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不說硬話不做軟事美文

一位在官場混了大半輩子的朋友對我說，他從不說硬話，但也絕不做軟事。乍一聽有些糊涂，仔細尋思起來，感到這話說得老到。

朋友的話是對他人生經驗的高度概括，也是對他待人處世原則的精辟闡釋。謙受益，滿招損。如果一個人處處鋒芒畢露、咄咄逼人就會成為別人的箭靶，反之，如果一味遷就無原則退讓就會成為一事無成的哈哈先生。不說硬話，不做軟事，就是不做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里面蘊含著豐富的處世哲學。

大凡在社會上能說硬話還能做硬事的人，不外乎兩種人。一是權勢顯赫、財大氣粗的達官和富翁。二是獨霸一方、為非作歹的潑皮無賴。官員和富翁有堅實的政治背景和物質基礎作后盾，說起話來有恃無恐，氣沖斗牛，霸氣十足。潑皮無賴以命相搏，一般老百姓不敢玩，也不屑與之為伍，只好睜一眼閉一眼。平頭百姓是說不起硬話的，即使一時實在忍不住心中的怨氣，在無奈中吼上兩句，那也只不過是天空飄過的一縷炊煙，水池中激起的一輪漣漪，一會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只能是硬話和硬事的承受者和看客。

人生練達，老謀深算的人是不說硬話的。世事滄桑磨礪了他們鷹隼般敏銳的眼睛，狼一般靈敏的嗅覺。在那隨意的，瞇著的眼睛后面透出的是一份成熟，是一份自信，是一股殺氣。無須太多的語言，無須慷慨陳詞，在那堅毅的目光里你會讀懂一切！

不說硬話，不辦軟事是一種積極的處世策略，是一種剛柔相濟的斗爭哲學。說硬話，又辦硬事的人，往往因為說話傷人而四面樹敵。項羽因說硬話，辦硬事而眾叛親離，自刎烏江。張飛說硬話，辦硬事遭到士卒的忌恨，一代雄杰最后落得個被其部下謀殺的下場。

不說硬話，就是在現實生活中不要說一些與自身能力不相符合的犟話，不要說自己辦不了的大話，不要說讓人傷心的惡心話。有事說清楚，講明白就行了，實事求是，不說大話空話。不辦軟事就是要堅持原則，遇事不和稀泥摸光墻，用行動來證明自己，做一個堂堂正正言而有信的人。

第二篇：《話不說滿事不做絕》讀后感

周末讀《話不說滿，事不做絕》，覺得這本書不錯，從深入剖析生活中的小故事角度入手,通過一個個人物的現身說法,為你展示說話、做事的方法和技巧。

飯不可吃撐,弓不可拉緊。“話不說滿,事不做絕”從大的方面說,是一種適度原則與中庸智慧;從小的方面說,就是指要留有余地。

我們每個人無論是說話或做事，都要留有余地，給別人留面子，同樣也是給自己留退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可能你無意間的一句話，就會傷害了別人，而你自己卻全然不知，同樣的一件事、同一個人、同樣的做法、用不同的話、不同的語氣說出來就有不同的效果，每個人都喜歡聽好聽的話，當批評別人的時候不妨先說此人的種種優點，然后用但是也有些不足的地方，指出他的缺點，這樣比直接說出此人的缺點更容易讓他接受。也就是說有的時候保守批評,能給人留下改過自新的機會，含蓄表揚,給人留下繼續進取的余地，善意謊言,給人留下奮起的勇氣，適當自嘲,給人留下回旋的空間，恰當恭維,讓對方留下滿足感。

目光放長遠,不拘一時之得失，要充分考慮現實,權衡輕重,有所為有所不為，人生之路有直也有曲,要學會低頭、學會理解、學會寬容，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擁有一顆寬容的心，寬容別人就是善待自己，我們凡事先從自身找原因，換位思考，同樣的事如果是自己會怎樣做。人的一生是短暫的，何必計較太多，做個心胸寬廣的人，快樂自己也快樂別人，把握好進退,瀟灑的成就自己的人生。

第三篇：硬新聞與軟新聞

硬新聞與軟新聞的區別及寫作要求

新聞有兩種形式：硬新聞和軟新聞。

從新聞題材講，即從新聞報道內容或報道對象來講，“題材較為嚴肅，著重于思想性、指導性和知識性的政治、經濟、科技新聞”謂之“硬新聞”（甘惜分主編《新聞學大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頁）；而那些人情味較濃的社會新聞（社會花邊新聞、娛樂新聞、體育新聞、服務性新聞等）則歸之于“軟新聞”。上世紀80年代初，針對當時一些媒體“官腔十足”的特點，以“軟些，軟些，再軟些”為口號的周末類報紙開始借助人情味濃的文化娛樂新聞走出一片新天地；而近年來，都市類報紙提出通過 “新聞硬化”來進行“二次創業”的口號，則表明晚報、都市報借助社會“軟新聞”贏得一定市場后，又重新關注那些嚴肅題材的“硬新聞”，以此提升品位，向“主流媒體”進軍。

從新聞體裁講，即從報道形式和寫作方式來講，“硬新聞有一定之規（在大多數情況下沿用倒金字塔結構）；軟新聞則不拘一格。硬新聞直接了當，簡明扼要，形式簡練，具有直接性；軟新聞樣式復雜，細節描寫和記者感情色彩占據重要地位，具有間接性。硬新聞形式上基本是動態新聞，軟新聞則有軟消息和特寫之分。”（張威：《硬新聞和軟新聞的界定及其依據》）依這一分類標準來講，除了動態性新聞，我國報刊實踐中形成的新聞特寫、評述性消息、經驗性消息、綜合消息、人物消息、典型報道和通訊等，都可歸入“軟新聞”之列。從新聞時效講，“硬新聞”是易碎的，時間性是第一位的，重在迅速傳遞信息；“軟新聞”則對時間要素有所回避，而將重點放在對新聞的解釋、闡述和背景介紹上。

事實上，這種學理或邏輯上的分類在實踐中只具有相對意義。一條時政新聞，從題材上講是“硬新聞”，但如果采用通訊的形式，重在介紹事件發生的前因后果，它就成了“軟新聞”；而發生在文化娛樂領域里的“爆炸性”事件，則可能以動態消息的形式成為“硬新聞”。即便是題材、體裁和時效三方面都契合的“硬新聞”，其傳統寫作方式也正在與電視、網絡等電子媒介的競爭中“變形”：開門見山、一語中的的導語趨于“軟化”，更多地使用細節和富于人情味的渲染，尋找更吸引人的角度。一些主流媒體所倡導的“將硬新聞寫軟些”，正體現了這一追求。

眼下，部分主流媒體面臨讀者不愛讀的尷尬，有人據此以為是“硬新聞”不受歡迎。事實并非如此，“廣大受眾，除了老人和兒童以外，都有他們的職業和事業。職業和事業構成了他們社會實踐以至人生的主要內容，構成了他們同整個社會相聯結的基本紐帶。于是，和他們的職業或事業息息相關的社會、國家以至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硬新聞，必然是多數受眾最基本、最主要的信息要求。這些硬新聞關系到他們工作的得失、事業的成敗、生存的安危，關系到他們對周圍環境的及時了解和正確反應。這些硬新聞是任何再有趣味的軟新聞都不能替代的。”（引語出處同下）提供了“硬新聞”而不受歡迎，就需要反思：究竟是讀者不需要硬新聞，還是我們的“硬新聞”在符合新聞的基本要求方面并不過硬？“我們日復一日、不辭辛勞地塞給受眾的是受眾真正渴求的新聞信息呢，還是一些虛有新聞之表、毫無新聞信息之實的空話、套話、廢話、應景話、奉承話、遵命而說的話、得了好處不得不說的話呢？”（張允若《要以優質的硬新聞取勝——從奧克斯辦<紐約時報>說起》）張允若的這段議論表明，有些“硬新聞”從“信息”角度講，空有其表，不具其實，并不是真正的硬新聞。

因此，所謂軟新聞、硬新聞，更多的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其必要條件則是其新聞屬性。只要遵循新聞規律，具備新聞信息，不管是硬新聞還是軟新聞，都有相應的受眾。

第四篇：軟實力與硬實力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就將綜合國力分為硬實力與軟實力兩種形態。硬實力（HARD POWER）是指支配性實力，包括基本資源（如土地面積、人口、自然資源）、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軟實力（SOFT POWER）則分為國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認同的程度和參與國際機構的程度等。

硬實力是軟實力的有形載體、物化，而軟實力是硬實力的無形延伸。約瑟夫·奈指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是建立在多種資源（或者說載體）的基礎上的。

第五篇：文化軟實力與文化硬實力

文化軟實力與文化硬實力

聶震寧

國家文化軟實力，作為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在受到世界各國高度重視。文化對于一個國家以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軍事實力構成的硬實力所具有的制約作用，在綜合國力的競爭中有了越來越明顯的表現。我國已經把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作為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提出來。

怎樣才能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在經濟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必須強化國家文化硬實力。“要讓軟實力變硬，硬實力不能太軟。軟實力需要通過必要的經濟運作、必要的產業發展、必要的市場經濟、必要的國際競爭，來形成自己的效應，這就是吸引力和影響力。”

所謂文化硬實力，即指一個國家生產經營傳播文化產品和信息產品的產業能力。在全球市場里，文化、信息傳播的載體主要是文化產品和信息產品，這些產品的生產、經營、傳播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影響著一個國家的文化吸引力和影響力。

文化軟實力的提高有賴于文化硬實力加強。以出版產業為例。多出好書確實是出版業的終極目標。但是，如果把出版社的任務只歸結為“多出好書”，則失之于簡單。出版社必須把多出好書的追求落實到兩個效益的實現上。人們習慣于把出版產業“內容產業”的性質重點放在“內容”上，這也是失之于偏頗的。“產業”與“文化”都是出版產業的主要屬性，二者缺一不可。出版產業必須追求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有機統一。事實上，在導向正確的前提下，在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健康的市場環境里，經濟效益越突出，越有利于實現出版物的社會效益。我們說，出版產業獲得經濟效益的能力，就是一種文化硬實力。詹姆斯·彼得拉斯在《二十世紀末的文化帝國主義》中開篇就說：“美國的文化產業有兩個目標：一個是經濟的，一個是政治的。經濟上是要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場，政治上則是要通過改造大眾意識來建立霸權。”顯然，美國的文化軟實力外現為意識形態的隱性擴張，其基礎則是文化產業的雄厚經濟實力與高超管理水平，后者我們可以稱之為文化硬實力。文化硬實力通過占領文化市場，在獲取經濟收益的同時，擴大文化影響力，達到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目的。

國家文化硬實力主要由市場主體、創新主體、資源主體、產業體系、市場體系、政策體系和管理體系等要素構建而成。市場主體應當是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市場主體。創新主體應當是創新型人才隊伍和創新性技術的統一。資源主體是指用于文化生產的民族、地域、文化、社會、意識形態等題材和素材。產業體系是指構成國家文化產業的大中小企業及其在國內外的合理布局。市場體系則指建立了合理的交易標準并得到嚴格管理的市場環境。政策體系應當是國家關于文化產業科學、規范、有效的政策架構。管理體系指的就是在依法治國的要求下現代型政府的依法管理。所謂現代型政府，就是以服務社會、服務市場為主要任務，也就是人們通常說的“該管的一定要管，而且要管到位，不該管的，一定不要管，退也要退到位”。通過上述一系列的改革和發展，國家文化硬實力才可能得到不斷增強。

強化國家文化硬實力，既需要文化產業的經營與擴張，也需要政府發揮引導和推動作用。近一個時期來，業內已經比較深入地討論了文化產業的經營與擴張

問題，今天我希望討論一下政府在文化產業發展中如何發揮作用這一問題。這是強化文化硬實力的重要問題。

我們先來看一些國家在文化產業發展方面的做法。

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不失時機地全力向外進行文化產品大傾銷。十幾年的光景，隨著國際間文化產業壁壘的逐步瓦解，美國文化產業異軍突起，穩穩登上全球霸主地位。在很多國家堅持片面強調電影的意識形態意義和主體文化價值的時候，美國影業已經以其好萊塢經營模式和敘事模式占據了市場的85%份額，給美國每年帶去近180億美元的收益。所謂好萊塢敘事模式，簡單說來是觀眾接受至上的敘事態度，是娛樂為主、寓教于樂的主題追求，也就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藝術風格。至于好萊塢經營模式，卻值得很好地研究。好萊塢是著名的美國品牌，但其品種其實并不純粹，它是許多獨立制片公司的集合體，是眾多制片人的趣味比較一致的追求，其中最具實力的哥倫比亞三星的老板是日本的索尼公司，大名鼎鼎的福克斯被澳大利亞的新聞集團控股。好萊塢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不僅包容了各種機構各種藝術家的創作，也容下了這些外國資本。然而好萊塢依然是美國的好萊塢，為什么呢？似乎大家都說不清楚，我也覺得奇特。有一種觀點認為是美國的文化產業戰略思維和價值觀的頑強表現在發揮核心作用，我以為，也許更多的是文化市場經濟規律在發揮根本作用。有一種對好萊塢經營模式的通俗解釋是：不管你是誰，你到了我這兒，一切都會變成我的；不管你是誰，我到了你那兒，一切依然還是我的。事實確實如此，原因尚需研究。我國近十年來，通過影視業的制播分離改革，大量民營資本進入影視生產，許多具有國際影響的中國大片其資本結構十分多元，取得了比較良好的票房效益，而這些走的正是市場運作之道。

美國沒有類似文化部這樣的國家機構，有人因此以為美國政府對待文化產業是“放任自流”、“無為而治”。其實，從美國政府部門動輒為本國文化產品輸出權利打國際官司，就可以看出，美國政府在全力以赴保護和發展自己國家的文化產業。在發展文化產業方面，美國政府一是給政策（如稅收、獎勵等）；二是給錢。美國成立了“國家藝術撥款委員會”和“國家博物館圖書館委員會”等，直接由聯邦政府劃撥補助性經費。同時，聯邦政府運用一切可行手段，鞭策地方政府出資扶持文化產業；還鼓勵民間各類基金會向文化產業投資。目前，文化產業資金注入的大致構成是：聯邦政府15%、地方政府35%，其余50%左右是民間資本。有多大的投入，才可能有多大的產出，美國文化產業占到GDP的25%，與其政策投入和資金投入有著最重要的關系。

再來看看我們的近鄰日本和韓國。

1995年，日本政府確定了“文化立國”戰略，后來又頒布實施《振興文化藝術基本法》和《有關振興文化藝術的基本方針》，推出了《文化產品創造、保護及活用促進基本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規，強調文化產業要促進經濟健康發展，滿足國民文化生活，并肩負著讓其他國家了解日本文化之重任，各級政府、社會團體和每個國民均有義務積極參與、給予扶持。日本政府直接組建和參與、支持設立各種文化產業基金組織，疏通并且拓寬資金流入文化產業渠道。在文化發展戰略上，日本是做了一番精心規劃的。美國迪斯尼上世紀80年代在東京安營，90年代在香港扎寨，日本文化產業趁勢而上，強力啟動動漫產業。先是用自己創造的“口袋妖怪”、“皮卡丘”、“Kitty貓”等圍攻“米老鼠”，然后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日本大舉進攻美國市場，僅2003年銷往美國的動畫片及相關產品的總收入就達到44億美元，是日本出口美國鋼鐵收入的4倍。與此同時，日本動漫開始席卷世界。動漫出口利潤一舉超過其汽車和鋼鐵工業，其經濟效益占據了GDP的18%，成為日本經濟的支撐產業之一。

1997年，在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下，為了擺脫困境、重振經濟，韓國政府把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正式納入國家總體發展戰略，將其作為“21世紀國家發展的戰略性支柱產業”，集中力量加以扶持。圍繞這一基本戰略，韓國政府按照“明確重點、集中培育、系統實施”的原則，采取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綜合扶持政策。首先是加強管理組織建設。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韓國就在文化觀光部內首次設立了“文化產業局”，2000年又成立了“文化產業振興委員會”，委員會由文化觀光部長官擔任委員長，相關政府部門負責人擔任委員。委員會的基本職能是制定國家文化產業政策、發展規劃和文化產業基金運營計劃，并負責對政策執行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同時，文化觀光、信息通信等職能部門分工協作，建立各自下屬各種中心，分別負責政策規劃、產業園區建設與管理，以及產業技術開發。在卡通畫形象文化方面也分別成立了負責創作和市場開發的專業領導協會。2000年至2001年，又先后組建了“工藝文化振興院”、“文化產業振興院”等機構。2002年7月，文化觀光部將下屬文化產業振興院、廣播影像振興院、電影振興委員會、游戲產業開發院等5個部門進行整合，組建“文化產業支援機構協議會”，實行信息共享，加強協作。

同時，韓國政府加強了文化產業的法規建設。1999年2月頒布了《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界定了文化產業的范疇，對政府扶持文化產業做出具體規定。依據該法，韓國政府1999年至2001年先后制定和實施了《文化產業發展5年計劃》、《21世紀文化產業展望》和《文化產業發展推進計劃》等，對文化產業發展進行戰略規劃和政策引導，針對不同階段出現的問題，適時采取有效的保護和促進的對策。

資金供給是文化產業發展的“血脈”。韓國政府根據文化產業發展規律，貫徹“選擇與集中”的原則，對選定的重點扶持對象，從創業到研發、創作、制作和營銷、流通的每個階段，都提供必要的資金扶持。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韓國在國家財政全面吃緊的情況下，文化事業預算反而逐年增加：1998年占國家財政預算0.62%，2000年首次突破1%，2001年大幅提高為9.1%。文化事業預算金額2003年猛增為1.17萬億韓元，比1999年增長140%多。同期，文化產業占文化事業總預算的比重由3.5%增長為17.9%，文化產業預算額由168億韓元增至1878億韓元，為文化產業振興提供了必要的財政支撐。同時，還根據《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設立文化產業、文藝、電影、出版、廣播及信息通信化等系列專項基金，集中扶持相關產業。1999年基金設立當年總額僅為549億韓元，到2002年增至2329億韓元。此外，韓國還動員民間資本，建立官民共同投融資體制，解決文化產業資金的需求。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在2000年至2001年的兩年里，先后組建17個“投資組合”，融資總額達2073億韓元，其中政府350億韓元，民資1723億韓元。在此基礎上，資金運作日臻成熟，成功率大幅提高，年融資達1000億韓元以上，為產業發展提供了有力的資金保障，文化基礎設施的建設也就落到了實處。

文化產業對人才的依賴性最大。文化產業競爭力的核心是創意，培養創造性人才是重中之重。自2000年至2005年韓國政府投資2000多億韓元，集中培養急需的文化產業“復合型”高級人才。在院校培養方面，在強化已有院校相關科系人才培養的同時，新建了首爾游戲學院、全州和清州文化產業大學、大邱文化開發中心及網絡信息學院、傳統文化學院等一批新的院校。大學開設的文化產

業相關專業達80余種，招生規模不斷擴大。除院校正規培養外，文化產業開發中心還接受委托，采取產、學、研聯合辦學方式，培養特殊專業的高級人才。在機構、政策、法規、資金、人才等“硬”條件基本具備之后，自上世紀90年代起，韓國文化產業進入迅速發展時期。以動漫業為例。韓國動漫業年均增長率超過10%。2002年動畫片出口額達8387萬美元，是當年電影出口的56倍。2003年，動畫產業產值增至4050億韓元，同期動畫片銷售額由上一年的2149億韓元增至2699億韓元。韓國現已成為繼美、日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動畫片制作和出口國，世界動畫片80%的背景畫出自韓國。在中國，動漫業、影視界“韓”流洶涌，韓國文化給人們許多真切的感受，這就是通過強化文化硬實力，達到提高文化軟實力的典型案例。

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就必須強化國家文化硬實力；而要強化文化硬實力，就必須發展文化產業。這就是我國包括出版產業在內的文化產業必須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打造新型市場主體，調整產業結構，壯大產業實力的主要理由。同時，需要政府在發展文化產業方面發揮引導和推動作用。

發展文化產業，既是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也是國家實力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國家對文化產業的發展，應有必要的全面規劃和調控，要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國家發展文化的意志。只有國家意志、人民需求與文化價值、市場規律協調統一起來，國家的文化硬實力才可能得以強化。在上述幾個國家的經驗里，我們都能指認出政府在文化產業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乃至不可或缺的引導和推動作用。設立政府管理部門以及頒布政策、制定法規、擘畫戰略、籌措資金、管理市場等，都需要政府有關部門的掌管、操作。我國開展文化體制改革以來，許多成功的經驗也都在表明政府發揮引導和推動作用的必要性。例如在法蘭克福國際圖書博覽會上，2004年以來，我國出版業參展機構的積極性空前高漲，版權貿易的逆差明顯縮小，一系列出彩的表現令國際出版界廣大同行感到吃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府部門的政策引導，產業組織的市場化運作，是兩條根本性原因。這兩條根本性原因，也就是構成文化硬實力的重要內容。

我國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任務，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才明確提出來的，時間并不長。顯然，無論國際還是國內，我國文化產業只是一個后發產業，身處競爭十分激烈的市場環境，要想實現快速發展，沒有國家相對特殊的政策和手段幾乎是不可能的。文化產業具有很強的文化目的性。倘若把文化產業和經濟領域的一般產業同樣對待，政策上沒有優惠，資金上沒有支持，法規上沒有保護，人才上沒有愛護，評價上沒有引導，任其自生自滅，那么，也就真的可能自生自滅了。可以想象，如果沒有政府宏觀調控，完全交給市場利益調控，企業就完全可能什么賺錢就去經營什么，而文化產業的經營很可能會唱“空城計”。這是需要特別引起各級政府高度重視并切實解決的。

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是國家的需要，強化國家文化硬實力則是為了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因而也是國家的需要，而不僅僅是文化產業自身的需要。政府和產業在強化國家文化硬實力上各有責任，應當各自作出應有的貢獻。這也就是我們討論強化國家文化硬實力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