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的經濟制度》讀后感

20XX年7月18日，為慶祝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時年98歲的科斯（19XX～20XX，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飲譽世界的“科斯定理”創立者，西方最關注中國經濟改革研究的經濟學家之一，也是張五常的師友），在芝加哥大學舉辦“中國經濟改革研討會議”，邀請張五常寫一篇開場論文，發言時長2個小時。時年72歲的張五常，20XX年接到任務，用了一年時間，完成了這篇《中國經濟制度》，作為他學術生涯的封筆之作。

“多年來我擔心思考能力走下坡路自己不知道，寫出令人尷尬的學術分析。一些老了的朋友遇到這樣的不幸。就算自己得天獨厚，跟大自然斗法是斗不過的。《中國》一文是得意之作，向前看，這樣水平的學術文章自己無法重復，再向前走，下坡必然，就此終結，仰天大笑，不亦瀟灑乎”

科斯以研究產權理論和交易成本著稱于世，張五常上世紀70年代末，受科斯關注中國經濟改革的鼓勵，回香港大學任教，從此成為中美經濟理論溝通的橋梁。其學術以新制度經濟學，現代產權經濟學為主要方向，以基礎價格理論解釋世事，縱橫天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張五常說：“如果來說這其中的問題，我可以在一周之內寫出一本書；但是，如果來解釋中國這些年到底作對了什么？才有這樣一個經濟奇跡，對任何人而言，都是極其艱難的。”因此《中國經濟制度》，是他在近距離觀察中國改革開放30年后，集中解釋中國究竟作對了什么的學術終結之作。

他在該書中“放棄自己多年來用慣了的產權分析，轉用以合約約束競爭的角度，而交易費用則變為約束競爭的費用了。”因為他意識到“中國經濟制度是一連串的承包合約的組合——整個國家的經濟制度是一個龐大的合約組織。”因此有了第三節《合約的一般概念》，這是他在制度經濟學上的原創思想。

這里介紹的合約概念是廣泛的，“一個國家的*法是合約，私有產權、等級排列、法例管制、風俗宗教，等等，都是不同的合約安排。”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的經濟模式是以等級排列（即中國的干部級別和行政設置以及由此而來的社會權利和義務）為主要的合約約束，這是在“資產本身沒有權利界定的情況下，需要有這種排列界定來減低在競爭下的租值消散。”解釋中國三十年來發展的重心，“是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有一種轉移：要從以等級權利的制度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或者說要從一種合約安排轉到另一種合約安排來約束競爭。”“沒有經過流血的革命而做到這種合約轉移，可以視為奇跡，而成功的關鍵，是中國用上一種剛好坐在上述兩種合約之間的另一種合約，后者稱為承包責任制。真正的奇跡可不是他們做到這重要的合約轉移，而是他們達到的一種前所未見的經濟制度。”

張先生稱贊不已的經濟制度，就是拉開中國改革開放大幕的農村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第四節《承包責任合約的演進》的主要內容。他認為，這種承包合約的出現，是中國市場形成的基礎。這種承包在農村的不斷推進和深化：從1978年承包責任合約開始出現，起初的承包合約中用于生產隊，19XX年合約由生產隊到包干到戶，附帶著指明的產出目標，19XX年合約條件改為農戶擔保交出一個定額，余下來的歸農戶所有。90年代初取消價格管制，直到20XX年國家取消農業稅。合約在農村的成功，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解決了大部分人的溫飽問題，并為后來的工業發展創造了大量廉價的剩余勞動力。承包合約引用到工業領域時，遇到不少困難，但中國也很快找到了促進工業發展的方法——縣際競爭。

第五節《承包合約的擴張與縣際競爭的興起》。在這一節中，張五常指出：“中國的地區從上而下分七層，每層由地理界線劃分，下一層必在上一層之內。最高層是國家，跟著到省、市、縣、鎮、村，最后到戶。這七層從上而下是以承包合約串聯起來的。上下連串而左右不連。地區競爭于是在同樣承包責任的地區出現，即是同層的不同地區互相競爭。”

為什么在這七層中競爭的重點落到縣級了？理由是：決定使用土地的權力落在縣之手。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決定土地使用的權力最重要。沒有土地就沒有什么可以發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運用，其他皆次要。

中心問題仍在：為什么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會是那樣激烈呢？其他國家不是也有不同層面的地區劃分嗎？在中國經濟制度的合約結構中，究竟是哪些基本因素促成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的局面，從而出現了大家都見到的近于奇觀的經濟增長？回答這些問題是第六節的內容——《縣制度的佃農分成》。

張五常在1969年以名為《佃農理論——引證于中國農業及臺灣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論文轟動西方經濟學界，并獲得芝加哥大學政治經濟學獎。其核心理論是只有界定土地為私有產權，在明晰的產權制度下，允許土地自由轉讓，這是使生產要素與土地發揮最大效率的不二法門。他引用到《縣制度的佃農分成》中，是在明解縣有土地使用權利的基礎上，通過增值稅與上級進行稅收（他認為是租金）的分成，是最符合經濟效率的經濟制度設計。

在第八節《縣現象的經濟解釋》中，張五常這樣描述，由于縣的經濟權力最大，這一層的競爭最激烈。火上加油，權利的界定的原則無處不用。縣的地理界線劃分當然清楚，而縣干部的權力與責任的劃分來得那么清晰，縣干部的獎賞按成績算，資金率足以鼓勵他們東奔西跑的招商，對他們的應酬費用也相當慷慨。今天的縣無疑是一級商業機構，性質類同的商業機構必然互相競爭。

“一個縣可以視作一個龐大的購物商場，由一家企業管理。租用這商場的客戶可以看作縣的投資者。商場租客交一個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資者付一個固定的地價），加一個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稅），而我們知道因為分成，商場的大業主會小心的選擇租客，多方面給租客提供服務。也正如商場給予有號召力的客戶不少優惠條件，縣對有號召力的投資者也提供不少優惠了。如果整個國家滿是這樣的購物商場，做類同的生意但每個商場是獨立經營的，他們競爭的激烈可以斷言。”

張五常認為縣際競爭的制度設計，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他認為中國經濟問題主要在縣無權過問的事項：貨幣制度、外匯制度、對外政策、言論與宗教自由、國家操控的教育與醫療，傳媒通訊，以及龐大的在壟斷性的國企。第九節和第十節他主要討論了這些問題，特別是匯率問題。

結語中他說：“我堅信私產與市場對社會的價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從來沒有反對過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從第一天起我反對通過民主投票來改革。”“黨領導與指揮了改革行動。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人民：刻苦、聰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們可以在今天忍受著巨大的艱辛。我不想在這里贊揚中國人，但我沒有見過一個民族可以在那么惡劣的環境下那樣拼搏——而還在笑。”

轉眼又一個十年，科斯先生斯人已逝，但張先生在十年前寫給他的這篇論文，今天讀來依然讓人震撼。20XX年一場金融危機，影響了全球經濟發展的進程。2018年，我們又要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了，按照現在的說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進入新時代。農村土地承包之后，農民的收入是不是保持了改革初期的高速增長？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計劃，一個接著一個，但我們仿佛找不到農村了。張先生在后記中擔心的《勞同合同法》實施了十年了，工人的工資有了較大幅度提高，但制造業衰退的問題可能已被您言中。縣際競爭依然激烈，但唯GDP的考核正在改變，縣際領導已不滿足于制造業招商所帶來的佃農分成利益，他們找到了一個讓土地發揮更大價值的產業——房地產。20XX年后土地財政依賴加深和房地產價格輪番上漲，給市民帶來巨大的資產泡沫和精神沖擊，中國經濟為此籠罩著揮之不去的陰影。

問題還是多得讓人憂愁，正如您所言，只要能看到明天的希望，這個民族依然要笑著拼搏向前。今天我們的希望——還是您寫這篇文章的初衷：我們需要知道中國這四十年作對了什么？如何把對的發揚光大？而且不止是在經濟方面，還有人民關注的其他方面。

第二篇：中國經濟制度

關于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再認識

唐穎

09國貿3班學號：0927220086

摘要: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我國建立之初表現出低效率。為此,從1957年起,我國就多次對這一制度進行了修補式的“改良”,但效果不明顯。主要是因為這一基本經濟制度超越了我國的現實國情。因此,想不通過大刀闊斧式的改革,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而僅依靠修補式的“改良”是沒用的。

關鍵詞:基本經濟制度 傳統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以單一公有制為特點的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黨在革命根據地時期發展起來的公營經濟的基礎上,經過沒收官僚資本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建立起來的。目前,這一制度已在一定程度上轉型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但轉型的成就主要來自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而不是傳統公有制自身的改革。究其原因,對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不到位、不統一,導致所有制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產權改革走走停停、舉步維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一、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起源

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建立,有著悠久而深遠的歷史淵源。其中,中國歷史上的“大同”思想、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天才夢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預見、列寧和斯大林的理論與實踐等是主要的方面。

1.中國歷史上的“大同”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就有了“大同”思想的萌芽。進入西漢時期,“大同”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了近代,洪秀全在《天朝田畝制度》中明確提出了要建立一個“大同世界”的理想社會的政治主張。1902年,康有為的《大同書》,進一步提出了要建立一個“無邦國,無帝王,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的思想主張。

我國古代、近代的“大同”思想,對后人特別是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1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而成為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得以建立的一個重要淵源。

2.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天才夢想

在西方,雖然“社會主義”一詞直到19世紀30年代才開始流行起來,但有關社會主義的思想在16世紀初就已經應運而生了。1516年,英國的國會議員托馬斯·莫爾出版了一部名為《關于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的著作。在書中,莫爾提出了要建立一個一切財產歸公共所有,共同勞動,全體公民都可以享有平等、富足生活的理想社會的主張。以后的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者無不是主張公有制的。正如我國著名思想家胡繩所說:“一切形式的空想社會主義都主張公有制。應該說,社會主義的理想從來是和公有制的要求相聯系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天才夢想,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而且是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

3.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預見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思想主要包括:(1)所有制問題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基本問題(2)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3)未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是社會所有制,即全部生產資料歸社會全體成員共同占有的公有制。(4)在國家消亡之前,社會所有制將采取國家所有制形式。(5)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

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成功的,我國的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因此,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科學預見,就成為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得以建立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淵源。

4.列寧和斯大林的理論與實踐

列寧和斯大林不僅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思想,而且通過他們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實踐,把這些思想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

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思想,主要包括兩個方面:(1)創立了兩種公有制形式同時并存的理論。首先,列寧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在國家消亡前,社會所有制將采取國家所有制形式的思想,提出了土地國有化、銀行國有化、交通運輸國有化、郵電國有化、工業國有化的思想主張;其次,列寧提出了沒收地主土地,團結中農,限制富農,根據自愿原則,通過合作化道路把廣大小農逐步引導到社會主義軌道上來的思想。列寧指出:當全國居民都組織到合作社中來時,這將是一種文明的合作社社員的制度。而在無產階級取得勝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這種“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2)提出了在過渡時期必須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重要思想。鑒于企圖“直接過渡到純社會主義”的“戰時共產主義”在實踐中遭受到的巨大失敗,1922年3月召開的以列寧為首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從戰時共產主義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決議。該決議在所有制上,允許在新的條件下,發展包括租讓制、租賃制、合作制、代銷代購制等在內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

列寧去世后,斯大林把列寧的一些思想變成了現實。但在關于社會主義究竟應該建立什么樣的基本經濟制度方面,斯大林也有自己的創建:(1)社會主義存在著兩種公有制形式(2)“國家所有制是高級的最發達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著主導的和決定的作用”;集體所有制之所以具有社會主義性質,是由國家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情況決定的。(3)國家所有制優越于集體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國家所有制。這樣才能完成向共產主義的過渡。

由于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個偉大勝利,并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因此,他們的思想,尤其是斯大林的思想,一度被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奉為圭臬;他們創立的革命模式,尤其是斯大林創立的社會主義模式,一度被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當作唯一標準的革命模式或社會主義模式。我國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由于受到了來自西方列強的封鎖禁運,在政治上實行了對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加之由于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缺乏必要的經驗,所以在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時,仿效甚至照搬了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這樣,列寧和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思想,自然就成為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一個重要淵源。

二、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

從1956年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至今,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先后經歷了“大躍進”時期、“調整”時期、“文革”時期、改革開放時期四次較大的變遷。在這里我僅就改革開放前的幾次變遷作一淺露的分析。

1.“大躍進”時期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 從1957年冬季到1958年春季,我國出動大量勞動力,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揭開了“大躍進”的序幕。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通過了小社并大社的政策建議。隨后,各地迅速開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1958年8月上旬,毛澤東視察了河北、河南、山東三省,發表了“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談話,掀起了各地興辦人民公社的熱潮。

2.“調整”時期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

鑒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給國民經濟造成的嚴重困難,中央于1960年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一方針提出后,毛主席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并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六十條》),于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通過實施。《六十條》的通過和實施,是對人民公社化錯誤的一個重大修正,對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本身不僅沒有觸動,反而被固定下來了。

3.“文革”時期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

“文革”時期,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實際上是重蹈“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覆轍,許多方面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農村,大搞“窮過渡”和“割資本主義尾巴”,強迫社員實行“三獻一并”把生產隊核算改為大隊核算,甚至公社核算;把農民從事家庭副業說成是“資本主義尾巴”,一割再割;集市貿易幾乎全部被關掉;供銷社也于1975年正式改為全民所有制的國營商業。

在城市,對僅留的少量個體經濟也作為“刮單干風”,縮小到不能再小的地步;不少地方把獨立核算的小集體工商企業也說成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東西,不是被砍掉,就是被升級為統一核算的大集體,有的甚至被升級為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營經濟。“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基本經濟制度變動,是在極不正常的狀態中進行的,不僅沒有克服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弊端,反而使這一制度的弊端變得更為嚴重了。

三、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績效

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無效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就其原因,歸根結底是由于其超越了我國的現實國情:

1.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超越了大多數人的行為動機馬克思主義經典

作家雖然沒有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人的行為特性作出具體的論述,但從他們比任何時代的政治家都更加重視和提倡集體主義、大公無私、奉獻精神等不難看出,他們提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一設想,是以人的行為的利他性為假設前提的。這就是說,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要能正常運行,要能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就應具備這樣一個基本前提,即:人人都是大公無私的,誰也沒有私欲,誰也不計較個人的利益。但在現實中,至少在人類能夠達到財富極大涌流之前,在人的欲望無限與資源有限的矛盾能夠徹底解決之前,大多數人的行為動機還不是這樣的。現實中,大多數人都有自己的私欲,大多數人都比較計較個人的利益,并且為了自己的利益,大多數人都有機會主義的行為動機,即通過采取不正當手段如偷懶、欺騙、合謀等謀取自身利益的動機。這不僅是一個可以不斷得到驗證的的經驗的事實,而且是經濟學家對人的行為特性作出的基本假設。在此情況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要能正常運行,要能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就是難乎其難的。

2.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超越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前已述及,我國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按照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社會主義模式建立起來的,而他們設想的社會主義模式是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之上的。然而,我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時,整個經濟還處于小生產的階段,小農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占到國民經濟的90%,而現代工業經濟只占10%。在生產力如此落后的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理應經歷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并在過渡時期結束之后,再經歷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相當長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由于缺乏經驗,特別是受急躁冒進的“左”傾錯誤思想的影響,我們只用了不到5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并且建立起了以“一大二公三純”為基本特點的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卻沒有考慮到我國生產力發展的具體特點,我國即使進入社會主義,也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由于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超越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所以整個經濟的運行出現無效率,是不足為奇的。

3.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超越了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因為只有以社會分工為基礎、以商品交換

為特點的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才能促進生產社會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才能建立起社會主義賴以存在和運行的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才能消滅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

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上述缺陷和改革開放前我國對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歷次變革表明,傳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我國的現實國情是不相符的,企圖不通過大刀闊斧式的改革,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而僅僅依靠修補式的“改良”是無濟于事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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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國經濟制度的弊端

中國經濟制度的弊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相較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能有效的遏制、消滅人剝削人的情況，實現按勞分配，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則。

但以上是基于廣大人民群眾的基礎上，事實上這種制度存在著與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相當的弊端。

資本主義的核心在于大量的資本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事實上形成了相當于古代君主的集中制。所以，在西方及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國家的經濟命脈甚至政治都掌握在資本家手中，這就導致了貧富分化的差距越來越大，從而令整個國家陷入一種兩極分化的局面，這種局面事實上并不利于國家的發展，在某些方面甚至會限制國家的發展。很多時候，經濟會決定一個國家繁盛程度，而一旦產生兩極分化，就很容易造成局勢的動蕩。

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將生產資料公有化，避免了少數人壟斷了對生產資料的占有。而對一些關系到國家經濟命脈的產業，這直接由國家掌握。這種方式事實上相當于將國家的經濟與政治聯系在了一起，雖然能有效的防止少數人掌控國家經濟的問題。但是，這樣就又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經濟與政治的聯系實在太過于緊密，或者說，國家對經濟的干涉太過于嚴重。而對于政治，現階段我國的政治制度還存在著極大的漏洞，容易造成貪污腐敗等種種惡劣現象。在某些程度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家掌握國家經濟，而中國是少數高級官員掌握國家經濟。

西方國家是以經濟干涉政治居多，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涉入太深，因為兩者存在著相互制約。而在中國，是以政治干涉經濟，因為經濟處于國家的嚴格控制之下，事實上是處于一種國家全面干涉經濟的局面。這種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大多數的企業需要站在國家的高度去考慮問題，決定今后的發展走向。

經濟與政治，兩者總是聯系在一起。政治因素有時會決定經濟的走向及發展。但就個人而言，一旦兩者的聯系太過緊密，則會造成一種糟糕的局面，就仿佛中國古代的君主制就是政治經濟一體化的體現。現階段的中國存在著這種問題，企業家為了企業的發展而對官員進行賄賂，官員為了利欲，在許多方面對企業大開方便之門。這樣，貪污腐敗之風愈演愈烈，而企業的信譽及產品的安全等許多方面都會下降，導致許多負面新聞的傳播。

國家應該如何加強對官場的管制，如何完善政治制度，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作為中國這樣一個以人民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旦失去了人民的信任，那將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可能會演變成影響中國根基的存亡問題。

第四篇：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江澤民同志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指出：根據我國國情，中國現在處于并將長時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建國開始特別是近二十年來的發展，我國生產力有了很大提高，各項事業有了很大進步。然而總的來說，人口多、底子薄，地區發展不平衡，生產力不發達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擺在首要地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就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堅持和完善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人民共享經濟繁榮成果。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特征和建立的客觀依據

（1）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改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堅持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2）同是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過渡時期是不同的，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公有制經濟在多種經濟成分并存中是否占主體地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體條件下的并存，而過渡時期則是以私有制占絕對優勢條件下的并存。

（3）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客觀依據：第一，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也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特征。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在本質上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支柱，是國家對社會經濟運行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物質基礎。第二，我國的生產力水平是多層次、不平衡的，要求有多種所有制與之相適應。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經濟本身的發展也是不成熟的，這也要求我們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來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第三，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服務。

公有制經濟的涵義和多種實現形式

（1）在我國，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不存在高級形式和低級形式之分。無論是國有經濟、集體經濟，還是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都是公有制經濟，共同構成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

（2）所有制與所有制實現形式既聯系又區別：所有制是指生產過程中人與人在生產資料占有方面的關系，包括人們對生產資料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等經濟關系。所有制實現形式是這些經濟關系借以實現的具體形式，主要是指資產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該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大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公有制在組織形式上可以采取獨資企業、股份合作制、合作社、股份公司等形式；在經營方式上可以實行租賃經營或承包經營等方式。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多樣化，有利于強化產權約束，有利于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有利于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發展。

（3）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種主要形式，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股份制有利于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股份制不存在姓“社”姓“資”的問題，其性質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由國家和集體控股，具有明顯的公有性，有利于擴大公有制經濟的支配范圍，增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4）股份合作制是兼有股份制和合作制特點的一種公有制實現形式。它是以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集體經濟。股份合作制企業中的職工既是勞動者，又是投資者，使勞動者與企業利益結為一體。要支持和鼓勵股份合作制經濟的發展。

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1）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第一，公有資產在社會資產中占優勢；第二，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

（2）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是由社會主義的性質以及它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所決定的，具體體現在：第一，公有制是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是同社會發展的方向相一致的。第二，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只有依靠公有制經濟的力量，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有充分的經濟實力引導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沿著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第三，公有制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要支柱，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和國家實行宏觀調控的主要物質基礎。第四，公有制是滿足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勞動人民經濟上、政治上的主人地位和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富裕的物質保證。

（3）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根本原則，是我們進行所有制結構調整的基本前提，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標志。

只有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才能保證國民經濟的發展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才能防止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

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1）非公有制經濟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有其客觀必然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是靠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來實現的，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2）個體經濟是指勞動者個人占有生產資料，從事個體勞動和個體經營的私有制經濟。既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這是個體經濟的顯著特點。在個體經濟中，勞動者與自己所有的生產資料直接結合，勞動產品歸自己所有，不具有剝削性質。

個體經濟存在于各個社會形態之中。個體經濟之所以能長期存在，根本原因在于：第一，個體經濟是以簡單工具和手工勞動為基礎，同較低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聯系的；第二，個體經濟具有分散性、經營多樣性和靈活性等特點，是其他經濟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個體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發揮著其他經濟成分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積極發展個體經濟的同時，必須加強對它的管理和引導，使其走上規范化發展的軌道。

（3）私營經濟是以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和雇傭勞動為基礎，以獲取利潤為目的的私有制經濟。私營經濟在性質上屬于存在剝削與被剝削關系的資本主義經濟。

私營經濟的出現是由我國生產力發展狀況所決定的。現階段我國發展私營經濟，有利于增加勞動者就業，有利于實現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有利于充分利用人力、物力、財力，搞活經濟，發展生產等。在私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要加強管理和引導，依法保護其合法權益，充分發揮它的積極作用，限制它的消極作用，使之健康發展。

（4）外資經濟包括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中外商投資部分以及外商獨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是指我國同外商共同投資、共同經營、共負盈虧、共擔風險的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一般是指由外商出資金、設備，我方出土地、勞力合作經營的企業；外商獨資企業，是指外商經我國批準，在我國境內租賃土地、獨自投資、獨自管理、自負盈虧的企業。

中外合資、合作經營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中所吸收的外資，絕大多數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和地區的投資。這些企業有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分，但在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管理和調節下，它們已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我們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范圍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外資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有重要意義：第一，有利于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推動我國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第二，有利于吸收和利用國外資金，彌補我國建設資金的不足；第三，有利于學習和借鑒國外先進的管理方法，提高我國企業管理的水平；第四，有利于開辟我國與國際市場的聯系，促進外貿發展；第五，有利于增加國內就業人口，培養技術人才和經營管理人才。發展外資經濟，既要為外資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切實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也要加強對外資的管理，最大限度地發揮外資經濟的積極作用，盡可能地限制其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消極作用。初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

1.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內涵：是指各種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社會經濟形成中所處的地位、所占的比重及其相互關系。實行何種所有制結構，由生產力發展的狀況決定。

2.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黨的十五大明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

3.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的必然性：(1)所有制結構是各種不同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在社會經濟中所處的地位、所占的比重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2)任何社會發展階段上的所有制結構，都不是由人們的主觀愿望決定的，而是由生產力發展的狀況決定的。(3)我國現階段實行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結構，是由于我國生產力總體水平比較低、社會化程度不平衡、經濟發展多層次決定的。(4)與這種生產力水平低、不平衡、多層次相適應，只能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它們是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外資經濟、混合經濟等。

4.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與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的關系：(1)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是一個有機統一體，它既包括了作為我國經濟主體的公有制經濟，又包括了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非公有制經濟。(2)沒有公有制經濟，公有制經濟不處于主體地位，社會主義就將喪失其自身的經濟基礎，就不能確保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不能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和道路。(3)沒有其它所有制經濟，就會脫離當代中國國情，脫離初級階段的實際，重蹈超越階段的覆轍，同樣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4)黨的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用“制度”固定下來，更具有穩定性、可靠性。

為什么要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為

第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是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公有制經濟的比重比一般市場經濟國家高一些是理所當然的。公有制經濟是國家引導、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在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我們的國有經濟不能不斷發展壯大起來，反而日益減弱甚至給搞沒有了，那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在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競爭中，就會失去我們的競爭優勢，就沒有我們的有利地位。對此，全黨同志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公有制為主體，既要保持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更要增強素質和活力。要繼續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使公有制和市場經濟很好結合。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一些共同基金如養老基金，職工持股會等，都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有制形式，要支持其健康發展。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增加就業、實現共同富裕有重要作用，要繼續支持和幫助多種形式的集體經濟的發展。

第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大力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增強國民經濟活力，充分調動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創造性，加快生產力發展和擴大就業具有重要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黨的方針政策引導下，我國個體經濟從小到大，私營經濟從無到有，它們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不斷增大，上個世紀從80年代初的“拾遺補缺”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力量，目前已成為新的重要經濟增長點，擴大就業的主渠道，活躍市場、方便人民群眾生活的生力軍。

隨著我國進一步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特別是在國有經濟繼續向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的同時，從一般競爭性行業逐步退出，國有經濟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繼續縮減，個體、私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今后，要完善政策法規，進一步鼓勵和支持個體、私營經濟發展。放寬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領域，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人才招聘和對外貿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實現公平競爭。依法加強監督和管理，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防止某些私營企業主因對政策的誤解而把資金抽走到國外境外。個體勞動者和私營企業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要得到社會應有的尊重。

第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地方的實踐充分證明，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這是對基本經濟制度認識的重大發展。一般認為，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在投資大、建設周期長、回收較慢、規模效益比較顯著的基礎設施、某些高精尖領域有優勢，而非公有制經濟則在市場進入門檻低、競爭比較充分、生產經營靈活性強的一般競爭性領域有優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都有自己用武和大顯身手之地。這幾年像浙江、江蘇、廣東等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很快，給國有企業帶來了好的市場競爭環境，并為國有企業改革創造了有利條件，推動了國有經濟的改革和發展，提高了國有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整個社會經濟也獲得了迅速發展，說明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發展的互補性和互動性。這些經驗對今年進一步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第五篇：《中國的經濟制度》讀書心得

《中國的經濟制度》讀書心得

Intothebottle 瓶匯

中國經濟在過去的40年中，以GDP年均9%的增長速度一路火花帶閃電超過歐洲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并且還在以極高的速度向著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目標發起沖擊。對于中國創造這一經濟奇跡的原因，世界各國的經濟學家都有不同的解答，但是基本離不開“市場邏輯”和“政府干預”幾個理論。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張五常在這本《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中給出了一個讓人耳目一新的答案———“縣際競爭”.這本書原本是張五常在72歲時，應諾貝爾經濟學家科斯的邀請，在芝加哥大學舉辦的“中國經濟轉型”會議提交的論文。對于這本封筆之作，張五常認為其邏輯的嚴密，學術上的嚴謹是他其它作品所不能比的。張五常說“回顧平生，自己認為足以傳世的作品有九篇。一般朋友舉《佃農》為首，科斯選《蜜蜂的神話》，阿爾欽選《座位的票價》，而巴澤爾則肯定《價格管制理論》是無與倫比的。我自己呢？選《中國的經濟制度》”.這本書可以說凝結了張老幾十年對于中國經濟跟進、觀察和研究的成果，也試圖印證他說的“生平沒有見過這么好的制度”.在當時，經濟學界對于中國的經濟制度普遍懷有消極態度，對張老的觀點也是批評者居多。對于批評者的言論，張老說：“我在一星期內可以寫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在有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么久，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一定是做了什么非常對的事才產生了中國的經濟奇跡。”

試圖破解這個增長奇跡的經濟學家通常喜歡將目光放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為什么會取得這樣的經濟增長。但是張五常認為如果想要理解中國的經濟奇跡，最好去長江三角地區。在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不久之后，長三角地區就奮起直追，用了不到十年的功夫就趕超了珠三角地區而且這一段趕超又正好發生在中國經濟最困難條件最惡劣的十年。用張五常的話來說，這一段時期“通脹如脫韁之馬，貪污廣泛，人民幣崩潰，跟著是嚴厲的控制信貸與消費 ,重擊貪污，在跟著是通縮與房地產市場的兵敗山倒……在上述惡劣的經濟環境下，長三角要超越早已起步的珠三角是不可能的，但是卻發生了。”如何解釋這一問題，就是本書中最值得學習之處了。張五常認為，土地被使用的方式，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生產要素的種類有很多。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和信息等等都是進行經濟生產活動必要資源，為什么張老會單單認為土地的使用是最關鍵的呢？張五常在書中這樣評價“一個發展中國家，決定土地使用的權力最重要。沒有土地就沒有什么可以發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運用，其他皆是次要。如果競爭下的土地租值在增長，經濟就是在上升。”對于如何讓土地得到有效運用，這要從租值消散的問題說起。

租值消散指的是在沒有約束的競爭中，資源價值下降或消失的現象，其中租值=收入-機會成本。舉個例子，有兩條公路，一條路窄但是平坦，另一條路寬但是坑坑洼洼。平坦的路自然行車速度快，那么在平坦路上的機會成本就小，租值自然就大。但是當大家都走這條平坦的路時，路就會變得擁擠，于是一部分車就會選擇走另外一條路，慢慢就會達到一種平衡狀態-------兩條路行車速度一樣。在這個例子中，第一條路平坦的價值就消失了，這就是租值消散。張五常認為，資源使用的競爭一定要加以約束，人類才可以生存，沒有約束的競爭將會帶來租值消散，“會毀滅人類”.在經濟社會中，約束競爭的權力結構有四大類：第一，用私產界定權力；第二，用等級界定權力，類似中國的干部按資歷級別的排列；第三，是通過法制管理；第四是通過風俗習慣。張五常說“因為約束競爭含義著相互統一的行為，或暗或明，或自愿或強迫，這就含義著合約的存在”.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經濟的改革重點，是要把等級界定權力轉移到以資產界定權力的制度中去，簡單來說就是要推行私有制。這在八十年代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這種轉移意味這收入分配的重新洗牌，既得利益分子是不會接受的。張五常在這段時間曾提議建議國家把等級權力買斷，可是這并沒有出現。當然也有另外一種補償既得利益份子的方式，那就是tanwu.一九八四年開始tanwu盛行，代替了早先的后門交易，標志著等級排列制度瓦解的開始。用金錢補償特權分子或減少他們對于改革的抗拒，應該說是tanwu唯一的好處了（當然，當改革基本完成時對于他們的懲治也會降臨）。

在中國從等級界定權力轉型到資產界定權力的過程中，“中國幸運地得到一份有市價的合約協助”.稱為承包責任合約。承包責任合約是準許私人使用資產但沒有私人所有權。在中國，承包責任合約的成功實踐首先出現在農村改革中，其表現形式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承包合約安排開始在工業中出現，但結果差強人意（這部分沒看懂）。

這就把問題引到中國特殊的、天下獨有的，以縣為基本單位的地區競爭格局。在張五常看來，中國的地區關系是“上下連串，但左右不連。地區競爭于是在有同樣承包責任的地區出現，即是同層的不同地區互相競爭。”“經濟權力愈大，地區競爭愈激烈。今天的中國，主要的經濟權力不在村，不在鎮，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縣的手上。理由是：決定使用土地的權力落在縣之手。”縣的經濟權力最大，所以這層的競爭最激烈。另外在1994年實行全國分稅制之后，縣的主要收入取自全國統一的17%增值稅，雖然各縣要上交其中的75%,但是由于數額巨大，各縣級官員也是十分重視。各個縣好比一個個一級商業機構，全國兩千多個這樣的商業機構激烈競爭，加之縣際競爭與官員權位緊密結合，對干部形成了強有力的激勵，經濟當然會充滿勃勃生機。

但是從傳統經濟學角度來看，這其中存在的一點問題。因根據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的觀點，土地在固定租約下比在分成合約下更能得到有效率的使用。這點不難理解，商場的商位如果按月收取固定的租金將會比沒有收取銷售的分成作為租金更能激勵商戶。但是中國的縣級競爭制度完全走的是分成合約的道路，這是如何讓經濟煥發無窮活力的呢？張五常在這一問題上百思不得其解，困擾了張老幾個月的時間。這時，讀書仔細的效果發揮了。張老想起在讀馬歇爾《經濟學原理》時的一個腳注——如果地主可以自由的調整資本投入，那么分成租約和固定租約是一樣能使土地得到有效利用。基于這一點，張老得到了問題的答案。假設縣是“地主”,那么縣可以通過向投資者提供免費廠房或者改進基礎設施建設來吸引他們，這也是個區縣實際發生的事情。畢竟各區縣的投資環境與潛力參差不齊，競爭力低的縣也要向投資者收取同樣的增值稅（分成）只能更加降低其競爭力。通過調整資本投入，各縣可以在競爭條件下達到一個均衡，有的縣甚至可以將地價調整為負值（地價低于投資）來吸引投資者。長三角地區為什么發展的更迅速？張五常說：“在南方，私營企業已經在早期的合約下落地生根。工廠到處亂放，既不整齊也不清潔，但是投資者是已經下了注的。換言之，南方缺少了土地使用的彈性，減少了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效能。不是說南方不競爭，而是他們沒有北方那種調整土地使用的大彈性。這也教訓我們，不用政府策劃而單靠市場必然有效率的看法是錯的”.當然，制度只是取得成功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執行制度的人，也就是中國的老百姓。張五常評價說：“dang領導與指揮了改革行動。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還是中國的人民：刻苦，聰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們可以在今天忍受著巨大的艱辛。我不想在這里贊揚中國人，但我沒有見過一個民族可以在那么惡劣的環境下那樣拼搏——而還在笑”,這才是中國經濟高鐵不斷加速的力量。