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年輕人的糾結與痛苦紀實故事

“北上廣”(北京、上海、廣州)或許是他們心中永遠的心結：欲走還留，糾結其中，離開之后又分外想念。一年前，他們無奈而又痛楚地離開了這些光芒萬丈的大都市，有人稱他們是“逃離北上廣”；而今，他們中的一些人又從二線城市殺回來了，仍帶著些無奈，還有那么一絲的痛楚，更多的是對夢想的堅持，對生活的期待。

從鄭州回到北京：小地方是要靠爹的李涵從鄭州回北京快一個月了，一直寄宿在同學租住的房子里。平時同學去上班，李涵就悶在屋子里面上網發簡歷，有時候一天能發上百份，但是現在她還沒有碰到滿意的職位。同學勸她別整天老悶在屋子里面，出去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李涵說，不找到滿意的工作，她就一直閉關，中午到樓下買3元錢一份的涼皮現在成為她唯一的活動，“不能老住同學這兒啊，我得趕緊找工作，搬出去。”

一年前，李涵還是一家廣告公司的策劃，在北京著名的加班集散地——金寶街上班。她笑稱，那個時候自己就是個“三無產品”——沒房子，沒車子，也沒男朋友。一天打交道說話最多的就是樓下趴活的出租車司機，“那個時候經常加班，加班到晚上11點是太平常的事了，出了公司大廈，趴活的司機一看是我，問也不問，就知道要把我拉到雙橋。”那時候，李涵和網上認識的一姑娘租住在雙橋的一個小區，兩個人租了個兩居室，一大間，一小間。大房1000元，小房800元，“那姑娘說真的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工作的，反正每天我們倆碰不上面，我晚上回去，人家都睡了，周末就是呆在房間里一頓狂睡，睡個天昏地暗。”

李涵說，其實她一開始沒覺得這種生活有什么不妥，年輕人不就應該奮斗嘛！但是每逢節假日的時候，特別是給父母打電話的時候，她那種漂著的感覺特別明顯，“嘴里說著自己過得很好，但是經常說著說著就哭起來了。”

“房子買不起，像我這種沒戶口的還要有連續的納稅證明，那就得保證一刻都不能清閑，不能隨便跳槽，一旦跳槽銜接不好，連續的納稅證明就沒有了，連車子也買不了，工作這么累，談戀愛的工夫都沒有。”經常是掛了電話后，李涵已是滿臉淚水。父母在那頭就勸她回去，她一開始嘴很硬：“不回，不回，不混出個樣子來，我就不回。”她忘不了當年考上北京某高校時，多少鄉親以她為驕傲：“那閨女中，以后就是北京人了！”

促使李涵最終逃離北京的導火線是房東，“當時房東非要漲房租，一個房間就要漲500元，談判了幾次，根本壓不下價來，突然就有一種要露宿街頭的感覺。”恰好當時有個高中同學在郵件中告訴她，鄭州的一個事業單位正在招人，讓她趕緊報名。

“離開時有一種悲涼的感覺，我記得特別清楚，在北京西站的候車室，我拉著個行李箱，周圍都是說著河南話的人。”李涵說，當時她心中只有一句話：“我就這樣回去了，真的就這樣回去了。”

一開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經辭掉了北京的工作。當李涵告訴父母自己已在鄭州一個事業單位上班時，父母才恍然大悟：“閨女回來了，鄭州也行啊，也是個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鄭州生活就這樣開始了，她也以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給鄭州這個城市了。她甚至開始去相親，“高中同學好多在鄭州，不少結婚了，有的還有了孩子，我算比較落后的了，同學們很熱心，介紹了幾個，我都去見了。”然而接下來在這個事業單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個月會發一些補貼，雖然不多，但是在鄭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個新人剛去沒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無意中卻得知和我一起進單位的另一個女孩有，同事說，因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業單位的領導。”

同事張大姐勸李涵這些都要看得開，畢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關系，“有人罩著，那自然好辦事，大樹底下好乘涼嘛。”李涵也才明白，當時她選擇逃離北京的時候，就有人說：小地方，要靠爹！這個張大姐還告訴她，每到年底的時候，大家都會排著隊地到領導家送禮呢，“不送禮，有時候工作都會保不住的，這叫怎么回事啊。”

來自河南農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親不過是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莊稼人，在鄭州不能給她構建什么關系網，“這種感覺很不一樣，北京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會有回報，公司的薪酬獎勵很明確，多勞就會多得，不會有這些彎彎繞。這些彎彎繞，我還真玩不好。”

從那開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鄭州來干什么？“其實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覺得周圍人的思維和我也不一樣，一到周末去參加同學聚會，感覺和他們談不到一塊，就是不在一個圈子內的感覺，另外我大學讀的是傳播學，做廣告策劃是最自然不過的，但是做了一個辦事員，不能說低就了，就是有點使不上勁的感覺。”李涵也試圖努力過，在單位有文化活動的時候，她總想露上一手，寫出個漂亮的策劃案，“但根本行不通，領導才不管你什么策劃案呢，就是追求那種庸俗的熱鬧。”

夜深人靜，李涵心中的兩個人總是在打架，一方是北京，一方是鄭州。幾番回合下來，李涵還是決定離開鄭州，重返北京，“也考慮過去上海，畢竟那也是廣告公司聚集的地方，后來想了想，還是覺得北京更為熟悉。”

回到北京，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東家已經沒有空缺職位，“先回來就是勝利嘛，我戰勝了自己，我覺得自己不會再選擇逃避，在北京，我相信什么都會有的，我不會再是個三無產品。”

從萬州回到廣州：家鄉已是人生地不熟

劉梅原來在廣州，她已經算是“白骨精”級別的：白領、骨干、精英。

逃離廣州對劉梅來說，無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種不被認同感，“當時經濟壓力其實也有，更多的是尋求一種平衡，我在廣州能得到什么，耳邊是聽不太懂的粵語，親人又那么遙遠，照顧不過來；而回到重慶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決。”

仔細盤算了一下，劉梅一年前從廣州回到了重慶萬州，“身為重慶人，總覺得回到家應該大有用武之地。”在廣州的時候，劉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戶部工作，主要服務一些重要客戶，“給他們做活動，寫文案。”

然而在重慶萬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劉梅感到種種不適應，“在廣州給客戶服務的時候，就是談案子，在重慶萬州這邊客戶并沒有那么國際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寫得不行，這單子咱也能簽下來；還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應該是一流的，但是沒想到，那客戶還是簽了那家公司，后來才知道對手有熟人關系，并送了禮的。”

回到重慶萬州的劉梅深刻感覺到“人生地不熟”，“這是我的家鄉嗎？我為什么一點優勢都沒有呢？”更讓劉梅痛苦的是這樣一次經歷——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簽下一國際客戶，當時要給這家公司做一個酒會，邀請函上寫著“請著正裝”。但是隆重出場身著晚禮服的她發現，“就我一個人身著晚禮服，像個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還有人穿著拖鞋就過來了，有的人帶了孩子，孩子在現場大呼小叫，讓客戶很不滿意。”

劉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過高？“從廣州回重慶，真的是懷著抱負的，要做點事情給家鄉的，但是沒想到是這個樣子。”就這樣，劉梅揮一揮衣袖，沒帶走任何東西，又回了廣州，“現在想開了，廣州雖然節奏快，生活壓力大，但是我應該適應這里，應該把這里當成我的第二故鄉，也許我還會回到重慶的，但不是現在。”

從濟南回到北京：二線城市工資太低

2006年，23歲的東北女孩陸順梓大學還沒畢業，就一個人跑北京來找工作了。在這里，她認識了山東男孩姬之幼。小姬比順梓早一年畢業，當時正和幾個朋友一起開影視制作工作室，主要業務是為企業拍廣告片、宣傳片。

性格活潑開朗的順梓凡事喜歡靠自己，很快，她找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公益機構做網站編輯，月薪1000多元，提供員工宿舍。剛剛走出校門，她實在不想再過那種標準的集體生活，于是就跟一個關系要好的女同學一起，在昌平一處居民樓里合租了一間小房子，每天坐公交車上下班，雖然免不了奔波，卻可以一路欣賞不同人的不同面孔，順梓的生活過得新奇而快樂。

第二篇：糾結的孝心紀實故事

“漂族爸媽”：身處鄉下，為了跟扎根都市的子女團聚，被迫背井離鄉，從鄉下“漂”到都市與子女一起生活的老人。由于衛生習慣、生活習慣等差異，他們多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處在一種無根狀態。

子女扎根都市，父母定居鄉下，如何盡孝？相信這是困擾很多子女的一種現狀。按常理來說，盡孝無外乎有兩種:一是常回家看看，了卻父母的思念之情，可鄉下居住不習慣，不少子女都把常回家看看當成了嘴上唱的歌，并沒有落實到實處；第二種就是在城里買套大房子，把父母接進城和自己一起住，但這種情況往往因為老人對都市生活不適應，漂泊感很強，甚至會給子女家庭造成困擾，導致離婚率上升。

那么，世上有無第三種盡孝手段？本文講述的是湖南一個70后女青年，早在1994年就在深圳打拼，并在深圳成家立業生子。她和老公都要上班，像許多年輕人一樣，從想“常回家看看”到把父母從鄉下接到深圳跟自己一起生活。然而，父母來深圳后不習慣大城市的生活，家庭矛盾叢生。他們最終能否挽回被都市消磨殆盡的親情，在都市和農村之間找到第三種盡孝手段呢？以下是這位女青年的自述——

常回家看看唱得容易做著難

1974年出生的我是湖南省岳陽市大明鄉人，我有兄妹4人，父母都是農民。父親很疼我們，但沒啥文化，教育方法簡單粗暴，我們從小都沒少被他打罵。姐姐小學文化，在深圳一個小區當保潔員。弟弟初中文化，在上海創業，但一直賺少賠多。兄妹中最有出息的當數大哥，大哥17歲就考上了岳陽師范學院，畢業后在長沙開了一家公司。

原本，爸媽跟著最有出息的大哥生活是無可爭議的，可大哥畢業后執意與沒工作的大嫂結了婚，這樁婚事從開始就遭到了爸媽的強烈反對。大嫂因此與他們關系緊張，拒絕與他們同住。鬧到這個地步，爸媽特別傷心地對我表示：“你哥哥姐姐弟弟都不爭氣，我們將來全指望你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自覺地把養老責任放在心頭。1994年，高中畢業的我來到深圳一家電子廠打工，通過自考拿到了大專文憑，并在那里與老公孫東相識。孫東是遼寧人，大學畢業，父母都是公務員，但十幾年前就已離異各自重組家庭。1997年，我和孫東結婚，租住在一個一室一廳的出租屋里。雖然我們的出租屋面積不大，但屬于精裝修公寓房，家具家電一應俱全，住著非常舒服。

2000年春節，我和老公租了一輛車回湖南老家過年。但我發現，過慣了都市生活的我，已經嚴重不適應農村的生活了——父母還住在我出生前就蓋的房子里，衛生條件很差，土雞和狗就在房間亂竄，廁所連著豬圈，方便的時候還要提防豬拱進廁所。看到這幕情景，我面對父母端上桌的豬肉根本無法下咽。更不方便的是，我家沒有熱水器，洗澡還要用一壺開水“勾兌”一盆涼水。我和老公掌握不好勾兌的比例，先后凍成了重感冒……

為了不讓父母在農村遭罪，我每月都給他們寄1000元錢。但令我生氣的是：這錢，我爸媽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都暗地里接濟了我弟弟！我生氣地想：看來，還是等有條件了把父母接到深圳，才能真正讓他們享福！

2001年初，我們的生活已經有所好轉，先買了一輛標致307轎車代步，平時經常開車回湖南看望父母。每當車開進我家破舊的院落，我父母都會放一掛鞭炮，然后在我們的后視鏡上拴一根紅布帶，說這樣可以保佑我們開車平安，然后他們把平時積攢的土雞蛋、臘肉一股腦地塞滿我的后備廂。我多次對他們說，等條件成熟時，就把他們接到深圳。他們一聽這話就特別開心，經常向鄰居炫耀：“女兒要接我們去深圳享福呢！”在鄰居的恭維聲中，他們的臉上涌現出無比的幸福感。

2001年末，我和老公開了一家電子廠，賺了40多萬！我們在福田區買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要接我父母來深圳長住。可是，我父親說：“英子，你的孝心爸心領了，但是，我和你媽還養了3頭豬一群雞，實在沒時間去深圳呀。”我不以為然地說：“爸，家里的條件那么差，哪里能住人呢？我特意買了三室一廳，就是為了讓你和媽來了好住！”不料，我爸不高興地說：“家里怎么就不能住人了？你從小不是住在家里嗎？”這時，母親打起了圓場：“英子，現在我們來深圳只能白吃飯，幫不上你啥忙，等你懷孕了我們再去吧。”

2008年初我懷孕之后，父母特別高興！他們破釜沉舟般地賣掉了所有的雞和豬，提著一筐土雞蛋跑到深圳投奔我了！來到深圳之后，他們看什么都是稀奇的，管保安叫警察，管物業管理處的員工叫領導，甚至管小區的綠化帶叫公園。我爸還在我們單元的樓頂開辟了一個菜園，每天熱火朝天地伺弄蔬菜……

把爸媽關在深圳無根的浮萍幸福嗎

我給爸爸買了不少高檔補品，給媽媽買了幾套真絲家居服。媽媽撫摸著這套衣服，贊不絕口：“英子，只有解放前的地主才能穿起這種綾羅綢緞呢！”我豪爽地說：“爸，媽，我們在深圳的生活不比從前的地主差。你們就跟著我享福吧！”

到了星期六，孫東開車帶我們去逛商場。我媽早就念叨面霜用完了，想在商場買瓶面霜。可是，她往一樓的歐萊雅專柜一湊，就嚇得縮了回來：“不就是一盒‘香香’嗎？怎么賣那么貴？”我笑著說：“媽，歐萊雅還不是最貴的，我用的化妝品比歐萊雅貴多了。”我的本意是讓我媽相信我在深圳過得不錯，多貴的東西都買得起，從而也敢大方花錢。沒想到我的良苦用心起到了反作用，我媽氣憤地說：“在我們老家街上，雅霜才3元錢一瓶！”看到我爸我媽灰溜溜的樣子，我估計他們更不舍得在飯店吃飯，只得識趣地帶他們回家。

此后，我爸媽堅決拒絕再跟我一起逛商場。他們甚至拒絕我帶他們在深圳轉轉。他們每天待在家中，臉上的笑容越來越少。尤其是我爸，唯一的樂趣就是伺弄他的樓頂菜園。可是，我爸的這一樂趣很快就被剝奪了。一天，我爸正在菜園揮汗如雨，我家的對講門鈴響了，一個保安委婉地勒令我們將樓頂的菜園自行拆除！我趕緊帶我爸來到物業管理處詢問。物業管理處主任說：“你們在頂樓種菜，滋生了大量蚊蟲，鄰居們很有意見。”為了保留住爸爸的一點兒念想，我給主任塞了一盒煙，賠笑道：“我爸在農村生活習慣了，就喜歡種菜，您就手下留情吧！”可主任嚴肅地說：“頂樓也是消防通道，萬一發生火災，高層住戶是可以從頂樓逃生的！你把頂樓弄成了菜園，發生火災誰負責？”我心有不甘，還欲繼續哀求，沒承想爸爸大喊一聲：“英子，你別多說了。領導說得對，菜園咱不能要了，爸現在就回去拆了它！”我一扭頭，正與我爸蒼涼悲壯的目光碰個正著。我的心頓時疼痛不已……

萬般無奈，爸爸沉默地拆掉了他一手建造的菜園，也拆掉了他對深圳所有的好感。看到他天天坐在沙發上愣神，我媽努力寬他的心：“趁女兒還沒有生，我們還不忙，走，串門去！”他們曾在電梯碰到過對門的老太太，就拎著在樓頂收獲的一捆蔥去敲老太太的門。然而，在電梯里對他們禮貌有加的老太太，卻用身子擋在門框上，不咸不淡地應付兩句，就哐的一聲關上了防盜門！我在自家的貓眼里看到這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埋怨爸媽：“我們自己家有吃有喝有電視看，非去她家串門干什么？這里又不是農村，端著碗能串幾家！”爸不服氣地教訓我：“遠親不如近鄰，你要學會搞好鄰里關系。”我刻薄地揶揄：“我倒是想跟人家搞好關系，可大家根本不敢跟陌生人說話。”爸爸嘆息道：“也是的，這大城市的人，安全防衛意識也忒強了點，連門都不敢開！每天把門關得死死的，自己不悶嗎？”

爸媽對都市有著千萬種不理解。可是，為了不影響我的心情，他們基本上都忍著。但有件事卻讓他們徹底動搖了在深圳長住的打算：我媽掉了2顆牙。我帶她來深圳某牙科醫院就診。牙科醫生告訴我，我媽除了要補牙，另外還有5顆牙有不同程度的壞死和松動，全部做下來大概要來醫院10次左右，9500元錢。我媽一聽，忙說：“我不鑲金牙！”醫生瞅著我媽直樂：“老太太，你當我給你鑲的是金牙呀？告訴你，是烤瓷牙！”我媽激動地跟醫生理論：“不是金牙還要9500？在我們老家的衛生院，鑲滿兩排牙也只需要300元錢！并且我在老家有醫保，300元都是可以報銷的。”醫生也不客氣：“那您就去老家鑲牙吧。”媽媽一下被噎住了，生氣加上激動，她的眼圈都紅了。爸媽最后一商量，堅決要求回老家看病，理由是在老家有醫保，能報銷。我拗不過，只得給他們買了回湖南的火車票。

第三篇：不要提前去想象痛苦紀實故事

佛教經典《百喻經》，里面有個《渴見水喻》的小故事。從前有一個人，大熱天渴得要死，于是到處去找水。終于，他找到了一條大河，急忙跑上前去。然而，當他站在岸邊，看見奔流不息的河水時，左思右想，竟然不敢喝了。旁人路過，見此情景，大惑不解問道：“你不是很渴嗎?現在到了河邊，為什么又不喝水呢?”此人認真答道：“我確實很想喝水，可是河水這么多，我想到一輩子都喝不完，所以一口都不敢喝。”路人大笑，覺得此人不可救藥，懶得理他，轉身去了。

這個人是不是很傻?先不用笑別人，不妨捫心自問，我們有沒有犯過類似的錯誤。也許你曾經很想學一門外語，但是想到有浩如煙海的單詞要背，恐怕一輩子都背不完，于是趕緊打消了這個念頭。也許你買到一套心儀已久的書。卻發現書太厚內容多得超乎想象，擔心看不完，再也不敢去碰它，于是這套書在書柜里擺了十幾年，一頁都沒翻開過。每個人的內心都有過雄心壯志，在我們的腦子里，每天都會冒出無數個想法。然而遺憾的是，絕大多數念頭都在靈光一閃的剎那，又被自己掐滅了。夢想還未開始，就已結束。

佛陀講這個故事，是要勸喻世人：如果你想修行佛法，就要趁早開始，不要因為擔心自己受不了那么多戒律，就干脆一戒都不受，放棄修行。河水喝不光沒關系，喝一口是一口，總比站在河邊渴死強。人生就是一場修行，這種問題每個人會遇到。然而，佛經里只是闡述了一種現象，并未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見水不喝”的心理根源是什么，有沒有行之有效的克服辦法?

前美國海豹突擊隊馬庫斯，寫過一本回憶錄《孤獨的幸存者》，里面詳細記錄了海豹突擊隊員的受訓內容。可想而知，那種高強度的“地獄式”訓練，考驗的不光是體能極限。更是意志力承受極限。疼痛、寒冷和恐懼，時刻會把人逼到崩潰的邊緣，對于受訓隊員來說，簡直每天都是世界末日。因此，教官又制訂了一個比較人性化的規則。訓練場上掛著一口大鐘，如果哪個學員覺得無法忍受，只要親自去敲響這口鐘，就表示自動放棄，隨時可以收拾行李回家，絕不阻攔。即使人人都把敲鐘視為奇恥大辱，鐘聲依然每天都會響起。

不久，馬庫斯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大多數人都不是在訓練過程中放棄的，而是晚上休息時跑去敲鐘。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圓滿完成了當天的訓練任務，最艱難的時刻都挺過來了，為什么在最輕松的時候，反而決定放棄?經驗豐富的教官解開了馬庫斯心中的謎團：“他們沒有專心投入當天的訓練，總是在擔心明天能不能熬過去，情不自禁陷入到對未來的恐懼之中，越想越害怕，于是放棄了。”因此，教官會提醒留下的學員：“千萬不要提前去想象痛苦!要忘記未來，只關注眼前，堅持完成當天的任務就是成功。”道理并不深奧，但總有人做不到。

看到此處，我就想起佛經里那位愚兄，站在河邊，就是不敢喝水。他想得太遠，結果把自己嚇壞了。在我們的一生中，可以有所作為的時候只有一次，那就是現在。不要陷入對未來的恐懼中，把握當下，走出第一步，就是勝利。

第四篇：父與子紀實故事

已經過去近20年了，只要閉起眼睛，耳間似乎仍能響起父親夜歸時的重重足音。父親是個普通人，而普通人往往活得沉重。他教過書，后來又到一家工廠擔任統計工作。那手算盤打得很夠水平，掌燈的時候他把白天沒計算完的報表攤開，噼叭噼叭地算。我便在那有節奏的聲響中睡去。

父親性情剛烈。打起有過錯的兒子也決不手軟，曾經打我打折過一段木板。我對此事時有怨恨，然而過后就漸漸淡忘了。或許我們共同生活的時間過于短暫，僅有13年，因而忘不掉的只有他給予我的無言之愛。

早些年生活艱苦，我們4口之家每遇星期天改善一次伙食，也至多去割兩毛錢的豬肉吃頓鹵面而已。有年夏天，外出做客天黑返程。6歲的我被父親背著，半睡不睡地走。天上滿目繁星，地下響著他的腳步聲，路走也走不完。走到一處夜宵店，父親花兩毛錢要了瓶汽水給我，說是提提精神。我讓他，他僅沾沾唇，看著我一口口喝完。當時我意識不到，這瓶汽水的價錢相當于父親四個中午的菜金。

等到身染癌癥的父親被推進手術室時，他的同事們才告訴我們他是怎樣節儉。現在我們的生話好起來了，但無論是“可口可樂”、“高橙”還是別的什么飲料，在我看來都遠遠不及父親給我買的那瓶汽水。到我可以用自己的錢買最好的酒、最好的飲料的時候，父親已經不能享用了。我非常后悔喝掉那瓶汽水，不該讓父親因此連續4天以大蒜、辣椒佐餐。

父親愛讀書，愛聽廣播，手術后病休在家，常坐在門前矮凳上，旁邊是半導體收音機，腿上攤著歷史資料或歷史演義。一看到我背著書包回家，就很專注地望著，等我走到近前，往往由衣兜里掏出塊帶著體溫的硬糖塞給我。我問過好便去瘋跑，竟不懂得應該在他身邊多呆一會兒。

那陣子正值十年內亂，我們好好一個百姓家庭被亂糟糟的時事和父親的病癥罩上濃重的陰影。母親、11歲的我和6歲的弟弟精打細算，省下細糧和肉、蛋讓父親補養身體。父親極是不忍，趁母親不注意就往我們哥倆嘴里塞一點好吃的東西。到了1972年，父親的病情惡化，一天天枯瘦下去，終于離我們遠去，在44歲。

父親故去的最初幾年，盡管我家已變換住處，我卻常常在黃昏獨立窗前，看著雪片被風刮來刮去，靜聽門外有沒有那串重重的足音由遠而近，一小時、一小時地等待。有好幾次，我在街市茫茫人海里發現與父親相似的身影，心里一面念叨著這不會是他，不會是他，一面又身不由己地跟出好遠一程。我無法說服少年的自己：你沒有了父親。

前年清明，我護送父親的骨灰返回故鄉，讓他長眠于村后的山崗。立于瑟瑟風中，環顧父親在兒時玩耍過的，病中一再懷戀的浩蕩水庫和光禿禿的山巔巨石，我感到時光流逝的重壓，心中泛酸。他曾許諾過，一定帶我返鄉尋根，真來時他卻不能指點故地故人。

將近20個春秋過去，國事家事風風雨雨幾多變遷。過去的都過去了，然而對于父親，我為人之子確實愧感未能臨終盡孝。有一天，13歲的我和8歲的弟弟被打發到外祖父家暫住。等我們再回家，連父親用過的床也撤掉了。

都是父親的主意，他囑咐家人把我們帶開。

時至今日，我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兒子。我常常想，一個人在彌留之際果真不想再看幼子一眼嗎？而我的父親即使在那樣的時刻，仍然沒有考慮自己。他沒有留給我們官階，錢財甚至遺容，唯有溫暖至深的回憶片斷一幕一幕。

第五篇：父親與女兒的紀實故事

女兒3歲時

多年來，我一直在政界工作，投入了大量時間，經常還會出差。以前每次出差一走就是六七天，偶爾回家也只作短暫的停留，拿些換洗的衣服。安妮3歲生日前不久，我剛剛結束了與參議員的一系列活動。我們從附近的雜貨店驅車回家時，坐在后排的安妮突然問道：“爸爸。您住在哪條街上呀？”

“什么？”我還以為自己聽錯了。

“您的家在哪條街上？”

那一刻我永遠不會忘記。盡管她知道我是她爸爸，但卻不知道我和她住在同一個屋檐下。盡管最終她明白了我們住在同一個地方，但對于我在她生活中的位置還不清楚。當擦破了膝蓋時，她總是跌跌撞撞地撲到媽媽懷里，而不是來到我身邊。在學校偶爾聽到什么不懂的問題時，她也常常一直憋在心里，見到媽媽時才說出來。直到一個夏天的晚上，事情才有了轉機。

安妮要在后院建一個捉迷藏玩的小屋。她已經砌了好幾天了，有時和鄰居的伙伴一起，有時獨自一人。天黑了，她一直沒回來，因為剛堆好的墻總是中途坍塌，她的情緒十分糟糕。當墻又一次像往常一樣轟然倒下的時候，她忍不住大哭起來。

“安妮，你知道需要些什么才能把墻砌起來嗎？”我問。

“什么？”

“大約60塊磚。”

“可是我們沒有那么多啊？”

“我們可以想辦法去五金店弄一些。穿上鞋子，趕快上車。”

我們開車來到三四英里外的五金店，在那里找到了磚。這些磚又粗糙又沉重，我先要將它們搬上手推車，然后再裝進吉普車里，回家后還要慢慢卸下。

“爸爸，讓我來搬吧，求您了!”安妮央求道。

“可是，寶貝，這些磚好沉啊!”

“求您了，爸爸。我真的很想搬!”說著，她跑到磚堆旁，雙手搬起一塊磚，費了好大力氣才放到手推車上。

照這樣下去恐怕一晚上都得耗在這里了，我看了一眼手表，盡量抑制住內心的焦躁。安妮轉身回到磚堆旁，左看右看，好半天才挑選了另一塊。我把這當做巴不得快點結束的任務，那樣就能早點回去，而安妮想讓這一刻延續下去。突然我明白了，她就是想這樣度過一個晚上。像這樣我們兩個單獨待在一起的時候并不多見，通常是她的哥哥杰克陪著她。

我靠在手推車上，深吸了一口氣。安妮有條不紊地搬著磚，顯得很輕松，話也開始多起來。她給我講她要建的東西，講學校生活、小伙伴以及即將到來的騎馬課。我突然明白了，我們是在買磚回去砌墻，砌一堵感情之墻，而實際上我們也正一點點地拆除一面墻——橫亙在我和安妮之間的隔閡之墻。

那以后我明白了妻子早就明白的道理：怎樣跟安妮一起看電視，即使那個節目并不是我想看的；怎樣全身心地投入待在安妮身邊，而不是一邊陪她一邊看書報。安妮想和我在一起，不是因為我能給予她什么，不是因為我能帶她到什么地方去，也不是因為我們能一起做些什么，她只是想和我待在一起，她只是享受我們一起度過的時光。

女兒10歲時

一轉眼安妮10歲了，是小學高年級班的優秀女生。就在她10歲生日前一天，我看著她走上演講臺，站在麥克風前的時候，一種始料不及的緊張籠罩了我……

女兒要競選學生會主席，今天所有參選者要向全校師生發表競選演說。能否當選，今天的表現至關重要。女兒漂亮，口齒伶俐，鎮定而有吸引力。我知道她會講得很好，讓我緊張的是臺下的觀眾。校長事前規定，講演沒結束時，任何人不準鼓掌或起哄，學生們似乎覺得這樣太無聊，故意跟校長唱對臺戲。好幾次，講演的同學話說了一半就被刺耳的口哨聲打斷了。

兩周前，當女兒請我幫她策劃競選戰略的時候，我沒有緊張。我告訴她：“如果你真的，真的想當主席，最具號召力的辦法是使用幽默。能把所有選民都逗樂，就贏定了。”做到這一點并不簡單，她的演說必須出人意料。“相信我，按我的計劃，你一定能大獲全勝。”我當時胸有成竹地對她說。

女兒聽了我的安排，開始有些猶豫，但最終還是同意了。她很認真地寫好講演稿，每天練習時，我不時地告訴她：“幽默，再幽默一點兒。滑稽，再滑稽一點兒。”我知道很多老師和家長都會教育孩子“要像大孩子那樣”“要嚴肅”“不能做鬼臉，不要出怪相”，那是因為他們錯把“幽默”當成“幼稚”！其實幽默是種非常寶貴的財富，有了它，你會所向披靡。而要真正精通詼諧的藝術，需要長久的磨煉和成熟的心智，對一個10歲的小孩來說，是很不容易的，但我希望給女兒一個關于幽默的早期教育。

本以為一切準備就緒。但她講演前那半分鐘的寂靜，突然讓我驚慌起來。如果我估計錯了怎么辦？如果她的講演不能讓大家發笑怎么辦？我會不會辜負她的信任？如果她落選了，以后女兒還會聽我的話嗎？我覺得自己仿佛剛把親女兒丟給鯊魚，我這個父親將威信掃地。

“我的名字叫安妮，我要競選做你們的主席，”女兒的聲音很鎮定，“我想你們應該選我，因為……”她停下來，向臺下四周看了看。我等她說出下句，拿攝像機的手抖個不停。女兒從身后的背包里掏出一個圓形塑料飯盒，倒扣在頭上，用拳頭壓著鼻子，模仿機器人的聲音說：“因為，我是外星人，到地球來吃你們的午飯！”

大家壓根兒沒想到她會說這么一句，全場哄堂大笑。女兒等笑聲停止才慢慢地說：“不過別信我的話。你們應該問問那些跟我有相同生日的人，比如喬治·華盛頓。”說完，她背過身去，戴上了灰色的假發。這會兒觀眾們都來了精神，等著看女兒還有什么新花樣。“哦，老天，我的背真疼!”她用老年人沙啞的聲音嚷道，“我猜是因為我在地下躺了兩百多年的緣故！”

臺下又爆發出陣陣笑聲。我知道，她的幽默已經征服了所有觀眾。女兒贏定了……

講演快結束時，她提出如果自己當選將做的種種改革，禮堂里充滿了歡呼聲和掌聲。學生們又跺腳又拍椅子，場面幾乎失去控制。老師們、校長光顧著揉肚子，根本顧不上維持秩序。而我的心也興奮得快炸開了，我把臉貼在攝像機上，這樣旁邊的家長就不會看到我悄悄流下的眼淚。

女兒18歲時

在落日的余暉中，女兒安妮站在水中，河水漫過了她的膝蓋。雖然天色已暗，但她還是優雅自信地拋著魚線，希望能再釣一條鮭魚。

我坐在不遠處的岸上靜靜地觀察著她，既驕傲又有點難過。這次旅行后，她就要進入大學開始新生活了，我下定決心要為我的寶貝再捕一條鮭魚，但毫無所獲。

“該走了。”我說。

“再釣一會兒，爸爸。”她回答，“再釣一會兒。”

我笑了，回想起她第一次說這句話時的情形，已是15年前了。那時安妮只有兩歲半。她幫我在花園里挖蚯蚓，急切地上好魚餌，還沒有完全掌握要領就非要自己動手。鮭魚第一次咬她的魚餌時，她高興地尖叫起來，魚竿差點被鮭魚拖進了池塘。從此，我有了一個新的釣魚伙伴。要離開池塘時，安妮常說：“再釣一會兒。”對于一個喜歡釣魚的父親來說，這簡直像音樂一樣悅耳。我已經把漁具收了起來，她還坐在那里，棕色的大眼睛盯著浮在池塘水面上的浮漂。盡管很不情愿，最后她還是回到了車里。在回家的路上她興奮地回憶著旅行的一切。

在接下來的這些年里，我們經常一起去釣魚，我們談論壯觀的地形，趟過冰冷的河水，在高山上的湖里游泳，欣賞黃昏的美景，甚至遭遇野生動物……這些自然學與生物學知識都是電視和電子游戲所不能提供的寶貴經歷。

隨著女兒技術和自信的增長，她的很多問題都考驗著我的釣魚和旅行知識。我盡最大努力去回答她，但我知道很多回答并不能讓她滿意。漸漸地，我發覺安妮在改變。她不再是以前那個小女孩了，她開始拒絕我撒漁網的建議，她要自己決定在哪里釣……她的生物學獨立意識體現在她所做的每一件事上，從家庭作業到社會生活。一個自信的、有理想的女士好像在一夜之間長成了。

最后，當黑暗把安妮從河邊拉回來時，她堅持開車載我回家——這還是這么多年我們一起外出釣魚以來的第一次。我的心里有點不是滋味，說不清是喜悅、驕傲還是其他什么。

安妮即將去華盛頓大學學習生物學，我相信，大學會幫她解決很多我曾無法回答的問題。她將變得更成熟，但這一天終于來到的時候，作為父親，我的心情總是有點兒難過和不舍。我多么希望在她離開之前，我們能再釣一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