使用權制度中的問題及優化建議論文

中國城鄉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是計劃經濟體制要求的結果。這種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一方面是為了防止大量的農民盲目流入城市，對城市生活造成沖擊； 另一方面則是要最大限度地把農民和農村、農業結合起來，使農民提供更多的糧食和農產品，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穩定的物質基礎。建立在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的土地權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否認農民自由遷徙的權利，[1]并限制農村土地的自由流動。

科學發展觀要求統籌城鄉、城市反哺農村，并提出了一系列“三農”優惠政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并提出要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建立在自然經濟假設基礎之上的嚴格限制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已無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制度，在實現社會保障功能的基礎上，賦予其應有的、完整的用益物權性質，實現城鄉全面、協調發展。

一 宅基地使用權流轉的立法現狀。

我國現行立法對于宅基地使用權流轉的規定散見于《憲法》《物權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一些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中。

《憲法》從根本大法的角度確立了宅基地使用權按相關法律規定轉讓的原則。《物權法》第三編“用益物權”中，“宅基地使用權”被作為獨立的一章加以規定，但內容僅為原則性規定，允許宅基地使用權轉讓，未對具體問題作出明確規定。《土地管理法》是調整土地管理的專門性法律，宅基地作為農村集體組織所有的土地，是土地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該法第六十二條不是對于宅基地使用權交易之禁止，村民在出賣或出租自己的房屋后，如不再申請宅基地將不受本條文的限制。

1999 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加強土地轉讓管理嚴禁炒賣土地的通知》明確禁止城市居民購買農村住宅。

2004 年國土資源部發布的《關于加強農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見》從規章的角度，把城鄉居住用地隔離開來。

綜上可知，現行法律法規雖嚴格限制但并未完全禁止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為今后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具體規則的出臺預留了法律空間。

二 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存在的問題。

1.流轉受限導致宅基地閑置。

隨著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不斷發展，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開始向城市轉移。一些農民因務工等原因，較多時間居住在城市，很少時間回農村； 還有些農民選擇在城市購買房屋，安家落戶，因此，他們在農村的房屋并不實際居住。由于宅基地上存在的價值，身在城市的農民仍不愿將農村的房屋與宅基地主動交回村集體，放棄其權利。而又因進城務工的農民并未脫離村集體，村集體也無權將閑置的宅基地收回。受現行立法的限制，宅基地使用權只能在村集體內部進行流轉，但是由于宅基地無償取得并且無使用期限，集體內部符合申請條件的農民多數選擇申請新的宅基地，而非從別的集體成員手中購買。這樣，外部流轉受到嚴格禁止，內部流轉動因不足，導致大量的宅基地閑置，出現了“空心村”的現象。大量舊的宅基地因無法流轉而得不到利用，而另一方面，符合申請條件的農民又不斷獲得新的宅基地，這樣不利于農村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

2.融資困難阻礙城市化進程。

我國現行立法嚴格限制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農村住房難以像城市住房一樣發揮其融資功能。《擔保法》將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排除在外，農民通過合法渠道取得貸款進行融資的可能性變得非常小，幾乎為零。[2]

住房及宅基地使用權是農民掌握的最重要的資源，只有在市場競爭中才能更好地實現其價值，但是目前而言，一方面其不能自由轉讓，另一方面又不能設置擔保物權，這便削弱了宅基地的財產屬性，阻礙農村經濟的長足發展。宅基地使用權制度的出發點在于保障農民利益，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卻人為地切斷了農民的融資渠道，侵犯了農民的利益。市場經濟是自由的經濟，而自由的基礎是平等，因此，保障城市居民和農村村民財產權的平等，使他們掌握的資源在市場上平等、自由地競爭，充分發揮財產效用，才是加速農村經濟發展，維持農村社會穩定，促進城市化進程的重要保證。

3.隱形交易引發社會矛盾。

雖然我國立法嚴格禁止城鎮居民購買宅基地，但是，由于城市房價居高不下，一些中低收入人群更傾向于選擇購買或租賃距離城市較近的農村房屋。隨著我國城市化的發展，農民更加在意土地的交換價值，這就形成了巨大的供求市場。現實中，已有一部分宅基地進入了流通環節，自發流轉變得越來越普遍，特別是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城鄉結合部，這種交易十分活躍和突出。

由于這些交易是在規避宅基地所有權人和法律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買賣雙方發生爭議時，也就得不到法律應有的保護，不利于糾紛的解決，也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難度，影響了農村的安定與和諧。

隱形交易市場不但增加了雙方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風險，而且還嚴重地擾亂了市場秩序，給土地權屬管理帶來極大阻礙，限制了資源配置功能的發揮，進而引發更多的土地權屬混亂與產權糾紛。

三 完善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制度的建議。

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有利于充分發揮農村土地效能，縮小城鄉差距，從農村長足發展角度來看，逐步推進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已是勢在必行。基于我國當前發展狀況，兼顧現行宅基地使用權制度所引發的諸多問題，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制度完善。

1.完善宅基地使用權流轉的法律。

第一，應對流轉主體做出明確規定。在宅基地使用權流轉之初，如果過度放開流轉容易增加社會不安定因素，應對交易雙方主體加以限制。首先，為了對進入市場化流轉的宅基地總量進行控制，應當僅允許那些擁有確定屬于其所有的其他永久性居所或能證明自己不依賴宅基地作為基本生活保障的農民出賣宅基地使用權，而對于不符合的農民可允許其抵押宅基地使用權。而當社會進一步發展，農民能夠完全擺脫對土地的依賴后，才可允許宅基地在市場上的自由流轉。其次，應在保持現行流轉制度合理性的基礎上，對城鎮居民購買宅基地的行為進行受讓人資格限制，避免因過度流轉而損害基本耕地。對于宅基地買方主體身份應只允許個人以居住目的購買，禁止開發商以房地產開發為目的進駐農村。城市居民在城市沒有以所有權為基礎的住所時，才可購買，且一戶只能購買一宅，以此防止投機或投資性地轉讓、受讓宅基地的行為。

第二，應明確本集體組織成員在同等條件下的優先購買權。在對外流轉時，處分宅基地的成員應提前通知集體組織中的其他成員，在同等條件下，賦予他們優先購買的權利。這在保證宅基地在集體組織內部充分流轉的前提下，保護了農民權益，維護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穩定。

第三，對近郊與遠郊的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做不同限制。近郊農村宅基地的流轉的目的多集中于緩解城市住房緊張，應禁止賣方在農用土地上建設住宅，人為擴大原有宅基地面積。對于買方購買宅基地的面積參照城市人口標準做出限制。而對于遠郊農村宅基地，除了上述限制外，還應弱化轉讓、買賣功能，重點宣傳其抵押、貸款功能，加強宅基地使用權的融資功能。

2.建立宅基地使用權登記制度。

產權證書既是一項物權憑證，又是法律保護的前提。由于我國尚未建立統一的不動產登記制度，加之農民的法律意識較為薄弱，導致宅基地使用權登記工作進展緩慢。

為配合城鄉一體化建設，應在農村開展土地清查、登記造冊的工作。首先，在宅基地使用權取得時實行登記制度； 其次，參照城市房地產交易登記規則，加強宅基地使用權的變更登記工作，采登記生效主義，不登記不生效，在流轉過程中貫徹登記原則。對于宅基地使用權而言，其登記制度除了依法確定權屬范圍，明確權利主體，避免糾紛、保障交易安全等私法功能外，還為土地規劃與管理等公法行為提供了依據。

3.建立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市場。

建立規范有序的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市場重點應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整理賣方宅基地，建立信息發布平臺。方便交易雙方知曉信息，推動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在盡量大的市場上進行交易，接受市場的調節。第二，建立合理的價格形成體系。在宅基地使用權流轉的初期，可以根據各地的經濟發展狀況和宅基地本身的自然情況計算出一個科學的價格區間，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價格在這一區間時是合理，不應予禁止，當嚴重低于或高于這一區間時就可能存在欺詐或哄抬，應予以禁止。這既可以防止損害農民利益的低價買賣的發生，也可以防止炒賣宅基地引起市場混亂。第三，在流轉中引入中介機構，幫助雙方進行價格判斷，這不僅有利于保護農民和受讓者利益，也推動了交易的進行。

4.完善宅基地使用權流轉配套制度。

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因此，不能一味追求效率而忽視了社會公平，從而使社會矛盾激化，影響穩定發展。

首先，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一直以來，農村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水平與城市相比都較低，宅基地對農民來說是既是一種土地保障又是自我保障，承擔著福利性保障功能，體現出強烈的社會公平。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的情況下，推行宅基地使用權自由流轉存在較大風險，容易引發社會混亂。因此，應積極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取代宅基地承擔的保障功能，使農民真正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推動宅基地使用權流轉的順利進行。

其次，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和農村的土地與房屋制度相互影響，兩者的改革和完善也應同步進行。應建立一元制的戶籍管理制度，在城市居民購置農村房屋的同時，農村村民也享受城市的社會保障，讓資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自由流動與競爭，盤活土地資源價值。戶籍制度的改革必然推動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制度的完善，為最終實現宅基地使用權的自由流轉掃清障礙。

四 結語。

在我國現行立法中并未禁止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這就為進一步放開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和相關法律的修訂留下了較大的操作空間。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遷，我國宅基地使用權的自由流轉已勢在必行，在制度完善的基礎之上，宅基地使用權制度將經歷一個從嚴格限制流轉到有條件自由流轉的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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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淺談宅基地使用權中的繼承問題

淺談宅基地使用權中的繼承問題

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繼承問題可以簡化為以下三種模型，其中尤以第三種情形矛盾最為突出。

第一種，父母是農村戶口，子女也是農村戶口，并且父母去世時子女未成年，和父母居住在一起，那么就不存在繼承的問題。因為宅基地使用權的主體雖然要求是本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但實務上通常以戶為單位設立，并按“一戶一宅”的原則分配。宅基地使用權由父母和子女共有，子女原本就是宅基地使用權人。

第二種，父母是農村戶口，子女也是農村戶口，但父母去世時子女已成年，并且已經依法申請了自己的宅基地。根據實務上的一般做法，子女依然可以通過繼承父母的房屋而合法地繼承房屋下的宅基地的使用權。這種做法某種程度上雖然破壞了“一戶一宅”的原則，但我認為這是合理的。宅基地是集體所有的土地，也是當地人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如果沒有憲法第十條的規定，我國實行土地公有制，他們基本實際上已經享有了這片土地的所有權。當集體有100個人時，每個人占1|100，當集體只有50人時，每個人的份額自然上升到1|50。所以實務上國家未堅持執行“一戶一宅”的原則，而是允許農村居民因繼承擁有兩處以上的宅基地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一味堅持“一戶一宅”原則，會產生國家想傾軋集體土地份額的嫌疑，因為隨著城鎮化的腳步，農村戶口必然會減少。

第三種，父母是農村戶口，子女因升學等原因戶口遷出，那么當父母去世時，子女若想繼承宅基地使用權，首先必須換回原籍，即在本集體經濟組織中落戶，并要符合申請宅基地的條件，否則只可繼承房屋，不可繼承土地，繼承人必須將宅基地歸還給集體，得到的只是一座“空中花園”。根據人們的常識“地隨房走，房隨地走”，這顯然是有悖常理的。農村人有價值的遺產一般就是房屋，而房屋一旦離開了土地，就是一座廢墟，失去它的使用價值和經濟價值，而且老宅更是家族精神的象征，一旦拆除，就會破壞文化傳統。所以，強制要求繼承人是本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是不合理的。我認為繼承人可以繼承的依據不應該是作為本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而是作為這片土地的祖先的后人。而且《物權法》和《土地管理法》均沒有明文禁止城鎮非農業戶口居民在農村建房、對集體土地享有宅基地使用權。對于公民來說，法無明文禁止即可行為。所以，我認為子女應該當然繼承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權，無須重新落戶并申請。

為在國家的法律規定和情理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我覺得實務中可以這樣處理：規定本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三代以內的后輩可以直接繼承，三代以外則需落戶并申請；并且三代以內的人因繼承而享有宅基地使用權時，如果房屋滅失，則宅基地使用權隨之消滅。

第三篇：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完善建議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完善建議

一、引言

個人所得稅是國家為調節個人收入、貫徹公平稅負、緩解社會分配不公而對高收入者征稅的一個稅種，是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自我國開征個人所得稅以來，個人所得稅在組織財政收入、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化，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已不能適應目前經濟發展水平的需要，不管是在課稅主體、課稅客體，還是在征稅方式上，均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了個人收入分配差距逐漸拉大，對社會穩定以及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對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已經迫在眉睫。

二、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的基本情況

從國際上看，個人所得稅的稅制模式主要分為綜合稅制、分類稅制以及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也稱為混合稅制）三種類型。目前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采用綜合稅制或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而我國實行的則是分類稅制，具體如下：

1、納稅人：個人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包括居民納稅義務人和非居民納稅義務人。居民納稅義務人是指在中國境內有住所，或者無住所而在境內居住滿一年的個人，其從中國境內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均應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非居民納稅義務人是指在中國境內無住所又不居住或者無住所而在境內居住不滿一年的個人，其從中國境內取得的所得，應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

2、征稅模式：現行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征收制度，應稅所得分為11項，具體包括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經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征稅的其他所得等。

3、稅率：我國個人所得稅稅率包括超額累進稅率和比例稅率兩種形式。其中，工資、薪金所得適用5%～45%的九級超額累進稅率；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承租經營所得，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投資者的生產經營所得，適用5%～35%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稿酬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均適用20%的比例稅率。

4、費用扣除：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采用定額扣除和定率扣除兩種方法，比較簡明易行，但對于一些情況比較特殊的家庭難以完全兼顧。

5、減免稅：為鼓勵特定納稅人或照顧部分特殊人群，個人所得稅法及相關法規規定了若干個人所得稅減免稅政策，主要包括：省、部和軍級以上單位以及外國組織和國際組織頒發的科學、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獎金；國債利息；單位和個人按規定繳納的住房公積金、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個人轉讓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唯一的家庭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城鎮居民按照國家規定標準取得的拆遷補償款；經國務院財政部門批準免稅的其他所得等。

6、征收方式：我國個人所得稅實行源泉扣繳和納稅人自行申報納稅兩種征稅方式。對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利息、股息、紅利等各項所得，一般由支付所得的單位和個人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但對于年所得12萬元以上的、從中國境內兩處或者兩處以上取得工資、薪金所得、從中國境外取得所得以及取得應稅所得沒有扣繳義務人的等情形的納稅義務人，則要求其到主管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

三、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我國現行稅制模式不合理

征收個人所得稅是政府取得財政收入，調節社會各階層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手段，公平是個人所得稅征收的基本原則。公平原則是指征稅額與納稅人收入水平相適應以保證各納稅人之間稅負水平均衡。現階段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采用的是分類稅制。這種稅制模式雖然適應我國的國情，可以實現分別征收，有利于控制稅源。但隨著居民收入來源日趨多樣化，使所得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與綜合稅制模式相比，分類征稅模式難以全面、完整地體現納稅人的真實納稅能力，會造成所得來源多、綜合收入高的人少繳稅，而所得來源少、收入相對集中的人多繳稅的現象，這顯然有失公平原則，不利于調節收入差距。這一制度的漏洞使公民的納稅意識逐漸減弱，使國家財政收入嚴重流失。

（二）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不科學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對“工資、薪金所得”項目采用“定額扣除法”。首先，由于這種費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數額作為費用扣除標準，長期沒有隨收入和物價提高而調整，從而難以適應由于通貨膨脹造成的居民生活費用支出不斷上漲的實際情況，而且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在所得稅征管范圍之內，增加了征管對象的數量和征管成本，影響了征管效率。其次，這種費用扣除方法對不同納稅人采用單一的費用扣除標準，沒有考慮不同納稅人之間家庭結構的差別，以及教育、住房、醫療等開支對納稅人生活費用的影響，從而會造成不同的納稅人之間稅收負擔不平衡，妨礙了稅收公平。再次，我國對在中國境內工作的外國人計算個人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時，每月稅前扣除額為4800元，比我國普通居民納稅人多了2800元。這種形式在世界其他國家是沒有的。從我國改革開放的實際情況出發，這種形式是為了吸引外資和外國人才。但從某種程度上說，它違背了稅法所倡導的公平原則。

（三）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稅率設計不公平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法，區分不同的項目，分別采用5%～45%、5%～35%的超額累進稅率和20 %的比例稅率。首先，本來同屬勞動所得的工資薪金和勞動報酬，工資薪金適用九級超額累進稅率，而勞務報酬適用20%的比例稅率，雖有加成征收，稅收負擔也是有差距的。這不僅違背了公平原則，也給稅務管理帶來了不便。其次，工資薪金實行的九級超額累進稅率，最高稅率為45%，與世界各國相比偏高。過高的稅率一方面會增強納稅人偷漏稅的動機，另一方面由于45%的稅率在現實中極少運用，以致于稅收真正作用于中下層收入者，對高收入者的調節作用甚微，達不到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目標。這一稅率只起象征性的作用，有名無實，卻使稅制空背了高稅率之名。

（四）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稅基不夠廣泛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在我國居民所得中，除了工薪、勞務報酬所得等勞務性收外，利息、股息和紅利等資本性收入也逐漸成為居民個人所得的重要來源。此外，勞保福利收入、職務補助、免費午餐及其他實物補助形式也逐漸成為居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目前個人所得稅法對應納稅所得額采取列舉具體項目的規定，難以將這些新的應稅項目包含進去，使所得稅的稅基過窄。與此同時，許多公司利用這一稅制缺陷，減少現金獎金和工資的發放，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為員工購買商業保險、提供健身俱樂部會員卡、用餐券、假期等福利，減少個人所得稅的應納稅額，侵蝕稅基。另外，由于現行減免稅及優惠名目太多，費用采用分次扣除，客觀上造成稅基縮小。

（五）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力度不足

首先，征收方式難以控制高收入者。對個人所得稅的征管，我國采用了源泉扣繳和自行申報兩種方法，但更側重源泉扣繳。由于稅法沒有對所有納稅人要求納稅申報，稅務機關對扣繳義務人的納稅檢查信息是單方面的，無法有效進行監督，使得源泉扣繳的執行力度在不同單位間有很大的差別，導致個人所得稅只管住了工薪階層，沒管住高收入階層。其次，征管水平低、手段落后，使征管效率難以提高。稅務代理制度還不完善，不能很好發揮其中介組織的作用。再次，處罰法規不完善，處罰力度不強，對違法者本人起不到吸取教訓、自覺守法的約束作用，對廣大公民更起不到警示和威懾作用，違法現象得不到抑制。因此，遵紀守法、自覺納稅的良好社會風尚難以形成。

四、完善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的建議

（一）建立混合稅制模式

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個人所得稅制可考慮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所得稅制。它吸收了分類所得稅制和綜合所得稅制的優點，既體現了按支付能力課稅的原則，對納稅人不同的收入來源實行綜合課征，又體現了對不同性質的收入區別對待的原則，對所列舉的特定項目按特定辦法和稅率課征。按照這種混合所得稅模式，需要對不同所得進行合理分類。從應稅所得上看，屬于投資性的、沒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如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股票等有價證券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等，宜實行分類所得征稅；屬于勞動報酬所得和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如工資薪金、勞務報酬、個體工商業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承租經營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財產租賃、財產轉讓等項目，可以考慮實行綜合所得征稅。實行混合所得稅制，既有利于解決征管中的稅源流失問題，又有利于稅收政策的公平。

（二）調整個稅費用扣除標準，綜合考慮納稅人的收入和支出

個人所得稅是直接稅，稅負是個人看得見摸得著的，所以民眾、輿論很關心個稅費用扣除標準的問題。

我國的個稅改革屬于小步前行，經過三次提高費用扣除標準后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額提高至現在的2000元。當年將個稅費用扣除標準定為800元，主要是因當時改革開放進入中國的外企工作人員與我國居民收入懸殊，當時個稅費用扣除標準主要是針對極少數的富人。隨著經濟發展，除了價格上漲因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了20多倍，相應的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主力也從過去的高薪人群演變為廣大的工薪族，個人所得稅的繳納給這類人群帶來相當大的負擔。我認為調高個稅費用扣除標準可以刺激我國廣大低收入階層的消費，應在2000元的基礎的再次調高費用扣除標準。

（三）優化稅率，合理稅收負擔

我國目前的居民收入水平總體上偏低，且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較大，個稅主要影響工薪階層和中低收入者。適當降低稅率，有利于建立和穩固和諧社會。總的趨勢是降低最高邊際稅率和減少稅率級次，以簡化個人所得稅稅制。應本著“照顧低收入者，培育中產階層，調節高收入者”的原則，實行“少檔次、低稅率”的累進稅率模式，應充分發揮累進稅率的調節作用，使不同收入層次的納稅人的負稅稅率不同，但調節的速度不可過于劇烈，要使稅負比較“溫和”地增長。這樣既有利于縱向公平納稅，又不至于使高收入者產生過多抵觸情緒。在盡可能擴大綜合課稅項目的基礎上，將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兩個超額累進稅率表合二為一，實行5%～35%七級超額累進稅率，綜合各項所得，按統一的超額累進稅率納稅，以平衡稅負。

（四）擴大稅基

我國應當采取概括性更強的反列舉法，規定不納稅的項目。凡是能夠增加居民收入的所得都應在個人所得稅征收范圍之內，對某些特殊的個人所得可采取列舉法予以減免稅收，以體現稅收上給予的優惠政策。

（五）加強稅收征管，建立以源泉扣繳和納稅人自我申報制度相結合的征管方式

首先，努力改進稅收征管手段，建議在建立混合稅制模式的基礎上，對各類所得實行逐項扣繳、綜合申報納稅的方法，以有利于稅務機關對稅源的及時監控。其次，應健全和完善一些基本條件，包括加強現金管理，大力推進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結算制度，限制和減少現金支付的范圍；盡快實現不同銀行之間的計算機聯網，以個人身份證號碼為唯一標識，建立各金融機構統一的納稅人賬戶信息共享和查詢平臺；健全個人及其家庭房地產、汽車以及金融資產等重要財產的實名登記制度；以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企業、銀行、工商、公安、證券、住房、海關等部門向稅務部門提供相關數據的法律義務，并逐步形成網絡共享數據庫等。再次，提高稅務征管人員的業務素質和職業道德。

五、結語

選擇適合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可以有效調節收入分配、激勵勞動者的積極性、推動經濟的全面發展。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已經拉開了帷幕。我們必須以這次稅制改革為契機，制定出一套適合我國國情、適合市場經濟需要的個人所得稅體系，真正發揮個人所得稅在我國稅收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篇：現行民事檢察制度存在的問題及立法建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十多年的實踐證明，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開展民事訴訟檢察監督，收到了實際的效果，發揮了訴訟法律監督的作用。同時，現行民事檢察工作在立法和實際操作中的存在問題也逐步顯現出來，有待于在立法上進一步完善。現筆者結合工作實際，就現行民事檢察制度的局限性和立法上如何進一步完善作一些膚淺的探討。

一、現行民事檢察制度在立法上的局限性

1、現行立法的總則和分則的規定相互矛盾。在民事訴訟法中，關于民事訴訟檢察的規定，總則和分則不相一致。總則規定檢察機關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進行監督，規定的范圍十分寬泛。但是，在分則中，只規定檢察機關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確有錯誤的判決、裁定進行抗訴。具體的、可操作性的規定又十分狹窄。在這樣前后矛盾的法律規定面前，檢察機關的民事檢察監督進退兩難。按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檢察機關對民事審判活動中的一切違法行為都可以進行監督，但由于分則中沒有具體規定，任何一個法院都可以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理由，拒絕檢察機關對抗訴以外任何形式的法律監督；檢察機關僅僅按照分則的規定，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進行監督，放棄對民事審判活動的全面監督，有悖于總則規定的精神；然而，按照總則的規定實施全面監督，則沒有分則的法律依據。

2、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民事抗訴權過于狹窄。抗訴，是檢察機關行使法律監督職能的一項重要權力。包括上訴程序的抗訴權和審判監督程序的抗訴權。完整的抗訴權是將法院全部的判決、裁定、調解都置于監督之下，檢察機關對一審判決、裁定、調解和二審判決、裁定、調解都可以抗訴，而不論其是否生效。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抗訴權，并不是完整的抗訴權，而是審判監督程序的抗訴權。按照這樣的規定，檢察機關只能對二審判決、裁定和一審生效的判決、裁定進行抗訴，凡是沒有生效的判決、裁定，檢察機關無權抗訴。這就是所謂的“事后監督”。同樣，檢察機關對法院的民事調解也沒有監督權，而法院作出的民事調解和判決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對民事判決可以提出抗訴，那么對確有錯誤的民事調解檢察機關也應有權提出抗訴。但是現行民事訴訟法卻沒有賦予機關此項權利。這些充分說明現行民事檢察工作中的抗訴權過于狹窄，是不完整的抗訴權。

3、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民事檢察監督職權過于狹窄。檢察機關的民事檢察職能既然是對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活動進行監督，那么，就不應當僅僅享有抗訴權，僅僅對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活動中的生效判決和裁定進行監督，而應當按照民事訴訟法總則的規定，對民事審判活動實施全面監督。這種全面監督，不僅僅包括審判監督程序的抗訴，也包括對起訴至判決、裁定、執行全部活動的監督，以及對重要的民事案件參與訴訟的權力和對涉及國有資產流失和社會公益的案件的起訴權。這樣的民事檢察監督，才是完整的法律監督。然而，現行立法除了賦予檢察機關所謂的“事后監督”的抗訴權以外，再沒有任何其他的監督權力，檢察機關在這樣的立法面前，無法實施全面的法律監督職責。

二、現行民事檢察制度在實踐中存在問題

1、民事抗訴案件的審限太長。現行民事訴訟法未規定抗訴案件再審期限，人民法院接受抗訴案件后“久拖不審”、“久審不決”，明顯造成抗訴案件周期長、速度慢的現象，不利于及時糾正錯誤的裁判，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某種程度上也削弱了檢察機關的權威，一些申訴人也因此對向檢察機關申訴失去信心，這也是民行檢察部門案源不足的原因之一。

2、對妨礙民事檢察的行為缺乏強制措施。實踐中，妨礙民事檢察的行為時有發生。如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的；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對訴訟參與人、證人、及其他訴訟參加人進行侮辱、誹謗、毆打或者打擊報復、不配合檢察機關對民事案件調查取證的等等。這些行為干擾了檢察機關的正常工作，阻礙了民行案件的順利審查，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然而法律并未賦予檢察機關對這些行為的強制措施權，致使檢察機關對妨礙民事檢察的行為束手無策。

3、檢察機關在民事案件的調查取證上困難重重。在審查民事案件過程中，根據實際情況，向有關當事人進行必要的調查取證，是審查工作中的環節之一，尤其是有些案件原審時一方當事人制造偽證，導致錯誤裁判，這種情形下檢察機關就有必要對制造偽證的事實進行調查取證，以便查清案件事實真相。但實踐中，檢察機關在調查取證時，有些當事人不配合調查，不僅拖延了辦案期限，而且使某些重要的證據難以調取，妨礙了審查工作的順利進行，也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更不利于維護司法公正和司法權威。

4、檢察機關對民事法律監督的范圍過于狹窄。現行民事訴訟法僅規定了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已生效的確有錯誤的民事判決、裁定有抗訴權，除此以外的民事調解、民事案件的執行以及對國有資產流失、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等問題則處于監督的空白狀態。而實踐中，人民法院以調解方式審結的民事案件占相當大的比例，調解錯誤的也為數不少。再說民事案件的執行難，也是司法實踐中人民群眾呼聲較大的問題。群眾普遍反映贏了官司，沒有執行到，拿到的判決書等于一紙空文，還要多支出一筆訴訟費。實踐中，我們不止一次收到過有關民事案件執行難的申訴材料，從這些申訴材料來看，民事案件的執行權確實應該受到監督制約。有的案件執行過程中法院讓當事人舉出被執行人有可供執行財產的證據，雖然當事人明知被執行人有可供執行的財產，由于受到能力和權力等客觀條件的限制，當事人只能提供一些線索，然后請求法官去查證。但是法官卻以被執行人無可供執行的財產為由中止執行，使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

三、完善民事監督制度的立法建議

為了充分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筆者建議從以下幾方面完善立法：

1、建議在民事訴訟法分則中規定檢察機關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實施全程監督。現行的民事檢察監督僅限于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的“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即所謂的“事后監督”。但從司法實踐的現狀來看，這種“事后監督”模式已不能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新形勢的要求。為了有效地保護國家和集體財產，維護當事人的正當、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和司法權威，就必須加強對民事審判的法律監督，將檢察機關對民事審判活動的監督階段由現在的“事后監督”拓展至包括“事前監督”、“事中監督”和“事后監督”在內的全程監督，使檢察機關享有對民事訴訟完整的監督權。這樣才能使民事訴訟法總則和分則關于民事檢察制度的規定相一致。

2、對民事檢察監督的范圍應通過立法途徑進行拓寬和完善。

一是賦予檢察機關對民事案件的起訴權。現行民事訴訟法僅規定檢察機關對民事案件有抗訴權，而司法實踐證明這是不完整的監督權。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尤其是近年來國有資產嚴重流失、環境污染、政府行政行為對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造成較大侵害的事件時有發生。而這類案件往往無合適的訴訟主體，或有主體無力起訴、起訴不力，致使案件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司法干預。很顯然，運用民行抗訴方式已不能解決這些問題了。完整的監督權應包括起訴權、監督審判權、抗訴權。在法國、意大利等國家的法律中均規定了檢察機關的民事起訴權。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法律也曾賦予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權，檢察機關也曾經進行過有益的償試；近年來，河南、江西等省檢察機關也就此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以上足以說明，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不僅必要，而且可行。但是由于目前我國法律尚未明確賦予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權利，這就給實際操作帶來了許多困難。因此，筆者建議完善我國民事立法，賦予檢察機關對公益案件提起訴訟的權利，并對檢察機關在公益訴訟中的地位等作出明確規定，以增強操作性。當然，檢察機關對民事案件的起訴權不是無限的。根據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法律應賦予檢察機關對下列幾類案件的起訴權：一是直接造成不特定的大多數人的人身、財產損害的事件；二是國有資產嚴重流失案件；三是其他公共利益受到損害的案件。

二是把調解列入民事檢察監督的范疇。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機關的抗訴范圍為“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而對于人民法院以調解方式結案的民事案件能否實施法律監督法律尚無規定，法院系統則理解為不能。調解作為法院解決民事案件、經濟糾紛案件的重要方式，與判決裁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司法實踐中，大多數的案件是通過調解結案的。調解結案的案件，雖然是雙方當事人自愿協商達成協議的，但可能由于某種原因，而達成違背一方當事人真實意思的不公正協議，或者調解雖然體現了自愿原則，卻出現違背法律規定的情況。要加強民事案件的檢察監督，立法上可將檢察機關的抗訴范圍規定為“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書”。

三是把執行列入民事檢察監督的范疇。民事訴訟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審判活動就包括了執行程序，因而執行階段同樣應受檢察機關的監督。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執行程序中存在錯誤或違法的，檢察機關應有權監督。檢察機關接到申訴后，經審查，如發現人民法院的裁判確有錯誤的，尚未執行或正在執行的，檢察機關有權立即向人民法院發出“暫緩執行通知書”，待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后，按照再審的裁判一并執行。

3、法律應賦予檢察機關實施民事檢察監督相應的權利。檢察機關要正確全面履行民事檢察監督職能，法律必須賦予其相應的權利，筆者認為法律應賦予檢察機關下列權利：

一是調閱法院原審卷宗的權利。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審查民事抗訴案件時，有權對人民法院民事審判案卷材料進行審閱。它是對錯誤裁判提起抗訴前的一項不可缺少的工作。只有全面審查原審卷宗材料，才能有針對性地進行監督。

二是調查取證的權利。盡管民事訴訟法規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但并非當事人對所有證據都能舉證。在當事人舉證不能等特殊情況下，人民檢察院可行使調查權。筆者認為，檢察院對民事案件的調查取證的范圍為：（1）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證據，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證據線索，人民法院應予調查未進行調查取證的；（2）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互相矛盾，人民法院應予調查未進行調查取證的；（3）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時可能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等違法行為的；（4）人民法院據以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可能是偽證的。

三是對再審審判活動是否合法的監督權。檢察人員出席再審法庭，對庭審活動是否合法，有監督的權利和任務。對是否依法定程序進行，是否侵害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是否對擾亂法庭秩序的人予以合法的制止等等，都要依法監督，并適時提出延期審理、中止訴訟、終結訴訟的建議。

四是糾正違法權。檢察機關有權依照法定程序檢察和糾正審判活動中的違法行為和違法措施。針對訴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人民檢察院可以采取口頭糾正、舉行座談會、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等方式進行糾正。

五是檢察建議權。檢察建議是對人民法院在民事審判活動中存在的一般的程序性錯誤，或者是人民法院在民事審判活動中應當予以改進的問題，提出糾正意見或者改進意見的一種監督方式。這種監督方式不具有特別的強制效力，僅僅是提出問題，供法院在審判活動中參照糾正或者參考改進。從原則上說，這種監督方式不是針對具體的案件進行，可以是針對案件中的問題，也可以是針對某些案件中共同存在的問題進行。在實踐中，人民檢察院發現同級人民法院在訴訟中存在應當適用檢察建議的方式進行監督的問題時，經過研究確認后，檢察院應當制作檢察建議書，指出應當糾正或者應當改進的問題，建議法院予以糾正或者改進。

人民法院在接到檢察建議后，應當進行研究，確認檢察建議書提出的問題后，應當予以糾正或者在工作上進行改進。糾正或者改進后，法院應當將糾正或者改進的情況通知發出檢察建議的檢察院。

六是民事抗訴程序中的執行和解權。按照民事訴訟法第211條規定，“在執行中，雙方當事人自行達成和解協議的，執行員應當將協議內容記入筆錄，由雙方當事人簽名或者蓋章”。執行和解是在執行過程中，雙方當事人自行協商，達成協議，不再需要人民法院繼續執行，從而結束執行程序的制度。執行和解是當事人處分自己的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的表現，只要符合法律規定，在執行中達成的和解協議是有效的。

在檢察機關審查民事申訴案件中，當事人有可能達成和解協議。這是因為，申訴人一方認為法院的判決有錯誤，不愿意執行判決，申請抗訴；對方當事人強烈要求執行判決，由于申訴人申請抗訴，有可能拖延執行甚至于將來改判或者撤銷原判無法執行。在這種情況下，雙方當事人的利益發生碰撞，有可能妥協，達成和解協議。檢察機關在審查案件中，當事人自愿和解的，檢察官應當準許；或者在檢察官的主持下，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這樣，就都發生執行和解，不再繼續執行的效力。這種做法，既可以減少當事人的訟累，對當事人有利；又可以將糾紛解決在基層，有利于維護穩定，有利于安定團結；還可以減少抗訴，法院不再進行再審，并且使法院糾正存在的錯判，起到監督作用。因此，法律賦予檢察機關在民事抗訴程序中的執行和解權，不失為一種各方面都皆大歡喜的民事監督的好方法。

第五篇：我國現行勞動教養制度存在的問題及改進建議

摘 要

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是根據1957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勞動教養 問題 的決定》，以及有關的 法律、法規建立的。四十多年來，通過執行勞動教養法規，實施勞動教養制度，有效地維護了 社會 的穩定和 經濟 事業的全面 發展。

從 目前 來看，我國勞動教養法規不夠完善，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所以有人認為勞動教養制度應予以廢除。但對于勞動教養制度是否廢除，應客觀地 分析，它自產生以來，為我國預防犯罪，減少犯罪以及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都做出了不可抹滅的貢獻，勞動教養制度的產生，是根據 政治 經濟及社會治安形勢的需要而產生的。由于《治安處罰條例》的處罰較輕，對某些違法犯罪分子難以追究刑事責任，如不實行勞動教養，極有可能成為各類嚴重刑事犯罪的后備力量，無論對于失足者的挽救，還是對于社會的穩定都是極其不利的。四十余年來，它已成為我國治安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尚很難被其它制度所取代。尤其在社會治安形勢仍然異常嚴峻，勞教人員構成越來越復雜，99年底又開始收容“法輪功”勞教人員等現實面前，必須進一步加大勞動教養力度，進一步完善勞動教養制度，更大程度地發揮勞動教養法規在維護社會穩定中的重要作用，而不是簡單地加以否定。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是根據1957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及有關的法律、法規建立的。四十多年來，通過執行勞動教養法規，實施勞動教養制度，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和經濟事業的全面發展。

一、我國勞動教養法的淵源

（一）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或批準實施的法律法規。這種立法雖然規格較高，但從立法形式上看，卻屬附屬立法，有關勞動教養的決定散見于其它立法中。這類法律法規主要有《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30條和第32條的規定，以及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7次會議通過的《關于禁毒的決定》，1991年9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21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等。

（二）由國務院頒布實施的行政法規。縱觀現行勞動教養立法中，這類行政法規是規范并直接指導勞動教養工作的主要法律架構：是有關勞動教養立法中最核心最基本的部分。它們有《國務院關于轉發公安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關于將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兩項統一于勞動教養的通知》、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監獄管理和勞教工作管理的通知》等。

（三）由主管行政機關頒布實施的行政規章。其立法形式多采用“管理辦法”、“行為準則”、“執行準則”。

（四）有關部門對某些法律條文所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釋。

從以上淵源可以看出，我國現行勞動教養立法多采用行政法規及行政規章，輔之以相關的司法解釋，尚缺乏專門的勞動教養法。

隨著我國民主法制建設步伐的加快，以及依法治國工作的不斷深入，勞動教養原有立法的滯后跡象越來越明顯。它主要表現在，立法規格低，法律定性不明，法律體系龐雜且互為矛盾，同我國依法治國的要求相距甚遠，使勞動教養不能充分發揮作用，與預防犯罪、減少犯罪的目的相左。

二、勞動教養的性質

在我國預防犯罪、減少犯罪法律體系中，刑事法律適用于已構成犯罪的人，我國刑法第13條對犯罪概念進行了明確表述，即一切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到刑法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對已構成犯罪的人適用刑罰，以達到特殊預防的目的。而《治安處罰條例》的適用對象是實施了危害社會治安秩序行為的違法人員，但在刑事法律制度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適用對象之外，還有一部分行為危害性雖比刑事法律適用對象的社會危害性小，但卻比治安處罰條例適用對象的社會危害性大的“準犯罪”層次。從他們的社會危害程度上看，雖不及刑事制裁程度，但其主觀惡性大，人員數量多，因而僅靠治安處罰條例是不足以達到預防犯罪、減少犯罪的目的，勞動教養制度正是應需而生。

由此可見，勞動教養制度既是預防犯罪、減少犯罪的重要法律制度，又是對勞動教養人員實施強制性教育改造的措施則為了挽救他們，使其不再走上違法犯罪道路，以消除他們對社會的危害，達到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從處罰性質來看，既不屬刑事處罰，又不屬治安處罰，而是介于二者之間的特殊行政處罰措施。

三、現行勞動教養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據。1982年國務院批準公安部制定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應屬于行政法規，因而勞動教養只能被認為是一種行政處罰措施。但《行政處罰法》第8條規定的七種行政處罰種類中，并無“勞動教養”的規定。該法第9條第二款明確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第10條第一款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行政處罰”。第64條第二款規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規和規章關于行政處罰的規定與本法不符合的，應當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規定予以修訂，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訂完畢。”由此可見，《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作為行政法規規定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勞動教養”，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尚沒有立法設定“勞動教養”之前，顯然與其上位法沖突，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據，但由于客觀現實的需要，目前還難于廢止。這樣就有違我們的法制精神。

（二）勞動教養的目的宗旨亦落后于 時代。1957年8月3日公布施行的《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用法律形式表述了勞動教養的宗旨，即：“為了把游手好閑、違法亂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力的人，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為了進一步維護公共秩序，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這是當時計劃經濟的產物，在當前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已不適應新形勢，必須使勞動教養真正擺脫對政治、道德的從屬地位，而納入法治軌道。

（三）與刑罰相比有失公平。《勞動教養辦法》第1條指出：“勞動教養是對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種方法”。就其期限來說與刑罰中的4年以下有期徒刑基本相當，因為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中明確規定“必要時可延長1年”。依據刑法，已構成犯罪而被判處管制的罪犯，在原居住地執行；而判處拘役的罪犯，一般在當地專設的拘役所或看守所里就近執行，每月可回家一至兩天；而被判處勞教的人，則需收容于專門的勞教場所，節假日也只能就地休息。由此產生這樣的問題，不夠刑事處罰的人所受處罰，可能往往比刑事處罰還要重。有時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被訴至法院可能被判處拘役或短期有期徒刑，而從犯由于不夠刑事處罰而被處以1—3年的勞動教養，遠遠超過主犯的羈押期限。因此，許多勞教人員覺得冤，認為勞教還不如被判刑，判刑可能比勞動教養還要輕。實踐中，也確有勞教人員轉捕，以求得由檢察機關向法院起訴，結果獲得無罪或短期判決，很快就予以釋放。

（四）對勞動教養的處罰決定缺乏必要的法律監督。依照《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勞動教養委員會由公安、民政、勞動部門負責人組成，統一領導和管理勞動教養工作。但從多年實踐看，這種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是非常性的臨時機構，受各屆政府機構領導任期變動 影響 很大，有時連委員會開個會都難，實際上卻是由公安機關一家審批勞動教養，而管理改造工作則分屬司法行政機關，勞動、民政僅徒掛虛名，更何況，勞動、民政部門純系行政部門，而決非司法機關。

這樣勞動教養就由公安機關一家說了算，既是審批機關，又是復議機關，缺乏必要的監督制約機制，往往容易產生以下問題：

1、本不該被勞教的卻被勞教，在程序上無法象刑事訴訟那樣，可獲得律師的幫助和辯護，而檢察機關也無法行使偵查監督權、審判監督權，被勞教人的權益很難得到保障；

2、可能會放縱真正的罪犯。依法本該判刑的，甚或可能被判較重刑罰的，由于各種因素，被勞教了事；

3、有些案件有罪證據不足，當然同時也缺乏無罪證據，依照刑事訴訟關于“疑罪從無”的立法精神，本該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而根據刑訴的有關規定，“第一審人民法院判決宣告無罪，免除刑事處罰的，如果被告人在押，在宣判后應當立即釋放。”有時公安機關認為偵查有困難，證據難以收集，但行為人又有犯罪嫌疑，為避免被檢察機關退回，或因證據不足要求補充偵查，便逕行適用勞動教養。同時，對于勞教人員提前解教、所外執行、減期或延期，也是由勞教機關一家說了算，同樣缺乏外部監督和制約機制，易于產生不公平，繼而萌生腐敗。

（五）有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和罪刑相適應原則。《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9條規定：“勞動教養收容家居大中城市需要勞動教養的人，對家居 農村 而流竄到城市、鐵路沿線和大型工礦作案，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人，也可以收容勞動教養。”從此條可以看出，勞動教養對象是特定的，而家居農村或小城市進行違法犯罪的人是不可能被勞動教養的。這樣，就使一些違法犯罪行為不夠刑事處罰，且治安處罰又太輕，而又家居農村的違法犯罪人員得不到應有處罰，不利于維護農村和小城市社會治安的穩定，也不符合我國《憲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規定。而有些輕罪，依據刑法有可能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甚至可以免予刑事處分，但是那些不夠刑事處分的違法分子卻可以被處最高4年的勞動教養，這有悖刑法中“罪刑相適應原則”。另外還有，同樣的犯罪，在刑法、治安處罰條例中要處罰，而勞教法規中卻沒有提及，使一些有罪錯的人有可能逃避打擊，顯失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