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奇貨可居—秦始皇身世之謎的歷史故事

秦始皇嬴政是中國數千年專制時代的第一位君臨天下、叱咤風云的皇帝。六國養尊處優的君主嬪妃、王孫公主、皇親國戚無一不膽戰心驚地揖首跪地、俯首稱臣。然而，傲視天下的秦始皇內心卻是異常脆弱，因為他對身世一直諱莫如深。

秦始皇是繼秦莊襄王(子楚)之位，以太子身份登上王位的。秦始皇之母趙姬，據說曾為呂不韋的愛姬，后獻予子楚，被封為王后。那么，秦始皇到底是子楚的兒子，還是呂不韋的兒子，后人爭議不休。

《史記》中記載秦國丞相呂不韋本為河南濮陽的巨富，是遠近聞名的大商人。但他不滿足這種擁有萬貫家私的地位和生活，野心勃勃，對王權垂涎三尺。

于是，呂不韋打點行裝，到了趙國的國都邯鄲，精心策劃一個大陰謀，將正在趙國當人質的秦王的孫子異人，想法過繼給正受寵幸的華陽夫人，轉瞬之間，異人被立為嫡嗣，更名為子楚。

不久，國事生變。秦昭王、孝文王相繼去世，子楚堂而皇之地登上王位，呂不韋被封為丞相。之后，呂不韋將自己的愛姬趙姬獻給子楚，生下嬴政，被封為皇后，不料子楚僅在位三年就死掉了，于是他的兒子嬴政就順理成章地繼承了王位，這就是后來的秦始皇。

呂不韋認為嬴政是自己的親生兒子，讓嬴政喊自己為“仲父”，自己則掌管全國政事，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傾朝野、一手遮天的大人物，呂不韋在邯鄲的秘計實現了。

認定呂不韋和秦始皇有父子關系的說法，其原因是：

其一，這樣可以說明秦始皇不是秦王室的嫡傳，反對秦始皇的人就找到了很好的造反理由。

其二，是呂不韋采取的一種戰勝長信侯的政治斗爭的策略，企圖以父子親情，取得秦始皇的支持，增強自己的斗爭力量。

其三，解秦滅六國之恨?！傲鶉敝藚尾豁f不動一兵一卒，運用計謀，將自己的兒子推上秦國的王位，奪其江山，因此，滅國之憤就可消除。

其四，漢代以后的資料多認為嬴政是呂不韋之子，這為漢取代秦尋求歷史依據，他們的邏輯是，秦王內宮如此污穢，如何治理好一個國家，因此秦亡甚速是很自然的。

后世人也有認為上述傳說并不能成立的。

其一，從子楚方面看，既使有呂不韋的陰謀，但其實現的可能性也很渺茫。因為秦昭王在位時，未必一定將王位傳于子楚，更不能設想到子楚未來的兒子身上。

其二，從秦始皇的出生日期考慮，假若趙姬在進宮前已經懷孕，秦始皇一定會不及期而生，子楚對此不會不知道?？梢?，秦始皇的生父應該是子楚，而非呂不韋。

其三，從趙姬的出身看，也大有文章?！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記載，秦滅趙之后，秦王親臨邯鄲，把同秦王母家有仇怨的，盡行坑殺。既然趙姬出身豪門，她怎么能先做呂不韋之姬妾，再被獻做異人之妻呢?這樣，就不會存在趙姬肚子里懷上呂不韋的孩子再嫁到異人那里的故事了。

身世之謎也只有留于后人去推測了，而“奇貨可居”這個成語卻由此流傳于世。

第二篇：秦始皇焚書坑儒之謎歷史故事

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加強中央集權。在完成政治上的諸多加強控制的舉措之后，秦始皇便開始了精神上的控制。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陽宮為群臣及眾多的儒生大排酒宴。在宴會上，圍繞著是否實行分封制，眾多儒生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丞相王綰、博士生淳于越等人主張實行分封，而丞相李斯等則贊同郡縣制，并指責淳于越等“不師今而學古”，“道古以害今”。最后秦始皇支持李斯的觀點，并采用、實施李斯的“焚書”建議，下令：除了秦紀(秦國史書)、醫藥、卜筮、農書以及國家博士所藏《詩》、《書》、百家語以外，凡列國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作品、諸子百家著作和其他典籍，統統按時交官焚毀。同時，禁止談及《詩》、《書》和“以古非今”，違者定當嚴懲乃至判其死罪。百姓如想學一些法令，可拜官吏為師。從這一點來看，焚書的舉動秦始皇肯定做過。

秦始皇稱帝以后，力求長生不老，迷戀仙道，不惜動用重金，先后派徐福、韓眾、侯生、盧生等人尋求仙藥。侯生與盧生當初是秦始皇身邊的方士，由于長期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藥，卻始終沒有找到，而心急如焚，忐忑不安。依照秦國的法律，求不到仙藥就會被處死。因此他們深發感慨：像這樣靠兇狠殘暴而建立威勢并且貪婪權勢的人，不值得給他求仙藥。于是，侯生、盧生悄悄地遠走他鄉。

這件事使秦始皇十分惱怒，于是他下令，對所有在咸陽的方士進行審查訊問，欲查出造謠惑眾的侯生、盧生兩人。方士們為保全自己的性命，只得相互告發，秦始皇最后把圈定的460余人，都在咸陽挖坑活埋。

秦始皇的“坑儒”是“焚書”的繼續。至于坑殺的人究竟是方士還是儒生，學術界各持己見。從分析“坑儒”事件的起因看，秦始皇所坑殺的人應該是方士;但從長子扶蘇的進諫“眾儒生都學習孔子的學說”來看，秦始皇所坑殺的又好像是儒生。

而且東漢衛宏在《詔定古文官書序》中記載，秦始皇在驪山溫谷挖坑用以種瓜，以冬季瓜熟的奇異現象為由，誘惑博士諸生集于驪山觀看。當眾儒生爭論不休、各抒己見時，秦始皇趁機下令秘殺填土而埋之，七百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山谷里。于是有人便根據這一點而偏向于傳統的說法，認為秦始皇確實有過“坑儒”的行為。

但有人研究諸史籍，認為“焚書”有之，“坑儒”則無，實是“坑方士”之訛?！翱臃绞俊笔乱娛蓟嗜迥?，因為侯、盧二人求仙藥不成，他們懼“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罵了秦始皇一番后逃走。既然事端由方士引起，那么就只能是“坑方士”，當然不能說被殺的四百六十余人中沒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是由其代表人物可推知，被殺的主體應該是方士，而被殺的原因更與儒家的政治主張和學派觀點無關。所以即使被殺者有儒生，也并非因其為儒生而得罪，總是與方士們有某種牽連之故。因此絕無理由說秦始皇“坑儒”。盡管秦始皇早因“坑儒”之舉背上千古罵名，然而，直到今天，秦始皇究竟有沒有“坑儒”這一謎團還是沒有解開。

第三篇：北京大學的“身世之謎”

北京大學的“身世之謎”

但其實北大的這個生日背后，還隱藏了不少不為外界所知的故事，有些故事甚至都成了猜不透的謎。今天推送的這篇文章，出自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之手，是一篇刊載在1997年《讀書》228期的舊文。北大校慶，為何改期？ 北京大學最大的“身世之謎”，除了戊戌年間的創立，當屬校慶的改期。前者因年代久遠，資料匱乏，難以辨證尚在情理之中；后者近在咫尺，其時北大早已名揚四海，檔案制度也相當完備，居然也會“失考”，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歼^北大的誕辰(參見《北京大學：從何說起》，刊《讀書》一九九八年一期)，連帶討論一下校慶的改期，本以為乃舉手之勞，沒想到竟“馬失前蹄”。

依照常規，第一步的工作，便是了解當事人的意見。即當初將北大的校慶紀念日，從沿用多年的十二月十七日改為五月四日，理由何在?？删褪沁@第一步，已經讓我“大跌眼鏡”。好幾回峰回路轉，答案似乎就在眼前，轉眼間，又消失在云霧山中。直到落筆為文的今日，也只是依據蛛絲馬跡略作推斷，不敢說已得確解。真希望掌握此中奧秘的朋友，能夠公開發言。在我看來，此乃了解五十年代以后北大命運的一把鑰匙，不可掉以輕心。

關注北大校慶改期的，我肯定不是第一個——起碼校史專家就無法回避。因而，不妨先傾聽專家們的意見?？上У氖牵耸甏霭娴摹侗本┐髮W校史》，只敘述到一九四九年為止；其他涉及五十年代以后北大命運的出版物，也不屑于糾纏此等“小事”。好不容易在《今日北大》(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中，找到了如下含糊其辭的描述：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即“五四”運動三十周年時，北大成立了由教授、教師和學生代表共二十三人組成的校務委員會，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湯用彤教授任主任。為繼承和發揚“五四”光榮傳統，此后，北京大學將每年的五月四日作為校慶日。

這段話給人的印象是：北大校慶的改期，是在一九四九年或一九五零年。遍查這兩年的《人民日報》以及《北大周刊》，有校務委員會成立的詳細報道，卻未見改變校慶紀念日的只言片語。相反，第21期《北大周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刊出湯用彤、羅常培紀念校慶五十一周年文章；第22—23期《北大周刊》(一九五零年二月一日)報道北大師生舉行校慶紀念集會，馬敘倫、徐特立發表講話。另外，第62期《北大周刊》(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六日)上，也有校慶五十二周年活動的預告。也就是說，起碼在這兩年內，北大仍堅持在十二月十七日舉行校慶紀念。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北大周刊》改為《北大校刊》。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第14期《北大?？飞?，刊出《北京大學一九五一校歷》，依然規定：“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一，校慶放假一日。”按理說，此事再簡單不過，繼續追蹤《北大?？肪褪橇恕？珊芸斓?，《北大校刊》停辦。等到其后任《北京大學?？访媸?，已是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正是在這一年多的“空白”里，北大完成了校慶的改期。持此說的理由是：一九五三年年底，沒有關于校慶的報道：第二年五月三日出版的《北京大學校刊》15期上，通欄大標題為“紀念五四青年節，祝賀校慶五十六周年”。同年五月七日的《人民日報》上，也發表了題為《北京大學熱烈慶祝五十六周年校慶》的新華社通訊，開篇便是：“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三十五周年紀念日，隆重地慶祝五十六周年校慶?！?有了上下限時間，接下來的問題是，到底是何時、由何人提議、并以何種理由決定改變北大的校慶紀念日？翻遍這兩三年的有關報刊，竟找不出任何痕跡，實在不可思議。原以為此舉關系重大，定會引起熱烈的爭議；即使不允許討論，也會由校方刊出公告，并略做解釋。結果什么都沒有，就這么“不明不白”地轉變過來了。求助于北大檔案館，依然無濟于事：在我所能查閱的范圍內，未見蛛絲馬跡。明知答案可能隱藏在學校黨委的會議記錄中，我也只好望洋興嘆。幸虧檔案館的館長提醒，為此問題，北大黨史校史研究室的專家已經調看了所有內部檔案，不必再作徒勞的求索。依照她的指引，終于在北大內部發行的《高等教育論壇》一九九五年第三期上，找到了兩年前便已完成的結論。由王學珍等先生撰寫的《北京大學大事記》，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日那一天，記載了這么一件“大事”：

湯用彤副校長建議把北大校慶改為五月四日。他認為現在的校慶時間(12月17日)臨近期末，師生都很緊張，不宜搞大的活動(這一建議當時雖未在一定會議上形成決議，但此后校慶的紀念活動實際上已逐漸改到五月四日)。

這段話，可與流傳在北大人口中的另一種解釋相印證：十二月中旬的北京，已經進入冬季，天寒地凍，校友往返不方便，不若春暖花開的“五四”，返校、踏青兩不誤。這兩種“說法”，一著眼于校內，一著眼于校外，都很有人情味，非常可愛?？啥叨蓟乇芰艘粋€基本事實，即校慶紀念不同于旅游度假，并非取決于天氣或者閑暇。

不能隨意更改的校慶，竟被如此輕而易舉地更改了，其中必有奧秘。先不討論結局是否合理，單是“大事記”中的這段話，便是個很大的懸念：如此大事，為何沒有“形成決議”？沒有正式決議，如何“逐漸改到五月四日”？“逐漸”二字，更是令人疑竇叢生：到底是哪一年開始使用新的校慶紀念日？是考證不出來呢，還是不便明言？

依我的淺見，并非當事人思慮不周，或校史專家筆力不濟，而是別有苦衷。正是這無從定義、不容辯白的“醉眼朦朧”，最能體現此事之“妙不可言”。不管是校史專家，還是像我這樣的業余愛好者，非要把此事的前因后果說得一清二楚，幾乎不可能——均嫌“證據不足”。問題是，據我所知，北大檔案館文革中并沒遭嚴重破壞，為何當初校方不曾留下足夠的證據，以供后人審核稽查？

稽古時可以做到“每下一義，泰山不移”，察今反而只能“以意逆志”、“詩無達詁”，此舉頗具“中國特色”。以筆者所關注的北京大學的“身世之謎”為例：前五十年生日失考，乃力所不及；后五十年校慶改期，則是主動出擊。因而，前者只需考據，后者則必須兼及闡釋。即：在鉤稽有關史料的同時，努力恢復并理解上一代人的處境及思路。

先把“大事記”未曾言明的“逐漸改到五月四日”略作交代。因應“湯用彤副校長建議”，原定十天后舉行的校慶五十三周年紀念活動取消。既然是“除舊布新”，照常理，新的校慶紀念日當即生效。可第二年的“五四”，北大學生舉行隆重集會，紀念的是青年節，而非校慶。第一次大張旗鼓地將青年節與北大校慶捆綁在一起“隆重紀念”的，是在一九五四年。也就是說，舊校慶廢于一九五一年；新校慶始于一九五四年。換一種表述方式：首先是舊歷的不合時宜，而后才有新歷的取而代之。

依我的淺見，“舊歷”之不合時宜，并非有礙學生的復習考試，而是因其象征著舊的教育體制；“新歷”之獨具魅力，也并非時人貪圖五月春光明媚，而是象征著與老北大傳統的決裂。此舉須與“時代潮流”相參證，方能明了其準確含義。就在北大決定取消舊校慶的前后幾天，《人民日報》特辟“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專欄，發表清華大學營造系主任梁思成《我為誰服務了二十余年》、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長羅常培《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場為誰服務》、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侯仁之《學習文件使我進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學習態度》等一系列文章，共同譴責舊大學之違背人民立場。緊接著，湯副校長連續發表講話，“發現過去的北大像衙門，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統治著北大，要把這些臟東西清除掉，必須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繼續下去”；否則，“趕不上國家的需要，也對不起人民大眾”。作為三反運動和忠誠老實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大校方成功地組織了對原法學院長周炳琳以及英語系教授朱光潛的連續批判，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贊揚(參見刊于一九九六年一期《高等教育論壇》上的《北京大學大事記》)。

對于北京大學來說，一九五二年，確實是大轉折的緊要關頭：院系調整，遷居燕園，禮聘蘇聯專家，批判周、朱等，都預示著其發展方向，難怪時人津津樂道“新北大”。北大確實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作為標志，改變校慶紀念日，似乎順理成章——這才能解釋湯副校長的提議如此迅速地付諸實施，且未見任何公開的異議。

提議改變校慶紀念日的是副校長湯用彤，可主張與老北大傳統決裂的，卻是屬于那個時代追求進步的眾多知識分子。改朝換代后的第一次校慶紀念，校務委員會主席湯用彤還只是批評老北大的“為學術而學術”，并力圖重新闡釋“兼容并包”口號；對北大傳統深有體會的羅常培教授，更發表《祝北京大學的新生》(《北大周刊》21期)，率先清算老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

北大的思想自由傳統在過去三十年是可以推動社會發展的，可是在新民主主義時代它卻可以阻礙社會的發展。這種否定老北大，自覺“加緊思想改造的教育”的言論，在《北大周刊》上比比皆是。

依羅先生的思路，“從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起，人民的北京大學方才舉行了奠基禮”。

如此說來，改變校慶紀念日，實在不值得大驚小怪。日后之不以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北大的二月二十八作為新的校慶日，已屬思想落伍；倘若再堅持舊的校慶日，那更是冥頑不化。此后幾年，北大人為了適應新時代的要求，一方面加強自我清算，另一方面重新詮釋北大傳統——作為“除舊布新”的表征，便是此校慶紀念日的改期。

問題是，同處“思想改造”的大潮，為何只有北大必須改變校慶紀念日？老北大傳統實在頑強，思想改造任務十分艱巨，非如此不足以消除隱患——這是一種假設；北大師生善于追趕時代潮流，總是能自己提出并解決問題，自覺順應變革的需要——這又是一種假設。還有一種說法，或許更實在些：并非每所大學都有如此輝煌的傳統——比如五四新文化運動——可供“開發利用”。以上諸說，均屬宏大敘事，有道理，可又都難以實證。我只想補充一個小小的細節，希望有助于理解北大校慶的不得不改期。

就在解放軍進城前夕，北大校長胡適乘蔣介石派來的飛機出走。這位被共產黨公布為“戰犯”的文化人，其生日恰好與北大校慶同一天。如此偶合，因胡適與北大淵源殊深，而顯得格外醒目。本是“文人雅事”，只可作茶余飯后的談資，不該深文周納?？墒聦嵣?，這一偶合被賦予強烈的政治色彩。新政權建立后，朋友間打趣的話題，竟成了不同派別爭斗的戰場。一九五八年，針對大陸的批胡運動，在臺北大校友會大張旗鼓地為北大和胡適祝壽(參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767—2776頁)，其后出版的《國立北京大學成立六十周年紀念》稱：

適之先生象征北大精神，所以我們為適之先生祝壽，也就是為北大精神祝壽。(《向胡校長祝壽獻詞》)北大校方組織撰寫的《北京大學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一)，也認定這兩個生日的重疊，大有深意在。比如，胡適之熱中于紀念校慶五十周年，便是“為了抬高自己”，蓄謀“以慶祝校慶來為自己做壽”。大規模的批胡運動，一九五四年方才開始；可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日報》發表陳垣《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第二年九月《文匯報》刊出胡思杜《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大陸之“徹底清算胡適思想”，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面對此不可逆轉的大趨勢，與胡適關系最為密切的北京大學，不能不有所警覺。當然，為了撇清與胡適的關系而修改校慶紀念日，未免顯得太小氣了點；可附著在“思想改造”這桿大旗上，可就理直氣壯了。直到現在，我沒有發現從“政治正確”角度闡述修改校慶紀念日的文字；即使有，估計也不會談及胡適的生日問題?？蛇@不便明言的“苦衷”，對當事人來說，或許并非無關緊要。

與老北大的失落相映成趣的，自然是新北大的崛起。新政權之力圖清除舊教育制度的影響，以便迅速確立其意識形態的權威性，自在情理之中。改組學校領導、重新確定教育方針、增設馬列課程等，此乃大勢所趨；至于必須用改變校慶紀念日來表示進入新時代，則屬于北京大學的創舉。除了北大歷來關注政治思潮的起伏，往往得風氣之先，更與毛澤東本人的“引導”不無關系。

新政權建立之初，毛澤東與北京大學有過三次交往(參見蕭超然《從圖書館助理員到共和國締造者》，《北京大學學報》一九九七年五期)。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毛澤東給“北京大學紀念五四籌備委員會”回信：

四月廿八日的信收到。感謝你們的邀請。因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們的會，請予原諒。慶祝北大的進步。同年十二月，北大以全體師生的名義，再次給毛澤東主席寫信，稱為了慶祝五十一周年校慶，準備在十七日上午舉行簡單的儀式：

我們熱烈地盼望您能在這一天，回到學校來，給我們一點指示！要是您有空，無論如何希望給我們寫幾句話，給一點指示！還有一件事要麻煩您，最近我們要制新的校徽，想請您給寫“北京大學”四個字，希望您能答應我們。

這封信遲遲得不到回音，后來才知道，此前幾天毛澤東赴蘇聯與斯大林談判去了。回國后，毛澤東補寫了?；?，對參加校慶一事未做任何評論。一九五零年的“五四”前夕，“國立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再次上書，要求毛主席為即將舉行的“與五四運動有關的史料展覽”題字。收到信后第二天，毛澤東題詞：

祝賀“五四”三十一周年團結起來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 專家們從題寫?；?，讀出了毛澤東對北大的特別關懷。我則希望從另一個角度切入：

毛主席對五四時期的北大甚有好感，而對十二月十七日的校慶相當冷淡。兩次收到關于五四紀念活動的上書，均迅速答復；至于北大校慶，則不置可否。

當然，這只是猜測。但這一猜測，可從另外的角度得到證實。就在毛主席無暇參加的北大校慶五十一周年紀念集會上，毛主席的老師徐特立應邀發表演講：

北大是一個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學校，今天五十一周年紀念日值得紀念的，并不是它的前二十年，而是五四運動以來的后三十一周年，因為今天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

同時發表演講的，還有教育部長馬敘倫?！侗贝笾芸房鲞@兩篇演講稿時，徐在上而馬在下，這大概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傳統中國的“尊老敬賢”。

毛澤東對五四時期北大的好感，主要基于其理論體系，而不是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三、四個月的個人經歷。這一點，《新民主主義論》中早有充分的表述，徐特立的說法，不過是“活學活用”而已。新政權建立后，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高度評價，實際上成了北京大學尋求變革與發展的“護身符”。舉個例子，平常每日四版的《人民日報》，專注國內外瞬息萬變的局勢，文化單位的消息絕少能擠上第一版。而北京大學竟數度獲此殊榮，這全托“五四”的福。

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四日，《人民日報》出版《五四運動三十周年紀念特刊》，頭版頭條是陳伯達的《五四運動與知識分子的道路》，四——六版則發表吳玉章、郭沫若、茅盾、黃炎培、胡風、周建人、楊振聲、何斡之、俞平伯、宋云彬、葉圣陶、何家槐、藏克家、王亞平、柏生等人紀念“五四”的文章。接下來的幾天，連續報道全國青代會的開幕詞、工作綱領、大會宣言等，也都強調如何繼承“五四”的光榮傳統。新政權對五四運動歷史意義的突出渲染，無疑有利于北大的重新占據中心地位，并謀求進一步的發展。

第二年的“五四”，敏感的北京大學抓住機遇，大做文章。其順應時代潮流的重大舉措，得到新政權的大力支持。《人民日報》接連兩天報道北大的紀念活動。五月三日是《毛主席和先烈李大釗同志／五四時代的工作室／定五四舉行揭幕禮》、《北大紀念五四各項節目排定》；五月四日則發表北京大學通訊組撰寫的《毛主席和李大釗同志紀念館介紹》，并附有上述毛主席應北大要求而寫的題詞。

“五四”的急劇升溫，使得原先的北大校慶相形見絀?！侗贝笾芸返?3期(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六日)登出《本校五十二周年校慶將到，慶祝辦法以舉行展覽為主》，宣布不另舉行慶祝儀式，展覽的重頭節目則是“北大革命史料展覽”。據校方稱，“這雖是北大的校史展覽，但也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一幅縮影”。此說之得以成立，自是以毛主席對五四運動的高度評價為準的。依此思路鋪排的校史，清末民初的北大，必然日漸隱人歷史深處。三年間，北大對待校慶紀念活動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第一年，邀請毛主席出席并講話；第二年，改為舉辦以革命史料為主的展覽；第三年，臨時決定取消任何紀念活動。

假如當初毛主席出席五十一周年校慶紀念會，或者五四運動的光榮不屬于北大，我很懷疑十二月十七日的校慶，是否還會因影響復習考試或天氣寒冷而被取消。

對于大學來說，如何在歷史轉折關頭，抓住機遇，站穩腳跟，為日后的發展打下有利的基礎，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五十年代初北大校慶的改弦易轍，我以為乃出于深思熟慮的“高招”。若做如是觀，對先輩愛護北大的心情，當有較為深入的體貼；對其不得不采取的策略，也會有較為通達的理解。實際上，五十年代初“老北大”的日漸淡出，乃其時的“大氣候”所決定，非關個別人的提議。

盡管如此，我對于賦予校慶紀念日以特殊意義，仍深感不安。生日本無可選擇，像梁啟超那樣，非要借國際國內重大事件來渲染自己的出生(《三十自述》)，只能理解為“少年氣盛”。北大溯源時之堅守戊戌，而拒絕同文館，其實已有將自家生日與政治事件相聯系的傾向。這一點，看看二十年代以來眾多有關校史的論述，便可一目了然。一所偉大的學校，必須在非同尋常的時刻誕生，這一思路，使得論者喜歡賦予生日以特殊意義。

校慶紀念以及校史的寫作，表面上是指向過去，實際上是在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也是校慶之深受校方重視、而且也值得史家認真品讀的原因。說低點，是在歷史坐標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說高些，則是在述說傳統的同時，標舉一種理想、一種精神。可有一點，常被世人所忽略：任何一所大學的優良傳統，都是在歷史進程中形成的，與具體的生日沒有任何關系。在北大校慶五十一周年紀念集會上，教育部長馬敘倫發表不同于徐特立的演講，一是強調“時間是不可分割的”，一是稱校慶“正像我們自己的生日”?！皢尉蜕諄碚f，平常得很，沒有什么值得紀念的?！敝陨粘蚤L壽面，不外表示紀念和祝福，沒必要將其神圣化(《北大周刊》22—23期，一九五零年二月一日)。一旦生日被賦予特殊意義，而且可由后人自由選擇，那么，不確定的因素可就太多了。滄海桑田，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其校慶紀念日是否也需要不斷變遷，以適應新時代的要求？答案若是肯定，將招來無數不必要的煩惱。

北大之修改校慶紀念日，固然有利于弘揚五四新文化運動，卻開了個危險的先例。生日的確定，本來只是考據問題，一旦轉化為價值判斷，過分追求“思想深刻”，反而可能出現令人尷尬的局面。隨著詮釋框架的改變，倘若有一天，“五四”不吃香了，怎么辦？難道說，另外選擇一個光榮的時刻？若如是，必定是校園里眾聲喧嘩，校園外難以認同。為北大的千秋基業計，還是“實事求是”好——生日就是生日，沒什么特殊的意義。

以歲末(依我的考證，乃十二月三十日)作為校慶紀念日，不談辭舊迎新之類的象征意義，只是回歸“考據”。即便寒冬臘月，以目前的技術條件，舉行慶典根本不成問題。況且，慶祝大典，不可能每年都搞；平常的校慶，不外放假一天，讓學生調整一下心態，以便順利地進入緊張的復習考試，這不也挺好嗎？更重要的是，既然中國政府早已將“五四” 確定為青年節，北大再擠進去一個校慶紀念日，“普天同慶”的鞭炮與掌聲，必然淹沒了自家的獨特體驗。就好像誕生于春節的朋友，沒有自己的節日，其實是挺委屈的。真希望，百年大慶后，北大人能以平常心對待自己輝煌的歷史，以及沒有特殊意義的生日，以實事求是的姿態，迎接新世紀的太陽。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于西三旗

第四篇：奇貨可居的故事

奇貨可居的故事

衛國的富商呂不韋經常往來于各地做買賣。一次到趙國的都城邯鄲去做買賣，遇到碰到在趙做人質的秦國公子異人。異人是秦國太子安國君的兒子，但是因為討厭異人的母親夏姬，因此異人被送到趙國當人質。趙國由于與秦國交戰因此十分輕視異人。為此其處境有些困窘。呂不韋卻從商人角度看到了他身上的價值。認為奇貨可居，是稀有的值得投資“貨物”，現在獲取以便有朝一日賺取名利，也就是一個政治交易。

回家后，呂不韋問父親：“農民種田，一年能得幾倍的利益？”“可得十倍的利益?！备赣H回答說。“販賣珠寶能得幾倍的利益？”“可得幾十倍的利益?！薄耙菗砹⒁粋€國君，能得幾倍的利益？”“那就無法算得清楚了?！庇谑菂尾豁f說起秦國公子異人的事，并表示要設法把他弄到秦國去做國君，做個一本萬利的大買賣。父親非常贊成。

呂不韋于是告訴異人，表達愿助他回國成為太子。異人自然非常高興，并表示有朝一日成為國君，必將與呂不韋共享天下。

在與異人接洽后，呂不韋立即帶了大量財寶去到秦國求見太子安國君十分寵愛華陽夫人。呂不韋竭盡全能說服沒有生過兒子的她認異人為自己親生兒子，并通過她要求安國君派人將異人接回秦國，改名子楚。

此后，安國君答應華陽夫人要求立子楚為太子。幾年后，秦昭王去世，安國君做了國君，即秦孝文王。孝文王即位時一年后死去，子楚如愿以償，繼任國君，稱為秦莊襄王。子楚沒有食言，他讓呂不韋享受著10萬戶的納稅，并當上了丞相。自此后他所買下來的奇貨，終于換得了無法估量的名利。

題 名: 奇貨可居

戰國時候，有個大商人呂不韋到趙國的京城邯鄲做生意。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在路上他發現一個氣度不凡的年輕人。有人告訴他說：這個年輕人是秦昭王的孫子，太子安國君的兒子，名叫異人，正在趙國當人質。

當時，秦趙兩國經常交戰，趙國有意降低異人的生活標準，弄得他非常貧苦，甚至天冷時連御寒的衣服都沒有。呂不韋知道這個情況，立刻想到，在異人的身上投資會換來難以計算的利潤。他不禁自言自語說：此奇貨可居也。意思是把異人當作珍奇的物品貯藏起來，等候機會，賣個大價錢。

呂不韋回到寓所，問他父親：種地能獲多少利？他父親回答說：十倍。

呂不韋又問：“販運珠寶呢？”他父親又答說：“百倍?！眳尾豁f接著問：“那么把一個失意的人扶植成國君，掌管天下錢財，會獲利多少呢？”他父親吃驚地搖搖頭，說：“那可沒辦法計算了”。

呂不韋聽了他父親的話，決定做這筆大生意。他首先拿出一大筆錢，買通監視異人的趙國官員，結識了異人。他對異人說：我想辦法，讓秦國把你贖回去，然后立為太子，那么，你就是未來的秦國國君。你意下如何？

異人又驚又喜地說：那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真有那一天，我一定重重報答你。

呂不韋立即到秦國，用重金賄賂安國君左右的親信，把異人贖回秦國。

安國君有二十多個兒子，但他最寵愛的華陽夫人卻沒有兒子。呂不韋給華陽夫人送去大量奇珍異寶，讓華陽夫人收異人為嗣子。

秦昭王死后，安國君即位，史稱孝文王，立異人為太子。孝文王在位不久即死去，太子異人即位為王，即莊襄王。

莊襄王非常感激呂不韋擁立之恩，拜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并把河南洛陽一代的十二個縣作為封地，以十萬戶的租稅作為俸祿。莊襄王死后，太子政即位，即秦始皇，稱呂不韋為仲父。呂不韋權傾天下。

不買鞋是因為用不到，荒島的路上沒有太多尖利的物品會劃傷人腳。你可以先提供環境，比如酒，酒在海上一般比較好銷售吧，這樣就有了條件，酒瓶碎片會扎傷人腳，這樣就有銷售環境了。也可以用別的方法吧，只要讓人們對鞋子有需求，應該就可以賣出去了。不過銷售我不懂，只是提一些愚見罷了。

1、奇貨可居的故事對你的啟發是什么？

2、呂不韋經營的成功之道是什么？

3、呂不韋涉足的文化產業是什么？

第五篇：奇貨可居的故事

奇貨可居的故事

戰國時候，有個大商人呂不韋到趙國的京城邯鄲做生意。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在路上他發現一個氣度不凡的年輕人。有人告訴他說：“這個年輕人是秦昭王的孫子，太子安國君的兒子，名叫異人，正在趙國當人質?！?/p>

當時，秦趙兩國經常交戰，趙國有意降低異人的生活標準，弄得他非常貧苦，甚至天冷時連御寒的衣服都沒有。呂不韋知道這個情況，立刻想到，在異人的身上投資會換來難以計算的利潤。他不禁自言自語說：“此奇貨可居也。”意思是把異人當作珍奇的物品貯藏起來，等候機會，賣個大價錢。

呂不韋回到寓所，問他父親：“種地能獲多少利?” 他父親回答說：“十倍。” 呂不韋又問：“販運珠寶呢?” 他父親又答說：“百倍。”

呂不韋接著問：“那么把一個失意的人扶植成國君，掌管天下錢財，會獲利多少呢?”

他父親吃驚地搖搖頭，說：“那可沒辦法計算了?！?呂不韋聽了他父親的話，決定做這筆大生意。他首先拿出一大筆錢，買通監視異人的趙國官員，結識了異人。他對異人說：“我想辦法，讓秦國把你贖回去，然后立為太子，那么，你就是未來的秦國國君。你意下如何?”

異人又驚又喜地說：“那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真有那一天，我一定重重報答你。”

呂不韋立即到秦國，用重金賄賂安國君左右的親信，把異人贖回秦國。安國君有二十多個兒子，但他最寵愛的華陽夫人卻沒有兒子。呂不韋給華陽夫人送去大量奇珍異寶，讓華陽夫人收異人為嗣子。秦昭王死后，安國君即位，史稱孝文王，立異人為太子。孝文王在位不久即死去，太子異人即位為王，即莊襄王。

莊襄王非常感激呂不韋擁立之恩，拜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并把河南洛陽一代的十二個縣作為封地，以十萬戶的租稅作為俸祿。莊襄王死后，太子政即位，即秦始皇，稱呂不韋為仲父。呂不韋權傾天下。

奇貨可居的意思

[釋義] 奇貨：珍奇的貨物;居：囤積。囤積珍奇的貨物;以備高價售出。比喻憑借技藝或某種事物以獲取功名財利及其它好處。[語出] 《史記·呂不韋列傳》：“子楚??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正音] 奇;不能讀作“jī”。[辨形] 貨;不能寫作“貸”。[近義] 囤積居奇 [反義] 寶貨難售

用奇貨可居造句

1)千年人參雖說奇貨可居,但他也有自己的底線。2)這導致辟谷丹主原材料缺少,從而使辟谷丹奇貨可居。3)如此而來,呂紅的物資儲備確實成了奇貨可居了。

4)奇貨居,這家古玩店的名字倒是有趣,奇貨居便是奇貨可居,從張震的態度不難看出,這家店還是有些值得夸贊之處的。

5)講價的訣竅，在于看中物品后要不動聲色，否則一被商家識破，便會奇貨可居，不肯讓步。

6)寧不凡雖修為全無,但自小聰明伶俐,察言觀色便知道自己怕是奇貨可居。

7)沒錯!就是禍根,因為這些人可都是遺失的種族,他們每一個都奇貨可居,絕對會有人愿意花大價錢來找自己購買這些人的。8)此番乃從塞北買進近兩百匹良馬,倘若運回冀州,著實是奇貨可居,了不得的大手筆。

9)呂不韋認為只要將異人送回秦國繼承王位,日后便可獲利不計其數,異人就像一件奇貨,可以屯積居奇,以待高價售出,這就是成語“奇貨可居”。

10)蘇桐生顯然也做過市井中摸爬滾打已久的混混,此時看出銷器兒李已有奇貨可居之心,出言諷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