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平教會的平民教育運動及對新農村建設的啟示論文

摘要:20世紀2030年代由平教會所發起的平民教育運動，其核心是在鄉村推行“四大教育”，雖然由于歷史的局限，在當時取得的成果有限，但以晏陽初、陶行知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志士仁人在這場運動中所體現的愛國精神和在農村所做出的一些有益探索，對當今的新農村建設是有著巨大的啟發作用的。

關鍵詞:平教會平民教育運動 新農村

一、平教會的平民教育運動

平教會的平民教育運動，是一場以民為本，以“除文盲，做新民”為宗旨，以“改造農村，改造中國”為目的，對廣大平民進行教育的運動。以晏陽初、陶行知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教育家在社會調查的基礎上，決定在農村中推行“四大教育”以解決農村中存在的“愚、窮、弱、私”問題。

1.以民為本，辦平民的教育，辦人民大眾的教育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曾在《平民教育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上說:“今日我國問題，這樣的復雜，非從根本上求一個解決法，只顧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終久是治絲愈紊，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態……因為社會的各種問題，不自發生，自‘人’而生。發生問題的是人，解決問題的也是‘人’，故遇著問題有不能解決的時候，其障礙不在問題的自身，而在惹出此問題的人。所以我中華四萬萬民眾共有的各種問題，欲求根本上解決的方法，還非從四萬萬民眾身上去求不可。”由此可見，平教會認識到了問題的主體—人。進而他們充分認識到了每一個國民尤其是受過相當的教育、有知識的國民在一個國家的重要作用。在《平民教育促進會宣言》中，“古人說:‘民為邦本’。一個共和國的基礎鞏固不鞏固，全看國民有知識沒有。國民如果受過相當的教育，能夠和衷共濟，努力為國家負責，國基一定鞏固。如果國民全未受過教育，空空掛了一塊民國的招牌，是不中用的。他認為平民教育是培養國民元氣，改進國民生活，鞏固國家的基礎的教育。

在平教會的“四大教育”、“三大方式”中，其核心也在于“造人”，以民為本。其所提倡的“四大教育”中，為解決農民“愚”的問題，他們把“文藝教育”擺在第一位，而不是把解決農民“窮”的“生計教育”問題擺到第一位。認為要解決農民、農村的這些問題，根本的還是要用教育來提高農民的素質，以文藝教育為基礎，培養他們的知識力;以生計教育為心，培養他們的生產力。當然，由于歷史的局限，他們沒有認識到當時社會的真正病根所在，而將由病根所造成的“愚、窮、弱、私”作為當時社會的病源。因而平教會的平民教育運動實為一種改良運動，但他們在運動中所體現的為民干實事、為民辦教育的精神，充分體現了以民為本的科學思想。

從他們所辦教育的受教育對象來看，這種教育是服務于中國絕大多數人的，服務于廣大平民的，服務于廣大民眾的。晏陽初認為“現在的中國害了三種病。即瞎、聾、啞。造成這三種病的責任完全在教育界，希望同仁們積極地推行平民教育，讓每一個平民都受到教育。他說:“既稱為同胞，則當視平民如兄弟，他們不識字，我們要引以為可恥。有一未受教育者，即教育者的責任，否則不堪設想。中國有三萬萬二千萬人不算得是國民。美國一萬萬人，人人都是國民。所以平民教育我們當義不容辭。”

所以說，平教會的平民教育運動，關注的是中國絕大多數的農民，其中蘊含著“以民為本”的思想;其所倡導的平民教育，使每一個國民都能受到教育，包含著教育機會均等的思想，目的是“除文盲，做新民”和“改造農村，改造中國”，讓全體國民的素質都得到提高，至今都有著積極而深遠的意義。

2.推行與農民現實生活相聯系的“四大教育”

平教會通過調查研究發現，當時中國的生死問題，是“民族衰老，民族墮落，民族渙散，根本是‘人’的問題”。“農村運動，就是對著這個問題應運而生的。他對于民族的衰老，要培養他的新生命;對于民族的墮落，要振拔他的新人格;對于民族的渙散，要促成他的新團結新組織。所以說中國的農村運動，擔負著‘民族再造’的使命。”

要實現“民族再造”的使命，在平教會看來，最有效力的方法，就是教育。但這種教育既不同于以往的中國式育，也不同于從外國引進的舶來教育。這種教育就是平民教育，是一種與農民現實生活相聯系的教育，是一種全面的、完整的教育。他們既注重傳授給農民文化知識，也教給他們實際的生產技能，還對他們進行人文教育，陶冶其精神。他們深人河北定縣農村做實驗，通過社會調查，結合他們的經驗，確認中國農民的四大病害就是“愚、窮、弱、私”，以整個農村生活為對象，把文藝、衛生、公民和生計四種教育聯鎖扣合起來，成為整個的農村建設，這也就是他們在農村所推行的“四大教育”。具體來說，就是以文藝教育救愚，以生計教育救窮，以衛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用來發展和培養農民的“四力”:知識力、生產力、健康力和團結力。

二、平教會的平民教育運動對新農村建設的啟示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決議》中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工作任務。如今，正值新農村建設在全國開展得轟轟烈烈的時候，合理借鑒平教會在當時所探索出來的有益成果，并對其加以總結和發展，將對新農村建設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

1.新農村建設要以農民的發展為根本。現代化的農業生產的發展，需要高素質的農民;環境衛生的改造，需要高素質的農民;道德法制意識的增強，也有賴于高素質的農民。而農民素質尤其是文化素質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必須依賴于教育，正如當時平教會在平民教育運動中推行的“文藝教育”救“愚”一樣。當時他們的具體做法“從文字及藝術教育人手，使人民認識基本文字，得到求知識的工具，以為接受一切建設事務的準備”，這對我們現今的新農村建設是有很大的啟發借鑒作用的。目前提高廣大農村勞動者的綜合素質尤其是科學文化素質已迫在眉睫。但農村農民并不是都留守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他們中有許多在外地從事非農產業。為了新農村的建設，我們需要從多個方面開展各種形式的教育，尤其要將農村職業教育、基礎教育和成人教育這“三教”緊密結合起來，加強“三教統籌”，共同完成對農村勞動者的培養培訓工作，確實提高農民的素質。

2.新農村建設要以“科教興農”為指導思想，注重農科教相結合，發展農業生產，壯大農村的經濟實力。平教會在平民教育運動中推行的“生計教育”，就是從農業生產、農村經濟、農村工作各方面著手，以達到農村建設的目標。尤其在農業生產方面，注意到選種、園藝、畜牧各部分工作，應用農業科學，提高生產，使農民在農事方面，能接受最低程度的農業科學;在農村經濟方面，利用合作方式教育農民，組織合作社、自助社等方式;在農村工作方面，除改良農民手工業外，還提倡其他副業。這種做法對當今的新農村建設也是頗有啟發意義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加快經濟建設的步伐，不斷壯大農村經濟實力，新農村才有堅實的物質基礎。在農業的發展上，要以科教興農為指導思想、以農業科技成果為動力，農科教緊密結合來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加大科技成果在農業上的推廣力度，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率，提高農產品的生產率;在土地的使用權上，上世紀80年代之后賦予農民土地經營權的改革，釋放出了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再加上農業技術的進步，使大量農民擺脫了絕對貧困。因此，新農村建設，不能無視法律，強制農民恢復“集體經濟”，搞一刀切，引發不穩定因素。當然，對農民自愿組織起來的合作性組織，要積極保護。在農村經濟的增長點上，按平教會的做法，就是不僅要重視農業生產，還要發展農民手工業和副業。今天，由于農村的現實情況是人多地少，產生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為了讓這些剩余勞動力順利地轉移到其他行業就業，我們在發展農村第一產業的同時，也要在農村大力發展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以不斷壯大新農村的經濟實力。

3.新農村建設要重視農民的衛生和醫療問題。平教會在其推行的“衛生教育”中采取的具體措施是創建農村醫藥衛生保健制度，建立一整套的醫療保健體系，讓每一個農民都有得到科學治療的機會。時下，看病難尤其是農民看病難已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脫貧三五年，一病回從前”，“做個闌尾炎，白耕一年田”這是目前農民看病難間題的真實反映。平教會提出的讓每一個人都能得到科學治療的機會的“衛生教育”，對我們今天的醫療改革，有著現實的指導意義。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的醫療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應該放在讓每一位農民能得到科學治療的機會上。同時，要建立農村的醫療站點，以方便每一位農民就醫。此外，政府部門、衛生部門還要制定相應的政策，降低醫療費用，確實讓每一位農民能看得起病。最后，還要確實對農民進行有關衛生健康知識的宣傳教育，培養農民強身健體的意識，并組織農民進行健身活動。

4.農村建設要增強農民的道德觀念，提高農村的精神文明水平。平教會在農民中推行“公民教育”，施以道德訓練，使每一個人都了解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培養其道德觀念和團結力。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個方面的建設，新農村要走向現代化，精神文明是不容忽視的，而精神文明建設的基礎工作就是思想道德教育。當前，農民的道德觀念普遍是較淡薄的，農村的精神文明水平是偏低的。要增強農民的道德觀念，提高農村的精神文明水平，需要從以下兩方面著手:(1)加強農村學校思想道德教育，提高農村學生思想道德素質。要從思想意識上重視學校德育，開展靈活多樣的德育活，注重德育的實效性。(2)加強農村社會的思想道德教育，特別要重視農村基層黨團組織和黨員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要使農村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制度化、規范化和法制化;要加大力度整治不良的社會風氣，如杜絕現象的蔓延、打架斗毆現象的發生;還要加強正確輿論的導向作用，宣傳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政治觀。(3)加強農民的法制教育。大力進行法制的宣傳，進行普法教育。要充分發揮法制宣傳教育在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引導廣大農民依法參與村民自治活動和其他社會管理，了解和掌握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解決矛盾糾紛的法律途徑和法律常識。

第二篇：韓國“新村運動”對青島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啟示

論文摘要：建設新型農村，是世界上所有國家或地區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韓國在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實施的“新村運動”取得了巨大成就，提高了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質量，有效解決了城鄉發展失衡問題。相比而言，韓國的情況與青島市有著更多相似之處，表現在農村建設運動的背景、所處地理位置及傳統文化等方面。因此，韓國新村建設經驗的分析總結，對青島市新農村建設具有更多的啟示意義。

建設新型農村，是世界上所有國家或地區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韓國在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實施的“新村運動”取得了巨大成就，提高了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質量，有效解決了城鄉發展失衡問題。相比而言，韓國的情況與青島市有著更多相似之處，表現在農村建設運動的背景、所處地理位置及傳統文化等方面。因此。對韓國新村建設經驗的分析總結對青島市新農村建設具有更多的啟示意義。

一、韓國“新村運動”及其經驗

(一)韓國“新村運動”的興起

20世紀60年代，韓國在迅速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工農業發展、城鄉發展、地區發展出現嚴重失衡，“三農”問題愈發突出。為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韓國政府卓有成效地開展了“新村運動”。1962～1971年，韓國政府實施了第一、二個經濟發展五年計劃，重點扶持和發展出口加工工業。韓國出口加工貿易的突飛猛進帶動了其工業經濟和城市發展的一日千里。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韓國的農村經濟卻裹足不前。城市居民和農民的收入差距不斷拉大。1962年農戶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到1970年則下降到61％。而當時在全國農村人口中，經營不足1公頃耕地的農戶占67％，他們的年平均收入還不到城市居民的50％。這種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普遍存在，并呈不斷擴大之勢。城鄉生活的巨大反差，迫使大批農村人口尤其青壯年勞動力離土離鄉，涌入城市。大批青壯年勞動力流往城市后，農村健壯勞動力已所剩無幾。據韓國開發研究院統計，到1978年，韓國農村中婦女勞動力占45％，而50歲以上的勞動力高達30％。農村勞動力的老齡化、弱質化，農業生產后繼乏人以及農業機械化發展滯后等，致使部分地區的農業生產幾乎陷于崩潰的邊緣。農業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漁民的生活環境惡劣、發展意識差且信心不足以及農業發展基礎條件落后。在這種背景下，韓國政府于1970年發起了全國性鄉村建設活動——“新村運動”。韓國前總統樸正熙下達了這樣的指示：通過農漁民、關系單位、指導者之間的合作，尋找讓農村自助、自立、振作的方案。本著“擺脫貧窮是我們的責任”和“辛勤汗水能致富”的信念，決定對農村進行全面扶持、改造，在第三個五年計劃中，提出了“農漁村經濟的革新開發計劃”，被稱為“新村運動”。

(二)韓國“新村運動”的歷程及內容

新村運動就是從鄉村實際出發，開展讓大家都過上好日子的運動，不僅是指擺脫貧窮，而且還包含精神改革以及要營造現在和未來美好生活環境的含義。其基本目標是促進農漁民樹立“勤勉、自助、合作”精神，改善農村生活環境，發展農業生產，提高農漁民的生活水平。新村運動的基本內容涵蓋精神啟蒙、環境改善、增加收入和經濟開發等諸多方面。70年代的“綠色革命”，完成了糧食的自給自足；80年代的“白色革命”，使在塑料溫室中培育四季農作物成為現實；而在90年代，通過加強各種農副產品的競爭力，韓國已經做好了向著21世紀生命科學農業進軍的準備。時至今日，韓國“新村運動”已開展30多年，大體可化分為五個階段，每個階段各有其明確的目標和具體內容。

1、奠基起步階段(1970～1973)

1970年4月22日，在“靠自己的力量建設家鄉”的口號下，新村運動拉開了序幕。1970年10月起，韓國政府為全國每村免費提供335袋水泥，要求必須用于村里公共事業，大大提高了農漁民參與新村運動的積極性。如果按戶計算，每戶可得到4袋水泥。按當時價格折算，相當于政府撥給每個農戶4000韓元左右的資助。這項示范工程以整治江河支流和小水庫、修理公共水井、整修落后的房屋、橋梁涵洞、河堤馬道、村級公路等“十大建設項目為中心”，參加者達720萬人，完成385000個項目，不僅名副其實地激發了農漁民和農漁村“只要行動就會成功”的信心和“必須去干”的積極性，而且也使政府大受鼓舞，產生了“能做到”的決心。除此以外，韓國政府還組建了“新村運動”的最高領導機構——“新村運動中央協議會”，各道、郡、邑都設有相應的協議會，實行垂直領導、管理和指揮，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全國性網絡。此外，中央政府還批準組建了新村運動中央研修院，以培養大批新村指導員，由他們組織帶領村民進行村里各項建設活動。每項工程在經過全體村民的充分討論協商后開辦。在推進“新村運動”的過程中，政府根據各村的資集水平、勞動效率、村民相互配合能力以及工業產品開發能力等進行綜合評比和考量，把全國34656個村劃分為基礎村、自助村、自立村三種類型。村民參與程度最低的村屬于基礎村；參與程度最高的村叫自立村。政府根據不同類型村莊的具體情況，制定出各不相同的開發計劃。到1973年，韓國農村中的自立村有2307個，自助村約13834個，基礎村為18415個。通過這一時期的改善環境運動，韓國農村的面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極大地振奮了廣大農民積極向上的合作精神。

2、自發拓展階段(1974～1976)

新村運動在農村取得成功之后，從1974年起逐步擴散到各大城市，成為全國性的現代化建設活動。改革重點從改善農村環境與農民居住條件轉變為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為了增加農民非農收入，1972～1976年韓國政府又推出了“第二次增加農漁民收入計劃事業”，又稱“建設新村運動增加收入事業”。主要開發禽類、養牛、水產養殖、香菇等林產品21個品種。以郡(縣)為單位，在全國137個地區開展，參加農戶75萬多個。政府從財政、技術上給予了大力支持，各地區因地制宜，發揮各自優勢，廣開生產經營門路。如平原地區，大力提倡種植經濟作物、果樹、蔬菜等；山區則發展牧業、林業，開發經濟作物等。同時，政府還鼓勵農村就地建廠，對產品進行初加工和深加工，達到增產增收的目的。為提高糧食產量，實現大米自給，1972年韓國開始在農村推廣普及高產水稻新品種“統一稻”的種植。政府從科學育苗、栽培、管理等諸多方面給予技術上的大力支持。糧食增產、糧價上升、經濟作物的種植等使農民收入有了明顯提高。1974韓國農民的收入已基本達到城市工人的收入水平。1967～1976年間，韓國農民家庭收入由12456韓元增加到96355韓元，增幅達774％。這期間韓國城市工人收入從20720韓元僅增加95980韓元，增幅為463％。農業生產連年喜獲豐收，廣大農民的收入普遍得到大幅度提升，是這一階段“新村運動”的主要成果。

3、自發主導階段(1977～1980)

1977年是韓國第4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政府把這一階段農民收入目標定為140萬韓元，又把“建設新村運動，增加收入事業”擴大為“建設新村運動，增加收入綜合開發事業”。為大力發展農村工業，擴大生產，政府將原來以家族式的小農經營的單一產品擴大到以縣、邑為單位的生產基地，形成生產、銷售、加工為一體的綜合經營。農村工業多數為出口加工廠，如農產品或水產品加工廠等。農村工業的發展，農民非農業收入明顯增加，原來預定1981年達到的農村自立目標，提前4年于1977年就已實現。全國34656個村有98％成為自立村，基本消滅了基礎村。1978年農村企業達到384個，1980年增加到790個。

4、自發建設階段(1981～1988)

這一階段，韓國政府大幅度調整“新村運動”的政策與措施，廣大農民在政府引導下自發地開展農村現代化建設。政府的工作重點是建立和完善全國性新村運動民間組織，制定發展規劃，做好協調與服務工作，為新村發展提供必要的財政支持、物力支持和技術支持。新

村運動的培訓和宣傳教育工作轉交民間組織承擔，鼓勵農民積極調整農村產業結構，進一步發展多種經營，提高農村金融和市場流通的效率和農民收入，以此引導農民自發地進行農村現代化建設。這一階段，盡管政府的主導作用有所弱化，但農民自發建設新農村的熱情并未減退，農民的生活水準開始普遍接近城市居民生活水準。

5、自主管理階段(1988～)

1988年以后，韓國的“新村運動”開始進入一個農民自主管理和自我發展的階段。此時的“新村運動”也帶有鮮明的社區文明建設與經濟開發的特征。這一階段，政府的工作重點是教育廣大農民自覺抵制各種不良社會現象，加強國民道德倫理建設，培養村民的共同體意識，強化農村的民主與法制教育等。在這個過程中，“新村運動”初期為啟動農村經濟和文化活動而建立的相關政府機構及其職能逐步弱化，而有助于推進農村經濟、文化發展的組織機構、活動的內容和形式，如農業科技推廣和培訓組織、農村教育機構、農協、物資的流通、農村綜合開發、農村經濟研究等組織機構應運而生，為傳承和彰顯新村運動的價值理念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韓國“新村運動”的主要經驗

韓國的新村運動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矚目。這種農業現代化運動，既促進了農業的發展，擴大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途徑，又快速縮短了城鄉差別，實現了農村的繁榮和穩定。縱觀整個運動，有許多成功的經驗。

1、以精神啟蒙為先導

精神啟蒙是韓國新村運動的核心，精神啟蒙主要是指農民教育及通過機制的建立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韓國農民缺乏個性和開創精神，帶有濃厚的宿命論色彩。為此，韓國政府通過一些具有感召力的活動和國民喜聞樂見、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宣傳口號，使國民長期受抑制而潛在的良好社會倫理道德迸發出來，釋放出了無窮無盡的效能。政府專門成立了一個新村培訓院，其主要職責就是培訓“新村領袖”。其培訓方法和內容主要是：強調“精神”培養、請成功者介紹經驗、政府官員進行政策說明、實地考察、研究討論、制定計劃等。另外，他們把參與相關工作的公務員也派到研修院，與“新村領袖”同吃、同住、同培訓。培訓院是新村運動中一個成績非常突出的機構。

2、長遠著眼，小處入手

上馬的都是切實可行的小項目，如修路、修井、修塘、拉電網。從1973年始，政府的投資全部轉向遍布全國農村的細小項目，見效快、動員群眾廣泛。而且，項目的上馬并不依靠領導人主觀決斷，都由專家設計，是現代科學和理性決策的產物。并且在實施中，能及時對方案進行修正。

3、政府的主導作用

對于后發現代化國家而言，靠分散的決策方式來發展經濟與社會不僅周期長、成本高，而且極有可能喪失發展時機，因而必須依靠政府主導的綱領性決策模式。整個運動過程中，韓國政府在政策目標的確立、政策推進的組織領導、資金的籌措與安排、技術的開發等方面都發揮著積極的主導作用。

4、以農民為主體

韓國在開展新村運動中，始終堅持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始終激發國民的進取精神，引導國民進行自我教育，主要依靠農民自己來實現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的目標。堅持以農民為主體，實現村民自主自治。從漁村內部出發，以農漁村民為主體掀起自律運動，以人為主體的相生運動，通過人與人的網絡，將鄰里與鄰里、村莊與村莊聯系在一起；把農漁村到城市、農漁村問題到城市問題聯系在一起。

5、利用區位優勢因地制宜

韓國根據當地農村發展要求、農業生產條件，把農民擺脫貧窮作為立足點和出發點，進行新農村建設。比如，春川市北山面富貴里通過開發樟腦、土產蜂蜜等當地特產，使其成為固定高收入品種；原州市好楮面梅湖里采用無公害農村養鴨法，并且修建綠色農村體驗館；洪川郡瑞石面檢山二里用靈芝帶動“山林復合型經營新模式”；另外還有山菜村、鮮花新月村、豆花村、高寒區白菜村、桃園洞村、山葡萄村、土雇米村等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農業生態村。充分分析當地情況，利用良好的區位優勢，因地制宜，是開發特色農村提高農民收入的有力途徑。

6、采取有效措施增加農民收入

為了提高農民收入，韓國新村運動采取了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水稻新品種、通過財政補貼保護水稻新品種的價格、鼓勵部分農戶種植經濟作物調整優化農業結構、政府大量投資扶持農村經濟持續發展等多種措施，效果明顯。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逐步向農村地區擴散，農戶收入中的非農收入所占比重逐步增大，到2004年，非農收入所占比重從1994年的35％增加到50％。與此同時，以農業產業化為動力，鼓勵和引導農民發展各類新型的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帶動千家萬戶的農民進入市場，形成一個融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為一體的農業產業化體系，不斷提高農業的組織化程度，促進農業生產方式的根本性轉變。通過培育新型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將貿工農、種養加、農科教融為一體，增強城鄉產業的關聯度，促進城鄉產業優勢互補、一體化發展。

二、韓國、青島市新農村建設的比較

(一)青島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概況

韓國的“新農村運動”起始于1970年，中國的新農村建設于2005年正式提出。但事實上，在中國，特別是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各級政府幾年前便開始實質性地推進新農村建設。青島市政府從2000年開始實行“二園一城”建設，通過建設農業園區，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通過建設工業園區，推進農業工業化建設；通過建設小城鎮，推進農村城市化進程。2004年的“七個互動”文件切實從城鄉要素、農村勞動力、農業機械化、財政收入等方面解決新農村建設中出現的問題。在2005年中央正式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后，青島市提出了“深化七個互動”文件，以此建設較為完善的農村建設體系。2006年在全市農村全面推進“十八件實事”，2007年抓好“四百工程”，同時對全市農村加強基礎建設，“五化”工程效果顯著。2008年，青島市重點扶持100個“一村一品”示范村和10個“一鎮一業”示范鎮，財政支持三農資金達20.4億元。對青島和韓國新農村建設進行客觀的比較，有利于從中借鑒經驗吸取教訓，更好的推進青島市的新農村建設。在建設內容、目標、社會經濟背景等方面，既有許多相似之處也存在明顯的差異。

(二)韓國、青島市新農村建設的相似之處

1、建設初期的思路基本相似

1970年4月韓國政府號召開展以“勤勞、自助、合作”為主導精神的鄉村建設運動，主旨表明了農民是主體，運動作用的對象也是村民，運動是否成功也要看村民。我國在2005年提出了“以政府為主導、農民為主體、社會參與的新農村建設”，建設思路與韓國基本相同。中韓兩國的農村改革都特別重視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并實現兩個積極性的有機結合。盡管在農村改革的形式上存在很大差異，但其實質內容卻都是賦予廣大農民更多的自主權，目的都是更充分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將農民的生產潛力調動和發揮出來。

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是提高農民收入，但是如何使農民增收，如何提高農民的積極性卻是一件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韓國新村運動初期，以大力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

民居住環境為切入點，激發農民參與新村運動的積極性。與韓國相類似，2008年青島市提出了以實施“五化”(硬化、亮化、綠化、凈化、美化)建設為重點的村容村貌整治工程，開展“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工程，每年扶持1000個中等收入以下的村實施以村莊道路硬化為重點的“五化”建設，到2010年使全市行政村基本實現“五化”目標。與此同時，推廣清潔能源，繼續扶持農村“一池三改”戶用沼氣、大中型沼氣、秸稈氣化集中供氣工程建設。逐步擴大農村垃圾和污水集中處理系統建設。

2、農村內部問題基本相似

青島市當前農村面臨許多宏觀問題，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也同樣存在。比如：農村人口比重大、人多地少、農業基礎設施薄弱、農業規模化經營小、農業機械化程度低、農村教育落后、農民文化素質較低等。1970年韓國新農村運動開始時，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45％，人均耕地0.071公頃。據2005年統計，青島市農村人口占青島市總人口的52.3％，人均耕地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3、城鄉發展失衡基本相似

青島市被形象的譽為小城市大農村，強工業弱農業。20世紀70年代初，韓國與青島目前的狀況類似，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起步階段，在城市與農村、農業與非農業、大城市與小城鎮之間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農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較大。1970年韓國農民收入相當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5％，而2006年青島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328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為6546元，僅為城市居民收入的42.7％。

(三)韓國、青島市新農村建設的差異

1、經濟發展階段不同

韓國新村運動起始于1970年，當時韓國處于工業化興起階段，而青島市現在處于工業化中期，說明經濟基礎比韓國更為成熟。因此，新農村建設的問題和主要矛盾也不同。韓國當年要解決農民基本生活問題，而青島市現階段要在解決農民基本生活問題的基礎上，解決城鄉差距、工農差距以及農民收入問題。

2、農村改革與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的聯系機制不同

韓國農村改革與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的聯系機制是農村社區，例如，在包括勞動力和其他物質資料在內的各項投資總額中，以上的投資來自村莊及村民個人。青島市甚至中國農村改革與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的聯系機制則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除了土地屬于國有且由農民承租使用、使用權一定年不變以及大型農業生產基礎設施仍由國家投資建設外，其他所有生產經營性投入均由農村家庭聯產承包戶承擔。

3、農業工業化發展路徑不同

在農業工業化發展路徑上，韓國是由集中到分散，而青島市則是由分散到集中。韓國工業化初期階段，過于強調工業的集中布局和規模經濟效益，導致1970年代初韓國經濟增長和工業化在空間上的嚴重失衡，制造業主要集中在首爾和釜山都市區。1973年韓國提出了“新村工廠”計劃，通過一系列金融和稅收優惠政策，吸引工業投資到農村地區。該計劃一方面旨在通過農村工業化來提高農村非農業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和促進農村社會發展；另一方面則試圖通過該計劃達到促進工業重新布局，將首爾、釜山都市區的部分工廠擴散到農村去的目的。與韓國的制造業集中布局于大都市不同的是，青島市的農村工業自發地在各區農村中興起并得以長足發展。但是，工業布局過于分散導致的規模不經濟、工業分散布局形成的環境污染和治理的不便，成為制約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2000年提出“二園一城”，以此引導鄉村企業向工業園區集中。

三、韓國“新村運動”對青島市新農村建設的啟示

(一)以思想啟蒙為先導，培養內動力

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與人的改造相結合，三位一體，相互促進。樸正熙政權意識到，不改造農民、振奮其奮發向上的精神就無法改善農民生活；而農民生活的提高反過來又會促進農民信心的恢復。“新村運動”把思想啟蒙、精神改造作為起點，把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與人的改造有機結合起來，融入到農村開發政策目標的制定和實施中去。這種追求“軟利益”的做法可能最值得中國學習。

(二)以“輸血”為主、“造血”為輔，拓展資金源

資金是新農村建設的瓶頸，如何破解這道難題，在“新村運動”過程中，韓國政府把國外財政借款中的大部分用于農村建設，并為之匹配了完整的金融政策。因此，必須以政府投入為“催化劑”，有效激活社會各方的資金來源。

(三)以政府為主導，進行統籌規劃

新農村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統籌規劃，進行合理的設計，有序安排，突出重點，注重實效。以村莊建設為著力點，以國家財力為基礎，注重實效，重點突出，循序漸進進行建設。在現階段，可以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

(四)保持政策的連續性與穩定性

韓國的“新村運動”的起點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的清理高利貸、復興國民運動。從1970年正式開始延續至今，歷時30多年。無論從政策目標的設計、實施的組織領導來看，都表現了計劃性、連續性、穩定性的特征，避免了跳躍和動蕩，為運動成功做出了保證。青島市新農村建設，必須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努力推動各項強農惠農政策，惠及基層、惠及農村和農民。一是要繼續加大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力度，增加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購置補貼和農資綜合直補，切實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二是加快轉變畜禽養殖方式，對規模養殖實行“以獎代補”，落實規模養殖用地政策，繼續實行對畜禽養殖業的各項補貼政策；三是落實農機購置補貼政策，重點提高玉米、花生生產機械化水平，積極推進機械化保護性耕作及秸稈還田，扎實搞好農機化示范區建設；四是加快供銷合作社組織創新和經營創新，推進新農村現代流通網絡工程建設。選擇有條件的鎮村，進行土地股份合作試點，完善土地流轉獎勵補助辦法，建立規范的土地流轉機制，引導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

(五)根據區域特點和產業基礎構建可持續發展模式

韓國新村運動經驗表明，新農村建設模式只有與鄉村的人文環境、經濟資源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收到應有的成效。

青島市新農村建設總體方向是改善生態環境，促進生產、生活與生態環境的和諧發展，但是根據各個鎮村的區位、產業基礎、建設進度等具體情況，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對待，使青島市新農村建設更加本土化、實用化，比如，城陽區實行市場帶動型建設、萊西實行龍頭企業帶動型建設、嶗山區實行產業帶動型建設、城陽區夏莊村工業園帶動型建設。最近青島市在借鑒韓國經驗的基礎上，提出適合本市的扶持100個“一村一品”示范村和10個“一鎮一業”示范鎮的舉措，就是建立在適應本區域發展特點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的探索。

第三篇：淺論韓國新村運動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啟示

文章標題：淺論韓國新村運動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啟示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至今30多年,韓國為解決日益擴大的城鄉差距和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開展轟轟烈烈的新村運動,實現了一個發展中國家農村的跨越式、超常規的發展,實現了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和城鄉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這一運動早已跨出國界,受到聯合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廣泛關注,有130多

個國家先后前去訪問、學習、考察和取經。分析和研究韓國新村運動的經驗和做法,對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韓國新村運動發起的背景

韓國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多山國家,人均耕地僅有0.6畝。上個世紀中葉,處于日本30年的殖民統治和3年朝鮮戰爭之后的韓國,千瘡百孔,經濟社會發展十分落后,廣大農村尤其貧窮。“住草房,點油燈,吃兩頓飯”,是整個60年代韓國農民生活的真實寫照。全國250萬農戶中80住茅草房,只有20的農戶通電,5萬個自然村只有60通汽車。1962年,韓國人均GDP僅為82美元,農業增加值占GDP的43,農業勞動力占就業總人口的63。1962-1971年,韓國政府連續實施了兩個經濟發展的5年計劃,確立了出口導向的戰略,重點扶持產業發展,工業化、城市化步伐明顯加快,然而卻造成了工農、城鄉發展嚴重失調的局面。這期間,平均經濟增長率接近10,其中農業部門的年均增長率只有3.7,非農業部門則高達17.9。鄉村部門的低就業率、低勞動生產率、低增長率,導致了城鄉之間巨大收入差距的存在。1969年,韓國農戶的家庭收入只是城市工薪階層家庭收入的65,致使農村人口大批外流,社會矛盾日益加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從1970年開始,樸正熙領導的韓國政府啟動了新村運動。

韓國新村運動的實踐

新村運動的10年是以“三農”問題為中心展開的,后來逐漸擴展到全國各條戰線。新村運動通過改變農村面貌,建設新農村,提高農民思想素質,培養勤勉、自助、協同、奉獻的新農民來促進農村綜合發展。其發展歷程和主要做法是:

起步階段(1970年-1973年):1970年11月,韓國政府首先撥款20億美元啟動新村運動。1971年初中央政府免費向全國村莊發放水泥,平均每村335袋,每戶4袋,每袋50斤,讓各村自行決定如何用它們來改善村民的生活環境。同時,政府提出了十大建議性項目,但不要求強制執行。第一年下來,有一半的村干得不錯。政府又給他們加撥了500袋水泥、1噸鋼筋,讓他們做更多的事情。經過這樣的引導,4年時間里韓國改善了鄉村居民生活環境條件,主要包括換房頂、修院墻、綠化荒山、修整村中的小巷、建公共澡堂、公共洗衣處、公共飲水設施等。

全面發展階段(1974年-1976年):這一階段主要致力于發展多種經營,增加農民收入。政府推出增加農、漁民收入計劃,支持農村調整農業結構,推廣良種和先進技術。政府對新村指導員、國家公務員、社會各界負責人分批進行新村教育;對農村提供貸款和各方面的優惠政策;動員大學和科研院所到農村推廣先進適用技術和文化知識。在這一階段,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農業連年獲得豐收。1974年韓國實現了大米自給,1975-1978年實現自給有余。畜牧業、漁業、林業也都有了較快發展。

充實提高階段(1977年-1980年):這一階段的主要目標是調整結構,配套完善軟件和硬件建設,對民眾進行精神啟蒙,以此全面提高和鞏固運動成果,確保持續發展。隨著新村運動的推進,城鄉差距的縮小,地區經濟的綜合開發日益高漲,政府指導新村運動在加強區域合作、密切城鄉工農關系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嘗試,鼓勵特色種植和種養并興建農業和制造業相結合的工業園區,支援農村的文化住宅和農工團地建設,推動農村文化的建設和發展。

國民運動階段(1981年-1988年):在這一階段,政府調整了有關新村運動的政策與措施,建立健全了全國性新村運動的民間組織,并由其承擔培訓和信息宣傳工作。政府通過規劃、協調、服務以及提供優惠的物質條件和技術服務等手段,著重調整種植業結構,進一步發展多種經營,大力發展農村金融業、流通業,進一步改善農村的環境,繼續提高農民的收入等。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極大提高,接近了城市水平。

新村內發階段(1988年以后):1988年以后,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韓國的農業和農村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政府開始積極倡導全體公民投入到文明建設中去,開展文明家庭、美化環境、環保以及文明市民教育等活動,自覺抵制各種不良社會現象,并致力于國民意識改造、國民精神和共同體意識教育。進入21世紀,韓國政府繼續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投入,并計劃在今后10年內投入119萬億韓元用于農村的建設發展事業,從而為農業發展注入強勁的資金支持,確保農業經濟的持續發展。

韓國通過實施新村運動,城鄉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得到顯著改善。到1993年,農村居民的收入是城市居民收入的95.5,每100戶農戶所擁有的彩電普及率為123.6,電冰箱105,煤氣爐100.4,電話99.9,汽車20.9,計算機6.7。到2004年,韓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4000美元,城鄉居民收入比例為

1:0.84,基本上實現了工業化、城市化。

韓國新村運動的成功經驗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啟示

韓國新村運動豐富了我們對建設新農村的理解和認識,他們的經驗教訓至少有以下五點值得我國在新農村建設中關注和借鑒。

政府積極引導和大力支持。韓國新村運動是由當時的政治強人樸正熙總統親自倡議、啟動并熱情支持的一場由上而下進行動員的綜合性鄉村發展運動。政府作為啟動者、組織者和主要投資者,建立了一整套從中央到地方的組織領導體系。為了推動新村運動,政府從前期搞基礎設施建設到后期搞村鎮規劃建設,都給予了不少資金、人力、物力和技術支持。有鑒于此,我國從中央到各級政府也需要象韓國新村運動那樣,大力進行倡導、扶持、示范、帶動,采取實實在在的扶持政策和扎扎實實的措施,否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就可能會流于空談。

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韓國的新村運動注意從改善農民生活條件入手,特別注意讓農民得到實惠。首先是幫助農民安裝電燈、自來水,然后是修路架橋、建立村公共澡堂、洗衣房等,之后轉入發展生產和提高農民收入方面。新村運動使往日破舊落后的農村煥然一新,全國村村通電、通汽車、通自來水,農戶收入顯著增加。在我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必須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給農民以看得見的實惠,絕不能搞花架子,走過場,唯有如此,才能引導、調動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激發農業和農村內部的發展活力和潛力,才能保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順利推進。

注重統籌區域和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韓國新村運動中特別注重區域協調發展,根據各地的具體條件,宜耕則耕、宜牧則牧、宜果則果、宜林則林,大力發展特色農業,走出了一條市場化、產業化的道路。同時,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而且農村的發展不僅不會延緩工業化進程,反而能為工業化提供更大的市場和人力物力支持,進而加快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因此,我國的新農村建設也必須統籌區域和城鄉經濟發展,堅持“多予少取放活”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政策,進一步改善農村面貌,縮小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不斷創新農村機制體制。縱觀韓國的新村運動,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和城鄉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必須形成一套有效的機制。韓國政府實行的獎勤罰懶政策,對新村建設指導者和基層干部的激勵政策,強化公務員對新村建設的責任制,實施從提高農民生活質量入手、先易后難的操作程序等等,都值得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借鑒,以改進我國過去實行的各項扶貧和支農政策。因此,我國有必要逐步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指導機構、研究機構和培訓機構,堅持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引導社會力量共同參與,把中央的有關方針政策落到實處。

要加強理論研究和探討。理論是行動的先導。理論不成熟,實踐往往就會走彎路。韓國新村運動到了1980年以后,開始總結經驗教訓時,第一條就是:理論研究滯后于社會實踐,因此付出了一定代價。目前,關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央提出的“二十字”方針,給我們大致描繪了一個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藍圖和努力的方向。但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到底應該怎樣去建設,著力點和突破口在哪里,需要處理好哪些關系,都還有待在理論上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可以說,新農村建設能否成功就在于科學的理論研究和大膽的親身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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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淺析盧作孚鄉村建設運動對中國新農村建設的啟示

淺析盧作孚鄉村建設運動對中國新農村建設的啟示

歷史與社會學院 歷史學（師范類）2009級 朱力

指導教師 易斌

摘要:盧作孚作為近代中國“鄉村教育運動三杰”之一，其自1927年擔任北碚峽防局局長后對重慶北碚實施的一系列改革及其取得的成就，對當前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具有重大的借鑒作用。

關鍵詞：盧作孚；鄉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Abstract： Key words：

鄉村教育運動，它的興起可以追溯到上世紀 20 年代中后期，是我國近現代教育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據統計，當時全國從事鄉村教育運動的大大小小的團體和機構有600多個，在各地先后涌現出的實驗區有1000余處。當時有不少有識之士認識到鄉村建設的重要性，將鄉村教育作為民族復興和民族再造的重要途徑，紛紛提出各自的鄉村建設方案，走出繁華的城市，走進落后的農村，實踐他們的理想。盧作孚，曾被毛澤東稱贊為發展近代民族工業不能忘記的四位實業界人士之一，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其領導的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與全國其他地區的鄉村建設實驗相比成就尤為卓著。

黑格爾和馬克思都曾有過這樣的感嘆：“巨大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經常兩度出現。”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72 也就是，歷史總是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民國時期興起的鄉村建設熱潮,在 80年之后又再次出現在中華大地上,時稱“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雖然時過境遷,但是作為實現國家現代化重要途徑之一的農村建設，其重要地位仍然沒有改變,農村教育現代化仍然是中國教育亟待完成的現實課題。

鑒往知來，當筆者重新回望那段振奮人心的歷史，筆者發現盧作孚的鄉村建設運動不但在當時起著巨大指導的作用，而且對今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仍然極具借鑒意義。

本文通過研究盧作孚在北碚主導的鄉村教育建設的思想理念、措施及其成果，結合當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現實，提出了關于我國當前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幾點啟示。

一、盧作孚鄉村建設的背景

盧作孚（1893—1952），重慶合川人。中國近代著名的愛國實業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和鄉村建設運動先行者。一直以來,盧作孚都是以一代“船王”、現代實業家的形象被世人廣為傳頌，而他本人所言：“自己現在是辦實業的，但實際上是一個辦教育的，幾乎前半生的時間都花在教育上，而現在所辦的實業也等于是在辦教育??”（盧作孚：《如何改革小學教育》）

早年盧作孚是“教育救國論”者，竭力宣傳教育的作用，并積極投身于各種教育實踐活動： 1921年赴瀘州出任四川永寧道尹公署教育科長，在當地開展了教育改革和通俗教育運動；1924年又到成都創辦通俗教育館，出任館長，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民眾教育運動。他希望通過教育來提高國民素質，挽救國家危亡。但在戰亂年代，即使是深處于中國腹地的西南地區亦不能幸免，受軍閥混戰的影響，盧作孚主持的教育活動總是剛剛取得成果，就被戰火打斷。幾次重大挫折后，盧作孚幡然省悟，認識到僅靠教育不能“救國”，他轉而投身實業。1925 年下半年是盧作孚的思想和實踐的重大轉折時期——由“教育救國”轉向實業與教育并舉。1926他年集資創辦了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出任公司總經理，開創了從嘉陵江到長江的民族航運事業。從此開始了他以實業為依據、教育為利器，推動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探索。1927 年春，盧作孚到重慶北碚出任江（北）、巴（縣）、璧（山）、合（川）嘉陵江三峽峽防團務局局長。這本來只是一個清理匪患、維護治安的職位，但是，卻為盧作孚提供了又一個進行社會改革，實現“理想社會”的實驗場所。他借此機會，在清剿匪患的基礎上，在峽區開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綜合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和社會公益事業為特點的鄉村建設實驗。目的是“要趕快將這一個鄉村現代化起來”，以供“小至于鄉村，大至于國家的經營參考”。凌耀倫，熊甫編.盧作孚文集[Z].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四川嘉陵江三峽的鄉村運動》，353把北碚這個原本荒僻的小鄉場建設成了一座“名滿天下”的充滿生氣和現代氣息的美麗城鎮。

二、盧作孚鄉村建設的理念及其實踐成果

盧作孚在嘉陵江三峽地區推行的鄉村建設運動，經歷了北碚峽防團務局時期（1927－1936年）、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時期（1936－1942年）、北碚管理局時期（1942－1949 年），其鄉村建設實驗一直并未中斷，從 1927 年到 1949 年前后經歷了23 年。

（一）鄉村建設理念

盧作孚的鄉村建設理念主要體現在他的《兩市村的建設》《鄉村建設》《四川嘉陵江三峽的鄉村運動》三篇文章中，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教育方面：吸取前兩次教育實驗意外終止的教訓，盧作孚關于鄉村教育的理念逐步完善，完成了從純粹的“教育救國”向實業與教育并舉的轉變，即以民生公司為依托，持續不斷地為北碚鄉村教育建設提供穩定的經費支持；以教育現代化為手段去推進北碚鄉村現代化建設——“產教結合”的鄉村建設模式。其內容主要包括學校教育和民眾教育兩方面。教育為立國之本。

盧作孚反復強調的“教育為救國不二之法門”，“將教育獨立于政治之外”，“第一重要的建設事業是教育”，“中國的根本問題是人的訓練”，“人人皆有天賦之本能，即人人皆應有受教育之機會”，“教育的普及是要科學和藝術的教育普及，是要運用科學方法的技術和管理的教育普及，是要了解現代和了解國家整個建設辦法的教育普及”，“學校之培育人才，不是培養他個人成功，而是培養他做社會運動，使社會成功”，教師應該是“須知教育精義，而有其志趣者”等振聾發聵的觀點和他關于大力普及小學教育，根據社會對畢業生的需求規范中學數量，停止低水平的初級師范，以提高程度為前提合并高素質大學、關閉不合格大學等具有前瞻性的構想，就其性質而言，民國鄉村建設運動是在維護現存社會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過興辦教育、改良農業、流通金融、提倡合作、辦理地方自治與自衛、建立公共衛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風易俗等措施，復興日益衰落的農村經濟，實現所謂的 “民族再造”（晏陽初語）或 “民族自救”（梁漱溟語）。

主持鄉村建設運動, 他第一次提出了“鄉村現代化”的主張。同時他也意識到實現現代化, 首先是人的現代化。而只有實現了人的現代化, 社會、國家的現代化才有可能實現。而人的現代化的實現, 卻最終要落實到人才培養上來。

“盧作孚推行的鄉村建設,重點不是在教育上,而是把經濟建設放在各項建設的首位。”[2] 劉重來.論盧作孚“鄉村現代化”建設模式[J].重慶社會科學,2004,(創刊號).在重慶北碚的實驗，稱為北碚模式。

惟以盧作孚所領導的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效果最為顯著，使北碚從一個交通閉塞、盜匪猖撅的偏僻鄉村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化雛形的”的美麗城市。

盧作孚的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它堅持以實業輔助建設、以經濟支撐建設，以一個實業家來主持一地的鄉村建設，這與教育家、學者身份主持者鄉村建設有著很大的不同，與晏陽初、梁漱溟等比較起來，更有經濟頭腦和更具務實開拓精神，使北碚成為我國鄉村建設運動史上的“神話”。

“在鄉村教育運動形成后不久，尤其是 1927 年后，鄉村教育開始向鄉村建設的方向發展”，這是因為鄉村教育的實踐表明，要“救濟農村”、“復興農村”，僅靠鄉村教育還不行，還必須進行鄉村建設。

盧作孚領導的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成為民國時期唯一沒有中斷，延續至解放的鄉村建設實驗，是“民國時期鄉村建設運動最完整的歷史記錄”［2］。劉重來．盧作孚與民國鄉村建設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102．

盧作孚在試驗中始終把峽區的經濟建設放在各項建設事業的首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交通建設為先行,以鄉村城市化為帶動,以文化教育為重點,由此創造了民國鄉村建設運動中的北碚模式。

民生實業公司總經理身份的盧作孚主持鄉村建設,使他“更有經濟頭腦,更具務實開拓精神。”

盧作孚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中從經濟入手進行鄉村建設并時刻保持經濟與教育互助的典型代表。正如他自己回憶所說:“自己現在是辦實業的,但實際上是一個辦教育的,幾乎前半生的時間,都花在辦教育上,而現在所辦的實業,也等于是在辦教育。”[22] 盧作孚.如何徹底改革教育[N].嘉陵江日報,1948-04-22.他開創了“實業民生——鄉村現代化”的北碚模式,明確提出以“現代化”為目標來建設鄉村。他認為鄉村建設的目的不只是鄉村教育方面,也不只是鄉村救濟方面,而是要趕快將鄉村現代化起來,最終實現國家的現代化。盧作孚在鄉村建設中非常有遠見地注意到了鄉村與城市發展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所以他描繪的現代化北碚藍圖中,除經濟、文化方面外,還有“人民皆有職業、皆受教育、皆為公眾服務”,“地方皆清潔、皆美麗、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等設想,目的就是向農村培植現代化的新生產和新生活,最終實現城市化。

農村及其農村教育有史以來都行在社會和教育發展的最后面。“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整個國家的現代化”，新農村教育作為農村建設當中的重要一環

農村教育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中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它既是農村發展的基礎性條件，也是農村發展狀況的重要表現。

關于盧作孚的鄉村建設思想。西南大學劉重來教授認為：盧作孚的“鄉村現代化”思想，實際上是他“國家現代化”思想的延伸，是盧作孚鄉村建設思想的核心，是他開展鄉村建設運動的終極目標和高度概括。盧作孚的“鄉村現代化”建設模式，概括起來，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交通建設為先行、以鄉村城市化為帶動、以文化教育為重點的建設模式。盧作孚主持的鄉村建設在民國時期眾多鄉村建設實驗中之所以成就大、成效好，與他的“鄉村現代化”思想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建設模式是分不開的。他把經濟建設放在其他建設的首位，因地制宜，以發展本地資源豐富的礦業和需求大、成本低、收益快的紡織業為龍頭，通過激化和擴散效應，帶動整個地區經濟大發展。他以工輔農，特別是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的種種舉措，都使其鄉村建設的基礎更加厚實。盧作孚的鄉村建設思想給當代農村發展的一個重要啟示是：在鄉村建設和統籌城鄉發展中，把重心放在發展經濟上是完全正確的，但絕不能忽視文化事業的發展。鄉村建設不但應該有一個安定和諧的環境，而且還須政府、企業、政策、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只有指導思想正確、前進方向找準，齊抓共管，上下齊心、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成就大、成效好的結果。

穩定的社會環境 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第五篇：日本“新農村建設”經驗對我國的借鑒及啟示

一、日本“新農村建設”經驗

二戰結束后，日本許多城市被夷為廢墟，物資非常匱乏，農業也遭遇欠收，通貨膨脹嚴重。為了改變這種狀況，1955年日本農林大臣提出了“新農村建設構想”，并于1956年開始了戰后首次“新農村建設”。此階段的突出措施，一是確定推行區域，也就是說在政府指定的區域成立農業振興協議會；二是建立新農村建設推進機制，即農村振興協議會充分發揚民主，集中農民智慧，并與當地政府及團體進行協商，制定農村振興規劃并付諸實施；三是政府加大資金扶持力度。國家采取特殊補貼，除當地農民集資及政府農業金融機構貸款外，國家農業金融機構還發放低息貸款。

1962年底第一次“新農村建設”結束，小規模零散土地普遍得到整治；大批農村公共設施得以建立，促進了農民的進一步聯合；調動了廣大農民建設家鄉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然而日本區域間和行業間的差距并沒有得到充分解決，特別是在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期后，這些差距還在不斷拉大。因此日本政府在1967年3月制定了“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出臺了謀求經濟產業均衡發展、區域均衡發展、適應國際化發展趨勢、縮小城鄉差距、消除環境污染等一整套政策措施，開始了第二次“新農村建設”。在農業及農村方面強調全力推進綜合農業政策：一是政府大量投資，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業經營現代化水平；二是大力推進保護農村自然環境，提出“把農村建成具有魅力的舒暢生活空間”的目標，改善農村生活環境；三是制定《農村地區引入工業促進法》，鼓勵城市工業向農村轉移，解決農民就業。第二次“新農村建設”是在總結第一次“新農村建設”的經驗基礎上進行的，并取得顯著成果，這主要表現在，大大加快了農業與農村現代化進程；農村生產力明顯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快速上升，其中最重要的是，到70年代初，日本農業基本上實現了機械化、化肥化、水利化和良種化。然而20世紀70年代末，由于農村青壯年人口大量外流，后繼乏人現象日益嚴重，為此日本又開始了第三次“新農村建設”。這次活動又被稱為“造村運動”。當時的日本，財政力量越來越弱，僅憑財政投資和信貸來改變地區差異也越來越難，而農村自發出現的造村運動恰好可以在不消耗大量能源和財政支持的前提下繼續實現鄉村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因此日本政府決定從以下兩個方面來推進第三次“新農村建設”：一是大力推進農村城鎮化，以吸引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同時積極發展地方特色產業。二是加大建設扶持力度，決定以振興產業為手段來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使逐漸衰敗的農村重新振興起來。在這次新農村建設中，最具影響的是“一村一品”運動，其特點是每個村莊結合自身優勢，開發地方特色產品，形成產業基地，并積極開拓國際市場。

分析日本三次“新農村建設”，其成功經驗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充分利用農業協同組織，廣泛組織分散農戶，大力發展農村經濟，以提高農業、農村、農民地位；二是建立資金投入長效機制，即除各級政府直接補貼外，國家及農協系統金融機構提供足夠資金；三是制定各種相關法規，即出臺30多部有關法律與法令，使“新農村建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均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四是各級政府特別重視農村教育培訓，尤其是對農村基層干部的教育培訓，造就了一大批既有實踐能力又能扎根本地區的實用人才；五是尊重農民自主性，調動農民積極性，培養農民自立性，使農民真正成為“新農村建設”的主體；六是將農村自然環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緊密結合，既保留特色，又具現代風格，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突出區域特色和鄉村特色。

二、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盲點分析

（一）政策保障不足，投入機制尚未建立，農業、農村發展受到制約。

實踐證明，少數新農村建設搞得好、步子邁得較快的村，主要是得益于集體產業的良性發展，并以此為基礎，從集體資金劃撥專款用于推進教育、文化、衛生、社保等公共事業發

展。相比之下，各級政府對于新農村建設公共事業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資金投入比例還不大，“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的長效投入機制也尚未建立和發揮其作用。此外，由于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相配套的法律、法規的缺失，以及行政等部門執行政策不到位等原因，也從根本上導致了新農村建設進程的緩慢。

（二）農村土地嚴重缺失，廣大失地農民權益無法得到保證。

一方面許多地方政府在經濟利益驅使下，把其主要精力投放在非農建設的土地開發上，不重視耕地的保護，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保護耕地和開發建設兩者發生沖突時，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把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拋到一邊，以犧牲耕地為前提，進行土地違法活動，換取當前或眼前利益。另一方面國家征用土地用于各項建設，使得農村耕地不斷減少，但由于歷史原因和政策慣性的影響，國家征用農民土地的補償標準偏低，補償費用不到位，截留挪用農民征地補償費等問題在全國時有發生，國家征地的土地收益中農民獲得的利益非常有限。因此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護耕地，合理利用土地資源，保證農民的土地權益，建立失地農民生產生活保障制度已是刻不容緩。

（三）農村文化建設不到位，農民文化生活需求得不到滿足。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農村文化建設至關重要，但由于我國過去十分強調農村經濟建設，忽視農村文化建設，結果導致農村文化發展相對滯后，農民文化生活相對匱乏，一方面由于資金投入不足，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嚴重缺乏，另一方面由于農村文化形式單一，以致打牌賭博、封建迷信、各種宗族、宗教勢力乘虛而入，不僅制約農村社會經濟發展，而且嚴重影響農村的社會穩定。

（四）忽視了價格杠桿作用，新農村建設中“價格”問題突出。如農村市場價格波動頻繁，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過快，農產品銷售價格不穩或相對下降，農民因藥價過高看不起病，農村市場價格秩序混亂等等，這些都嚴重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及對國家惠農政策理解上的誤差。此外由于農村消費環境較差，農民消費期望值不高，這些也影響著農村市場的正常發育和農民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改善。因此要積極加強探討價格主管部門如何充分發揮政府職能部門作用和價格杠桿在新農村建設中的有利作用，引導農村微觀經濟主體良性發展，為新農村建設創造和諧互動的價格環境。

三、對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思考

加強完善機制建設，立法提供制度保障

首先，應從機制構建方面入手，政府要著重解決城鄉資源和要素分配不均、農村社會經濟管理方式滯后等突出問題。如一方面要加快縮小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建立起城鄉資源和要素合理配置、產品有序流動的市場體系，另一方面要建立起職能明確、運轉高效的政府管理長效機制，此外還應進一步完善政府支持農業的制度安排、組織管理和政策體系等。其次，要從系統建設方面入手，新農村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涵蓋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方方面面，所以必須具有相應的制度保障，以使農民受益。因此政府應盡快制定法律、法規，加大執行力度，在制度層面上切實保障新農村建設的有序進行。最后，要從資金統籌方面入手，政府要為新農村建設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特別是各項補貼措施必須落實到位。當前中央雖然提出城鄉統籌、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戰略，支農資金相比往年來說，也有大幅度的增長，但我們必須看到，“大幅度增長的支農資金”相對于“三農”領域資金需求而言，還是存在很大缺口的。所以應盡快建立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為新農村建設提供資金支持的、“剛性”的長效投入機制，并完善各項補貼措施。

合理利用土地資源，保障農民合法權益

建設新農村，發展現代農業，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是加大農村土地整治力度，保證廣大失地農民的各項權益。為此應采取以下幾個方面的措施：其一要強化落實耕地保護責任制，嚴格控制、規范政府征地行為，明確界定各類建設用地（包括征地）的用途、性質、目的、范圍等，防止政府征地的隨意性，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預防農用土地的非農用化現象，合理引導、節約用地，充分運用行政、經濟、法律及技術等手段，系統對農村農田、水、路、林等（包括農村居民點整理、農村土地復墾復耕）土地的綜合整治，從而調整土地權屬，改善土地使用結構，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土地相對存量，努力做到土地使用的“合法化”、“科學化”，“合理化”。其二是規范農村土地市場，合理配置農村土地資源。政府在征地過程中，一方面不僅要保證土地權益人的充分知情權，而且征地補償必須以農村土地的市場價格為依據，實行公平、公正、合理補償，不損害農民利益，另一方面要確保及時、足額補償到位，保障農民權益。其三要盡快建立和實施“土地置換社保”政策，用土地轉用收益的一定比例建立專門賬戶，定向用于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從根本上解決失地農民的后顧之憂。促進農村文化建設，豐富農民文化生活

根據當前農村文化建設的客觀實際情況，筆者認為，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應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其一是重視農民主體性，從思想上打破、消除對于農民的偏見。當前隨著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民思想意識、生活方式或生活模式、生活空間等都發生變化，如有的農民研究漢字、自造飛機、自拍電視劇，甚至發表科技論文等，這是本該鼓勵、贊揚的新鮮事物，但卻被很多人認為是“不務正業”。這顯然是沒有尊重農民的想法和選擇，忽視了農民的文化興趣和文化需求，因此要打破、消除這種觀念，積極引導、鼓勵農民參與農村文化建設。其二是積極開展群眾性文化娛樂活動，豐富農民文化生活。要以科技、衛生、文藝、生活小竅門等知識競賽形式引導教育農民，并通過開展道德、法律、文化、科普“四進家”活動和“文明家庭”、“文明村鎮”評建活動，幫助農民倡導科學、文明、健康的生產、生活方式，樹立社會主義新風尚。其三是對農村優秀文化、鄉村民間藝人和農民文化團體等進行登記、認證，加強培植與促進繁榮發展。如國家可采取財政補貼方式或辦法，并引導社會力量積極參與鄉村優秀文化的保護工作，鼓勵農民從事農村文化的創作、表演、宣傳和弘揚，資助年輕農民學習、傳承鄉村優秀文化。其四是改革、完善農村文化工作體制與機制，實現農村文化“公共物品”的市場化運作。政府可采取“民辦公助”等方式，發展農村文化中心戶和各種民間文化團體，使農民得到“價廉物美”、彰顯“人性化”的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如湖北咸安向陽湖鎮政府資助農民興辦私人樂隊，取得良好效果。樂隊不僅在當地聲譽大振，而且周邊縣市農民婚喪嫁娶也邀請其參加。這種方式不僅保護了優秀民間文化，而且豐富了農村、農民文化生活，又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

完善增強價格管理，解決存在“價格”問題

一是不斷提高價格主管部門的管理水平、管理能力，積極采取各種有效措施以保證農村物資的價格穩定，密切關注農村市場的價格動向及波動趨勢，提高調控農村市場價格的能力與水平，把行政手段和市場作用有機結合，建立健全農村市場價格監測預警機制，降低農民價格風險。其二是進一步完善農產品價格政策，逐步建立農產品價格保護體系。積極發揮價格杠桿的影響與作用，運用價格政策支持農村教育、衛生、醫療以及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其三是改革、促進、增強涉農價格（收費）的監管工作。一方面變單一物價部門檢查為多部門聯合檢查的價格監管方式，以加強農業生產物資的價格監管，另一方面加強價格舉報工作，建立農村價格監督網絡，使價格監管職能向廣大農村延伸，進一步提高監管的實效性。其四是加強對涉農壟斷行業的價格監管，打擊乘新農村建設之機的亂漲價、亂收費等行為，強化成本約束，促進價格公平，努力營造良好的農村價格環境。其五是價格主管部門應進一步強化服務意識，改變以往“重管理，輕服務”的思想觀念。如積極為農民提供價格信息服務，即廣泛運用廣播、電視、網絡、會議、宣傳欄、黑板報及農民喜聞樂見的方式或方法進行價格方面的宣傳教育，使之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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