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規訓與懲罰高中生讀后感

規訓與懲罰

（一）

把這“千百種死刑”簡化為一種嚴格意義上的死刑，這就確定了一種關于懲罰行為的全新道德。

斷頭機也是在幾乎不觸及人的肉體的情況下奪走人的。其目的就是對一個擁有各種權利，包括生存權的司法對象行使法律，而不是對一個有疼痛感覺的肉體行使法律。

我們必須指出，那么多的防范措施表明，時至今日死刑依然是一種景觀，因而必須切實地禁止圍觀。

因此，在現代刑事司法體系中存留著“酷刑”的痕跡。這種痕跡從未完全抹掉，而是逐漸被非肉體刑法體系包裹起來。

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懲罰景觀的舊伙伴——肉體和鮮血——隱退了。一個新角色帶著面具登上舞臺。一種悲劇結束了，一種喜劇開演了。這是一種影子表演，只有聲音，沒有面孔，各種。實體都是無形的因此，懲罰司法的機制必須刺透這種無形的現實。

這種機制是長期以來圍繞著判決的實施及其因人而異的調整而發展起來的，造成了司法決策權威的大量衍生，并把決策權擴展到判決以外的領域。

規訓與懲罰讀后感

（二）《規訓與懲罰》是福柯重要的著作之一，它討論關于現代靈魂與一種新的審判權力之間相互關系歷史，通過分析懲罰方式，將刑法史與人文科學史聯系起來。作者用客觀的態度，將懲罰制度單純的當做一種社會現象來研究，并沒有帶有任何道德觀念。那些聲稱以掌握罪犯的靈魂秘密為目標的懲罰制度，實質上還是通過肉體對犯人施加影響，作者米歇爾·福柯，法國哲學家、社會思想家[和“思想系統的歷史學家”。他在人文科學各方面很大的影響。他被認為是一個后現代主義者和后結構主義者，雖然他本人對這個分類并不欣賞，但他的好多理論都帶有驚世駭俗的顛覆性。

福柯的《瘋癲與文明》以及《性經驗史》，還有這部《規訓與懲罰》，都稱得上膾炙人口。也許《規訓與懲罰》并不是福柯著作里最艱深的一本，但是它已經足夠讓我絞盡腦汁。《規訓與懲罰》更像是一本刑罰史，但如果我真的這么給它下了定義，又未免忽視福柯的歷史觀：“如果這意味著我從現在的角度來寫一部關于過去的歷史，那不是我的興趣所在。如果這意味著寫一部關于現在的歷史，那才是我的興趣所在。”

理性的歷史批判觀點，拋棄主觀意識的探究態度，是這部解釋“權力”的書的精髓。

全書共有四個部分：酷刑、懲罰、規訓、監獄。即刑罰歷史的三個階段：“舊制度”時期作為王權武器的酷刑；古典時期即法國大革命時期人道主義的“展示”“再現”式懲罰；19世紀開始的使用現代規訓技術的監獄和普遍化的監視。

按照時間順序依次進入的這四個時期，懲罰的文明程度不斷加強，刑罰也似乎越來越人性化，然而從更深入的層面分析，權力對人肉體的控制是否真的減輕，還需要讀者思考。

一，酷刑。

酷刑肆虐的時期，西方大概還沒有完全進入文明社會。

《規訓與懲罰》開頭，弒君者被處死的場面給讀者帶來很大刺激，幾匹馬拉扯著犯人的身體并且在傷口灌入松香，犯人在痛苦中四肢卻沒有斷裂，劊子手只好硬著頭皮幫忙。作者對這一場景進行了細致的描寫，讀來脊背發涼。

看到這里我不禁想起的《檀香刑》，那同樣是一篇讀來不寒而栗的文字，用一根削尖的大木棍沿著人的脊柱從下往上釘，劊子手甚至還煮了補湯來給犯人續命，為了延長犯人的痛苦，就是俗話說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似乎在權力集中的年代，或者說是王權鼎盛的年代，政治上層為了維護統治，鞏固權力，總能想到一些極其殘忍的方式，用來約束自己的同類。

《水滸傳》里的王婆被凌遲處死，她會遭受很緩慢的死亡過程，忍受一刀刀的痛苦，直到整個人變成一灘血肉。鰲拜弄死政敵時也用了這招，據說有位大臣足足挨了一千多刀，受刑三天才死去。

傳說中的滿清十大酷刑，也是讓人聞風喪膽。這時，這種刑罰已經不僅是一種折磨，更代表著權力對人格尊嚴的踐踏和侮辱。古代中國的貴族大臣們犯了罪，統治者往往會網開一面，毒酒或三尺白綾代表著“留個全尸”和免于公開處死的仁慈。

公開處決犯人，甚至犯人死后還要暴尸示眾，無非是帶著一種“以儆效尤”的目的。這就是作者提到的肉體的意義。在特意公開的死刑，精確的計算肉體承受的痛苦甚至劃分等級的情況下，犯人的肉體被當做一種工具，用來體現王權的強大不可侵犯。忤逆王權必然要承受非人的待遇，是王權通過儀式化的公開處死，想要傳遞給觀眾即被統治的民眾的信息。而劊子手是一個特殊的角色，他展示王權但自己只是王權的服從者，或者說只是權力的提線木偶。

處死并不是目的，讓觀者膽戰心驚，受刑者痛不欲生，權力在極端的方式中得到展示，才是酷刑的主要目的。然而這種滅絕人性的方法，容易讓民眾忽略罪犯的罪行，看到自己的同類承受如此強烈的肉體痛苦，被統治者會產生對王權的失望和逆反情緒。十九世紀初，這些酷刑逐漸淡出。

規訓與懲罰讀后感

（三）福柯的《規訓與懲罰》追溯自16世紀以來法國刑罰方式的轉變，司法觀念及心理學、精神病學、法醫學、建筑學等學科的發展如何影響到刑罰的執行：先是示眾的宣示專制君主威權的殘忍滅亡生命的處罰方式，隨著資產階級對人力資源的需求變為較為人道的對人身體監禁與苦役，對人靈魂的改造；接著轉化為對人身的監禁與對精神的規訓。在此書中福柯旨在通過剖解刑罰，以此做為角度來分析權力的存在方式及實現，從“消滅生命”到“規訓”方式的轉變及實現反映的是社會的經濟、知識發展帶來的轉變，與此同時增長的是控制社會的微觀權力的無所不在，是控制個體的“層級管理、規訓與檢查”的密網無一人能逃脫，這沿襲了他自《瘋癲與文明》以來的對“理性”的反思：即啟蒙時代以來，專制王權被打倒，人是否獲得更多的自由？理性的知識是否賦予人類以自由，或者是更多地為權力所用？現代的權力是以怎樣的方式存在？

每個人談到福柯此書，多會談及他主要應用的是的“譜系學分析方法”，望文生義，我對此最初的理解是認為福柯在追溯自16世紀以來的刑罰史的源流及發展，確實，福柯運用了這樣一種歷史分析的方法。然而譜系學另有含義，只是尼采和福柯的譜系學有不同，（引文）“尼采所謂的“譜系學研究”的涵義在其《權力意志》一書中有所涉及，其意義蓋是“從道德史、詞源學、心理學乃至生理學、病理學的角度剖析道德偏見的起源”，……據福柯的所謂“譜系學”理論，這種分析方式對真理進行了解構，認為真理的被發明往往具有偶然性，而其背后往往是權力在運作，甚至是一種利益計算。”（引文結束）這足以譜系學并非是要找出事物的起源，而是要找出事物的本源，即事物以何種形式呈現，在福柯的眼中，“權力”是社會運作的基石。因此我們能理解福柯在此書的開頭即先舉對達米安的肉體殘暴處罰，再列舉福歇“少年犯監管所”規章，在對肉體的殘暴消滅到規訓，再敞景式中心監獄這大型規訓機構的產生之間，起引導作用的是政治與經濟代價的計算——如何以最少的代價實現權力控制，而權力是社會存在的基石。在第三章“規訓”中福柯分析權力的產生、權力實施的技術、策略，有令人不寒而戰栗的論述。“一種新的權力‘微觀物理學，自17世紀起它們就不斷地向更廣的領域擴展，似乎要涵蓋整個社會。那些有很大擴散力的狡猾伎倆，那些表面上光明正大而實際上以居心叵測的微妙安排，那些羞于承認屈從于經濟要求的機會或使用卑劣訴強制方式的機制——正是它們在現代歷史的開端造成了懲罰體系的替嬗”；“沒有必要發展軍備、增加暴力和進行有形的控制。只要有注視的目光就行了。一種監視的目光，每一個人在這種目光的壓力之下，都會逐漸自覺地變成自己的監視者，這樣就可以實現自我監禁。”第四部分以大量篇幅敘述累犯如何產生，監獄對消除犯罪無功，反而造就更多累犯（書中翻譯為過失犯），但為何社會還容忍監獄呢？是為了“分割”，是為了適應工業社會的要求對人群進行“有用”“無用”“有害”“無害”的分割。無須引用及談論更多，我們已經可以知道此書在描述人如何被忽視、如何隨著經濟的發展、在日益增長的知識的幫助下被權力——通過無所不在的“紀律”在學校、軍隊、工廠及所有社會組織控制，甚至于知識本身也是因應權力的需求進被創造，再被應用去強化規訓。這權力遠勝帶有契約性質的法理上的政治權力，法理上的權力我們只需不去觸犯即可，而將人進行位置的分割、行為的規訓、檢查的微觀權力，卻將主體消滅，變成社會控制網中的一點，在這類權力關系中，即無行使權力的主體，也無權力控制的主體，因整個社會即是權力運行的體制——人身空間的切割、固定，教育對思想的塑造、對行為甚至身體姿勢進行規定的紀律，權力無所不在，整個社會通過“規訓”成為“監獄”，主體在規定的空間、規定的時間、以規訓的動作進行自我的馴服，無路可逃。然而權力的目的并不只是壓制，而是“產生”——微觀權力對主體馴服，是致力于以更少的經濟及政治代價為現代社會的生產方式提供合適的工具，產生更高的效率、更多的效益。因此在福柯的眼中，現代社會與17世紀的社會并無本質的不同，只是統治方式不同，只是統治技術、權力機制的進步。

在福柯分析微觀權力的背后，反映了他對理性的不信任，因為以理性為基礎的知識的發展被用來分割、規則、檢查人，從而抹去人，他概嘆“人之死”，主體不于有精神的自由，精神因規劃而與肉體合一成為馴服的工具。這也是福柯的“小寫的歷史”的歷史觀的體現，他對歷史的目的、規律這類宏大命題表現得不信任，注重人類的歷史現在性，注重表現人的實際經驗與實踐，尤為注重于表現人與物，與他人，與自已的權力關系，并在這樣的輻射中找到“人”。在這樣的密網中，人何以獲得自由？何以自我救贖？這謎底或許永遠不能解開，或許可以，因為福柯已經為我們指出人的處境，接下來，群眾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從這被分割的、充滿監視、檢查的權力網中獲得解放。()

福柯的這一分析方法，我們或可用以來分析當代社會弱勢群體如何被多數、被強勢的經濟權力、被主流的價值觀而“監禁”，如女性，如同性戀等，這或是福柯的用意之所在。然而譜系學強調無“目的性”，這樣的實用主義的理解，或者誤解了這位天才。

第二篇：《規訓與懲罰》讀后感

《規訓與懲罰》讀后感

作為西方后現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米歇爾.福柯的代表作《規訓與懲罰》在近代的社會、政治及教育領域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規訓與懲罰》的核心問題是討論現代社會的權力運作機制，福柯在書中以監獄的誕生過程為依托，詳盡而深刻地論述了作為權力表現形式的刑罰是如何從一種“表象的、戲劇性的、能指的、公開的、集體的方式”轉變為一種“彌散的、細致的、微觀的、無微不至的方式。”按照福柯的理論，懲罰方式的這種從公開到隱蔽，從直接毀滅肉體到間接控制靈魂的轉變，事實上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必然要求，是權力微觀化的直接表現，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種新的知識型的產生。在福柯的理論體系中，權力和知識是一體的，權力制造知識，“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產生權力關系，不同時預設和建構一種權力關系就不會有任何知識”。因此，懲罰方式的轉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社會權力從一種強硬、直觀的震懾模式向一種以滲透、間接的掌控模式過渡，同時社會對人的控制也出現了一種新的手段就是“規訓”。

福柯提出了規訓的三種重要手段：層級監視、規范化裁決及檢查。

（一）層級監視

規訓與懲罰

在福柯看來“紀律的實施必須有一種借助監視而實行強制的機制。在這種機制中，監視的技術能夠誘發出權力的效應，反之，強制手段能使對象歷歷在目。”與當下的教育現實對照來看，層級監視的規訓手段在班級中是十分典型和常用的，首先必須明確的一點是，在一個班級的架構中，教師和學生并非處于同樣的主體地位，尤其在我國，教師在傳統觀念中一直以“知識的擁有者和傳授者”自居，成為了教育過程中絕對的權威，因而在討論一個班級的“層級監視”時，是不應該包括教師的，因為教師事實上是居于這個層級之外，對整個層級擁有絕對控制權與建設權的。而教師在課堂對學生進行的“監視”的權力與資格，實際上在他走進教室這個特殊空間時就已經被賦予了，因為講臺是比學生座位要高的，這樣的設計非常便于教師在課堂上對所有學生進行監視，它本身就是規訓權力在建筑上的一種體現，把它歸為福柯的“全景敞視主義”的一種特殊情況我覺得也未嘗不可。站在講臺上的老師就是知識/權力的化身，他所代表的，就是教科書中被挑選出的知識，是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和權力，而教師在課堂上對每個學生表現的監視，正是試圖把學生規訓成符合社會權力要求的“馴順的肉體”的“微觀權力控制”。

事實上，一個班級中的“微觀權力”絕不僅僅是到這個程度就結束了，真正的層級監視是在學生群體中存在并時刻運轉的。一般來說，無論是在中小學還是在高等院校，一個班

級中的學生監督群體往往分為三級：班長、其他班委、各類小組長。這是一個典型的“金字塔”式的層級管理模式，學校和教師的要求被從上至下層層落實；而班級中廣大同學的各項情況又是通過該模式自下向上地傳達給教師和學校更高層的管理者。福柯認為這樣的金字塔形能夠滿足兩個要求，“一是能夠完整地形成一個不間斷的網絡，從而能夠增加層次，并把各層次散布在需要監視的整個平面上。二是結構合理，不會將一種惰性力量壓在需要規訓的活動上，不會成為這種活動的制動器或障礙……使監視具體化并切實可行”

（二）規范化裁決

福柯所謂的“規范化裁決”實際上就是依據已有的規章制度，對違規或不達標者采取相應的懲罰措施。這就牽扯出一個關鍵問題：在學校中，在班級里，到處都有紀律和規定，有明確成文的，也有約定俗成的，但無一例外都十分符合社會權力的約束和規訓目的，并且具有與其緊密相連的配套懲罰措施。從懲罰形式的性質來看，學校的紀律有兩類，一是明確成文的約束性規定，例如“嚴禁打架斗毆；嚴禁考試作弊”等，學生一旦觸犯了這樣的規定，必將受到非常嚴厲的處罰，例如“記過、開除等”，這樣的懲罰是公開的、直接的，它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確立并維護學校的權威，彰顯社會權力的絕對性和不可侵犯的特點。另一種則是模棱兩可的達標性規定，比如在一個班級中總有“優等生”、“差生”的群體分類，而這個

劃分的整體界限卻并不十分明晰，盡管如此，在日常學習的過程中，合格的標準還是十分明確的，對于此類不能達標的“違規行為”，主要采取的就是操練性懲罰措施，例如一個學生的某個字寫錯了，教師可能會罰他抄寫一百遍以加深印象，這樣的懲罰主要目的在于矯正，并具有“縮小差距的功能”。在針對規范化裁決這一方面，福柯也提到“在紀律中，懲罰僅僅是獎——罰二元體制的一個因素……教師應該盡可能避免使用懲罰，相反，他應該多獎勵少懲罰。”這里提到的“多獎勵”，其實質目的還是為了贏得學生的心，進而實施其他方面的規訓和教育，其目的仍是施加對人的精神的控制。除此之外，福柯還指出，簡單的“獎——罰二元體制”使得在學校中“關于行為和表現的定義是基于善于惡這兩個對立的價值”，這就使得學校對一個學生行為的判定必然是在是與非兩個極端中選擇，絕不會存在“還可以、差不多”這樣模糊的中間狀態。

（三）規訓教育的弊端

在福柯看來，這種規訓教育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高舉著社會權力的羅網，每天都在教你如何在這張網里陷的更深，但卻讓受教者毫無知覺。此種“潤物無聲”的滲透式的操控，在福柯看來是極其恐怖的事情。所以，倘若要批判規訓教育的弊端，一言以蔽之，就是通過對精神層面的滲透和教育，使你的肉體走向馴順，使你成為這個社會里恭順的一名

良民，而代價就是喪失作為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喪失為自己的生活做選擇的權力，成為整個“現代化”社會大鐵籠上的一個螺絲釘。

第三篇：規訓與懲罰（推薦）

規訓與懲罰米歇爾.福柯

一、脈絡

（一）監獄所代表的是一個權力的場所（工廠、學校、軍隊、教養院）

兩個基本原則：最小代價---最大力；規訓和懲罰無處不在、無人可逃

1、規訓（discipline：規范性訓練）

（1）分解—效率

A、紀律：封閉空間、建筑物劃分、等級劃分、步驟劃分

B、時間：時間表控制、榨取和奪取時間

-----教師的時間和紀律控制：不斷細化的紀律要求和嚴格、標準的時間安排

（2）手段

監視：建筑物監視（有臺階的講臺、靠走廊的窗戶、課桌的擺放等）；人的監視（層層等級監視）

檢查：以一種可接受的方式完成權力展現；被檢查者受檢查者控制

（3）全景敞式主義（邊沁）

全景敞式建筑，360度控制

被監視者由被監視恐懼到形成一種自我監控；同時監視者也接受監視，即綁定關系（監視者與全景敞式建筑的綁定）

-----教師的監視行為：利用班委進行監視；利用學校建筑監視；利用科技監視（錄音錄像等）；監視遵循從普遍經常監視到個別不定期監視到學生自我監控的養成。監視是教師班級管理的重要手段。

2、懲罰（punish）

（1）斷頭臺上的權利（肉體）

君主特權的戰士

公眾的儀式/節日

（2）隱匿的懲罰

懲罰的普遍性（社會的敵人）

普遍性懲罰（教化非犯罪者）

（3）懲罰權力經濟學

懲罰中沒有絕對的人道，只有永恒的利益和權力

懲罰的目的不針對罪行，而是教化和改造

計算懲罰的預防性分量

（4）懲罰方式

監禁/監獄；強制勞動；肉體和意識的剝奪；外在隔離；隱秘監視

第四篇：讀《規訓與懲罰》有感

讀《規訓與懲罰》有感

1972年至1974年間，米歇爾.福柯完成了《規訓與懲罰》的寫作。當時正值法國極左翼運動的衰退階段，而此前的幾年，福柯一直積極地參與到法國毛派運動中，他甚至組織了“監獄信息小組”,嘗試推行他的政治理想：摧毀一種簡單的、基本的意義形態，即關于善與惡的意識形態.《規訓與懲罰》被稱為是關于“現代道德譜系”的論著，在很大程度上，借鑒并發展了尼采的《論道德的譜系》中的觀點與論辯方法。如果說尼采在《論道德的譜系》中通過重審古希臘至中世紀道德傳統的變遷，惡狠狠地批判了基督教將人“奴隸化”的偽道德；那么福柯則是通過回顧古典時期至現代以來懲罰方式的演化，揭露了現代道德的標桿——人道主義的偽善。尼采尚且呼喚人類回歸酒神信仰以擺脫成為“病人”的困境，而福柯卻拒絕建立任何單一的意義形態，他指引我們看見的是一張無可遁逃的權力羅網。

《規訓與懲罰》采取的是譜系學研究方法，通過援引史料，追溯17世紀以來歐洲尤其是法國刑罰方式的演變，打破線性的刑罰史，從細枝末節中呈現出歷史的多義性和復雜性；同時，又借助分析具體的規訓機制（學校、工廠）與懲罰機制（如斷頭臺、監獄），使權力運作方式具象化，從而檢視現代社會中權力的運作機制。

書的開頭分別引用了一次公開處決的報道和一份少管所的作息表，并置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處罰方式。這兩份史料相隔八十年，在這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段內，西方的“懲罰體制在重新配置”,其中最明顯的變化之一是“作為一種公共景觀的酷刑消失了”.相較于古代直接施加于肉體的懲罰，現代刑法體系的懲罰對象發生了變化：肉體—靈魂。伴隨著科學話語對司法體系的滲入，犯罪行為被解釋、定義、區分，導致“新的事實真理體系”的建立。福柯質疑的正是將刑罰方式的變化歸功為“人道主義勝利”的這一看似無可非議的解釋。在書中第一部分，福柯提出了“肉體的政治技術學”,他通過將肉體視為一種受權力（懲罰權）干預的物質因素和技術，從微觀物理學的角度去揭示微觀權力的運作。而各種具體懲罰方式如斷頭臺、監獄等則為之提供物質性的研究基礎。

福柯認為早期作為酷刑的公共處決，是一種司法—政治儀式。一方面，從司法拷問到處決執行，肉體受多次折磨以重建真相和伸張正義；另一方面，公開處決成為君主對冒犯君權者的報復，具有震懾百姓的作用。但這種懲罰并不一定必然造成以儆效尤的效果。因為“民眾的角色是多義的”,恐怖的處罰可能會成為喜慶的狂歡。在公開處決場上，罪犯的肉體被賦予能與君權對抗的力量，“權威受嘲弄，榮辱顛倒，罪犯變英雄”,君權受到挑戰。

18世紀后半期，人們意識到了公開處決的暴虐：公開處決的殘忍被暴露了，這意味著支撐其運作的權力失效了。刑罰改革者們轉為關注罪犯的人性，“這標志著君主報復的終結”.然而，福柯認為這種聲稱主張“尺度”和“人道”的仁慈的刑法制度有著更為復雜的起源。首先是社會生產機制發生變化。犯罪案件從主要針對人身傷害轉為財物損失，資產階級的興起，也使非法活動的傳統結構發生了劇變。其次，與其說改革者們批判的是懲罰的過分殘暴，不如說他們實際不滿的是懲罰權的無序與司法的混亂。因此，面對如此種種轉變，需要建立懲罰權力的新結構和技術以相適應。關于“人道”的說法，福柯則提出，在聲稱“尊重犯罪者的人性”這一解釋的背后，隱匿的是對那些有權實施懲罰的人的服從。按照改革者所設想變革，罪犯將從被置于君權（顯示君威）的對立面，變為置于集體權力（保衛社會）的對立面，懲罰不再是讓罪犯償還罪過，而是為了防范未來潛在的犯罪。

這也是福柯在第二部分提到的懲罰的符號技術。這種技術追求更為精細的刑罰，通過制造犯罪（能指）與懲罰（所指）間一一對應的關系，造成意圖犯罪這一心理的障礙。障礙—符號體系一旦建立，實施懲罰的權力則隱蔽起來。吊詭的是，刑罰改革最終非但沒有走向使刑罰更精確的發展方向，反而采納單一的監禁為最一般的懲罰方式。懲罰的符號技術有兩個主要的特點：一一對應的罪與罰；符號得到廣泛傳播，具象征意義，以啟教化之防范作用。而監禁的強制技術，將刑罰一律化約為拘禁形式（死刑除外）；另外，也不會大張旗鼓地宣傳，反而是對懲罰諱莫如深。在第二部分的末尾，福柯描繪了這樣一個三岔口——三種懲罰機制：君主制的、符號技術的、強制制度的。而歷史最終走向了第三個。

在書中的第三部分，福柯轉而討論更廣義上的懲罰——規訓。規訓是“一種把個人既視為操練對象又視為操練工具的權力的特殊技術……是一種精心計算的、持久的運作機制”.此部分第一章，福柯首先呈現的是受紀律規訓的肉體形象，也就是馴順的肉體。福柯傾向于將肉體視為含有能量的經濟實體。而紀律作用于肉體，使肉體變得有用且順從。他考察了一些機構如軍隊、收容所、醫院、學校，勾畫出一些對人體進行具體的政治干預的模式，從而描述紀律如何銘刻于肉體，并使肉體變得具有單元性、有機性、創生性這四種特點。其后，他總結了三種使那些技術得以如此有效且廣泛運作的規訓手段：層級監視、規范化裁決以及檢查。檢查恰恰是結合了前兩者，是維系權力—知識關系的核心。

在第三章中，福柯提出了全景敞視主義的權力觀。他借用邊沁的全景敞視監獄設計圖象征現代社會權力的運作方式。邊沁的監獄設計由兩部分組成：外圍是環形的建筑，中心是一座監視塔。福柯認為這一設計結合了歷史上對麻風病人與瘟疫病人的治理方式：在封閉的空間進行分類、排除、隔離，進而達到一個隔離的個性集合。除此之外，這一設計還打破了二元的觀看模式：“在環形邊緣，人徹底被觀看，但不能觀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觀看一切，但不會被看到”.由此，權力得以實現“自動化”.這樣的規訓機構，將產生最省力的權力效應，這種權力是具有生產性/增益作用的，它也導致了自我技術的形成：不需要一個外在的監視者，我已形成對自我的監視。福柯提醒我們，隨著規訓社會的形成，全面的規訓正值普及趨勢。從學校到監獄，表面上紀律塑造了文明的人，實際上紀律作為一種反法律維護的是不平等的權力強制關系，權力生產了知識話語以擴大自身效應，并為自己正名。而肉體則在其中無時無刻不受到規范與約束，且被最大限度地榨取時間和力量。

全書的最后一部分，福柯展開對監獄的細致分析，對監獄被認為是“文明社會的刑罰方式”進行反詰。福柯指出，監獄體制的建立并沒有使犯罪減少，反而誘發更多的犯罪。它的失敗卻絲毫無損人們對這一刑罰方式的期待。事實上，監獄不僅僅是執行刑罰的場所，更重要的是它將刑事司法引入知識關系中，實現罪犯的個人化。看守人員對犯人進行持續地觀察并記錄其行為。犯人成為需要被認識的對象。監獄中生產出的知識成為科學的話語，維持著監獄的有效運作。監獄式懲罰并不在于消滅違法行為，而是在于更好地區分、利用這些行為。然而，這一征服策略并不僅僅在監獄中才出現，從救濟院、收容所到工人集體宿舍，在這相似的征服策略下，“禁閉、司法懲罰與各種規訓機構……趨向于構成一個宏大的‘監獄連續統一體’”.福柯稱之為“監獄體系”,在這個體系里面，有一種連續的、不易察覺的等級，并且使懲罰權力變得自然與正當，它確保“肉體得到實際捕獲與持續觀察” ,從而制造出受規訓的個人。

從討論公開處決的式微到監禁處罰的普遍推行，福柯呈現的不僅僅是一部刑罰史。他引入肉體進行微觀權力的分析，將懲罰制度置于權力對肉體的支配技術中來考察，揭示了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背后隱匿的權力—知識關系的運作。他闡釋了一種全新的權力觀，單用壓迫、排斥等語詞都不足以描述其特質。這種現代社會的權力是具生產性的，它無處不在，卻又無明確的施力與受力者，肉體在其中無處不受控。在這樣的社會中，人有沒有可能去擺脫受規訓的命運？抑或是規訓本身已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必要根基？福柯沒有也許也不會給出答案，但他對一切致力于規范化的權力作出的質疑，無疑給予我們理解自我和我們身處的社會以非常重要的思考方法。

作者：14警二 謝凝

第五篇：淺談權力與規訓—福柯《規訓與懲罰》讀書筆記

淺談權力與規訓

—讀福柯《規訓與懲罰》

課程名稱：民族學理論與方法

班 級：2015級民族學碩

姓 名：夏守信

學 號：s150511 完成時間：2016年1月13日

指導老師：蘇發祥

摘要：福柯的《規訓與懲罰》對權力的精彩闡釋讓我們看到了身邊的時時刻刻都存在的規訓力，在不同的規訓手段下，權力具有不同的特征。權力與規則緊密聯系，形成了現代社會全面覆蓋的規訓網絡。

關鍵詞： 福柯 權力 規訓

作為西方后現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米歇爾.福柯的代表作《規訓與懲罰》在近代的社會、政治及教育領域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規訓與懲罰》的核心問題是討論現代社會的權力運作機制，福柯在書中以監獄的誕生過程為依托，詳盡而深刻地論述了作為權力表現形式的刑罰是如何從一種“表象的、戲劇性的、能指的、公開的、集體的方式”轉變為一種“彌散的、細致的、微觀的、無微不至的方式。”按照福柯的理論，懲罰方式的這種從公開到隱蔽，從直接毀滅肉體到間接控制靈魂的轉變，事實上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必然要求，是權力微觀化的直接表現，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種新的知識型的產生。在福柯的理論體系中，權力和知識是一體的，權力制造知識，“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產生權力關系，不同時預設和建構一種權力關系就不會有任何知識”。因此，懲罰方式的轉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社會權力從一種強硬、直觀的震懾模式向一種以滲透、間接的掌控模式過渡，同時社會對人的控制也出現了一種新的手段就是“規訓”。

一、書本內容架構及分析

福柯所考察的懲罰權力的歷史包括三個階段：中世紀末和“舊制度”時期作為王權武器的酷刑；18世紀末，包括法國大革命時期人道主義的“再現”式懲罰；19世紀開始的、使用現代規訓技術的監獄和普遍化的監視。自權力誕生之日起，權力的擁有者就試圖將權力意志納入到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試圖對組成這個社會有機體的每一個個體施加權力的影響，使他們臣服于權力，使他們成為權力關系得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具體對象。因此，權力的發展、運作史，就是一個個個體客體化的歷史，也是世間萬物被客體化的歷史。

第一部分是“酷刑”。該部分向我們展示了法國在18世紀及之前所擁有的殘酷的刑罰制度，其典型代表是公開處決犯人的斷頭臺。這是一種極富視覺沖擊效果的公開表演，它想要彰顯的是君主的絕對權威。但是這種做法卻越來越顯示出弊端，尤其是不公正的處罰容易激起民變。酷刑當然屬于懲罰的一種，該部分還詳細地勾勒出了懲罰的性質和特征，概括而言，“懲罰”是統治者基于自己的認識，為了達到揭示“事實”、彰顯權力、鎮壓異己等目的，而采用的一種能夠影響社會的、代表“真理”的權力技術學手段。

第二部分是“懲罰”。進入18世紀以后，由于受到啟蒙思想和社會變遷的影響，酷刑被視為是暴虐、野蠻的君主專制的象征，以懲罰為中心的整個司法制度都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懲罰開始具有“普遍性”，即為了順應社會的普遍思想和要求，君主的“至上權力”下放到代表公共權力的司法官員手中、一些“科學”領域的專家也開始左右司法審判的結果、懲罰的目的變為保衛社會。同時，懲罰開始具有“溫和性”，即刑罰不再任意、直接、殘暴，而變成一種利用符號、利益、時間來發揮功能的機制，但是仍然應該被視為作用于肉體的權力技術學。

第三部分是“規訓”。伴隨著懲罰變化的是權力技術學中另一手段——規訓手段的普遍運用。規訓指“訓誡??以符合規則”。1這里的規則可能是法律，也可能是各種場合的規章制度。訓誡的方法包括制定圖表、規定活動、實施操練、為了達到力量的組合而安排“戰術”等。為了保證訓誡效果還會采用層級監視、規范化裁決、檢查等手段。隨著規訓手段的深入運用，人們生產、生活的各個場合乃至整個社會都變成了一種全景敞視機器，肉體的每一個細微的活動都會受到無處不在的權力效應的干預。這種情況的好處是社會成員的力量得到了整合、編排，提高了運作效率，更易達到權力所預期的具體目標，缺點是權力技術學并非它們看起來或所標榜的那樣合情、合理，尤其是對細節的壓迫和掌控讓人褪變成為一臺盲目運行的機器上渺小的零部件，隨時會被碾碎、更換。

第四部分是“監獄”。監獄對犯人進行禁錮、監視、認識、治療，它是懲罰和規訓兩種權力技術學手段綜合運用的極致，被視為徹底而嚴厲的制度。但是監獄的效果值得懷疑：監獄并沒有降低犯罪率；從拘留到獲釋的處境造成了累犯；監獄導致了一種“過失犯”環境的形成。所以從根本上說，監獄并不是簡單地遏制非法活動，而是為了區分出它們，某種程度上造就它們，并給它們提供一種普遍的“經濟機制”。監獄代表的所謂“正義”其實是階級統治的借口和工具。通過契約理論，通過社會各層面的運作，通過矯正藝術與懲罰權力的混合，監獄的 1 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版 “普遍性”使懲罰變得自然、可接受。社會也獲得了監獄的結構，社會中的個人是受制于多種監禁機制的肉體和力量，是復雜的權力關系的效果和工具。

二、寫作特點

福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在一書中得到了這樣的一個結論：懲罰的個人化方式其實是新的權力策略的一個后果，這些策略也包括新的刑罰機制。因此，他在此書中的研究遵循了以下4個基本規則：

1.對懲罰機制的研究并不單純限于其“鎮壓”效應和“懲罰”方面，而是將它們置于懲罰機制可能產生的一系列積極效應中，即使這些積極效應乍一看似乎是邊緣性的。這樣也就是把懲罰視為一種復雜的社會功能。

2.在分析懲罰方式時不只是將它們視為立法的后果或社會結構的表征，而是視為在其他行使權力方式的更普遍領域里具有自身特色的技術。這樣也就是把懲罰視為一種政治策略。

3.不是把刑法史與人文科學史看作兩個獨立的系列——它們的相互重合似乎對某一方或對雙方有干擾作用或有益效應，而是考察是否存在著共同母體，它們是否都出自同一個“認識一司法”結構過程。簡言之，把權力技術學變成刑罰體系人道化和對人的認識這二者的共同原則。

4.試圖發現靈魂進入刑事司法舞臺以及一套“科學”知識進入法律實踐是不是權力關系干預肉體的方式發生改變的結果。總之，他試著基于某種有關肉體的權力技術學來研究懲罰方式的變化，從中讀解出權力關系和對象關系的一部共同歷史。這樣，通過把刑罰的寬松當做一種權力技術來分析，我們或許能夠理解人類、靈魂、正常或不正常的人是如何逐漸復制出作為刑罰干預對象的犯罪，一種特殊的征服方式是如何能夠造就出一種作為具有某種“科學”地位的話語的認識對象的人。

三、規訓手段

福柯提出了規訓的三種重要手段：層級監視、規范化裁決及檢查。

（一）層級監視

在福柯看來“紀律的實施必須有一種借助監視而實行強制的機制。在這種機制中，監視的技術能夠誘發出權力的效應，反之，強制手段能使對象歷歷在目。”與當下的教育現實對照來看，層級監視的規訓手段在班級中是十分典型和常用的，首先必須明確的一點是，在一個班級的架構中，教師和學生并非處于同樣的主體地位，尤其在我國，教師在傳統觀念中一直以“知識的擁有者和傳授者”自居，成為了教育過程中絕對的權威，因而在討論一個班級的“層級監視”時，是不應該包括教師的，因為教師事實上是居于這個層級之外，對整個層級擁有絕對控制權與建設權的。而教師在課堂對學生進行的“監視”的權力與資格，實際上在他走進教室這個特殊空間時就已經被賦予了，因為講臺是比學生座位要高的，這樣的設計非常便于教師在課堂上對所有學生進行監視，它本身就是規訓權力在建筑上的一種體現，把它歸為福柯的“全景敞視主義”的一種特殊情況我覺得也未嘗不可。站在講臺上的老師就是知識/權力的化身，他所代表的，就是教科書中被挑選出的知識，是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和權力，而教師在課堂上對每個學生表現的監視，正是試圖把學生規訓成符合社會權力要求的“馴順的肉體”的“微觀權力控制”2。

事實上，一個班級中的“微觀權力”絕不僅僅是到這個程度就結束了，真正的層級監視是在學生群體中存在并時刻運轉的。一般來說，無論是在中小學還是在高等院校，一個班級中的學生監督群體往往分為三級：班長、其他班委、各類小組長。這是一個典型的“金字塔”式的層級管理模式，學校和教師的要求被從上至下層層落實；而班級中廣大同學的各項情況又是通過該模式自下向上地傳達給教師和學校更高層的管理者。福柯認為這樣的金字塔形能夠滿足兩個要求，“一是能夠完整地形成一個不間斷的網絡，從而能夠增加層次，并把各層次散布在需要監視的整個平面上。二是結構合理，不會將一種惰性力量壓在需要規訓的活動上，不會成為這種活動的制動器或障礙??使監視具體化并切實可行”

（二）規范化裁決

福柯所謂的“規范化裁決”實際上就是依據已有的規章制度，對違規或不達標者采取相應的懲罰措施。這就牽扯出一個關鍵問題：在學校中，在班級里，到處都有紀律和規定，有明確成文的，也有約定俗成的，但無一例外都十分符合社會權力的約束和規訓目的，并且具有與其緊密相連的配套懲罰措施。從懲罰形式的性質來看，學校的紀律有兩類，一是明確成文的約束性規定，例如“嚴禁打架斗毆；嚴禁考試作弊”等，學生一旦觸犯了這樣的規定，必將受到非常嚴厲的處 2 張景蘭.《規訓:現代社會的權力技術與策略—解讀福柯的<規訓與懲罰>》.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4月第28卷第2期 罰，例如“記過、開除等”，這樣的懲罰是公開的、直接的，它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確立并維護學校的權威，彰顯社會權力的絕對性和不可侵犯的特點。另一種則是模棱兩可的達標性規定，比如在一個班級中總有“優等生”、“差生”的群體分類，而這個劃分的整體界限卻并不十分明晰，盡管如此，在日常學習的過程中，合格的標準還是十分明確的，對于此類不能達標的“違規行為”，主要采取的就是操練性懲罰措施，例如一個學生的某個字寫錯了，教師可能會罰他抄寫一百遍以加深印象，這樣的懲罰主要目的在于矯正，并具有“縮小差距的功能”。

在針對規范化裁決這一方面，福柯也提到“在紀律中，懲罰僅僅是獎——罰二元體制的一個因素??教師應該盡可能避免使用懲罰，相反，他應該多獎勵少懲罰。”這里提到的“多獎勵”，其實質目的還是為了贏得學生的心，進而實施其他方面的規訓和教育，其目的仍是施加對人的精神的控制。除此之外，福柯還指出，簡單的“獎——罰二元體制”使得在學校中“關于行為和表現的定義是基于善于惡這兩個對立的價值”，這就使得學校對一個學生行為的判定必然是在是與非兩個極端中選擇，絕不會存在“還可以、差不多”這樣模糊的中間狀態。

（三）規訓教育的弊端

在福柯看來，這種規訓教育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高舉著社會權力的羅網，每天都在教你如何在這張網里陷的更深，但卻讓受教者毫無知覺。此種“潤物無聲”的滲透式的操控，在福柯看來是極其恐怖的事情。所以，倘若要批判規訓教育的弊端，一言以蔽之，就是通過對精神層面的滲透和教育，使你的肉體走向馴順，使你成為這個社會里恭順的一名良民，而代價就是喪失作為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喪失為自己的生活做選擇的權力，成為整個“現代化”社會大鐵籠上的一個螺絲釘。

四、權力的特征

（一）權力無所不在，且具體而微

這是福柯對權力的基本判斷。他認為在整個現代社會，彌散性的權力已經浸入生活的各個方面，它可以在最細小的地方被捕捉到，它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萬能的統一體中。而這種彌散性的權力不一定是靠統一的國家機器來實現的，“權力具有各種不同的形態，使用各種不同的技術”，在各個不同的局部領域，它擁有策略的多樣性，所以它又是具體的。在現代社會中，權力效應沿著一個漸進的細微渠道流通，它抵達個人，抵達了他們的身體、姿態和全部日常行為。我們看到，在人們的性經驗中，細微的權力關系彌漫于身體、性、家庭、親屬關系、話語等之中，“性落入了話語的掌握之中，話語不斷地捕捉它，不讓它有絲毫躲藏和喘息的機會”。而在《規訓與懲罰》中，福柯展現了權力技術的復制性：在17和18世紀，規訓機制逐漸擴展，遍布了整個社會機體。正如我們可以看到的，當代的工廠、學校、軍隊、兵營、醫院一定程度上都與監獄彼此相像，這正是“紀律”這種懲戒權力全面滲透的結果，也即福柯所說的“規訓社會”的來臨。

（二）權力是一種關系和網絡

傳統的權力理論視權力為一種能力或者資源，是可以被所有、爭奪、轉讓的財產。而福柯主張權力是一種關系，這種權力關系可以看作是處于流動而循環的過程中，“它從未確定位置，它從不在某些人手中，從不像財產或者財富那樣被據為己有”。而且這樣一種權力關系又不是單向的支配與被支配關系，而是構成一個循環相連、錯綜交織的網絡。“權力以網絡的形式運作，在這個網上，個人不僅在流動，而且他們總是既處于服從的地位又同時運用著權力”。事實上，也正是權力的這種關系和網絡特性使權力能無所不在，能夠在每一時刻、一切地點的不同關系中生產出來。

福柯在對規訓權力的展示中提到的“層級監視”就體現了權力的關系和網絡屬性。“雖然監督要依賴人實現，但是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關系網絡的作用，這個網絡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自下而上的與橫向的”。在整個機構中，沒有誰絕對地擁有權力，權力在整個關系網絡中不斷地一層層地被生產出來，負有監督任務的人員又無時不受到監督而成為被監督者，分層監督的紀律形式使這種關系權力得以真實地運作起來。

（三）權力是匿名的、無主體的

福柯一再強調權力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誰掌握了權力，一直淡化權力的實施主體。事實上，我們從權力的關系和網絡特性中就能夠推導出，在福柯那里，權力主體是匿名的、不確定的，每一個人都只是權力關系中的一個點，他既可能是權力的實施者，也可能是權力的實施對象。“一種虛構的關系自動地產生出一種真實的征服”。關系機制使權力自動化和非個性化，權力不再體現在某個主體身上了。

從邊沁的全景敞視建筑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環形邊緣，人徹底被觀看，但不能觀看；在中心了望塔，人能觀看一切，但不會被觀看到。在這里，監視權力的實施者就是匿名的，誰都可以在任何時候報以任何動機出現在中心了望塔里操作這個權力機器。在《性史》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對性話語的煽動和坦白機制的建立的背后都找不到確定的實施主體，它不是主導權力合理性的某個領導部門，也不是統治階層或手握經濟大權的人。事實上，福柯認為，匿名的和臨時性的權力實施者越多，那么權力效應將體現得越充分。

（四）權力具有生產性，而不僅僅是壓抑的

德勒茲將“權力首先是生產性的實踐”這一點視為福柯權力分析的首要特點。權力的生產性使福柯看到了現代權力機制中的一些積極性的因素，即權力不是被動的禁令，而是產生許多效果的技術；雖然福柯并不認為權力是好的。福柯認為，19世紀政治權利的重大變更之一就是，君主“使人死或讓人活”的權利轉變為“使人活和讓人死”的權利。那么，在現代社會，權力的這種生產性就體現在對生命（或生活）的管理，即“使人活”，這是一種改造的積極性。

懲戒權力在演變過程中，越來越強調對個人肉體的治理和規訓，而不是致死。權力成了一種治理術，這種治理術在今天的社會中無處不在，但又形態各異，它存在于被建立起來的各種關系和網絡中，但在這樣的關系和網絡中權力的主體卻無處可尋，個體自身就既是權力的工具又是權力的主人。最后，這種治理術不在于壓抑，而在于生產出各種效果。

當下社會，權力存在于我們身邊的每一個角落，但他又也存在于一套獨立的話語體系中，我們每個人一方面能感受到權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感覺偏離于主流的話語權力體系。規訓作為一種手段是權力的武器，這種權力合理使用，可以讓社會穩定于權力秩序中，如果過分使用，將會造成濫權與社會的壓抑和混亂。規訓必不可少，權力無所不在，如何合理的運用權力則成為當下社會最應該思考的問題。

參考文獻

1.高宣揚.《福柯的生存美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2.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版

3.潘可禮.《社會空間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版 4.劉北成.《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5.張景蘭.《規訓:現代社會的權力技術與策略—解讀福柯的<規訓與懲罰>》.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4月第28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